纪录片《丝路经纬》文案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之路，它是中华民族向全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古代中国得以与西方文明交融交汇、共同促进世界文明进程的合璧之路。十九世纪，德国地质学家首次将这条最初运输丝绸的交通要道称为“丝绸之路”。
中国的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已分为海陆两路。就陆路而言，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绿丝绸之路”、长城以北充满着血腥和暴力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和四川云南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海路则有风平浪静的“海上丝绸之路”，因转运的大宗商品多为香料，故又称“海上丝香之路”。这样，丝绸之路实际上有4条之多。
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文明联结在了一起。正是这些丝绸之路，将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丝织技术以及绚丽多彩的丝绸产品、茶叶、瓷器等传送到了世界各国，这些对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同时，中外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将中亚的骏马、葡萄，印度的佛教、音乐、熬糖法、医药，西亚的乐器、金银器制作、天文学、数学，美洲的棉花、烟草、蕃薯等输入中国，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得以不断更新、发展。下面列举两项引自国外并在我国发扬光大的手工艺技术。
西域的名称始于西汉，广义上指今新疆以西、中亚、和田一带。公元前139年，张骞第一次访问西域诸国，历尽坎坷，于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行程没有一定的路线可言，并且也没有随带丝绸制品。待到公元前119年，张骞又以中郎将的身份，偕同副使、将士等三百余人，携带“牛羊万头”、“金币帛数千巨万”，以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才真正地把大量丝绸带到了西方。当时，匈奴已被汉帝国击败，中途没有什么阻碍，从长安出发，经陇西（今临洮）、焉耆、龟兹（今库车），越葱岭到达赤谷（今伊塞克湖东南），并与乌孙（今哈萨古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通过乌孙的关系，张骞又派遣副使分赴大宛（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大月氏（今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共和国）、大夏（今土耳其）、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于阗（今新疆）等国，并于公元前115年回国。
此后，西域诸国纷纷与汉帝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扫清了匈奴的障碍以后，西北丝路较之西南丝路更为便捷，且作为官道，保证了沿途的安全和旅途食宿的方便。此线路大致是从长安出发，经宝鸡、陇县、固原、武威、张掖、酒泉、安西、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分赴各国。
自汉代直至北魏时期，这条丝路一直十分繁荣。但从四世纪中叶起，河西走廊战乱频繁，五世纪中叶，突厥族逐渐强大，并控制了这条线路。此时，平行于河西走廊的青海道（又称“羌中道”）取代了原西北丝路的地位。其主要路线是：从今甘肃临夏起，在永清过黄河至青海民和，经西宁逆湟水而上，越日月山，沿青海湖过伏俟城，穿过柴达木盆地进入新疆的若羌，再转走丝路南道。随着河西走廊的日趋安宁，丝路又逐渐北移。青海道曾担负了二百多年中西交往的重任。
唐代以后（公元640年），该丝路又继续畅通。西北丝路与西方各国之间距离短、沿途所需费用少、时间短。历宋、元、明各朝代直至十七世纪，虽西北战乱仍不断发生，海上丝路已十分繁荣，但西方不少国家仍取此线路与中国进行丝绸贸易。尤其在蒙元时期，西北丝路在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尔汗国境内通过，伊尔汗国以撒尔罕为统治中心，在此广设驿站，交通更为便利。伊尔汗国西界直达地中海，再向西行便可到达罗马，当时称为丝绸之路南道，这是与被称为北道的草原之路相对而言的。
公元前四世纪，一部印度人所著的《治国安邦术》中曾记载了“产自中国成捆的丝”，这说明远在公元前四世纪前，中国的丝绸已传入了印度。
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的巴尔赫）时，曾见到中国的邛竹杖和蜀布，他询问大夏人，才知道这些中国物产是从印度贩运过去的，并了解到印度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之外。1986年，四川省考古队在成都以北的广汉三星堆又发现了公元前十一、二世纪的古蜀国祀坑中有成堆来自印度和缅甸的齿贝。由此可见，西南丝路的开拓已经相当久远了，丝绸很早就已成为民间交往的物资之一。即使西北丝路开通之后，汉政府仍有意从这条没有匈奴干扰的捷径由印度转向西方。
这条古道以四川成都为起点，永昌（今云南保山）为中转出口站，称做“永昌道”，终点为身毒（今印度），故又称为蜀-身毒道。西南丝路从成都开始就分为水陆两路。
水 路
沿岷江而下，经眉山，穿过青神峡，抵古嘉定府乐山，南下至宜宾（宜宾是秦汉时夜郎道和唐代石门道的起点），穿石门关至昭通市（汉名朱提郡），越过古夜郎国境，穿过滇东高原，到达滇池边的古滇国的曲靖和昆明。
陆 路
由邛崃（出产邛竹杖的地方）向南直至滇西北的广大区域，古称“牦牛道”，出清溪峡为灵关，再南下至荣经，沿牦牛山脉的藏族地区冕宁、西昌，在云南东部的祥云与水路相汇。再从洱海西去，经博南至保山。保山以西越野入山，分道进入缅甸、越南、印度，再辗转而至西方各国。
汉武帝听到张骞的汇报后，于公元前122年派人前往云南寻觅客贾通道，同时又于公元前105年从内地广征士卒丁壮至滇西大规模地开凿从洱海西去的“博南道”。汉王朝花费了巨额的人力物力才筑成这段官道驿站，西南丝路从此走入繁荣的极盛时代，西南丝绸的出口，大多经过这里。
随着汉王朝的衰亡，中央渐渐失去对滇西的控制，尤其是南诏政权与唐政权的争夺战争，使商业交往趋于衰落，通路被征战的军队所占用，而这一时期恰恰是西北丝路的鼎盛时期，声誉大大地覆盖了古老的西南丝路。两宋时期，一方面失去了对西北、西南的统治，另一方面则因海运兴起，南北陆上丝路均由于受到阻断而逐渐荒废。
此后，联结驿道两岸高山的澜沧江上，由舟渡改为篾绳桥，元代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建成木结构的霁虹桥，明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改为铁索桥，清康熙年间重修，由16根铁索组成，号称“西南第一桥”，民间商旅往返其间，历代王朝征服或经营大西南，也都依靠这一驿道。近现代的川滇、中缅、中印公路，也基本上遵循这一干道修筑。新中国成立后，霁虹桥建成公路桥，命名为永保桥，而曾是古丝路中转站的保山，已成了滇西的交通枢纽。
作为西南丝绸之路的丝绸物资来源，并非取自中原，而来自四川、云南等地。
四川是我国的古蚕丝产地。据《蜀王本纪》记载：“蜀之先，名蚕丛”，他是数千年前四川的酋长，经常穿着青衣到各地考察，教民养蚕，又称为青衣神。黄帝的元妃西陵(即今四川与两湖的交界处)氏嫘祖也曾教民养蚕，被誉为蚕神。三国时，蜀锦作为富国强兵的主要产品，一路销至北魏和南吴，作为丝织中心的蜀都几有代替北方临淄和襄邑之势。蜀锦除销往国内之外，还由民间经由传统的古道，与南方进行贸易往来。
另外，云南也是我国古代的蚕区。西南丝路途中的云南永昌，很早就有了蚕丝业。永昌至成都的大道，沿途极为繁华，永昌的土特产和成都的蜀锦源源流入中原，当然也是从永昌南流至国外的。
南海丝路盛极元明
南海丝路最早起源于西南丝路永昌（今保山）以南的一段路线，即沿伊洛瓦底江至仰光入孟加拉湾，西去至印度，再由印度商人渡印度洋，或登陆进入中亚，或继续沿海前行至大秦（古罗马帝国）。
待至汉朝，武帝曾招募大批海员带着黄金、杂缯，由南方的徐闻、合浦（今广东省最高端）经日南（今越南）沿南亚一些国家的海岸线西行，抵达黄支国（今印度境内）、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但在当时，中国船舶的体积和抗风浪能力还不具备远航的条件，中国的丝绸还得靠外国商船远销至西方各国。公元166年前后，中国与罗马直接通航，公元二、三世纪时，罗马商人经由南海丝路来到中国南方直接采购丝绸，促进了南方地区蚕织生产的发展。
三国时，吴国与西方的罗马及南海诸国交往，南海各国的男子本来赤身裸体，因中国丝绸的输入，才开始倡导穿着织锦做成的筒裙。南北朝时，陆上交通受阻，又因造船技术不断提高，南海丝路的出口主要为南朝的丝、绢、绫、锦等，所换得的明珠、香料、玳瑁、琉璃等物品除供给统治者享受外，还与边镇和北朝进行贸易往来，促进南北之间商品的交流。隋朝统一中国后，南海丝路有了新的发展，东南亚诸国都与隋建立了外交关系。公元607年，炀帝曾派使者前往南海的土木图（今马来半岛南部），并将五千段丝绸赠送给了当时的赤土国王。
唐宋两代，南海丝路迅速发展。首先从经济上来看，当时南方处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江淮一带已成为全国丝绸的重点产区，就近水路输出极为方便；其次，当时的造船业发达，航海技术进步，海运较陆运省钱；再次，上层统治阶级对南方各国所产香料的需求量很大，印度、罗马等国海船来中国直接采购丝绸的也不少，而当时的扬州、泉州和广州地区最为繁荣，这也促使珠江三角洲和泉州地区大力发展蚕丝生产，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宋代，全国的丝绸中心已转移至南方，海外贸易进一步兴盛，据《诸蕃志》记载，当时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有50多个，包括南亚、东南亚、东非和远东各国。当时的贸易方式，一种为“朝贡贸易”，即外国商人以呈献当地物产为主，宋王朝以回赐丝绸等贵重物产作为答谢，所得回赐的价值往往远超过贡物的价值。来贡的地区，远至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一些国家。另一种为“市舶贸易”，即正式的交易，中国在泉州、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温州、秀州（嘉兴）、江阴、密州（山东诸城）和澉浦等九处设立市舶司管理进出口贸易，政府征收商税，并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出海的物资中仍以丝绸为主。
元、明两代是南海丝路的极盛时代。元时，高度发展的蚕丝生产和丝织技术，直接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资源。不仅马可•波罗（Marco Polo）对于当时南京、苏州、杭州生产的织金锦等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中世纪最著名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Ibn Battutah)也对中国生产的丝绸数量之大感到万分惊奇，他甚至指出：在中国，“丝绸已成了穷人的衣料，如果没有商人贩运，丝绸便分文不值了”。
元代中国丝绸的出口，东起菲律宾及印尼各岛，西至印度的科泽科特、伊朗的霍尔木兹、伊拉克的巴士拉、也门的亚丁、沙特阿伯的麦加、埃及的杜米亚特，直到大西洋滨摩洛哥的丹吉尔，南面可远销至马里的摩加迪沙、坦桑尼亚的基尔瓦等地。当时中国的海舶已极牢固和庞大，并且设施较为齐全，大批士兵随船往返可防止海盗的袭击，贸易方式实行的是“官船贸易”方式。
明初，由国家组成的大规模远洋航队为海外贸易的主要形式。1405~1433年间，明王朝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东起琉球、菲律宾和马鲁古海，西至莫桑比克海峡和南非沿岸的广大地区。海外贸易的兴起，促进了苏州、杭州、漳州、潮州等地丝绸业的发展。郑和选取的出航地点有20多处，重要航线有42条，访问过的亚非国家有30余个，航程共计10万余里，并且每次航行都携带有大量的丝织品作为有偿或无偿的礼物，其种类有湖丝、紬绢、缎疋、丝绵、纱锦等约四、五十种。
古西南丝绸之路遗迹
中国境内的三条丝绸之路（西北的路上丝路、南方的海上丝路和西南方的路上丝路）中，以西南方的路上丝路发展得最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便已开通。这条丝路在汉代时称为“蜀——身毒道”，蜀是四川，身毒是印度的古称，既是指从四川出发，经过云南、缅甸直至印度的商路。此“道”通常被称为滇西“古西南丝绸之路”，其遗迹主要位于保山市的水寨、官坡及大理州水平的博南山等地。 古西南丝绸之路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比我国西北丝绸之路的形成早两百多年。它和西北丝绸之路一样，曾经对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22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今阿富汗、伊朗等地），看到从印度输入的四川蜀布和筇竹杖，得知四川商人早已从云南经缅甸到印度去从事贸易活动了。张骞回朝将所见所闻上奏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候，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踺为郡（治所在宜宾西南）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但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未获成功。武帝又从内地广征士卒，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封建统治者造成的民族隔阂太深，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官方使者未能超过大理至保山一带，只能通过各部族作中介与印度商人间接贸易。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内附、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滇缅通道才算打通了，并与缅甸的掸族有了经济文化来往，又通过缅甸进入了印度。汉武帝孜孜以求的“通蜀，身毒国道”才算全线畅通。 “古西南丝绸之路”的川滇段有两途：一条走“古牦牛道（零关道），从成都出发，经双流、新津、玒崃、名山、雅安、荣经、汉源（窄都）、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到达会理以后，折向西南行，经攀枝花，渡金沙江至云南大姚，最后到达大理。另一途从成都出发，经彭山，沿岷江而下，经乐山、宜宾，再沿秦代开凿的“五尺道”南行，经高县、筠连、向西折入横江河谷，经豆沙关、大关、昭通、曲靖、昆明，最后到达大理。两条路在大理会合后，经保山、腾冲、盈江到达缅甸境内的八莫，从八莫出发又有水陆二途到印度。从印度又可通中亚、欧洲。通过“古西南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蜀布、筇竹杖、工艺品、铁器等源源不断的输出，国外的琉璃、宝石、翡翠、光珠等又输入。到了唐代，这条丝道更加兴旺发达，经久不衰。它是中印两个文明古国最早的联系纽带，对中外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后来由于又发现和开辟了新的道路，这条古道才逐渐人稀。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古西南丝路的绝大部分道路，已淹没在时间的风雨之中，但一些雄关险道，骡马蹄印，诗联题刻，至今仍留下深深的历史印痕。最典型的如保山的兰津古渡，霁虹桥遗址及附近的摩崖诗、词、题刻。保山的水寨、官庄等路段，都是当年用人工凿岩开山而成的路基，至今仍保存完好。水寨一段自澜沧江边至长湾长约10余公里，原设平坡铺、山达铺、水寨铺等邮驿站点，现尚存平坡铺的小街宽3米，长50米，两端有街门等遗迹。由平坡西上罗阳山至水寨，山腰大石坎长三、四公里的路段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而成的。路径曲折陡峭，有500余级台阶犹如天梯，史称“梯云路”。石阶上犹存骡马攀踏的累累蹄印，最深者达13厘米，可见当年要攀越这段路途是多么艰难啊！
中国的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已分为海陆两路。就陆路而言，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绿丝绸之路”、长城以北充满着血腥和暴力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和四川云南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海路则有风平浪静的“海上丝绸之路”，因转运的大宗商品多为香料，故又称“海上丝香之路”。这样，丝绸之路实际上有4条之多。
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文明联结在了一起。正是这些丝绸之路，将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丝织技术以及绚丽多彩的丝绸产品、茶叶、瓷器等传送到了世界各国，这些对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同时，中外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将中亚的骏马、葡萄，印度的佛教、音乐、熬糖法、医药，西亚的乐器、金银器制作、天文学、数学，美洲的棉花、烟草、蕃薯等输入中国，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得以不断更新、发展。下面列举两项引自国外并在我国发扬光大的手工艺技术。
西域的名称始于西汉，广义上指今新疆以西、中亚、和田一带。公元前139年，张骞第一次访问西域诸国，历尽坎坷，于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行程没有一定的路线可言，并且也没有随带丝绸制品。待到公元前119年，张骞又以中郎将的身份，偕同副使、将士等三百余人，携带“牛羊万头”、“金币帛数千巨万”，以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才真正地把大量丝绸带到了西方。当时，匈奴已被汉帝国击败，中途没有什么阻碍，从长安出发，经陇西（今临洮）、焉耆、龟兹（今库车），越葱岭到达赤谷（今伊塞克湖东南），并与乌孙（今哈萨古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通过乌孙的关系，张骞又派遣副使分赴大宛（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大月氏（今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共和国）、大夏（今土耳其）、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于阗（今新疆）等国，并于公元前115年回国。
此后，西域诸国纷纷与汉帝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扫清了匈奴的障碍以后，西北丝路较之西南丝路更为便捷，且作为官道，保证了沿途的安全和旅途食宿的方便。此线路大致是从长安出发，经宝鸡、陇县、固原、武威、张掖、酒泉、安西、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分赴各国。
自汉代直至北魏时期，这条丝路一直十分繁荣。但从四世纪中叶起，河西走廊战乱频繁，五世纪中叶，突厥族逐渐强大，并控制了这条线路。此时，平行于河西走廊的青海道（又称“羌中道”）取代了原西北丝路的地位。其主要路线是：从今甘肃临夏起，在永清过黄河至青海民和，经西宁逆湟水而上，越日月山，沿青海湖过伏俟城，穿过柴达木盆地进入新疆的若羌，再转走丝路南道。随着河西走廊的日趋安宁，丝路又逐渐北移。青海道曾担负了二百多年中西交往的重任。
唐代以后（公元640年），该丝路又继续畅通。西北丝路与西方各国之间距离短、沿途所需费用少、时间短。历宋、元、明各朝代直至十七世纪，虽西北战乱仍不断发生，海上丝路已十分繁荣，但西方不少国家仍取此线路与中国进行丝绸贸易。尤其在蒙元时期，西北丝路在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尔汗国境内通过，伊尔汗国以撒尔罕为统治中心，在此广设驿站，交通更为便利。伊尔汗国西界直达地中海，再向西行便可到达罗马，当时称为丝绸之路南道，这是与被称为北道的草原之路相对而言的。
公元前四世纪，一部印度人所著的《治国安邦术》中曾记载了“产自中国成捆的丝”，这说明远在公元前四世纪前，中国的丝绸已传入了印度。
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的巴尔赫）时，曾见到中国的邛竹杖和蜀布，他询问大夏人，才知道这些中国物产是从印度贩运过去的，并了解到印度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之外。1986年，四川省考古队在成都以北的广汉三星堆又发现了公元前十一、二世纪的古蜀国祀坑中有成堆来自印度和缅甸的齿贝。由此可见，西南丝路的开拓已经相当久远了，丝绸很早就已成为民间交往的物资之一。即使西北丝路开通之后，汉政府仍有意从这条没有匈奴干扰的捷径由印度转向西方。
这条古道以四川成都为起点，永昌（今云南保山）为中转出口站，称做“永昌道”，终点为身毒（今印度），故又称为蜀-身毒道。西南丝路从成都开始就分为水陆两路。
水 路
沿岷江而下，经眉山，穿过青神峡，抵古嘉定府乐山，南下至宜宾（宜宾是秦汉时夜郎道和唐代石门道的起点），穿石门关至昭通市（汉名朱提郡），越过古夜郎国境，穿过滇东高原，到达滇池边的古滇国的曲靖和昆明。
陆 路
由邛崃（出产邛竹杖的地方）向南直至滇西北的广大区域，古称“牦牛道”，出清溪峡为灵关，再南下至荣经，沿牦牛山脉的藏族地区冕宁、西昌，在云南东部的祥云与水路相汇。再从洱海西去，经博南至保山。保山以西越野入山，分道进入缅甸、越南、印度，再辗转而至西方各国。
汉武帝听到张骞的汇报后，于公元前122年派人前往云南寻觅客贾通道，同时又于公元前105年从内地广征士卒丁壮至滇西大规模地开凿从洱海西去的“博南道”。汉王朝花费了巨额的人力物力才筑成这段官道驿站，西南丝路从此走入繁荣的极盛时代，西南丝绸的出口，大多经过这里。
随着汉王朝的衰亡，中央渐渐失去对滇西的控制，尤其是南诏政权与唐政权的争夺战争，使商业交往趋于衰落，通路被征战的军队所占用，而这一时期恰恰是西北丝路的鼎盛时期，声誉大大地覆盖了古老的西南丝路。两宋时期，一方面失去了对西北、西南的统治，另一方面则因海运兴起，南北陆上丝路均由于受到阻断而逐渐荒废。
此后，联结驿道两岸高山的澜沧江上，由舟渡改为篾绳桥，元代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建成木结构的霁虹桥，明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改为铁索桥，清康熙年间重修，由16根铁索组成，号称“西南第一桥”，民间商旅往返其间，历代王朝征服或经营大西南，也都依靠这一驿道。近现代的川滇、中缅、中印公路，也基本上遵循这一干道修筑。新中国成立后，霁虹桥建成公路桥，命名为永保桥，而曾是古丝路中转站的保山，已成了滇西的交通枢纽。
作为西南丝绸之路的丝绸物资来源，并非取自中原，而来自四川、云南等地。
四川是我国的古蚕丝产地。据《蜀王本纪》记载：“蜀之先，名蚕丛”，他是数千年前四川的酋长，经常穿着青衣到各地考察，教民养蚕，又称为青衣神。黄帝的元妃西陵(即今四川与两湖的交界处)氏嫘祖也曾教民养蚕，被誉为蚕神。三国时，蜀锦作为富国强兵的主要产品，一路销至北魏和南吴，作为丝织中心的蜀都几有代替北方临淄和襄邑之势。蜀锦除销往国内之外，还由民间经由传统的古道，与南方进行贸易往来。
另外，云南也是我国古代的蚕区。西南丝路途中的云南永昌，很早就有了蚕丝业。永昌至成都的大道，沿途极为繁华，永昌的土特产和成都的蜀锦源源流入中原，当然也是从永昌南流至国外的。
南海丝路盛极元明
南海丝路最早起源于西南丝路永昌（今保山）以南的一段路线，即沿伊洛瓦底江至仰光入孟加拉湾，西去至印度，再由印度商人渡印度洋，或登陆进入中亚，或继续沿海前行至大秦（古罗马帝国）。
待至汉朝，武帝曾招募大批海员带着黄金、杂缯，由南方的徐闻、合浦（今广东省最高端）经日南（今越南）沿南亚一些国家的海岸线西行，抵达黄支国（今印度境内）、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但在当时，中国船舶的体积和抗风浪能力还不具备远航的条件，中国的丝绸还得靠外国商船远销至西方各国。公元166年前后，中国与罗马直接通航，公元二、三世纪时，罗马商人经由南海丝路来到中国南方直接采购丝绸，促进了南方地区蚕织生产的发展。
三国时，吴国与西方的罗马及南海诸国交往，南海各国的男子本来赤身裸体，因中国丝绸的输入，才开始倡导穿着织锦做成的筒裙。南北朝时，陆上交通受阻，又因造船技术不断提高，南海丝路的出口主要为南朝的丝、绢、绫、锦等，所换得的明珠、香料、玳瑁、琉璃等物品除供给统治者享受外，还与边镇和北朝进行贸易往来，促进南北之间商品的交流。隋朝统一中国后，南海丝路有了新的发展，东南亚诸国都与隋建立了外交关系。公元607年，炀帝曾派使者前往南海的土木图（今马来半岛南部），并将五千段丝绸赠送给了当时的赤土国王。
唐宋两代，南海丝路迅速发展。首先从经济上来看，当时南方处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江淮一带已成为全国丝绸的重点产区，就近水路输出极为方便；其次，当时的造船业发达，航海技术进步，海运较陆运省钱；再次，上层统治阶级对南方各国所产香料的需求量很大，印度、罗马等国海船来中国直接采购丝绸的也不少，而当时的扬州、泉州和广州地区最为繁荣，这也促使珠江三角洲和泉州地区大力发展蚕丝生产，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宋代，全国的丝绸中心已转移至南方，海外贸易进一步兴盛，据《诸蕃志》记载，当时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有50多个，包括南亚、东南亚、东非和远东各国。当时的贸易方式，一种为“朝贡贸易”，即外国商人以呈献当地物产为主，宋王朝以回赐丝绸等贵重物产作为答谢，所得回赐的价值往往远超过贡物的价值。来贡的地区，远至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一些国家。另一种为“市舶贸易”，即正式的交易，中国在泉州、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温州、秀州（嘉兴）、江阴、密州（山东诸城）和澉浦等九处设立市舶司管理进出口贸易，政府征收商税，并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出海的物资中仍以丝绸为主。
元、明两代是南海丝路的极盛时代。元时，高度发展的蚕丝生产和丝织技术，直接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资源。不仅马可•波罗（Marco Polo）对于当时南京、苏州、杭州生产的织金锦等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中世纪最著名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Ibn Battutah)也对中国生产的丝绸数量之大感到万分惊奇，他甚至指出：在中国，“丝绸已成了穷人的衣料，如果没有商人贩运，丝绸便分文不值了”。
元代中国丝绸的出口，东起菲律宾及印尼各岛，西至印度的科泽科特、伊朗的霍尔木兹、伊拉克的巴士拉、也门的亚丁、沙特阿伯的麦加、埃及的杜米亚特，直到大西洋滨摩洛哥的丹吉尔，南面可远销至马里的摩加迪沙、坦桑尼亚的基尔瓦等地。当时中国的海舶已极牢固和庞大，并且设施较为齐全，大批士兵随船往返可防止海盗的袭击，贸易方式实行的是“官船贸易”方式。
明初，由国家组成的大规模远洋航队为海外贸易的主要形式。1405~1433年间，明王朝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东起琉球、菲律宾和马鲁古海，西至莫桑比克海峡和南非沿岸的广大地区。海外贸易的兴起，促进了苏州、杭州、漳州、潮州等地丝绸业的发展。郑和选取的出航地点有20多处，重要航线有42条，访问过的亚非国家有30余个，航程共计10万余里，并且每次航行都携带有大量的丝织品作为有偿或无偿的礼物，其种类有湖丝、紬绢、缎疋、丝绵、纱锦等约四、五十种。
古西南丝绸之路遗迹
中国境内的三条丝绸之路（西北的路上丝路、南方的海上丝路和西南方的路上丝路）中，以西南方的路上丝路发展得最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便已开通。这条丝路在汉代时称为“蜀——身毒道”，蜀是四川，身毒是印度的古称，既是指从四川出发，经过云南、缅甸直至印度的商路。此“道”通常被称为滇西“古西南丝绸之路”，其遗迹主要位于保山市的水寨、官坡及大理州水平的博南山等地。 古西南丝绸之路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比我国西北丝绸之路的形成早两百多年。它和西北丝绸之路一样，曾经对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22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今阿富汗、伊朗等地），看到从印度输入的四川蜀布和筇竹杖，得知四川商人早已从云南经缅甸到印度去从事贸易活动了。张骞回朝将所见所闻上奏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候，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踺为郡（治所在宜宾西南）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但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未获成功。武帝又从内地广征士卒，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封建统治者造成的民族隔阂太深，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官方使者未能超过大理至保山一带，只能通过各部族作中介与印度商人间接贸易。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内附、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滇缅通道才算打通了，并与缅甸的掸族有了经济文化来往，又通过缅甸进入了印度。汉武帝孜孜以求的“通蜀，身毒国道”才算全线畅通。 “古西南丝绸之路”的川滇段有两途：一条走“古牦牛道（零关道），从成都出发，经双流、新津、玒崃、名山、雅安、荣经、汉源（窄都）、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到达会理以后，折向西南行，经攀枝花，渡金沙江至云南大姚，最后到达大理。另一途从成都出发，经彭山，沿岷江而下，经乐山、宜宾，再沿秦代开凿的“五尺道”南行，经高县、筠连、向西折入横江河谷，经豆沙关、大关、昭通、曲靖、昆明，最后到达大理。两条路在大理会合后，经保山、腾冲、盈江到达缅甸境内的八莫，从八莫出发又有水陆二途到印度。从印度又可通中亚、欧洲。通过“古西南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蜀布、筇竹杖、工艺品、铁器等源源不断的输出，国外的琉璃、宝石、翡翠、光珠等又输入。到了唐代，这条丝道更加兴旺发达，经久不衰。它是中印两个文明古国最早的联系纽带，对中外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后来由于又发现和开辟了新的道路，这条古道才逐渐人稀。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古西南丝路的绝大部分道路，已淹没在时间的风雨之中，但一些雄关险道，骡马蹄印，诗联题刻，至今仍留下深深的历史印痕。最典型的如保山的兰津古渡，霁虹桥遗址及附近的摩崖诗、词、题刻。保山的水寨、官庄等路段，都是当年用人工凿岩开山而成的路基，至今仍保存完好。水寨一段自澜沧江边至长湾长约10余公里，原设平坡铺、山达铺、水寨铺等邮驿站点，现尚存平坡铺的小街宽3米，长50米，两端有街门等遗迹。由平坡西上罗阳山至水寨，山腰大石坎长三、四公里的路段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而成的。路径曲折陡峭，有500余级台阶犹如天梯，史称“梯云路”。石阶上犹存骡马攀踏的累累蹄印，最深者达13厘米，可见当年要攀越这段路途是多么艰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