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中的流言话语

需要指出的是，流言话语在此处显然不只是娱乐或流言的简单指代，而更多是富含了权力关系的运行机制，或者说，也可能把这些琐屑化腐朽为神奇(当然不是一般拙劣的作家那种，他们以不寻常的口味激发陈词滥调，或者是以有些原创的优雅或同情，幽默，情感转换平庸[2])。易言之，流言话语更要探讨的是流言在小说中的权力运作结构与轨迹。而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流言并非是单纯关于个体、人事的琐碎八卦，而也包含了对文化、现实、历史等层面的非常规表达。
表面上看，将素来严肃、沉郁、忧国忧民的鲁迅与流言话语相连缀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而实际上，我们更应该检讨我们对鲁迅的机械定格和刻板印象。简单考察一下鲁迅的日常方式与书写主题，我们不难发现其与八卦的有意可能交织。一方面，众所周知，鲁迅喜欢“随便翻翻”的消闲方法，此中不乏八卦的实践，因为同时他提醒道，“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 [3]而更真切的事实是，出于对官方编史的深度质疑，鲁迅提倡读野史。自然，野史、民间文化中不乏流言因素和叙述。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从鲁迅的书写主题考察，从笼统和宽泛的意义上说，鲁迅先生是一位高度关注现实、准确探知时代脉搏的作家，其书写内容是“为人生”和高度“现实主义”的，而流言政治本身也是现实的必要组成，我们不难发现鲁迅书写中的八卦因素，而到了《故事新编》中，其小说性（novelness）增强，杂文化倾向凸现，文风也显得“虚浮不实”，[4]似乎和八卦现实的纠缠更显密切。
毋庸讳言，鲁迅对流言的关注呈现在小说中的话语形式不是单纯娱乐或搞笑的，其背后往往呈现出深刻而别致的良苦用心，正是从其功能角度出发，本文的结构如下：1娱乐细描：狂欢与日常；2流言政治：缩微与感伤；3自反实践：警醒与正经。
 
一、娱乐细描：狂欢与日常
不难想见，作为一个长期在封建社会文化影响/形塑下的中国国民性其表现形态更多是日常的，而又同时缺乏精神的深层/繁复追问，但在表面的死寂中偶尔也会有些许的狂欢色彩。而鲁迅先生在小说中也往往一针见血，于方寸之间细描这种流言话语的娱乐功能。鲁迅先生犀利指出，“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5]所以，我们不妨从两个层面展开论述。
（一）个体的琐屑。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鲁迅小说中所谓的“个体”其实往往都具有“类”、“群”的特征，但《理水》、《肥皂》、《高老夫子》中的书写相较而言，会呈现出某些个体性，姑且独立分析下。
1悖谬的狂欢；《理水》。不难看出，洪荒中的文化山其实也可视为流言话语的流动站，里面不仅仅有着学者的愚顽不化，而且也倾注了现实的人际纠葛（如鲁迅和顾颉刚的恩怨）。
（1）学者双重标准：随意的“严谨”。文化山上的学者八卦中，有关禹的考证无疑是核心事件。他们以抽样研究得出所谓的遗传理论，从此论证出鲧的儿子禹治水一定不会成功。但皇帝们却可以改好。
而鸟头先生甚至否认了鲧、禹的存在，将其他人的话当作“谣言”，而他的结论是鲧是鱼，禹是虫虫，都不会治水。在别人表示质疑后，他花了27天工夫，将考证用炭粉写在松树身上，但是要收“门票”。当有一名乡下人提出质疑时，鸟头先生恼羞成怒，认为把鸟头解释为“鸟的头，并不是人”的反问侮辱了他，他扬言要起诉那个乡下人，但要等到他吃完炒面后。
这个故事中无疑掺入了现实中鲁迅和顾颉刚交恶的影子。1927年，顾颉刚甚至要起诉鲁迅说他“反对民党”，表示，“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鲁迅则在回信加以嘲讽，“江浙俱属党国所治……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6]习惯嬉笑怒骂的鲁迅在小说中也加以呈现。当然，也有论者批判鲁迅党同伐异。[7]
但在现实以外，鲁迅的幽默之处在于，他其实指出了学者们的表面严谨考证不过也是另外一种流言，在自我不能证明后，无非拿了其他学者的赞成信充当后台，其考据看起来越严谨，其喜剧和娱乐后果就越惊人。尤其是，当官僚们视察受灾的文化山时，他们更是颠倒黑白、为虎作伥、混淆是非、欺上瞒下，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些学者的不学无术、双重标准、琐碎而且无聊。
（2）官民共谋：悲喜剧。学者们固然是迂腐不堪，其他角色同样具有娱乐效果。相当荒谬的是，民众们并不知晓真正治水的人（也隐喻了拯救者/启蒙者）是谁，有关禹，更多的是小道消息，比如头上被官兵的飞石砸出疙瘩的人的“可靠”传闻。
更值得一提的则是下民代表，不仅奴性十足，而且带有自甘奴隶的自贱娱乐性。他怕见官，但又企图迎合上司而不惜混淆是非，比如习惯吃得了洪荒时期难以下咽的叶子、水苔等，有人抗议，他们还要揍这个心坏了的家伙。不难看出，这个下民本身也是流言的制造者，可惜由于身份卑微，当他初获欢心，力图继续表演时，大人们却没有兴趣了。
更可悲的是，当大家一致反对的禹用导的办法治水成功回京后，大家又对他进行另样的流言和想象，说他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疏通了九河，请天兵天将捉妖无支祁等（页301）。鲁迅以此手法进行反讽性描述，更强调的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实干精神，而民众、学者往往只会或臆想，或阻挠，或高高挂起。整篇小说其实就是流言话语充斥的悲喜剧。
2八卦虚伪：卫道者的娱乐。在正人君子或卫道者那里，表面上看，是只有一本正经或者正襟危坐的，而鲁迅恰恰是通过流言话语戏弄也戳穿了其伪善面具。
（1）意淫的张力：《肥皂》。在伪君子四铭那里，“肥皂”其实是萦绕在他头脑里的“咯支咯支”流言话语（二流子们对女丐的公开意淫）的直接承载物，由于无法满足对年轻女丐的直接欲望宣泄，他只好找寻双重替代：1身体上，他说服太太使用，将淫欲投射到太太身上，这样实现了物质层面的实践；2第二则是精神意淫。[8]他、薇园、何道统假借“孝女行”做诗题，表面上主张孝道，实则仍然是重复“咯支咯支”意淫的幻梦。整个故事中，当然，其欲望的实施也遇到了阻力，太太开初的不合作以及撕破虚伪的面具令他大窘，于是他将怒火和阻力转嫁给更弱者——儿子学程，甚至还借此大骂学校与女学生。
（2）无聊的自恋：《高老夫子》。高老夫子则呈现出更多面的琐屑，他原本不学无术，却因为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官样十足、空洞无物的腐朽文章而被聘为女校代课老师。当然，他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看女学生。小说中有细节显示，他有充分的自恋倾向，学术上毫无长进，其他方面，比如坑蒙拐骗却是常态。在接到聘书后，他一度拒绝了当日的狐朋狗友，但上课失败后却又故态复萌——准备继续通过打麻将骗人钱财。其中相当八卦的细节在于其照镜时对自己额头上伤疤的反思：屡屡抱怨当年的父母，却从不反思自己的淘气。种种细节表明，高老夫子其实更是卑微、龌龊和琐屑的化身。
（二）群体的自我。如前所述，即使在流言话语中，国人也更多呈现出群体的特征，而缺乏应有的特立独行的个性。
1流言文化：《阿Q正传》。李欧梵指出，“鲁迅在作品中对中国的民族性讽刺得最厉害的就是《阿Q正传》，它是鲁迅最长的一篇作品，而‘阿Q’也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中，成了一个讽刺的象征和习惯用语。”[9]当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阿Q同时也反证了中国作为流言国度的真相。
（1）物质八卦。鲁迅对细节的描写有丰富的象征意蕴，阿Q作为普通农民（工）的代表人物，其无聊和闲暇时候的娱乐活动无疑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比如，他和王胡比较谁咬身上的虱子声音更响就十分传神，因为这是贫困游民可以自娱自乐，而且成本很低的八卦方式和流言比试。这一细节深刻凸现了他们精神的极度空虚。
而另一件让阿Q一度荣光，又让他丧命的事件则是他入城后顺手牵羊带来的短暂中兴，未庄很多人都贪便宜，买二手货，包括赵家都闻风而动，向他购买物美价廉的二手衣服。这种八卦与风传无疑又显示出民间社会的无聊。
（2）理想“农民”。阿Q的革命固然是有些歪打正着，身不由己，而且也是一种伪革命。但同时，阿Q革命理想中的流言成分也值得探讨。他对物质的占有近乎本能姑且不论。对于人物的处理，则仍然是完全人治的，来自于他对民间戏剧传说官僚专制的有限接受，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更耐人寻味的则是他对女人的看法，他当然也有“天下之女，莫非我女”的虚妄，更关键的在于他对女人的评点，“假洋鬼子的老婆会跟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页82）如果说，他拒斥其他女人的原因尚可理解，但对于假洋鬼子老婆的判断却别具流言色彩：现代性是可恶的，或者西方社会（化）都是淫乱的。这样的认知似曾相识，这样的“西方主义”[10]（和“东方主义”相对）其实更是内在的八卦揣度。
2猥琐与冷酷的集群。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小说中也有不少神来之笔，无意中点出了群体的八卦特点。《长明灯》中当大家都在热火朝天讨论如何对付要放火的疯子而又苦无对策时，茶馆主人灰五婶发扬了其流言和八卦传统，讲述了自己死鬼丈夫的欺骗方法，同时又倚老卖老，“你看我那时的一双手啊，真是粉嫩粉嫩……”，“你现在也还是粉嫩粉嫩……”方头说。结果是，“灰五婶怒目的笑了起来”（页178-179）。在表面的正经中，在表情极富张力的细描中，其实也不乏集体的插科打诨，乃至打趣意淫。
鲁迅小说中，茶馆/酒馆绝对是一个别具意味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但和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同的是，它更多是娱乐信息的集散地。《药》中的茶馆则是华、夏两家，也是故事两条明、暗主线的交叉点。恰恰是通过康大叔和闲人们对夏瑜的八卦，我们才可以看出看客们的卑微、蒙昧、奴性十足与可悲可怜，同时又可以喟叹夏瑜启蒙/革命的不彻底性、虚弱性。而咸亨酒店中的“孔乙己”则成为流言的笑料，无论是他的善良、单纯（多乎哉？不多也），还是他的缺点-小偷小摸（也因此致残）都成为八卦的材料，甚至到了最后他的消失，“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仍然不乏流言与八卦意味。
小结：鲁迅通过对流言话语中娱乐功能进行了个体的细描和群像展示，其实更多揭露出中国国民性的集体无聊、琐碎、卑微、伪善，也正是这样的文化族性使得新生事物难以真正立足。
 
二、流言政治：缩微与感伤
毋庸讳言，流言政治包含复杂，简单而言，结合鲁迅小说，其中既有意识形态的狂欢化处理，又有道德意识层面的深度实践，值得读者反思。
（一）边缘抢占中心：“政治无意识”。流言功能在鲁迅小说中有着独特的体现，无庸讳言，小说在鲁迅这里虽然是“为人生”的工具，但鲁迅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处理手法却是多样的。
1《风波》：流言化革命。鲁迅的短篇小说不很注重情节，也从不宏大叙事，所以其小说往往有着很强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回到小说，按理讲，中华民国取代清王朝可谓是翻天覆地的现代性制度更换，而张勋复辟逆流，可谓同样震动朝野，但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底层结构单位——乡村中时，这些变化竟变成了流言：无非是常常进程的七斤所传播的八卦消息，更耐人寻味的是，所有上述事件到了流言中就被简化为辫子事件，留或剪的问题。
值得反思的是，现代性的楔入被流言改变成很形式化的小风波，这恰恰也可反证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与旧派势力妥协乃至同流合污的复杂内容。对于身居偏远的乡民来说，这种现代性缺乏真正的质地，因为乡绅赵七爷——家长式统治[11]的代理者的知识结构也不过是，“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页45）。这种集体的“政治无意识”才会导致革命的流言化。
2边缘的杀伤力：流言消解正统。这种政治的集体无意识对这现代性的介入有着无形的拒斥作用。对于其同介质环境共生的文化良知、价值或德性也有相当的杀伤力。
（1）《采薇》：杀人于无意？小说中的伯夷、叔齐历尽艰险，无论是从老谋深算的姜子牙那里，还是从巧言令色、伪善的小穷奇那里，都成功全身而退，甚至作为年老体衰的的两位老人，他们也抵御了种种困苦的袭击，但最后面对流言时，却不堪一击，鲁迅在此处无疑借此彰显出劣根性的巨大杀伤力。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流言政治不仅杀人于无形，而且无处不在。伯夷、叔齐精神支柱的轰然坍塌来自于阿金姐的有意无意的流言，她不过是鹦鹉学舌般重述了变节者小丙君的恶毒与伪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后，即使在二老死后，也是流言密布，阿金姐如今长于散播流言，将他们的死归结为“贪婪”，更是以流言进行灵魂的鞭尸，同时却也减轻了同时代听故事的人的沉重感——伯夷、叔齐的坚守至死和他们无关。
（2）《孤独者》：“流言即事实”。小说中魏连殳的升降其实都和流言有关。崇尚个性，强调真性情的魏，在开初因为坚守理想与原则，竟至于家徒四壁、衣食无着，需要“我”的帮助推介招工过活，但结局令人惊讶，《学理周报》竟然以流言来攻击“我”“挑剔学潮”，所以，明哲保身起见，“我”只好隐退。等到魏投靠了自己的反对目标——杜师长作了顾问以后，流言就变成了“逸闻”，专为魏涂脂抹粉、阿谀奉承。而过了一段时间，流言又开始袭击“我”，于是“我”又得小心翼翼，乃至忘记了魏连殳。
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看到，流言的变幻性以及混淆是非特征恰恰反证了一个启蒙者/特立独行者的生活窘境、精神充实-官运发达、精神堕落的发展历程，当然，流言本身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推手。
（二）道德束缚：棒杀的悖论。对于道德感很强的国人来讲，流言的指向性往往关涉了道德，而且，这种道德判断往往是极具杀伤性的。
《奔月》中，自然关涉了现实中鲁迅与高长虹的冲突。逢蒙与夷羿之间的恩怨则是一个互设性文本（intertextual text）。耐人寻味的是，逢蒙的流言手段也是相当丰富：首先，散布流言，说羿沽名钓誉，把他的历史功绩纳于自己帐下；其次，以暗箭伤人，此计不成后，却以诅咒从精神上加以伤害“你打了丧钟”（页284）。不难看出，流言的道德攻击性还是相当有效的。
《阿Q正传》中，阿Q作为笑料，死后仍难免流言的评判。未庄的人认为他“坏”，被枪毙就是证明，要不，怎么会被枪毙呢？这种循环论证仍然是道德判断；而城里人的舆论则不同，他们不满足，因为这个特可笑的死囚游行时居然没有演唱。从此，又反证出他们的琐碎与无聊，阿Q从他生存的世界中完全得不到温暖。
或许《伤逝》中的道德流言更是一针见血，“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的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页229）子君和涓生的私奔并同居、追求自由的行为必然得到卫道者的打击，失去工作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道德流言的攻击力可见一斑。
有些不同的则是《故乡》，重返故乡的“我”见到了豆腐西施杨二嫂，在和我套近乎“我还抱你咧”（页52）之后就开始散播奉承的流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还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你还不阔？”上述流言无非是为了抬高“我”的身份，真正本意却是为了揩油，最后一边絮叨一边将母亲的手套“塞在裤腰里”。
小结：流言政治，其实有着相当沉潜的杀伤力，它拒斥新生，或将其简单化，或将其道德妖魔化，或将其棒杀/捧杀，这种文化无论从政治、意识形态，还是道德伦理层面都可谓是令人抑郁或者感伤，鲁迅通过形形色色的个体经历其实呈现出这种流言政治的缩微化表征，不难看出，它是无所不在的。
 
三、自反实践：警醒与正经
流言话语在鲁迅小说中还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功能，就是自反性实践（self-reflectivity）。毋庸讳言，这是和鲁迅先生本人长期坚持的自我批评/解剖习惯息息相关的。所以，他将此赋予流言话语。当然，这里的自反性其实也可表现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小说里主人公具有自反性，其二是小说让作者乃至读者产生自反实践和思考。
（一）集体杀人：流言《祝福》。如果考察祥林嫂之死的诸多原因，我毋宁更认为这是一场集体谋杀[12]：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及其文化执行者与信奉者将接连遭受打击的祥林嫂彻底送上了不归路。
1流言文化。将上述杀手逐层解剖，如果考察其神权的致命杀伤力，我们不无惊讶的发现，让祥林嫂产生终极关怀精神困扰的始作俑者恰恰是同一阶层的八卦女佣——柳妈。柳妈诡秘的对祥林嫂说，“你将来到了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页146）这样的流言文化显然超出了祥林嫂的认知视野，她接受了柳妈的建议，去土地庙捐一条门槛赎罪。
祥林嫂接受了柳妈的建议，然而，即便如此，更多的“柳妈”们却在通过八卦调侃和羞辱祥林嫂，一次次揭起其精神创伤的疤，说她不够勇气赴死、不够力气反抗。按照我们对八卦和流言的理解，女人之间的八卦、流言往往可能是闺密认同感的手段，也可能是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借此增加对男人广泛认知。祥林嫂却是不幸的：捐了门槛后，她以为自己解决了相关问题，然而四婶一句“你放着罢，祥林嫂！”打碎了其努力营造的精神支撑，也剥夺了其有限神权——祭祀时打下手的权利，这也致使她失神、发呆，乃至死亡。
2自反的徒劳。某种意义上说，是流言文化将祥林嫂逼上了终极关怀的问询之路，当她以历年辛苦积攒所换的鹰洋捐门槛却未能获得神权后，她不得不自反——她所认同的柳妈的流言中，合理性有多大？甚至在她精神失常成为乞丐后仍然念念不忘，特地请教返乡的知识分子“我”：一个人死后有无魂灵？有无地狱？死掉的一家能否见面？
不难想象，如果“我”的答复全部是否定的，虽然未必能让她重生，但至少不仅可以帮助她消除同阶层流言的困扰，而且，也可延长其寿命，使其精神好转。然而面对问询，“我”却以“说不清”选择了逃避[13]，这实际上加速了垂死的祥林嫂的赴死速度。必须指出的是，祥林嫂的提问虽然别具意义，但却是被动的，而且仍然更多是世俗的，而非主动的，精神的高度自反。
（二）拯救遗忘：刺耳的《头发的故事》。如果说《祝福》的自反实践更多呈现出流言文化的吃人性和杀伤力，而《头发的故事》则更多彰显出相对积极的拯救性色彩。
1拒绝遗忘：辫子的政治史。《头发的故事》中，作者借N的口来反映出其自反性。某种意义上说，他并没有直接说这是八卦，但他却用不同的词汇来界定，比如“谈闲天”，“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和最后“愈说愈离奇”。可以说，我们可以视之为一种自甘/自嘲的“流言”。
这篇小说的首要意义层次在于借助一个可以大发议论的叙事空间形成一个貌似独白的复调话语：无论是不同的主人公之间，还是主人公和作者之间，甚至是和读者之间都存有一种既独立，又共存的众声喧哗[14]。辫子的故事和“我”的经历，其实更是血迹斑斑的政治斗争史，我们不应该忘记纪念或只是形式主义操作。从满清推翻大明，逼迫全民习惯拖辫子，再到太平天国起义疯狂剪辫子，再到出国留学顺应潮流剪辫子，然后回国工作不得不装假辫子，再到学潮剪辫，最后到双十节的全民剪辫，这无不记录着朝代思想变更与反复的历史。当然，这也可能诉说着身体在“前身体时代”的悲惨遭遇。[15]
2反思遗忘：辫子的现代性。更需要关注的是，在这种话语中其实更有对现代性的反思。恰恰是从辫子的角度，N指出，“双十节”不同于前朝之处在于，它是一个符合国际潮流的现代性节日，是新纪元，不应该被简单形式化。这是小说对双十节可以强调的深意。
而更深刻的自反性则是来自于那些更离奇的反问。比如，妇女剪辫，更深层的改革该是民众的文化基础结构，而不是单纯打着平等自由的口号，否则，所谓的改革其实就是让这帮剪辫的女子在男权社会中收获不必要的痛苦。同样值得反思的还有，当世人对自我责任的承担问题，将黄金时代许诺给这帮人的子孙，而他们自己呢？换言之，这些貌似刺耳的八卦闲话，其实更是深刻的反讽与自省，而这正是人们所要刻意忘记或回避的。
鲁迅先生这种高度的自反性实践，其实不仅是警醒人们流言话语的文化机制的吃人性，而同时他也希望人们正视某些现代性的更深层含义，而且更要反思某些被忽略/遗忘的繁复课题。
结论：鲁迅小说中的流言话语相当耐人寻味，它既是人们日常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其娱乐功能中呈现出一种集体的认同感，国民性的无聊、压抑、麻木，同时流言政治也可能从意识形态或道德层面继续充当妖魔化、模糊化或杀手的角色。而更要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小说中的流言话语同样也有自反实践，它既揭示集体文化杀人中流言的效力，同时又企图发挥其拯救和提升功能，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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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的鲁迅小说所用版本是出自金隐铭校勘《鲁迅小说全编》插图本（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6月1版，1998年4月4刷）。上述引文见页3。如下引用，只标页码。
[2] Elizabeth Drew, The Literature of Gossip: Nine English Letterwriter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64), p.15.
[3] 鲁迅《随便翻翻》，见鲁迅著《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 具体可参拙著《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上海三联书店，2006）和拙文《“小说性”与鲁迅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亚洲文化》（新加坡）总第28期，2004年8月号。
[5] 鲁迅《随感录三十八》，见鲁迅著《热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6] 两者书信皆可参鲁迅著《三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之《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并来信）》。相关评判可参有关鲁迅的传记。
[7] 张耀杰《鲁迅与顾颉刚：党同伐异的“可恶罪”》，见民间刊物《今朝》2005年第4期，页102-107。或者网络版http://news.21cn.com/today/focus/2006/10/19/3006035.shtml。
[8] 具体可参拙文《“肥皂”隐喻的潜行与破解——鲁迅《肥皂》精读》，《名作欣赏》2008年第6期，页61-65。
[9] 李欧梵著《中西文学的徊想》（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页11-12。
[10] 具体可参Ian Buruma & Avishai Margalit, 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 (New York : Penguin , 2004).
[11] 具体可参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香港：壹山出版社，1983年5月初版，11月2刷），页312。
[12] 可参拙文《鲁迅小说中“吃”的话语形构》，《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7期。
[13] 具体可参拙文《认同形塑及其“陌生化”诗学——论鲁迅小说中的启蒙姿态与“自反”策略》，《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期。
[14] 有关复调的论述可参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玲等译《诗学与访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页27。
[15] 孙德喜《“前身体时代”的历史叙述——鲁迅小说中的身体镜像》，见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页7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