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制•翻译奖•林少华
2010年，中国出版业界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转制”。2010年年底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规定的内地出版社转制的最后期限。截止目前，中国内地的近580家出版社都已完成了从事业单位到企业（国企）的转变。
这对爱读书的人来说既是个好消息，也有可能是个坏消息。好的一面是：这些出版社从此将面向市场，面向读者，自负盈亏。可以想见，今后市面上的图书的品种将会出现大爆炸，好书会更多，一些久闻其名却从未谋面的外文书都将会出现中译本。而坏的一面是：快餐式的垃圾书，仅靠书名、作者和炒作忽悠人的伪劣书毫无疑问也会更多；更让人担心的是，一些规模不大，但一贯严谨、严肃、高质量的出版社有可能因经受不住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倒闭、消失。
而对于手握庞大资本的投资人来说，转制后的内地出版行业，有可能成为新的投资热点。报纸、杂志这些传统纸媒从市场和盈利的角度讲已进入平台期，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再有更大的发展，所谓的新闻理想也已遭遇了透明天花板，而图书出版特别是电子出版这一块，在出版社转制之后，一下子前景广阔起来。由于出版社开始参与市场竞争，资本入股出版社成为可能。
面对转制后的未知世界，几乎所有出版社都成立了或筹备成立专门的电子出版部门。连可称之为事业单位中的事业单位的大学出版社，也在转制后有了一些新气象。有的大学出版社在谋划着吸引投资，搞股份制；有的则尝试着涉足网络文学、漫画的出版；还有的则与建筑、金融、房地产、酒店业等经济实体合作，搞特殊渠道销售的图书或者是礼品书。当然，还有更多的大学出版社前景不妙。
2010年的文学界有两件事与翻译文学有关。
一是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于11月9日在浙江绍兴颁奖，获奖作品共计30部（篇），苏童、鲁敏分别以短篇小说《茨菰》、《伴宴》获得大奖。但翻译奖却付之阙如。在不到 40部的文学翻译送审作品中，仅有5部入选翻译奖初评，分别为刘瑞洪翻译的《理所当然》、张文宇和黄向荣翻译的《万有引力之虹》、乌兰翻译的《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刘士聪翻译的《皇帝的孩子》、钟志清翻译的《爱与黑暗的故事》，但最终全部落选。满怀期待的“村上春树翻译专业户”林少华，将其所译的《奇鸟行状录》送审，竟然连初选都没过。
对于翻译奖的空缺，本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终评委员会主任蓝仁哲表示，从初评到终评，评委们审慎对待所有推荐作品，反复对照原著进行审阅。但是结果难如期待。“最普遍的问题是，很多翻译表达不贴切、不准确，出现许多不应有的漏译；责编普遍未能仔细对校译文，留下相当数量、大大小小的不应该出现的明显失误。我们评委如果忽略这些不该有的失误，对其授予奖项，将影响鲁迅文学奖的威望。”
虽然蓝仁哲给出的理由听起来很让人信服，但翻译奖的空缺还是引起了争议。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翻译理论家谢天振在《2010翻译文学一瞥》中说道：“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当然还应有较高的翻译质量。但这里的质量不应该只是指译文在对原作的语言文字转换层面上毫无瑕疵，而还应该指译作能不能给译文读者以原作读者同样的美的享受，同样的心灵感动，同样的思想启迪。”
林少华在写给学者止庵的讨论翻译问题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是审美忠实，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原书的美感在移译中无缺失、无走样，而不仅仅是字词句的准确无误。
此外，文学圈中的议论者对于鲁奖翻译奖评委的眼界也颇多微词。作家徐江在《南方周末》上刊发长文《鲁迅文学奖：谁的？》，文章在列举了17部译著之后说，“这些毫不逊色于前辈大家的、填补空白性的重译和首译，就这么湮没在每一届‘宁缺毋滥’的操守中了，更不要提……杨自伍先生那套耗力达数十年的伟大译著——《近代文学批评史》（雷纳•韦勒克原著，上海译文2009年推出全套修订版）！”
谢天振也说道：“我们的评委一方面对着翻译质量‘硬伤累累’的备选译作慨叹‘目前能感动读者、令人信服的文学佳译却似乎不多’，但在另一方面却对众所公认的翻译大家及其优秀译作视而不见；一方面强调‘文学翻译应是一门精致的艺术’，应‘给予足够翻译时间，慢工出细活儿’，但另一方面却又急功近利地把目光囿于最近三年出版的翻译作品。正是由于这种过于功利的评奖标准和方法，凝聚着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毕生精力和心血的的煌煌十二卷的《托尔斯泰小说集》、李文俊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精心翻译的福克纳作品等，也就无缘鲁奖优秀翻译文学奖了。”
还好，在2010年年末颁发的一项翻译大奖，平衡了一下鲁奖翻译奖带来的缺憾。
12月2日，中国翻译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暨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中国著名翻译家和中外文化交流学者沙博理、许渊冲、草婴、屠岸、李士俊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由中国翻译协会于2006年设立，授予在翻译与对外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方面做出杰出贡献，成就卓著、影响广泛、德高望重的翻译家。此前，该奖曾授予季羡林和杨宪益。
2010年，出版界还流传起这么一句话：只有书商才能做好书。显然，这话说得太绝对。那些专业的、优秀的学术性著作，书商是不会做的。如果说只有书商才能做畅销书，这话还靠谱。然而在2010年，在书商们最擅长折腾的强势领域，文学新书佳作匮乏，畅销书也缺少亮点。唯一的亮点是韩寒短命的《独唱团》。而《独唱团》还是以书号代刊号的杂志。
过去的一年，翻译文学书的出版总体上也是平淡的。在我看来，只有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巨著《红轮》，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还有海南出版公司的《1Q84》值得说一说。
《红轮》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思想家索尔仁尼琴的鸿篇巨制。这部描写俄国战争和苏共历史的史论-政治性小说，时间跨度30年，重现了整个20世纪俄国和苏联的历史。江苏文艺目前出版的只是该书的第一卷，但也有三册尽千页。虽然该书译文成于众手，署名的翻译者共有9人，但通篇风格统一，文笔生动、流畅，那种西欧式的长句子不多见，俄式文风跃然纸上，连续几周这么读下来不让人觉得累。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注1）的短篇小说集。雷蒙德•卡佛被称为“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名字或许很容易让中国读者联想到奢侈品牌连卡佛，但卡佛与连卡佛的奢侈味道相去甚远。在他短暂而多舛的一生中（50岁时因肺癌去世），卡佛所关注的基本都是远离美国梦的社会中下层人物，他用冷硬却又隐约带着淡淡温暖的笔调，描绘着这些小人物窘困的生活和人生。
卡佛一生没有留下任何长篇小说。因此有论者认为，假如卡佛也写长篇，那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的名声一定不会像现在这般响亮。
卡佛自己说过：“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他这么说，也这么做，并且做到了，也因此卡佛又被称为简约主义的代表者，尽管他本人并不认同这个标签。而简约主义往往暗合着东方的审美意趣，也因此卡佛对日本的村上春树，中国的王朔、苏童、韩东、朱文、李洱等人产生过影响。
该书的译者小二，本名汤伟（注2），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的译者汤伟是同一个人。两本书在篇目上也有部分重合，但译文有一定差异。对于差异的原因小二在自己的博客上有解答。
《1Q84》可以称之为2010年翻译文学的救市之作。没有《1Q84》，关于2010年的翻译文学几无谈资。
《1Q84》这个名字就很村上。在日语中，字母Q与数字9的发音很相似，作者村上春树自己也表示该书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都是描写1984年发生的事。
该书第一、第二册2009年在日本面世不久，就迅速销售出200百万册。2010年4月，该书第三册上市仅10天，销量便突破100万册，创日本出版史上销量突破100万册最短纪录。
随后，《1Q84》的畅销狂潮席卷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2009年夏，《1Q84》韩文版权落户文学村出版公司，版权卖出15亿韩元（约合840万元人民币），创韩国版权历史最高纪录。2009年11月，《1Q84》中文繁体字版在我国台湾上市，两卷首印码洋合计超过1亿新台币（约合2500万元人民币），创台湾地区新书首印码洋最高纪录。
2010年4月，内地的新经典文化公司据传以100万美元的天价打败上海译文出版社，买下该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交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翻译者也不是众多读者期待的林少华，而是翻译村上春树随笔集《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施小炜。从1989年开始，村上春树在中国大陆推出34部作品，其中33部由林少华担任翻译。但从2009年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开始，出版方将译者换成了施小炜。
《1Q84》译者属谁揭盅后，林少华在接受采访时，特意向那些一直期待由他翻译《1Q84》的读者道歉，称让大家失望了。
5月25日，《1Q84》在北京首发，首印号称120万册，但在版权页上却没有注明印数。网上有人曾计算过，版权费100万美元的概念是，假设该书定价50元，得卖够50万册方能赚钱。《1Q84》中文简体字版全三册的总定价是111.5元。
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助理赵武平说，除了《挪威的森林》外，村上春树的其他图书销售不过几十万册。不过，他认为，《1Q84》确实是村上春树非常重要的作品，“今年（2010年）在国际上也不会有这么畅销的作品了，光在日本就已经销售突破300万册。所以，从理论上说，在中国销售几十万册是不成问题的，至于120万册能否销售出去，只能说是有一定风险，要看渠道以及批销商对这本书的信心，还要考虑到发行渠道的问题。而且，以前村上春树的译者都是林少华，《1Q84》是译者施小炜翻译的第一部村上春树小说，关于译者现在网上已经有争议了，粉丝读者是否买账是个未知数。”
2010年的内地出版界，《独唱团》成了绝唱团，1Q84变成新名词，林少华有点小郁闷。
注1：雷蒙德•卡佛（1938—1988年），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美国“简约主义”代表作家，并被誉为“新小说”创始者。1938年5月25日出生于俄勒冈州克拉斯坎尼镇，1988年8月2日因肺癌去世。卡佛高中毕业后，即养家糊口艰难谋生，业余学习写作。卡佛人生的前一半充满了苦难与失望，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友人背弃，坠入人生之谷底。晚年文学声名渐高，却罹患肺癌，五十岁便英年早逝。卡佛的作品风格和他自身经历密切相关，精简冷硬。他不是用天才来写作，而是呕心沥血地写作。
注2：汤伟，笔名小二。电气工程师，业余翻译外也从事文学创作。
这对爱读书的人来说既是个好消息，也有可能是个坏消息。好的一面是：这些出版社从此将面向市场，面向读者，自负盈亏。可以想见，今后市面上的图书的品种将会出现大爆炸，好书会更多，一些久闻其名却从未谋面的外文书都将会出现中译本。而坏的一面是：快餐式的垃圾书，仅靠书名、作者和炒作忽悠人的伪劣书毫无疑问也会更多；更让人担心的是，一些规模不大，但一贯严谨、严肃、高质量的出版社有可能因经受不住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倒闭、消失。
而对于手握庞大资本的投资人来说，转制后的内地出版行业，有可能成为新的投资热点。报纸、杂志这些传统纸媒从市场和盈利的角度讲已进入平台期，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再有更大的发展，所谓的新闻理想也已遭遇了透明天花板，而图书出版特别是电子出版这一块，在出版社转制之后，一下子前景广阔起来。由于出版社开始参与市场竞争，资本入股出版社成为可能。
面对转制后的未知世界，几乎所有出版社都成立了或筹备成立专门的电子出版部门。连可称之为事业单位中的事业单位的大学出版社，也在转制后有了一些新气象。有的大学出版社在谋划着吸引投资，搞股份制；有的则尝试着涉足网络文学、漫画的出版；还有的则与建筑、金融、房地产、酒店业等经济实体合作，搞特殊渠道销售的图书或者是礼品书。当然，还有更多的大学出版社前景不妙。
2010年的文学界有两件事与翻译文学有关。
一是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于11月9日在浙江绍兴颁奖，获奖作品共计30部（篇），苏童、鲁敏分别以短篇小说《茨菰》、《伴宴》获得大奖。但翻译奖却付之阙如。在不到 40部的文学翻译送审作品中，仅有5部入选翻译奖初评，分别为刘瑞洪翻译的《理所当然》、张文宇和黄向荣翻译的《万有引力之虹》、乌兰翻译的《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刘士聪翻译的《皇帝的孩子》、钟志清翻译的《爱与黑暗的故事》，但最终全部落选。满怀期待的“村上春树翻译专业户”林少华，将其所译的《奇鸟行状录》送审，竟然连初选都没过。
对于翻译奖的空缺，本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终评委员会主任蓝仁哲表示，从初评到终评，评委们审慎对待所有推荐作品，反复对照原著进行审阅。但是结果难如期待。“最普遍的问题是，很多翻译表达不贴切、不准确，出现许多不应有的漏译；责编普遍未能仔细对校译文，留下相当数量、大大小小的不应该出现的明显失误。我们评委如果忽略这些不该有的失误，对其授予奖项，将影响鲁迅文学奖的威望。”
虽然蓝仁哲给出的理由听起来很让人信服，但翻译奖的空缺还是引起了争议。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翻译理论家谢天振在《2010翻译文学一瞥》中说道：“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当然还应有较高的翻译质量。但这里的质量不应该只是指译文在对原作的语言文字转换层面上毫无瑕疵，而还应该指译作能不能给译文读者以原作读者同样的美的享受，同样的心灵感动，同样的思想启迪。”
林少华在写给学者止庵的讨论翻译问题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是审美忠实，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原书的美感在移译中无缺失、无走样，而不仅仅是字词句的准确无误。
此外，文学圈中的议论者对于鲁奖翻译奖评委的眼界也颇多微词。作家徐江在《南方周末》上刊发长文《鲁迅文学奖：谁的？》，文章在列举了17部译著之后说，“这些毫不逊色于前辈大家的、填补空白性的重译和首译，就这么湮没在每一届‘宁缺毋滥’的操守中了，更不要提……杨自伍先生那套耗力达数十年的伟大译著——《近代文学批评史》（雷纳•韦勒克原著，上海译文2009年推出全套修订版）！”
谢天振也说道：“我们的评委一方面对着翻译质量‘硬伤累累’的备选译作慨叹‘目前能感动读者、令人信服的文学佳译却似乎不多’，但在另一方面却对众所公认的翻译大家及其优秀译作视而不见；一方面强调‘文学翻译应是一门精致的艺术’，应‘给予足够翻译时间，慢工出细活儿’，但另一方面却又急功近利地把目光囿于最近三年出版的翻译作品。正是由于这种过于功利的评奖标准和方法，凝聚着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毕生精力和心血的的煌煌十二卷的《托尔斯泰小说集》、李文俊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精心翻译的福克纳作品等，也就无缘鲁奖优秀翻译文学奖了。”
还好，在2010年年末颁发的一项翻译大奖，平衡了一下鲁奖翻译奖带来的缺憾。
12月2日，中国翻译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暨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中国著名翻译家和中外文化交流学者沙博理、许渊冲、草婴、屠岸、李士俊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由中国翻译协会于2006年设立，授予在翻译与对外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方面做出杰出贡献，成就卓著、影响广泛、德高望重的翻译家。此前，该奖曾授予季羡林和杨宪益。
2010年，出版界还流传起这么一句话：只有书商才能做好书。显然，这话说得太绝对。那些专业的、优秀的学术性著作，书商是不会做的。如果说只有书商才能做畅销书，这话还靠谱。然而在2010年，在书商们最擅长折腾的强势领域，文学新书佳作匮乏，畅销书也缺少亮点。唯一的亮点是韩寒短命的《独唱团》。而《独唱团》还是以书号代刊号的杂志。
过去的一年，翻译文学书的出版总体上也是平淡的。在我看来，只有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巨著《红轮》，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还有海南出版公司的《1Q84》值得说一说。
《红轮》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思想家索尔仁尼琴的鸿篇巨制。这部描写俄国战争和苏共历史的史论-政治性小说，时间跨度30年，重现了整个20世纪俄国和苏联的历史。江苏文艺目前出版的只是该书的第一卷，但也有三册尽千页。虽然该书译文成于众手，署名的翻译者共有9人，但通篇风格统一，文笔生动、流畅，那种西欧式的长句子不多见，俄式文风跃然纸上，连续几周这么读下来不让人觉得累。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注1）的短篇小说集。雷蒙德•卡佛被称为“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名字或许很容易让中国读者联想到奢侈品牌连卡佛，但卡佛与连卡佛的奢侈味道相去甚远。在他短暂而多舛的一生中（50岁时因肺癌去世），卡佛所关注的基本都是远离美国梦的社会中下层人物，他用冷硬却又隐约带着淡淡温暖的笔调，描绘着这些小人物窘困的生活和人生。
卡佛一生没有留下任何长篇小说。因此有论者认为，假如卡佛也写长篇，那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的名声一定不会像现在这般响亮。
卡佛自己说过：“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他这么说，也这么做，并且做到了，也因此卡佛又被称为简约主义的代表者，尽管他本人并不认同这个标签。而简约主义往往暗合着东方的审美意趣，也因此卡佛对日本的村上春树，中国的王朔、苏童、韩东、朱文、李洱等人产生过影响。
该书的译者小二，本名汤伟（注2），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的译者汤伟是同一个人。两本书在篇目上也有部分重合，但译文有一定差异。对于差异的原因小二在自己的博客上有解答。
《1Q84》可以称之为2010年翻译文学的救市之作。没有《1Q84》，关于2010年的翻译文学几无谈资。
《1Q84》这个名字就很村上。在日语中，字母Q与数字9的发音很相似，作者村上春树自己也表示该书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都是描写1984年发生的事。
该书第一、第二册2009年在日本面世不久，就迅速销售出200百万册。2010年4月，该书第三册上市仅10天，销量便突破100万册，创日本出版史上销量突破100万册最短纪录。
随后，《1Q84》的畅销狂潮席卷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2009年夏，《1Q84》韩文版权落户文学村出版公司，版权卖出15亿韩元（约合840万元人民币），创韩国版权历史最高纪录。2009年11月，《1Q84》中文繁体字版在我国台湾上市，两卷首印码洋合计超过1亿新台币（约合2500万元人民币），创台湾地区新书首印码洋最高纪录。
2010年4月，内地的新经典文化公司据传以100万美元的天价打败上海译文出版社，买下该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交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翻译者也不是众多读者期待的林少华，而是翻译村上春树随笔集《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施小炜。从1989年开始，村上春树在中国大陆推出34部作品，其中33部由林少华担任翻译。但从2009年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开始，出版方将译者换成了施小炜。
《1Q84》译者属谁揭盅后，林少华在接受采访时，特意向那些一直期待由他翻译《1Q84》的读者道歉，称让大家失望了。
5月25日，《1Q84》在北京首发，首印号称120万册，但在版权页上却没有注明印数。网上有人曾计算过，版权费100万美元的概念是，假设该书定价50元，得卖够50万册方能赚钱。《1Q84》中文简体字版全三册的总定价是111.5元。
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助理赵武平说，除了《挪威的森林》外，村上春树的其他图书销售不过几十万册。不过，他认为，《1Q84》确实是村上春树非常重要的作品，“今年（2010年）在国际上也不会有这么畅销的作品了，光在日本就已经销售突破300万册。所以，从理论上说，在中国销售几十万册是不成问题的，至于120万册能否销售出去，只能说是有一定风险，要看渠道以及批销商对这本书的信心，还要考虑到发行渠道的问题。而且，以前村上春树的译者都是林少华，《1Q84》是译者施小炜翻译的第一部村上春树小说，关于译者现在网上已经有争议了，粉丝读者是否买账是个未知数。”
2010年的内地出版界，《独唱团》成了绝唱团，1Q84变成新名词，林少华有点小郁闷。
注1：雷蒙德•卡佛（1938—1988年），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美国“简约主义”代表作家，并被誉为“新小说”创始者。1938年5月25日出生于俄勒冈州克拉斯坎尼镇，1988年8月2日因肺癌去世。卡佛高中毕业后，即养家糊口艰难谋生，业余学习写作。卡佛人生的前一半充满了苦难与失望，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友人背弃，坠入人生之谷底。晚年文学声名渐高，却罹患肺癌，五十岁便英年早逝。卡佛的作品风格和他自身经历密切相关，精简冷硬。他不是用天才来写作，而是呕心沥血地写作。
注2：汤伟，笔名小二。电气工程师，业余翻译外也从事文学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