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诚《南明史》读书笔记（三十一）
五十三、剃发易服，以及裹足
“剃发易服”和“裹足”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不同境况，是历史学和社会心理学都应当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
如顾诚先生所言，其实1645年清廷如果继续采取以“抚”为主的态度，是有可能在李自成和明安宗相继覆亡后以较小代价统一中国的，甚至能够做到“传檄而定”。“抚”，意味着减少屠戮，更意味着不强制推行剃发易服。
在此我们可以回顾北朝、辽、金、元的历史，以及中唐之后吐蕃占领河湟之后汉人的发型-服装的演变，其中尤以北朝鲜卑人和汉人之间的变换为典型。发型-服装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单独无故变易。魏孝文帝“变夷为夏”，北齐高氏“变夏为夷”，都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而清灭顺、明，仅仅是族姓鼎革。多尔衮没有吸取初入北京时“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的经验，强行剃发易服，甚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因此导致汉人长达十余年的激烈反抗，兵灾遍地。更为严重的是，“剃发易服”从此成为满汉民族之间永远无法愈合的创痍，甚至在满清定鼎两百五十余年之后仍然出现在革命党人的民族仇恨叙述中，从根本上摧毁了其统治。其实，如果清廷的规定更改为科举入仕之人必须剃发易服，对普通民众不予强求更不加以屠戮，天长日久，可能真的会如同顾诚先生所言“仿效者必多”。
网上有人指出明末熟女真以及蒙古人的某些部落也和汉人一样“束发深衣”，其具体状况有待进一步阅读历史文献。不过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确实是主要针对汉人的，之后对回部和西南苗疆就未强制推行（藏族似乎自古就有“编发”的习俗，因此不在此讨论之列）。
顾诚先生在书中引乾隆《新繁县志》记载的李先品在清军攻占垫江县之后对“剃发易服”政策的宽限，但这一条史料奇怪之处在于：“剃发易服”在1645年已经被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方式残忍推行，1658年的李先品不知如何能够应对满人的严厉督察，这一点似乎与情理不合。
“裹足”这一发型-服装的“附属习俗”的命运却截然不同。首先，这一习俗仅在汉族妇女（尤其是北方汉族妇女）中存在，其历史即便如民间传说可以上溯到南齐，也并不如“束发深衣”那样“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更何况元朝之前并未在民间推广。其次，这一习俗摧残妇女身体健康，毫无积极意义。如果汉人妇女能够如同孙之獬之妻那样效仿满人妇女放足，将这一陋俗彻底放弃，当然是一件好事。清朝统治者——特别是清世祖、清圣祖——如果能够像推行剃发易服一样推行禁止缠足，其进步意义将是十分巨大的。但清廷对此却以“男变女不变”为方针消极应对，其中的性别因素也是值得研究的。
五十四、孙之獬和陈名夏
孙之獬和陈名夏是清初降臣的两个典型无耻人物。相比较下，孙之獬是“贰臣”，陈名夏是“叁臣”；孙之獬在明末是阉党奸邪（颇与冯铨类似），陈名夏则名列东林；孙之獬最终被抗清义士处死，陈名夏则死于清廷内部倾轧。不过二人对满清的忠心倒确实是至死不改（陈名夏尤甚，临绞之时还“我心终不动也”。谈迁说他“肮脏”，恰如其分），这倒是可以归结为“一朝天子一朝忠奸”。
孙之獬在满清入关之初立刻“宦兴大发”，充充分体现出此人的热衷权力和无耻，不过他在崇祯朝的“抱《三朝要典》哭太庙”的行为却很奇特，不像是随风而倒投靠权势的无耻小人，倒像有点是“不事二主”的忠义之士了。
五十五、牛佺（铨）
同一本《南明史》中，对牛金星之子（顺襄阳府尹、清黄州知府）的名字前后记载不一，时而“牛佺”，时而“牛铨”，令人无所适从。究竟哪个字是正字，有待解答。
五十六、顾诚先生的讽刺
明末清初，觍颜事敌的无耻之徒甚多，顾诚先生在书中多用讽刺笔法，譬如说牛铨（佺）“不禁心花怒放”之类，类似的描写在后面还会有很多。《南明史》的文学性甚高，在此也可见一般。史书同样需要文学性，顾诚先生给后人作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剃发易服”和“裹足”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不同境况，是历史学和社会心理学都应当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
如顾诚先生所言，其实1645年清廷如果继续采取以“抚”为主的态度，是有可能在李自成和明安宗相继覆亡后以较小代价统一中国的，甚至能够做到“传檄而定”。“抚”，意味着减少屠戮，更意味着不强制推行剃发易服。
在此我们可以回顾北朝、辽、金、元的历史，以及中唐之后吐蕃占领河湟之后汉人的发型-服装的演变，其中尤以北朝鲜卑人和汉人之间的变换为典型。发型-服装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单独无故变易。魏孝文帝“变夷为夏”，北齐高氏“变夏为夷”，都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而清灭顺、明，仅仅是族姓鼎革。多尔衮没有吸取初入北京时“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的经验，强行剃发易服，甚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因此导致汉人长达十余年的激烈反抗，兵灾遍地。更为严重的是，“剃发易服”从此成为满汉民族之间永远无法愈合的创痍，甚至在满清定鼎两百五十余年之后仍然出现在革命党人的民族仇恨叙述中，从根本上摧毁了其统治。其实，如果清廷的规定更改为科举入仕之人必须剃发易服，对普通民众不予强求更不加以屠戮，天长日久，可能真的会如同顾诚先生所言“仿效者必多”。
网上有人指出明末熟女真以及蒙古人的某些部落也和汉人一样“束发深衣”，其具体状况有待进一步阅读历史文献。不过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确实是主要针对汉人的，之后对回部和西南苗疆就未强制推行（藏族似乎自古就有“编发”的习俗，因此不在此讨论之列）。
顾诚先生在书中引乾隆《新繁县志》记载的李先品在清军攻占垫江县之后对“剃发易服”政策的宽限，但这一条史料奇怪之处在于：“剃发易服”在1645年已经被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方式残忍推行，1658年的李先品不知如何能够应对满人的严厉督察，这一点似乎与情理不合。
“裹足”这一发型-服装的“附属习俗”的命运却截然不同。首先，这一习俗仅在汉族妇女（尤其是北方汉族妇女）中存在，其历史即便如民间传说可以上溯到南齐，也并不如“束发深衣”那样“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更何况元朝之前并未在民间推广。其次，这一习俗摧残妇女身体健康，毫无积极意义。如果汉人妇女能够如同孙之獬之妻那样效仿满人妇女放足，将这一陋俗彻底放弃，当然是一件好事。清朝统治者——特别是清世祖、清圣祖——如果能够像推行剃发易服一样推行禁止缠足，其进步意义将是十分巨大的。但清廷对此却以“男变女不变”为方针消极应对，其中的性别因素也是值得研究的。
五十四、孙之獬和陈名夏
孙之獬和陈名夏是清初降臣的两个典型无耻人物。相比较下，孙之獬是“贰臣”，陈名夏是“叁臣”；孙之獬在明末是阉党奸邪（颇与冯铨类似），陈名夏则名列东林；孙之獬最终被抗清义士处死，陈名夏则死于清廷内部倾轧。不过二人对满清的忠心倒确实是至死不改（陈名夏尤甚，临绞之时还“我心终不动也”。谈迁说他“肮脏”，恰如其分），这倒是可以归结为“一朝天子一朝忠奸”。
孙之獬在满清入关之初立刻“宦兴大发”，充充分体现出此人的热衷权力和无耻，不过他在崇祯朝的“抱《三朝要典》哭太庙”的行为却很奇特，不像是随风而倒投靠权势的无耻小人，倒像有点是“不事二主”的忠义之士了。
五十五、牛佺（铨）
同一本《南明史》中，对牛金星之子（顺襄阳府尹、清黄州知府）的名字前后记载不一，时而“牛佺”，时而“牛铨”，令人无所适从。究竟哪个字是正字，有待解答。
五十六、顾诚先生的讽刺
明末清初，觍颜事敌的无耻之徒甚多，顾诚先生在书中多用讽刺笔法，譬如说牛铨（佺）“不禁心花怒放”之类，类似的描写在后面还会有很多。《南明史》的文学性甚高，在此也可见一般。史书同样需要文学性，顾诚先生给后人作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