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阿兰·巴丢：突尼斯，埃及：当东风横扫西方傲慢的时候

突尼斯，埃及：当东风横扫西方傲慢的时候
东风压倒了西风。当西方已经变得游手好闲和日暮西山的时候，那些仍然相信自己是世界主宰的“国际社会”难道还要继续教所有地球人什么才是好的管理和领导吗？那些政府养着的专家，那些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的代议制度的卫道士们（他们所要维护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已经是腐朽者的乐园）跑到突尼斯人和埃及人这样伟大民族的面前，为的是教导这些野蛮人什么才是“民主”。当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难道不觉得很好笑吗？这是多么可怕的殖民主义傲慢的死而不僵啊！我们已经在政治上的痛苦形势中度过了三十年，所以我们不是更有理由从刚发生的人民起义中去学些什么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尽快从这些人那里去深入学习，了解如何通过集体的行动来推翻寡头的，腐败的政府吗？特别是，这些政府一直以卑躬屈膝的姿态在西方国家面前唯命是从。
所以，在这些运动中我们应该做的是学生而不是愚蠢的老师。因为在这过程中新产生出来了一些东西，它让某些我们早就以为过了时的政治原理重新焕发了生机。特别是马拉一直强调的一个原理：如果要谋求自由，平等和解放，我们大家都应该参加人民暴动。
造反有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政治，而我们的政体以及依赖它而生存的东西（政党，工会和为它们服务的专家）则更喜欢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甚至对于造反也是如此），他们偏爱请愿，最喜欢“有序的过渡”。埃及和突尼斯人民告诉我们，当大家都对国家权力所干的坏事心怀不满之情时，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把这种情感集中起来。在这次动乱中，把形形色色的人集合在一起的唯一口号就是：“那个谁，你快滚！”。造反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批判力量，口号被数以百万计的人重复着，形成不容置疑和不可违抗的效果，于是就有了第一个胜利：像人民希望的那样，那个人逃跑了。不管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这个本质上非法的人民行动总归是胜利了。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造反可以完胜国家权力。这个胜利让我们看到了一片新的天地，所有的集体行动可以不受法律权威的束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国家的消亡”。
也就是说，如果自由地使用他们自身拥有的力量，人民终有一天可以摆脱国家黑暗的控制。正是因为这个终极的理念，当看到一个现有政府被暴动推翻时，整个世界都会感到无比的激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早的起因是有个人因为丢了饭碗而自焚身亡。人们禁止他从事原先赖以糊口的活计，为了让他看看清楚在底层的世界中什么才是真的，有个女警察还抽了他一记耳光。没过几天，这件事就越闹越大了。几个礼拜以后，数以百万计的人为远方的一个广场欢呼雀跃，而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们则倒了大霉。这种神话般的传播是怎么实现的呢？是对自由扩散的宣传吗？不。就像让-玛丽·格莱兹用诗意的口吻说的：“革命运动不是以传播的方式扩散的，而是通过共鸣。那边的一件东西发出冲击波，这边的一件东西就共鸣起来”。我们把这种共鸣称作“事件”，它突然创造出来的不是新的现实，而是大量新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中没有任何一个是对已知情形的重复。这就是为什么像“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民主”（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西方玩的那套东西）或者“这次运动的目的是社会改良”（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这儿的中产和小资的繁荣）之类的话都是骗人的。人民暴动起于无形，却处处得到共鸣，它为整个世界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实际上在埃及没有人提“民主”这个词。那里的人说的是“新埃及”，“真正的埃及人”，他们谈到制宪大会，谈到彻底改变日常生活，以及难以置信的和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新的“草原”，而不是被星星之火烧掉的原来那个。在这个新的草原上，人们宣布原有的权力将被颠覆，新的工作会被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一个年轻的突尼斯人这样说：“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儿子，我们比那些坏蛋更加强大”。而一个年轻的埃及人则说：“从今天起，也就是1月25日，我要把国家的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整个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吃惊地看到在西方，无论政府还是媒体都把发生在埃及一个广场上的造反者称为“埃及人民”。为什么要这样？对于这些人来说，人民，唯一理性而合法的人民通常不是只意味着民意测验或者选举中占多数的那些吗？为什么一下子，几千个暴民就能够代替八千万人了呢？这是不应忘记的一课，尤其是对于我们来说。
只要有了足够的决心，恒心和勇气，人民就可以把自己集中到广场上，大道上，工厂里，大学里。。。整个世界都会见证他们的勇气，以及伴随着他们的神奇的新东西。这些新东西证明了，人民就在那里。就像一个埃及示威者气势豪迈地说过：“从前是我看电视，现在是电视看我”。
在没有国家帮助的情况下解决问题
在示威的人群中，有些人知道应该怎么解决在整个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比如占领广场后需要提供食物，解决过夜，警戒，准备标语，祈祷，准备自卫。所以人们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举行示威的场所，那里被视为象征。由于有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所以有的问题看上去无法解决，而且在这个广场上国家已经消失了。在没有国家帮助的情况下解决一些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这对于运动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在人们决定集会的那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中，“人民”一下子就出现了。
它不是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共产主义。我们所说的人民起义没有党派，没有有等级的组织，没有可见的领导。我们常常要疑惑这个特点究竟是一种力量还是仅仅是一个神话。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毫无疑问的是以巴黎公社以来最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具有我们称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特质。这里“共产主义”是指共同创造集体的命运。这种“共同”有两个特点。第一点，它是一般性的，它的组成代表了所有人类。在这个整体中包括了组成它的各种各样的人，可以听到各种声音，所有的建议都被检验，所有的问题都被实事求是地处理。第二点，它超越了所有的重大矛盾。虽然国家标榜只有自己才能解决这些矛盾，但其实它从没能做到，比如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的矛盾，男女矛盾，贫富矛盾，穆斯林和科普特人的矛盾，城乡矛盾。。。
关于这些矛盾一下子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新的可能性，而国家——所有国家——都对它们完全视而不见。我们可以看到从乡下来的年轻女医生来到广场上照顾受伤的人，她们就睡在粗暴的年轻男子中间，但是却比以往都要睡得安稳，因为她们知道没有人敢碰她们的哪怕一根头发。我们还看到一队工程师和乡下的年轻人攀谈，支持他们守卫广场，在战斗中用他们的力量捍卫这场运动。我们还能够看见当穆斯林们弯下腰做祈祷的时候，成群的基督徒站直了身子为他们担任守卫。我们看到商人为无业者和穷人提供食物。我们看到每个人都会和身边的陌生人说话。我们看到数以千计的标语，每个人的经历都被天衣无缝地融合到全体的宏大故事中去了。这些情形和新东西的全体就构成了运动的共产主义。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唯一的政治问题是：如何让运动的共产主义中产生的东西长久地保持下去？而反对派唯一的回答是：“那是不可能的，看上去是有害的。还是乖乖地呆在国家里吧”。感谢突尼斯和埃及人民，他们告诉我们政治上唯一和真正应该做的：在面对国家时，我们需要有组织地忠于运动共产主义。
我们不希望有战争，但我们也不怕战争。我们一直说大型示威时候要保持冷静，我们把这种冷静和选举制民主的理念联系起来并认为民主正是运动的目的。我们看到在运动过程中已经有数以百计的人死去，而且每天都有新的死亡。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死去的人是为了理想而战的斗士和烈士，他们的死是为了保护运动本身。为了保卫具有政治性和象征性意义的起义发生的场所，人们会不惜代价地和政府的军队和警察展开激烈的战斗。不过，除了来自最穷苦群体的年轻人，还会有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呢？“中产阶级”们（常常口出惊人之语的米歇尔·阿里耀-玛丽说事后所实现的民主完全要归功于他们）知道在关键时刻，要保证起义的命运就必须无条件地和人民小分队合作。运用暴力自卫是不可避免地。在突尼斯那样困难的条件下，暴力还在继续着，即使一些乡下来的年轻示威者已经被送回他们贫困的家乡。
我们会不会真的以为，这些数不清的理想和可怕的牺牲最后只不过能够让那些人在苏莱曼和艾尔-巴拉迪之间做个“选择”，就像我们我们只能遗憾地在萨科奇先生和斯特劳斯-卡恩之间做个选择一样？难道这就是这段神奇的时光告诉我们的唯一东西吗？
不，我要说一千个不！突尼斯和埃及的人民告诉我们：起来造反吧，为运动共产主义搭建一个场所，用各种方法保卫它，让行动的各个阶段在那里出现，这就是人民解放政治的真谛。并非只有那些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是反人民的，或者说不管是不是经过选举产生，全都是非法的。不管以后怎样，突尼斯和埃及的起义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它指明了一些具有国际价值的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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