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拍村民:外面的人该怎么看我们啊!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4月07日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陈军吉
2010年夏,青海举行自然与文化影像纪录培训项目“乡村之眼”,参加培训的《我的高山秃鹫》拍摄者周杰(左)、扎西桑俄与其他学员互拍。 郭净/图
《麻与苗族》的拍摄者侯文涛在“乡村影像计划”中学会了用电脑剪辑视频。章忠云/图
□南方周末记者陈军吉发自昆明
一个美国女人无偿为黔东南月亮山区的一个寨子修了一所学校。寨里的头人坐在一起开会,觉得无以为报,决定把一件百鸟衣送给她。他们不知道,这个美国女人修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换百鸟衣———当地没人愿意卖。3月23日,第五届云之南纪录片展在昆明举行,“社区影像”单元展映中,从一个叫“乡村影像计划”的活动里脱颖而出的作品,全部由少数民族村民自己完成,其中一部就是摩梭村民拍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类似于“美国女人换苗寨百鸟衣”的故事。
云南社科院2000年发起了“社区影像”的核心理念,与福特基金会合作,把摄像机交给云南中甸、德钦三个村子的藏族村民拍摄。2005年,吴文光开始了“村民影像计划”；2007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进行了“乡村之眼”培训,“乡村影像”、“村民影像”的概念逐渐被接受。
这些项目几年来的成果,在这次“社区影像”单元首次面向公众大规模放映。以前,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理论不为外人所知,他们也没有对外说的意识。现在,摄像机给了他们把这些东西说出来的可能。
摩梭村落:祖母房卖了
泸沽湖的偏僻处,常有国内和欧洲、美国、日本的电视台来拍风光民俗,还有拍电视剧、电影的,一两个星期来就会一群。落水村村民尔青好奇地去看,发现很多是对摩梭人的误解:他们主要对摩梭人的走婚感兴趣,觉得摩梭人像原始社会一样可以随便乱走婚。其实摩梭人的走婚很专一,绝大多数伴侣都是终生的。
落水村是旅游区,村民有给游客划船、牵马的,先入为主的记者们过来,老想证实走婚的传说,问他们半天这些问题,得不到就会很扫兴。知道记者想要什么,村民就开玩笑地说可以乱走,是怎么怎么走的。记者满意地走了。
为了让村民知道外界怎么看自己,2006年,尔青办了一个电影节,放了搜集来的二三十部有关摩梭人的片子。村民这才发现,玩笑话都被播出来了,还一板一眼打上了自己的名字,猛然感到:“不能乱说啊!”很多人开始想:外面的人这么看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对外界表达自己的文化,怎么保护它?尔青2009年完成的第一部作品《离开故土的祖母房》,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片子讲一位摩梭青年卖自家祖母房前后发生的故事。买主是美籍华人唐女士,她想保存摩梭文化,把祖母房运到北京展览,选中了泸沽湖相对偏僻的古老村落里家咀村。第一次来,整个村子都不卖。第二次来,买到了一间,10万块,修两三间新祖母房的价格。卖房子的是在外面工作过的年轻人品初,他在旅游区认识了一个香港女孩,两人成了男女朋友。品初是摩梭人中第一个卖祖母房的。
祖母房在摩梭家庭地位非常高,老祖母睡在这里,孩子也在这里出生。摩梭人崇拜火,认为祖先的灵魂就栖息在祖母屋的火塘上方。一日三餐前,食物要先放在火塘上方的锅庄石“冉巴拉”(灶神)前祭祖。品初的母亲不愿意卖房子,跟他吵过很多次,后来终于忍不住,在买家面前哭了。当被问到为什么哭,她说,她想爸爸妈妈了———她也是在这里出生的。但房子还是卖掉了。拆房子时,经年灰尘簌簌而落,房梁上的木头被卸下。为熄火,母亲只能在不能浇水的火塘上浇了水,对着空中说:“你们被烟熏了。”又喃喃自语:“保佑我家的神灵,会跟随祖母房远去了。”家人不愿把屋顶的镇邪器、屋里驱邪的羚羊角给外人,这些最重要的东西留下来了。买方觉得它们不值钱,换成新的就好。
卖祖母房是很不好的事,品初慢慢感觉到别人的议论。快去北京搭祖母房时,他有些后悔,找借口想不卖。但协议已经签了,他只好和几个村民一起到了北京,在一个艺术区搭起了房子。
摩梭人的家由一圈房子组成,除了祖母房,还有经堂、花房、关牲口、住人的地方,在乡间和周围环境很协调。而北京的艺术区很高,孤零零的一座祖母房蜷在那里,又矮又小。旁边还立起了一个铜像,是和唐女士合作的荷兰女艺术家塑的自己。给铜像穿摩梭人衣服时,村里的木匠对尔青耳语:“好像在摸死人。”———摩梭人只有人死了,才会这样洗一遍穿上衣服。尔青觉得艺术家是在自我崇拜。她还给铜像穿上了一双崭新的登山鞋。
开展那天,有参观者来问品初:你们这种婚姻能过一辈子吗?你老了走婚走不动了,对方是不是会再找一个?问的人完全不了解摩梭文化。还有很多外国人来,现场充斥着英语。一个懂摩梭文化的老外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嗯,你还是感觉不舒服。”品初答:“有一点点,”很快走开了,他其实很难过。
片子拍完放给村民看,大家都很沉重,感觉到自己的文化在流失。品初也看了片子,没说什么。尔青想,自己的片子对他可能是一种伤害,“不止是泸沽湖,到处都是这样。其实他有很多自己很难的东西,可能我的片子太批判了。”他也把片子给了唐女士:唐女士觉得自己在保护,这是一种文化差异。
一年后,唐女士方面打电话来:房子有虫了,怎么办?尔青说,一生火就没事了。但北京的艺术区不准生火。摩梭人家一日三餐都在祖母房烧饭,烟熏后木头越来越硬,刀都砍不进去,防潮防虫,可以用几百年。“只有那个环境,才有那个文化。”尔青说。
云南苗寨:麻没法种了
在27岁的云南文山州青苗侯文涛记忆中,麻(当地种的是火麻)是1997年被禁的:因为麻可以提炼毒品,政府不让再种。慢慢的,老人没有原料教年轻人纺线,年轻人不再用麻做衣服,传统的纺织工艺就快要失传了。
但麻是当地青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平时可以穿棉布、化纤衣服,去世时必须用麻的寿服、草鞋、盖脸巾、枕巾入殓；女人要有麻布绑腿。如果这些都没有,至少要有一根麻线,一头拴在死者拇指上,一头拴在要杀的鸡身上“交”给死者,告诉他:当这只鸡在阴间一叫,有一只鸡会回答它,那只鸡的主人就是老祖宗。
极少数人曾偷偷种麻,但那时麻的种子已经很少,偏僻的地方最多保留一小碗,在菜地里随便撒一点,种一个车位的面积。因为大家都需要,村里人都不对外说。这么一点麻不够织布,只能做麻线。苗族老人很担心下一辈没麻用,死后归不到老祖宗那里,在阴间变成孤魂野鬼。
看到麻即将消失,侯文涛想,干脆从种麻、收麻,到剔麻、机麻……
一样样用摄像机记录下来。他叫很多村民来家里讨论,村民们都说肯定不容易拍到了。侯文涛说,就因为难拍,才要拍。
他花了三年找素材,去问村里的老人和亲戚还有没有地方种麻,还有没有人纺线。文山苗寨很多,侯文涛一个一个去问,基本走遍了。
一开始没有收获。一天,侯文涛在屏边县的一个叔叔说,我们那里还有,你跟我去。屏边县挨着文山,叔叔从原始森林打鸟回去,背着火药枪,走的是毛毛路,80度的崖子,下面是深渊。下到谷底,再爬上去,到了山对面的一个村子,但村子里没有。到另外一个村子,又没有。后来听说,对面一个村子有———在之前翻下来的那个地方。又爬了一回崖子,终于拍到了织麻布的镜头。
村子里第一个找到的是一个精通芦笙的退休干部。他唱道:“麻线啊!麻线乱糟糟,像白鹅毛……”他说这是最好的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在会芦笙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很多不会唱了。
他带侯文涛找到一个老人,老人的麻布在织布机上十年了,十年间没人动过,都是灰。屏边也禁麻,但老人的独生子喝酒中毒死了,丈夫瘫痪,她要照顾病人,没有心情做麻,就保存下来了。老人穿着全套漂亮的麻布衣裙,套上腰机,织布给侯文涛看,拍了两三个小时。侯文涛觉得她太苦了,硬塞给老人100块钱。也有人主动要钱,直接说,先谈价钱吧；还有人不喜欢被拍,看到他拿起摄像机就骂,这时往往就拍不了。他拍的都是35岁以上的妇女,只有她们才懂纺织。十多岁的,织布机都没见过。
在文山,有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收一人半高的麻,她捋着麻杆上的叶子对侯文涛说:“我什么都做不动了,但是我要给你们种一点麻留着。我只种今年了,我死了种不种就随你们吧。”镇上的印染店老板说,麻布相当好染,机器布就不行。但现在都是机器印染,用电脑设计完图案一下就印好了。而以前从头到脚做一套苗族衣服,光手工就要一年。
拍完片子,有人建议片名叫“纺织工艺”。但它只能反映纺织的这部分,而最重要的是青苗去世之后跟麻的关系。最后侯文涛想到一个名字:“麻与苗族”。在村里放的时候,很多女的过来看,不会织布的说,“要来看看这个学一下。”会织的就说,又回到我们以前的日子了。
片子最后,侯文涛两个年过八旬的亲戚坐在家门口,拿出早就备好的全套寿服给他看:枕巾、盖脸巾、纱巾……全是麻的。
老婆婆让他看绑腿,说沿顺时针绑是活人的绕法,逆时针是死人的,然后沿逆时针一圈圈绕在自己右小腿上；把盖脸布盖到脸上,示意怎么遮住死者的脸；展开裙子,说上面的三道线代表着我们祖先从黄河流域过来时渡过的长江、黄河、红河。老爷爷则笑着穿上三层麻布寿衣:“你千万要记住,你们的老人以后也照这样办。”手里还在理麻绳。两位老人一点都不忌讳谈到死。这些东西备好了,他们就安心了。
侯文涛说,现在政府不反对种麻了,但是已经没人有麻的种子了。
青海藏区:高山秃鹫成朋友了
青海果洛州久治县有一百多种鸟:黑颈鹤、高山秃鹫、胡鹫、赤麻鸭、斑秃雁……白玉乡白玉寺的佛学博士扎西桑俄从小就很喜欢它们,不停地观察。他发现小时候在寺院看过的鹰、隼现在不见了:以前寺院烧牛粪,现在烧烟煤,猛禽飞翔需要高能见度,空气有污染就离开了。另外,以前黑颈鹤和赤麻鸭11月初已经飞到拉萨的温泉过冬,现在它们11月底还在。噪眉以前在森林生活,现在搬到了牧区；猕猴、中华猎羚……很多森林里的野生动物都搬过来了。“可能山区开矿的人多了,也可能气候变暖草场不冷了,它们就来了。”扎西桑俄现在和同寺的喇嘛周杰合作,保护藏族圣鸟高山秃鹫,《我的高山秃鹫》就在讲这些故事。
扎西桑俄和周杰经常爬到附近悬崖上观察高山秃鹫的窝,已经行走自如。一天,两只10-20天大的小鸟死了,怕它们有传染病,两人都不敢动。五十多公里处有一个五个县的大天葬台,天葬喇嘛说,它们是饿死的。以前他的天葬台常年有60-70只高山秃鹫,2005年后突然增加到300只了:没有吃的,它们都来天葬台找吃的。
高山秃鹫的食物被卖到城里去了。这一年,有人开始收饿死、被狼咬死的牦牛。藏民从来不吃饿死的牦牛肉,因为有细菌；狼牙有毒,被狼咬死的牦牛、羊不少人也不吃,都丢在原地。但后来牲口死了,不管怎么死的,都放到牛背上驮到镇里卖。前两年牦牛500-600元钱一头,今年涨到了5块钱一斤,一头大牦牛能卖两千多块钱。
商人多来自四川,小老板收了卖给大老板,小老板多是藏族,大老板全是汉族。肉有的已经腐烂,但他们还要,运到成都做牛肉干。“秃鹫可以吃烂的,但是人不能吃烂的。”扎西桑俄觉得无法理解。度鸦、胡鹫也靠这些肉生活,现在都在挨饿。
扎西桑俄的姐姐也收死牦牛,一年两千多头,生意最好时是3到5月:草原上的黄草吃光了,新草还没长出来,很多牦牛饿死。高山秃鹫也是这时饿死的多。它们最饿的时候,扎西桑俄去看,小鸟在窝里一动不动,用乌黑的圆眼睛安静地看着他。小鸟很可爱,但鸟爸爸妈妈不得不天一亮就离开小鸟,去300平方公里范围内找吃的,看起来很舍不得。中午飞回来,以前脖子里满满的都是肉,现在脖子空空的,只能喂小鸟一点口水。小鸟怕热,中午大鸟伸出翅膀给小鸟挡太阳,太阳落一点又去找。这样持续一个星期,小鸟就饿死了。以前高山秃鹫10个窝有10个蛋,现在10个窝只有4个蛋。再这样下去,有些高山秃鹫就不做窝了。
扎西桑俄和周杰为它们到处找吃的,运到相距十到三十多公里的6个点喂。一次一头黑牦牛从悬崖上掉下去摔死了,在一个快干涸的水塘里已经发臭,被他们发现了。牦牛很重,两人把绳子挂在面包车上,加大马力才拉出来,花了两个多小时。拖到喂养点,高山秃鹫很高兴,全部飞来看。他们把肉切成块直接放到它们窝边,减轻它们的负担；还去老百姓家要:“如果你家死了10个牦牛,留一个在野外可以吗?”家里有老人的就会马上答应。现在两人几个月要找一二十头牦牛,在老百姓那里要五六十头。
“我和高山秃鹫是朋友。”扎西桑俄觉得高山秃鹫认识他,知道他为它们做的事情。他甚至可以到窝里去看蛋有多重,摸一下小鸟,玩一会儿再放回去。“但白人(汉族人)这样做,小鸟的父母就不要孩子了,永远离开窝。”有天他们找到一匹死马,切肉时一只高山秃鹫落下来在旁边看。
一般高山秃鹫看见了肉会过来抢,但它不抢,悄悄坐着,看起来就像“谢谢你们”的意思。拿一块肉给它它就吃。两个人背着肉去另一处,那里的高山秃鹫知道还要分给其他伙伴,也不抢。
现在,扎西桑俄的姐姐每年会捐出五六头牦牛给高山秃鹫吃,都是好肉。这是出于佛教信仰,不能捐不好的东西出去。姐姐其实很愧疚:那是高山秃鹫的饭,她在这上面挣钱,这是一个坏事。不好的肉卖到城里给人吃,又是一个坏事,等于做了双重坏事。扎西桑俄拉姐姐去悬崖上看高山秃鹫的窝,她看了就决定每年捐出1万块钱———全部收入的近十分之一,给高山秃鹫买食物。
扎西桑俄还拉很多老百姓、生意人去悬崖上看,也把片子放出来,大家看完都不舒服。有的老百姓说:“以后再也不卖了!”还有个四川阿坝的藏族小老板用藏语骂扎西桑俄:“都是你!”开始他不知道,高高兴兴收肉,现在他发现生意不做不行,做也不高兴。后来,他也捐了钱。
作者：陈军吉
2010年夏,青海举行自然与文化影像纪录培训项目“乡村之眼”,参加培训的《我的高山秃鹫》拍摄者周杰(左)、扎西桑俄与其他学员互拍。 郭净/图
《麻与苗族》的拍摄者侯文涛在“乡村影像计划”中学会了用电脑剪辑视频。章忠云/图
□南方周末记者陈军吉发自昆明
一个美国女人无偿为黔东南月亮山区的一个寨子修了一所学校。寨里的头人坐在一起开会,觉得无以为报,决定把一件百鸟衣送给她。他们不知道,这个美国女人修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换百鸟衣———当地没人愿意卖。3月23日,第五届云之南纪录片展在昆明举行,“社区影像”单元展映中,从一个叫“乡村影像计划”的活动里脱颖而出的作品,全部由少数民族村民自己完成,其中一部就是摩梭村民拍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类似于“美国女人换苗寨百鸟衣”的故事。
云南社科院2000年发起了“社区影像”的核心理念,与福特基金会合作,把摄像机交给云南中甸、德钦三个村子的藏族村民拍摄。2005年,吴文光开始了“村民影像计划”；2007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进行了“乡村之眼”培训,“乡村影像”、“村民影像”的概念逐渐被接受。
这些项目几年来的成果,在这次“社区影像”单元首次面向公众大规模放映。以前,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理论不为外人所知,他们也没有对外说的意识。现在,摄像机给了他们把这些东西说出来的可能。
摩梭村落:祖母房卖了
泸沽湖的偏僻处,常有国内和欧洲、美国、日本的电视台来拍风光民俗,还有拍电视剧、电影的,一两个星期来就会一群。落水村村民尔青好奇地去看,发现很多是对摩梭人的误解:他们主要对摩梭人的走婚感兴趣,觉得摩梭人像原始社会一样可以随便乱走婚。其实摩梭人的走婚很专一,绝大多数伴侣都是终生的。
落水村是旅游区,村民有给游客划船、牵马的,先入为主的记者们过来,老想证实走婚的传说,问他们半天这些问题,得不到就会很扫兴。知道记者想要什么,村民就开玩笑地说可以乱走,是怎么怎么走的。记者满意地走了。
为了让村民知道外界怎么看自己,2006年,尔青办了一个电影节,放了搜集来的二三十部有关摩梭人的片子。村民这才发现,玩笑话都被播出来了,还一板一眼打上了自己的名字,猛然感到:“不能乱说啊!”很多人开始想:外面的人这么看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对外界表达自己的文化,怎么保护它?尔青2009年完成的第一部作品《离开故土的祖母房》,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片子讲一位摩梭青年卖自家祖母房前后发生的故事。买主是美籍华人唐女士,她想保存摩梭文化,把祖母房运到北京展览,选中了泸沽湖相对偏僻的古老村落里家咀村。第一次来,整个村子都不卖。第二次来,买到了一间,10万块,修两三间新祖母房的价格。卖房子的是在外面工作过的年轻人品初,他在旅游区认识了一个香港女孩,两人成了男女朋友。品初是摩梭人中第一个卖祖母房的。
祖母房在摩梭家庭地位非常高,老祖母睡在这里,孩子也在这里出生。摩梭人崇拜火,认为祖先的灵魂就栖息在祖母屋的火塘上方。一日三餐前,食物要先放在火塘上方的锅庄石“冉巴拉”(灶神)前祭祖。品初的母亲不愿意卖房子,跟他吵过很多次,后来终于忍不住,在买家面前哭了。当被问到为什么哭,她说,她想爸爸妈妈了———她也是在这里出生的。但房子还是卖掉了。拆房子时,经年灰尘簌簌而落,房梁上的木头被卸下。为熄火,母亲只能在不能浇水的火塘上浇了水,对着空中说:“你们被烟熏了。”又喃喃自语:“保佑我家的神灵,会跟随祖母房远去了。”家人不愿把屋顶的镇邪器、屋里驱邪的羚羊角给外人,这些最重要的东西留下来了。买方觉得它们不值钱,换成新的就好。
卖祖母房是很不好的事,品初慢慢感觉到别人的议论。快去北京搭祖母房时,他有些后悔,找借口想不卖。但协议已经签了,他只好和几个村民一起到了北京,在一个艺术区搭起了房子。
摩梭人的家由一圈房子组成,除了祖母房,还有经堂、花房、关牲口、住人的地方,在乡间和周围环境很协调。而北京的艺术区很高,孤零零的一座祖母房蜷在那里,又矮又小。旁边还立起了一个铜像,是和唐女士合作的荷兰女艺术家塑的自己。给铜像穿摩梭人衣服时,村里的木匠对尔青耳语:“好像在摸死人。”———摩梭人只有人死了,才会这样洗一遍穿上衣服。尔青觉得艺术家是在自我崇拜。她还给铜像穿上了一双崭新的登山鞋。
开展那天,有参观者来问品初:你们这种婚姻能过一辈子吗?你老了走婚走不动了,对方是不是会再找一个?问的人完全不了解摩梭文化。还有很多外国人来,现场充斥着英语。一个懂摩梭文化的老外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嗯,你还是感觉不舒服。”品初答:“有一点点,”很快走开了,他其实很难过。
片子拍完放给村民看,大家都很沉重,感觉到自己的文化在流失。品初也看了片子,没说什么。尔青想,自己的片子对他可能是一种伤害,“不止是泸沽湖,到处都是这样。其实他有很多自己很难的东西,可能我的片子太批判了。”他也把片子给了唐女士:唐女士觉得自己在保护,这是一种文化差异。
一年后,唐女士方面打电话来:房子有虫了,怎么办?尔青说,一生火就没事了。但北京的艺术区不准生火。摩梭人家一日三餐都在祖母房烧饭,烟熏后木头越来越硬,刀都砍不进去,防潮防虫,可以用几百年。“只有那个环境,才有那个文化。”尔青说。
云南苗寨:麻没法种了
在27岁的云南文山州青苗侯文涛记忆中,麻(当地种的是火麻)是1997年被禁的:因为麻可以提炼毒品,政府不让再种。慢慢的,老人没有原料教年轻人纺线,年轻人不再用麻做衣服,传统的纺织工艺就快要失传了。
但麻是当地青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平时可以穿棉布、化纤衣服,去世时必须用麻的寿服、草鞋、盖脸巾、枕巾入殓；女人要有麻布绑腿。如果这些都没有,至少要有一根麻线,一头拴在死者拇指上,一头拴在要杀的鸡身上“交”给死者,告诉他:当这只鸡在阴间一叫,有一只鸡会回答它,那只鸡的主人就是老祖宗。
极少数人曾偷偷种麻,但那时麻的种子已经很少,偏僻的地方最多保留一小碗,在菜地里随便撒一点,种一个车位的面积。因为大家都需要,村里人都不对外说。这么一点麻不够织布,只能做麻线。苗族老人很担心下一辈没麻用,死后归不到老祖宗那里,在阴间变成孤魂野鬼。
看到麻即将消失,侯文涛想,干脆从种麻、收麻,到剔麻、机麻……
一样样用摄像机记录下来。他叫很多村民来家里讨论,村民们都说肯定不容易拍到了。侯文涛说,就因为难拍,才要拍。
他花了三年找素材,去问村里的老人和亲戚还有没有地方种麻,还有没有人纺线。文山苗寨很多,侯文涛一个一个去问,基本走遍了。
一开始没有收获。一天,侯文涛在屏边县的一个叔叔说,我们那里还有,你跟我去。屏边县挨着文山,叔叔从原始森林打鸟回去,背着火药枪,走的是毛毛路,80度的崖子,下面是深渊。下到谷底,再爬上去,到了山对面的一个村子,但村子里没有。到另外一个村子,又没有。后来听说,对面一个村子有———在之前翻下来的那个地方。又爬了一回崖子,终于拍到了织麻布的镜头。
村子里第一个找到的是一个精通芦笙的退休干部。他唱道:“麻线啊!麻线乱糟糟,像白鹅毛……”他说这是最好的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在会芦笙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很多不会唱了。
他带侯文涛找到一个老人,老人的麻布在织布机上十年了,十年间没人动过,都是灰。屏边也禁麻,但老人的独生子喝酒中毒死了,丈夫瘫痪,她要照顾病人,没有心情做麻,就保存下来了。老人穿着全套漂亮的麻布衣裙,套上腰机,织布给侯文涛看,拍了两三个小时。侯文涛觉得她太苦了,硬塞给老人100块钱。也有人主动要钱,直接说,先谈价钱吧；还有人不喜欢被拍,看到他拿起摄像机就骂,这时往往就拍不了。他拍的都是35岁以上的妇女,只有她们才懂纺织。十多岁的,织布机都没见过。
在文山,有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收一人半高的麻,她捋着麻杆上的叶子对侯文涛说:“我什么都做不动了,但是我要给你们种一点麻留着。我只种今年了,我死了种不种就随你们吧。”镇上的印染店老板说,麻布相当好染,机器布就不行。但现在都是机器印染,用电脑设计完图案一下就印好了。而以前从头到脚做一套苗族衣服,光手工就要一年。
拍完片子,有人建议片名叫“纺织工艺”。但它只能反映纺织的这部分,而最重要的是青苗去世之后跟麻的关系。最后侯文涛想到一个名字:“麻与苗族”。在村里放的时候,很多女的过来看,不会织布的说,“要来看看这个学一下。”会织的就说,又回到我们以前的日子了。
片子最后,侯文涛两个年过八旬的亲戚坐在家门口,拿出早就备好的全套寿服给他看:枕巾、盖脸巾、纱巾……全是麻的。
老婆婆让他看绑腿,说沿顺时针绑是活人的绕法,逆时针是死人的,然后沿逆时针一圈圈绕在自己右小腿上；把盖脸布盖到脸上,示意怎么遮住死者的脸；展开裙子,说上面的三道线代表着我们祖先从黄河流域过来时渡过的长江、黄河、红河。老爷爷则笑着穿上三层麻布寿衣:“你千万要记住,你们的老人以后也照这样办。”手里还在理麻绳。两位老人一点都不忌讳谈到死。这些东西备好了,他们就安心了。
侯文涛说,现在政府不反对种麻了,但是已经没人有麻的种子了。
青海藏区:高山秃鹫成朋友了
青海果洛州久治县有一百多种鸟:黑颈鹤、高山秃鹫、胡鹫、赤麻鸭、斑秃雁……白玉乡白玉寺的佛学博士扎西桑俄从小就很喜欢它们,不停地观察。他发现小时候在寺院看过的鹰、隼现在不见了:以前寺院烧牛粪,现在烧烟煤,猛禽飞翔需要高能见度,空气有污染就离开了。另外,以前黑颈鹤和赤麻鸭11月初已经飞到拉萨的温泉过冬,现在它们11月底还在。噪眉以前在森林生活,现在搬到了牧区；猕猴、中华猎羚……很多森林里的野生动物都搬过来了。“可能山区开矿的人多了,也可能气候变暖草场不冷了,它们就来了。”扎西桑俄现在和同寺的喇嘛周杰合作,保护藏族圣鸟高山秃鹫,《我的高山秃鹫》就在讲这些故事。
扎西桑俄和周杰经常爬到附近悬崖上观察高山秃鹫的窝,已经行走自如。一天,两只10-20天大的小鸟死了,怕它们有传染病,两人都不敢动。五十多公里处有一个五个县的大天葬台,天葬喇嘛说,它们是饿死的。以前他的天葬台常年有60-70只高山秃鹫,2005年后突然增加到300只了:没有吃的,它们都来天葬台找吃的。
高山秃鹫的食物被卖到城里去了。这一年,有人开始收饿死、被狼咬死的牦牛。藏民从来不吃饿死的牦牛肉,因为有细菌；狼牙有毒,被狼咬死的牦牛、羊不少人也不吃,都丢在原地。但后来牲口死了,不管怎么死的,都放到牛背上驮到镇里卖。前两年牦牛500-600元钱一头,今年涨到了5块钱一斤,一头大牦牛能卖两千多块钱。
商人多来自四川,小老板收了卖给大老板,小老板多是藏族,大老板全是汉族。肉有的已经腐烂,但他们还要,运到成都做牛肉干。“秃鹫可以吃烂的,但是人不能吃烂的。”扎西桑俄觉得无法理解。度鸦、胡鹫也靠这些肉生活,现在都在挨饿。
扎西桑俄的姐姐也收死牦牛,一年两千多头,生意最好时是3到5月:草原上的黄草吃光了,新草还没长出来,很多牦牛饿死。高山秃鹫也是这时饿死的多。它们最饿的时候,扎西桑俄去看,小鸟在窝里一动不动,用乌黑的圆眼睛安静地看着他。小鸟很可爱,但鸟爸爸妈妈不得不天一亮就离开小鸟,去300平方公里范围内找吃的,看起来很舍不得。中午飞回来,以前脖子里满满的都是肉,现在脖子空空的,只能喂小鸟一点口水。小鸟怕热,中午大鸟伸出翅膀给小鸟挡太阳,太阳落一点又去找。这样持续一个星期,小鸟就饿死了。以前高山秃鹫10个窝有10个蛋,现在10个窝只有4个蛋。再这样下去,有些高山秃鹫就不做窝了。
扎西桑俄和周杰为它们到处找吃的,运到相距十到三十多公里的6个点喂。一次一头黑牦牛从悬崖上掉下去摔死了,在一个快干涸的水塘里已经发臭,被他们发现了。牦牛很重,两人把绳子挂在面包车上,加大马力才拉出来,花了两个多小时。拖到喂养点,高山秃鹫很高兴,全部飞来看。他们把肉切成块直接放到它们窝边,减轻它们的负担；还去老百姓家要:“如果你家死了10个牦牛,留一个在野外可以吗?”家里有老人的就会马上答应。现在两人几个月要找一二十头牦牛,在老百姓那里要五六十头。
“我和高山秃鹫是朋友。”扎西桑俄觉得高山秃鹫认识他,知道他为它们做的事情。他甚至可以到窝里去看蛋有多重,摸一下小鸟,玩一会儿再放回去。“但白人(汉族人)这样做,小鸟的父母就不要孩子了,永远离开窝。”有天他们找到一匹死马,切肉时一只高山秃鹫落下来在旁边看。
一般高山秃鹫看见了肉会过来抢,但它不抢,悄悄坐着,看起来就像“谢谢你们”的意思。拿一块肉给它它就吃。两个人背着肉去另一处,那里的高山秃鹫知道还要分给其他伙伴,也不抢。
现在,扎西桑俄的姐姐每年会捐出五六头牦牛给高山秃鹫吃,都是好肉。这是出于佛教信仰,不能捐不好的东西出去。姐姐其实很愧疚:那是高山秃鹫的饭,她在这上面挣钱,这是一个坏事。不好的肉卖到城里给人吃,又是一个坏事,等于做了双重坏事。扎西桑俄拉姐姐去悬崖上看高山秃鹫的窝,她看了就决定每年捐出1万块钱———全部收入的近十分之一,给高山秃鹫买食物。
扎西桑俄还拉很多老百姓、生意人去悬崖上看,也把片子放出来,大家看完都不舒服。有的老百姓说:“以后再也不卖了!”还有个四川阿坝的藏族小老板用藏语骂扎西桑俄:“都是你!”开始他不知道,高高兴兴收肉,现在他发现生意不做不行,做也不高兴。后来,他也捐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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