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书记

自古文人都好书，多有藏书，喜欢著书，这些都是自然不过，但是窃书和骗书，就显得耸人听闻。原来听说过韩愈少时好学，可家贫无书，“乃求入集贤为书写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如此“窃书”是为了学识，可不能给其定性为“偷”呢！还有“钟繇盗墓”的故事，这个算确凿无疑，见东晋虞喜的《志林》：“钟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坐，苦求不与，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诞死，繇盗发其墓，遂得之。” （大书法家钟繇到韦诞家做客，见韦诞的茶几上有蔡邕的笔法秘诀《笔势》一书，他当即两眼发光，一睹为快。书中观点句句精准，钟繇看罢茅塞顿开，随后他想借此书回家拜读。韦诞舍不得自己的绝本，不愿出借。钟繇欲以重金买下，或以名家绝品交换，韦诞死活不松口。这让钟繇气得当场吐血，昏死过去。此后他对此事对一直耿耿于怀，图谋得到《笔势》。机会终于来了。古人死后喜欢将最心爱之物陪葬。韦诞死后把《石室神授笔势》等一批墨宝真经，当作随葬品带入了自己的墓中。钟繇知道后大喜，遂策划盗墓。于是，他花大价钱请来了盗墓贼，终于将《石室神授笔势》搞到自己手里。） 在《太平广记》卷三六三有“李哲”故事，据说原本出自《通幽记》。说唐贞元四年春，常州录事参军李哲住在距离丹阳县东郭五里的地方，宅中常有怪异。“有乳母阿万者，性通鬼神，常见一丈夫，出入随之，或为胡形，须髯伟然，羔裘貂帽，间以朱紫，倐闪出来。哲晚习《春秋》于阁，阿万见胡人窃书一卷而去，驰报哲。哲阅书，欠一卷。方祝祈之，须臾，书复帙中，亦无损污。”这里作“胡人”状貌的鬼妖“窃书”仅一卷，而后复归还，并且毫无损污，大概只是和读书人开一个玩笑。这则志怪故事悬疑，匪夷所思，窃书者犹如鬼魅，但这类“雅盗”并不招人反感。 在国外，有位佛罗伦萨人利布里伯爵，可谓是窃书大盗。他是个才华出众的数学家，由于爱国而受到迫害，1830年流亡到巴黎，加入了法国籍。他的光荣经历使他飞黄腾达，很快就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荣誉勋位团骑士、国民教育部的图书馆总监察员。他经常视察全国著名的图书馆，使这些图书馆里的珍贵书籍不翼而飞。由于丢失的图书越来越多，利布里伯爵终于受到了怀疑，然而他镇定自若，于1848年坐船出逃，而且带走了3万卷书籍！他回去时已事过境迁，所以他的偷书反而被视为爱国的壮举。这笔赃物使他从此过着贵族般的生活，逍遥自在地活到1869年去世。 伊朗驻英国慈善机构的执行总裁哈基姆扎德先生衣冠楚楚，他收入不菲，却也是为偷书贼。他自从１９９８年成为英国图书馆会后，每月都要“拜访”几次图书馆，借出６本古书，静静地坐在阅览室里认真地“阅读”着这些１６世纪至１７世纪出版的古代游记。殊不知，他正在像外科医生一样，用解剖刀裁剪下看中的书页，然后带回家粘贴到自己的藏书里，或者塞到某本书中。 在近代“康圣人”（康有为）偷书这个掌故广播甚广，据说他在旧书摊见好书拿起就跑。大约在1923年他在西安讲学，发现卧龙寺有四大书柜孤本《南宋碛砂大藏经》宝物，他谎称经书生蛀虫，和寺内住持景慧商量用他的正续藏经交换，双方签下合同换经。正当他要辗转运出西安溜走时，学者李同轩与其弟子们在报纸上披露出来，最后阻止了康的盗书行为，保护了西安文物流散出去，康圣人在西安声名垃圾了，因为此事。有漫画标题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圣人爱书本无错，错在不光盗书，还骗书，想来真是搞笑，爱书成痴，竟然使用无赖伎俩，康听说清代四大家之一郑大鹤去世了，马上去他家悼念，痛哭流涕，好不哀伤，郑家夫人很感动，康圣人借机说大鹤先生曾答应送他几部书，特来取去做怀念故人情，夫人看他如此情切，就随手送给他，他欣喜回家，等故友儿子回家发现大呼上当，再去讨要，康是决口不提给书二字，好酒好菜哄的故友儿子不好开口变脸，最后只好悻悻而归。这次圣人骗书得手，但是骗的是人情味。 上面说的都是旧闻，窃书者为了读书可以理解，尤其因为家贫不得已而为之的。像导演吴宇森也坦承地说：“我也曾有过在书店偷书的经历，但请你们不要跟我学，我当时太爱电影，求知欲太强了，我想上帝会原谅我的。”有的藏书家卖书窃书不是读、不为了著述，完全为了占有欲，他的书再多也不过是数量的变化，不具实在意义。在现代社会“雅盗”太少了，很多是偷来古旧书为了贩卖，这则是纯正的无耻了。文人的龌龊事沾上文化也便有了文化味，像钟繇、康有为那样的。笔者也属爱书之人，也不吝暴露一下隐私，与诸君分享。 我最早对书感兴趣要追溯到六七岁,记得那时父亲作为“反革命”还没被平反。我野孩子般经常在外疯跑,在那闭塞的“流放地”我没有任何朋友,当一个同学喊着外号(类似黑五类)时，我拿起砖头开了他脑袋。那时的我逃学捣乱,被老师罚站，望着夕阳下绿油油的田野,那时的田园的风光真美啊。有次我无意拾到一本写着“叛徒”、“工贼”刘少奇的黑材料,里面那些谩骂恶毒而刻板,如今又被树为伟人,这让人陷入迷乱。我进入某个院落，透过玻璃发现个“宝藏”,这怎么还有个图书室呢,从窗户进去眼界大开,里面的书整齐地摆在书架上,大部分以古典名著为主。奇怪的是书藏着这,也没人借呢。以后我肆机逃学，就躲这来没事翻翻。其中的《郁离子》和《西游记》(三卷)我爱不释手。一横心取了四本书掖起来拿走,后来不巧被人发现，那人横眉立目说:“你个小崽子竟敢偷书,怪不得图书室书丢那么多”。我说“书整天摆那,还不让人看啊”,“好小子，死不认错,你清楚嘛,你这罪过能进监狱”。他越发严肃了,起初我不怕,后来见他狰狞的样子我心虚了,你说咋办就咋办,我实话实说。“你到底偷了多少本书,你要揭发出另外的人就放了你”,“我就拿了四本书,别人不知道啊”。就这样坚持了会,他看出我死硬到底,实际我说的是真话,他就是不信。他拖着我把我关在一间小黑屋里,那间房隔壁就是伟大的图书室。可那窗子上玻璃破了,书散落一地。被关了一下午,我被放出来。随后没收了我的书,我心想《西游记》下部我还没看呢。这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我发誓以后有财力全身心拥有那些心爱的书，而不求助任何人，而作为别人的好书尽量不借，而是悄悄记下来然后靠自己找寻。 小学毕业那年，伯父突发心脏病去世，作为人民教师的他给我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他的书屋里我发现了大量鲁迅先生的书（1973年版本，封面有着烫金头像）、王力的《现代汉语》、《欧洲文学史》还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其中部分是大学教材，中文系毕业的伯父是我最初的老师，虽然他一生只跟我说过三句话，他留下的书和读书笔记启发了我。后来他的书扔在杂物室，也没人打扫，书柜暴腾全是土，我的堂姐堂哥也不喜欢文学，有的书还散落在院子里，上面还有鸡屎，看着这些无人照顾的书很心疼，依照当时的判断力，逐步将最精华的小说纳为己有。最后被伯母发现，说了我几句，我没吭气。她也没辙，书还是留给爱它珍惜它的人，这些书成为我最初的收藏。在那个时期最重要的是让我结识了精神导师鲁迅，那些粗黑的革命标语与鲁迅的文字混杂在一起，他酣畅淋漓的杂文常常让我大呼过瘾，熟悉了这位先生，我心里常暗暗思忖，有这样的作家，我以后还怎么混啊，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当时居然想出一个歪理，我生活这个时代是鲁迅未曾经历的，顿时心里充满欢喜。 最近几年总是间歇去潘家园淘书，有次遇见一本民国老杂志，喜欢的不得了，拿在手里，后被人群挤到了后面，心里惴惴不安，我知道那书贩特黑，不要几百肯定不卖，感觉他没发现，就偷偷把杂志塞包里了。为了抚平心理内疚，臆想是老天送给我的，为嘛把我挤出来，我拿到手的让我送出去，没门。我还见过一个老头拿着本线装书，钱不够，非要按自己的价给钱，书贩说不卖他，他抓住不放，俩人嚼净半天，还威胁要撕掉这本书，俩人差点打起来，被周围的众多顾客拉开，老头红赤白脸的特可爱，摊主说我好不容易上本好书，遇见他这样的我去哪赚钱。

那几年我女友在天大上学，她告诉我校园里有家书店，外面卖教材，里面卖学术书，里面的学术书达4折或者半价，我在那买过《破碎的主观铜像》、《美国作家访谈录》还有张志扬的《创伤记忆》等书。后来知道那家店搬到南大西门，又去寻访，突然发现原来看中的四本书，在这里变成一律八折，而且有本买完回到家才发现有破损，第二天我去那换，那位素质低下中年妇女店员非说那书是我损坏的，耍赖不给我换。那时我女友在那附近租房考研，我去找他说出自己的愤懑，隔了几天我又去那家书店，让她挡着我，有些鬼使神差，找不到什么满意的窃取目标，莫名其妙地拿了一本《玩偶的幽灵——西方“鬼”故事精选》（任溶溶编译），我非常奇怪，那装了摄像头怎么没发现我呢，那位中年妇女还和我女友聊得火热。出来后女友贬损我，我的“大学问家”还偷书，你以后如果对我不好，我就上网揭露你的丑恶行径。我说：不劳烦领导了，我会加强自我批评的。 笔者的“窃书”经历不算丰富，这都算自己龌龊之处，不容隐瞒。当然我还做过到租书部借书不还、去图书馆借书不还的事。去朋友家看到好书常会顿起歹心，涌起一股攫取的欲望，有时明着要，如果按捺不住就不说了。我自己的书也丢过，被来客顺走，也有我自己马虎，记得有次去西安旅行，下车时居然把江枫所译《美国现代诗钞》忘在火车上，这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如今再找这册书已不容易。当然我也错过不少书，书一经错过，类似时光稍纵即逝，有次在古文化街看到一本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稀本《蜜蜂脑袋奥勒》，这家书店店主给我很便宜，估计5块钱到手（网上卖的很贵），店主老婆不懂瞎卖，我要啥书她都要高价，我见店主不在，我就没问，说溜达一圈再回来，没过半个小时，再过来书就没了，被人买走了。像这类故事很多，无奈当时没做记录，要不又可以写篇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