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物志 关关相轻
所谓“长物”，典出《世说新语•德行》：“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警，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王恭曾任都督、刺史等职，史传其“清廉贵峻，志存格正”，他的“身无长物”，是指没有身外之物，足以见证其品格德行。所以此处的“长物”，即“多余之物”的意思。 不过，世上王恭不多，为物所役的人甚多。明人宋诩在所编撰的《宋氏家规部》中有“长物簿”一章，重新定义了“长物”：“凡天地间奇物随时地所产、神秀所钟，或古有而今无，或今有而古无，不能尽知见之也。”宋诩的“长物簿”包含了二十一类，有宝、玉、珠、玛瑙、珊瑚、金、漆、木、草、竹、窑等等。细考起来，文震亨的“长物”，既是“多余之物”，亦是“宝贵之物”。好友沈春泽在为《长物志》所作的序言中开篇即点明：
“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何也？挹古今清华美妙之气于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罗天地琐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挟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瑜拱璧，享轻千金，以寄我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
说的是这些琐杂碎细之物，不挡寒，不疗饥，对于别人是闲事杂物，对于自己却是宝贵的多余之物，视为连城美玉，不惜一掷千金。也是在这些“宝贵的多余之物”上，能看出一个人有没有韵、才、情。而没有韵、才、情的人，不能驭物，格调自然也就不同。
不能不注意到，明中叶以降，经济贸易发达，中国是全球海洋贸易的终点，号称“欧洲钱的坟墓”，大量的白银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助长了明朝奢靡的社会风气。特别是苏州一带，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丝绸、木器、紫砂、竹刻、刺绣、漆器、玉石、金属工艺等业欣欣向荣，苏州一地所交税粮即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文化方面亦不输人后，刊刻成风，书画满眼，闲人盈街。在作为吴地文化的“吴趣”中，小官僚文人都知道“备它一顶轿，讨它一个小，刻它一部稿”。清代校阅《长物志》的学者伍绍棠指出：“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沦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而当时骚人墨客，亦皆工鉴别，善品题，玉敦珠盘，辉映坛坫。”可想而知，当风雅成了时尚，附庸风雅者也就开始鱼目混珠。
《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写西门庆的书房：
“转过大厅，由鹿顶钻山进去，就是花园角门。抹过木香棚，两边松墙，松墙里面三间小卷棚，名唤翡翠轩，乃西门庆夏月纳凉之所。前后帘栊掩映，四面花竹阴森，周围摆设珍禽异兽，瑶草琪花，各极其盛。里面一明两暗书房，……进入明间内……上下放着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两边挂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一边一张螳螂蜻蜒脚一封书大理石心璧画的帮桌儿，桌儿上安放古铜炉流金仙鹤。正面悬着‘翡翠轩’三字。左右粉笺吊屏上写着一联：‘风静槐阴清院宇，日长香篆散帘栊。’……里边书房内，里面地平上安着一张大理石黑漆缕金凉床，挂着青纱帐幔。两边彩漆描金书厨，盛的都是送礼的书帕、尺头，几席文具，书籍堆满。绿纱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独独放着一张螺钿交椅。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物账簿。”
名物学家扬之水女士在《书房》一文中，对照《长物志》，挑出西门庆书房内外“木香”、“卷棚”、“东坡椅”、“交椅”、“凉床”诸项都是俗式。更细致一点说，“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螳螂蜻蜒脚”、“流金”、“黑漆缕金”、“彩漆描金”、“螺钿”诸种工艺，在《长物志》里也都归为恶俗一类。西门庆对称地挂了四轴名人山水，犯了只宜挂一轴的律例，尤不可赦。不过扬之水女史厚道，一面指出《金瓶梅词话》笔致细微，用了晚明文人的标准来从反面作文章，使西门庆的书房处处应了标准中的俗；一面又指出，“雅和俗实在很难有一个明白的界定，文氏关于雅的种种意见是否可以成为标准，尚大有讨论的余地，即便读书人也未必尽有那里所期望的风雅。”
这一句颇搔到痒处。在西方研究知识权力的学术圈中，雅俗之辨从来都不简单。颇令我们汗颜的是，当国内有关《长物志》的研究尚处在“古早”阶段的时候，1984年开始，现任牛津大学艺术系主任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教授，已经以文震亨的《长物志》为重要文献，开始了晚明物质文化史（material culture）的研究。1991年，他出版了《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书，指出“原先象征身份地位的土地财富，转变成奢侈品的收藏”，在文化消费方面，“古物经商品化后成了‘优雅的装饰’，只要有钱即可购买得到，也造成一种求过于供的社会竞赛。当购买古董成了流行风吹到富人阶层时，他们也纷纷抢购以附庸风雅。原来是士人独有的特殊消费活动，都被商人甚至平民所模仿，于是他们面临了社会竞争的极大压力，焦虑感油然而生。”
韦伯曾经指出：在经济利益之外，声誉、权力、生活品位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同样参与了阶级的划分。是啊，否则就无从解释人们何以歧视西门庆之流的“暴发户”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只有钱也不是万能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将“资本”的概念扩大化，划分为三大形态：经济资本、社会关系资本和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很好理解，比较复杂的是文化资本，布尔迪厄不嫌麻烦，把它又分成三种形式：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表现为个人的审美趣味、学识风度、教养技能等，这种文化资本附着在个人的身体上，可以通过积累而习得，比如文震亨“长身玉立，善自标置”、“风姿韶秀，诗画咸有家风”。客观形态文化资本表现为物质性文化财富，比如米襄阳的《烟雨图》、颜鲁公的墨迹、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必须经过制度的程序将资本标示出来，从而拥有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合法化的价值，最典型的是文凭和资格，比如贾宝玉“中了第七名举人”，比如文震亨在论“御府书画”时指出，即便是名手临摹之作，只要有了御书题款，都属于“买王得羊——不失所望”。资本会跳圆舞，也就是说各种资本之间可以实现转换，拥有美貌的女子可以通过当名妓而将自己的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西门庆可以通过经济资本的投入购买四轴名人山水将其转化为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权钱交易实际上是社会关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相互转换。
就士大夫阶层来说，他们可能并不缺乏经济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不过他们最雄厚的实力还是文化资本。个人的学识教养，个人的收藏积累，个人的科举出身，使他们可以清高自诩、顾盼自雄。从权力的角度看，他们掌握着“文化”的定义权，通过传承经典、区分雅俗、厘定正统、品藻人物等方式，行使着知识话语权力，从而进行社会区隔、维护士人自身的社会地位。《长物志》所记录的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十二类，大而统之皆算“书斋清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制度形态的文化资本。
最能体现士大夫“有闲之乐”的，首先是园林，王维的辋川园、白居易的履道园、司马光的独乐园，都是文化风景。文人阶层没有如此经济实力的，退而求其次，有间书房，也颇惬意。书房不仅是燕居之室，亦是文人情趣的符号大本营，还是文人将自己从泯然众人中区别出来、自我标置的合理途径。为了抵抗经济资本的入侵，他们编制出大套的、复杂的、惟有“同道者”方能懂得的品鉴知识体系，以便将西门庆和他的万贯家财拦截于“雅士”圈外。沈春泽在为《长物志》序言中提及：“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娑，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谈风雅”。而文震亨此书的刊刻，既是对“富贵家儿、庸奴、钝汉”的当头棒喝，也堪称规范雅士格调的“法律指归”，所以沈春泽赞叹“诚宇内一快书，而吾党一快事矣！”
《长物志》的政治与美学 · 雅人深致 - [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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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何也？挹古今清华美妙之气于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罗天地琐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挟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瑜拱璧，享轻千金，以寄我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
说的是这些琐杂碎细之物，不挡寒，不疗饥，对于别人是闲事杂物，对于自己却是宝贵的多余之物，视为连城美玉，不惜一掷千金。也是在这些“宝贵的多余之物”上，能看出一个人有没有韵、才、情。而没有韵、才、情的人，不能驭物，格调自然也就不同。
不能不注意到，明中叶以降，经济贸易发达，中国是全球海洋贸易的终点，号称“欧洲钱的坟墓”，大量的白银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助长了明朝奢靡的社会风气。特别是苏州一带，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丝绸、木器、紫砂、竹刻、刺绣、漆器、玉石、金属工艺等业欣欣向荣，苏州一地所交税粮即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文化方面亦不输人后，刊刻成风，书画满眼，闲人盈街。在作为吴地文化的“吴趣”中，小官僚文人都知道“备它一顶轿，讨它一个小，刻它一部稿”。清代校阅《长物志》的学者伍绍棠指出：“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沦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而当时骚人墨客，亦皆工鉴别，善品题，玉敦珠盘，辉映坛坫。”可想而知，当风雅成了时尚，附庸风雅者也就开始鱼目混珠。
《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写西门庆的书房：
“转过大厅，由鹿顶钻山进去，就是花园角门。抹过木香棚，两边松墙，松墙里面三间小卷棚，名唤翡翠轩，乃西门庆夏月纳凉之所。前后帘栊掩映，四面花竹阴森，周围摆设珍禽异兽，瑶草琪花，各极其盛。里面一明两暗书房，……进入明间内……上下放着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两边挂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一边一张螳螂蜻蜒脚一封书大理石心璧画的帮桌儿，桌儿上安放古铜炉流金仙鹤。正面悬着‘翡翠轩’三字。左右粉笺吊屏上写着一联：‘风静槐阴清院宇，日长香篆散帘栊。’……里边书房内，里面地平上安着一张大理石黑漆缕金凉床，挂着青纱帐幔。两边彩漆描金书厨，盛的都是送礼的书帕、尺头，几席文具，书籍堆满。绿纱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独独放着一张螺钿交椅。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物账簿。”
名物学家扬之水女士在《书房》一文中，对照《长物志》，挑出西门庆书房内外“木香”、“卷棚”、“东坡椅”、“交椅”、“凉床”诸项都是俗式。更细致一点说，“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螳螂蜻蜒脚”、“流金”、“黑漆缕金”、“彩漆描金”、“螺钿”诸种工艺，在《长物志》里也都归为恶俗一类。西门庆对称地挂了四轴名人山水，犯了只宜挂一轴的律例，尤不可赦。不过扬之水女史厚道，一面指出《金瓶梅词话》笔致细微，用了晚明文人的标准来从反面作文章，使西门庆的书房处处应了标准中的俗；一面又指出，“雅和俗实在很难有一个明白的界定，文氏关于雅的种种意见是否可以成为标准，尚大有讨论的余地，即便读书人也未必尽有那里所期望的风雅。”
这一句颇搔到痒处。在西方研究知识权力的学术圈中，雅俗之辨从来都不简单。颇令我们汗颜的是，当国内有关《长物志》的研究尚处在“古早”阶段的时候，1984年开始，现任牛津大学艺术系主任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教授，已经以文震亨的《长物志》为重要文献，开始了晚明物质文化史（material culture）的研究。1991年，他出版了《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书，指出“原先象征身份地位的土地财富，转变成奢侈品的收藏”，在文化消费方面，“古物经商品化后成了‘优雅的装饰’，只要有钱即可购买得到，也造成一种求过于供的社会竞赛。当购买古董成了流行风吹到富人阶层时，他们也纷纷抢购以附庸风雅。原来是士人独有的特殊消费活动，都被商人甚至平民所模仿，于是他们面临了社会竞争的极大压力，焦虑感油然而生。”
韦伯曾经指出：在经济利益之外，声誉、权力、生活品位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同样参与了阶级的划分。是啊，否则就无从解释人们何以歧视西门庆之流的“暴发户”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只有钱也不是万能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将“资本”的概念扩大化，划分为三大形态：经济资本、社会关系资本和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很好理解，比较复杂的是文化资本，布尔迪厄不嫌麻烦，把它又分成三种形式：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表现为个人的审美趣味、学识风度、教养技能等，这种文化资本附着在个人的身体上，可以通过积累而习得，比如文震亨“长身玉立，善自标置”、“风姿韶秀，诗画咸有家风”。客观形态文化资本表现为物质性文化财富，比如米襄阳的《烟雨图》、颜鲁公的墨迹、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必须经过制度的程序将资本标示出来，从而拥有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合法化的价值，最典型的是文凭和资格，比如贾宝玉“中了第七名举人”，比如文震亨在论“御府书画”时指出，即便是名手临摹之作，只要有了御书题款，都属于“买王得羊——不失所望”。资本会跳圆舞，也就是说各种资本之间可以实现转换，拥有美貌的女子可以通过当名妓而将自己的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西门庆可以通过经济资本的投入购买四轴名人山水将其转化为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权钱交易实际上是社会关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相互转换。
就士大夫阶层来说，他们可能并不缺乏经济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不过他们最雄厚的实力还是文化资本。个人的学识教养，个人的收藏积累，个人的科举出身，使他们可以清高自诩、顾盼自雄。从权力的角度看，他们掌握着“文化”的定义权，通过传承经典、区分雅俗、厘定正统、品藻人物等方式，行使着知识话语权力，从而进行社会区隔、维护士人自身的社会地位。《长物志》所记录的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十二类，大而统之皆算“书斋清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制度形态的文化资本。
最能体现士大夫“有闲之乐”的，首先是园林，王维的辋川园、白居易的履道园、司马光的独乐园，都是文化风景。文人阶层没有如此经济实力的，退而求其次，有间书房，也颇惬意。书房不仅是燕居之室，亦是文人情趣的符号大本营，还是文人将自己从泯然众人中区别出来、自我标置的合理途径。为了抵抗经济资本的入侵，他们编制出大套的、复杂的、惟有“同道者”方能懂得的品鉴知识体系，以便将西门庆和他的万贯家财拦截于“雅士”圈外。沈春泽在为《长物志》序言中提及：“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娑，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遂使真韵、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谈风雅”。而文震亨此书的刊刻，既是对“富贵家儿、庸奴、钝汉”的当头棒喝，也堪称规范雅士格调的“法律指归”，所以沈春泽赞叹“诚宇内一快书，而吾党一快事矣！”
《长物志》的政治与美学 · 雅人深致 - [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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