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思想何以言文学，抑或思想即文学

文学与思想或许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中国文学还不被称为文学的时候，思想即文学，或者说文学即思想，文辞与技巧固然重要，但大多更注意的是“言之有物”。先师有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个“文”恐怕也不是简单的文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或者说无志何以言。
二十世纪以来，在中国文学一名改头换面习以为常。一曰群治，梁任公言之；一曰问题，新文化诸贤言之；一曰工农兵，毛氏言之；一曰启蒙；一曰消遣；凡此种种，如雾里看花，未睹其真。研究者始以西哲所言治中国文学，终则为庸俗社会学。新方法、新思潮以来，于文学，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似影响颇深，抛弃庸俗社会学，将文学分为内部研究、外部研究，注重文本分析。内部研究则渐为字句分析订正，以至于考证钩沉；外部研究则自年谱、心态，以至于社会文化。于是文学研究则称立足于文学本位，于文学史则先生平、次诗文分析、三影响，支离破碎，虽学亦无知其思想。
罗宗强先生提出文学思想史的概念，于文论资料颇弱的隋唐入手，自作品中勾勒文学思想线索，石破惊天。惜成书者仅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张毅）三种。
我一直认为人的思想不能是分裂的，或者被人为地割裂。就好比研究一个人的诗，不能只看诗作，词作、文章，举凡一切与这个人相关的材料都必须纳入其中。读副岛一郎《气与士风——唐宋古文的进程与背景》最大的收获是突破思想的界限，不能说文学思想史就只论人们关于文学的看法，历史中有很多真知灼见，哪怕是政治理论，若换成文学的角度或立场上来看，也许会有新的收获，比如副岛一郎论明道思想对文体的突破，结论也许不新鲜，但思路令人惊艳。
子曰：“辞达而已矣。”《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如果我们承认文章的目的在于信息的传递，好比汉大赋的“劝百讽一”，那么外物的美丑、技巧的高下固然重要，信息未得岂不是得不偿失。
若说思想即文学，或许太过。但不知思想一定不足以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