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被更名的城市的指南（约瑟夫•布罗茨基 张 莉 译 薛忆沩 校）

一座被更名的城市的指南（约瑟夫•布罗茨基 张 莉 译 薛忆沩 校）
发表于《上海文化》2011年第二期，这一期还有那篇海伦•文德勒《虚假的崇高，真实的崇高——论华莱士•史蒂文斯》。看来得去买一期这本杂志？呵呵。
以图像的形式把握世界就是再次体验真实世界的虚幻和疏离。
——苏珊•桑塔格《论摄影》
一位旅客可以通过五个火车站进入或离开这座城市，芬兰站是其中之一，它前面，涅瓦河的堤岸上，矗立着一个人的纪念雕像，他的名字就是城市现在的名字。实际上，列宁格勒每个车站都有他的纪念像，或站前有真人大小的塑像，或站内有巨大的半身像。不过芬兰站前的这一座很独特，不是说雕像本身有什么不同，因为列宁同志的塑像通常都是半浪漫主义式的，手指苍穹，像是在对群众发表演说；不同的是雕像的基座，这里的列宁同志站在装甲车上。那是照早期构成派风格雕成的装甲车，如今这种风格已在西方流行开来，一般说来，从石块中切割出装甲车的想法让人怦然心动，也表明雕刻家稍稍领先于时代。据我所知，这是世界上唯一站在装甲车上的纪念像。就此而言，它是新社会的象征，而代表旧社会的是那些坐在马背上的男子。
在下游几英里的地方，另一侧的河岸上，十分对称地矗立着另一个人的纪念像，这座城市从创建那天起就用着他的名字：他就是彼得大帝。“青铜骑士”是雕像广为人知的名字，它一动不动立在那儿，满足着人们高频率的摄影需要。这是座动人的雕像，高约二十英尺，是艾蒂安－莫里斯•法尔科内最好的作品，当时狄德罗和伏尔泰把他推荐给了赞助人叶卡捷琳娜二世。彼得一世站在从卡雷利安地峡拖来的巨大花岗岩上，显得很高，左手牵着象征俄罗斯的骏马，右手伸向北方。
既然这两个人是城市得名的原因，那么除了纪念像，还该比较他们周边的情形。装甲车上那个人的左边，有两栋半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是本地党委和臭名昭著的“十字架”——俄罗斯最大的监狱；右边是炮兵学院。如果你沿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还会在左岸看到后革命时代的最高建筑——列宁格勒的克格勃总部。至于“青铜骑士”，他的右边也是一个军事机构——海军部；不过左边是参议院，现在成了国家历史档案馆。右手指向河对岸他所创立的大学，装甲车上的那个人后来曾在里边受过一些教育。
这座二百七十六岁的城市有两个名字，本名和别名，但居民都不怎么喜欢用。当然在信件或身份证明上，他们都会写下“列宁格勒”，而通常聊天时，他们宁愿简单地叫它“彼得”。选这个名字和政治倾向无关，重要的是“列宁格勒”和“彼得堡”读起来有些笨重，而且人们总是乐于给居住地取个昵称——这是更深的归化。“列宁”当然不行，因为这不过是那人名字的最后一部分（而且还是化名），而“彼得”看起来是最自然的选择。首先，这个称呼已经用了两百多年，这里彼得一世的精神也远比新时代的风尚鲜明。另外，这位君主实际上叫彼欧特，“彼得”则隐含着些异国情调，听起来更舒服，因为城市明显有些外来的、格格不入的气息：它那欧洲样式的建筑；它位于三角洲之上，河从北面汇入有敌意的公海。换句话说，这座城市处在常见世界的边缘上。
俄罗斯是个典型的大陆国家，版图占去了世界大陆的六分之一。在大陆边缘建立城市，进而宣布其为国家的首都，这种想法在彼得的同时代人看来，客气点说，是胡思乱想。正统俄罗斯那子宫般温暖、有守旧癖和幽闭恐惧症的世界，在刺骨的波罗的海寒风中剧烈颤抖。彼得的改革可谓困难重重，特别是涅瓦三角洲确实很糟糕，多是低地和沼泽。想在上面建造什么，需要加固地基，周围有足够的木料，但没有人愿意砍伐，更没有人把木桩打入地里去。
不过彼得一世憧憬着这座城市，憧憬着超出城市的东西：他看到俄罗斯把目光转向了世界，当时的背景下，意为转向西方。正如一位造访过俄罗斯的欧洲作家所言，这座城市注定会成为欧洲的窗口。实际上，彼得想要一个门户，只是半开着。和前任或继任的君主不同，这个六英尺半高的统治者没有传统俄罗斯人的不安——对欧洲的自卑情结。他不想模仿欧洲：他想让俄罗斯成为欧洲，他自己是欧洲人，至少部分是，他希望自己的国家也能这样。从童年时代开始，他的许多密友和伙伴，他与之战斗的主要敌人，都是欧洲人；他曾花一年多时间到欧洲工作、游历、实实在在地生活，后来又曾多次造访。对他来说，西方不是遥不可及之地。尽管有可怕的酒瘾，他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认为自己足迹所及的每一个国家（包括他自己的）只是空间的延伸。一定程度上，他认为地理远比历史真实，他最钟爱的方向是西方和北方。
总体而言，他热爱空间，特别是大海。他希望俄罗斯有一支海军，并且用自己那双“木匠沙皇”（当时人们这样称呼他）的手建造第一艘船（如今在海军博物馆陈列着），这样他在荷兰和英国造船厂学到的手艺就派上用场了。所以他的城市愿景有些特别，他希望它成为俄罗斯舰队的港口，国家北方的要塞，对抗瑞典的堡垒，几百年来瑞典人不断骚扰这片海岸。同时，他盼望这座城市变成俄罗斯的精神中心：理性、科学、教育和知识的中心。在他眼中，这些都是城市愿景的基础，是慎重思考后的目标，不是后来军事运作的副产品。
当一个幻想家恰好也是国王的时候，他会残酷地行动起来。为了实现规划，彼得一世采用的办法最好叫强制兵役，他动用所有的人力物力驱策臣民与土地进行斗争。他统治时，每一位俄罗斯王国的臣民只能在服兵役或建设彼得堡之间做出选择，很难说二者中哪一个更致命些。数万人默默地死在涅瓦三角洲的沼泽地里，这片土地的名声和今天的古拉格差不多。不同的是，18世纪时你知道自己在建造什么，也有机会接受临终圣礼，死后坟头上还能有一个木质的十字架。
也许彼得没有其他实现规划的办法，除了战争，直到他统治时俄罗斯人还几乎不知道中央集权，也从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行动过。无处不在的高压统治帮助未来的青铜骑士完成了规划，也第一次把国家统一起来，产生了俄罗斯的极权主义，种子后来结出果实，味道同样不好。大众带来了大众化的解决办法，彼得不想通过教育和俄罗斯历史来应对任何问题。他要这块土地成为未来的首都，用处理土地的方式处理人民。他是木匠和海员，筹划城市时只用一种工具：尺子。面前延展开去的空间一马平川，他有足够的理由将其视为地图，只要一条直线就够了。如果城里有东西弯曲了，那不是什么特别设计，只是因为他是个马虎的制图员，手指偶尔从尺边划过，而铅笔也跟着滑下来。他那些吓坏了的属下也是如此。
城市地基中有建设者打入的树桩和他们的骸骨，二者数量差不了多少。一定程度上，旧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也相差无几，但历史珍惜那些不愉快的回忆，圣彼得堡恰好又太年轻，听不惯抚慰性的神话。每当自然或人为的灾难发生时，你能在人群中看到一张暗淡、饥饿、说不出年纪的脸，眼睛深陷、苍白、呆板，还能听到低语声：“我告诉你，这是个被诅咒的地方！”你浑身战栗，过一会儿再看那人，脸已经不见了。你的眼睛徒劳地在蠕动的人群、车辆中搜寻，只能看到冷漠的过客，雨水划过的斜幕，以及皇家建筑的华丽身影。对那些永远逝去的事物来说，城市建筑透视图上的各种几何体是它们最好的去处。
在人类攻击下屈服的自然，某一天会收回被侵占的权利，整体而言，这种看法在这里具有一定合理性，它来源于历史上多次蹂躏城市的水灾，也因为城市紧贴着大海。尽管麻烦不是很大，只是涅瓦河有时会跃出花岗岩石堤，但看到巨大的铅灰色云团从波罗的海上滚滚而来，居民们总是满怀焦虑，被弄得精疲力尽。有时，特别是秋末，这种天气伴着狂风、倾盆大雨，让涅瓦河翻腾起来、越过堤坝，一连持续几个星期。虽然什么也没发生，但仅是时间的流逝就会让你想到情况正越来越糟。这样的日子里，你会记起城市周边没有排水沟，而自己正被第五重运河和支流包围着；会记起你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小岛上，它只是一百零一个岛屿中的一个；也会想起电影中（也许是梦中）的冲天巨浪，如此等等。接着，你打开收音机，收听下一时段的天气预报，通常会传来积极乐观的声音。
这种看法的主因是大海本身。很奇怪，尽管俄罗斯海军在不断发展，一般民众依然对大海有些隔膜。民间故事和官方宣传对大海的描述，如果是正面的，都有些暧昧的浪漫主义色调。对普通人来说，他们最多关于大海的联想是黑海、休假、旅游胜地，也许还会有棕榈树。歌曲和诗里最常碰到的修饰语是“宽阔”、“蔚蓝”和“美丽”。有时你也能看到“粗野”，不过看上下文，也没什么不协调。关于自由、空旷、愤怒的观念被本能地压抑了，结果反过来暴露出对水和溺死的恐惧。仅就这些术语来说，涅瓦三角洲上的这座城市是对国家精神的一种挑战，果戈理恰当地称其为“自己祖国里的异邦人”，若不算异邦人，至少也是一名水手。可以说，彼得一世实现了他的目标：这座城市成了港口，不仅字面意义上是，形而上学意义上也是。俄罗斯的土地上，只有这座城市乐于脱离现实的念头：随着圣彼得堡的出现，俄罗斯文学诞生了。
彼得的确计划建设一个新的阿姆斯特丹，结果却像哈德逊河畔的阿姆斯特丹一样，与荷兰的那座城市几乎没什么共同之处。两座城市规模差不多，不过圣彼得堡的东西一般往高里建，而阿姆斯特丹则多是水平铺展开来，单河宽一项要素就决定着建筑式样的不同比例。
彼得之后，他们开始大兴土木，不是建个别楼房，而是要达成整体的建筑效果，更确切地说是要构造建筑景观。俄罗斯打开了闸门，以前没接触到的欧洲建筑风格，诸如巴洛克、古典主义，涌入圣彼得堡的河岸、街道，泛滥成灾。阴茎似的圆柱一队队从宫殿上竖立起来，都是典范的欧氏几何样式，看上去像有一英里高，要刺破苍穹似的。18世纪后五十年一直到19世纪前二十五年，法国和意大利最好的建筑师、雕刻家、装潢匠都把这里当成游猎场。为了显出皇家气派，城里的每个细节都一丝不苟：运河与河流的花岗石护岸，河边生铁栅栏弯曲处的精巧设计，本身就是证明。沙皇、贵族的乡间别墅和皇宫里的卧室也是精心装饰，只是种类和细腻处稍有些淫秽。但是不管建筑师设计时的范本是什么——凡尔赛，枫丹白露，或者其他，最后结果都毫无疑问是俄罗斯的。倒不是说那些愚昧、富有的主顾反覆无常，而是因为空间太大了，迫使建筑师重新安排某些部分的位置，进而决定了建筑完成后的风格。当你从彼得和保罗要塞的特鲁别茨柯依棱堡眺望涅瓦河全景，或者在芬兰湾边上看大喷泉时，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你会觉得不是俄罗斯在紧紧追随欧洲文明，而是后者通过一台幻灯机，在碧水长天中投射出了放大的影像。
说到底，城市的光辉和快速发展首先得益于无处不在的河水。涅瓦河长十二英里，在市中心往右分出一条支流，它还有二十五条大小不一、绕来绕去的运河。城市有那么多镜子，难免要自我陶醉了，它每时每刻都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像是被拍成了电影，镜头一直延伸到芬兰湾里，天气晴朗时，海湾看上去就像存放耀眼镜像的仓库。难怪有时人们会觉得它是一个彻底的自我主义者，只知道关心自己的面容，在这样的地方，你确实会更关注外观，忽略内在的特征。不过，石头不是自己长出来的，壁柱、柱廊、门廊无穷无尽地增加，叫人眼花缭乱，暗示出城市自恋的性格，也让人觉得河水可能就是凝结的时光，至少这个石头世界中如此。
这座满是“预谋的城市”被写入俄罗斯文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这样称呼，不只是因为运河与河流，水只能说出表面的东西，而且还是显露无疑的那些。从城市建成那一天起，描绘城市真正的内在精神，展现它是如何影响人们及其内心的，一直都是俄罗斯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严格说来，俄罗斯文学是在这里——涅瓦河边上——诞生的；若确实像人们说的那样，俄罗斯的所有作家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里走出来的”，那么也该想到那位可怜的公务员肩上的外套，是19世纪开初在圣彼得堡被人抢走的。不过，基调是普希金在《青铜骑士》中确立的。作品的主人公是部里的职员，洪水卷走了他的恋人，他来到纪念像下控诉皇帝的疏忽（没挖排水沟），接着看到愤怒的彼得骑着马跳下基座，冲过来要把他这个冒犯者踏翻在地，就发了疯（当然，这首诗可能是一个小人物反抗专制暴君的故事，也可以将其视为受迫害幻想症的故事，或者潜意识反抗超我的故事，如此等等。不过就诗自身的壮美来说，它是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的那些作品之外赞美这座城市的最好诗篇。而普希金丧身于决斗之后一个世纪，曼德尔斯塔姆才踏上帝国的这块土地。）
不管怎样，19世纪初圣彼得堡已经成为俄罗斯文学的首都，这和宫廷的存在没太大关系。毕竟，宫廷在莫斯科存在了几百年，结果什么也没出现。这次创造力突然迸发，主要原因也是地理上的。在当时的背景下，圣彼得堡的出现像是给了俄罗斯人新大陆：使得当时善于思考的人有机会从类似外部的地方来审视自己和国家。换句话说，这座城市提供了将国家客观化的可能。那些有说服力的外来批评观点更容易流行开来，现在也还是这样。接下来，城里那些非主流（至少表面上是）空想家会宣扬这些观点，影响到最先拿起笔的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那无可非议的发言权。如果作家确实需要从现实经历中超脱出来，对其进行评论，那么是城市提供帮助，让他们前进了一大步。
这些作家都出身于贵族、绅士或教士，用一个经济学术语来说，他们都是中产阶级：任何地方几乎都是这个阶层支撑着文学的存在。除了两三个例外，他们都靠笔维持生存，也就是说，穷得足够毫不费力地理解下层人的苦难和上流社会的华丽。爬上去的机会越小，他们对上流社会的关注就越少。结果，我们就有了圣彼得堡全面的、几乎是立体的真实内在画面，因为穷人才是现实的真正主体；小人物永远是普遍的。而且，周围的环境越完美，他们看上去就越不协调、越格格不入。所有这些人物——退休军官、穷困的寡妇、被抢的公务员、饥饿的记者、被侮辱的职员、患结核病的学生等等，映衬着古典主义门廊组成的完美无瑕的世界，难怪他们会在作家的想象中挥之不去，涌入俄罗斯文学的第一篇章中。
这些人物在作品中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写他们的作者那么多，作者又能如此纯熟地驾驭材料，而材料本身——词语——又那么丰富，以致一些奇怪的事情很快就在城里发生了。这些不可救药的语义表述，满载着道德判断，阅读它们的过程成了确认现实对应物的过程。正如照镜子时人们常做的那样，这座城市也开始变得依赖文学提供的三维图像。倒不是它做的调整不够（的确不够），而是因为自恋者天生不稳定。俄罗斯作家把镜子照向街道、院子、破烂的公寓，城市开始越来越热心于这面镜子（替代了司汤达）。有时，被写入作品的人和物甚至会设法纠正或者简单地打破作家的描述，这不难做到，因为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住在城里。到了19世纪中叶，俄罗斯文学渐渐和现实融汇到一起，以至于人们想到圣彼得堡时，很难把虚构与现实区分开来。对于一个只有二百七十六年历史的地方来说，这真是怪事一桩。今天，导游会让你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审的地方——警察局第三厅的大楼，也会指给你某座房子，说他笔下的拉斯科尼科夫在里面用斧子砍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女人。
19世纪文学在塑造城市形象方面发挥的作用比其他时期大得多，因为这一百年间圣彼得堡的宫殿和使馆逐渐变为俄罗斯官僚主义的、政治的、商业的、军事的、最后是工业的中心。建筑开始失去纯粹（到了怪异的程度）、抽象的特征，并且随着新建筑的出现不断恶化。出现这种情况，有转向实用主义（利润追逐者心目中高贵的词语）的原因，也是审美趣味全面堕落的结果。除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彼得的后继者没什么梦想，也没人继承他的梦想，每个人都极力宣扬自己心目中的欧洲，并彻底地照着做，但19世纪的欧洲不值得模仿。从一个沙皇到另一个沙皇，堕落越来越明显。那些新的投机建筑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它们得在外观上与以前的伟大建筑保持一致。当然，今天甚至尼古拉一世时期的营房式风格也能温暖伤感的唯美主义者的心灵，因为它很好地传达出那个时代的精神。但是整体上看，俄罗斯实施的普鲁士军事化社会路线，连同挤在古典背景上的累赘公寓，很让人沮丧。接着流行起来的是维多利亚式的婚礼蛋糕和灵车，到了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这座城市突然从历史中跃入了未来，某种程度上看上去像一个标准的北欧布尔乔亚。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上世纪30年代，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曾惊呼：“彼得堡比所有的美国城市都有原创性，因为它是一个古老国家的新城市；因此它意味着新的希望，意味着国家不可思议的未来！”如果这算作宣言的话，那么二十五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用讽刺的调子做了回应：“这里是座巨型的现代宾馆——它已是效率的化身，有美国主义的数以百计的房间；很显然，我们马上就会有铁路，也会突然变为商人。”
用“美国主义”描述圣彼得堡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也许有些牵强，不过它和欧洲在外观上的确惊人地相似。不光是银行和股份公司显得庞大稳固，与柏林、伦敦的同类机构差不多，一些地方的室内装潢也相差无几，如艾利塞夫兄弟食品店（依然完好无损，经营得不错，因为现在没什么业务要扩展）很容易让人想起巴黎的福尚餐饮店。事实上，每一种“主义”都会大规模地发生影响，动摇国家特性，资本主义也不例外。城市迅速繁荣起来，劳动力从帝国各个角落涌来，男性居民的数量是女性的两倍，娼妓业欣欣向荣，孤儿院人满为患；出口俄罗斯谷物的船只使得港口里的水翻滚起来，就像现在进口谷物到俄罗斯的船只一样。这是座国际化的城市，有大量的法国、德国、荷兰、英国侨民，不用说也有外交官和商人。普希金曾让他的青铜骑士预言：“各国的旗帜将作为客人来到我们这里！”，这句话每个字都变成了现实。如果说18世纪对西方的模仿没有超出贵族的服饰和化妆品（“这些俄罗斯驴子！”一位法国贵族参加完冬宫的舞会后嚷道，“他们适应得多快啊！居然胜过了我们的宫廷！”），那么19世纪的圣彼得堡连同它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上流社会、暗娼阶层等，变得十足西方化，以致到了轻视欧洲的程度。
不过，这些多半在文学中展现出来的轻视，和俄罗斯传统的惧外心理没多大关系，常常以争论东正教与天主教优劣的形式显现出来。确切地说，它是城市对自己的反应，信奉的理想对商业化现实的反应，唯美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的反应。至于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教之间的争端，从来没走得太远，因为总教堂、教堂和宫殿都出自相同的设计师之手，除非你走进那些拱顶里去，或者注意圆屋顶上的十字架，否则没有办法分辨出里面的祈祷者是什么教派，实际上这里的洋葱型屋顶很少。不过，那些轻视里，还是有些宗教性质的东西。
每一种对人类现状的批评都意味着批评者意识到了更高的尊严、更好的秩序。俄罗斯美感发展的历史也是如此，圣彼得堡的整体建筑风格（包括教堂在内）一直被视这种秩序可能有的最好化身。不管怎样，在城里生活过足够长时间的人也该有相应的美德。这是古希腊的理想，却在北方的天空下生根发芽，它有精神批判的特别权力，最起码也能让艺术家更多意识到形式。就俄罗斯诗歌或彼得堡诗歌（用诞生地来称呼的话）来说，这种影响尤其明显。两个半世纪中，从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到普希金及其周围的杰出诗人（巴拉丁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德尔维格），再到阿克梅派——这个世纪的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斯塔姆，这个流派一直携带着从孕育期就带上了的标记：古典主义的标记。
然而，五十年的时间不到，普希金《青铜骑士》里的城市赞歌就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的调子：“在彼得堡居住真是不幸，这里是世界上最抽象、最多预谋的地方。”两种评价间隔那么短，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城市发展的节奏不止一种：从开始就在加速。1700年这里一个人都没有，而1900年已经有了一百五十万人口。别的地方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事情，这里只要几十年，时间有了神话般的力量，因为神话是创造力的神奇显现。工业蓬勃发展，砖头垒成的烟囱在各处竖立起来，像是城里石头柱廊的回响。佩蒂巴指导下的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以安娜•巴甫洛娃为主演，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发展了将交响乐结构形式运用于芭蕾舞中的观念——这一观念注定会征服世界。每年都有约三千艘飘着各国旗帜的轮船，闹哄哄地驶进圣彼得堡的港口；超过一打的政党于1906年召集开会，地点是那个自称是俄罗斯议会、名为杜马的地方，杜马在俄语中的意思是“思想”（回顾往事，有人因杜马做过的事将其读为英语的“多玛”，听上去很不吉利）。城市名字中的“圣”逐渐、却恰当地消失了。接着一战爆发，因为反德情绪，剩下的名字俄国化，“彼得堡”变成了“彼得格勒”。经济和群众骚乱织成了浓密的网，其中原本清晰的城市理想越来越暗淡。换句话说，青铜骑士的城市像普通的大都会一样，大步跃入未来，它紧逼那些乌合之众，驱赶着他们蜂拥向前。终于有一天，一列火车驶进芬兰站，一个小个子男人钻出车厢，爬到装甲车顶上。
这个人的到来对国家来说是场灾难，却拯救了这座城市。城市的发展就像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一样，完全陷入停滞；面对即将到来的时代，它像是凝固在全然无声的惶惑里，不愿加入到里面去。总之，列宁同志完全配得上这里的纪念像，因为他解放了圣彼得堡周边乡村那些卑微的人，也没有让它蒙受成为新政府所在地的耻辱：1918年列宁将俄罗斯的首都迁回莫斯科。
仅这次动迁就能使列宁变得和彼得同等重要。不过，列宁未必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这座城市，因为他在这儿呆得时间很短，几次加起来只有两年左右。如果当年让他选择的话，他会选择莫斯科或传统俄罗斯的其他地方。另外，他不太在意海：他是大陆上长大的，还是个城里人。如果他在彼得格勒感觉不舒服的话，大海是一部分原因，不过他在意的不是洪水，而是英国海军。
也许他和彼得一世只有两点共同之处：一是对欧洲的了解，二是冷酷无情。不过彼得兴趣多样，有瞎折腾的活力，业余还能进行宏大设计，是一个新式的或过时的文艺复兴人物。
列宁之所以去彼得堡，是因为在他心目中，那里意味着权力。他会去他认为存在权力的任何地方（他确实这样做过：在瑞士时，他到苏黎世尝试过同样的事）。简言之，他是最早认为地理学是政治性学科的人之一。不过，关键的是彼得堡从来不是权力中心，甚至尼古拉一世统治下最保守的时期也不是。每一位君主的统治都建立在传统的封建原则——自愿归顺或甘心服从某个教会支持的统治者——之上。不管自愿归顺还是甘心服从，和投票差不多，都还是意志的活动。然而，列宁的主要想法是操纵意志本身，控制心灵；对彼得堡来说，这是个新闻，它只是帝国政府的所在地，不是国家精神或政治的核心——国家意志不是凭定义就能局域化的。树木繁衍，互相之间会有些距离，过路人称其为“森林”，社会也是一个有机体，产生各种组织的方式差不多；统治的概念，即是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控制，仔细分析起来有些矛盾，其中隐含着一个伐木工人。这座城市把宏伟的建筑和无所不包的官僚主义传统混杂到一起，本身就是对权力欲念的嘲弄。实际上，宫殿里很多房间没人用，特别是冬宫。如果列宁在这里呆得时间长一些，他有关国家的想法可能会稍微谦逊些。不过从三十岁开始，他在国外生活了近十六年，主要是在德国和瑞士，发展出自己的政治理论。1905年，他回过彼得堡一次，只呆了三个月，试图组织工人反对沙皇政府，但很快被驱逐出境，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在咖啡馆里谈谈政治，下下国际象棋，再就是阅读马克思的作品。
1917年，列宁在瑞士听一个过路人说沙皇退位了，就和一群追随者登上德国参谋部提供的密封列车，向彼得堡进发，德国人希望他们在俄罗斯战线后做些第五纵队的事情。这个1917年在芬兰站走下火车的人已经四十七岁，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冒险：要么胜利，要么面对叛国罪指控。除了一千两百万德国马克，他唯一的行李是两个梦想：首先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梦想，他相信革命一旦在俄罗斯爆发，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而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的另一个梦想是成为俄罗斯国家的元首。在到达芬兰站前长达十六年的坎坷路途上，他却不知道两个梦想中，只有一个会注定成真。
历史书上渲染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一次平常的政变，而且没有流血。听到信号（欧若拉巡洋舰发射的空炮）后，一小队刚组建的赤卫队走进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的一群部长，这些人在那儿无所事事，徒劳地照管着沙皇退位后的俄罗斯。赤卫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冬宫广场上曾有过一次交火，有人倒地而亡，探照灯划过长空，不过那是谢尔盖•爱森斯坦在拍电影。
官方宣传称彼得堡为“革命的摇篮”，可能是说10月25日晚上的事业中，它表现得太谦逊了。这座城市一直是摇篮，空的摇篮，而且很喜欢这个角色。一定程度上，它逃过了革命中的屠杀。普希金说“上帝禁止我们看见俄罗斯毫无意义的、残酷的灾难”，彼得堡没有看见。内战席卷了整个国家，将其割裂为两个彼此敌对的阵营；但是这里，涅瓦河的两岸，却两百年来第一次获得了宁静，小草开始发芽生长，从空荡荡广场上的鹅卵石中、从石板人行道上冒出头来。饥饿给城市带来过损害，还有契卡（克格勃原来的名字），不过除此之外，城市就可以沉浸于自己和自己的镜像中了。
首都迁回莫斯科，国家退回到子宫似的、自闭的、惧外的状态，彼得堡哪里都回不去，陷入了停滞——就像它19世纪形态的翻版。内战之后的几十年，城市没有太大变化：有一些新建筑，但大都在城外的工业区。此外，总体的住房政策是所谓紧缩式的，即让穷人和富人一块住，如果某家有一套三个房间的公寓，完全归自己用，那么就得挤到一个房间里去，好让另一些家庭搬入其他房间。因此，城市的内在氛围比以前更陀思妥耶夫斯基化了，而建筑外墙的表面也剥落了，吸附着灰尘，这时代的灰暗色调。
静静地，城市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凝望着季节变迁，彼得堡的任何东西都会变化，除了天气和光亮。那光是北极光，有些暗淡，却铺天盖地，在它的笼罩下，记忆和眼睛特别敏锐；街道是顺着极光方向的，很长，一个散步的人还未到目的地，遐想已飞到更远的地方去了；视力一般的人就能分辨出一英里外开过来多少公共汽车，或者身后盯梢者的年纪。这儿出生的人步行时间能比得上一个好样的流浪汉，至少年轻时如此。倒不是因为缺少汽车或票价很贵（这里有很好的公共交通系统），也不是因为食品店前老排着半英里的长队，而是因为在这样的天空下，沿着银灰色大河上的棕色大理石堤岸走去，本身就是生命的延伸和对远见的磨炼。不断流去的河水，旁边路面上大理石的粒状结构，让你从心底生出走走的愿望。草腥味的海风迎面吹来，不知道风干了多少被谎言、沮丧和无奈浸透的心灵。如果这也算导致奴役的一种因素，那么，奴隶们倒是可以解脱了。
在这座城市里，比在别的地方更容易忍受孤独，因为它自己就是孤独的。想到这些石头和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与未来的关系更少，会感到一丝奇怪的慰藉。这些建筑在20世纪里走得越远，就越显得不合时宜，像是忽略了新时代及其关注的东西，唯一让它们与现在达成妥协的是气候。在晚秋或早春的恶劣天气中，在夹杂着雪的阵雨中，在不明方向的猛烈狂风中，它们感觉最自在；它们也喜欢死寂的冬天，那时宫殿和公寓在结冰的河上隐约闪现，戴着大雪做成的装饰和围巾，像一个老年的帝国权贵把眉头埋在肥大的毛皮大衣里。一月里的夕阳像个绯红的圆球，给高高的威尼斯式窗户抹上流金，这是一个快要冻僵的人在桥上走着，突然看到了彼得建城时想到的场景：一面映照孤独星球的巨大镜子。他长出一口气，有些可怜那些留着多利安发式的裸露雕像，它们像是俘虏，被赶入这残酷的严寒中、这齐膝的大雪中。
气温越低，城市看上去就越抽象。零下二十五摄氏度已经够冷了，但温度还在下降，像是要摆脱人、河流和房屋，力求达到理念，达到抽象的概念。顺着河岸排开的房屋，顶上飘着白色烟雾，越来越像一辆熄火的、开向永恒的列车。公园和公共花园里的树木，看起来像是学校用的人类肺部示意图，树上有乌鸦黑色的巢穴。远处，海军部的金针状塔尖，像一道反向的射线，老是在那儿设法麻痹乌云里的东西。这样的背景上，谁会看上去更不协调呢：现在的小民，还是他们那些趾高气扬、坐在塞满保镖的豪华轿车里窜来窜去的统治者。无法判断，不过最起码可以说，他们都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即使到了30年代晚期，当地的工业终于赶上了革命前的生产水平，人口也没有大量增加，只是在两百万附近徘徊。事实上，因为内战、20年代的移民、30年代的大清洗，常住家庭（在彼得堡住了两代或更久的家庭）的比例不断下降。接着是二战和长达九百天的围困，夺去了近一百万人的生命，其中一半是炸死的，一半是饿死的。这次围攻是该城历史上最悲剧性的一页，我想之后那些活下来的居民才最终采用“列宁格勒”的名字，以此悼念死者；能和墓碑争论什么呢。城市突然老了很多，好像历史终于承认了它的存在，并决定抓住这个地方，以她那惯常病态的方式：堆积尸体。今天，三十三年过去了，在粉刷过油漆、灰泥的天花板和建筑表面上，这座未被征服的城市依然保留着污点似的印迹，那是城里居民最后的喘息和最后的凝视。或者，也许只是粉刷得不好罢了。
现在城市人口有五百万左右，早上八点钟，拥挤的有轨电车、公共汽车、电车轰隆隆地从无数桥上驶过，把各种各样的人载向工厂和办公室。住房政策由“紧缩”变为在郊区建新楼房，这类建筑的样式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能见到，人们通常称其为“营房”。城市当前的建设者几乎没有触动城市主体，功劳很大。这里没有摩天大楼，没有交织在一起的高速公路。考虑建筑上的理由，俄罗斯该感激铁幕的存在，因为它帮助她保持了视觉上的特性。如今，你收到明信片，要花些功夫才能分辨出它究竟是从波兰的华沙寄来的，还是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寄来的。
现代的建设者不是不愿意借玻璃和混凝土留名后世，他们不敢冒这个风险，因为他们所有的价值、他们自己，都来源于这座城市。他们做的最大胆的事情是在各处建了些现代旅馆，里边的设施都是外国（芬兰）施工人员完成的——当然除了电话和电线：后者用俄罗斯专有的技术。一般来说，这些宾馆都指定接待外国游客，常常是芬兰人，因为他们的国家紧邻列宁格勒。
城里有近一百所电影院和一打话剧院、歌剧院以及芭蕾舞剧院，居民们常去这些地方娱乐。此外还有两个大型的足球场，该城资助两个专业足球队、一个冰球队。一般情况下，体育主要由官方赞助，这里大部分人都知道最热心的冰球迷住在克林姆林宫。不过列宁格勒最重要的消遣，和俄罗斯其他地方一样，是“瓶子”。在酒精消费方面，这里的确是俄罗斯的窗口，而且是完全开放的那一种。早上九点钟，醉汉比出租车还要多。杂货店的酒类柜台边，你常会看到两个人表情懒散，却又左顾右盼：他们正在寻找一个“第三者”，以分担瓶子的价钱，并分享瓶中物。价钱在收银员那里就分担了，瓶中物则在最近的门口分享完毕。在那些半明半暗的出口，一滴不剩地把一品脱伏特加平分成三份的技法炉火纯青。奇特的、意想不到的，但有时延续终生的友谊就是在这里产生的；当然也会有最可怕的犯罪。各种宣传对酗酒口诛笔伐，同时国家却继续卖伏特加并提高了价格，因为“瓶子”是国家最大的税收来源：它的成本只有五戈比，却以五卢布的价格卖给居民，这意味着百分之九千九百的利润率。
住在海边的人，有酒瘾的并不少见。列宁格勒人最典型的特征是：坏牙（被围困时缺少维他命）、能清晰发出咝音、自嘲、对国家其他地方的人有些傲气。精神上，这里依然是首都，它与莫斯科的关系，就如同佛罗伦萨与罗马，或者波士顿与华盛顿的关系。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些人物，在不被承认和接纳时，列宁格勒觉得自豪，甚至有感官上的欢乐；然而，毫无疑问，对那些以俄语为母语的人来说，这座城市比世上所有其他能听到这种语言的地方更真实。
还有第二个彼得堡，俄罗斯散文和诗行中的那一个。人们反复阅读这些散文、背诵这些诗行，因为苏联学校的孩子们要毕业，必须记住它们。这些记忆把学校里的孩子塑造成俄罗斯人，也能在将来保住城市的身份和地位——只要这种语言存在。
学生通常五月底结束学业，这时白夜到达该城，整个六月都会呆在这里。太阳落下去不过两个小时，白夜就开始了——此类现象在北纬地区很常见。这是城市最奇异的时候，凌晨两点，你不用一盏灯就能读读写写，房屋都没了影子，房顶镶上金边，看上去像一套易碎的瓷器。周围很静，你几乎能听到芬兰那边汤勺落地的叮当声。天空是半透明的粉红色，那么淡，几乎不能在浅蓝色的河水中倒映出来。桥也有了变化，三角洲上的小岛像是张开了手，慢慢顺着水流转过身，向着波罗的海漂去。这样的夜里很难入睡，因为天太亮了，也因为所有的梦都逊于这样的真实。此时此地，人没有影子，像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