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天真状态”
人到底是一种危险的生物，还是一种无害的生物？这是政治学最基本的问题，也是争论永无休止的问题。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小孩会扯昆虫的翅膀，把小动物折磨至死；说他们“冷酷”、“残忍”是不对的，他们不过觉得运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事物的既定状态，是很有趣的游戏。
也有人虽然早已过了青春期，但心智发育还停滞在前道德状态，要加薪同学就是一例。与其说他死于人性的卑劣（humana impotentia），不如说他死于动物性的天真（naturae potentia）。（为了获取某种利益，有目的有计划蓄意杀人，才够得上“人性恶”，像麦克白；向一个路人施暴，纯属动物性冲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参看斯宾诺莎《伦理学》。）
人类社会的天真状态同样充满危险。霍布斯把自然状态设想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每个人都威胁到别人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也都受到他人的威胁。为了自我保存，盲目的意志才“被迫理性”，共同接受社会约束。正是对人性的这种低俗理解，奠定了近现代自由社会的基础：承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也就是肯定每个人自私自利的本能。
但“每个人都追求私利最大化”和“公共福利”之间，是否没有矛盾？也许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安排好了一切？这就是Adam Smith的问题。早期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十分纯真的，从潘恩的这句名言里就能看出来：“政府是必要的恶。”
假定每个驾车肇事者都想逃逸，之所以没有对伤者再捅几刀，仅仅是因为害怕更严厉的惩罚，这样的社会似乎也能维持秩序，只要约法有强制力。但这种强力由什么人来掌握？他们的自律性又如何保证？近代自由主义从人性最低的需要开始，最后却不得不诉诸更高的东西：尊严、荣誉、责任感，等等。
卢梭对自然状态的设想和霍布斯整相反，野蛮人是生而自由的，社会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中。什么东西在自然手里都是好的，一落到人手里就变质了。他充满义愤地讨伐现代性的堕落：“古代政治家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的是风尚与德性，今天的政治家们除了贸易和钱，什么都不谈。”所以古代城邦比现代社会好，野蛮人又比罗马公民强。他既赞美自然状态，又赞美最严苛的斯巴达，是一个很奇异的混搭。
但卢梭也有他的问题。卢梭很喜欢音乐，自己还作过曲，他不得不承认“自然状态”是一种亚文明状态。所有提升人性的东西，都是社会化和历史进程的产物。
英美的政治实践是始作俑者，经过法国大革命喇叭的高音放送，就激发了德国的观念论。19世纪是“发现历史”的世纪。在历史主义的顶点上，出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马克思是一个非常深刻，但又很少被真正理解的思想家，他的“主题动机”呈现在《1844年手稿》中。最初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被奴役的状态，人受到自然界的奴役，也受到他人的奴役（“阶级压迫”），这在人类早期是无法避免的。只有通过历史发展，通过劳动和斗争，才能改变外在的自然和内在的自然（人性自身）。历史被设想为一种有意义有目的的进步，最终在历史的顶点上，将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人将免除一切必然性的压迫，获得完美的自由。这就是社会主义理论。
以社会主义社会为目的的历史运动，既是自然的人化，也是人的重新自然化：“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这一伟大理论的政治实践及其后果，我们都已看到。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小孩会扯昆虫的翅膀，把小动物折磨至死；说他们“冷酷”、“残忍”是不对的，他们不过觉得运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事物的既定状态，是很有趣的游戏。
也有人虽然早已过了青春期，但心智发育还停滞在前道德状态，要加薪同学就是一例。与其说他死于人性的卑劣（humana impotentia），不如说他死于动物性的天真（naturae potentia）。（为了获取某种利益，有目的有计划蓄意杀人，才够得上“人性恶”，像麦克白；向一个路人施暴，纯属动物性冲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参看斯宾诺莎《伦理学》。）
人类社会的天真状态同样充满危险。霍布斯把自然状态设想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每个人都威胁到别人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也都受到他人的威胁。为了自我保存，盲目的意志才“被迫理性”，共同接受社会约束。正是对人性的这种低俗理解，奠定了近现代自由社会的基础：承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也就是肯定每个人自私自利的本能。
但“每个人都追求私利最大化”和“公共福利”之间，是否没有矛盾？也许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安排好了一切？这就是Adam Smith的问题。早期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十分纯真的，从潘恩的这句名言里就能看出来：“政府是必要的恶。”
假定每个驾车肇事者都想逃逸，之所以没有对伤者再捅几刀，仅仅是因为害怕更严厉的惩罚，这样的社会似乎也能维持秩序，只要约法有强制力。但这种强力由什么人来掌握？他们的自律性又如何保证？近代自由主义从人性最低的需要开始，最后却不得不诉诸更高的东西：尊严、荣誉、责任感，等等。
卢梭对自然状态的设想和霍布斯整相反，野蛮人是生而自由的，社会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中。什么东西在自然手里都是好的，一落到人手里就变质了。他充满义愤地讨伐现代性的堕落：“古代政治家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的是风尚与德性，今天的政治家们除了贸易和钱，什么都不谈。”所以古代城邦比现代社会好，野蛮人又比罗马公民强。他既赞美自然状态，又赞美最严苛的斯巴达，是一个很奇异的混搭。
但卢梭也有他的问题。卢梭很喜欢音乐，自己还作过曲，他不得不承认“自然状态”是一种亚文明状态。所有提升人性的东西，都是社会化和历史进程的产物。
英美的政治实践是始作俑者，经过法国大革命喇叭的高音放送，就激发了德国的观念论。19世纪是“发现历史”的世纪。在历史主义的顶点上，出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马克思是一个非常深刻，但又很少被真正理解的思想家，他的“主题动机”呈现在《1844年手稿》中。最初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被奴役的状态，人受到自然界的奴役，也受到他人的奴役（“阶级压迫”），这在人类早期是无法避免的。只有通过历史发展，通过劳动和斗争，才能改变外在的自然和内在的自然（人性自身）。历史被设想为一种有意义有目的的进步，最终在历史的顶点上，将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人将免除一切必然性的压迫，获得完美的自由。这就是社会主义理论。
以社会主义社会为目的的历史运动，既是自然的人化，也是人的重新自然化：“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这一伟大理论的政治实践及其后果，我们都已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