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之必亡，严复早有先见
庚子年十一月，清廷批准与各国议和之十二条大纲，十二月初十日发布由名诗人樊增祥起早的变法新政诏书，一面痛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一面仍接过“康逆”两年前的旗号，“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要求内外臣工各抒所见，限期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萧功秦先生将此次举措称为“辛丑变法”，微误，盖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在公历来说是1901年1月29日，但干支仍属庚子。
辛丑年正月初一日（1901年2月19日），严复有一函致“孝明”者，对新政诏书大加嘲讽，预见此次变法之失败：
自十二款和约交付之后，朝廷颇有意于更始，故有腊初靡靡之诰书，闻其稿出于樊渔[云]门增祥之手。樊为两伙幕宾客，腊(月)捉康(有为)梁(启超)、立溥俊二谕，皆出其手。其文另有一种音节气味，闻之令人作恶，真亡国之音也。又闻日内有旨，饬督抚等切实保举时务人才，于是遂有一班人意欣欣然，谓从此西学有向用之机，走而相庆，其冒失如此。兄尝谓凡是真样，皆有朕兆。国家果有意于新治，则亦必有为之乘者。戊戌之岁，杨、林六君子之戮为古今有数冤狱。夫政刑为国之大器，失中僭差，国未有不随之者。庚子之变，即戊戌刑政失中之应也。今六君子之湛冤未白，而谓以今日区区之诏旨，令天下寻前人之覆辙，谁敢为之？故后此拨乱反正之机，必以伸杨、林诸人之冤狱为朕兆，自非然者皆儿戏耳！老弟以兄言为何如？康、梁诚不能无罪，然责之罚之，当适如其实而止，而后有以服天下之心，平党人之气，世事庶几可为。否则，归于亡耳！虽处以管、葛，岂能救也。和议定后，中国兵事虽了，主权已亏。自守旧之昧者言之，彼且谓吾出死力以为国家而事偾，则归狱下流不能吾庇；自维新之明者言之，彼方曰吾沥热血求为国家自强，而朝廷视我如草芥。如此，是新旧之徒皆寒心，皆畔援也。然则，朝廷孤立于上，将与谁共多难乎？此今日时局所以必不可为也。
（孙应祥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第226-227页）
“今六君子之湛冤未白，而谓以今日区区之诏旨，令天下寻前人之覆辙，谁敢为之？”严复此一反问，可谓振聋发聩。樊增祥所草诏书之尴尬，颇似近日直隶官报之“异质思维”论。又来一次“百花齐放”？“谁敢为之？”
辛丑年正月初一日（1901年2月19日），严复有一函致“孝明”者，对新政诏书大加嘲讽，预见此次变法之失败：
自十二款和约交付之后，朝廷颇有意于更始，故有腊初靡靡之诰书，闻其稿出于樊渔[云]门增祥之手。樊为两伙幕宾客，腊(月)捉康(有为)梁(启超)、立溥俊二谕，皆出其手。其文另有一种音节气味，闻之令人作恶，真亡国之音也。又闻日内有旨，饬督抚等切实保举时务人才，于是遂有一班人意欣欣然，谓从此西学有向用之机，走而相庆，其冒失如此。兄尝谓凡是真样，皆有朕兆。国家果有意于新治，则亦必有为之乘者。戊戌之岁，杨、林六君子之戮为古今有数冤狱。夫政刑为国之大器，失中僭差，国未有不随之者。庚子之变，即戊戌刑政失中之应也。今六君子之湛冤未白，而谓以今日区区之诏旨，令天下寻前人之覆辙，谁敢为之？故后此拨乱反正之机，必以伸杨、林诸人之冤狱为朕兆，自非然者皆儿戏耳！老弟以兄言为何如？康、梁诚不能无罪，然责之罚之，当适如其实而止，而后有以服天下之心，平党人之气，世事庶几可为。否则，归于亡耳！虽处以管、葛，岂能救也。和议定后，中国兵事虽了，主权已亏。自守旧之昧者言之，彼且谓吾出死力以为国家而事偾，则归狱下流不能吾庇；自维新之明者言之，彼方曰吾沥热血求为国家自强，而朝廷视我如草芥。如此，是新旧之徒皆寒心，皆畔援也。然则，朝廷孤立于上，将与谁共多难乎？此今日时局所以必不可为也。
（孙应祥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第226-227页）
“今六君子之湛冤未白，而谓以今日区区之诏旨，令天下寻前人之覆辙，谁敢为之？”严复此一反问，可谓振聋发聩。樊增祥所草诏书之尴尬，颇似近日直隶官报之“异质思维”论。又来一次“百花齐放”？“谁敢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