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之眼：山坳上的中国村民影像（二）
除了民族文化传承的主题之外，“村民影像”的另一重点在于生态环保领域，这主要缘于乡村生活与自然环境的直接联系，村民对于牧场退化、河流污染等环境问题有着切肤之痛，更愿意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身边的生态变迁。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从2007年启动了“乡村之眼——自然与文化影像纪录项目”，在云南、西藏、青海等省区对农、牧区居民进行影像拍摄和剪辑的培训，支持当地人摄制环保主题的纪录片作品，“旨在帮助用当地人自己的视角，记录西南山地的乡村传统的文化与自然保护模式、它们面对的冲击和变化，以及村民如何通过参与式的方法进行讨论。”这一延续至今的影像创作计划催生出多部意味深长的作品，例如青海藏族僧人索昂公青拍摄的《蒲公英》记录了蒲公英的传播、生长与利用，将藏传佛教的生命理念融汇于朴素的影像之中；云南傈僳族村民余文昌拍摄的《鱼的故事》揭示本地扁头鱼在过量捕捞的威胁下濒临绝迹的困境；青海牧民南加拍摄的《兄弟》讲述了自幼收养的普氏原羚与儿子共同成长的情谊，以及主人是否将它放归大自然的犹豫。“乡村之眼”为乡民提供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影像舞台，这也是其在项目区域深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内地的汉族农村地区，同样也涌动着“村民影像”的风潮。自2005年以来，由著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主持的“中国村民自治影像计划”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这个一度由欧盟自助的影像计划以通过影像创作促进乡村民主进程为宗旨，在全国农村招募普通村民进行纪录片创作。最终有来自九个省的十位农民应征“上岗”，在北京接受短暂培训后，捧着DV返回家乡，记录那些发生在村庄里的生活流程。每一年，他们都以《我的村子200X》为名，将拍摄的素材编辑成片。这些影片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自内而外的观察视角以及创作者和同村居民、干部以及外来者之间的影像互动，如北京怀柔村民邵玉珍女士拍摄的《我的村子2006》巧妙地展现了电视台记者进村采访“新农村建设”时所进行的种种安排和说教；另有多部村民作品涉及到基层选举、土地分配、等敏感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持摄像机的村民”成为中国公民权利苏醒的一种象征。
中国的“村民影像”运动发展迄今已十年有余，虽然规模依然有限，村民通过纪录影像发出的声音也经常为主流媒体所忽略，但它的生命力却绵延不绝。“村民影像”的核心价值，是一种对普通民众的影像启蒙，是村夫野老、贩夫走卒（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掌握并运用的记录之笔，是无数双眼睛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多元观察与描绘。它可以凝聚为一种文化力量，让社区参与者拥有表达、交流和诉求的现实可能。它不仅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观察视角，也在不断变迁的时代潮流中留存下很多真实的印记。中国的“村民影像”虽然还行进在山坳上，却已经看到了许多迷人的风景。
（首发于中德文化网）
在中国内地的汉族农村地区，同样也涌动着“村民影像”的风潮。自2005年以来，由著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主持的“中国村民自治影像计划”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这个一度由欧盟自助的影像计划以通过影像创作促进乡村民主进程为宗旨，在全国农村招募普通村民进行纪录片创作。最终有来自九个省的十位农民应征“上岗”，在北京接受短暂培训后，捧着DV返回家乡，记录那些发生在村庄里的生活流程。每一年，他们都以《我的村子200X》为名，将拍摄的素材编辑成片。这些影片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自内而外的观察视角以及创作者和同村居民、干部以及外来者之间的影像互动，如北京怀柔村民邵玉珍女士拍摄的《我的村子2006》巧妙地展现了电视台记者进村采访“新农村建设”时所进行的种种安排和说教；另有多部村民作品涉及到基层选举、土地分配、等敏感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持摄像机的村民”成为中国公民权利苏醒的一种象征。
中国的“村民影像”运动发展迄今已十年有余，虽然规模依然有限，村民通过纪录影像发出的声音也经常为主流媒体所忽略，但它的生命力却绵延不绝。“村民影像”的核心价值，是一种对普通民众的影像启蒙，是村夫野老、贩夫走卒（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掌握并运用的记录之笔，是无数双眼睛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多元观察与描绘。它可以凝聚为一种文化力量，让社区参与者拥有表达、交流和诉求的现实可能。它不仅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观察视角，也在不断变迁的时代潮流中留存下很多真实的印记。中国的“村民影像”虽然还行进在山坳上，却已经看到了许多迷人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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