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佳人文学传统的戏拟与嘲仿

                
                
读着余华的《古典爱情》（见《北京文学》88年第12期），我感到意外，一位据说是在阅读上具有颠覆意义的小说实验者，（见《文艺报》李陀的《阅读的颠覆》）竟然会津津乐道地讲起了一个老掉牙的艳情故事。
    柳生赴京赶考，“身穿青色布衣，头戴一顶褪色小帽，腰束一条青丝带。”恰逢“阳春时节，极目望去，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竹篱茅舍四散开去错落有致遥遥相望。”这些眼熟且失去新鲜的景物和早已变成陈词滥调的铺饰，简直有抄袭古典小说之嫌。
    读到这里，我感到很乏味，我可以猜想这类小说的高潮和结局——才子柳生巧遇佳人××，经过一番廉价的波折别离，然后考取状元，两人圆满成婚，功成名就。果不其然，柳生在一座精致却很俗气的绣楼前见到了作者早就为他安排好的佳人——惠。以下自然是樱桃小口，秋水微漾，朱唇未动，已闻艳香，然后玉软香温，分不出你我……够了，我几乎要将这一堆可恶的矫揉造作的古董仿造品撕碎。
    谁料想，就在我愤闷而又悲哀地准备拒绝甚至毁掉这篇散着霉腐气息的伪小说时，我突然发觉自己已经跌进了作者早已专心为我和读者埋设的阅读陷阱。我不得不承认，我又上了余华的当。
    与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文雅风流”，“功名遇合”，“始或乖违，终多如意”（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发生了偏离，小说中愕然蹦出了令人难堪的场景与细节：荒野上，赤条条的饿尸，嵌着被硌掉的牙齿的枯木，以及趴在地上翘起屁股像羊一样啃吃青草的人物。当主人公柳生赶考回来，遇见佳人惠时，这位大家闺秀已经成了菜人店店主手中任意宰割的肉，她的一条血淋淋的大腿被倒提着……
    开头我以为小说尽管“陈旧”，却也有其“文雅”，但此时小说中的那么一点“文雅”也被无情地嘲弄和肢解了。况且这种嘲弄是以模仿的形式和残酷得令人无法忍受的描写，至此，小说由原来的那种陈腐和典雅的形式一下子被引入粗鄙的陌生化的内容，两者产生了鲜明深刻的对立和矛盾，从而在小说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形成了一种持久的富有成效的张力。
    我当然不会以为余华仅仅是想戏拟和嘲仿一下所谓“古典爱情”，我觉得作者更为重要的是在嘲弄中国千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才子佳人的文学传统（原型），戏拟善于接受这种合谐的观众和读者，以及我们肯定和追求而实际上却是经过粉饰的虚幻的现实，还有在这种现实面前变得衰微和破碎的人类自身。
    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以《西厢记》为代表）“从古至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已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和谐且合理的固定方式，作品中的人物主导并掌握着自身的命运沉浮和社会变迁。而在《古典爱情》里，这一切都被彻底地否定了，仿佛作者有意与他的人物过不去，柳生一心想获得功名，可作者不但始终不让他考取，而且连同他获得功名的理想也一起打碎；柳生想与心爱的小姐团圆，可作者偏让他们生离死别，以至小姐被人残害后，在阴间也不让他们相会。在作者的笔下，古典小说或戏剧中的人物典型已经变成作者手指中任意玩弄戏耍的木偶，我们奉为经典的作品仅成为作者随意剪裁拼贴的背景，而写出的小说则成了古典小说或戏剧的“模仿之作”。因此，《古典爱情》已经不是我们所热衷的现实的再现，而是现实再现（即已存的作品）的再现。可以说这两者脱离了所谓真实原则，因而两者也同样具有一种人为性，只不过余华是运用他的人为性去嘲弄和否定传统的人为性，他通过显示世界的一个隐秘的滑稽的夸张的翻版，剥去了虚假现实的美的幻幕，用正话反说的方式暗喻了人生乃至宇宙的真实的荒诞。
    对已存的作品或文学传统进行了嘲仿或戏拟给，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提供了无尽的创作可能性。如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戈尔丁的《蝇王》，纳博科夫的《黑暗中的笑声》，还有鲁迅的《故事新编》等等。而真正将这一方法推向了极端的则是以约翰·巴斯、堂·巴塞尔姆为代表的美国六七十年代的一批青年作家。正像前面谈到的，这些青年作家往往在旧有的文学形式中人为地加进过多的巧合，罗列蓄意张冠李戴的情节，使用夸张的比喻和陈词滥调，对已存的文学传统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扫荡。由于他们以极度荒诞和嘲笑的眼光去面对变得愈发无序和无意义的世界，因而就更显示了他们作品的内在的否定的精神力量。
    在这一点上，余华的《古典爱情》无疑是一篇相当出色的作品，或许它在艺术上还不够完满，但作为一种先锋和实验，它具有崭新的独特的审美撞击力，为文学传统输进了新鲜的血液，同时，也预示和展开了现代小说创作的无限的充满活力的天地。
                                                      （见《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