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门特·格林伯格 Clement Greenberg

 
 
文/沈语冰（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 1909-1994）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也许是该时期整个西方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之一。他被说成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要发言人，正是他，使得波洛克（Pollock）、罗斯科（Rothko）等美国本土或移民画家的名声登上了世界舞台。由于他的主要观点代表了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法典化，他便成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水岭。几乎所有同情或支持现代主义的人都为他辩护，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都首先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他。著有《艺术与文化》、《朴素的美学》、《格林伯格艺术批评文集》（1-4卷）等。
格林伯格1909年1月16日生于纽约城的布隆克斯（the Bronx），是家里三弟兄中的老大，父亲是一个杂货店老板。1914年他们移居弗吉尼亚州的诺弗克（Norfolk）。6年后，格林伯格一家又回到纽约，这一次定居于布鲁克林区，他父亲则成为一名制造商。
格林伯格毕业于公立中学，并于1930年从萨拉库斯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他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于是自学了德语、意大利语、法语及拉丁语。1933年起，他与父亲一起干起了纺织品批发业务，但克莱门特1935年就辞职不干了。翌年，格林伯格开始供职于联邦政府，起初是在民政委员会（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1937年转至纽约港的海关检查部门（the Appraiser’s Division of the Customs Service）。后面这个职位使他有空闲成为一个散文作家。1939年，格林伯格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是对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Brecht）的话剧《穷人的一便士》（A Penny for the Poor）的评论。从此以后，他开始了长达50年的文艺评论生涯。
40年代是格林伯格最活跃的时期。从1940年到1942年，他是《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编辑。在42年至49年间，他定期为《国家》（Nation）杂志撰写艺评。1944年，他接受了《当代犹太人档案》（Contemporary Jewish Record）执行总编之职。当这家杂志被《评论》（Commentary）杂志收购后，格氏被任命为助理编辑，他在这个任上一直干到1957年。
直到1941年，格林伯格的批评主要限于文学。同年5月份，他在《国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克利（Paul Klee）的文章，从此开始涉足艺术批评。但他的艺术观与方法论却早就成熟于两篇理论性文章。它们就是前些年发表于《党派评论》的《前卫与庸俗》（“The Avant Garde and Kitsch”, 1939）以及《走向更新的拉奥孔》（“Towards a Newer Laocoon”, 1940）
在《前卫与庸俗》这篇论文里，格林伯格声称前卫的或现代主义的艺术是拒斥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产品的手段。他用Kitsch来形容这种消费主义的庸俗艺术（按：Kitsch这个德语词，原意是“垃圾”，后来用来形容那些多愁善感的、赚人眼泪的通俗剧等趣味低下的艺术品，因此也有译为“媚俗”或“媚俗艺术”的。但在中文里，“媚俗”一词更多地伴随着捷克作家昆德拉的名字出现，带有昆德拉赋予它的太多的哲学与政治意味，因此本人将格林伯格的Kitsch直截了当地译为“庸俗”或“庸俗艺术”。）而前卫艺术，跟现代哲学一样，探索我们经验和理解世界的那些条件。它并不单纯提供有关世界的信息，就像那些精确地描绘世界表面现象的方法所做的那样。
《前卫与庸俗》部分地也是对纳粹德国与苏联捣毁和抑制现代主义艺术，却代之以“雅利安艺术”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国家艺术的一种反应，因此带有当时鲜明的自由左派的政治动机。但是，与当时世界各国的进步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倾向于左翼一样，格林伯格的这一政治关怀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同时，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关怀，也不能被解读成艺术要直接为政治服务这样一种更为机械的论点。没有比这种类推更荒谬的事了！波德莱尔以来，杰出的现代主义者都坚持一定的党派立场，然而，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会认为直接受命于政治的艺术会是好艺术。这就是政治关切与艺术自主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命题，在理解全部现代主义叙事与理论中是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关于现代主义的党派性，以及自主艺术与现实关怀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论述，详见拙作《什么是现代主义？》，载《20世纪艺术批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因此，没有什么比认为格林伯格的党派立场决定了他是一种国家政策的御用文人的幼稚想法，距离事实更远的东西了！因为，格林伯格批评生涯的出发点及其最终归宿，都在于坚持艺术家的社会关怀及其审美自主之间的紧张关系。
确切地讲，格林伯格的艺术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包豪斯美学的某种辩证法。格林伯格将庸俗艺术的起源追溯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分化，文化普及的兴起以及廉价艺术品市场的诞生。他不仅将纳粹德国及前苏联的官方艺术，而且还将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大宗文化艺术产品，都归入庸俗艺术。
在格林伯格看来，对庸俗艺术的拒斥，倒过来要求对高级艺术的坚决捍卫。不过他心目中有一个高级艺术的特别模式。格林伯格是在美国一个相当混乱的艺术时期写作该文的，当时在美国有四个主要的艺术运动：“美国场景运动”（“American-scene”）、社会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ts）、受立体派影响的美国抽象艺术（“American Abstract Artists”）以及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从未在美国生根，但由于不少欧洲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到来，也颇见势力）。
格林伯格对前二者没有兴趣；对他来说，他们基本上是为政治服务的庸俗艺术。他也看不起超现实主义，他认为，超现实主义是向绘画的虚构观念（通往想象世界的一扇窗户）的倒退。在进入40年代时，人们还不清楚现代主义绘画的主渠道会导向超现实主义还是抽象。格林伯格持续不断的、有时候甚至是好斗的论辩，在使当时的思想观念偏离前者而走向后者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
《前卫与庸俗》代表了格林伯格对前卫艺术的早期看法。他后来很少用“前卫艺术”（Avant Garde）这个词，相反，随着他的艺术批评理论渐趋成熟，他越来越多地使用“高级艺术”（advanced art）、“重要艺术”（major art）。而且，在他后来思想的发展中，“前卫与庸俗”这种尖锐的对立，也开始松动。格林伯格后来认为，对前卫艺术构成威胁的，并不是什么庸俗艺术，而是“中庸艺术”（middlebrow）。其实，在《前卫与庸俗》一文中，人们已经可以读到这种变化的潜在可能。因为在格林伯格对庸俗艺术诞生的社会背景的分析中，已经潜藏着这样一种认识：即现代庸俗艺术只是传统社会的民间艺术的继续。正如在任何一个传统社会里都存在着民间文化与民间艺术一样，在一个现代的城市社会里，庸俗艺术有它的存在合理性。因此，在成熟期的格林伯格看来，对前卫艺术的挑战已经不再来自庸俗艺术，而是中庸艺术。什么是中庸艺术？就是假冒的前卫艺术，没有趣味或趣味低下的前卫艺术。在他的心目中，典型的中庸艺术就是波普艺术。
因此，在格林伯格那里，“前卫”更多地是指某种态度，即前卫态度，一种反对既定艺术语言和学院派的态度。这种理解，同样也构成英美对前卫艺术的一般理解的基础。这一点，使格林伯格的前卫艺术理论，与德国美学家彼得·比格尔的前卫艺术理论（或先锋派理论）迥然不同。［详见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以及沈语冰编著《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美术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对比格尔前卫艺术理论的评论。］
格林伯格的早期思想深受马克思（Karl Marx）和霍夫曼（Hans Hofmann）的影响。格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使他对前卫艺术发生了兴趣，因为前卫艺术暗示着，抽象是一种革命的形式，远离美国叙事性绘画的流行趣味。但对格林伯格来说，更重要的影响来自德国艺术家与美术教育家汉斯·霍夫曼。1938年至39年间，格林伯格参加了霍夫曼的夜校。在那里，霍夫曼强调了绘画的形式质量——扁平画布上的色彩、线条、平面及各种形状的“推-拉关系”。在格氏40与50年代的批评中，他发展了这些观念，将它们锻造成一种独特的批评工具。
40年代中叶，格林伯格是第一个支持纽约画派的抽象艺术家如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及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的人。其时，不要说美国民众尚未认识到这些前卫艺术家的意义，就是极大多数美国批评家也都不认为这些纽约艺术家有什么重要性。只有极少数批评家支持这批艺术家，格林伯格是他们当中最坚决的一位。请读者留意这一历史时刻，格林伯格支持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之时，冷战是否已经开始了？
1950年12月，格林伯格加入美国中情局（CIA）旗下的“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这是一个总部设在巴黎的“世界文化自由委员会”的分枝机构。这一史实，成了后人攻击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御用政客这一不实之辞的主要来源。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格林伯格的批评写作直接地受命于该委员会，或间接地受命于中情局，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作为美国当时最有影响的美术机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卷入了美国政府的冷战。那么，格林伯格之加入“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该作何解释？格林伯格四卷本文集的编者奥布赖恩（O’Brian，他本人既不是格林伯格的赞美者，也不是格林伯格的诋毁者，而是较为客观、中立的学者）认为，这一举动只能被解释纽约左派知识分子普遍的政治转向的一种象征。对共产主义（它在现实中是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出现的）普遍感到失望的这些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曾经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通过这种“站队”的象征性举动来表明自己对自由的捍卫。
自从用法语写作的加拿大人赛尔热·居尔博特（Serge Guilbaut）《纽约如何盗窃现代艺术的观念》（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发表以来，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们就饱受“冷战战士”（cold warrior）之饥，仿佛曾经无人理睬的前卫艺术家们，再度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而，即便是这位带有强烈的法国文化沙文主义情绪的居尔博特先生，也还能在他的书里开宗明义指出：“我的意图并不是想要将这一前卫运动的艺术家们说成具有明确的政治动机，也不是想要暗示，他们的行为乃是某种阴谋的产物。”（Serge Guilbaut ,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Abstract Expressionism, Freedom and the Cold War,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3）讽刺的是，后人不将这位始作俑者的观点篡改为阴谋论，是不会感到过瘾的。
上世纪末，主持过一项关于“美国中情局与文化冷战”的大规模调查工作的作者弗朗西丝·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曾采访了1954至1961年间担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助理的瓦尔多·拉斯姆森（Waldo Rasmussen，1961年以后任馆长）。拉斯姆森告诉这位作者：
有一系列文章在讲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国际展览计划与文化宣传间的关系；有些甚至暗示这一计划与中情局有关。由于我那几年正好在那儿工作，我能说，这彻头彻尾是假的。国际计划的重点是有关艺术的——它无关乎政治，无关乎宣传。事实上，对一家美国博物馆来说，避开文化宣传的暗示，是极其重要的；正是出于这一理由，跟美国大使馆或美国政府官员联系并不总是有利的，因为那会暗示这些展览意在宣传，而事实上它们却不是。（Frances Stonor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London, Granta Books, 1999, p. 268）
末了，即使是这位竭力想要曝料的作者桑德斯小姐，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初步的证据证明中情局与现代艺术博物馆之间有过正式协议。”（“There is no prima facie evidence for any form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CIA and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Ibid., p.264）然而，全世界的“憎恨学派”（借用哈洛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用词）并不会就此罢休。桑德斯小姐就明目张胆地说：“事实上，它（按指正式协议）根本没有必要。”但是，正如美国学者阿尔温·桑德勒（Irving Sandler）指出的那样：对全世界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及格林伯格的诋毁者而言，提供证据却有必要。（另一项反驳中情局推广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这一论点的、最为晚近的大规模调查工作是由大卫·考特［David Caute］做出的，见他的The Dancer Defects: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 During the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那么，格林伯格本人是如何回应抽象表现主义是冷战的武器这一说法的？他说：
有大量这类屁话——说什么国务院支持美国艺术，那是冷战的一部分，如此等等。只有当美国艺术在国内与国际，主要是在巴黎，都已经成功之后，国务院才说，我们现在可以出口这类东西了。在这之前，他们根本不敢这么做。［而当他们这么做时］仗早已打胜了。（Robert Burstow, “On Art and Politics: A Recent Interview with Clement Greenberg,” Frieze, September-October 1994, p. 33.）
因此，与50年代其他著名的纽约知识分子一样，格林伯格有着明确的政治关切。但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关切不应当与他的政治行动混淆起来，更不应该因其政治不正确将其言论一概抹倒。（在“自由世界”与“极权主义”这种简单的二极对立——所谓的冷战思维——里，反其道而行之难道就正确吗？）中国有一个良好的治学传统，叫做“不因人废言”。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往往通过揭示某人的政治动机（尤其是当这种政治动机与自己的政治立场不一样时），将其言论一笔勾销。
50年代，当纽约画派获得承认后，格林伯格批评的质量使得他声名显赫。他应邀组织展览，在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贝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等地讲学。格林伯格继续深化其思想，继续写作艺评。他以简洁的文字，将对现代艺术史的指涉与他对绘画的形式特质的分析，以这样一种方式结合起来，以至于使上述艺术家的抽象作品，很容易为艺术批评家及学习艺术的学生们所理解。他的艺术批评，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其艺术热情的那种完全个人的、充满了激情的阐述。1961年，他出版了评论文集《艺术与文化》（Art and Culture），对下一代批评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60年代早期，格林伯格还发表了他最有影响的论文之一《现代主义绘画》（“Modernist Painting”）。此文勾勒出了一种形式主义理论。在其中，画家们对绘画的形式要素（特别是画面的平面性）压倒一切的关注，成了他读解现代艺术史的一条共同主线。从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到20世纪40与50年代的纽约画派的当代绘画，格林伯格追溯了一条持续地剥离主题材料、错觉与绘画空间的线索。由于其媒介的内在逻辑，画家们拒绝了叙事性，代之以绘画独一无二的形式品质。其中，他对现代主义的定义，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有关现代主义理论的最清晰的论辩之一：
现代主义的本质，在于以一个学科的特有方式批判学科本身，不是为了颠覆它，而是为了更为牢固地奠定它的能力范围。康德（Kant）运用逻辑以确定逻辑的边界，尽管他从逻辑旧有的管辖权范围撤回了不少，但在仍然属于逻辑的范围内，它的基础却更为坚固了。（C. Greenberg, “Modernist Painting,” in C. Harrison & P. Wood（eds.）, Art in Theory 1900—1990: An Anthology of Changing Idea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2.p.755.）
格林伯格认为现代主义的这种自我批判本质，源于但不同于启蒙运动的批判。启蒙运动开启了以人类理性这种强大的思想武器来批判各种人类事务的先河。每一种人类活动都被要求奠定在合乎理性的基础上。同样道理，艺术也必须实施这种自我证明：
每一种艺术都得实施这种自我证明。需要展示的不仅是一般艺术中独特的和不可还原的东西，而且还是每一种特殊艺术中独特的和不可还原的东西。每一种艺术都得通过其自身的实践与作品来确定专属于它的效果。诚然，在这么做时，每一种艺术都会缩小它的能力范围，但与此同时，它亦将使这一范围内所保有的东西更为可靠。（Ibid.）
格林伯格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将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思想方式）追溯到启蒙运动中的自我批判原则，还在于将特殊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艺术与每一种具体艺术的媒介特征联系起来：
每一种艺术独特而又恰当的能力范围正好与其媒介的性质中所有独特的东西相一致。自我批判的任务于是成了要从每一种艺术的特殊效果中排除任何可能从别的艺术媒介中借来的或经由别的艺术媒介而获得的任何效果。因此，每一种艺术都将成为“纯粹的”，并在其“纯粹性”中找到其品质标准及其独立性的保证。“纯粹性”意味着自我界定，而艺术中的自我批判的事业则成为一桩强烈的自我界定的事业。（Ibid.）
联系到绘画这一独特的艺术门类，格林伯格进一步指出，其媒介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它的局限性：
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艺术掩饰了艺术的媒介，利用艺术来掩盖艺术；现代主义则运用艺术来提醒艺术。构成绘画媒介的局限性——扁平的表面、基底的形状、颜料的属性——在老大师们那里是被当做一些消极因素来加以对待的，只能含蓄地或间接地得到承认。在现代主义作品里，同样的这些局限性却被视为积极因素，而且得到公开承认。马奈的绘画由于其公开宣布画面的平面性的大胆直率而成为第一批现代主义作品。在马奈的启发下，印象派画家放弃了绘画底色与半透明色，使赤裸裸的事实暴露在观众的眼前：他们所使用的色彩就是由从颜料管或颜料盒中挤出来的颜料构成的。塞尚（Cezanne）则放弃了逼真性或正确性，以便使他的素描或构图更为明确地吻合画布的矩形形状。（Ibid.,pp.755-756）
而在所有这些限定因素中，绘画最大的特征便是它的“平面性”。因此，在格林伯格看来，一部现代主义绘画史就是不断地走向平面性的历史：
然而，正是绘画表面那不可回避的平面性的压力，对现代主义绘画艺术据以批判并界定自身的方法来说，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来得更为根本。因为只有平面性是绘画艺术独一无二的和专属的特征。绘画的封闭形状是一种限定条件或规范，与舞台艺术共享；色彩则是不仅与剧场，而且与雕塑共享的规范或手段。由于平面性是绘画不曾与任何其他艺术共享的唯一条件，因而现代主义绘画就朝着平面性而非任何别的方向发展。（Ibid., p.756）
这些构成了《现代主义绘画》的主要论辩。随着波普艺术（Pop Art）在20世纪60年代的兴起，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方法就不再管用了。波普艺术建立在赤裸裸的概念智慧（而不是艺术家的感觉或灵感上），又源于“低级艺术”，它们成了格林伯格形式主义理论的反题。作为对波普艺术的回应，格林伯格1964年举办了“后涂绘抽象”（“Post Painterly Abstraction”）展。在展览目录导论中，他拓展了自己的理论原理，认为展示开放性、赋形的线条清晰性以及明亮甚至单色调的绘画，乃是他在《现代主义绘画》一文中曾经勾勒出来的那个艺术的形式史的自然演进。
格林伯格独创了“后涂绘抽象”（Post-Painterly Abstraction）这一术语，用以区别抽象表现主义或涂绘抽象（按：格林伯格的“后涂绘”一词，来自沃尔夫林的Malerisch［涂绘］。沃氏用它来指称与“线描”相对的绘画特质，用以界定区别于古典艺术的巴洛克艺术。因此在沃氏那里，文艺复兴盛期的古典绘画是线描的，而巴洛克绘画却是涂绘的。参Clement Greenberg, “Post-painterly Abstraction”, in Clement Greenberg, Collected Essays and Criticism, vol 4, ed., John O'Bri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并参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学》，潘耀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后涂绘抽象一词被用于大量抽象艺术家，他们反对第一代抽象表现主义强调笔势的抽象趋势。后涂绘抽象中占主导趋势的被称为硬边抽象画家（hard-edged painters），如凯利（Ellsworth Kelly）、法兰克·史特拉（Frank Stella）。他们探索高度规则化的形状与画面边界之间，画布表面上被描绘的形状与画布基底的真实形状之间的关系。这一术语也被用来指称那些色域画家（color-field painters），如海伦·弗兰肯萨勒（Helen Frankenthaler）、莫里斯·路易斯（Morris Louis）。他们直接使用炳稀颜料在未涂底色的画布上探索大面积纯色块的肌理和视觉效果。不过，这些运动的界限是模糊的，有些艺术家，例如肯尼思·诺兰德（Kenneth Noland）具有两个运动的诸多共同特点。后涂绘抽象通常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自我批判的辩证法的继续（但是，也激发了不同意见，特别参见迈克尔·弗雷德：《格林伯格现代主义绘画的还原论批判》，沈语冰译，以及沈语冰：《格林伯格之后的艺术理论与批评》，均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2期）。
格林伯格的个人趣味导致他拒绝60年代的波普艺术，因为波普艺术是一种明显受到庸俗文化影响的趋势。在波普艺术之后，格林伯格的影响开始衰落。不过，在整个60年代，格林伯格在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当中，例如在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当中，仍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70年代以后，格林伯格基本上已经退出艺术批评界，转而总结其艺术批评生涯的哲学基础，亦即他的美学观。他的晚年讲学与写作，使他成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美学家之一。
即使对他那些挑战者而言，格林伯格也依然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批评家。所有人都同意他清晰简明地阐述了一种看待艺术的方法，流行达半个世纪之久。格林伯格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对当代批评家来说，他的阐述最终界定了整个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在汤姆·伍尔夫（Tom Wolfe）写于1975年的书《涂写之词》（The Painted Word）中，他称格林伯格是“文化三山（三伯格）”之王。所谓“文化三山（三伯格）”是指对美国艺术界影响最大的批评家三巨头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和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之时，格林伯格遭到众多的诋毁，但是，进入21世纪后，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格林伯格的重要性。美国学者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J. Lewis，他本人既不是格林伯格的赞美者，也不是格林伯格的诋毁者；在本文里，为了表示平衡起见，我很少引用格林伯格的赞美者们的话）曾经这样来刻画那些“克莱的诋毁者”（Clemblashes）眼中的格林伯格肖像：“他是推广美国艺术，使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的人，心照不宣地与所谓中情局资助的美国绘画在欧洲的巡回展览合作，也是一个将麦卡歇主义者的气质带进其审美判断的人，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强化了令人窒息的一致。”（Michael J. Lewis, “Art, Politics & Clement Greenberg”, Commentary, June 1998）
然而，也正如刘易斯所说，格林伯格持久不衰的重要性的真正原因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今天的艺术界仍然为他的观念与训条所困扰。当下的至理名言是，艺术应当具有明确的和直接的政治用途；庸俗与高雅艺术之间的区别是毫无意义的；主题内容与叙事内容要比技法或形式更重要。至于内在于每一种艺术类型的风格发展的、融贯与逻辑的道路的观念，则被抛弃，转而成为欢迎地方性的、临时的、个人的和任意的东西的任情狂欢。“但是，”刘易斯进一步指出，
其结果却不是一种较早阶段的文化活力的增进，而是一种明显的和灾难性的衰落。因此，如果说美国的艺术学校的学生们仍然在运用格林伯格的理论——他们确实如此——，那是因为在没有任何立足点的、汹涌险恶的大海上，拥有一个地标总是令人安慰的，即使从理论上来说是一种可恨的东西。作为一种陪衬，甚至作为一个秘密的理想，格林伯格所支持的某些东西——严肃、高度的思想完整性、对形式完美的倾心——或许还会伴随我们一段时日，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Ibid.）
（原载《荣宝斋（当代艺术版）》，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