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4）
五代时期的美术
一． 五代山水画
中国山水画不是贵族的艺术，而是文人墨客的艺术。由于眼光的限制，人与自然那种娱乐亲切的牧歌式的宁静就成了这一时期山水画的基本音调。即使画中点缀着樵夫、泛舟渔父，也不是为了歌颂劳动，而是抒发牧歌式的封建生活理想。那就是萧条寂寞而不颓唐，安宁平静而不死灭——（表现道家的“仙境”、佛家的“禅境”、儒家的“世外桃源”）这就是山水画的境界。
五代因为是分裂的情况，居住在不同的地区的画家，以不同的山水风景作为他们写生画画的对象，结果画出来的画也产生了很不同的感觉。
五代山水画坛在北方出现了荆浩、关仝，南方出现了董源、巨然几位大画家。
荆浩、关仝主要表现太行山景色；而董源、巨然主要描写山水。
（一） 荆浩和关仝
他们是北方画派的开创者，二者是师生的关系，画史上并称“荆关”。
1．荆浩，字浩然，号洪谷子，山西沁水人，生卒年不详。只知道他是五代时的一位儒生，博通经史，因为时局动荡，不愿做官，所以隐居于太行山的洪谷，以画山水自娱。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山水画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山水画理论家。他所写的《笔法记》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山水画创作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文章一开头提到，当他来到太行山洪谷，为山中松树的奇姿异状所震慨，于是第二天带了纸笔前来对景写生，画到数万幅。
荆浩接触的是太行山祟山峻岭雄壮的景色，故所画山水“上突巍峰，下瞰穷谷”，多作大山巨壑。其章法布局为中心全景式的布局，即以主峰为中心，用云岫姻霞的断白，衬托出中、前景的全局安排。场面浩大、气势雄伟，空间感很强。《匡庐图》为荆浩名作。图画庐山及附近一带景色。重岩叠峰，山路婉蜒，巨峰凌空，飞瀑如练；林木结合山川地势的变化而参差多样；用细碎多变为皴笔，表现了山石复杂的结构、坚实的质感和厚重的体积感。扦发了画家对巍峨耸拔的匡庐山水的祟仰敬慕感情。
荆浩的绘画影响极大，当时已获得成就的长安关仝还师法于他。北宋的李成、范宽都与荆浩的山水画有师承关系。元代的倪瓒、黄公望，明代的文征明、唐寅．也都一致尊他是山水画的宗师。
2．关仝，长安人。师荆浩，构图以巍峨、雄奇、深远见长。常在深岩茂林、曲涧丛树中点以楼台洞府。其传世作《关山行旅图》上部巨峰高耸，气势甚为雄伟。画山石轮廓，用笔有粗细断续之分。皴、擦加以墨渍染其间，气韵深厚。所画林木、“有枝无干”，给人以“乱而整、简而有趣”的感觉。
与荆浩、关仝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相对应，南方有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表现江南山水的江南画派。
（二）董源和巨然
1．董源，字叔达(?一约962年)．钟陵人，他和他的弟子巨然（江宁人）是十世纪下半叶活跃在南方的画家。他们的生活环境(长江下游地区)不同于旷寂、雄厚、寒冷的北方。而是地势起伏平缓、阳光和煦、温暖湿润。他们体察自然，并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加以描绘。在董源的作品里，很难看到险峻奇峭的山峰，所见是平缓连绵的山峦，山村渔舍，全是江南丘陵江湖的动人景色。他取王维和李思训之长．水墨和着色并用，画面苍润、幽雅、天真，表现出风雨晦明、四时朝暮的变化。他画山用点子皴或披麻皴，笔墨繁复而含蓄，给人以气候润泽，草木繁茂的感觉。他用笔触、墨点传达他对江南景色的真切感受和爱恋之情。
二． 五代花鸟画
中国传统花鸟画自唐兴起，至五代黄荃、徐熙两位大师的出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徐、黄创立的两种迥异的画风和美学特征，确立了以后数百年的花鸟画艺术的基本格局，纵观中国花鸟画艺术的发展．派别林立、名家众多、但是，从审美趋向上看，我们可以大致将花乌画划分为精丽、富贵、典雅之美和野逸纯朴、简洁之美两类，这两类是由创作者的价值取向、艺术思想、艺术手法等诸方面因素决定的。
两大类型构成的诸因素用下表展示：
类型 价值取向 艺术观 形式因素序列 表现手法 艺术特征
精丽
富贵
典雅 宫廷、世俗的精神和审美需求 儒家 线色墨 工笔 工致
细腻
绚丽
野逸
纯朴
简洁 文人墨客抒发胸臆的需要 道家 墨线色 写意 粗放
简率
淡泊
五代西蜀的黄荃，南唐的徐熙，他们的花鸟画在绘画史上并列相称，“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各有特色，基本确立了上述两种基本类型的模式。北宋初期，代表院体风格的黄派花鸟占统治地位，西蜀黄氏家族在画院中很受重用，稍后的黄派继承者．不免因陈蹈袭，使院体花乌逐渐萎靡僵化。
徐、黄异体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师承关系不同：黄荃师承唐代的薛嵇、刁光胤等所谓“正统派”。徐熙的师承不明显，主要靠师法自然和体验生活来发挥他的独创精神。
2．题材不同：黄荃多取材于宫廷的珍禽瑞鸟，名花奇石。徐熙善画自然中禽乌、花竹、草虫、疏果。
3．表现技法不同：黄荃画派画花鸟．“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谓之写生。”徐熙画画“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也。”徐熙花乌画的主要特点是“落墨为格”，先用墨勾出花或乌的内外轮廓，然后用不同墨色分阴阳凹凸，最后在某些部分略略加一点颜色，整个画面以墨占主要地位，色彩占次要地位。画面“神气迥出，殊有生动之意”。
4．格调不同：黄签的绘画，追求形象的真实和画面的生趣。传说他曾在后蜀宫中创造性地画了鹤的六种姿态，生动绝伦、竞使活鹤误为同类而相近。徐熙随自己的意愿画新鲜的题材，并用质朴、精谨的手法．追求生动活泼的笔墨趣味和朴实淡雅的格调。传为他的《雪竹图》，描绘出山野中的丛竹在雪寒中劲挺的精神，通幅画染以淡墨衬出白雪，作风工整精致。
徐、黄异体，实则为两种美学风格。而这两种美学风格之形成，是基于徐、黄二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接触环境和事物不同，反映的思想意识，以致人生态度不同上的。
三．五代人物画
江南人物画坛。更多地继承了唐代仕女画的传统，以顾闳中、周文矩最负盛名，此外还有王齐翰等，均为唐代画院的宫廷画家。
（一） 顾闳中
江南人，生平不详，只知道他在南唐中主时己任翰林图画院待沼（“待沼”是五代、两宋翰林图画院的最高职位）。其代表作品《韩熙载夜宴图》，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夜宴图》的主人韩熙载是南唐的一位官僚，因没有受到重用而沉缅于声色；后来，后主李煜即位，有意让他出任宰相，他眼看北宋统一了中原，南唐小朝廷的前途已经岌岌可危，所以又对政治失去信心。据说后主为了对他的放荡生活有所规劝，就命令顾闳中、周文矩等到韩熙载的家中，凭观察记忆描绘韩家夜宴乐舞的情景，促使韩熙载改变生活方式，以国家大事为重。结果，韩熙载视之安然，依然我行我素。这一传闻是否确认其实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后主李煜本人就是一位沉缅于声色之乐的风流君主，真所谓有其君必有其臣，要让李煜规劝韩熙载改变生活方式，显然不大可能。
此画现藏故宫博物院，共分五个段落，描写夜宴中的不同情景。第一段写韩熙载与宾客们倾听教坊司李嘉明的妹妹弹奏琵琶，画家着重表现的是演奏刚刚开始的一刹那，每一个人的神情和视线都集中到琵琶女的手上，从这手上拨响了清脆的音符，在听众的心灵上引起了共鸣。韩熙载的手松懈地垂着，这跟他眼神的注视是相适应的；和韩熙载同坐在床榻上的青年，身体前倾，左手抓住膝盖，保持重心的平衡，衬托出注意力的集中。第二段写韩熙载亲自为舞伎王屋山击鼓，王屋山身材娇小，两手叉腰，舞姿轻盈。在这场面中还出现了一个和尚，拱着手却伸着手指，似乎是刚鼓完掌或行完礼，眼睛看着韩熙裁击鼓的动作而不看舞伎——作为出家人，身处这种声色的场面，画家给予如此的表现无疑是合适的。第三段描绘宴会进行中间的休息场面……第四段写女伎们吹奏管乐的情景……最后一段写宴会结束，宾客们有的离去，有的依依不舍地与女伎们谈笑调情。
整卷画面，笼罩着既热烈又冷清的气氛，在醉生梦死的及时行乐中，隐涵着对生活前途的忧虑和失望，而这种失望的心情，又反过来加强了对于生活的执着和向往。这幅作品形象的刻面生动传神，反映出画家默写的才能和写实的水平，色彩浓艳而又变化自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画卷结构的处理，巧妙地利用屏风、床榻等分隔画面，使每一情节独立成章；同时又起到了把各段连贯起来，使全卷成为统一的大画面的作用。这一处理手法，比起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团卷》来，显然前进了一步。
（二） 周文矩
金陵(南京)人，生平不详。他的人物画也以描绘上层贵族生活为主题，其艺术特色是衣纹多用“战笔”，给人一种颤动的感觉。传世作品有《重屏会棋团》卷、《宫中图》卷等。
《重屏会棋图》卷描绘南唐中主李璟和他的三个弟弟景遂、景达、景逖下棋的情形。图中正面戴高冠者即为李璟；座榻屏风上画白居易诗意图，画中又有屏风写山水平远风光，所以称为“重屏”。
友纹战曲，就是所谓“战笔”，正是典型的周文矩画风。
唐、五代绘画艺术的辉煌成就．为两宋绘画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代绘画大大发挥了唐、五代蕴蓄的潜力，将古代绘画的发展，迅速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两宋时期的美术
一、概况
北宋统治者，为了自己的享乐和粉饰太平的需要，继承了西蜀、南唐的办法．设置了更完备的美术创作机构——“翰林图画院”。笼络各地名家，并授以相当的职位，专为皇家服务。“院体画”是北宋绘画的主流。南宋依其旧制，院体画的风尚又出现了新的局面。两宋画院对于传统绘画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与精谨的院体画风相区别，水墨写意的人物画，在技法和理论上都初具规模。为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丰富了传统绘画的民族特色。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为了适应中下层市民审美趣味的需要，绘画艺术的题材更加广泛，突出的是描写城乡生活的风俗画大量涌现。真实地反映了各阶层的生活状况。人物画不象过去那样主要围绕贵族生活和神仙佛道。宗教绘画衰落趋势日趋明显。山水画和花鸟画适应统治者和士大夫娱悦自然和陶冶情操的需耍，在两宋绘画中占突出的优势。水墨山水极度繁荣，画家们从五代山水不同流派中吸取营养，各宗所学，井强调深入生活，创作了大量神完意足，风格各异，技法成熟的山水画。将传统
的山水画提高到新的水平。
“山花烂漫，风盛神衰”，这是对这时画坛状况的概括。
宋代绘画的繁荣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宫廷绘画的兴盛。北宋徽宗时期是我国古代宫廷画院绘画最兴盛的时期。南宋画院则沿袭了北宋画院的体制。宫廷绘画的主要表现风格为：造型准确，格法严谨，精微细腻；赋色浓艳，华贵富丽；既有精密不苟之长，某些作品又有萎靡柔媚的倾向。
2、 职业画家的活跃。这个时期的职业画家的创作具有明显的商品画性质。绘画作为固定行业与社会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系，突破了宗教题材与贵族题材的羁绊，扩大了视野，使世俗美术有了很大发展。
3、 文人绘画的形成。宋代文人士大夫将绘画看成文化修养和风雅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在绘画中以墨竹、墨梅、山水树石及花卉等为题材，追求主观情趣的表现，反对过于拘泥于形式的描绘，艺术上主张洗去铅华而趋于平淡，力倡天真清新的风格。
4、 绘画题材和表现体裁的多样化。宋代绘画题材扩大，绘画分科变细，计有佛道、人物、山水、屋木、走兽、花卉、翎毛、墨竹、龙水等门类。绘画形式中有工笔、青绿重彩、浅降山水、写意画等。绘画体裁有巨幅壁画、高屏大帏、长卷立轴、小幅绘画、册页形式、白描粉本等。
两宋画院可称为历史上画院隆盛的时代，而画院之制度也以此最为完备。
二、宋代的画院及院画
画院的渊源
宫廷画院的职责有：
1、 专门为宫廷及皇室贵族服务，绘制帝后肖像。
2、 宫廷衙署的壁画屏风以及修建寺观壁画。
3、 根据政治需要创作画卷。
4、 为皇帝绘画代笔。
画家来源除前代画家及院画家引荐外，绝大多数通过考试录取。赵佶认为考试而来的画家，有的尚不合自己的胃口，有的画师的技术水平和艺术修养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于是决定自己亲手培养，因而设立了“画学”专业，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美术学院。赵佶自己兼任院长。“画学”的学科分为专业课和共同课，专业课有：道释、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六门；共同课有：“说文”、“尔雅”、“方言”、 “释名”等，此外则设问答(有关画理)。画师们还经常有机会观摹历朝书法名画。
画家地位按职位设画学正、艺学、待沼、祗（音“子”）候、供奉及画学生等名目。
画院在艺术上的取士标准是：“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洁为工”。“夫以画学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为上”。所试题目往往摘取古人的诗句，如：
“竹锁桥边卖酒家”；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乱山藏古寺”；
“踏花归去马蹄香”等等。
在强调对形象的精确刻画的同时，着重以创作者的构思是否奇妙、含蓄来评判作品。
宋代的画院与画学；
院画的艺术特征：
院画的创作，提倡“形似”、“格法”，要求画家具有相当的写实功力，对物象作尽精入微的描绘，力求表现出对象的自然形态。宋初，就花鸟画来看，精丽富贵的黄派花鸟适合统治者粉饰太平和精神享受的需要，成为宫庭绘画的标准，黄派花鸟画受到宠遇。北宋末年，由于在宋微宗的重视和亲自主持下，人才隆盛，制度完备，呈现出繁荣景象。宋徽宗艺术观及其作品，成为整个画院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要求。（从赵佶欣赏壶中殿的月季花能合于春天日中的姿态及指斥画家孔雀升墩不应先举左脚两则佚事、就可知道他强调法度的程度。）
院画在构思上讲求含蓄巧妙，达到诗情画意相得益彰。在笔墨技巧上重视传统但又不泥守古法，这些值得重视的创作要求，反映了宋代院画注重观察生活，提倡精微描绘，追求意境表现的趋向和趣味，从而酿成了宋代院画精深完备，“高洁为工”的鲜明风格特征，给后来的传统绘画以良好影响。
由于画院讲求严格的法度。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一些画家的思想，限制了他们个性的发展和笔墨技巧的变化，有的作品趋于刻板、繁琐或柔媚、平庸。
三、花鸟画的发展
“富贵”与“野逸”风格的并存——徐熙和黄筌的花鸟画艺术；
精丽典雅的北宋院体花鸟画；
借物寓意,寄情于墨——文同、苏轼的绘画及其绘画主张，苏轼的艺术美学主张主要有：“诗画一律”、“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寓意于物则乐，留意于物则病”、“论画以形似，见以儿童邻”、“成竹在胸”。
(一)、精丽典雅的北宋院体花鸟画
由于黄派花鸟画符合帝王贵族的审美要求，因此，黄派习用的“勾勒晕色”法及其整体风貌便成为院体的标准画风。特别是黄筌之于黄居采，最受皇家宠遇。黄居采，后蜀时为翰林待沼，蜀亡，随其父到汴京，仍任翰林待沼。太宗委任他收罗并鉴定名画。
稍后的黄派继承者，不免因陈蹈袭，使院体花鸟渐趋萎靡僵化。直到熙宁、元丰年间，赵昌、易元吉、崔白，吴元瑜诸家的出现，终于打破了百余年间黄氏画派独霸画院的局面。即：在重“形似”的前提下，注意不失其生趣，在重色的同时，不流于媚俗。自崔白起，院画画风起了实质性变化。
崔白(十一世纪)，字子西，照梁熙宁年间补为画院艺学。记载中说他“博雅好古”，是一位富有学识素养的画家。他不受戒律约束，勇于破格，柔合徐黄二体，别创一种“体制清淡、体风疏通”的画风。现存作品有《双喜图》描绘了深秋季节的荒野景色。大风呼啸，叶落草枯，树枝摇曳；蹲在坡下的野兔正回首惊视两只逆风扑翅呜叫的喜鹊。画面充分表现了秋野荒郊的萧索气氛，融注了画家对自然景色的独特审美情怀。
北宋末年，身为皇帝的宋徽宗赵佶(1082 -- 1135)不仅是最高统治者,也是绘画艺术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艺术创作是他帝王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却是一个有相当艺术修养和艺术才能的艺术家。他年少时即与名画家交游,即位后重视翰林图画院,经常参与艺事活动.他的花乌画,有不少作品流传,且风格多样，不乏杰作、可以看出他对传统花鸟兼收并蓄的迹象。
他所作的《芙蓉锦鸡图》、《瑞鹤图》等，都是有明确寓意的作品,无非是“太平瑞应”、“神授君权”、“仙鹤告瑞”之类内容、借以自我美化，粉饰太平。他的《腊梅山禽图》、《鹰犬图》等，禽鸟姿态生动逼真,形象刻画精细准确，各种花草景物的配置也疏密有致,花色鲜妍,渲染精妙，再配上别具一格的“瘦金书”题字,十分和谐统一,舒秀文静。赵佶的艺术思想、绘画风格以及书体对后世都有较大影响。
(二)、借物寓意、寄情于墨的文人花鸟画——文同、苏拭的绘画及其绘画主张
在北宋中期院体画兴盛的同时,在院外的部分文人士大夫当中，兴起一股借绘画抒发性情的“笔墨游戏”之风。这种“笔墨游戏”即被后人称之为”文人画”。最初以苏拭、文同、米芾等人为代表。文人画风能在这个时期兴起,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艺术形式发展的规律的决定性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中国绘画从原始时代到汉是个质朴、厚拙、粗略的时代;魏晋南北朝以后,绘画向细密、精确、华丽、逼真方向发展;到唐代达到—个高峰．宋代这种风气已达到顶点，而一种艺术形式发展到顶点时，往往已成为一种束缚。在这种情况下，求变、求发展,就成为一种必然。
宋代文入画家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力求变革，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他们将绘画作为一种白我消消遣．自我表现的工具，强调主观感受在笔墨上的流露、即在“笔情墨趣”之中披露自己的心境。他们的表现对象．多选择一些适合乘兴辉写．并且有一定象征意义的事物．如梅、松、竹、兰等。在技法上注重于“写意”。追求笔墨形式本身的感人力量和作品的天然意趣。
文同(10l8—1079)．字与可，四川盐亭人。以诗词书画名重于世．画墨竹尤为突出。披称为”湖州竹派”。为了求得生动自如的表现．他对于月光下的竹影进行过认真的观察。并用熟练的行草书法的笔势尽情挥扫。借水墨的淋漓酣畅和竹枝的挺拔潇洒来抒发自己的意兴心绪。他十分强调意在笔先、主张作画要“胸有成竹”。现存作品有《墨竹图》和与苏拭合画的《枯木竹石合卷》等。
苏轼(1035一UN)．字子瞻．号东坡居土．四川眉山人。除了文学和书法的巨大声誉外，他还对绘画颇有兴趣．是宋代文人墨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作品本身对后世影响并不大，今存仅有《木石图》一幅。着意追求“荒怪怪意家外”的情趣，给人以生涩、枯索、怪状之感。但是他在画论方面的独到见解，他的艺术美学思想．都被后来的士大夫画家在艺术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导致元以后文入画靡然风行。
他的艺术美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诗画一律”。他认为诗画一律的基础是“天工与清新”．即一种自然、纯朴、清美的境界。绘画的诗化是一种美学境界而不是一个诗象画或画象诗的浅薄命题。
2．“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这个思想与庄子所说的“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是一脉相承的．它揭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平谈。
3．“寓意于物则乐，留意于物则病”：这个观点和苏轼的个人遭遇有关。在坎坷中、他既有超然物外的意愿，却又难以摆脱对物的怀恋。这使他的创作思想既有现实的、豪放的精神．又有超现实的、虚无的倾向。这是苏轼内在的深刻矛盾。抛开这些不论，“寓意”与“留意”之分．对于灵活运用创作规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首诗很能反映苏轼的审美趣味，后来有些人作画不以形似为基础，而片面地追求意趣，即与片面地理解这个观点有关。其实苏不轼是认为不要形似，而是认为形似并不是绘画的终极目的。”写物之功在于传神”，只有神似才应是绘画品评的最高法则。
5．成竹在胸：从这个观点看。苏轼非常重视构思的，这是“意在笔先”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苏轼的艺术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院体花乌画相对来说不如北宋未期那样兴旺．题材范围也缩小了。主要取材于蔬果、草虫、蝉联、禽乌、猫犬等，大幅巨制已不多见，保存下来的多是独幅册页和纨扇面。表现方法仍以精勾细描为主，画风清疏淡雅，工致秀润，代表画家有李迪、李安忠、林椿等人。与院体花鸟相异趣．院外的水墨花卉也逐渐盛行．以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专门题材的士大夫画家比北宋有所增多．突出的有杨无咎、赵孟坚、郑思肖等人。
君子是我国古代对有德者的美称。以“四君子”相称，即将梅、兰、竹、菊人格化，将花木的自然特征与人的美好品德结合起来，赋予其品格生命。
竹，虚心节劲，直竿凌云，可喻高风亮节；
梅，冲寒斗雪，玉骨冰肌，似若孤高自赏；
兰，清雅幽香，芳草自怜，颇为洁身自好；
菊，凌霜而荣，傲骨晚香，不于群芳争艳。
梅、兰、竹、菊客观上具备引人产生美感的条件，形象上易于作程式化地简化与把握，清新淡雅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要求和欣赏习惯。元明清时的“四君子”绘画盛行不衰。文人画家在“四君子”题材中显示一种清高自洁、不淫不移的“独善”意识，将自身对邪恶的抗争、对美善的向往、对自由的憧憬等等内在情致尽情倾泼在梅、兰、竹、菊的审美创造上，以求得一种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慰藉。
四、山水画
一、北宋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
史家认为，宋初山水画以李成、关同、范宽三家为主要代表。三家都师荆浩，更熟悉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注重师造化，范宽就提出“与其师古人，未若师造化”。大自然的景色陶冶了他们的性情，又滋润了他们的艺术，形成了各自的艺术特征。今人也概括说：关同的峭拔，李成的旷远和范宽的雄杰，代表了宋初山水画的三种风格。
（一） 李成(919—967)
字咸熙，唐宗室的后代，五代时避乱，徒居山东营丘，世弥李营丘。齐台原野的自然环境给了他新鲜而深切的感受，使他在技法形式感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枯枝寒林和挺拔长松，是他画面中常出现，也是表现得十分精彩的题材。他艺术的个性更主要表现在烟林平远的景色描绘中，变荆、关雄奇深厚的画风为清旷萧疏，能“扫千里于咫尺、写万顷于指下”。
《读碑窠石图》是李成的代表作。由王晓补人物、表现文人墨客在旅途中怀古的主题。以蟹爪寒林，增加了秋尽冬临的萧疏气氛。从此图的意趣和技巧中可体会到李成作品“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的鲜明风格特色。
（二） 范宽(约950一1027)
名中立，字中正，华原（陕西）人。这个长得伟岸峭古，豁达大度，不拘礼节，不懂世故，生
性嗜酒的西北汉子，竞有一于今人叫绝的画技，他是北宋初北方山水画派父一出色的代表人物。他本名不叫宽，因为个性宽厚，待人随和大方，人们都称他范宽，本名倒反被遗忘了。
范宽的山水画，是从李成的画法中起家的。尽管在笔墨形象上，范宽已经学得很像了，但在气局韵味上仍无法与李成相提并论，这使范宽十分沮丧。于是他又转向荆浩的作品，试图从中有所收获，但结果却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然而从转益多师中，范宽领活到了这样一条艺术的真理：前辈大师的独特画风，没有不是从他身边的真山实水中获得的。我与其向人学，还不如直接向自然学习；而向自然学习，若不能用心灵去梧解，也终将无所事成。
于是范宽一股脑儿抛弃原先所习的各家画法，在终南山、太华山的高山深谷、密林疏泉之间构筑茅屋，常常危坐终日，放眼四顾，从云烟惨淡、风月阴霁的自然变化中，用心灵去体悟自然的神趣。尤其是在冬雪的月夜，更是必去山川林木之间徘徊凝览，以启发思考。长年的山居生活，自然的陶冶使范宽的用笔更为雄伟老硬，得真山之骨神。
《溪山行旅图》是范宽的代表作。画面中主峰突立，高大魁伟，给人以山势逼人之感、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有二。一是构图，主峰巍峨浩大，面积占画幅的三分之二，而逼近画幅顶端，构成威压的感觉。下部以三堆巨石作底乘，承受主峰的重量，形成上下部位的紧张关系。但是画家巧妙他用水平线上的白色云烟和S形的溪水，又使画面形成了空间感和硫朗气氛。一行山间行旅把观者的视线引向画面外边，丛树背面隐约显现的楼阁，有意安排在极右的一侧，构成行旅人物向左行进的开阔前景，使画下方形成律动感。二是用笔用墨，范宽用墨之法近似江南画风。他用谈墨皴与雨点皴结合表现主峰的体积与重量感，构成了苍莽雄挥的气势。石缝中泉水细如白线，颇具风致，山根潺潺的溪流是整个画面寓动于静的关键，又是山势险峻的绝妙衬托；近景大石旁的小路上有赶驴的行旅人，中景是茂林—片。主峰上密密匝匝的小树，近看是鹿角状的枝丫和扁圆点浑成，远望黑沉沉的一片，这是北方山岩间多灌木的真实写照。山石的皴法，那种比点于略长的短皴——人们形象地用“雨点”、“钉头”、“豆瓣”来命名——十分生动。这些皴法适合于表现雄伟的山石。画家在此图中，就是运用点皴的或平列、或交错、或重叠的各种排列来丰富石体的质感和风采。平列使山石玲咙剔透，增强山质的坚硬感；交错使山石在乱中见势，热闹中生成一股冷峻庄重的气质；重叠使山石浑沦厚重。洋洋洒洒、错落有致的点皴，构成了—幅山石雄奇瑰丽的交响乐，这是画家善于师法造化，又精于表现造化的艺术造诣的体现。
范宽独特的画风和雄奇险峻的风格，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小结）继李成、范宽之后，山水画家接睡而起。在李、范二家的影响下，当时曾出现了“齐鲁之土惟摹营丘，关陕之士惟摹范宽”的倾向。
（引子）北宋政权统一全国后，南唐、西蜀画院画家相继北上汴京（开封），受到北宋画院的礼遇或
任用，这使以中原画派为主流的北宋山水画，逐渐融进了新的江南画风。直至熙宁、元丰年间，收集各家流派的技法、理论之大成的山水画家郭熙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出现了新的面貌。
（三） 郭熙
郭熙(1020—ll09)，河南人，是来自民间的院画家。熙宁年间任画院艺学，后来又提升为翰林待待诏。他初学李成，后师各家，又师自然。创造了自己的风貌。郭熙作品，据《宣和画谱》著录有30余幅，国内外现存作品尚有近20幅。其山水画变化多端，他用草书笔法画树枝，有的枯枝向下弯曲，状如“蟹爪”，画山石形如“鬼画”，皴如“乱云”，笔调苍劲颖脱、用墨明洁滋润，细润妍巧又不失雄犷沉厚。其代表作《早春图》（中国绘画排行榜前十位第七。1999年美国纽约艺术品拍卖会，郭熙的《秋山行旅图》卖143.25万美圆[合1145万人民币]）描绘了春回大地，乍暖还寒时的自然景象。峰峦秀挺，烟霭浮腾，林木舒发，溪流潺潺，全画荡漾着春天的气息，饱含着活泼的生机。其他作品莫不是奇突雄壮、清旷幽远、主题明确而富于季节感的优秀作品。
郭熙的山水画理论。由他的儿子郭思整理编成《林泉高致集》，是我国画论中一部重要著作。他强调要精确地表现山水在不同地理、气候、时间条件下真实的特殊面貌。他还要求画家要注意大自然给于人们的主观感受和联想：“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谈而如睡。”他认为要发现自然山川的审美形象，获得深刻的审美感受，创作出好的作品，画家必须首先要以“林泉之心”去“身即山川而取之”，即以审美的虚静的心胸去对自然山水进行直接的审美观照，这身对“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命题的丰富和发展。他首先提出的“三远法”，是研究山水画透视原则和空间处理的重要法则。
二、“米点山水”与青绿山水
（一）“米点山水”
宋代的山水画，主流是继承唐代，五代以来的水墨山水画，即用线与墨的破墨山水。施用色彩也仅限于色墨结合的谈色晕染。此外，尚有传统的重色青绿山水画。由北宋中期出现的“文人墨戏”之风的影向，
到微宗时期又有一个新的山水画派异军突起，即所谓“米点山水”。首创人米芾(1051——1107)，字元章．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
米芾祖籍山西太原，后来移居襄阳、镇江等地。长江沿岸常常能看到雾雨朦朦的云山烟树景象启发了他， 于是他在董源画法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画山水多用水墨点染，不拘形色勾皴，充分发挥了水墨融合，墨色晕染所形成的效果，形成了含蓄、空蒙的神韵之趣。
米芾的儿子米友仁(1086—1065)。继承父法，并有少且的作品传世。
（二）青绿山水
作为独立的山水技法。在盛唐以前就出现了，李思训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五代宋初此种形式为士大夫画家所不尚，被看成是职业画家的匠俗之作，曾一度在北宋画坛消沉。北宋中后期，一些山水画家致力于青绿山水，创造出适合宫廷欣赏趣味的典丽的青绿山水画，使青绿山水画进入成熟发展的时期。宋代著名的青绿山水画的代表画家有王希孟，赵伯驹等人。
1． 王希孟(1096一1117年前后)
这位皇家画院培养出来的学生，有较高的学识和艺术天赋，虽然他过早地夭折了。但是却给后世留下了一幅不朽的青绿山水画《千里江山图卷》。此画全长十二米，为全景青绿山水，气魄宏大，构图严谨，把千里山川、人物、屋宇、车船等等，集中概括地、有条不紊地组成一幅长卷，既不重复拖沓，又能连贯一气，充分体现出中国画散点透视的优点，使观者超越了视点视角的限制，仿佛升到空中，尽情纵览俯视壮阔的大地，随其山川河流的起伏延伸，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锦绣河山，尽收眼底。使人心旷神怡，精神得到升华陶冶。此画在表现形式方面，一般运用青绿山水传统的勾勒法，严谨精微，一丝不苟。树干和远山的表现又沿用没骨法或带有写意笔趣，山坡有皴法和点染。设色厚重，山头设以石青，山腰设以绿色，山脚处露出绢本身的土黄色；水面施以青绿色；人物、树木又点缀以白、赭、红诸色，和谐统一中又见变化。天空上半部涂青色，越向下颜色越浅，下半部露出绢色，不但使山的轮廓分明，而且给人落日余晖感，运用色彩十分成功。
2． 赵伯驹(1127一1162)
字千里、是宋王朝的宗室。活动在南宋高宗时期前后。在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都擅长，兼工界画，尤以青绿山水弛名于世。
其作品在青绿中吸收了水墨的长处，在山石皴染，树叶枝干等方面，适当采用水墨山水画法，其风格既有青绿山水的富丽，又有文人画的“雅逸”。显示出了“大青绿”向“小青绿”（小景山水）过渡的趋势。其兄赵伯啸(1124—1182)、也是著名的青绿山水画高手。
三、“一角半边”式的境界——南宋“四家”的山水画
宋室南迁之后，虽处于偏安动荡局面之下，但绘画艺术的繁荣情况，仍不亚于北宋。在临安（杭州）恢复重建的南宋画院、仍是当时绘画活动的中心。由于政治上的变迁和画家生活地区的由北南移，使南宋的绘画艺术从内容到风格都有新的变化。特别是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开创了山水画艺术的新风格。他们四人被称为“南宋四大家”。
以“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京院体山水画，弃置北宋以来以主峰为中心的高山激流式构图和细密繁复的笔墨，而创新为简笔化、单纯化的形式。常用两对角远近对照方法形成对角线构图，使画面的重心偏离正中、坐落在半边一角，开阔画面的空白，形成暗示的空间，画面出现的是颇有选择取舍地从某个角度、某一局部、某些对象的某一部分出发的着意经营，安排位置，苦心孤诣，在对这些远为有限的对象的细节忠实描绘里，表达出某种较为确定的诗趣、情调、思绪感受。应该说比起北宋那种意境来，题材、对象、场景、画面是小多了，但刻画却精巧细致多了，自觉的抒情诗意也更为浓厚鲜明。南宋山水画创造了第二种艺术境界：诗意的追求和细节真实同时并举；同时，对称走向均衡，空间更具意义，以少胜多，以虚代实，以白当黑，以一当十、以简代繁……中国艺术的意境美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虽然“南宋四家”共同开拓了山水画的一代新风，但是，各自也有不同的特色。
（一） 李唐(约1049—1130年)
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县)人。早年以卖画为生，50多岁入宣和画院。
北宋末年，太行山里的一股抗金义军在关隘处检查一位老年过客的行李，发现除随身的日用品外，尽是笔砚之类的文房用品，才知道老人便是宣和画院的著名画师李唐。义军首领萧照，从小喜欢画画，苦元老师指点，遇到这样好的机会，他岂肯放过，于是，不顾首领的身份，向李唐纳头脆。他将义军交付给自己的副手，随李唐南渡到了临安
李唐擅长山水画和人物画。他敢于创新，能够根据自己所见到山川地貌来创造新的表现手法，在宣和画院时绘制的巨幅山水画《万壑松风图》〉，以大开大合的气势，描绘了祖国北方山水的壮美雄杰。这幅画技巧在山水画北、南宋风格演变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山石的皴法壮实简阔，顿处着力，前重后轻，前湿后干，前实后虚，石体凹凸坚硬的质感，表现明确，已具南宋斧劈皴的雏形。松树的树身，勾勒的笔法比较湿润，线条粗细不一，松鳞皮墨圈后稍加烘染，已开南宋树法的端倪。这是李唐尚未南渡时的作品，处于两宋之交，已显示出向另一种风格过渡的迹象。李唐在此小试锋芒，虽然有雄阔的气象，与南渡后真正成熟的斧劈皴相比显得有几分拘谨。
李唐带着萧照南渡后，恢复了他画院待诏的职务，并被授成忠郎，赐金带。萧照在李唐的指授下，画艺日进，于绍兴年间入画院，授待诏职。
李唐南渡时已年近八十，他壮心不已，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在临安一带观察山水风情，终于完善了他首创的斧劈皴，为南宋水墨山水画风奠定了基础，他南渡后的代表作有〈〈清溪渔隐图〉〉。成熟的斧劈皴，简化了以前复杂的皴擦烘染的程序，将线条和块面合并，在当时，确是一种崭新的画法，此图在章法上也具备了边角小景的格局，南宋画派的面目，至此已经大体完备。
南渡后，人们关心的是如何北伐收复失地，绘画作品中爱国主义的题材成为热门。李唐的《采薇图》，通过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在首阳山挖野菜的故事，刻画了大义凛然、宁折不弯的形象。
（二） 刘松年(12一13世纪)
钱塘(杭州)人，其山水人物画在院画中称为绝品，也擅长界画。他善于用工致的笔法、写茂林修竹，山明水秀之景，对士大夫的闲散、宁静、安逸的超脱生活加以诗意般的美化。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四景山水图卷》，画杭州郊外的庄园别墅，运思精巧，着意经营，给人以轻柔优美的愉快感受，笔力细劲，墨爽色秀，在强劲简率中又显出精丽细润、工整不苟的风格，
（三） 马远(12一13世纪)
山西永济人，光、宁二朝画院待沼。其祖、父、兄、弟、子、侄都工画。马远于山水、花鸟、人物兼长，山水继承李唐开创的画风，又有新的发展，画面简略，全境不多。画山石用大斧劈兼水墨破，也兼用钉头鼠尾的皴法，笔势锋利严整，方硬有力。他的山水画往往与人物和花乌相结合，加强了主题的生动性和诗的意境。现藏故官博物馆的《踏歌图》是他的代表作。画中远景高峰峭立、宫殿楼阁隐现，近景踏歌的农民似有几分醉意，神态生动。整个画面清旷秀劲，似笼罩在扑朔迷离的仙气之中。
（四） 夏珪(12—13世纪)
生卒年稍晚于马远，宁宋朝画院待诏。夏珪与马远的山水画都学李唐，属水墨苍劲一派，但是比较两人的艺术特点还有所不同。在用笔上，马远多细笔挺劲，墨线首尾，气势一贯到底；夏硅多用点笔和夹笔，墨线气势起伏，落笔速度大而轻，尾端呈现尖状线段，因而显得抑扬顿挫，富有变化。他画的风雨中的山水
树石，更是发挥了水墨的长处，给人以韵味深厚、耐人寻味的感觉。现存夏珪的作品有《溪山清远图卷》、《长江万里图》等。
“南宋四家”的山水画结南宋后期，元、明时期以深远的影响。也给日本的山水画以极大的影响。
纵观两宋山水画，总的来说，北宋以雄浑、辽阔、崇高胜，南宋以秀丽、工致、优美胜，两美并峙，各领千秋。
五、人物画的繁荣
鲁迅先生曾经评价唐代人物画的成就，主要有两点，一是色彩的光辉灿烂，二是线条的空实明快。与唐代相比，宋代人物画明显失去了色彩上的光辉，可以说是“近不及古”，但在线条方面却有新的创造。特别是武宗元和李公鳞，进一步发展了吴道子“轻拂丹青”的传统，把以前作为粉本画稿的白描画法提高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从而把中国人物画的线描艺术推向了顶点。
一、宋代的道释人物画
北宋前期，在皇家的重视下，宗教艺术活动仍较兴盛，数以千计的画塑工匠和名画家都参与重要寺庙的重修、修建和壁画制作。大量的寺院壁画，随着建筑的消毁，而未留存至今。但从参与道释壁画绘制的高手武宗元的艺术活动及壁画稿本《朝元仙仗图》，就可见此时宗教壁画艺术成就的一般。
武宗元(约990—l050)宁总之，河南人。他的京宗教人物画受吴道子画风影响，曾被同时人认为可以与吴道于相提并论。他的道教壁画稿本《朝元仙仗图》，以卷轴画的形式流传至今。此画已流出国外，临本《八十七神仙卷》尚存国内。《八十七神仙图》是真迹，画卷上有八十七位“朝元”列队行进的神仙，其中女神尤多。这幅名画传了800多年后，竟不幸流落海外。
1936年，徐悲鸿在香港举办画展，经友人引见认识了一位德籍人一一马丁夫人。当徐悲鸿应邀参观她的4箱字画寸，奇迹般地发现了流失多年无处寻觅的《八十七神仙图》，他当即表示要买下来。乌丁夫人开价l万元。虽说不贵，但他倾尽囊也凑不齐这笔款。他提出愿加上自己的7幅画弥补。马丁夫人知道他是名画家，也就乐意成交了。从外国人手中赎回国宝，徐悲鸿十分快意。他将画重新装裱后，写上题跋，并加盖印章一一“悲鸿生命。”
1942年，徐悲鸿在云南大学任教，在一次躲避曰寇飞机轰炸时，不料被贼人砸开画室里的箱柜，将《八十七神仙图》盗走。
事隔多年，徐悲冯的一位学生在成都发现了此画，写信告诉了他，一直挂怀此画的徐悲鸿得知国宝尚在，惊喜非常，急速赶去赎买。对方开价高达20万现款，徐悲鸿无奈，只得贷款，终于凑齐了20万。临要成交，不料对手又变了卦，要徐悲鸿加上他的10幅亲笔画才肯出手，明知是敲诈，他还是又画了10幅弥补，这才使这幅名古画又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中。1948年徐悲鸿将《八十七神仙图》重新装裱修复，并请张大千题跋，终于使之完好地保存了下来。1953年，徐悲鸿与世长辞，他夫人遵照他的遗嘱，将此图连同他收藏的千余件历代美术珍品，献给了国家博物馆。
画面繁复而协调，在统一中求变化。全部人物的动作神态、步法、重心及衣纹飘带，都统一在行进时徐缓的韵律中。极为复杂的衣纹，结构精确，有条不紊。给人以“天衣飞扬，满壁飞动”之感。显示出画家绘制宏幅巨作和艺术表现上的精湛技艺。
小结：北宋中期以后，由于文人画和风俗画的渐盛，宗教壁画的气势中衰。著名画家参加宗教壁画制作的日少、这以后宗教绘画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由民间面工以壁画的形式继续下去，一是从壁画移植到卷轴画。一些著名画家如李公麟、梁楷、法常等人都曾创作道释人物画。但从总趋势上看，京教壁画毕竟是渐弱渐衰了。
二、人物画大师李公麟、梁楷、法常
（一）李公麟
严格地说，李公麟是文人士大夫画家，他活跃在画坛的年代，正是美术思潮活跃，文人学士交往频繁、士大夫墨戏之风盛行的“熙宁、元丰”年间。
李公麟绘画上表现范围的广阔是历史上文人画家少有的。道释人物、鞍马、宫室、山水、花鸟无所不能。他在绘画上最大的贡献是在人物故事画中注入了文人的意趣，对作品主题的挖掘和内容的表现有深刻的见解。
在绘画形式上，为了摆脱甜腻华艳的世俗习气，达到生、冷、敛的艺术效果，他大力探索“白描”这种艺术语言，以浓淡、刚柔、粗细、虚实、轻重的线型作为造型媒介，以达到明洁、轻快、朴实、精美的格调。李公麟的“铁线描”，“游丝描”虽来源于顾、陆，但扬弃了均匀少变的呆板味，使之节奏迂回荡漾；其用线虽然得自吴道子，但改变了纵横当风的豪迈气息，吸收其紧劲有变的特色。他用线既敛而放、故生而熟、含蓄而刚劲，被誉为“天下绝艺”。
李公麟善于画马，“每欲画，必观群马，以尽其态。”他笔下的马无不神态生动。《五马图》是根据写生创作的，描写御苑中的良种骏马和饲马人。人马都神态生动、个性鲜明，马体结构准确，行笔处落稳健。画家用准确熟练的技巧，既严格把握作品的现实性和真实感，又表现出“文人画”的笔姿意趣。
（引子）宋代与李公麟的白描艺术相映生辉的是南宋粱楷、法常的“减笔”水墨人物画艺术。
（二）梁楷
梁楷(13世纪)，个性豪放不羁，“嗜酒自乐”，被号为“梁疯子”。他擅画人物道释和山水，人物画经常取材于禅宗著名和尚的故事。梁楷的水墨人物画很突出，用笔刚劲老辣而方挺，简括而又气势飞动。塑造人物草草数笔，而又神韵十足。存世作品《太白行吟图》是他减笔画的代表作品，用迅疾洒脱、灵转活泼的几笔，活现了李白“恃才傲物，不慕荣利”的性格和昂扬、潇洒的动人神情。此外，他还有一种泼墨大写意画法，放弃了历来以线绘形的方式，用饱含水墨的阔笔侧锋渲刷，大面积的水墨自然分出浓谈，含蓄地显示出衣纹的折迭形态。他的《泼墨仙人图》就是用这种方法的典型实例。画面人物如醉仙恍惚潇洒，飘逸自在，超凡脱俗，形象夸张大胆，笔墨奇特放纵，墨气袭人，令人回味无穷。梁楷在人物画艺术手法上的大胆变革，丰富了我国传统人物画的技巧。
梁揩的“减笔法”为法常所继承发展。
（三）法常
法常本姓李，号牧溪，四川人，约生活在南宋末。善画水墨画，题材涉猎广泛，包括佛象、人物、乌兽、花果、山石、树木等方面。故宫藏有他的《写生蔬果》一卷、全长八米多，用水墨点染法，画出了多种蔬果、水族，笔墨温健潇洒，风格新颖独特，彻底打破了两宋院体花鸟双勾着色的传统作风。
六、宋代的风俗画和历史故事画
一、风俗画
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以反映城乡“市井小民”生活为题材的绘画开始大量出现，这是宋代美术中的一个新现象。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善画京师木马屋宇及农村风俗的画家。北宋初期就开启了风俗画风气，北宋中期以后得到迅速发展。许多院画家也有描绘城乡风俗的作品。张择端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张择端(十二世纪)，字正道，是北宋末期优秀的人物风俗画家。原籍山东诸城，早年游学于汀京，后来在画院任职。他能全面掌握人物、山水、界画的表现技巧，自成一家之体。他的艺术成就，历来不被士大夫评论家所重视，因而有关史料极为稀少。幸而他的不朽名作《清明上河图》能完整地保存至今，才确立了他在画史上应有的地位。
《清明上河图》全长525厘米，高25．5厘米，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风俗画长卷，作者通过清明节日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和以虹桥为中心的汴河两岸各阶层人物活动情景的描绘。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些侧面。全幅场而浩大，内容极为丰富。画家用高度概括和集中的手法，广阔而细致地描写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形象和市俗生活。
应该说，风俗画在内容和形优上．显示着宋代人物画发展中的新成就。除张择端外，王居正、李唐、刘松年、李篙、苏汉臣、陈居中等人也是风俗画的高手、他们都为后世留下了反映那个时代“市井小民”生活情趣的优秀风俗画作品。
二、历史故事画
宋代边患不断，特别是南宋丢掉了半壁河山而偏安江南。在这种情况下．画家们常借用一些历史典故和人物加以描给以表达不失气节，心向汉室的人格精神。再加上向来邢祟尚体现儒家伦理思想的义士、烈女、英雄的市井小民阶层的扩大、他们需要反映他们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的艺术作品，这就使宋代的历史画也较为兴盛。现在留存下来这个时期最有名的历史画李唐的《采薇图》。
李唐不仅在山水画史上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画家，他在人物画方面也有相当高的成就。他的人物画多联系当时的政治局势．借历史题材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情感，如《采薇图》就是此类的代表作。
《采薇图》表现的是《史记•伯夷列传》上记载的伯夷与叔齐为不归依周武王，不食周粟而采薇于首阳山及饿死的故事。画家将伯夷、叔齐置于首阳山的荒山僻岭之中．过着采薇充饥的隐退生活。他们形容枯稿。伯夷抱膝正坐，目光凝视前方，面部表情平静而略显忧愤之色；叔齐侧身而坐．眼望伯夷．以手作势地诉说着．神情激动。兄弟二人坚贞不屈、患难与共的内心世界被作者予以生动再现．使他们具有鲜明的个性，真实感人。此画在艺术处理上也颇有特色．两人一正一侧富于藏与露、静与动的变化，衣纹线条则转折分明。粗细变化明显．较好地体现出衣服的质感．也有助于人物坚毅性格的表现。这是一幅借古喻今。有感而发的历史画卷。
宋代绘画的繁荣体现在哪些方面？
宋代绘画为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其巨大价值在于丰富艺术表现的手法，运用提炼精粹而纯熟的描绘技术，直接并间接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在历史上宋代的绘画（和明清的版画）在内容的现实性表现的艺术性方面比较最接近人民群众的爱好与要求。
1.宋代绘画内容，转向生活中的形象描写,注重真实的具体的描写，能够通过瞬间的景象，具体地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一定关系和在生活中的神情动态,当时汉族与外族间的关系在绘画中也得到了反映。 表现自然景物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在宋代充分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有特别重要地位的体裁。
2.宋代绘画艺术技巧上有重要的创造，着重人物的精神状态及思想情绪的表现，着重山水花鸟的动人的美的意趣，围绕着阐明及突出主题的要求自由地而且灵活地组织画面，不受任何机械法则的支配，善于抓住对象外形特征进行提炼形象等等。宋代绘画艺术技巧的创造使中国绘画的样式特点逐渐形成，并日益增强了其从思想上及情感上影响人的力量。
3.宋代一些士大夫和统治阶级中人直接从事绘画活动，对于绘画艺术的繁荣和提高在某一阶段上也有促进的作用，他们对于笔墨诸因素的艺术效果的重视与有意识的追求，也使绘画艺术有了新的表现，并为绘画技术积累了新的经验。
赏析该时代绘画名作《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今开封）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该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作品以长卷形式，采 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500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全图分为三个段落。
首段，汴京郊野的春光：
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扫墓卖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地象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在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名闻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会合点。
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
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座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绘色绘形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总计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五十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桥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描写北宋汴京城一角的现实主义的风俗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
七、辽、金、西夏绘画概貌.（略）
八、巴蜀佛教造像的兴盛
大足石刻造像
概 况：大足石刻位于中国西南部重庆市的大足等县境内，这里素有“石刻之乡”的美誉。大足石刻最初开凿于初唐永徽年间（公元649年），历经晚唐、五代（公元907～959年），盛于两宋（公元960～1278年），明清时期（公元14～19世纪）亦有所增刻，最终形成了一处规模庞大，集中国石刻艺术精华之大成的石刻群，堪称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与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和莫高窟相齐名。
大足石刻群共包括石刻造像70多处，总计10万余尊，其中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处最为著名和集中。北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西北2公里处，始刻于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至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62年）结束。北山石刻共有摩崖造像近万尊，主要为世俗祈佛出资雕刻。造像题材共51种，以当时流行的佛教人物故事为主。它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不同于中国早期石窟。北山造像以雕刻精细、技艺高超、俊美典雅而著称于世，展示了中国公元8世纪至14世纪时，民间佛教信仰及石刻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
宝顶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东北15公里处，始刻于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至南宋淳佑九年（1249年）结束。宝顶山石刻以圣寿寺为中心，包括大佛湾、小佛湾等13处造像群，共有摩崖造像近万尊，题材主要以佛教密宗故事人物为主，整个造像群宛若一处大型的佛教胜地，展现了宋代（公元960～1278年）石刻艺术的精华。
南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东南，始刻于南宋（公元1127～1278年）时期，明清两代亦稍有增补。南山石刻共有造像15窟，题材主要以道教造像为主，作品刻工细腻，造型丰满，表面多施以彩绘。南山石刻是现存中国道教石刻中造像最为集中，数量最大，反映神系最完整的一处石刻群。
石篆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西南25公里处，始刻于北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至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结束。造像崖面长约130米，高约3～8米，共10窟，是中国石窟中典型的佛、道、儒“三教”结合造像群。
石门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东20公里处，始刻于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结束。凿刻有造像的崖面全长约72米，崖高3～5米，共16窟，题材主要为佛教和道教的人物故事。此外还包括有造像记、碑碣、题刻等。石门山石刻是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佛、道教结合石刻群，其中尤以道教题材诸窟的造像最具艺术特色。作品造型丰满，神态逼真，将神的威严气质与人的生动神态巧妙结合，在中国石刻艺术中独树一帜。
大足石刻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整而著称于世。它集中国佛教、道教、儒家“三教”造像艺术的精华，以鲜明的民族化和生活化特色，成为中国石窟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中国石刻艺术的风格和民间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前代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美术史地位：
(1)大足石刻是一件伟大的艺术杰作
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字。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摩崖造像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规模之大，造诣之精，内容之丰富，都堪称是一件伟大的艺术杰作。北山造像依岩而建，龛窟密如蜂房，被誉为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间的“石窟艺术陈列馆”。宝顶山大佛湾造像长达500米，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变相与变文并举，图文并茂；布局构图谨严，教义体系完备，是世界上罕见的有总体构思、历经七十余年建造的一座大型石窟密宗道场。造像既追求形式美，又注重内容的准确表达。其所显示的故事内容和宗教、生活哲理对世人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福乐，威之以祸苦。涵盖社会思想博大，令人省度人生，百看不厌。南山、石篆山、石门山摩崖造像精雕细琢，是中国石窟艺术群中不可多得的道教和释、道、儒“三教”造像的珍品。
(2)大足石刻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有重要贡献
大足石刻注重雕塑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是洞窟造像向摩崖造像方向发展的佳例。在立体造型的技法上，运用写实与夸张互补的手法，摹难显之状，传难达之情，对不同的人物赋予不同的性格特征，务求传神写心。强调善恶、美丑的强烈对比，表现的内容贴近生活，文字通俗，达意简赅，既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又有着极大的社会教化作用。在选材上，既源于经典，而又不拘泥于经典，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反映出世俗信仰惩恶扬善、调伏心意和规范行为的义理要求。在布局上，是艺术、宗教、科学、自然的巧妙结合。在审美上，融神秘、自然、典雅三者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鉴戒的审美要求。在表现上，突破了一些宗教雕塑的旧程式，有了创造性的发展，神像人化，人神合一。极富中国特色。总之。大足石刻在诸多方面都开创了石窟艺术的新形式，成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以及体现中国传统审美思想和审美情趣的石窟艺术的典范。同时，作为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大足石刻所出现的许多有异于前期的新因素又极大地影响了后世。
(3)大足石刻是石窟艺术生活化的典范
大足石刻以其浓厚的世俗信仰、纯朴的生活气息，在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把石窟艺术生活化推到了空前的境地。在内容取舍和表现手法方面，都力求与世俗生活及审美情趣紧密结合。其人物形象文静温和，衣饰华丽，身少裸露；形体上力求美而不妖，丽而不娇。造像中，无论是佛、菩萨，还是罗汉、金刚，以及各种侍者像，都颇似现实中各类人物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宝顶山摩崖造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情景之广泛，几乎应有尽有，颇似公元12世纪至13世纪中叶间(宋代)的一座民间风俗画廊。无论王公大臣、官绅士庶、渔樵耕读，各类人物皆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大足石刻中的“五山”摩崖造像，可以说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生活画卷，它从各个侧面浓缩地反映了公元9至13世纪间(晚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使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经过长期的发展，至此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4)大足石刻为中国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的一页
按过去佛教史籍记载，中国密宗盛行于公元8世纪初叶，流行于黄河流域，至公元9世纪初日本憎人空海东传日本后，中国汉地渐至衰落。而北山、宝顶山大量造像及其碑刻文字无可争辩地表明，公元9至13世纪，密宗在四川不仅未见绝迹，而且处于兴盛。
公元9世纪末(晚唐)四川西部的柳本尊自创密宗，号称“唐瑜伽部主总持王”，苦行传道，弘扬大法。到公元12至13世纪中叶间(南宋中期)，高僧赵智凤承持其教，号称“六代祖师传密印”，在昌州大足传教布道，创建了宝顶山摩崖造像这座石窟史上罕见的、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从而把中国密宗史往后延续了400年左右，为中国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页。
(5)大足石刻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
信神不信教、信仰多元化，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大足石刻作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产物，便是其重要实物例证。一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三大主体的儒家、道教及佛教，在其长期的发展进程中，总趋势是由“相互对抗”走向“相互融合”。其表现之一，是使原本属于佛教产物的石窟艺术为道教和儒家所借用，且“三教”创始人不分高下的出现在同一个石窟之中。大足石刻中有释、道、儒“三教”分别造像者，有佛、道合一和“三教”合一造像者。这些造像表明，公元10至13世纪，“孔、老、释迎皆至圣”，“惩恶助善，同归于治”的“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已经巩固；世俗信仰对于“三教”的宗教界线已日渐淡漠。另一方面，大足石刻丰富多样的造像题材又有力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源于印度的佛教神抵和道教早期的神仙系统已与中国民俗信仰的神灵融合，呈现出信仰多元化的趋势。大足石刻所展示出的这种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成为后世民间信仰的基础，影响深远。
一． 五代山水画
中国山水画不是贵族的艺术，而是文人墨客的艺术。由于眼光的限制，人与自然那种娱乐亲切的牧歌式的宁静就成了这一时期山水画的基本音调。即使画中点缀着樵夫、泛舟渔父，也不是为了歌颂劳动，而是抒发牧歌式的封建生活理想。那就是萧条寂寞而不颓唐，安宁平静而不死灭——（表现道家的“仙境”、佛家的“禅境”、儒家的“世外桃源”）这就是山水画的境界。
五代因为是分裂的情况，居住在不同的地区的画家，以不同的山水风景作为他们写生画画的对象，结果画出来的画也产生了很不同的感觉。
五代山水画坛在北方出现了荆浩、关仝，南方出现了董源、巨然几位大画家。
荆浩、关仝主要表现太行山景色；而董源、巨然主要描写山水。
（一） 荆浩和关仝
他们是北方画派的开创者，二者是师生的关系，画史上并称“荆关”。
1．荆浩，字浩然，号洪谷子，山西沁水人，生卒年不详。只知道他是五代时的一位儒生，博通经史，因为时局动荡，不愿做官，所以隐居于太行山的洪谷，以画山水自娱。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山水画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山水画理论家。他所写的《笔法记》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山水画创作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文章一开头提到，当他来到太行山洪谷，为山中松树的奇姿异状所震慨，于是第二天带了纸笔前来对景写生，画到数万幅。
荆浩接触的是太行山祟山峻岭雄壮的景色，故所画山水“上突巍峰，下瞰穷谷”，多作大山巨壑。其章法布局为中心全景式的布局，即以主峰为中心，用云岫姻霞的断白，衬托出中、前景的全局安排。场面浩大、气势雄伟，空间感很强。《匡庐图》为荆浩名作。图画庐山及附近一带景色。重岩叠峰，山路婉蜒，巨峰凌空，飞瀑如练；林木结合山川地势的变化而参差多样；用细碎多变为皴笔，表现了山石复杂的结构、坚实的质感和厚重的体积感。扦发了画家对巍峨耸拔的匡庐山水的祟仰敬慕感情。
荆浩的绘画影响极大，当时已获得成就的长安关仝还师法于他。北宋的李成、范宽都与荆浩的山水画有师承关系。元代的倪瓒、黄公望，明代的文征明、唐寅．也都一致尊他是山水画的宗师。
2．关仝，长安人。师荆浩，构图以巍峨、雄奇、深远见长。常在深岩茂林、曲涧丛树中点以楼台洞府。其传世作《关山行旅图》上部巨峰高耸，气势甚为雄伟。画山石轮廓，用笔有粗细断续之分。皴、擦加以墨渍染其间，气韵深厚。所画林木、“有枝无干”，给人以“乱而整、简而有趣”的感觉。
与荆浩、关仝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相对应，南方有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表现江南山水的江南画派。
（二）董源和巨然
1．董源，字叔达(?一约962年)．钟陵人，他和他的弟子巨然（江宁人）是十世纪下半叶活跃在南方的画家。他们的生活环境(长江下游地区)不同于旷寂、雄厚、寒冷的北方。而是地势起伏平缓、阳光和煦、温暖湿润。他们体察自然，并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加以描绘。在董源的作品里，很难看到险峻奇峭的山峰，所见是平缓连绵的山峦，山村渔舍，全是江南丘陵江湖的动人景色。他取王维和李思训之长．水墨和着色并用，画面苍润、幽雅、天真，表现出风雨晦明、四时朝暮的变化。他画山用点子皴或披麻皴，笔墨繁复而含蓄，给人以气候润泽，草木繁茂的感觉。他用笔触、墨点传达他对江南景色的真切感受和爱恋之情。
二． 五代花鸟画
中国传统花鸟画自唐兴起，至五代黄荃、徐熙两位大师的出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徐、黄创立的两种迥异的画风和美学特征，确立了以后数百年的花鸟画艺术的基本格局，纵观中国花鸟画艺术的发展．派别林立、名家众多、但是，从审美趋向上看，我们可以大致将花乌画划分为精丽、富贵、典雅之美和野逸纯朴、简洁之美两类，这两类是由创作者的价值取向、艺术思想、艺术手法等诸方面因素决定的。
两大类型构成的诸因素用下表展示：
类型 价值取向 艺术观 形式因素序列 表现手法 艺术特征
精丽
富贵
典雅 宫廷、世俗的精神和审美需求 儒家 线色墨 工笔 工致
细腻
绚丽
野逸
纯朴
简洁 文人墨客抒发胸臆的需要 道家 墨线色 写意 粗放
简率
淡泊
五代西蜀的黄荃，南唐的徐熙，他们的花鸟画在绘画史上并列相称，“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各有特色，基本确立了上述两种基本类型的模式。北宋初期，代表院体风格的黄派花鸟占统治地位，西蜀黄氏家族在画院中很受重用，稍后的黄派继承者．不免因陈蹈袭，使院体花乌逐渐萎靡僵化。
徐、黄异体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师承关系不同：黄荃师承唐代的薛嵇、刁光胤等所谓“正统派”。徐熙的师承不明显，主要靠师法自然和体验生活来发挥他的独创精神。
2．题材不同：黄荃多取材于宫廷的珍禽瑞鸟，名花奇石。徐熙善画自然中禽乌、花竹、草虫、疏果。
3．表现技法不同：黄荃画派画花鸟．“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谓之写生。”徐熙画画“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也。”徐熙花乌画的主要特点是“落墨为格”，先用墨勾出花或乌的内外轮廓，然后用不同墨色分阴阳凹凸，最后在某些部分略略加一点颜色，整个画面以墨占主要地位，色彩占次要地位。画面“神气迥出，殊有生动之意”。
4．格调不同：黄签的绘画，追求形象的真实和画面的生趣。传说他曾在后蜀宫中创造性地画了鹤的六种姿态，生动绝伦、竞使活鹤误为同类而相近。徐熙随自己的意愿画新鲜的题材，并用质朴、精谨的手法．追求生动活泼的笔墨趣味和朴实淡雅的格调。传为他的《雪竹图》，描绘出山野中的丛竹在雪寒中劲挺的精神，通幅画染以淡墨衬出白雪，作风工整精致。
徐、黄异体，实则为两种美学风格。而这两种美学风格之形成，是基于徐、黄二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接触环境和事物不同，反映的思想意识，以致人生态度不同上的。
三．五代人物画
江南人物画坛。更多地继承了唐代仕女画的传统，以顾闳中、周文矩最负盛名，此外还有王齐翰等，均为唐代画院的宫廷画家。
（一） 顾闳中
江南人，生平不详，只知道他在南唐中主时己任翰林图画院待沼（“待沼”是五代、两宋翰林图画院的最高职位）。其代表作品《韩熙载夜宴图》，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夜宴图》的主人韩熙载是南唐的一位官僚，因没有受到重用而沉缅于声色；后来，后主李煜即位，有意让他出任宰相，他眼看北宋统一了中原，南唐小朝廷的前途已经岌岌可危，所以又对政治失去信心。据说后主为了对他的放荡生活有所规劝，就命令顾闳中、周文矩等到韩熙载的家中，凭观察记忆描绘韩家夜宴乐舞的情景，促使韩熙载改变生活方式，以国家大事为重。结果，韩熙载视之安然，依然我行我素。这一传闻是否确认其实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后主李煜本人就是一位沉缅于声色之乐的风流君主，真所谓有其君必有其臣，要让李煜规劝韩熙载改变生活方式，显然不大可能。
此画现藏故宫博物院，共分五个段落，描写夜宴中的不同情景。第一段写韩熙载与宾客们倾听教坊司李嘉明的妹妹弹奏琵琶，画家着重表现的是演奏刚刚开始的一刹那，每一个人的神情和视线都集中到琵琶女的手上，从这手上拨响了清脆的音符，在听众的心灵上引起了共鸣。韩熙载的手松懈地垂着，这跟他眼神的注视是相适应的；和韩熙载同坐在床榻上的青年，身体前倾，左手抓住膝盖，保持重心的平衡，衬托出注意力的集中。第二段写韩熙载亲自为舞伎王屋山击鼓，王屋山身材娇小，两手叉腰，舞姿轻盈。在这场面中还出现了一个和尚，拱着手却伸着手指，似乎是刚鼓完掌或行完礼，眼睛看着韩熙裁击鼓的动作而不看舞伎——作为出家人，身处这种声色的场面，画家给予如此的表现无疑是合适的。第三段描绘宴会进行中间的休息场面……第四段写女伎们吹奏管乐的情景……最后一段写宴会结束，宾客们有的离去，有的依依不舍地与女伎们谈笑调情。
整卷画面，笼罩着既热烈又冷清的气氛，在醉生梦死的及时行乐中，隐涵着对生活前途的忧虑和失望，而这种失望的心情，又反过来加强了对于生活的执着和向往。这幅作品形象的刻面生动传神，反映出画家默写的才能和写实的水平，色彩浓艳而又变化自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画卷结构的处理，巧妙地利用屏风、床榻等分隔画面，使每一情节独立成章；同时又起到了把各段连贯起来，使全卷成为统一的大画面的作用。这一处理手法，比起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团卷》来，显然前进了一步。
（二） 周文矩
金陵(南京)人，生平不详。他的人物画也以描绘上层贵族生活为主题，其艺术特色是衣纹多用“战笔”，给人一种颤动的感觉。传世作品有《重屏会棋团》卷、《宫中图》卷等。
《重屏会棋图》卷描绘南唐中主李璟和他的三个弟弟景遂、景达、景逖下棋的情形。图中正面戴高冠者即为李璟；座榻屏风上画白居易诗意图，画中又有屏风写山水平远风光，所以称为“重屏”。
友纹战曲，就是所谓“战笔”，正是典型的周文矩画风。
唐、五代绘画艺术的辉煌成就．为两宋绘画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代绘画大大发挥了唐、五代蕴蓄的潜力，将古代绘画的发展，迅速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两宋时期的美术
一、概况
北宋统治者，为了自己的享乐和粉饰太平的需要，继承了西蜀、南唐的办法．设置了更完备的美术创作机构——“翰林图画院”。笼络各地名家，并授以相当的职位，专为皇家服务。“院体画”是北宋绘画的主流。南宋依其旧制，院体画的风尚又出现了新的局面。两宋画院对于传统绘画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与精谨的院体画风相区别，水墨写意的人物画，在技法和理论上都初具规模。为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丰富了传统绘画的民族特色。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为了适应中下层市民审美趣味的需要，绘画艺术的题材更加广泛，突出的是描写城乡生活的风俗画大量涌现。真实地反映了各阶层的生活状况。人物画不象过去那样主要围绕贵族生活和神仙佛道。宗教绘画衰落趋势日趋明显。山水画和花鸟画适应统治者和士大夫娱悦自然和陶冶情操的需耍，在两宋绘画中占突出的优势。水墨山水极度繁荣，画家们从五代山水不同流派中吸取营养，各宗所学，井强调深入生活，创作了大量神完意足，风格各异，技法成熟的山水画。将传统
的山水画提高到新的水平。
“山花烂漫，风盛神衰”，这是对这时画坛状况的概括。
宋代绘画的繁荣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宫廷绘画的兴盛。北宋徽宗时期是我国古代宫廷画院绘画最兴盛的时期。南宋画院则沿袭了北宋画院的体制。宫廷绘画的主要表现风格为：造型准确，格法严谨，精微细腻；赋色浓艳，华贵富丽；既有精密不苟之长，某些作品又有萎靡柔媚的倾向。
2、 职业画家的活跃。这个时期的职业画家的创作具有明显的商品画性质。绘画作为固定行业与社会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系，突破了宗教题材与贵族题材的羁绊，扩大了视野，使世俗美术有了很大发展。
3、 文人绘画的形成。宋代文人士大夫将绘画看成文化修养和风雅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在绘画中以墨竹、墨梅、山水树石及花卉等为题材，追求主观情趣的表现，反对过于拘泥于形式的描绘，艺术上主张洗去铅华而趋于平淡，力倡天真清新的风格。
4、 绘画题材和表现体裁的多样化。宋代绘画题材扩大，绘画分科变细，计有佛道、人物、山水、屋木、走兽、花卉、翎毛、墨竹、龙水等门类。绘画形式中有工笔、青绿重彩、浅降山水、写意画等。绘画体裁有巨幅壁画、高屏大帏、长卷立轴、小幅绘画、册页形式、白描粉本等。
两宋画院可称为历史上画院隆盛的时代，而画院之制度也以此最为完备。
二、宋代的画院及院画
画院的渊源
宫廷画院的职责有：
1、 专门为宫廷及皇室贵族服务，绘制帝后肖像。
2、 宫廷衙署的壁画屏风以及修建寺观壁画。
3、 根据政治需要创作画卷。
4、 为皇帝绘画代笔。
画家来源除前代画家及院画家引荐外，绝大多数通过考试录取。赵佶认为考试而来的画家，有的尚不合自己的胃口，有的画师的技术水平和艺术修养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于是决定自己亲手培养，因而设立了“画学”专业，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美术学院。赵佶自己兼任院长。“画学”的学科分为专业课和共同课，专业课有：道释、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六门；共同课有：“说文”、“尔雅”、“方言”、 “释名”等，此外则设问答(有关画理)。画师们还经常有机会观摹历朝书法名画。
画家地位按职位设画学正、艺学、待沼、祗（音“子”）候、供奉及画学生等名目。
画院在艺术上的取士标准是：“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洁为工”。“夫以画学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为上”。所试题目往往摘取古人的诗句，如：
“竹锁桥边卖酒家”；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乱山藏古寺”；
“踏花归去马蹄香”等等。
在强调对形象的精确刻画的同时，着重以创作者的构思是否奇妙、含蓄来评判作品。
宋代的画院与画学；
院画的艺术特征：
院画的创作，提倡“形似”、“格法”，要求画家具有相当的写实功力，对物象作尽精入微的描绘，力求表现出对象的自然形态。宋初，就花鸟画来看，精丽富贵的黄派花鸟适合统治者粉饰太平和精神享受的需要，成为宫庭绘画的标准，黄派花鸟画受到宠遇。北宋末年，由于在宋微宗的重视和亲自主持下，人才隆盛，制度完备，呈现出繁荣景象。宋徽宗艺术观及其作品，成为整个画院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要求。（从赵佶欣赏壶中殿的月季花能合于春天日中的姿态及指斥画家孔雀升墩不应先举左脚两则佚事、就可知道他强调法度的程度。）
院画在构思上讲求含蓄巧妙，达到诗情画意相得益彰。在笔墨技巧上重视传统但又不泥守古法，这些值得重视的创作要求，反映了宋代院画注重观察生活，提倡精微描绘，追求意境表现的趋向和趣味，从而酿成了宋代院画精深完备，“高洁为工”的鲜明风格特征，给后来的传统绘画以良好影响。
由于画院讲求严格的法度。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一些画家的思想，限制了他们个性的发展和笔墨技巧的变化，有的作品趋于刻板、繁琐或柔媚、平庸。
三、花鸟画的发展
“富贵”与“野逸”风格的并存——徐熙和黄筌的花鸟画艺术；
精丽典雅的北宋院体花鸟画；
借物寓意,寄情于墨——文同、苏轼的绘画及其绘画主张，苏轼的艺术美学主张主要有：“诗画一律”、“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寓意于物则乐，留意于物则病”、“论画以形似，见以儿童邻”、“成竹在胸”。
(一)、精丽典雅的北宋院体花鸟画
由于黄派花鸟画符合帝王贵族的审美要求，因此，黄派习用的“勾勒晕色”法及其整体风貌便成为院体的标准画风。特别是黄筌之于黄居采，最受皇家宠遇。黄居采，后蜀时为翰林待沼，蜀亡，随其父到汴京，仍任翰林待沼。太宗委任他收罗并鉴定名画。
稍后的黄派继承者，不免因陈蹈袭，使院体花鸟渐趋萎靡僵化。直到熙宁、元丰年间，赵昌、易元吉、崔白，吴元瑜诸家的出现，终于打破了百余年间黄氏画派独霸画院的局面。即：在重“形似”的前提下，注意不失其生趣，在重色的同时，不流于媚俗。自崔白起，院画画风起了实质性变化。
崔白(十一世纪)，字子西，照梁熙宁年间补为画院艺学。记载中说他“博雅好古”，是一位富有学识素养的画家。他不受戒律约束，勇于破格，柔合徐黄二体，别创一种“体制清淡、体风疏通”的画风。现存作品有《双喜图》描绘了深秋季节的荒野景色。大风呼啸，叶落草枯，树枝摇曳；蹲在坡下的野兔正回首惊视两只逆风扑翅呜叫的喜鹊。画面充分表现了秋野荒郊的萧索气氛，融注了画家对自然景色的独特审美情怀。
北宋末年，身为皇帝的宋徽宗赵佶(1082 -- 1135)不仅是最高统治者,也是绘画艺术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艺术创作是他帝王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却是一个有相当艺术修养和艺术才能的艺术家。他年少时即与名画家交游,即位后重视翰林图画院,经常参与艺事活动.他的花乌画,有不少作品流传,且风格多样，不乏杰作、可以看出他对传统花鸟兼收并蓄的迹象。
他所作的《芙蓉锦鸡图》、《瑞鹤图》等，都是有明确寓意的作品,无非是“太平瑞应”、“神授君权”、“仙鹤告瑞”之类内容、借以自我美化，粉饰太平。他的《腊梅山禽图》、《鹰犬图》等，禽鸟姿态生动逼真,形象刻画精细准确，各种花草景物的配置也疏密有致,花色鲜妍,渲染精妙，再配上别具一格的“瘦金书”题字,十分和谐统一,舒秀文静。赵佶的艺术思想、绘画风格以及书体对后世都有较大影响。
(二)、借物寓意、寄情于墨的文人花鸟画——文同、苏拭的绘画及其绘画主张
在北宋中期院体画兴盛的同时,在院外的部分文人士大夫当中，兴起一股借绘画抒发性情的“笔墨游戏”之风。这种“笔墨游戏”即被后人称之为”文人画”。最初以苏拭、文同、米芾等人为代表。文人画风能在这个时期兴起,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艺术形式发展的规律的决定性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中国绘画从原始时代到汉是个质朴、厚拙、粗略的时代;魏晋南北朝以后,绘画向细密、精确、华丽、逼真方向发展;到唐代达到—个高峰．宋代这种风气已达到顶点，而一种艺术形式发展到顶点时，往往已成为一种束缚。在这种情况下，求变、求发展,就成为一种必然。
宋代文入画家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力求变革，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他们将绘画作为一种白我消消遣．自我表现的工具，强调主观感受在笔墨上的流露、即在“笔情墨趣”之中披露自己的心境。他们的表现对象．多选择一些适合乘兴辉写．并且有一定象征意义的事物．如梅、松、竹、兰等。在技法上注重于“写意”。追求笔墨形式本身的感人力量和作品的天然意趣。
文同(10l8—1079)．字与可，四川盐亭人。以诗词书画名重于世．画墨竹尤为突出。披称为”湖州竹派”。为了求得生动自如的表现．他对于月光下的竹影进行过认真的观察。并用熟练的行草书法的笔势尽情挥扫。借水墨的淋漓酣畅和竹枝的挺拔潇洒来抒发自己的意兴心绪。他十分强调意在笔先、主张作画要“胸有成竹”。现存作品有《墨竹图》和与苏拭合画的《枯木竹石合卷》等。
苏轼(1035一UN)．字子瞻．号东坡居土．四川眉山人。除了文学和书法的巨大声誉外，他还对绘画颇有兴趣．是宋代文人墨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作品本身对后世影响并不大，今存仅有《木石图》一幅。着意追求“荒怪怪意家外”的情趣，给人以生涩、枯索、怪状之感。但是他在画论方面的独到见解，他的艺术美学思想．都被后来的士大夫画家在艺术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导致元以后文入画靡然风行。
他的艺术美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诗画一律”。他认为诗画一律的基础是“天工与清新”．即一种自然、纯朴、清美的境界。绘画的诗化是一种美学境界而不是一个诗象画或画象诗的浅薄命题。
2．“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这个思想与庄子所说的“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是一脉相承的．它揭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平谈。
3．“寓意于物则乐，留意于物则病”：这个观点和苏轼的个人遭遇有关。在坎坷中、他既有超然物外的意愿，却又难以摆脱对物的怀恋。这使他的创作思想既有现实的、豪放的精神．又有超现实的、虚无的倾向。这是苏轼内在的深刻矛盾。抛开这些不论，“寓意”与“留意”之分．对于灵活运用创作规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首诗很能反映苏轼的审美趣味，后来有些人作画不以形似为基础，而片面地追求意趣，即与片面地理解这个观点有关。其实苏不轼是认为不要形似，而是认为形似并不是绘画的终极目的。”写物之功在于传神”，只有神似才应是绘画品评的最高法则。
5．成竹在胸：从这个观点看。苏轼非常重视构思的，这是“意在笔先”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苏轼的艺术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院体花乌画相对来说不如北宋未期那样兴旺．题材范围也缩小了。主要取材于蔬果、草虫、蝉联、禽乌、猫犬等，大幅巨制已不多见，保存下来的多是独幅册页和纨扇面。表现方法仍以精勾细描为主，画风清疏淡雅，工致秀润，代表画家有李迪、李安忠、林椿等人。与院体花鸟相异趣．院外的水墨花卉也逐渐盛行．以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专门题材的士大夫画家比北宋有所增多．突出的有杨无咎、赵孟坚、郑思肖等人。
君子是我国古代对有德者的美称。以“四君子”相称，即将梅、兰、竹、菊人格化，将花木的自然特征与人的美好品德结合起来，赋予其品格生命。
竹，虚心节劲，直竿凌云，可喻高风亮节；
梅，冲寒斗雪，玉骨冰肌，似若孤高自赏；
兰，清雅幽香，芳草自怜，颇为洁身自好；
菊，凌霜而荣，傲骨晚香，不于群芳争艳。
梅、兰、竹、菊客观上具备引人产生美感的条件，形象上易于作程式化地简化与把握，清新淡雅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要求和欣赏习惯。元明清时的“四君子”绘画盛行不衰。文人画家在“四君子”题材中显示一种清高自洁、不淫不移的“独善”意识，将自身对邪恶的抗争、对美善的向往、对自由的憧憬等等内在情致尽情倾泼在梅、兰、竹、菊的审美创造上，以求得一种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慰藉。
四、山水画
一、北宋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
史家认为，宋初山水画以李成、关同、范宽三家为主要代表。三家都师荆浩，更熟悉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注重师造化，范宽就提出“与其师古人，未若师造化”。大自然的景色陶冶了他们的性情，又滋润了他们的艺术，形成了各自的艺术特征。今人也概括说：关同的峭拔，李成的旷远和范宽的雄杰，代表了宋初山水画的三种风格。
（一） 李成(919—967)
字咸熙，唐宗室的后代，五代时避乱，徒居山东营丘，世弥李营丘。齐台原野的自然环境给了他新鲜而深切的感受，使他在技法形式感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枯枝寒林和挺拔长松，是他画面中常出现，也是表现得十分精彩的题材。他艺术的个性更主要表现在烟林平远的景色描绘中，变荆、关雄奇深厚的画风为清旷萧疏，能“扫千里于咫尺、写万顷于指下”。
《读碑窠石图》是李成的代表作。由王晓补人物、表现文人墨客在旅途中怀古的主题。以蟹爪寒林，增加了秋尽冬临的萧疏气氛。从此图的意趣和技巧中可体会到李成作品“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的鲜明风格特色。
（二） 范宽(约950一1027)
名中立，字中正，华原（陕西）人。这个长得伟岸峭古，豁达大度，不拘礼节，不懂世故，生
性嗜酒的西北汉子，竞有一于今人叫绝的画技，他是北宋初北方山水画派父一出色的代表人物。他本名不叫宽，因为个性宽厚，待人随和大方，人们都称他范宽，本名倒反被遗忘了。
范宽的山水画，是从李成的画法中起家的。尽管在笔墨形象上，范宽已经学得很像了，但在气局韵味上仍无法与李成相提并论，这使范宽十分沮丧。于是他又转向荆浩的作品，试图从中有所收获，但结果却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然而从转益多师中，范宽领活到了这样一条艺术的真理：前辈大师的独特画风，没有不是从他身边的真山实水中获得的。我与其向人学，还不如直接向自然学习；而向自然学习，若不能用心灵去梧解，也终将无所事成。
于是范宽一股脑儿抛弃原先所习的各家画法，在终南山、太华山的高山深谷、密林疏泉之间构筑茅屋，常常危坐终日，放眼四顾，从云烟惨淡、风月阴霁的自然变化中，用心灵去体悟自然的神趣。尤其是在冬雪的月夜，更是必去山川林木之间徘徊凝览，以启发思考。长年的山居生活，自然的陶冶使范宽的用笔更为雄伟老硬，得真山之骨神。
《溪山行旅图》是范宽的代表作。画面中主峰突立，高大魁伟，给人以山势逼人之感、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有二。一是构图，主峰巍峨浩大，面积占画幅的三分之二，而逼近画幅顶端，构成威压的感觉。下部以三堆巨石作底乘，承受主峰的重量，形成上下部位的紧张关系。但是画家巧妙他用水平线上的白色云烟和S形的溪水，又使画面形成了空间感和硫朗气氛。一行山间行旅把观者的视线引向画面外边，丛树背面隐约显现的楼阁，有意安排在极右的一侧，构成行旅人物向左行进的开阔前景，使画下方形成律动感。二是用笔用墨，范宽用墨之法近似江南画风。他用谈墨皴与雨点皴结合表现主峰的体积与重量感，构成了苍莽雄挥的气势。石缝中泉水细如白线，颇具风致，山根潺潺的溪流是整个画面寓动于静的关键，又是山势险峻的绝妙衬托；近景大石旁的小路上有赶驴的行旅人，中景是茂林—片。主峰上密密匝匝的小树，近看是鹿角状的枝丫和扁圆点浑成，远望黑沉沉的一片，这是北方山岩间多灌木的真实写照。山石的皴法，那种比点于略长的短皴——人们形象地用“雨点”、“钉头”、“豆瓣”来命名——十分生动。这些皴法适合于表现雄伟的山石。画家在此图中，就是运用点皴的或平列、或交错、或重叠的各种排列来丰富石体的质感和风采。平列使山石玲咙剔透，增强山质的坚硬感；交错使山石在乱中见势，热闹中生成一股冷峻庄重的气质；重叠使山石浑沦厚重。洋洋洒洒、错落有致的点皴，构成了—幅山石雄奇瑰丽的交响乐，这是画家善于师法造化，又精于表现造化的艺术造诣的体现。
范宽独特的画风和雄奇险峻的风格，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小结）继李成、范宽之后，山水画家接睡而起。在李、范二家的影响下，当时曾出现了“齐鲁之土惟摹营丘，关陕之士惟摹范宽”的倾向。
（引子）北宋政权统一全国后，南唐、西蜀画院画家相继北上汴京（开封），受到北宋画院的礼遇或
任用，这使以中原画派为主流的北宋山水画，逐渐融进了新的江南画风。直至熙宁、元丰年间，收集各家流派的技法、理论之大成的山水画家郭熙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出现了新的面貌。
（三） 郭熙
郭熙(1020—ll09)，河南人，是来自民间的院画家。熙宁年间任画院艺学，后来又提升为翰林待待诏。他初学李成，后师各家，又师自然。创造了自己的风貌。郭熙作品，据《宣和画谱》著录有30余幅，国内外现存作品尚有近20幅。其山水画变化多端，他用草书笔法画树枝，有的枯枝向下弯曲，状如“蟹爪”，画山石形如“鬼画”，皴如“乱云”，笔调苍劲颖脱、用墨明洁滋润，细润妍巧又不失雄犷沉厚。其代表作《早春图》（中国绘画排行榜前十位第七。1999年美国纽约艺术品拍卖会，郭熙的《秋山行旅图》卖143.25万美圆[合1145万人民币]）描绘了春回大地，乍暖还寒时的自然景象。峰峦秀挺，烟霭浮腾，林木舒发，溪流潺潺，全画荡漾着春天的气息，饱含着活泼的生机。其他作品莫不是奇突雄壮、清旷幽远、主题明确而富于季节感的优秀作品。
郭熙的山水画理论。由他的儿子郭思整理编成《林泉高致集》，是我国画论中一部重要著作。他强调要精确地表现山水在不同地理、气候、时间条件下真实的特殊面貌。他还要求画家要注意大自然给于人们的主观感受和联想：“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谈而如睡。”他认为要发现自然山川的审美形象，获得深刻的审美感受，创作出好的作品，画家必须首先要以“林泉之心”去“身即山川而取之”，即以审美的虚静的心胸去对自然山水进行直接的审美观照，这身对“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命题的丰富和发展。他首先提出的“三远法”，是研究山水画透视原则和空间处理的重要法则。
二、“米点山水”与青绿山水
（一）“米点山水”
宋代的山水画，主流是继承唐代，五代以来的水墨山水画，即用线与墨的破墨山水。施用色彩也仅限于色墨结合的谈色晕染。此外，尚有传统的重色青绿山水画。由北宋中期出现的“文人墨戏”之风的影向，
到微宗时期又有一个新的山水画派异军突起，即所谓“米点山水”。首创人米芾(1051——1107)，字元章．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
米芾祖籍山西太原，后来移居襄阳、镇江等地。长江沿岸常常能看到雾雨朦朦的云山烟树景象启发了他， 于是他在董源画法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画山水多用水墨点染，不拘形色勾皴，充分发挥了水墨融合，墨色晕染所形成的效果，形成了含蓄、空蒙的神韵之趣。
米芾的儿子米友仁(1086—1065)。继承父法，并有少且的作品传世。
（二）青绿山水
作为独立的山水技法。在盛唐以前就出现了，李思训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五代宋初此种形式为士大夫画家所不尚，被看成是职业画家的匠俗之作，曾一度在北宋画坛消沉。北宋中后期，一些山水画家致力于青绿山水，创造出适合宫廷欣赏趣味的典丽的青绿山水画，使青绿山水画进入成熟发展的时期。宋代著名的青绿山水画的代表画家有王希孟，赵伯驹等人。
1． 王希孟(1096一1117年前后)
这位皇家画院培养出来的学生，有较高的学识和艺术天赋，虽然他过早地夭折了。但是却给后世留下了一幅不朽的青绿山水画《千里江山图卷》。此画全长十二米，为全景青绿山水，气魄宏大，构图严谨，把千里山川、人物、屋宇、车船等等，集中概括地、有条不紊地组成一幅长卷，既不重复拖沓，又能连贯一气，充分体现出中国画散点透视的优点，使观者超越了视点视角的限制，仿佛升到空中，尽情纵览俯视壮阔的大地，随其山川河流的起伏延伸，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锦绣河山，尽收眼底。使人心旷神怡，精神得到升华陶冶。此画在表现形式方面，一般运用青绿山水传统的勾勒法，严谨精微，一丝不苟。树干和远山的表现又沿用没骨法或带有写意笔趣，山坡有皴法和点染。设色厚重，山头设以石青，山腰设以绿色，山脚处露出绢本身的土黄色；水面施以青绿色；人物、树木又点缀以白、赭、红诸色，和谐统一中又见变化。天空上半部涂青色，越向下颜色越浅，下半部露出绢色，不但使山的轮廓分明，而且给人落日余晖感，运用色彩十分成功。
2． 赵伯驹(1127一1162)
字千里、是宋王朝的宗室。活动在南宋高宗时期前后。在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都擅长，兼工界画，尤以青绿山水弛名于世。
其作品在青绿中吸收了水墨的长处，在山石皴染，树叶枝干等方面，适当采用水墨山水画法，其风格既有青绿山水的富丽，又有文人画的“雅逸”。显示出了“大青绿”向“小青绿”（小景山水）过渡的趋势。其兄赵伯啸(1124—1182)、也是著名的青绿山水画高手。
三、“一角半边”式的境界——南宋“四家”的山水画
宋室南迁之后，虽处于偏安动荡局面之下，但绘画艺术的繁荣情况，仍不亚于北宋。在临安（杭州）恢复重建的南宋画院、仍是当时绘画活动的中心。由于政治上的变迁和画家生活地区的由北南移，使南宋的绘画艺术从内容到风格都有新的变化。特别是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开创了山水画艺术的新风格。他们四人被称为“南宋四大家”。
以“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京院体山水画，弃置北宋以来以主峰为中心的高山激流式构图和细密繁复的笔墨，而创新为简笔化、单纯化的形式。常用两对角远近对照方法形成对角线构图，使画面的重心偏离正中、坐落在半边一角，开阔画面的空白，形成暗示的空间，画面出现的是颇有选择取舍地从某个角度、某一局部、某些对象的某一部分出发的着意经营，安排位置，苦心孤诣，在对这些远为有限的对象的细节忠实描绘里，表达出某种较为确定的诗趣、情调、思绪感受。应该说比起北宋那种意境来，题材、对象、场景、画面是小多了，但刻画却精巧细致多了，自觉的抒情诗意也更为浓厚鲜明。南宋山水画创造了第二种艺术境界：诗意的追求和细节真实同时并举；同时，对称走向均衡，空间更具意义，以少胜多，以虚代实，以白当黑，以一当十、以简代繁……中国艺术的意境美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虽然“南宋四家”共同开拓了山水画的一代新风，但是，各自也有不同的特色。
（一） 李唐(约1049—1130年)
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县)人。早年以卖画为生，50多岁入宣和画院。
北宋末年，太行山里的一股抗金义军在关隘处检查一位老年过客的行李，发现除随身的日用品外，尽是笔砚之类的文房用品，才知道老人便是宣和画院的著名画师李唐。义军首领萧照，从小喜欢画画，苦元老师指点，遇到这样好的机会，他岂肯放过，于是，不顾首领的身份，向李唐纳头脆。他将义军交付给自己的副手，随李唐南渡到了临安
李唐擅长山水画和人物画。他敢于创新，能够根据自己所见到山川地貌来创造新的表现手法，在宣和画院时绘制的巨幅山水画《万壑松风图》〉，以大开大合的气势，描绘了祖国北方山水的壮美雄杰。这幅画技巧在山水画北、南宋风格演变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山石的皴法壮实简阔，顿处着力，前重后轻，前湿后干，前实后虚，石体凹凸坚硬的质感，表现明确，已具南宋斧劈皴的雏形。松树的树身，勾勒的笔法比较湿润，线条粗细不一，松鳞皮墨圈后稍加烘染，已开南宋树法的端倪。这是李唐尚未南渡时的作品，处于两宋之交，已显示出向另一种风格过渡的迹象。李唐在此小试锋芒，虽然有雄阔的气象，与南渡后真正成熟的斧劈皴相比显得有几分拘谨。
李唐带着萧照南渡后，恢复了他画院待诏的职务，并被授成忠郎，赐金带。萧照在李唐的指授下，画艺日进，于绍兴年间入画院，授待诏职。
李唐南渡时已年近八十，他壮心不已，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在临安一带观察山水风情，终于完善了他首创的斧劈皴，为南宋水墨山水画风奠定了基础，他南渡后的代表作有〈〈清溪渔隐图〉〉。成熟的斧劈皴，简化了以前复杂的皴擦烘染的程序，将线条和块面合并，在当时，确是一种崭新的画法，此图在章法上也具备了边角小景的格局，南宋画派的面目，至此已经大体完备。
南渡后，人们关心的是如何北伐收复失地，绘画作品中爱国主义的题材成为热门。李唐的《采薇图》，通过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在首阳山挖野菜的故事，刻画了大义凛然、宁折不弯的形象。
（二） 刘松年(12一13世纪)
钱塘(杭州)人，其山水人物画在院画中称为绝品，也擅长界画。他善于用工致的笔法、写茂林修竹，山明水秀之景，对士大夫的闲散、宁静、安逸的超脱生活加以诗意般的美化。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四景山水图卷》，画杭州郊外的庄园别墅，运思精巧，着意经营，给人以轻柔优美的愉快感受，笔力细劲，墨爽色秀，在强劲简率中又显出精丽细润、工整不苟的风格，
（三） 马远(12一13世纪)
山西永济人，光、宁二朝画院待沼。其祖、父、兄、弟、子、侄都工画。马远于山水、花鸟、人物兼长，山水继承李唐开创的画风，又有新的发展，画面简略，全境不多。画山石用大斧劈兼水墨破，也兼用钉头鼠尾的皴法，笔势锋利严整，方硬有力。他的山水画往往与人物和花乌相结合，加强了主题的生动性和诗的意境。现藏故官博物馆的《踏歌图》是他的代表作。画中远景高峰峭立、宫殿楼阁隐现，近景踏歌的农民似有几分醉意，神态生动。整个画面清旷秀劲，似笼罩在扑朔迷离的仙气之中。
（四） 夏珪(12—13世纪)
生卒年稍晚于马远，宁宋朝画院待诏。夏珪与马远的山水画都学李唐，属水墨苍劲一派，但是比较两人的艺术特点还有所不同。在用笔上，马远多细笔挺劲，墨线首尾，气势一贯到底；夏硅多用点笔和夹笔，墨线气势起伏，落笔速度大而轻，尾端呈现尖状线段，因而显得抑扬顿挫，富有变化。他画的风雨中的山水
树石，更是发挥了水墨的长处，给人以韵味深厚、耐人寻味的感觉。现存夏珪的作品有《溪山清远图卷》、《长江万里图》等。
“南宋四家”的山水画结南宋后期，元、明时期以深远的影响。也给日本的山水画以极大的影响。
纵观两宋山水画，总的来说，北宋以雄浑、辽阔、崇高胜，南宋以秀丽、工致、优美胜，两美并峙，各领千秋。
五、人物画的繁荣
鲁迅先生曾经评价唐代人物画的成就，主要有两点，一是色彩的光辉灿烂，二是线条的空实明快。与唐代相比，宋代人物画明显失去了色彩上的光辉，可以说是“近不及古”，但在线条方面却有新的创造。特别是武宗元和李公鳞，进一步发展了吴道子“轻拂丹青”的传统，把以前作为粉本画稿的白描画法提高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从而把中国人物画的线描艺术推向了顶点。
一、宋代的道释人物画
北宋前期，在皇家的重视下，宗教艺术活动仍较兴盛，数以千计的画塑工匠和名画家都参与重要寺庙的重修、修建和壁画制作。大量的寺院壁画，随着建筑的消毁，而未留存至今。但从参与道释壁画绘制的高手武宗元的艺术活动及壁画稿本《朝元仙仗图》，就可见此时宗教壁画艺术成就的一般。
武宗元(约990—l050)宁总之，河南人。他的京宗教人物画受吴道子画风影响，曾被同时人认为可以与吴道于相提并论。他的道教壁画稿本《朝元仙仗图》，以卷轴画的形式流传至今。此画已流出国外，临本《八十七神仙卷》尚存国内。《八十七神仙图》是真迹，画卷上有八十七位“朝元”列队行进的神仙，其中女神尤多。这幅名画传了800多年后，竟不幸流落海外。
1936年，徐悲鸿在香港举办画展，经友人引见认识了一位德籍人一一马丁夫人。当徐悲鸿应邀参观她的4箱字画寸，奇迹般地发现了流失多年无处寻觅的《八十七神仙图》，他当即表示要买下来。乌丁夫人开价l万元。虽说不贵，但他倾尽囊也凑不齐这笔款。他提出愿加上自己的7幅画弥补。马丁夫人知道他是名画家，也就乐意成交了。从外国人手中赎回国宝，徐悲鸿十分快意。他将画重新装裱后，写上题跋，并加盖印章一一“悲鸿生命。”
1942年，徐悲鸿在云南大学任教，在一次躲避曰寇飞机轰炸时，不料被贼人砸开画室里的箱柜，将《八十七神仙图》盗走。
事隔多年，徐悲冯的一位学生在成都发现了此画，写信告诉了他，一直挂怀此画的徐悲鸿得知国宝尚在，惊喜非常，急速赶去赎买。对方开价高达20万现款，徐悲鸿无奈，只得贷款，终于凑齐了20万。临要成交，不料对手又变了卦，要徐悲鸿加上他的10幅亲笔画才肯出手，明知是敲诈，他还是又画了10幅弥补，这才使这幅名古画又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中。1948年徐悲鸿将《八十七神仙图》重新装裱修复，并请张大千题跋，终于使之完好地保存了下来。1953年，徐悲鸿与世长辞，他夫人遵照他的遗嘱，将此图连同他收藏的千余件历代美术珍品，献给了国家博物馆。
画面繁复而协调，在统一中求变化。全部人物的动作神态、步法、重心及衣纹飘带，都统一在行进时徐缓的韵律中。极为复杂的衣纹，结构精确，有条不紊。给人以“天衣飞扬，满壁飞动”之感。显示出画家绘制宏幅巨作和艺术表现上的精湛技艺。
小结：北宋中期以后，由于文人画和风俗画的渐盛，宗教壁画的气势中衰。著名画家参加宗教壁画制作的日少、这以后宗教绘画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由民间面工以壁画的形式继续下去，一是从壁画移植到卷轴画。一些著名画家如李公麟、梁楷、法常等人都曾创作道释人物画。但从总趋势上看，京教壁画毕竟是渐弱渐衰了。
二、人物画大师李公麟、梁楷、法常
（一）李公麟
严格地说，李公麟是文人士大夫画家，他活跃在画坛的年代，正是美术思潮活跃，文人学士交往频繁、士大夫墨戏之风盛行的“熙宁、元丰”年间。
李公麟绘画上表现范围的广阔是历史上文人画家少有的。道释人物、鞍马、宫室、山水、花鸟无所不能。他在绘画上最大的贡献是在人物故事画中注入了文人的意趣，对作品主题的挖掘和内容的表现有深刻的见解。
在绘画形式上，为了摆脱甜腻华艳的世俗习气，达到生、冷、敛的艺术效果，他大力探索“白描”这种艺术语言，以浓淡、刚柔、粗细、虚实、轻重的线型作为造型媒介，以达到明洁、轻快、朴实、精美的格调。李公麟的“铁线描”，“游丝描”虽来源于顾、陆，但扬弃了均匀少变的呆板味，使之节奏迂回荡漾；其用线虽然得自吴道子，但改变了纵横当风的豪迈气息，吸收其紧劲有变的特色。他用线既敛而放、故生而熟、含蓄而刚劲，被誉为“天下绝艺”。
李公麟善于画马，“每欲画，必观群马，以尽其态。”他笔下的马无不神态生动。《五马图》是根据写生创作的，描写御苑中的良种骏马和饲马人。人马都神态生动、个性鲜明，马体结构准确，行笔处落稳健。画家用准确熟练的技巧，既严格把握作品的现实性和真实感，又表现出“文人画”的笔姿意趣。
（引子）宋代与李公麟的白描艺术相映生辉的是南宋粱楷、法常的“减笔”水墨人物画艺术。
（二）梁楷
梁楷(13世纪)，个性豪放不羁，“嗜酒自乐”，被号为“梁疯子”。他擅画人物道释和山水，人物画经常取材于禅宗著名和尚的故事。梁楷的水墨人物画很突出，用笔刚劲老辣而方挺，简括而又气势飞动。塑造人物草草数笔，而又神韵十足。存世作品《太白行吟图》是他减笔画的代表作品，用迅疾洒脱、灵转活泼的几笔，活现了李白“恃才傲物，不慕荣利”的性格和昂扬、潇洒的动人神情。此外，他还有一种泼墨大写意画法，放弃了历来以线绘形的方式，用饱含水墨的阔笔侧锋渲刷，大面积的水墨自然分出浓谈，含蓄地显示出衣纹的折迭形态。他的《泼墨仙人图》就是用这种方法的典型实例。画面人物如醉仙恍惚潇洒，飘逸自在，超凡脱俗，形象夸张大胆，笔墨奇特放纵，墨气袭人，令人回味无穷。梁楷在人物画艺术手法上的大胆变革，丰富了我国传统人物画的技巧。
梁揩的“减笔法”为法常所继承发展。
（三）法常
法常本姓李，号牧溪，四川人，约生活在南宋末。善画水墨画，题材涉猎广泛，包括佛象、人物、乌兽、花果、山石、树木等方面。故宫藏有他的《写生蔬果》一卷、全长八米多，用水墨点染法，画出了多种蔬果、水族，笔墨温健潇洒，风格新颖独特，彻底打破了两宋院体花鸟双勾着色的传统作风。
六、宋代的风俗画和历史故事画
一、风俗画
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以反映城乡“市井小民”生活为题材的绘画开始大量出现，这是宋代美术中的一个新现象。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善画京师木马屋宇及农村风俗的画家。北宋初期就开启了风俗画风气，北宋中期以后得到迅速发展。许多院画家也有描绘城乡风俗的作品。张择端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张择端(十二世纪)，字正道，是北宋末期优秀的人物风俗画家。原籍山东诸城，早年游学于汀京，后来在画院任职。他能全面掌握人物、山水、界画的表现技巧，自成一家之体。他的艺术成就，历来不被士大夫评论家所重视，因而有关史料极为稀少。幸而他的不朽名作《清明上河图》能完整地保存至今，才确立了他在画史上应有的地位。
《清明上河图》全长525厘米，高25．5厘米，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风俗画长卷，作者通过清明节日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和以虹桥为中心的汴河两岸各阶层人物活动情景的描绘。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些侧面。全幅场而浩大，内容极为丰富。画家用高度概括和集中的手法，广阔而细致地描写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形象和市俗生活。
应该说，风俗画在内容和形优上．显示着宋代人物画发展中的新成就。除张择端外，王居正、李唐、刘松年、李篙、苏汉臣、陈居中等人也是风俗画的高手、他们都为后世留下了反映那个时代“市井小民”生活情趣的优秀风俗画作品。
二、历史故事画
宋代边患不断，特别是南宋丢掉了半壁河山而偏安江南。在这种情况下．画家们常借用一些历史典故和人物加以描给以表达不失气节，心向汉室的人格精神。再加上向来邢祟尚体现儒家伦理思想的义士、烈女、英雄的市井小民阶层的扩大、他们需要反映他们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的艺术作品，这就使宋代的历史画也较为兴盛。现在留存下来这个时期最有名的历史画李唐的《采薇图》。
李唐不仅在山水画史上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画家，他在人物画方面也有相当高的成就。他的人物画多联系当时的政治局势．借历史题材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情感，如《采薇图》就是此类的代表作。
《采薇图》表现的是《史记•伯夷列传》上记载的伯夷与叔齐为不归依周武王，不食周粟而采薇于首阳山及饿死的故事。画家将伯夷、叔齐置于首阳山的荒山僻岭之中．过着采薇充饥的隐退生活。他们形容枯稿。伯夷抱膝正坐，目光凝视前方，面部表情平静而略显忧愤之色；叔齐侧身而坐．眼望伯夷．以手作势地诉说着．神情激动。兄弟二人坚贞不屈、患难与共的内心世界被作者予以生动再现．使他们具有鲜明的个性，真实感人。此画在艺术处理上也颇有特色．两人一正一侧富于藏与露、静与动的变化，衣纹线条则转折分明。粗细变化明显．较好地体现出衣服的质感．也有助于人物坚毅性格的表现。这是一幅借古喻今。有感而发的历史画卷。
宋代绘画的繁荣体现在哪些方面？
宋代绘画为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其巨大价值在于丰富艺术表现的手法，运用提炼精粹而纯熟的描绘技术，直接并间接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在历史上宋代的绘画（和明清的版画）在内容的现实性表现的艺术性方面比较最接近人民群众的爱好与要求。
1.宋代绘画内容，转向生活中的形象描写,注重真实的具体的描写，能够通过瞬间的景象，具体地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一定关系和在生活中的神情动态,当时汉族与外族间的关系在绘画中也得到了反映。 表现自然景物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在宋代充分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有特别重要地位的体裁。
2.宋代绘画艺术技巧上有重要的创造，着重人物的精神状态及思想情绪的表现，着重山水花鸟的动人的美的意趣，围绕着阐明及突出主题的要求自由地而且灵活地组织画面，不受任何机械法则的支配，善于抓住对象外形特征进行提炼形象等等。宋代绘画艺术技巧的创造使中国绘画的样式特点逐渐形成，并日益增强了其从思想上及情感上影响人的力量。
3.宋代一些士大夫和统治阶级中人直接从事绘画活动，对于绘画艺术的繁荣和提高在某一阶段上也有促进的作用，他们对于笔墨诸因素的艺术效果的重视与有意识的追求，也使绘画艺术有了新的表现，并为绘画技术积累了新的经验。
赏析该时代绘画名作《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今开封）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该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作品以长卷形式，采 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500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全图分为三个段落。
首段，汴京郊野的春光：
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扫墓卖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地象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在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名闻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会合点。
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
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座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绘色绘形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总计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五十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桥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描写北宋汴京城一角的现实主义的风俗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
七、辽、金、西夏绘画概貌.（略）
八、巴蜀佛教造像的兴盛
大足石刻造像
概 况：大足石刻位于中国西南部重庆市的大足等县境内，这里素有“石刻之乡”的美誉。大足石刻最初开凿于初唐永徽年间（公元649年），历经晚唐、五代（公元907～959年），盛于两宋（公元960～1278年），明清时期（公元14～19世纪）亦有所增刻，最终形成了一处规模庞大，集中国石刻艺术精华之大成的石刻群，堪称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与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和莫高窟相齐名。
大足石刻群共包括石刻造像70多处，总计10万余尊，其中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处最为著名和集中。北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西北2公里处，始刻于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至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62年）结束。北山石刻共有摩崖造像近万尊，主要为世俗祈佛出资雕刻。造像题材共51种，以当时流行的佛教人物故事为主。它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不同于中国早期石窟。北山造像以雕刻精细、技艺高超、俊美典雅而著称于世，展示了中国公元8世纪至14世纪时，民间佛教信仰及石刻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
宝顶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东北15公里处，始刻于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至南宋淳佑九年（1249年）结束。宝顶山石刻以圣寿寺为中心，包括大佛湾、小佛湾等13处造像群，共有摩崖造像近万尊，题材主要以佛教密宗故事人物为主，整个造像群宛若一处大型的佛教胜地，展现了宋代（公元960～1278年）石刻艺术的精华。
南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东南，始刻于南宋（公元1127～1278年）时期，明清两代亦稍有增补。南山石刻共有造像15窟，题材主要以道教造像为主，作品刻工细腻，造型丰满，表面多施以彩绘。南山石刻是现存中国道教石刻中造像最为集中，数量最大，反映神系最完整的一处石刻群。
石篆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西南25公里处，始刻于北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至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结束。造像崖面长约130米，高约3～8米，共10窟，是中国石窟中典型的佛、道、儒“三教”结合造像群。
石门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东20公里处，始刻于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结束。凿刻有造像的崖面全长约72米，崖高3～5米，共16窟，题材主要为佛教和道教的人物故事。此外还包括有造像记、碑碣、题刻等。石门山石刻是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佛、道教结合石刻群，其中尤以道教题材诸窟的造像最具艺术特色。作品造型丰满，神态逼真，将神的威严气质与人的生动神态巧妙结合，在中国石刻艺术中独树一帜。
大足石刻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整而著称于世。它集中国佛教、道教、儒家“三教”造像艺术的精华，以鲜明的民族化和生活化特色，成为中国石窟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中国石刻艺术的风格和民间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前代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美术史地位：
(1)大足石刻是一件伟大的艺术杰作
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字。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摩崖造像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规模之大，造诣之精，内容之丰富，都堪称是一件伟大的艺术杰作。北山造像依岩而建，龛窟密如蜂房，被誉为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间的“石窟艺术陈列馆”。宝顶山大佛湾造像长达500米，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变相与变文并举，图文并茂；布局构图谨严，教义体系完备，是世界上罕见的有总体构思、历经七十余年建造的一座大型石窟密宗道场。造像既追求形式美，又注重内容的准确表达。其所显示的故事内容和宗教、生活哲理对世人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福乐，威之以祸苦。涵盖社会思想博大，令人省度人生，百看不厌。南山、石篆山、石门山摩崖造像精雕细琢，是中国石窟艺术群中不可多得的道教和释、道、儒“三教”造像的珍品。
(2)大足石刻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有重要贡献
大足石刻注重雕塑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是洞窟造像向摩崖造像方向发展的佳例。在立体造型的技法上，运用写实与夸张互补的手法，摹难显之状，传难达之情，对不同的人物赋予不同的性格特征，务求传神写心。强调善恶、美丑的强烈对比，表现的内容贴近生活，文字通俗，达意简赅，既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又有着极大的社会教化作用。在选材上，既源于经典，而又不拘泥于经典，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反映出世俗信仰惩恶扬善、调伏心意和规范行为的义理要求。在布局上，是艺术、宗教、科学、自然的巧妙结合。在审美上，融神秘、自然、典雅三者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鉴戒的审美要求。在表现上，突破了一些宗教雕塑的旧程式，有了创造性的发展，神像人化，人神合一。极富中国特色。总之。大足石刻在诸多方面都开创了石窟艺术的新形式，成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以及体现中国传统审美思想和审美情趣的石窟艺术的典范。同时，作为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大足石刻所出现的许多有异于前期的新因素又极大地影响了后世。
(3)大足石刻是石窟艺术生活化的典范
大足石刻以其浓厚的世俗信仰、纯朴的生活气息，在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把石窟艺术生活化推到了空前的境地。在内容取舍和表现手法方面，都力求与世俗生活及审美情趣紧密结合。其人物形象文静温和，衣饰华丽，身少裸露；形体上力求美而不妖，丽而不娇。造像中，无论是佛、菩萨，还是罗汉、金刚，以及各种侍者像，都颇似现实中各类人物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宝顶山摩崖造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情景之广泛，几乎应有尽有，颇似公元12世纪至13世纪中叶间(宋代)的一座民间风俗画廊。无论王公大臣、官绅士庶、渔樵耕读，各类人物皆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大足石刻中的“五山”摩崖造像，可以说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生活画卷，它从各个侧面浓缩地反映了公元9至13世纪间(晚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使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经过长期的发展，至此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4)大足石刻为中国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的一页
按过去佛教史籍记载，中国密宗盛行于公元8世纪初叶，流行于黄河流域，至公元9世纪初日本憎人空海东传日本后，中国汉地渐至衰落。而北山、宝顶山大量造像及其碑刻文字无可争辩地表明，公元9至13世纪，密宗在四川不仅未见绝迹，而且处于兴盛。
公元9世纪末(晚唐)四川西部的柳本尊自创密宗，号称“唐瑜伽部主总持王”，苦行传道，弘扬大法。到公元12至13世纪中叶间(南宋中期)，高僧赵智凤承持其教，号称“六代祖师传密印”，在昌州大足传教布道，创建了宝顶山摩崖造像这座石窟史上罕见的、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从而把中国密宗史往后延续了400年左右，为中国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页。
(5)大足石刻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
信神不信教、信仰多元化，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大足石刻作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产物，便是其重要实物例证。一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三大主体的儒家、道教及佛教，在其长期的发展进程中，总趋势是由“相互对抗”走向“相互融合”。其表现之一，是使原本属于佛教产物的石窟艺术为道教和儒家所借用，且“三教”创始人不分高下的出现在同一个石窟之中。大足石刻中有释、道、儒“三教”分别造像者，有佛、道合一和“三教”合一造像者。这些造像表明，公元10至13世纪，“孔、老、释迎皆至圣”，“惩恶助善，同归于治”的“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已经巩固；世俗信仰对于“三教”的宗教界线已日渐淡漠。另一方面，大足石刻丰富多样的造像题材又有力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源于印度的佛教神抵和道教早期的神仙系统已与中国民俗信仰的神灵融合，呈现出信仰多元化的趋势。大足石刻所展示出的这种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成为后世民间信仰的基础，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