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省”与“province”与“ ساتراپ”——关于古代“东方”制度的一些思考

       近日在读三联经典书库版的《波斯帝国史》，联系之前读过的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和正在读的A.B.博斯沃斯的《亚历山大帝国》，于是产生了关于古代“东方”制度的一些不太成熟的思考，记录于此备忘，也希望得到豆瓣上其他高人的指点。
                
                
    
                
                
    简言之，波斯帝国是由许多行政地区组成的，包括米底、巴比伦、亚述、埃及、萨蒂斯、亚美尼亚、巴克特利亚、以及吕底亚等等二十多个，当然具体的数量和管辖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自有所变动。在《波斯帝国史》中，这些行政区的单位被冠之以“省”，同样的用法也出现在许多其他相关著作中。翻译的原则是约定俗成，合流一致，大家统一翻译成“省”，是不错的。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个人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在历史学范畴中，“省”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地方行政单位。“省”是“行省”的简称，“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东汉时设尚书省（尚书台），三国时形成中书省和门下省，隋朝确立了“三省六部制”。这个制度虽然各朝都有改动，但是作为一个基本的框架一直延续到了清朝。“三省”的集合就是完整的“相权”，其中“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是三省分工原则，三省的长官实际上都是宰相。
    以上是中央的组织机构，地方上在金朝正式设立了“行台尚书省”，但是金的“行省”不是常设机构。到了元朝，中央组织撤尚书省，机构功能并入中书省，地方上设“行中书省”，即“行省”，“省”这一地区概念也从此逐渐深入到中国人的脑中。所谓“行中书省”，就是一个移动的中书省，其本质是中央机构在地方的办事处。“行省”管理的是地方，编制上属于中央，所以中国的“省”是中央集权的延伸，是“中央地方一体化”。
    综上所述，把波斯帝国的行政区译为“省”，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偏差，这一点容下再述。那么由美国人奥姆斯特徳所著《波斯帝国史》中的“省”是哪来的呢？鄙人估计是由“Province”译出。一般我们把province翻译成“省”，相对的把state翻译成“州”，这也是约定俗成的。那么province的词源又是什么呢？
    Province起源于13世纪的法语，词源是拉丁语的“provincia”，意指罗马长官代表政府行使管辖权之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管辖权不等于适用于《罗马法》的司法裁判权，这也暗示了中央政府没有让渡其司法权，司法权保留在中央的手中。在现代英语中，province的概念有所转移，更强调地方在法权上的某些独立性。
    仔细对比“省”与“province”的本义，可以发现微妙的区别。“省”是在地的中央机构，它是中央权力的延伸，地方长官就是中央官员。“province”则是一个典型的地方行政单位，是中央分出部分行政权力的结果，地方长官代表政府，但其本身并非中央官员。在谈到波斯帝国的地方行政单位时，英语的province显然比中文的省更适合一点。不过这并不代表用province来指称波斯乃至亚历山大帝国的地区行政单位就非常适合。
    回到本文开头的地方，可以看出波斯帝国最大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带有鲜明的历史地理意味，人口由当地的多数民族组成，除非象巴比伦在叛乱后遭到分割和除名这样极端的例子，一般都有很好的连续性。这样的行政单位的最高长官是“总督”。总督是任命制（在这一点上，可以绝对地讲，波斯帝国决不是封建帝国），任命者是国王，总督的出身往往是王族、波斯贵族或者战争功臣世族。总督的权力由国王赋予，他在地方上的管理必须向国王负责。《波斯帝国史》中介绍了不少总督向国王报告的书信材料，除了占多数的财政贡赋汇报外，提醒国王可能发生叛乱，或者地方势力或意见分子的动向的相关报告就特别扎眼。在古代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针对这一现象，我们或许可以作出这样的猜测：帝国中央权力很难彻底渗透进每一个地区，总督在地方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宣示王权，镇压叛乱，除了把军权掌握在手中，财政大权也在握，至于更小的地方单位的行政权，似乎当地人拥有更多的自治权，犹太人在犹大和巴勒斯坦地区的自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自大流士以后的波斯诸王在提到自己时，除了先感谢唯一的神“阿胡拉马兹达”后，都自称“万国之王，万王之王，波斯人之子，波斯人之王，雅利安人之子，雅利安人之王”。按照我的理解，在这一句话中“万国”和“万王”是相对于“波斯”“波斯人之王”提出的，那么“万国”就应该包括米底、巴比伦、亚述、埃及，所以这句充满历时性意味的话似乎也暗示，地区的大行政单位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性。
                
                
    在亚历山大远征期间，亚历山大帝国的地方自治权更是有增无减，有时总督就由归附的地方首脑担任，甚至在西北印度，曾经挑战亚历山大并被击溃的波鲁斯依然被赋予总督一任。
    所以，波斯帝国的地方行政模式不同于古罗马的provincia，前者是“自治性”的，后者是“殖民性”的。
    对于波斯帝国地方行政的研究，很长时间内恐怕都不会有所定论，但是抛开诸多争议，至少在地区单位的翻译问题上，完全有解决的办法。只要抛开中文的老套用法，搁置概念上的争议，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更准确的波斯文：ساتراپ 。英文：。古波斯语的含义是："protector of the province"，就是“地方（province，避免歧义不做“省”译）的保护者”。更关键的是，这个词曾被波斯人用在首先被征服的米底，并沿用到随后被征服的地区身上。对于该词，我们可以用一个中性的，描述性的词来翻译——总督辖地。在国内的翻译著作中，该词出现的频率不高，但在我看来这是目前最准确的翻译。
    在做了这么长的名词解释后，最后我想针对“东方专制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西方中心论提出一些看法。
    “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确立于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1896～1988年）于1957年出版《东方专制主义》一书。魏特夫采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观察东方人的治水活动，形成了所谓的“治水社会”，形成了一整套“治水政治”和“治水文化”，这就把“农耕文明”彻底东方化了。其理论用他本人的话可以概括如下：“这种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需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水利政治学”、专制君主、“东方专制主义”。魏特夫认为“所有伟大的治水文明都存在于习惯上称作东方的地区”，中国是他论述的主要“治水国家”，他在《东方专制主义》里用大量篇幅论述中国，此外，还论述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波斯、中亚土耳其斯坦、拜占庭、俄国等地区和国家。
    目前“治水论”在国内学术界仍有一定的赞同者，客观而言“东方专制主义”对中国王朝制度还有所参考价值，但是在普遍适用性上有很大问题，特别是波斯帝国。在魏特夫的论述中，他谈到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波斯、中亚土耳其斯坦、拜占庭、俄国”，不过除了最后的俄国外，其他国家都曾经在古波斯帝国的版图范围内。那么各个集合的总的集合是不是一个超级集合呢？这已经被各地区的“自治性”这一点否定了。
    在意识形态领域，魏特夫强调古希腊作为多中心社会的典型性，以与波斯帝国为代表的东方专制主义相泾渭。实际上魏特夫的观点已经遭到了许多质疑，此处不做详述，我只想指出，古希腊的政治制度不是铁板一块，各城邦制度不同，即使被当作典范的雅典式城邦民主制度也在不断变迁中。而且“完整”的古希腊不仅仅是科林斯地峡以南的半岛和以北的部分地区，还包括底比斯、马其顿，以及属于波斯帝国版图的爱奥尼亚、萨迪斯等小亚细亚地区。有充分的材料证明，这些小亚细亚希腊人在波斯制下依然享有非常大的自治权，论其自由，不会比提洛同盟中沉默的雅典伙伴们更少。
    “东方专制主义”更糟糕的流弊就是唯西方论。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在其《西洋世界军事史》中，为萨拉米斯战役大唱颂歌，把这称为是欧洲对亚洲的巨大胜利，是欧洲捍卫其文化特质的关键战役。事实上当时的波斯文明在许多领域都更先进。如果做一个事后诸葛亮，我认为即使波斯在希波战争中取胜，也不会太多的影响之后的文明进程。因为我们会发现古波斯帝国统一整个近东、中东和中亚地区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随着亚历山大的远征和死亡，当地各个民族会相继斗争求得独立；希腊无可挽回的衰落，并被拉丁文明融合取代；所以如果波斯帝国获得了包括伯罗奔尼撒的整个巴尔干半岛，只会更大地刺激不同文化和技术的交流。
                
                
    以上是我思想的一些草稿，再次恳请方家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