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稻孙对日本文化的译介述评

钱稻孙对日本文化的译介述评 王文欢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钱稻孙（1887～1966）是和周作人齐名的日本文学翻译大家。近年来学界对周作人关注很多，但是关于钱稻孙的研究文字仍然鲜见，本文着力搜集整理钱稻孙生平所发表的关于日本文化的论文以及译著，并从学术翻译、文学翻译和启蒙意识三个角度对钱稻孙译介日本文化的工作做出初步的总结评述。 关键词：钱稻孙；日本文化；翻译 曾经有人做过这样一个统计：新文化运动伊始，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年龄不过三十来岁（如沈尹默36岁，刘师培35岁，周作人35岁，马叙伦34岁，黄侃33岁，钱稻孙33岁，钱玄同32岁，胡适28岁，刘半农28岁，梁漱溟26岁……［i］），然而十年过后，郑振铎在《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序言中感慨：“我们不禁感叹，当年的人这么容易老去……”［ii］这句话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日后社会思潮的日新月异，当年走在潮头的那些人很多都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了，尽管他们仍然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近年来周作人的研究热起来，虽然他因为沦陷期间的附逆行为为人们所批评，但是他在新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在日本文学、希腊文学翻译中所做的巨大贡献目前正逐渐得到较为公允的评价。而另外一个人——钱稻孙——文洁若老师曾经撰文回忆的“日本通”，学人仍然对其知之甚少。将周作人和钱稻孙并列来谈的，在当时，和在当下都不乏其人（如顾良的《周作人和钱稻孙——我所知道的两个认识日本的人》［iii］），但是真正关注钱稻孙一生中到底做过哪些对于日本文化的引介工作的，目前仍然鲜见。本文笔者在整理了钱稻孙在文革前发表过的文章和论著之后，希望能对其引介日本文化的工作做一个简单的述评，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 一、译介文献综述 虽然在当时和时下都被公认为日文翻译的大家，但是钱稻孙对于日本文化的引介工作并非局限于文学方面，更恰切的说法应该是：钱稻孙在解放后所做的工作最引入注目的是文学翻译，而其解放前的译介工作则多种多样，由于时局纷乱，史料保存状况堪忧。笔者通过检索上海图书馆的期刊题名数据库（并根据相关文献有所补正），在亲自考证了原始资料后，整理钱稻孙一生发表有关日本文化的论文和译著如下： 期刊论文： 论文名称 发表位置 相关说明 栗特国考 女师大学术季刊 1930，1（4） 译述白鸟库吉著作。 学术刊物 日人论中俄美国情及军备 日本研究（上海）1931，2（3） 译述当年日本陆军中将在帝国大学学士会上的演讲辞。 其时该刊正广征介绍日本现况的文章。 “流求”？台湾？琉球？ 清华周刊 1932，37（3） 辨正日人关于“台湾”、“流求”、“琉球”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观点。 学术刊物 狂言记 日文与日语 1934（创刊号） 译述正岗子规的随笔《狂言记》，介绍“狂言”这种文学样式。 该刊物倡导主张积极地认识日本，摆脱在中日关系中的被动地位，着力于日语和日文翻译的教育，自定位为纯粹的学术杂志。周作人和钱稻孙为顾问。 试题解答 日文与日语 1934，1（2） 清华大学日文考试题目及答案。 名作名译对读讲义 日文与日语 1934，1（10） 以周作人翻译铃木三重吉原作的《金鱼》（见《现代日本小说集》）为例，讲解日文翻译，作为高级日语栏目一部分。 名作名译对读讲义 日文与日语 1934，1（11） 名作名译对读讲义 日文与日语 1934，1（12） 名作名译对读讲义 日文与日语 1935，2（1） 未见原文。数据来源上海图书馆期刊题名数据库。 作文乙改续录 日文与日语 1935，2（1） 名作名译对读讲义 日文与日语 1935，2（3） 日本双陆谈 清华学报 1935，10（2） 介绍一种赌博的棋类游戏，从读音，考古和文献上考证。 学术刊物，钱稻孙为编委会成员之一。 书评：秋山谦藏《日支交涉史话》 清华学报 1935，10（3） 著作评介。 书评：帝大文学会《东方文化史丛考》 清华学报 1935，10（3） 评介帝国大学法文学会（朝鲜京城）著作四篇如《南宋本大唐六典校勘记》等。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交流（三） 东方文化月刊 1938，（2） 译介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著作。内容涉及隋唐文化所受伊斯兰教影响，中西在绘画、雕塑和意匠等方面的交流关系等。 日伪刊物，名义上倡导“促进东亚和平，沟通中日语言，介绍现代知识”，实际上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抗战。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交流（四） 东方文化月刊 1938，（4）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交流（五） 东方文化月刊 1938，（6） 座谈日本史（上） 中和月刊1940，1（4） 讲座日本历史自上古时期至织丰时代（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未见续作。 日伪刊物，文章尚能兼顾学术，主张剿灭抗日力量。 万叶集选译 中和月刊 1941，2（2） 似为受命而为，仅列举译作，没有多种版本，亦没有注释等。 万叶集选译（二） 中和月刊 1941，2（3） 万叶集选译（三） 中和月刊 1941，2（4） 万叶歌译汉 中和月刊 1942，3（2） 万叶集选译（四） 中和月刊 1942，3（7） 华土日人新句译 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 1942，（1） 未见原文，数据来源：上海图书馆期刊题名数据库。 中国留日同学会为日伪出版机构。多有历史文化著作出版。 讲译日本新选“爱国百人一首”（一） 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 1943，（2） 不如归剧本：用日本德富芦花小说原作意 同声月刊 1943，3（3） 用元曲剧本体式翻译德富芦花小说。 纯文学刊物，政治立场不鲜明。 樱花国歌话序 同声月刊 1943，3（4） 《樱花国歌话》一书钱稻孙和周作人的序言。 日本诗歌选：大伴卿赞酒歌、歌谣 东西 1943，（创刊号） 原文未见，数据来源：上海图书馆期刊题名数据库。 怎样学日文 中大周刊 1943，（107） 为钱稻孙往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演讲记录。原文未见，数据来源：上海图书馆期刊题名数据库。 南京汪伪国立中央大学刊物，反共亲日。 怎样学日文（续） 中大周刊 1943，（108） 寄居蟹 日本研究（北平） 1943，1（1） 翻译志贺直哉原作，白话翻译。 刊物倡导“国民的责任感”和“文化的良心”，“无论中日关系在任何情形下，始终以客观的立场，为介绍而介绍，为研究而研究”。 学术意识浓厚，政治立场不鲜明。但所发文章皆能正义直言。 新刊“日本美术之特质”（一） 日本研究（北平） 1943，1（2） 译介东京美术学院教授矢代幸雄新作。 新刊日本美术之特质（二） 日本研究（北平） 1943，1（3） 万叶一叶 日本研究（北平） 1943，1（4） 择选万叶集和歌一首，翻译讲解颇详，万叶假名用岩波文库佐佐木信纲《白文万叶集》训读用岩波文库佐佐木信纲《新训万叶集》。 万叶一叶 日本研究（北平） 1944，2（1） 万叶一叶 日本研究（北平） 1944，2（2） 万叶一叶 日本研究（北平） 1944，2（3） 万叶一叶 日本研究（北平） 1944，2（4） 万叶一叶 日本研究（北平） 1944，2（5） 万叶一叶 日本研究（北平） 1945，4（2） 万叶集（选译） 译文 1957，8月 “亚洲文学专号”的一部分，有译者的前言及他人的评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长郑振铎。 源氏物语（选译） 译文 1957，8月 板车之歌（节译） 世界文学 1959，1月 节选“从稗子谈起”“巡礼”和“树洞子里的饭团子”三节。 自《译文》更名而来，背景同上。 谈花 世界文学 1961，3月 翻译佐多稻子原作，白话翻译。 寄月 世界文学 1963，11月 翻译三宅艳子原作，白话翻译。 金兵卫老爹 世界文学 1963，3月 翻译德永直原作，白话翻译。 译著： 书名 出版 备注 造形美术 / (德)福尔倍 商务印书馆1924 后商务印书馆又出影印版本 根据日文译本重译。1923年北大曾创立造型美术研究会，出过一期同名刊物，钱稻孙任副会长。 从考古学上看日中文化底交涉/(日)原田淑人 清华大学特别刊物1930 为原田淑人在清华大学的讲座记录，钱稻孙翻译。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 / （朝鲜）释慧超撰 （日本）藤田丰八笺释 钱稻孙泉寿东文书藏1931 泉寿东文藏书为钱稻孙自1921年在自家东厢房设立的图书馆［iv］ 西域文明史概论/(日)羽田亨 钱稻孙泉寿译丛之一 商务印书馆出版1934 该书被任为研究中亚政治文化的经典之作，国内后来有多个译本。 日本诗歌选 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1941 未见原文，数据来源《中国翻译家大辞典》［v］。 盒树记 北京近代图书馆1942 樱花国歌话 中国留日同学会1943 应敌伪要求而做，日文原名“爱国百人一首”。周作人做序。 中医治疗经验/ (日)鲇川静 中国卫生出版社1957 钱稻孙该段时间在卫生出版社任编辑。 针术的近代研究 / (日)间中喜雄,(德)许米特 中国卫生出版社1957 板车之歌/(日)山代巴 作家出版社1962 与叔昌合译 民间故事剧/(日)木下顺二 作家出版社1963 木偶净琉璃/(日)有吉佐和子 作家出版社1965 与文洁若合译 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作为“日本文学丛书”出版 东亚乐器考/(日)林谦三 音乐出版社1962 欧阳予倩约稿，未能署名。 万叶集精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 文洁若整理 注：本文所引用钱稻孙著作文献，除特殊说明外，出处皆同上述表单。 上面的目录基本可以使我们对钱稻孙的著作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也为希望更深入研究钱稻孙的学者提供门径，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这一段历史比较特殊，笔者将发表刊物的背景说明也附上，为下文评述用；另外由于笔者学力有限，该目录并不全面，有些文本有所记载但是也没有实地找到，国外如在日本发表的文章著作也没有包括，期待后来者加以补正。 二、译介工作述评 1．东西文化视野下的学术翻译 钱稻孙不只是一个文学翻译家，他首先是一个学术翻译家，他学贯中西，幼年在日本求学，后随父旅居罗马（曾为其母撰文《新释宫》［vi］），于医学、美术、音乐、戏剧都很精通，文化视野极广（概观其学术翻译所涉及领域便知）。我们纵观钱稻孙一生的著述，不难发现这个特点：对于日本学术研究成果的译介始终是他一生翻译工作的重点。二十年代末他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时候，就曾译介原田淑人的《从考古学上看日中文化底交涉》，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三十年代的时候他又翻译了白鸟库吉的《栗特国考》，并介绍了秋山谦藏的《日支交涉史话》，东京帝大文学会的《东方文化史丛流》；四十年代初，他又译介了矢代幸雄的《日本美术之特质》和石田干之助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交流》；解放后在学术资源损失惨重的情况下［vii］，仍然努力译出了林谦三的《东亚乐器考》，可以说，对于日本学术著作的翻译，贯穿了钱稻孙的一生。 通观这些学术译著，归结钱稻孙的学术翻译有以下几个特点： （1）注重对于历史和考古研究成果的译介，这是其译介学术论著和从事研究的主要方向。《从考古学上看日中文化底交涉》是原田淑人在清华大学讲座的笔录，从当时考古发掘的资料如瓦当的式样和花纹、建筑遗迹的形制等方面考察中日古代文化的交流情况，《西域文明史概论》和《栗特国考》也都是资料详实的历史学或考古学著作。他在清华大学担任教职的时候，讲授的也是“日本史”、“东洋史”，并且据说当时也有意撰写一本日本历史的著作［viii］。另外他自己也多有历史和考据的著作，如发表在1935年《清华学报》上的《日本双陆谈》，从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文学文献方面考证中国古代流传到日本的一种赌博的棋类游戏的渊源和体制流变，他也曾在《华文大阪每日》上发表文章《日本的“香道”》［ix］； （2）注重中日文化在考古学、文献学、民俗学、宗教和艺术上交流沟通的具体表现。不管是专门的译作如《日支交涉史话》、《从考古学上看中日文化底交流》等，还是在他的大部分文章的字里行间，都体现着鲜明的将两国文化做对比与沟通的意识，在提及日本的历史朝代时，他总是加上一句诸如“时当我国××朝”的文字。他所考证的“双陆”、“香道”等，都是在中国业已消失而在日本仍然保留着，并且有所消化变形文化现象。他曾经这样说：“中国与日本，同是东亚（文化）的一系，有父子兄弟之亲，中国是东亚文化的渊源，日本是其中的一支，然而分支与本根，只是系统，并不就是价值，应当知道，中国与日本同出一系，而特色各异——二者是东洋文化史上的一对并蒂花”［x］，这种文化上的对等看法，与他日后的文学翻译中对于文体对等问题的重视不无关系； （3）注重东方文化的整体性。在钱稻孙的文化观中，世界文化分为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是同根同源的文化。钱稻孙注重考察东方各国文化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并以此作为分析各国文化特色的背景。他既能关注中日文化之同，又能实际求得两国文化之异，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审视本国和日本文化的视角，他所翻译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和《东亚乐器考》等，都是出于这种宏观的世界文化的观念，再如他所著《“流求”？台湾？琉球？》一文，更是详细考察了东方各国的相关文献典籍后论证周详之作。另外钱稻孙翻译的日本学者的著作，如林谦三，石田干之助等人的文化研究，也间接反映了当时的日文汉学家、日本学者的一种脱亚入欧的趋势，即：取消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单位，而代之以东洋、西洋的区域历史文化概念，构建一个新的宏观的观照亚洲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和交流的视野。而此正也是日本全面侵华前就抛出的“大东亚共荣”口号的先声，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此并没有表示完全不接受的态度，与之前他们受日本学术界这一转向的影响也是不无关系的。我们考察当时很多言论，也是希望通过中国的独立富强成就东亚地区文化经济的繁荣的。 2．政治高压下的文学翻译 人们提及钱稻孙作为文学翻译家，一般会从以下几个方面评说：最早从意大利文选译但丁的《新生》和《神曲》［xi］、最早选译了《万叶集》、翻译了近松门左卫门和井原西鹤的作品，填补了国内的空白等（注：《源氏物语》最早的译文不是钱稻孙也不是丰子恺，而是王锦第1937年发表在《再生》上的《源氏物语：空蝉》一贴）。但是根据已有的资料显示，钱稻孙开始发表他的日本文学译作最早也要到1943年（其时已年逾五十），他在《中和月刊》以及《日本研究》上陆续发表了他的《万叶集》的选译文章。《中和月刊》上的译文仅仅是诗歌的罗列，没有多种版本，也没有讲解和注释，《日本研究》上的文章，则是拣选“一叶”（一首）和歌，从日文语法、时代背景和民俗文化上做详细的讲解，同时一首歌也给出多种翻译的方法（有些译文在文洁若老师整理出版的《万叶集精选》中没有包括），作为向读者讲授日文翻译的一种手段，这种翻译加讲课的方法早在他在1934~1935年的《名译名作对读讲义》中就使用过，该系列以周作人翻译铃木三重吉的《金鱼》为样本，讲述翻译细节和方法，作为该刊物“高级日语讲义”的一部分。解放前除了《万叶集》，他也零星地翻译过其他的文学作品比如《水江浦岛子歌》（诗歌）和《寄居蟹》（小说），还有应日伪要求翻译的《日本诗歌选》、《盒树记》以及《樱花国歌话》。集中的文学翻译还是在解放后，应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求，他陆续翻译了《板车之歌》《民间故事剧》《木偶净琉璃》《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集》等。 不管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钱稻孙的文学翻译之路始终都是背负着政治高压的，如果说“爱国百人一首”（《樱花国歌话》）的选译是为了“让支那顺民诵读”［xii］的话，那么在《板车之歌》和《木偶净琉璃》等解放后的译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明显的“为劳动人民而作”的意识，语言上勉强地追求通俗化、民间化（钱在解放前的文学翻译则是努力追求典雅和韵味，并于文体上十分着力，可以参阅其1943年将通俗的《不如归》小说翻译成为昆剧剧本的译文［xiii］），主题的选择上也追求体现阶级斗争（可以参阅1956年8月《板车之歌》节选在《译文》亚洲文学专号上时刘振瀛撰写的评论）。虽然钱稻孙在沦陷期间出任伪职，所出版的三本译著（《日本诗歌选》、《盒树记》、《樱花国歌话》）明显也是受命而作，但是我们重读钱稻孙当年在《日本研究》上所发表的万叶集译文，他甚至在《天皇游猎蒲生野时额田王作歌》［xiv］一篇之前加上一大段优美的对于诗境的散文式描写。诗歌译文的语言上，也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经常是在讲授某一篇和歌的时候，仅仅是仿照楚辞体所做的翻译就给出了三四种译法。另外在涉及民间风俗习惯的时候，也不厌其繁地讲解说明，卷四《太宰大监宿祢氏百代恋歌四首》的讲解即是以一种各民族都有的古老俗信切入（即：喜鹊噪，灯花爆，意中人儿便来到），详细讲解了这首和歌所蕴涵的男女相思之情在日本民俗文化中的表现方式。可以说这一系列的《万叶一叶》虽然都是仅仅取几首诗歌来讲解，但是包含了大量的关于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的介绍，体现了作者以透彻地了解彼邦文化作为文学翻译前提的思想。其时在沦陷区的言论控制极严，大部分的言论发表都表现出极强的政治色彩，所谓“应运而生”［xv］，而钱稻孙在此仍然能坚持一种“为介绍而介绍，为研究而研究的”的学者立场，也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抗战胜利后钱稻孙的文学翻译工作则遭受了更大的打击，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后坚决罢黜一切当年在伪北大供职的教师，后来他以汉奸罪被捕入狱，解放后作为有历史包袱的留用人员被分配到山东齐鲁大学教授医学，后调回北京，在卫生出版社任编辑（他曾经在北大医学院作为日籍教授的课堂翻译），至于他后来退休了仍然能任职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翻译一事，该社社长郑振铎在《惜周作人》［xvi］一文中的话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也想拯救他（周作人），囚禁着他，但是他工作着，从事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 后来欧阳予倩约请他翻译的《东亚乐器考》也没法署上他的名字［xvii］，原因也可见一斑。更多的细节，可以参阅文洁若老师的《我所知道的钱稻孙》以及周作人晚年的日记和通信。钱稻孙虽然曾经说：“写一部书不是容易的事。容易写出书来，是没有价值的”［xviii］，我们综观他的文学译作，除了《万叶集》和《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集》外，其他的几本译作无不都是受命仓促而为（如《樱花国歌话》：1942年12月1日起译，次年1月29日即译完［xix］），着实可叹。文洁若在《我所知道的钱稻孙》文中一再庆幸的周、钱、丰等人译本因为赶在文革前交稿而得以保存，我们难道不更应该反思政治高压对于文学翻译的不良影响么？ 3．一个知识分子群的代表 钱稻孙在1943年北平的《日本研究》创刊号上曾经发表过一篇志贺直哉的《寄居蟹》的译文，这篇译文在钱稻孙的全部译作中是特殊的：它是解放前唯一一篇以白话散文翻译的日本近代文学作品。文章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一只小寄居蟹曾经寄居在细螺里，后来它找到更大的壳，开始嘲笑那群细螺。当它跳进海里的时候，却发现了更大的海螺，它感到十分羞耻。于是它爬出来，忍着疼痛在沙地上爬，寻找更大的海螺壳，终于找到了一个，为了能适合这个大大的壳，它拼命地长大，变成了一个大的寄居蟹。但是后来它又看到了更大的海螺，它晕了过去，它感到了几倍于前的羞耻，于是它决定不再背壳，它“忍着痛，像大病人一般，慢慢地爬着海底沙地”，时常有龙虾游过，瞧不起它软软的身体，它越发难受，“然而在海底拖着它那柔软的肠子尾巴走去，若有所求”，“一路里也遇到过足可容它那么大的海螺壳，可是它也不起再钻进去的念头了”，“它伤心到了极端”，“气力也委顿了”，“它想自己也就要死了”，“为什么自家的生涯，非到这个结局不可呢”，“倒是谁给了自家这一种不甘于寄居的欲望呢”，“它早又想起了寄居在细螺壳里那时的梦想，那也没有给它什么幸福。它老是不能满足地过了来”，后来寄居蟹死了，被临海实验的一艘船网了起来，他们吃惊这么大的寄居蟹，把它保存起来进行研究，他们说：“一定是太大了，再也没有可以容它的壳，所以死了”。“而它自闭着眼，脸上还露着它未死时的绝望与苦闷”，“动物学家们对于它的表情是不用说了，凡关于寄居蟹的心理，却一点也无从知道”。［xx］ 故事当然自有它的文学意味，但钱稻孙在这时候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也是颇耐人寻味的，这个寄居蟹和壳的故事或许可以看成是钱稻孙本人一生遭遇的寓言——游走于中国日本之间，彷徨于民族立场和异国友情之间，最终也是悲剧的结局。我们或许可以透过这个故事，透过寄居蟹的心境，揣测钱稻孙所代表的一个知识分子群在当时的尴尬处境和不幸遭遇。 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对于日本的认识重新获得进展，甲午、甲寅、甲辰的战事给国内的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很多人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了这个日益崛起的邻邦。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到后来的规模庞大的赴日留学生群体，以及近代蓬勃兴起的出版机构（同样也受日本影响颇深），都扮演着了解日本国情、引介日本文化的角色。他们从教育、工商业、行政体制等各方面研究借鉴日本，谋求国家复兴的道路。钱稻孙的父亲钱恂当时曾任留日学生监督，其母钱单士厘也是最早踏出国门的中国女性之一，著作《癸未日记•归潜记》中保留着钱稻孙早期整理其父的作品《景教流行中国碑跋》，以及其自做的《摩西教流行中国记》和《新释宫》两篇文章，又有记述内国博览会（1903年大阪第五回内国博览会，明治政府为振兴工商业所办的产业博览会）的盛况的文字，盛赞日本民族一切讲求实际的精神。 虽然留日的学生一拨又是一拨，但是只不过 “很容易养成了爱国心”［xxi］，“他们早年所受的屈辱成了他们一生的阴影”［xxii］，“英美的留学生在英美享受了物质生活，回国以后处处骂自己的国家不好，养成了所谓的‘英美依存’” ［xxiii］，“一部分人太看重西方的物质文明，至于全盘西化的论调”［xxiv］，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日本真正了解的并不多，历史上的轻视，留学经历的阴影，以及当时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都干扰了中日正常的文化交流。而钱稻孙（以及周作人等一批知识分子）努力从超越政治的角度来研究介绍日本，引介日本文化的健康方面，并努力探索解决民族矛盾的途径。他们首先对于日本文化有比较公允的定位，不再轻视彼邦文化，钱稻孙在1933年率领“国立清华大学日本旅行团”的时候就时刻警戒团员：“不要以为日本什么东西都模仿别人，所以就看不起日本，要知道日本人的模仿往往是一种创造：什么东西，一经日本模仿。后来常常成为日本自己的东西了”［xxv］，并且他们将文化作为研究了解日本的途径，而且是“是认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彻底的，最直接的，而且最有趣味的途径”［xxvi］；他们重视日本文化的特性，由于其善于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从而取得文化繁荣的特点，钱稻孙曾经对此多有评论：“此四百年（指平安朝——笔者注），最使吾人感兴趣者：一切摄自大陆之文明制度，无不逐渐向日本化走去，虽细微处，都可见此趋势”，“凡事皆见消化外来之文化，不甘于模仿，此一点，最为平安朝之特色”［xxvii］，“日本对中国美术的看法颇从主观，平安朝后，日本文化确立了，不问在中国的评价如何，只拣合自家趣味的将了下来，并且学起来也是率直大胆，由我作则”［xxviii］，“日本原有他的固有文化，而中间吸取了消化了调和了中国印度的文化，最近吸取了消化了调和了袭来的文化。因此，日本今日实在有他的卓然的文化”［xxix］；他们批判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对于其他民族尤其是日本并没有摆正心态进行了解认识，认真研究而取得理解沟通，钱稻孙曾经说：“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知识，魏志以后，直待奝然始一进，待倭寇而又一进，其所以不进者，自大思想之为害”［xxx］，他一面批判着日本学者的“皇国口气”，一面则强调“我们对于日本确是太没研究了，此其原因，恐怕与其说是自大之故，毋宁说是太懒惰了”［xxxi］，“中国最近的文化凋落，便在不能消化调和西来的文化”［xxxii］，“现在的日本却又以伟大之资出现在中国面前”，“我们应到得到许多触发醒悟” ［xxxiii］；他们虽然处在民族矛盾尖锐激化的时期，仍然怀着人道的启蒙的理想艰难地进行着引介异族文化，从而启蒙民众，开启民智的工作，钱稻孙虽然是“那么坚信中国的运命”［xxxiv］，但在1942年对清华毕业生的讲话中，仍然规劝学生“执简以御繁，安于做一个人”，教导他们注重积蓄，交友审慎，忠于所事，不趋名求利，并以日本教育能够成就认真的忠于所事的人，从而提高整体国民性达到国力强盛为例，警醒学生要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为社会做贡献，要从民生民德着想，指导社会提高社会文化［xxxv］，可谓语重心长，感时忧愤。 北平沦陷前，钱稻孙就积极从事日本史的教学和日语教学，在清华大学讲授日本史和东洋史，在日文与日语杂志上连续发表翻译讲义，并为司法部编写过“日语文法讲义”（未正式发表［xxxvi］），并且“孤寂地努力着《源氏物语》的翻译”［xxxvii］，潜心研究《万叶集》等日本古典诗歌；北平沦陷后，他受委托保全校产，后来出任伪北大秘书长、校长并兼任若干院长（日文系主任、农学院院长等）的职位，虽然政治上失了节，但是总算保全了清华、燕京、北大三校的文物（文洁若语［xxxviii］，有待考证）。 然而毕竟失了节，由此导致了钱稻孙抗战胜利后的悲惨境遇，被捕，入狱，判刑，抄家，不能担任与思想文化有关的教职，翻译不能署名，被殴打冲击致死。同样经历的还有我们所熟悉的周作人［xxxix］，以及夏丏尊，周幼海，张我军……以历史的角度看，他们的活动上无疑有着相似的特点，也有着相似的命运。 钱稻孙和周作人乃是这一个知识分子群的代表，他们对日本文化有比较多的了解，在对日本文化的认识上，能够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他们欲从文化的角度入手，来沟通中日民族双方联系，他们带着一种启蒙的精神，尝试引导民众真正认识到日本作为异民族的独特性，“而不是仅从自己的方面来解释对方”［xl］，然而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中日矛盾的激化导致两个民族都不能端正心态达成真正的了解和沟通，这就将他们推向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不是所谓的亲日派，他们希望改变由于整个国家对日本的不了解导致的在中日交往中始终处于消极被动地位的现状［xli］，有鲜明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心(钱稻孙即使在敌伪授意下赶译的也是“爱国百人一首”——《樱花国歌话》)；另一方面，他们作为较为了解日本的中国人，在风云激荡的政治环境中，往往对日本的感情又有所暧昧，“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未免觉得有些不够客气了”［xlii］，这种尴尬的处境与他们日后的悲剧结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然而鲁迅在他的《药》里就曾经寓言了启蒙者的悲剧命运，中国近现代的时局动荡也不容每个人都精打细算再决定“屁股坐到哪一边去”［xliii］，况且人生多有变数，起伏也说不定。我们或许不必呼吁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民应该足够宽容给知识分子足以栖身的“壳”，我们能做的是将当时他们曾经努力的事业传承发扬，不使他们在那样动荡的境遇中所做出的贡献荒废，是为本文所做钱稻孙译介著作整理之初衷所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陈平原：《当年北大“新青年”》［J］，《读书》2005(3) ［ii］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序言》［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81 年版，第3页 ［iii］ 顾良：《周作人和钱稻孙——我所知道的两个认识日本的人》［J］，《宇宙风》，1936（27） ［iv］ 杨联陞：《哈佛遗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5页 ［v］ 《中国翻译家辞典》［M］，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463页 ［vi］ 钱单士厘：《癸未日记•归潜记》［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 ［vii］ 钱稻孙解放前藏书甚巨，可参阅杨联陞著《哈佛遗墨》［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解放后遭没收，见文洁若著《我所知道的钱稻孙》［J］，《读书》1991（1） ［viii］ 顾良：《周作人和钱稻孙——我所知道的两个认识日本的人》［J］，《宇宙风》1936（27） ［ix］ 转引自陈子善《海上书声•钱稻孙笔下的日本“香道”》［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x］ 钱稻孙：《新刊“日本美术之特质”(一)》［J］，《日本研究》（北平） 1943，1（2） ［xi］ 钱稻孙：《神曲一臠》［J］，《小说月报》（上海1910），1921，12（9） ［xii］ 卞琪斌：《周作人作序的<樱花国歌话>》［J］，《鲁迅研究月刊》，2003（6） ［xiii］ 钱稻孙：《不如归剧本：用德富芦花小说原作意》［J］，《同声月刊》，1943，3（3） ［xiv］ 钱稻孙：《万叶一叶》［J］，《日本研究》（北平） 1944，2（1） ［xv］ 张绍昌：《本刊的态度》［J］，《日本研究》（北平）1943，1（1）创刊号 ［xvi］ 郑振铎：《惜周作人》［J］，转引自《水样的春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xvii］ 文洁若：《我所知道的钱稻孙》［J］，《读书》1991（1） ［xviii］ 转引自顾良，《周作人和钱稻孙——我所知道的两个认识日本的人》［J］，《宇宙风》1936（27） ［xix］ 卞琪斌：《周作人作序的<樱花国歌话>》［J］，《鲁迅研究月刊》2003（6） ［xx］ 钱稻孙：《寄居蟹》［J］，《日本研究》（北平）1943，1(1) ［xxi］ 周幼海：《我与日本》［J］，《日本研究》（北平）1943，1（3） ［xxii］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页 ［xxiii］ 周幼海：《我与日本》［J］，《日本研究》（北平）1943，1（3） ［xxiv］ 钱稻孙：《在学园门口的临别赠言》［J］，《中和月刊》1942，3（8） ［xxv］ 转引自顾良《周作人和钱稻孙——我所知道的两个认识日本的人》［J］，《宇宙风》1936（27） 或可参阅《曹禺传》［M］田本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xxvi］ 转引自顾良《周作人和钱稻孙——我所知道的两个认识日本的人》［J］，《宇宙风》1936（27） ［xxvii］ 钱稻孙：《座谈日本史(上)》［J］，《中和月刊》1940，1（4） ［xxviii］ 钱稻孙：《新刊“日本美术之特质”(一)》［J］，《日本研究》（北平） 1943，1（2） ［xxix］ 钱稻孙：《在学园门口的临别赠言》［J］，《中和月刊》1942，3（8） ［xxx］ 钱稻孙：《书评：秋山谦藏<日支交涉史话>》［J］，《清华学报》1935，10（3） ［xxxi］ 钱稻孙：《书评：秋山谦藏<日支交涉史话>》［J］，《清华学报》1935，10（3） ［xxxii］ 钱稻孙：《在学园门口的临别赠言》［J］，《中和月刊》1942，3（8） ［xxxiii］ 钱稻孙：《书评：秋山谦藏<日支交涉史话>》［J］，《清华学报》1935，10（3） ［xxxiv］ 郑振铎：《惜周作人》［J］，转引自《水样的春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xxxv］ 钱稻孙：《在学园门口的临别赠言》［J］，《中和月刊》1942，3（8） ［xxxvi］ 顾良：《周作人和钱稻孙——我所知道的两个认识日本的人》［J］，《宇宙风》1936（27） ［xxxvii］ 顾良：《周作人和钱稻孙——我所知道的两个认识日本的人》［J］，《宇宙风》1936（27） ［xxxviii］ 文洁若：《我所知道的钱稻孙》［J］，《读书》1991（1） ［xxxix］ 文洁若：《周作人及儿孙》［J］，转引自《梦之谷奇遇》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55页 ［xl］ ［日］吉川幸次郎语，转引自《冷暖有谁知——周作人和钱稻孙》［J］，来自：天涯社区2004.2.16 ［xli］ 《本志的使命》［J］，《日文与日语》1934，1（1）创刊号 ［xlii］ 周作人语，转引自顾良著《周作人和钱稻孙——我所知道的两个认识日本的人》［J］，《宇宙风》1936（27） ［xliii］ 古华：《芙蓉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05页 参考文献（除文中所列表单外）： 1．《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81 2.《日本国志》，黄遵宪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癸未日记•归潜记》，钱单士厘著，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周作人自选文集•知堂回想录》，周作人著，止庵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6.《哈佛遗墨》，杨联陞著，蒋力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海上书声》，陈子善著，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8.《曹禺传》田本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9.《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10.《中国翻译家辞典》，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11. 《水样的春愁》钱谷融陈子善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The Brief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 on Qiandaosun’s Translation of Janpanese Culture Wenhuan Wang Summery:Among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oth Zhouzuoren and Qiandaosun are considered as the prominent translator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numerous of researches has been made on Zhouzuoren ,yet little was made on Qiandaosun .This paper are trying to collect and comb the researches and translations published by Qiandaosun on Japanese culture, and make primary summery on the efforts made by Qiandaosun to translate and introduce Japanese culture into china in terms of academic translatio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historical context. Key words: Qiandaosun; Japanese culture; Translation 日志评论 评论数:2 页:1/1 • 2. 评：毕业论文－钱稻孙对日本文学的译介评述, 2007-04-23 18:55:00, 飞天小猪 先生的论文在研究钱先生方面填补了空白，实为开山之作。更为可贵的是把发见的‘文目’详细列出，有条件的大可按图索骥矣。 文章写得好，论点突出无须遑论。我特别赞赏的是你对待身处特定环境下的钱先生有宽容的理解，极其公允。公允的话不是人人都有勇气说出口的，何况并不是人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不能鸡蛋里挑骨头，锦上添花的事总是乐意干的，一是《日本民间故事剧》中，只有‘待月之夜’为钱先生所译；二是应补充，译林出版社在1994年8月出了本《好色一代女》，其中《世间胸算用》，《日本永代藏》为钱先生翻译。 先生的论文大可扩充至整体研究上，形成一本书。鱼脊骨何妨化生大鱼。木不成林，令人遗憾，钱先生的一生太多迷雾 ，我等草根根本无法知道多少点滴，涓埃之得也是先生等有心人之赐教。钱先生的可知作品目录大可编制，你有条件，应该做。 我是一个靠力佣为生的人，条件差，信息闭塞，钱先生的作品读得不多，可说少之又少，几无。先生罗列的文章只有一篇《日本双陆考》，我没电脑，也不会上网，还是请人在网上下载的，悲乎。如何才能得到先生所列的钱氏作品？还请先生赐教。 http://www.qsly.org/bbs/Topic.aspx?BoardID=18&TopicID=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