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徐晋如：癸未盛夏读书记
作者：徐晋如
原文：http://www.gmw.cn/02blqs/2003-08/07/31-2B78AE5D6706D9A448256DDC00128E06.htm
《北平俗曲略》是李家瑞先生在1931年著成的一部关于北京曲艺、戏曲艺术的研究著作。1933年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1988年，中国曲艺出版社(现已不复存在)出版了简体重排本；此书于老北京流行俗曲钩稽甚力，是很可宝贵的语言史料。而就文学的方面言之，俗曲可说毫无价值。
一般说来，民间文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朱熹认为《国风》大抵产生自里巷歌谣，朱东润先生独颇非之。他的《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设为七难以当弹射”，其说精审切当，允称不刊之论。朱东润先生著此文的目的，在于“确然指认《国风》百六十篇，或其中之大半，不出于民间者”，从而使得“《诗》出于民间之说，自然瓦解，而谓一切文学来自民间者，至此亦失其一部之依据，无从更为全称肯定之主张。”民间固然可能产生文学的粗胚，但是倘没有个人的觉醒，还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文学。《北平俗曲略》所钞各种俗曲，皆无文学上的价值，仅体现出民间文本的风格特征。
真正的文学，只能是由土大夫创造出来。一切的民间文本，同土大夫的文学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士大夫的文学是严肃的，民间文本是诙谐的；士大夫的文学倾向抒情，民间文本则倾向叙事；士大夫的文学注重刻画，民间文本则专力描摹。士大夫的文学讲究意内言外，含蓄不尽，往往撷取最鲜明的意象来表达情感，民间文本则极尽铺陈夸饰，在一切的细节上大做文章。这种分别，不但是两种语言风格的分别，更是精英与平民、个人与集体的分别。
《宋元戏曲考》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的自序中提出这样的主张：“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此说实顾炎武首倡之，焦里堂继之而推波助澜，但真正产生巨大的影响，却是王国维的这段论述。以后陆侃如、冯沅君著《中国诗史》，即深受王国维的影响。陆、冯的《中国诗史》出版后不久，浦江清先生就著文评述，认为他们只是写了一部乐府史，却不是诗史。《中国诗史》的缺憾固如浦江清所论，王国维的观点却不一定是崇乐府而黜诗的结果。
历来唐诗宋词并称，诗中又有唐宋派别之判。钱钟书认为“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谈艺录》)，正是在“以丰神情韵擅长”这一点上，宋词与唐诗走到了一起，它们都是同一诗学体系的东西。中国传统诗学体系实有二途，其一为“诗言志”，其一为“诗缘情而绮靡”。大抵“诗言志”是儒家的主张，“缘情绮靡”却是道家的学说。也许是为了对思想上独尊儒术进行补充，就诗学传统而言，言志是冠冕的向导，绮靡才是实际的主流。从这一点也可见出，绝大多数中国人，他们在骨子里都是道家，不知’为什么迄今仍有反传统文化的学者必欲对儒家学说除之而后快。
《中国剧场史》
周贻白先生的《中国剧场史》可说是戏曲史研究著作中最具创见的一部著作了。历来言戏曲史者，或为言戏曲文献史，如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或为言戏曲文学史，如王季思先生的著作，其能言声腔流变者本已罕睹，更遑论探求戏曲的演出形式了。《中国剧场史》在这方面做了筚路蓝缕之功。戏曲不同于文学，也不应归人文学，它是被作家、演员和观众共同创造而永远没有完结的一种文化形态。对于戏曲的研究，空泛地谈时代背景、谈思想内容都是不对的，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它的物质形式、传播方式、表演体系等等。
《粉墨春秋——盖叫天舞台艺术经验》
胡乔木说盖叫天的《粉墨春秋》是最好的一部演员谈艺录。这句话很可能是针对梅兰芳先生《舞台生活四十年》而说的。盖的这部书，若就“政治挂帅”而论，自是无人堪与并肩。但《粉墨春秋》的理论价值并不大。盖叫天并没有形成严谨的戏曲理论体系，他对于京剧的许多问题的看法，现在看来都是错误的。若以理论的严谨与深刻论，最好的演员谈艺录应是《俞振飞艺术论集》，而若论起对京剧描述的精当而不失真，自应首推李洪春先生的《京剧长谈》。李洪春先生自谦为“保守”，对乃师王鸿寿(三麻子)的艺术以继承为主。实则目前京剧界最缺乏的就是“保守”的精神。其他许多传统艺术也是如此。若没有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们的水平，还是不要随便糟改的好。梅兰芳先生提出的“移步而不换形”，允为戏曲乃至一切古典艺术发展的铁律，绝对不容许有丝毫的动摇。
《吴骚合编》
《吴骚合编》是明代张楚叔选辑复经张旭初删订的一部昆曲的散曲集。龚自珍《书金伶》云；“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曰清曲，一日剧曲。清曲为雅讌，剧为狎游，至严不相犯。”《吴骚合编》就是一部清曲集。戏曲本为代言体叙事作品，这是同“缘情绮靡”的主流诗学传统相抵牾的。而元明散曲，所依托的音乐虽然不同，但就缘情而言，倒的确是传承了唐诗宋词的法统。明代以情作为“理”的反动，故《吴骚合编》所选大抵是，言男女之情的作品，满眼风花雪月耳。以“骚”冠名，盖选编者深以为昆曲曲词驯雅，其实只是附庸风雅。骚心即诗心，是生命力的宜泄。诗以言志，方为大雅元音。仅仅是感于物而动，并不是真正的骚心，而只能产生供文人们怡情遣志的“玩意儿”。近世也有称单弦子弟书为“白雪遗音”的，这些都是“诗缘情以绮靡”的末流。
原文：http://www.gmw.cn/02blqs/2003-08/07/31-2B78AE5D6706D9A448256DDC00128E06.htm
《北平俗曲略》是李家瑞先生在1931年著成的一部关于北京曲艺、戏曲艺术的研究著作。1933年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1988年，中国曲艺出版社(现已不复存在)出版了简体重排本；此书于老北京流行俗曲钩稽甚力，是很可宝贵的语言史料。而就文学的方面言之，俗曲可说毫无价值。
一般说来，民间文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朱熹认为《国风》大抵产生自里巷歌谣，朱东润先生独颇非之。他的《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设为七难以当弹射”，其说精审切当，允称不刊之论。朱东润先生著此文的目的，在于“确然指认《国风》百六十篇，或其中之大半，不出于民间者”，从而使得“《诗》出于民间之说，自然瓦解，而谓一切文学来自民间者，至此亦失其一部之依据，无从更为全称肯定之主张。”民间固然可能产生文学的粗胚，但是倘没有个人的觉醒，还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文学。《北平俗曲略》所钞各种俗曲，皆无文学上的价值，仅体现出民间文本的风格特征。
真正的文学，只能是由土大夫创造出来。一切的民间文本，同土大夫的文学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士大夫的文学是严肃的，民间文本是诙谐的；士大夫的文学倾向抒情，民间文本则倾向叙事；士大夫的文学注重刻画，民间文本则专力描摹。士大夫的文学讲究意内言外，含蓄不尽，往往撷取最鲜明的意象来表达情感，民间文本则极尽铺陈夸饰，在一切的细节上大做文章。这种分别，不但是两种语言风格的分别，更是精英与平民、个人与集体的分别。
《宋元戏曲考》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的自序中提出这样的主张：“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此说实顾炎武首倡之，焦里堂继之而推波助澜，但真正产生巨大的影响，却是王国维的这段论述。以后陆侃如、冯沅君著《中国诗史》，即深受王国维的影响。陆、冯的《中国诗史》出版后不久，浦江清先生就著文评述，认为他们只是写了一部乐府史，却不是诗史。《中国诗史》的缺憾固如浦江清所论，王国维的观点却不一定是崇乐府而黜诗的结果。
历来唐诗宋词并称，诗中又有唐宋派别之判。钱钟书认为“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谈艺录》)，正是在“以丰神情韵擅长”这一点上，宋词与唐诗走到了一起，它们都是同一诗学体系的东西。中国传统诗学体系实有二途，其一为“诗言志”，其一为“诗缘情而绮靡”。大抵“诗言志”是儒家的主张，“缘情绮靡”却是道家的学说。也许是为了对思想上独尊儒术进行补充，就诗学传统而言，言志是冠冕的向导，绮靡才是实际的主流。从这一点也可见出，绝大多数中国人，他们在骨子里都是道家，不知’为什么迄今仍有反传统文化的学者必欲对儒家学说除之而后快。
《中国剧场史》
周贻白先生的《中国剧场史》可说是戏曲史研究著作中最具创见的一部著作了。历来言戏曲史者，或为言戏曲文献史，如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或为言戏曲文学史，如王季思先生的著作，其能言声腔流变者本已罕睹，更遑论探求戏曲的演出形式了。《中国剧场史》在这方面做了筚路蓝缕之功。戏曲不同于文学，也不应归人文学，它是被作家、演员和观众共同创造而永远没有完结的一种文化形态。对于戏曲的研究，空泛地谈时代背景、谈思想内容都是不对的，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它的物质形式、传播方式、表演体系等等。
《粉墨春秋——盖叫天舞台艺术经验》
胡乔木说盖叫天的《粉墨春秋》是最好的一部演员谈艺录。这句话很可能是针对梅兰芳先生《舞台生活四十年》而说的。盖的这部书，若就“政治挂帅”而论，自是无人堪与并肩。但《粉墨春秋》的理论价值并不大。盖叫天并没有形成严谨的戏曲理论体系，他对于京剧的许多问题的看法，现在看来都是错误的。若以理论的严谨与深刻论，最好的演员谈艺录应是《俞振飞艺术论集》，而若论起对京剧描述的精当而不失真，自应首推李洪春先生的《京剧长谈》。李洪春先生自谦为“保守”，对乃师王鸿寿(三麻子)的艺术以继承为主。实则目前京剧界最缺乏的就是“保守”的精神。其他许多传统艺术也是如此。若没有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们的水平，还是不要随便糟改的好。梅兰芳先生提出的“移步而不换形”，允为戏曲乃至一切古典艺术发展的铁律，绝对不容许有丝毫的动摇。
《吴骚合编》
《吴骚合编》是明代张楚叔选辑复经张旭初删订的一部昆曲的散曲集。龚自珍《书金伶》云；“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曰清曲，一日剧曲。清曲为雅讌，剧为狎游，至严不相犯。”《吴骚合编》就是一部清曲集。戏曲本为代言体叙事作品，这是同“缘情绮靡”的主流诗学传统相抵牾的。而元明散曲，所依托的音乐虽然不同，但就缘情而言，倒的确是传承了唐诗宋词的法统。明代以情作为“理”的反动，故《吴骚合编》所选大抵是，言男女之情的作品，满眼风花雪月耳。以“骚”冠名，盖选编者深以为昆曲曲词驯雅，其实只是附庸风雅。骚心即诗心，是生命力的宜泄。诗以言志，方为大雅元音。仅仅是感于物而动，并不是真正的骚心，而只能产生供文人们怡情遣志的“玩意儿”。近世也有称单弦子弟书为“白雪遗音”的，这些都是“诗缘情以绮靡”的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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