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与万荷堂

听说已在境外定居多年的黄永玉先生，又回到他生活过40多年的北京，并且在京东大兴土木，盖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大宅子，便萌生了前去拜访主人，顺带观赏建筑的愿望。不久前这样的机会居然真让我等来了。一位热心的小兄弟打来电话，说是已帮我与黄永玉先生打好了招呼。
 
 
于是，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走过向往多日的“万荷堂”，拜访了仰慕已久的黄永玉。
如同黄永玉不仅是一位画家一样，“万荷堂”也不是一座简单意义上的住所，而是这位卓而不群的艺术家平生最大的一件艺术作品
    置身栽满树木的庭院中，看着那高大的屋宇、宽敞的回廊、花岗岩围起的荷花池，很难相信当初黄永玉用毛笔勾勒在宣纸上的设计，只用了7个月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变成了实物。这一整套建筑完全采取传统的建筑结构，飞檐、回廊，古色古香的门窗，没有雕龙画风的浮华装饰，看上去简洁明快，古朴流畅。
    最令人拍手叫绝的是大厅和回顾那些粗大的原木柱子。由于黄永玉的坚持，它们没被打磨成规矩统一的浑圆笔挺，而保留着本身的不规则形态，既显示出传统结构的精湛工艺，又呈现着木质纹理的天然美感，尤其那一个个隆起的木瘤，更是各有姿态，妙趣天成。
    据说荷花池中的荷花近者出自颐和园、圆明园，远者来自洞庭湖、大明湖，甚至荔湾。可借此时正值冬日，能看到的只是一池薄冰，想必夏回来此自会领略到“映日荷花别样红”的佳趣。“万荷堂”不仅有荷花，还植有数十株梅树，其中有清代嘉庆年间老梅和乾隆年间的腊梅，都是200多年的老根了，开花时节定然是满院芬芳，深吸一口沁人心脾，逗留片刻暗香盈袖。
    院落中最惹人瞩目的当属那尊仁立着的主人铜像：五短的身材，赤裸着身体，左手提着腰间的遮羞布，右手端着个大烟斗，浑圆的秃脑袋上支楞着两只硕大的煽风耳，不仅两眼笑得成了一条缝，大嘴都咧到了耳朵根。这原本是一位朋友为黄永玉画的一幅漫画肖像，被他制成雕塑后更加诙谐有趣，妙不可言。
    不仅格局建筑，就连屋内的桌椅、壁炉、吊灯也全部是黄永玉自己一手设计出来的。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墙角那台主人画大画时要乘的升降机，以及那些作画工具外，屋里的每件陈设均堪称艺术品。一组组青铜吊灯是意大利宫廷式的，低矮的桌椅是来朝款式，形态各异的座墩则是粗树根雕成的。
    我不懂古式家具，感兴趣的是那些随处可见的主人手书，一律由工整的蝇头小楷写就，语言幽默生动。悬垂的沙袋上几行小字写着“随便闯入者。偷盗者、折花果者、撞骗需索者。乱翻东西者，”旁边是醒目的大字“揍！！！”；画室门上贴的是“我在集中精神画画，进门的人猜先打招呼，以免吓我一跳”；画室的水池旁写的是“此处毛巾为我工作专用，上面沾满癣、疥、疮等各种霉菌，请勿随便乱动，以免被传染”；木箱上贴着“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就连厕所的洗手池及水箱上都贴着字条，而且同样写得有章有法，一丝不苟。可惜我没有将“不可随处小便”拼改为“小处不可随便”的机敏，又害怕被视为偷盗者而饱予老拳，否则将它们-一揭下，说不定也能组成什么至理名言的书法条幅炫耀一番呢。
虽已是古稀之身，他每日见或书或画笔耕不辍，只有周末才肯让自己放松下来，与朋友们一起品茗聊天
    黄永玉戏称自己是“狡兔五窟”。他在意大利、香港、湘西老家及市内均有住所，之所以选择在京郊再兴土木，是希望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创作大幅的绘画作品，又能够远离都市的喧闹而静心进行思考和写作。
他每天早6点就起床，散散步，吃点简单的早餐，就开始埋头工作。虽然早超过了退休的年龄，既不受单位管辖，也没有人督促检查，他却烙守每周5天工作制，而且每天工作时间绝不少于８小时。
    通常黄永玉只有周末才会放下工作，邀请朋友们前来欢聚畅谈。但由于他是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原本各界朋友就很多，再加上“万荷堂”鹤立鸡群地矗立在那里，简直成了远近闻名的一处名胜，未经预约的熟枪朋友、朋友的朋友、自报家门的探访者、全无干系的不速之客，常会有摆脱不掉的骚扰。
    逢这种时候，他只好请客人自便，自己则听着音乐或吹着口哨继续作画。他告诉我：“别相信听着音乐画画可以激发灵感的话，那不过是用音乐来抵御其它声音的干扰罢了。”
    我曾经在黄永玉写的一篇谈论其表叔沈从文的文章中，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表叔是个很规矩的老实人，一辈子朴素的生活和工作。他不像我。我是盐，他是棉花，如果历史是雨的话，他将越来越重，而我将越来越轻。我是经不起历史淋浴的，因为我太贪玩而又不太用功。”
    就是这位自谓“太贪玩而又不太用功”，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黄永玉，却以他的多才多艺令我感到困惑：人怎么可以这样聪明？如此全方位的艺术才能是怎样发掘出来的呢？
    黄永玉是位一专多能的画家，年轻时就以线条粗扩、刀法奔放的版画赢得赞誉；后来又以自成一家的国画闻名于世；那些颇富哲理性的漫画令人在会心一笑之后，免不了还要被引发出深层的思考；而油画方面的成绩，也丝毫不比版画、国画和漫画逊色。
    黄永玉又不仅是位画家，还是雕塑家、诗人和作家。他出版的画册包括人物、风景、花卉、版画和雕塑设计等不同类别，出版的文学作品则有杂文、游记、诗歌等各种集子，已完成40多万字的自传体小说，目前正边写边在湖南大型刊物《芙蓉》上连载，最近三联还出版了他的成套作品。
    他的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曾一举夺得《诗刊》年度创作一等奖。当年这本诗集出版前，编辑曾想请受过正规美术教育的艾青作插图，却被这位著名诗人婉拒。他笑着道出不能受命的理由，令听者也无法忍俊：“真若如此的话，读者看到'黄永玉诗，艾青画'，岂不要误以为是将我俩的名字排颠倒了吗？”
   又是画画，又刻木刻，又写文章，又搞雕塑，不仅都干得游刃有余，还都取得了足以骄人的成就。那么，这四方面的工作，在黄永玉心目中孰轻孰重呢？他认为从兴趣上说写文章要排在第一位，雕塑第二，木刻第三，画画虽排在最后却面的最多，这是因女画画自己快乐，朋友高兴，卖画的收益还可用来养前三者。至于画画的快乐，则来源于画出了得意之作，来源于看到了自己艺术上的进步。
勤于学习，勇于实践的他，在社会大学完成7学业，成绩丝毫无逊于正规院校出来的毕业生
    黄永玉是湘西凤凰县的土家族人，父母分别是当地男女学校的校长。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喜欢美术，并且憧憬着能像村前清澈美丽的论水一样，流向沉江，流向洞庭湖，流向不可知的远方，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
    12岁那年，读完小学的他真的离开了家乡，只身来到福建的集美中学读书。只可惜外面的世界并不像他想象的那般精彩，抗战的烽火打破了他的求学梦，初中刚读了两年就不得不辍学，到社会上四处闯荡。
    黄永玉当过瓷场的小工，在码头上干过苦力。一天，他在码头上偶遇中学时的军训教官，便被介绍到军队里成了一名司书。这是一份很轻闲的工作，每日只需抄写几篇公文，一个月就可收入8块钱。不要小看这8块钱，在当时可是份令人羡慕的奉禄呢。
   偏偏他不是个会享清福的人，抄完公文嫌其呆板无趣，闲着没事便想着加以美化。他先是把“通令”二字用别致的花边装饰起来，又意犹未尽地将下面的横线改画成一只夸张可爱的小狗。看到经自己的一番打扮，刻板的公文变得活泼多了，他心里感到很得意。没想到如此不严肃的公文贴出之后，惹得长官大发雷霆：“这成何体统？是谁画的？”
    16岁的小司书上任没几日，就失去了这份美差，只好重新开始流浪生涯。后来，又有好心人为他介绍了一个“肥缺”--税务机关当股长。工作之余，别人喝茶聊天，他却致力于木刻创作，又是刻又是印，把个办公室变成了木作坊。看在介绍人的面子上，上司奉送了两个月的薪水而请他“另谋高就”。
   此后，他在中小学任过教员，在剧团搞过舞美，在报社当过编辑，还干过电影编剧。无师自通的木刻不仅可赖以谋生，还博得行家里手的称赞；灵性十足的书法，得到过弘一大师的亲传；虽自认编剧的业绩说来惭愧，却奠定了著名演员石挥的成名基础。
    40年代末，黄永玉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副刊编辑临时告急：“缺一整版稿子，排字房等着发稿呢。”他二话没说，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连写带画，几小时后一块高质量的副刊版就完成了。
   天性聪颖只是一个方面，恐怕更多的还要仰仗后天的努力。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再加上合适的机遇，怕是所有成功者必不可少的条件。黄永玉能够以初中肄业的学历，而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受欢迎的教授，不正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吗？
被朋友戏称为“凤凰蛮干”的他，身上还真是有股子宁折不奇的“蛮”劲
   黄永玉的客厅中挂有一张放大了的照片，上面是他用一只手的三个手指将一块大石头举过头顶，看上去昂首挺胸，全然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轻松神情。身材离高大相去甚远的老人，如何能有这般的力气？只听说过二指禅，这三只手指又是何等神功？
   看我一脸迷惑的样子，黄永玉不动声色地朝地上一指：“你也举一下试试看嘛！”
   顺着他的手看去，原来那块石头就在脚下，看上去少说也得有个百八十斤，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我可不打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老公自忖有把子憨力气，弯下身子搬动了一下却未见举起来，然后笑着对我说：“你来试试？”
   “我？你都搬不起来，我……”
    几个人一起督促：“试试嘛，怕什么！”
   我只好硬着头皮憋足了劲弯下身去，两手接触到石块才发现上一大当：有棱有角、质地坚实的大青石原来是纸糊的。没想到黄先生“造假”的手段如此高明，形状、质感、肌理、色泽都足以乱真，若不用手摸，单凭眼睛是绝对看不出破绽来的。
   大力士的神话虽被打破，却令我想起了早些年的一个传闻：在美院的操场上，红卫兵碰到迎面走来的黄永玉，不由分说地抡起宽皮带就抽。本想以此来杀杀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气焰，没想到他练过武功，打人者累得论不起胳膊了，被打者始终神情肃穆，一动不动地捱着，不但绝不求饶，就连眉头都不肯皱一下。
   “您是不是练过武功？”　
   “武功没有练过，小时候倒是跟一位师傅学过摔跤，开始是被别人摔，一连被摔了几个月，好容易轮到该我摔别人了，却因为上学而不得不放弃了训练。”
   “听说您曾被连续抽了200多下，都不肯讨饶……”
    “是啊，当时他们让我跪下，我脱下上衣叠好放在一旁，就跪了下来。一个人抡起皮带就抽，怎么打我也不动，只是一下一下默默地数着。他们说只要我求饶，就不再打下去，我心里说‘喊一声疼，讨一声饶，老子就是狗娘养’！就这样，直到他累得气喘吁吁打不动了为止，一共是224下。”
   尽管有过小时候被摔的“功夫”垫底，这二百多下皮带也足以让他皮开肉绽了。能够不喊疼，不讨饶地咬牙挺住，以维护可杀而不可辱的尊严，在那种情况下，有几人能做得到？！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民族浩劫中，他们一家四口被赶到一座大杂院最里面的角落处，一间不大的房子被勉强隔成两间，斑驳的墙上只有一扇狭小的窗，因为紧靠着邻院的墙而根本射不进阳光。挨批斗，被抽打，多年来精心创作的画遭到毁坏不说，还因画了一眼睁一眼闭的猫头鹰，而被罗织“以黑画攻击运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
   人妖颠倒，是非混淆，习惯了创造性工作的生命却不能有所作为。陷入极度绝望与痛苦之中，黄永玉一度想到干脆炖一锅牛肉，加入有剧毒的藤黄吃下去算了。可是，善良百姓质朴的关爱，却让他感受到人间还有真情在，顽强地活下去还会有希望。
   在他挨批斗的日子里，一位祖上三代都是花匠的老人，不怕引火烧身，坚持每天给他送来一束鲜花；“黑画”展出不久，一只罕见的猫头鹰便出现在他家门口，馈赠者既没露面，也未留下姓名。有正义感的群众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出精神上、道义上的支持，这是多么可贵的真情啊！
  就算为了不辜负他们，黄永玉觉得自己也不该去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他振作起精神，精心画了一幅特别的画，画面是一扇宽敞明亮的大窗户，窗外盛开着灿烂的鲜花。这幅画挂在破旧的墙上，顿时给小屋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美感。不知情的人还挺羡慕：别看黄永玉住的屋子又小又破，窗户却又宽敞又漂亮，能看到外面的各色鲜花。
生活中的种种磨难没能迫使黄永玉屈服于假恶丑，却激发出他对真善美更强烈的追求。他以更高的热情投入艺术创作中，狭小昏暗的居室无法进行版画创作，就致力于国画探索，而且水粉、丙烯、国画色无所不用，反面泼墨，正面点染，巧拙互补，工写结合，一切出自表达内心情感的需要。
   黯淡压抑的日子里，画却画得亮丽而充满诗意，他将这些画送给处境相同的朋友们，寓意尽在不言中。
    周恩来总理去世时，正值“四人帮”横行，黄永玉怀着无限哀思和一腔激愤重操刻刀，于夜深人静时精心刻制了一幅周恩来总理的木刻肖像，并冒险将印制的第一幅寄给了远在厦门的一位老友。事后，他在信中说：“这件作品，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深夜刻成的，第一幅送给你，是表示着生命相托。”
   黄永玉本是一个任清率性的艺术家，为人处世更多的是受激情支配，却在非常态的社会环境中学会了忍耐，使自己变得坚韧而机敏。作画正到得意处，忽听有不速之客上门的声音，他能在一分钟之内迅疾地将桌面收拾得不露一点痕迹。来人进屋后，抓不到任何把柄，看到的是他正端坐案前，认认真真地捧读“红宝书”的“标准镜头”。
他认定人活着是为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苦的时候能够撑得住，好的时候也不飘飘然
    终于盼到神州大地雨过天晴之后，一度被摧残得百花凋零的艺术园地重新恢复生机。这时，人们惊喜地发现，不论艺术理念，还是创作手法，黄永玉都有了相当大胆的突破。那些不泥古、不媚俗的作品，令人信服地展示出他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池塘、荷花、水鸟等均是历代画家一再画过的传统题材，到了黄永玉的笔下却呈现出极为独特的绘画语言。国画传统讲究“计白当黑”，他偏偏来个“以黑显白”，这种反向继承不但使画面看上去主体突出，色彩斑斓，而且显得非常厚重，有力度。
   国内外多次举办的画展，别具艺术魅力的作品，为黄永玉赢得了如日中天的盛名。可他除了比以前更勤奋之外，看不出别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宏图大志，只知道努力工作，不愿意浪费光阴，所以苦的时候能撑得住，好的时侯也不飘飘然。”
   黄永玉是个不崇尚空谈的实干家，尤其不喜欢那些强加在艺术身上的沉重使命。一次，他画了一位老者骑着驴，走在荒山古道的闲花野草间，题上陆游“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人剑门”的诗句。旁边有人问：“为什么要画这么一个瘦老头？有什么寓意？”
   他直率地回答：“画画哪有那么多寓意？我很喜欢这两句诗，如果一定要有什么寓意，就算希望你们注意适当减肥好了！”
   一幅画作，能给观赏者带来高层次的美感享受，就算完成了自身的艺术使命。只有“四人帮”一类居心叵测之徒，才会把沤歌美的艺术作品，牵强附会地加上莫须有的“黑”寓意。
   曾经有几位湖南的年轻画家，带着山野的清新走进中国美术馆的展厅。黄永玉看过这些小同乡才情不俗的作品，从心里感到高兴，可一看他们斗志昂扬、充满火药味的宣言却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他把他们请到自己的家里，语重心长地劝导：“你们要努力画画，不要给自己加上莫须有的重任，人活着是为了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不是为了去打倒别人……你们若要打倒我，我自然不会甘于被打倒，那么就要尽力反抗，这样你们就得更下力气地打，你来我往把精力都浪费在打打斗斗上，结果两败俱伤，画也荒疏了。倒不如你画你的，我画我的，说不定彼此都能有好的成绩呢！”无庸讳言，美术界也不是一块净土，长期以来各种观点杂陈，彼此间纷争不断。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些人认为黄永玉那些“离经叛道”的作品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故而以“彩墨画'功之。
  对此他丝毫也不在意：“只要自己画的画别人喜欢看就可以，如何归类并不重要。创新不是目的，关键是要画出好画来，不算国画也没关系，品种越多越好嘛。我没有闲暇去进行那些争论，有时间不如多画些好画。”
   黄永玉的夫人张梅溪至今还记得，年轻时有一段日子过得十分桔据。一次，黄永玉的头发已经很长了，而手头仅有的一点钱若用来剃头就无法买木板，若买木板就不够剃头。把木刻看得比吃饭都重要的他，宁可蓬着头发也不肯放弃木板。妻子没办法，只好答应设法送一块木板给他，这样他才去剃了头发。
   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黄永玉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盛夏时节，他一个人背着画箱，顶着炎炎烈日四处写生，饿了渴了，就坐在路边吃点随身带的面包，喝几口凉水。这情景被一位摄影记者拍了下来，登在当地的报纸上时附有这样的文字：“一个不怕死，不怕累的东方老头，在危险的十字路口，一连画七八个钟头的画。”
    除了他的女儿、女婿，没有人知道这个不怕死，不怕累的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黄永玉，更没有人知道喝着凉水、啃着手面包的他，当时已经年近兀了。
   从黄永玉写给一位老友的信中，可以得知他从巴黎到佛罗伦萨，半年期间的工作量有多大：“……画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风景写生，包括巴黎塞纳河沿岸的长手卷，以及佛罗伦萨全景的一个长手卷，再就是一些零碎的法国和意大利有关著名艺术家故居掌故的画。第二部分是30余幅一米二见方的油画，包括风景和一些所谓 '主题性'的作品。第三部分是七八件小型雕塑，都是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文章则是一篇篇的游记散文，先写了12篇巴黎，以后则是佛罗伦萨，大约也有这么10来篇。几个月来，我就这样送走了时间。”
    和这样的老人比起来，不要说学识和成就，仅勤奋这一点上，就令我辈感到汗颜。
  50年代初，黄永玉偕全家从香港北上京城时，一位朋友看到他从香港带来的钢笔很羡慕，他爽快地说：“这好办，两个星期后我回香港，买一支回来送给你！”
   当初，未及而立之年的他哪里想得到，启此与香江一别就是近如年，重返香港定居时已是60多的老史了。近十几年，他满世界地走了不少地方，却始终未曾有一刻忘怀自己的故乡。他认为故乡是一个人感情的摇篮，它的影响将贯穿整个的一生；故乡是自己的被窝，或许它的味道并不好闻，却是自己最熟悉而又无可替代的气息。
   对黄永玉而言，出生并度过童年时光的凤凰城自然是第～故乡，生活了叨多年的北京城或许可算是第二故乡。因此，他才在京郊盖起了“万荷堂”，并且一年中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住在这里。
    近些年来，他不断在海外举办画展，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那些别具一格的作品征服了众多“老外”，国内的同胞们却难得有机会一睹为快。为了能让同胞们看到尽可能多的作品，目前他正在积极筹备展览事宜，着手将多年来在意大利、香港和内地创作的画集中起来运到北京。
   届时，年轻的画家朋友们，或许可以从黄永玉那些颇具人文内涵的文人画中，领悟到起决定作用的是艺术家的文化底蕴，综合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