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典及其他——在北大研究生学志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20110611
首先谈一下经典与非经典的问题。
“经典”这个词原本有很强的宗教或政治意味。中国古代很长的时间里，孔孟之书被政府定为经典，作为几乎一切行为的典范。在其他国家和民族，情况也是类似的，比如在西方的中世纪，圣经的地位与中国的孔孟之书相似。也就是说，“经典”这个词最初的含义是比较窄的，它的内容，从量上说也是比较少的。后来这个词的意思被稀释了，各行各业都出现自己的经典了，比如绘画有经典，音乐作品有经典，相声作品有经典，杂技有经典。这是一种。咱们大家现在的手机铃声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同学的手机铃声，就是最传统的电话“嘟-嘟-”的声音，大家听到这样的声音反倒觉得很奇怪了，这时一个人说：“同学，你的铃声真经典。”听到这个词，我想，这是“经典”这个词的意思稀释到最稀释的一种结果了。我们拍照的时候喜欢做“V”字型手势，有人说这是一个“经典动作”。这时“经典”只指一个很老很旧的东西，跟当初孔孟、圣经这类“经典”的意思相比已经变化很大了。我把这个过程叫做“稀释”，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它反映的人类思想的变化、社会的变化是很有代表性的——这种“稀释”代表了人类思想的进步，因为“经典”的命名权已经不在特权阶层。以前什么书算是“经典”是由政府来命名的，你命名不行啊，你命名是要杀头的，这是一种特权；而现在，大家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命名自己的“经典”，这是个性跟理性觉醒的结果。这是就“经典”这个词以及它的内涵、它意义的演进谈的我的一点看法。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我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文学经典的一些相关内容。
我觉得文学这个行业，它的“经典”和别的行业的“经典”非常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在文学领域，对“经典”定义的分歧是相当大的。比如，让咱们说几部经典，你会说哪些？（有同学答：《诗经》、《楚辞》）。外国的？（有同学答：《战争与和平》、《白鲸》）。大家都能想到各自感兴趣的经典作品。我举一个例子：《堂吉诃德》算不算经典？好多人认为算，因为一般介绍文学史的书里边都会介绍《堂吉诃德》，它在西班牙文学史中的地位应该是非常高的。但是纳博科夫曾在美国的文学课的课堂上，拿起一本《堂吉诃德》，当着同学们的面，一页一页撕掉了。他认为《堂吉诃德》写得太差了，根本就不算什么经典。纳博科夫本人也可以算得上是经典作家，他对《堂吉诃德》的认识跟一般读者的认识差异很大。第二个例子，博尔赫斯是一个文学大家，他的小说很多同学也都看过，他的经典体系跟一般人也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卡夫卡的长篇小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刚才一个同学谈到《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当然也是非常崇高的，但是俄罗斯文学史上另外一个也很崇高的人物——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她就不喜欢托尔斯泰的作品，她甚至猛烈地攻击过《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我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说，在文学领域，通常建树很高的这些大家对文学经典的认知差异很大，这点恐怕是文学经典跟其他领域的经典差异很大的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包括大家，对文学经典的认识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经典”是后人对前人的一种“发现”，是人在自己精神拓展的时候为自己找到的一种依据。博尔赫斯说过：每个人在写作的时候都是“发现”了自己的先辈。你为什么会“发现”自己的先辈呢？是因为写作的时候，你在拓展自己的视野、能力、精神的过程中，你会从古人中找到依据，找到你的源头，这个源头会成为你定义的一个经典。每个人对精神的拓展和认识当然是不一样的，最后大家定义的“经典”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出现我刚才谈到的这种对经典认知的不一样是非常正常的。
说到这儿我想附带谈一个问题。我当过老师，我的一些学生问我：“老师你让我们读《战争与和平》，读《红楼梦》，读这读那，但我读不下去啊。你说这个经典，我怎么不觉得好呢？”我觉得，一个刚刚开始读书的人，如果他读一本别人介绍给他的经典读不下去，可以有几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这个同学的阅读经验还不够，他的经验不足以让他读懂这本书，在读不懂的时候当然感受不到它的力量和美；第二种原因我认为是更重要的——因为一般来说开始读书的人的水平都不会差太多，比如有的同学读《战争与和平》就会犯困，这是因为《战争与和平》没有打中他脑袋里的那个问题。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问题的，你在面对世界、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精神的时候当然会有问题，你学习、思考，就是为了解决内心深层次的这些问题。你读这本书读不下去，是因为这本书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碰上一本书读下去了，是因为那本书解决了你的问题。当然一定要坚持，一定会找到一本让你读懂的东西；那本书你读懂了，慢慢你会发现，再回去读的时候有的书慢慢也会读懂了。因为你的问题不断涌现出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书可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一个刚刚进入阅读世界的人会是这样，而当他慢慢成为一个成熟的阅读者写作者的时候，他就要定义自己的“经典”了。当他变成博尔赫斯的时候，变成纳博科夫的时候，变成阿赫玛托娃的时候，他有自己的一本经典手册，他的书目跟别人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于经典与非经典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比较简单：我认为一个严肃的文学研究者，或者一个比较严肃的文学写作者，研究对象理应就是经典而不是非经典。这可能是我一个比较绝对的看法。至少就文学来说，我理解的“非经典”大概就是指那些三流四流或者更不入流的作品。一个文学研究者可以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资料来看，但是这些非经典的东西不应该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我读过一些文学史的书，我觉得现代的文学史的书对经典的作品分析得不够，对不经典的作品反倒很看重，有一本文学史好像把流行歌曲的歌词也放到一个大的文学史里面去讨论了，我对这个做法是很不能认同的。我认为出现这样的现象是跟现代学术工业化、商业化的发展有关系，而跟真正的学术研究没有什么关系。
下一个关键词是“通说”。
我的理解，“通说”是一种人际概念，不是一种学术概念。就一门学术来说，如果一种观点很流行，被大多数人认可，这往往不是因为这种观点本身比其他的观点更好更正确更合逻辑，往往是跟发明这种观点的人的社会地位、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或者他的年龄有关。也就是说，一个学说获得“通说”的地位，是跟人有关系的，不是跟这个观点本身有关系。所以我认为学术研究理应是不理“通说”这种东西的，因为就思考本身来说，一个思考跟另一个思考的地位是一样的，真正的思考本身都是平等的。如果“通说”是我理解的这样一个概念的话，我对此下的断语是：“通说”、“主流”等会随着社会变化而迅速坍塌，但学术本身、整个人类的思想本身不会失去什么。就是说，这个社会没有了权威、主流，思想还是思想，学术本身没有失去什么。
最后谈谈近代以来文学大致的发展脉络。说这个问题我想结合现在很时髦的一个问题，“钱学森之问”：为什么现在中国出不了大师？将来能不能出大师？结合近代以来文学的发展，我现在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两个大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新文化运动下面的文学革命，从胡适开始，我们不再用文言文写作了，我们要写白话文的文学。新文学革命开始反响比较小，后来慢慢地它的意义就出来了，用文言文写作的人急剧地萎缩到很边缘的位置；比较认真、比较有责任感的人，或者比较有才华的人都开始想，到了该把我的精力和才华用到白话文的写作上去的时候了。所以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一个运动，但也确实改变了中国的文学史。中国的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就面临着一个很不好的情况：我们什么都没有，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但新的要怎么写，谁也不知道。胡适写新的了，但谁还记得胡适写的新诗是什么样子？很不伦不类的，是很快就消失在历史之中的一些东西。最一流的头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大家都是在慢慢地摸索，想，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写。如果给他们时间，给胡适，给鲁迅，给刘半农，我相信在他们的几十年里头应该会出来非常好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但是从我的观点看，实际上并没有出来，直到现在恐怕认为中国新文学出现了真正的大师、真正的经典的人不是很多。就是因为除了不知道怎么办之外，另外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要写白话文，也不是新文化，中心问题是怎么救国，怎么让人活下来这样的问题。当时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被赋予一种社会责任，文学当然也要被赋予这种责任。大家想的是我要怎么用这个东西救国，而不是我把这个东西先写好了。目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文学如果被赋予太多社会责任社会功能的话，它会很累的。就比如咱们北大的学生，他本来应该在这好好学习、搞学术的，如果他家里没有钱，也得不到助学贷款，天天要去打工，他的社会责任太多，当然就干不了什么学术的工作。我认为新文学也是同样的道理，新文学承担的社会功能太多，影响了它本身文学水平的发展。
这个境况之解决，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二个节点，改革开放。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还有八十年代初期，文学还是有各种功能，不让你去救国了，还让你去救社会、救青年。到了改革开放，文学的这些功能被彻底解除了，因为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的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整个社会资源、社会关系都放在商业关系中，而文学在这个商业关系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九十年代之后，文学、诗歌、小说、戏剧统统被挤到一个很边缘的位置上去了。刚开始的时候，有些诗人、作家还很不适应，觉得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写出来的东西没人关注了，我们比以前写得好多了，但是反倒没人关注了。殊不知是社会环境变了，社会已经不需要你去解决那个问题了。但是我认为正是因为发生了这种社会的商业化改造，恰恰给了文学机会，文学回到了它应该在的地方，文学就应该在边缘的地方呆着。九十年代之后很多人说，中国的文学会不会出大师，中国的文学家会不会得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我认为，一定会出大师，而且就会在近几年、近十年。因为从文学自身的需要来说，社会已经给文学提供了所有的条件——文学上的积累、对语言的认识、对文学的认识已经充足了，社会条件也允许了，那就到了出大师的条件了，以中国人的智慧、以中国人的数量，当然会出大师。所以就文学来说，我可以跟钱学森先生说：你放心，文学一定会出大师。但是他听不到了。
“经典”这个词原本有很强的宗教或政治意味。中国古代很长的时间里，孔孟之书被政府定为经典，作为几乎一切行为的典范。在其他国家和民族，情况也是类似的，比如在西方的中世纪，圣经的地位与中国的孔孟之书相似。也就是说，“经典”这个词最初的含义是比较窄的，它的内容，从量上说也是比较少的。后来这个词的意思被稀释了，各行各业都出现自己的经典了，比如绘画有经典，音乐作品有经典，相声作品有经典，杂技有经典。这是一种。咱们大家现在的手机铃声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同学的手机铃声，就是最传统的电话“嘟-嘟-”的声音，大家听到这样的声音反倒觉得很奇怪了，这时一个人说：“同学，你的铃声真经典。”听到这个词，我想，这是“经典”这个词的意思稀释到最稀释的一种结果了。我们拍照的时候喜欢做“V”字型手势，有人说这是一个“经典动作”。这时“经典”只指一个很老很旧的东西，跟当初孔孟、圣经这类“经典”的意思相比已经变化很大了。我把这个过程叫做“稀释”，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它反映的人类思想的变化、社会的变化是很有代表性的——这种“稀释”代表了人类思想的进步，因为“经典”的命名权已经不在特权阶层。以前什么书算是“经典”是由政府来命名的，你命名不行啊，你命名是要杀头的，这是一种特权；而现在，大家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命名自己的“经典”，这是个性跟理性觉醒的结果。这是就“经典”这个词以及它的内涵、它意义的演进谈的我的一点看法。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我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文学经典的一些相关内容。
我觉得文学这个行业，它的“经典”和别的行业的“经典”非常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在文学领域，对“经典”定义的分歧是相当大的。比如，让咱们说几部经典，你会说哪些？（有同学答：《诗经》、《楚辞》）。外国的？（有同学答：《战争与和平》、《白鲸》）。大家都能想到各自感兴趣的经典作品。我举一个例子：《堂吉诃德》算不算经典？好多人认为算，因为一般介绍文学史的书里边都会介绍《堂吉诃德》，它在西班牙文学史中的地位应该是非常高的。但是纳博科夫曾在美国的文学课的课堂上，拿起一本《堂吉诃德》，当着同学们的面，一页一页撕掉了。他认为《堂吉诃德》写得太差了，根本就不算什么经典。纳博科夫本人也可以算得上是经典作家，他对《堂吉诃德》的认识跟一般读者的认识差异很大。第二个例子，博尔赫斯是一个文学大家，他的小说很多同学也都看过，他的经典体系跟一般人也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卡夫卡的长篇小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刚才一个同学谈到《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当然也是非常崇高的，但是俄罗斯文学史上另外一个也很崇高的人物——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她就不喜欢托尔斯泰的作品，她甚至猛烈地攻击过《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我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说，在文学领域，通常建树很高的这些大家对文学经典的认知差异很大，这点恐怕是文学经典跟其他领域的经典差异很大的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包括大家，对文学经典的认识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经典”是后人对前人的一种“发现”，是人在自己精神拓展的时候为自己找到的一种依据。博尔赫斯说过：每个人在写作的时候都是“发现”了自己的先辈。你为什么会“发现”自己的先辈呢？是因为写作的时候，你在拓展自己的视野、能力、精神的过程中，你会从古人中找到依据，找到你的源头，这个源头会成为你定义的一个经典。每个人对精神的拓展和认识当然是不一样的，最后大家定义的“经典”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出现我刚才谈到的这种对经典认知的不一样是非常正常的。
说到这儿我想附带谈一个问题。我当过老师，我的一些学生问我：“老师你让我们读《战争与和平》，读《红楼梦》，读这读那，但我读不下去啊。你说这个经典，我怎么不觉得好呢？”我觉得，一个刚刚开始读书的人，如果他读一本别人介绍给他的经典读不下去，可以有几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这个同学的阅读经验还不够，他的经验不足以让他读懂这本书，在读不懂的时候当然感受不到它的力量和美；第二种原因我认为是更重要的——因为一般来说开始读书的人的水平都不会差太多，比如有的同学读《战争与和平》就会犯困，这是因为《战争与和平》没有打中他脑袋里的那个问题。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问题的，你在面对世界、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精神的时候当然会有问题，你学习、思考，就是为了解决内心深层次的这些问题。你读这本书读不下去，是因为这本书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碰上一本书读下去了，是因为那本书解决了你的问题。当然一定要坚持，一定会找到一本让你读懂的东西；那本书你读懂了，慢慢你会发现，再回去读的时候有的书慢慢也会读懂了。因为你的问题不断涌现出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书可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一个刚刚进入阅读世界的人会是这样，而当他慢慢成为一个成熟的阅读者写作者的时候，他就要定义自己的“经典”了。当他变成博尔赫斯的时候，变成纳博科夫的时候，变成阿赫玛托娃的时候，他有自己的一本经典手册，他的书目跟别人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于经典与非经典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比较简单：我认为一个严肃的文学研究者，或者一个比较严肃的文学写作者，研究对象理应就是经典而不是非经典。这可能是我一个比较绝对的看法。至少就文学来说，我理解的“非经典”大概就是指那些三流四流或者更不入流的作品。一个文学研究者可以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资料来看，但是这些非经典的东西不应该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我读过一些文学史的书，我觉得现代的文学史的书对经典的作品分析得不够，对不经典的作品反倒很看重，有一本文学史好像把流行歌曲的歌词也放到一个大的文学史里面去讨论了，我对这个做法是很不能认同的。我认为出现这样的现象是跟现代学术工业化、商业化的发展有关系，而跟真正的学术研究没有什么关系。
下一个关键词是“通说”。
我的理解，“通说”是一种人际概念，不是一种学术概念。就一门学术来说，如果一种观点很流行，被大多数人认可，这往往不是因为这种观点本身比其他的观点更好更正确更合逻辑，往往是跟发明这种观点的人的社会地位、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或者他的年龄有关。也就是说，一个学说获得“通说”的地位，是跟人有关系的，不是跟这个观点本身有关系。所以我认为学术研究理应是不理“通说”这种东西的，因为就思考本身来说，一个思考跟另一个思考的地位是一样的，真正的思考本身都是平等的。如果“通说”是我理解的这样一个概念的话，我对此下的断语是：“通说”、“主流”等会随着社会变化而迅速坍塌，但学术本身、整个人类的思想本身不会失去什么。就是说，这个社会没有了权威、主流，思想还是思想，学术本身没有失去什么。
最后谈谈近代以来文学大致的发展脉络。说这个问题我想结合现在很时髦的一个问题，“钱学森之问”：为什么现在中国出不了大师？将来能不能出大师？结合近代以来文学的发展，我现在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两个大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新文化运动下面的文学革命，从胡适开始，我们不再用文言文写作了，我们要写白话文的文学。新文学革命开始反响比较小，后来慢慢地它的意义就出来了，用文言文写作的人急剧地萎缩到很边缘的位置；比较认真、比较有责任感的人，或者比较有才华的人都开始想，到了该把我的精力和才华用到白话文的写作上去的时候了。所以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一个运动，但也确实改变了中国的文学史。中国的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就面临着一个很不好的情况：我们什么都没有，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但新的要怎么写，谁也不知道。胡适写新的了，但谁还记得胡适写的新诗是什么样子？很不伦不类的，是很快就消失在历史之中的一些东西。最一流的头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大家都是在慢慢地摸索，想，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写。如果给他们时间，给胡适，给鲁迅，给刘半农，我相信在他们的几十年里头应该会出来非常好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但是从我的观点看，实际上并没有出来，直到现在恐怕认为中国新文学出现了真正的大师、真正的经典的人不是很多。就是因为除了不知道怎么办之外，另外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要写白话文，也不是新文化，中心问题是怎么救国，怎么让人活下来这样的问题。当时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被赋予一种社会责任，文学当然也要被赋予这种责任。大家想的是我要怎么用这个东西救国，而不是我把这个东西先写好了。目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文学如果被赋予太多社会责任社会功能的话，它会很累的。就比如咱们北大的学生，他本来应该在这好好学习、搞学术的，如果他家里没有钱，也得不到助学贷款，天天要去打工，他的社会责任太多，当然就干不了什么学术的工作。我认为新文学也是同样的道理，新文学承担的社会功能太多，影响了它本身文学水平的发展。
这个境况之解决，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二个节点，改革开放。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还有八十年代初期，文学还是有各种功能，不让你去救国了，还让你去救社会、救青年。到了改革开放，文学的这些功能被彻底解除了，因为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的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整个社会资源、社会关系都放在商业关系中，而文学在这个商业关系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九十年代之后，文学、诗歌、小说、戏剧统统被挤到一个很边缘的位置上去了。刚开始的时候，有些诗人、作家还很不适应，觉得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写出来的东西没人关注了，我们比以前写得好多了，但是反倒没人关注了。殊不知是社会环境变了，社会已经不需要你去解决那个问题了。但是我认为正是因为发生了这种社会的商业化改造，恰恰给了文学机会，文学回到了它应该在的地方，文学就应该在边缘的地方呆着。九十年代之后很多人说，中国的文学会不会出大师，中国的文学家会不会得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我认为，一定会出大师，而且就会在近几年、近十年。因为从文学自身的需要来说，社会已经给文学提供了所有的条件——文学上的积累、对语言的认识、对文学的认识已经充足了，社会条件也允许了，那就到了出大师的条件了，以中国人的智慧、以中国人的数量，当然会出大师。所以就文学来说，我可以跟钱学森先生说：你放心，文学一定会出大师。但是他听不到了。
还没人赞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