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漫想欧洲

 我没想到在21岁就能和欧洲结下这样的缘分。这是一块怎样的大陆啊，那过去数个世纪的煌煌历史都和这片土地热烈地纠缠在一起。即使今日世界的重心已经转移，这片土地上的各个民族单凭借着那漫长的历史就依然有足够的自信和从容骄傲地在屹立在世界上。
我先是在这两个月里肤浅但毕竟系统地学习了欧洲的文明史。之后得益于学校鼓励知行结合的态度，而有长假期漫游法国和德国——以至于我在观看《午夜巴黎》时已经对世纪初巴黎那流动的盛宴中出现的每个人物基本有所涉猎，并能会心一笑伍迪艾伦那美国快餐式的蜻蜓点水。后来，当我阅读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时又越发体会到了欧洲文明那另外一层沉重的维度，那延绵的痛苦和不完全的战后新生，以至于我所读，所学乃至所见都充满了欧洲文明的意味。
也真只有在异国生活了一些日子才会得到那些感触，也真只有在除了美国之外的地方生活才能看到另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既不同于美国的主流生活，也不同于不少中国人幻想出来的美式生活。这样算来，除去南美的几天浮光掠影不算，我目前已经分别踏足于欧洲，亚洲和美洲了。尽管我的心意总是归属于自己来自的国度，但至少也已初步欣赏到另两大文明的优点，也听到了他们对自己的文明的反思。
这是我们一辈的幸运，至少，邓希贤在法国劳役的时候是没有那份闲情去细细体会的。据记载，他在法国的辛苦劳动曾经使得他有一段时间郁郁寡欢，对什么都没有心思。这种游学的条件也是上一辈能给予我们的最好赠予之一。另一个文明的历史与未来——这难道不应该是每个留学生除了向改善经济条件，向职业发展以外还应该至少望一眼的方向吗？
我希望能追寻这些答案——为什么你在美国见到那么多甚为“无脑”的青年这国家依然强大（国家的核心人才是哪些？国家的人才战略怎么做？）；为什么欧洲人嘲笑美国没文化，却也不得不被美国全方位影响（文化历史是负担吗？）。如果再追根究底些，我希望能问的是——中国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无论我能学到什么，至少，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已经开始呈现出层次感，而非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印象。他们的追求，价值观，办事方式都展现出独特和多样性。我想，认识到事物的细微与多样总是一个好的开始。
 
时间长河中的欧洲
很小的时候我因为写了一篇《行者无疆》的读后感而受到老师的赞扬。那是余秋雨旅行欧洲时写下的散文集，也是我对文字开始有感觉的最早时刻。那时他还不曾含泪劝告，文化也还是文化。
今天，我亲自来了趟欧洲。这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谈资。只是我真切觉得在一个城市旅行和长住于此截然不同。能有幸在巴黎得到芝加哥大学的文明史教育又更是好运。我在空间上游历了欧洲，又在时间上驶过了欧洲的历史长河。我以后还会有这样的心境和机会来细细体会这片大陆吗?今日想来已实难断言。
 
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对欧洲历史的感知是从一个无名的村庄开始的。很简陋的石头村落，栅栏围起，中央是一座高耸的圆筒状教堂。不多的家庭就在这村庄里散居，日出而作，看管着大片农田，日落之后在家里的油灯下缝制着羊皮制品。辉煌的罗马城已经死寂了1000多年，流传在吟游诗人口中。遇到征召的敕令，偶尔也会有村民操起简易的圆盾去守卫就近领主的城堡。但那些为国王效忠的骑士却是从不曾见过的，只在某次十字军东征路过时惊鸿一瞥。
中世纪是蒙田回忆起的时代，是孟德斯鸠赞许的田园牧歌。那些所谓的战争也只是几个家族间的群殴（赵鼎新语），王权远没有教皇的权威来的深远。就是这样的牧歌生活持续了千年之久。你能想象吗？和中国王朝的更迭频繁，动辄全国人口锐减一半，除了黑死病蔓延的年代，这样平静的生活对平均寿命40岁的欧洲人来说，已经是数十代人的经历了。那时的历史是静悄悄的，没有人想过改变。
除了那些疯子科学家们。从伽利略到牛顿。人们开始无法抗拒这些科学发现给自己带来便利，即使是教廷也逐步被迫接纳他们。大量对科学的赞歌被写下。长篇累牍的文章探讨着人类的进步（Progression）。从最初将希腊当作人类的黄金时代，到中世纪末人们开始相信古代人和现代人是平等的，乃至最终现代人的自我肯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文艺复兴的核心之一：肯定人的价值，更在于肯定当代人的价值。
想过改变的还有那个意大利的疯子马基维埃里。讽刺的是，他的著作通篇都论述着怎么样守住到手的权力。据说，法国皇后在对新教徒展开大屠杀的圣巴斯罗纳之夜里手上拿着正是他的《君主论》。随即，当意大利的君主们发现了一件叫做野心的东西时，路易十四则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彻底的国家集权，最终在凡尔赛宫奠定了太阳王的基础。今天我们看到的凡尔赛宫实际上当年是软禁分化各贵族的囚笼。而在之前，国王的触手远远伸不到他国境的每一处，也不能让所有人低头。
宗教的禁忌被逐步打破。马丁路德觉得只要心诚意正就能和上帝对话，又何须教廷呢？但人们终究喜欢一点恢宏的东西，喜欢严密的组织作为依托，于是更为组织化的开尔文和胡戈诺派在法国和瑞士立温了脚跟。旧时代的信仰在奔溃，赎罪卷原来只是扯淡。数百年后莫斯科红场上看着苏联旗帜落下的人对共产主义也有着同样的幻灭感。
意识，a simple idea，虽然被植入了人们的脑海上千年，但他的奔溃往往只要一瞬间。但今天当我仰观圣母院的肃穆穹顶时，心底那超越个人的升华感依然激荡着回声。人们还是要问，究竟是人类最终建起巴比伦之塔，还是终归会有上帝轻松将其夷平？
那时的伏尔泰是个浪荡才子，别看他今天埋在先贤祠（Pantheon）下,放在今天估计就是韩寒的风格。他讽刺戏谑的笔狠狠地插中了法国旧制度（the old regime)的心脏。孟德斯鸠更加正经点，颇有梁文道的风格。他出版了《波斯书信》，以一个波斯来客的眼光打量法国那虚伪，堕落的王朝。今天，一个到中国的美国人或许也能写出类似的书简，但我觉得最终的自醒还是要国人来完成的，正如孟德斯鸠终究是个法国人。书信中，他把凡尔赛的贵族乐园比作波斯的妻妾后花园。这时人们发现竟然还有这样一群不劳而获的人，即使是贵族的称号也掩盖不了他们的虚无，就像香奈儿遮盖不了浅薄的气味。劳动者和食利阶层的冲突在今天的中国难道少见了吗？最终，“正统”，“必须”这样的字眼，即使有再多的知识分子为之辩护，也无法抵挡住不满者的心理决堤。
大革命发生了。但知识分子反应得没有市民快，市民没有野心家们快。一个偶然的暴动最终震慑了欧洲，其起因可能只是一个演讲者煽动的结果，就像对巴士底的攻打。但后人却习惯地归之为启蒙思想的引导。罗伯斯皮尔以恐怖统治吓坏了欧洲，自己终被割去了头颅。他演讲的全文很有点文革的意味，提倡的是对过去的全面否定。但对这样的激烈变革，埃德蒙伯克开始了史上最著名的革命反思，而Constant则开始比较古代人和现代人间的自由异同。他们面对着将自由赋予前所未有，为数众多的平民时的恐惧。改良派和改革派间的对话造就了欧洲史上政治文明的第一次大分歧。这一次，知识分子走在了前头。
你能想象吗？一个延绵了上千年的生活方式就这样被摧枯拉朽般推倒，昨日的一切瞬间不在。你能想象那种走在历史前端的惶恐吗？就像走在大雾弥漫的索道上，不知道前方有没有陷阱，脚下是不是万丈深渊。那大概是最早的摸着石头过河。今天，那些要走中国特色的人一定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这种魄力去开创全新的局面。
如今我们在辩论着改革和改良。在那革命的余波里整个欧罗巴的知识分子早已经开始了这场讨论。一派拥护自由是继承而来的，另一派则主张人生而平等，两者的交锋不相上下。
理性主义最终统治了欧洲。人们的目光也第一次跨越了从英吉利到西伯利亚的整片大陆，民族国家开始形成，这一切都来自拿破仑横跨欧洲的征服。我去过不止一次的荣军院见识过他的黄金穹顶。那种肃穆，雄壮的氛围在今天的法兰西似乎已经荡然无存，而被街角咖啡店的悠闲所取代。讽刺的是，荣军院出门向北走不出500 米，就是纪念和俄国交好的亚历山大桥。那位矮个子的将军天天盯着那埋葬他军队的民族不知会有何感想。
随后的岁月是最让一个国际关系学者疯狂的年代。那是欧洲的列强争锋时代，却依靠凡尔赛条约维持了整整数十年的和平。我在上学期在政治系主任课上学到了这个纵横家辈出的岁月，惊叹于他们利益算计之精巧，纵横捭阖之雄才大略。奥地利的梅特尼奇一举创立了神圣与三国同盟，维系着旧王朝的精妙平衡，却被铁与血的俾斯麦用三场战争打破。那是一个外交家的时代，每个人在谈判桌上用殖民地，军队，土地，宗教，用一切作为筹码，让每个博弈论学者大开眼界。当然也总会有几个奇怪的角色跑出来搅浑水，不按常理出牌。比如亲爱的拿破仑三世，比如末代德皇威廉二世。他们常常闯下各种祸端要让外交家去慢慢收拾，有时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这又是一个殖民的时代。课程要求阅读大量的殖民作品。人们总是从他人身上才更好地看到自我。起先人们看到了殖民的经济利益（以老派的英国为例）。之后有人看到了白种人的负担（White men's burden)，以拯救黑人为己任的宗教责任。而道德相对主义者则放弃了让土著开化的打算——在他们眼里文明本无先进落后之分，看看先进的欧洲是怎样奴役广大无产者，人们又是怎样尔虞我诈的吧。Leave the negro alone!
但最激进的还是Gorbineau，认为有色人种并非人类——既然他们并非亚当夏娃的后代，那种种对待人的基本道德也就不再束缚白种人。这种思想也许在今天还有意义——想想刘慈欣在《赡养人类》中所作的终极展望：当基因技术使得有钱人在智力和体魄都飞速发展时，那些超群的改良人类还会把余下的人当作同类吗？
深入非洲角落，南美丛林，亚洲帝国，走得越远，欧洲人对自身的认识也愈加深刻，而今天我只是在反走他们前人的旧路。
但很明显，他们对待同胞也不怎样。芝加哥大学大概是美国要求读马克思最多的一所高校吧。在文明史上又撞到了这位绕不开的大胡子，一遍遍预言着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我所惊异的不是他耳熟能详的理论，而是当时的欧洲资产阶级，旧贵族和无产阶级间的分化已经到达了怎样深刻的程度。当茨威格描绘着19世纪末奥地利城中那令人眩目的生活，对戏剧，诗歌的狂热推崇和精致的生活时，曼切斯特的工人在为每天的一块面包而从早到晚劳役，沦为麻木。这差异，比珠三角厂里的工人和北京顶尖俱乐部的会员间差异相比并不逊色。从生活，价值观来看，人们也许要问这两群人真的属于同一个民族吗？
今天我还能在巴黎看到这样的差距，但却已经弱化了许多。圣丹尼斯小巷里的妓女下班后同样可以去一间好餐厅里吃一顿，一个从不买票的黑人也会和平民老妇在地铁里同坐，巴黎变得包容——这是近两个世纪才换来的进步。
但这个进步的起源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选举权在扩大，物质生活在飞跃。这使得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成了欧洲最乐观的年代。一篇19世纪关于英国世博会的文章，发表在经济学人上，用赞颂的语调描绘着技术进步带给人类的福音，并预言这好处将最终扩散至所有人，不分阶级和国家。我看着那肉麻的语调，不禁想起了今天的世博，想起了08年前美国对经济的论调。那些语句不是似曾相识吗：“技术进步让生活更美好”；“今天，人们用贸易而非战争解决争端”，“总有一天每个人都将享受到同等的物质”。而仅仅数年之后，克里木战争就打响了。历史总喜欢给丧失警惕的人以最直接的警告。
在未来主义（Futurism)还在赞颂这技术的永恒，对速度和力量的崇拜备至时，欧洲的后起之秀，德国，开始改变了一切。这个严谨的民族似乎对自己的落后感到了自尊心受损，在短时间内发奋图强，竟然出乎意料地在色当击败了法国。他的崛起改变了欧洲的格局，并让军事传统生根发芽。20世纪初期，在奥地利沉浸于纸醉金迷的时候，在英国于远东争夺着殖民地时，在法国还在挣扎摆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控制时，德国却在哲学的精神领域和军事的物质领域上飞跃发展，最终造就了一个自尊，紧迫，野心庞大的国家。他所创立的军事后勤，参谋，和前线作战的职能分化成为了当时的建军教科书。
第一次世界大战降临了。奇怪的是这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严重的创伤。答案很简单，当时的前线和后方近乎脱离，军队在参战而后方依旧可以歌舞升平。以至于当德国人看到自己的军队狼狈地回家，近乎要歇斯底里地高喊这是怎么回事，并把愤怒倾向了犹太人，认为是这群内鬼才让德国不战而败的。这种脱离感造就了《西线无战事》中士兵那被抛弃的深深彷徨，仿佛只有他们才懂得地狱的滋味。这种愤懑最终在德国被希特勒利用成为了复仇主义的源泉之一。而在英法，后方民众的冷漠使人们丧失了警惕，即使丘吉尔怒声高吼也无人愿听。那是一场奇怪的战争，仿佛注定是为了下一场作好铺垫。
但这已经足够使知识分子感到沮丧了。人类的理性啊，为何这崇高的品性却会使得人们做出这样疯狂的厮杀？为何理性被用来算计？人类是否在本质上趋于破坏？悲观的情绪从弗洛伊德开始，到达达主义对理性的不信任宣言，乃至超现实主义对人类潜意识的追问，都是知识分子对人类品性的挖掘。人类，就像一个青春期突然铸下大错的孩子，对自己的破坏性感到由衷的恐惧。
但希特勒又怎会理睬？他颠覆性的煽动力和斯大林领导的苏共一脉相承，灌输着这样的观点——人只有在国家集体生活中才有意义。国家是人首要的生活保障。这正是哈耶克所描绘的通向奴役之路，人类的傲慢使得人们相信自己可以操控一切，却又不负责任地准备放弃自我，让全能的国家打理一切。这种矛盾的复合最终使得权力集中到少数救世主身上，人们放弃了自我主张而选择彻底追随。斯大林和希特勒所描绘的那种国家不都是完美的乐园吗？工人拥有一切，国家资助的娱乐活动，工人互助，完善的社会保障，免于失业。听强人的，强人会打点一切。
有人说这是尼采的荼毒，我却认为这是对尼采的误读。尼采所要的是发掘每个人身上的超人潜力，而非少数的超人最终控制大多的庸众——否则，这和“奴隶和奴隶主的道德”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果真要我选择一种哲学阵营，那这样理解的尼采就将是我的所属:肯定每个人的个体意义和强健本质，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死去”的上帝手中。
我有时想历史总是惊人的一致。精致的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向着浮华和虚荣转化。古罗马的辉煌最终变得腐朽，而被雄健野蛮的高卢击败；北宋最终不敌金人，而浮华的金人最终被更为强悍的蒙古所灭。二战又岂非如此？黄金时代的法国尽管有流动的盛宴，却无法在强健，实用的德国威压下自保。最终来拯救的也是法国人视为没文化的美国，而同样自负文化的意大利则近乎不堪一击。究竟历史偏爱野蛮还是文明？是否极度的精神追求最终只会导致人类的虚弱化？今天，当我看到一个文化繁荣，历史积淀丰厚的欧洲时，我看到究竟是适合生存的文明，还只不过是不堪一击的虚妄？
我们的文明课程也在二战后欧洲夹在美苏争霸间的尴尬里结束。今天，数不尽的中国游客来到这里，对欧洲的印象大多是一个适合养老的国度，一个有文化却很破旧的地方。我却想问这是不是文明发展的终极形态？一个宜居，有积淀，却有些慵懒的大陆？你问欧洲人他们会选择美国或者中国的劳碌吗？我想那些多干一个小时都宁可上街抗议的人会笃定地摇摇头。他们就像托尔金笔下的精灵，有着深远的历史，热爱自然环保，热爱自己的生活。但却也缺乏改变的动力。问题是，他们真的需要重拾那种动力吗？这样的文明缺乏一个集体目标，譬如中国人你追我赶的致富观和国家崛起的自豪感，或者美国保持领先的渴望和对被超越的恐惧。但这是否意味着欧洲只是死水，还是说人作为个体的生存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的保障？
也许，这个国度的民众在他们的祖辈创造出了如此辉煌的文明后已经疲惫了。但我总觉得这里有一种美好是值得世界珍惜的，即使这更像是一种博物馆中保留起来的美好。有时候我会妒忌，为什么那些懒洋洋的人一天躺着都比一个中国南方工人一个月工作所得的多，他们值得吗？我又会矛盾地意识到当年纳粹也许同样这么看那些喝着咖啡的法国人，心中怒吼着要为德意志民族争取生存空间。我知道，如果每个人中国人都像欧洲人那样消耗资源这个世界很快就会奔溃。但为什么是他们能享受？为什么非得是国人劳作？这世界究竟又最终将会以怎样的逻辑运行？
我在去普罗旺斯的前几天里G20在法国开会。分论坛上一个印度经济学家说道，如果中国和印度要想像欧洲人一样生活，意味着西方世界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标准大大降低。当时会场哗然。我想这其实是他们心中思索很久却迟迟不肯面对的话题。在未来这个世界，如果国家间不再以铁与血来决定走向，文明是否能够不重蹈覆辙，在毁灭和被毁灭的波峰波谷里颠沛流离？
 
 
五点在巴黎机场等机无聊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