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马勒
体验马勒 叩问当代人的生存情状
杨燕迪强调，欣赏音乐要更加关注音乐的人文意涵
日期：2011-06-22 作者： 来源：文汇报
上图为嘉宾们与获得最佳提问奖的听众合影(左起为友情主持、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王勇博士、获奖听众、评奖嘉宾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副总曹利群、杨燕迪、严锋)。
图片作者：叶辰亮
今年是马勒年，全欧洲将会举行超过2000场次的马勒作品音乐会；中国国家大剧院将从7月开始陆续献演马勒的10部交响曲，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也将演出马勒的全部交响曲；上海也有很多纪念活动，包括这场文汇讲堂，以及大量演出。马勒的作品为何在当今世人，包括中国人中间得到了高度认同？马勒为何具有“现在时”的感召力呢？
生前双重身份：平步青云的职业指挥家和业余的作曲家
马勒的指挥职业生涯称得上平步青云。1880年他20岁从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从偏远小城干起，一路经过卡塞尔、莱比锡、布达佩斯、汉堡，最终在37岁时坐上了维也纳歌剧院院长兼首席指挥家的宝座，10年后又受聘到美国大都会歌剧院与纽约爱乐乐团。从职业指挥生涯而言，他的一生十分顺利。作为顶级的指挥大家，据说他非常专制，但排练演出非常有效。他在维也纳的10年被称为维也纳歌剧的黄金10年，尽管在此期间他的人际关系并不太好。
因为忙碌，他只好利用歌剧院的演出淡季（夏季）进行创作。他曾在乡间建盖作曲小屋，把自己关在里面，很多作品都在其中诞生。但也因为忙碌，他的作品并不是很多。马勒只写交响曲和艺术歌曲，交响曲一共10部，第10部没有完成，外加一部《大地之歌》。歌曲有50多首，包括《少年魔号》、《亡儿之歌》等著名的声乐套曲。如果出马勒全集，也就是十六七张CD，全部听完只需花20个小时左右。但他的交响曲每一部都是庞然大物，往往一场音乐会就只能演奏一部交响曲，非常考验听众的耐力和耐心。作品生前毁誉参半，身后评价不稳定，去世50年后开始风行
为什么说有马勒的“复兴”现象？就因为他的作品生前毁誉参半，身后评价也相当不稳定。有人称他是“完全不够格的作曲匠”。查阅一下资料，20世纪上半叶很多大指挥家都没有指挥过马勒的作品，原因就是不认同或对他有看法。但以1960年他诞生100周年为节点，马勒作品的演出率开始逐渐走高，目前他留下来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成为了保留曲目。除了切利比达克等个别人物，当代几乎所有的指挥大师都热衷马勒。这也带动了学术研究的热潮，从而形成全球性的马勒复兴，研究名著有法国人格兰热的《马勒全传》四卷本；英国人米凯尔的“马勒研究”多卷本，目前出了三卷；德国人弗洛若斯也有三卷本的“马勒交响曲研究”，等等。
马勒“复活”的原因：预示当代，保留浪漫，包容多元
马勒复兴大约有四个文化缘由。第一，马勒揭示了当代人特有的焦虑、彷徨、不安，1960年代以后人类生存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比如我们当前就遭遇食品安全问题、核污染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等，而马勒于100年前就在音乐中写出了我们当下的这种心理体验。第二，听众想在音乐中寻找逝去的浪漫情结，而他的作品刚好符合了这种怀旧心绪。第三，他的音乐追求恰恰契合了1960年代以来音乐风格与音乐文化多元化的倾向。第四，马勒的音响构思特别适合现代音乐的空间可能和录音技术的加工处理。这四个原因统合起来造成了马勒的复兴，但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一条，也就是他对当下特别是对后现代社会的预示。
1960年代以来，后工业化社会出现丧失中心、多元共存、风格混杂的矛盾局面。至高权威和共享的理想一去不返，而马勒的音乐则准确预示了后现代文化特质与心理。他的音乐语言相对保守，但表现内涵却与常规审美背道而驰，在组织结构上混杂、冗长，有意识违反逻辑和凝练的常规要求，风格因素混搭，叙述口吻复杂，有时候我们甚至迷惑他是否以丑为美。
当然，这种矛盾也来自他个人的人生经历。马勒有一句很出名的话：“我是一个三重无家可归者，是奥地利人眼中的波希米亚人，德国人眼中的奥地利人，全世界眼中的犹太人，不论在哪里都是永不受欢迎的异乡人。”同时他的职业身份也在不断摇摆，马勒认为自己指挥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是为了作曲。此外，个人的婚姻危机、亲人亡故的惨痛经验等，都使马勒的内心充满矛盾，并在音乐中终身关注生死问题和人生意义问题。
反讽处理在马勒音乐中首次上升为中心范畴
艺术家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能将某种深刻的世界体验与生活态度化为可感、客观的艺术形式，并将其塑造为圆满成熟的风格范畴。风格不仅仅与技术语言相关，更在于作者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而反讽嘲弄是马勒这种独特思绪的体现。反讽也称为倒反或者反语，本来是说话或文学写作时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或写作技巧，它最显著的特征是言非所指，甚至，所言的字面意义与实际所指刚好完全相反。马勒独具慧眼地在音乐中开掘和发展了这种手法，对大家习惯的音乐表现手段或范畴进行了颠覆性的反讽处理。
例如他的《第二交响曲》第三乐章，便充满反讽与扭曲，它源自马勒自己的艺术歌曲《圣安东尼向鱼的布道》。牧师圣安东尼在布道时发现教堂里空无一人，于是就走到河边向鱼群布道，而各类鱼儿居然听得津津有味，只是听完布道后它们依然故我，什么也没有改变。整个故事当然是荒谬的，充满了对宗教布道的反讽和嘲弄。通过特殊的乐器音色处理，特别是通过交响曲的尺度放大，反讽的用法和扭曲的音调比在歌曲中更加凸显和尖锐。又如他的中期代表作《第五交响曲》，没有哪首交响曲的开头如此不寻常。开头乐章是一个“葬礼进行曲”，运用了大量的军号音调，但大有深意的是，这里的军号完全没有胜利的意思，反而是凄厉、绝望、哭嚎，极为悲怆和沉痛，又隐藏着一丝嘲弄。
实际上，反讽在以前的音乐中已经存在，莫扎特、贝多芬、柏辽兹以及李斯特等人都有所涉及，但在这些前人的作品中，反讽往往比较边缘，只有到了马勒才将它上升为音乐表达的中心范畴，并始终关注这一范畴，不断对其加工、深化。马勒的反讽特别体现在进行曲、圆舞曲等传统体裁音调的特殊处理上，并以此深刻影响了贝尔格、肖斯塔科维奇等一些20世纪的作曲家。马勒的反讽往往是对以前音乐元素和当时流行音乐材料的歪曲利用和扭曲处理，和传统有深刻的联系，可以说是用自己的音乐在对以往的音乐进行评论。运用传统材料，但作出自己独特的处理，这正是马勒不平凡处。
马勒的悲愁咏叹带有主观性诠释色彩，是靠近表现主义的晚期浪漫风范
“向死而生”的悲愁咏叹是马勒第二个独特的风格范畴。它有时带着病态的渴望与沉痛的呻吟，而越到晚年这种情结越占上风。他的《亡儿之歌》，呈现了一种马勒式的特别的抒情性。这部伟大的歌集描写孩子死后父母如何感受，沉痛、辛酸，但又无比甘美，从中能感受到作曲家深刻的切肤之痛。令人唏嘘的是，马勒写了这部不吉利的歌集，几年后自己心爱的大女儿真的死于猩红热，真是“一语成谶”！相比反讽的客观性和距离感，马勒的悲愁咏叹更多是主观性的诠释，是典型的晚期浪漫主义风范，而如果强度加剧，就靠近了现代派的表现主义。
《第五交响曲》中的第四乐章，被认为是马勒最富人性的甜蜜梦境，是对妻子阿尔玛的赞美与倾诉。旋律非常好听，柔美而悠长，但优美中又有不和谐的扭曲和渴望性的痛苦。这种悲愁咏叹的风格终于在马勒的《大地之歌》中成就了最好的结晶。《大地之歌》因运用了唐诗对中国人有特殊意义，它把马勒擅长的两大体裁——艺术歌曲和交响曲融为一体，是对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人的诗歌的西方读解，将古老东方的悠远意境予以马勒个人化的诠释，营造出一部充满世纪末的悲愁情调但又极具深邃隽永气质的交响杰作。这是一个前无古人、至今还后无来者的歌曲——交响曲，旋律呈散文化的自如流动，乐器音色极具人格化的象征，而乐队音响常常是精致的室内乐化处理。《第九交响曲》则是正视死亡、直面人生的马勒集大成之作，第一乐章写生之眷恋与死之威胁的冲突，尖锐无比，对人性复杂心理的深层刻划可谓入木三分，灵感的丰富性和乐思的无穷变化在这个作品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马勒的地位：接通传统、现代、后现代，是继贝多芬之后的又一个交响曲里程碑
马勒有非常独特的历史地位，我的评价是：他带来了贝多芬之后最重大的交响曲方向转折，也是继贝多芬以后另外一个交响曲的里程碑。他以交响曲作为人生和世界重大命题探索的通道和途径，如生死命题、自然、宗教、爱情、死亡等，并将所有最为复杂的人生体验卷入其中。在他的作品里我们能听到人生百态的各种体验，他的音乐极其真切地预示了20世纪人类存在的普遍异化状况。正是正反相加、黑白混杂的矛盾反讽，使马勒的音乐带有了特别的后现代意味，并使他成为当下的同代人。
马勒的整体艺术观念总体上属于19世纪旧时代，基本不属于20世纪，他通过个人努力继承和发展了德奥音乐的两大支柱性传统——交响曲和艺术歌曲。特别是《大地之歌》，完完全全把艺术歌曲和交响曲结合在一起，极为难得。但深究起来，马勒音乐中神经质的扭曲、病态的夸张，以及神出鬼没般的怪诞阴影都直接指向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表现主义。晚一代的勋伯格和他的弟子都非常推崇他。由于马勒在调性瓦解的节骨眼上离世，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朝着无调性的方向前行，但他对这个方向的影响一直都在。马勒的穿透力当然不仅于此，更重要在于他已经成为音乐后现代症候的预告者与指路牌。人们惊讶地发觉，当前音乐创作中出现的拼贴、引录以及多元风格的手法，马勒在其音乐实践中早已作出了大规模的预示。
通过马勒，我们知道音乐能深度刻画并表达当代人的“生存情状”和“心性质态”
音乐可以在什么程度上提供某种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对世界的独特体验？马勒可以作为一个雄辩的例证。对于马勒以及聆听马勒的听者而言，音乐是一种思考生死问题和探索重大命题的途径与方式。这也是马勒自己的话，他说自己只有在作曲的时候才体验，只有在体验的时候才作曲。音乐作为一种非语义、非具象艺术，当然不可能提供清晰而有条理的答案，但马勒的音乐确实深度刻画和表达了当代人的“生存情状”和“心性质态”。
我们可以追问，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在社会文化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完成什么功能？不妨通过马勒来反思这个问题。音乐通常被人们当作娱乐；在学院里，音乐往往被作为一种技艺；同时音乐也被作为彰显其他价值的工具，比如说很多重大的场合一定要有音乐。音乐的多种功能都是现实存在的，但是马勒告诉我们，音乐是严肃意义上的人文现象。它可以表达某种非此不可能存在的、只有通过音乐才能显现的意义。在我看来，这就是西方古典音乐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思想文化遗产。
音乐意义是一个彼此共生的场，理解音乐有赖于听者建立关联语境并融入人生经历
理解音乐要追问意义，马勒的音乐让人听了不安，这正是他要追求的目标。但音乐的意义不明确而且多解，语言并不能完全表达，这是美学上的著名难题。比如《大地之歌》第六乐章“告别”中的进行曲发展部，英国音乐学者米凯尔就很明确地认为这是死神的昭示。但我却听到，这段进行曲也是马勒自己以及我们听者的人生艰难步履，它时而苦涩，时而威慑，为何我们不能同时将其听为死神和我们自己的行进？我的想法是，在音乐中，意义生成恰恰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彼此共生，或者说音乐的意义是一个广阔的场域，允许复杂而丰富的意义联想与意涵丛生。音乐的强大感染力正在于这种主客不分、彼此通合、雌雄同体的奇妙、独特的状态。
因此，音乐的意义生成就特别有赖于听者的主动融入和解读。主要有两个根本途径，一是建立关联语境。音乐只有放在具体的关联语境中才能知晓具体的意义，而且永远不会固定。途径之二是融入人生体验。听音乐一定要将自己投射进去，比如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很多人生经验就在马勒的音乐中得到了映照。因此，音乐可以说是最当下化的艺术，我们现在谈马勒体验的现在时，就是要将马勒放在当下来听。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前的古典音乐中，经典老曲目能够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特别原因。我们聆听巴赫、贝多芬、马勒，并不仅仅是在听他们的时代回响，我们也是在听自己的心声。当然，由于每个人所建立的关联语境和融入的人生体验迥然不同，因此音乐理解最终是非常个人化的。
所以我呼吁，要更加关注音乐的人文意涵。音乐家、音乐从业者和音乐爱好者均应从各自的角度关注音乐意义，关注音乐的人文性价值。同时应该进一步培养和加强听众的音乐文脉语境意识，以培育更加健康、丰满和有机的音乐生态环境。
6月18日上午，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做客文汇讲堂，作《马勒体验的现在时》主题演讲，之后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展开了热烈探讨，严锋以非“马勒粉丝”的身份切入，与杨燕迪进一步探讨了马勒的当代启迪。
杨燕迪强调，欣赏音乐要更加关注音乐的人文意涵
日期：2011-06-22 作者： 来源：文汇报
上图为嘉宾们与获得最佳提问奖的听众合影(左起为友情主持、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王勇博士、获奖听众、评奖嘉宾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副总曹利群、杨燕迪、严锋)。
图片作者：叶辰亮
今年是马勒年，全欧洲将会举行超过2000场次的马勒作品音乐会；中国国家大剧院将从7月开始陆续献演马勒的10部交响曲，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也将演出马勒的全部交响曲；上海也有很多纪念活动，包括这场文汇讲堂，以及大量演出。马勒的作品为何在当今世人，包括中国人中间得到了高度认同？马勒为何具有“现在时”的感召力呢？
生前双重身份：平步青云的职业指挥家和业余的作曲家
马勒的指挥职业生涯称得上平步青云。1880年他20岁从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从偏远小城干起，一路经过卡塞尔、莱比锡、布达佩斯、汉堡，最终在37岁时坐上了维也纳歌剧院院长兼首席指挥家的宝座，10年后又受聘到美国大都会歌剧院与纽约爱乐乐团。从职业指挥生涯而言，他的一生十分顺利。作为顶级的指挥大家，据说他非常专制，但排练演出非常有效。他在维也纳的10年被称为维也纳歌剧的黄金10年，尽管在此期间他的人际关系并不太好。
因为忙碌，他只好利用歌剧院的演出淡季（夏季）进行创作。他曾在乡间建盖作曲小屋，把自己关在里面，很多作品都在其中诞生。但也因为忙碌，他的作品并不是很多。马勒只写交响曲和艺术歌曲，交响曲一共10部，第10部没有完成，外加一部《大地之歌》。歌曲有50多首，包括《少年魔号》、《亡儿之歌》等著名的声乐套曲。如果出马勒全集，也就是十六七张CD，全部听完只需花20个小时左右。但他的交响曲每一部都是庞然大物，往往一场音乐会就只能演奏一部交响曲，非常考验听众的耐力和耐心。作品生前毁誉参半，身后评价不稳定，去世50年后开始风行
为什么说有马勒的“复兴”现象？就因为他的作品生前毁誉参半，身后评价也相当不稳定。有人称他是“完全不够格的作曲匠”。查阅一下资料，20世纪上半叶很多大指挥家都没有指挥过马勒的作品，原因就是不认同或对他有看法。但以1960年他诞生100周年为节点，马勒作品的演出率开始逐渐走高，目前他留下来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成为了保留曲目。除了切利比达克等个别人物，当代几乎所有的指挥大师都热衷马勒。这也带动了学术研究的热潮，从而形成全球性的马勒复兴，研究名著有法国人格兰热的《马勒全传》四卷本；英国人米凯尔的“马勒研究”多卷本，目前出了三卷；德国人弗洛若斯也有三卷本的“马勒交响曲研究”，等等。
马勒“复活”的原因：预示当代，保留浪漫，包容多元
马勒复兴大约有四个文化缘由。第一，马勒揭示了当代人特有的焦虑、彷徨、不安，1960年代以后人类生存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比如我们当前就遭遇食品安全问题、核污染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等，而马勒于100年前就在音乐中写出了我们当下的这种心理体验。第二，听众想在音乐中寻找逝去的浪漫情结，而他的作品刚好符合了这种怀旧心绪。第三，他的音乐追求恰恰契合了1960年代以来音乐风格与音乐文化多元化的倾向。第四，马勒的音响构思特别适合现代音乐的空间可能和录音技术的加工处理。这四个原因统合起来造成了马勒的复兴，但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一条，也就是他对当下特别是对后现代社会的预示。
1960年代以来，后工业化社会出现丧失中心、多元共存、风格混杂的矛盾局面。至高权威和共享的理想一去不返，而马勒的音乐则准确预示了后现代文化特质与心理。他的音乐语言相对保守，但表现内涵却与常规审美背道而驰，在组织结构上混杂、冗长，有意识违反逻辑和凝练的常规要求，风格因素混搭，叙述口吻复杂，有时候我们甚至迷惑他是否以丑为美。
当然，这种矛盾也来自他个人的人生经历。马勒有一句很出名的话：“我是一个三重无家可归者，是奥地利人眼中的波希米亚人，德国人眼中的奥地利人，全世界眼中的犹太人，不论在哪里都是永不受欢迎的异乡人。”同时他的职业身份也在不断摇摆，马勒认为自己指挥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是为了作曲。此外，个人的婚姻危机、亲人亡故的惨痛经验等，都使马勒的内心充满矛盾，并在音乐中终身关注生死问题和人生意义问题。
反讽处理在马勒音乐中首次上升为中心范畴
艺术家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能将某种深刻的世界体验与生活态度化为可感、客观的艺术形式，并将其塑造为圆满成熟的风格范畴。风格不仅仅与技术语言相关，更在于作者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而反讽嘲弄是马勒这种独特思绪的体现。反讽也称为倒反或者反语，本来是说话或文学写作时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或写作技巧，它最显著的特征是言非所指，甚至，所言的字面意义与实际所指刚好完全相反。马勒独具慧眼地在音乐中开掘和发展了这种手法，对大家习惯的音乐表现手段或范畴进行了颠覆性的反讽处理。
例如他的《第二交响曲》第三乐章，便充满反讽与扭曲，它源自马勒自己的艺术歌曲《圣安东尼向鱼的布道》。牧师圣安东尼在布道时发现教堂里空无一人，于是就走到河边向鱼群布道，而各类鱼儿居然听得津津有味，只是听完布道后它们依然故我，什么也没有改变。整个故事当然是荒谬的，充满了对宗教布道的反讽和嘲弄。通过特殊的乐器音色处理，特别是通过交响曲的尺度放大，反讽的用法和扭曲的音调比在歌曲中更加凸显和尖锐。又如他的中期代表作《第五交响曲》，没有哪首交响曲的开头如此不寻常。开头乐章是一个“葬礼进行曲”，运用了大量的军号音调，但大有深意的是，这里的军号完全没有胜利的意思，反而是凄厉、绝望、哭嚎，极为悲怆和沉痛，又隐藏着一丝嘲弄。
实际上，反讽在以前的音乐中已经存在，莫扎特、贝多芬、柏辽兹以及李斯特等人都有所涉及，但在这些前人的作品中，反讽往往比较边缘，只有到了马勒才将它上升为音乐表达的中心范畴，并始终关注这一范畴，不断对其加工、深化。马勒的反讽特别体现在进行曲、圆舞曲等传统体裁音调的特殊处理上，并以此深刻影响了贝尔格、肖斯塔科维奇等一些20世纪的作曲家。马勒的反讽往往是对以前音乐元素和当时流行音乐材料的歪曲利用和扭曲处理，和传统有深刻的联系，可以说是用自己的音乐在对以往的音乐进行评论。运用传统材料，但作出自己独特的处理，这正是马勒不平凡处。
马勒的悲愁咏叹带有主观性诠释色彩，是靠近表现主义的晚期浪漫风范
“向死而生”的悲愁咏叹是马勒第二个独特的风格范畴。它有时带着病态的渴望与沉痛的呻吟，而越到晚年这种情结越占上风。他的《亡儿之歌》，呈现了一种马勒式的特别的抒情性。这部伟大的歌集描写孩子死后父母如何感受，沉痛、辛酸，但又无比甘美，从中能感受到作曲家深刻的切肤之痛。令人唏嘘的是，马勒写了这部不吉利的歌集，几年后自己心爱的大女儿真的死于猩红热，真是“一语成谶”！相比反讽的客观性和距离感，马勒的悲愁咏叹更多是主观性的诠释，是典型的晚期浪漫主义风范，而如果强度加剧，就靠近了现代派的表现主义。
《第五交响曲》中的第四乐章，被认为是马勒最富人性的甜蜜梦境，是对妻子阿尔玛的赞美与倾诉。旋律非常好听，柔美而悠长，但优美中又有不和谐的扭曲和渴望性的痛苦。这种悲愁咏叹的风格终于在马勒的《大地之歌》中成就了最好的结晶。《大地之歌》因运用了唐诗对中国人有特殊意义，它把马勒擅长的两大体裁——艺术歌曲和交响曲融为一体，是对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人的诗歌的西方读解，将古老东方的悠远意境予以马勒个人化的诠释，营造出一部充满世纪末的悲愁情调但又极具深邃隽永气质的交响杰作。这是一个前无古人、至今还后无来者的歌曲——交响曲，旋律呈散文化的自如流动，乐器音色极具人格化的象征，而乐队音响常常是精致的室内乐化处理。《第九交响曲》则是正视死亡、直面人生的马勒集大成之作，第一乐章写生之眷恋与死之威胁的冲突，尖锐无比，对人性复杂心理的深层刻划可谓入木三分，灵感的丰富性和乐思的无穷变化在这个作品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马勒的地位：接通传统、现代、后现代，是继贝多芬之后的又一个交响曲里程碑
马勒有非常独特的历史地位，我的评价是：他带来了贝多芬之后最重大的交响曲方向转折，也是继贝多芬以后另外一个交响曲的里程碑。他以交响曲作为人生和世界重大命题探索的通道和途径，如生死命题、自然、宗教、爱情、死亡等，并将所有最为复杂的人生体验卷入其中。在他的作品里我们能听到人生百态的各种体验，他的音乐极其真切地预示了20世纪人类存在的普遍异化状况。正是正反相加、黑白混杂的矛盾反讽，使马勒的音乐带有了特别的后现代意味，并使他成为当下的同代人。
马勒的整体艺术观念总体上属于19世纪旧时代，基本不属于20世纪，他通过个人努力继承和发展了德奥音乐的两大支柱性传统——交响曲和艺术歌曲。特别是《大地之歌》，完完全全把艺术歌曲和交响曲结合在一起，极为难得。但深究起来，马勒音乐中神经质的扭曲、病态的夸张，以及神出鬼没般的怪诞阴影都直接指向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表现主义。晚一代的勋伯格和他的弟子都非常推崇他。由于马勒在调性瓦解的节骨眼上离世，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朝着无调性的方向前行，但他对这个方向的影响一直都在。马勒的穿透力当然不仅于此，更重要在于他已经成为音乐后现代症候的预告者与指路牌。人们惊讶地发觉，当前音乐创作中出现的拼贴、引录以及多元风格的手法，马勒在其音乐实践中早已作出了大规模的预示。
通过马勒，我们知道音乐能深度刻画并表达当代人的“生存情状”和“心性质态”
音乐可以在什么程度上提供某种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对世界的独特体验？马勒可以作为一个雄辩的例证。对于马勒以及聆听马勒的听者而言，音乐是一种思考生死问题和探索重大命题的途径与方式。这也是马勒自己的话，他说自己只有在作曲的时候才体验，只有在体验的时候才作曲。音乐作为一种非语义、非具象艺术，当然不可能提供清晰而有条理的答案，但马勒的音乐确实深度刻画和表达了当代人的“生存情状”和“心性质态”。
我们可以追问，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在社会文化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完成什么功能？不妨通过马勒来反思这个问题。音乐通常被人们当作娱乐；在学院里，音乐往往被作为一种技艺；同时音乐也被作为彰显其他价值的工具，比如说很多重大的场合一定要有音乐。音乐的多种功能都是现实存在的，但是马勒告诉我们，音乐是严肃意义上的人文现象。它可以表达某种非此不可能存在的、只有通过音乐才能显现的意义。在我看来，这就是西方古典音乐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思想文化遗产。
音乐意义是一个彼此共生的场，理解音乐有赖于听者建立关联语境并融入人生经历
理解音乐要追问意义，马勒的音乐让人听了不安，这正是他要追求的目标。但音乐的意义不明确而且多解，语言并不能完全表达，这是美学上的著名难题。比如《大地之歌》第六乐章“告别”中的进行曲发展部，英国音乐学者米凯尔就很明确地认为这是死神的昭示。但我却听到，这段进行曲也是马勒自己以及我们听者的人生艰难步履，它时而苦涩，时而威慑，为何我们不能同时将其听为死神和我们自己的行进？我的想法是，在音乐中，意义生成恰恰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彼此共生，或者说音乐的意义是一个广阔的场域，允许复杂而丰富的意义联想与意涵丛生。音乐的强大感染力正在于这种主客不分、彼此通合、雌雄同体的奇妙、独特的状态。
因此，音乐的意义生成就特别有赖于听者的主动融入和解读。主要有两个根本途径，一是建立关联语境。音乐只有放在具体的关联语境中才能知晓具体的意义，而且永远不会固定。途径之二是融入人生体验。听音乐一定要将自己投射进去，比如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很多人生经验就在马勒的音乐中得到了映照。因此，音乐可以说是最当下化的艺术，我们现在谈马勒体验的现在时，就是要将马勒放在当下来听。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前的古典音乐中，经典老曲目能够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特别原因。我们聆听巴赫、贝多芬、马勒，并不仅仅是在听他们的时代回响，我们也是在听自己的心声。当然，由于每个人所建立的关联语境和融入的人生体验迥然不同，因此音乐理解最终是非常个人化的。
所以我呼吁，要更加关注音乐的人文意涵。音乐家、音乐从业者和音乐爱好者均应从各自的角度关注音乐意义，关注音乐的人文性价值。同时应该进一步培养和加强听众的音乐文脉语境意识，以培育更加健康、丰满和有机的音乐生态环境。
6月18日上午，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做客文汇讲堂，作《马勒体验的现在时》主题演讲，之后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展开了热烈探讨，严锋以非“马勒粉丝”的身份切入，与杨燕迪进一步探讨了马勒的当代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