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
我们的德性经常只是隐蔽的恶。
人们所谓的德性，常常只是某些行为和各种利益的集合，由天赐的运气或自我的精明巧妙地造成。
激情有自己不义的嗜好，使它的主人作出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应当谨防它们，即使在激情表现得似乎最合乎理性的时候。
激情常常激起与自己对立的东西。人们常常是通过软弱而达到坚强，通过怯懦而达到勇敢。
在那虔诚和光荣的麒麟皮下，露出了人们煞费苦心想隐藏的情欲的马脚。
君主的大度常常只是笼络人心的政治姿态。这种人嘛看作是德行的大度，其动机有时是虚荣，有时是迟钝，经常是恐惧，而更多情况下是这三者合一。
幸运者的节制来自好运气给予他们的心情宁静。节制不过是害怕遭到人们的嫉妒和非议而已，因为这种嫉妒和非议会降临于那些陶醉于他们的幸运的人们。节制也是我们精神力量的一种无谓的炫耀，说到底，节制出于那些运气较佳的人们的一种这样的欲望——他们想使自己显得比自己的幸运更伟大。
我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力量去承担别人的不幸。
哲学轻易地战胜已经过去的和将要来临的痛苦，然而现在的痛苦却要战胜哲学。
我们的力量其实超过我们的意愿，而我们却经常自我辩解说：某些事情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自己毫无缺点，我们也就不会在注意别人的缺点中得到那样多的快乐。
骄傲总是能找到骄傲的理由，甚至在它放弃虚荣的时候。
如果我们自己毫无骄傲之心，我们就不会抱怨别人的骄傲。
所有人都是同样的骄傲，只是表现的方式和手段不同。
正像自然非常明智地安排了我们身体的各种器官以使我们幸福，它也给了我们骄傲以使我们免去知道自己不完善的痛苦。
在我们劝导行为不端者时，诉诸他们的骄傲要比诉诸他们的善良更有效，我们与其去纠正他们，不如去使他们相信：别人可都是免除了这些缺点的。
我们按照我们的希望许以诺言；我们根据我们的畏惧信守诺言。
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遵循我们的理智。
当人被别人引导时，他常常以为是自己在引导自己，而当他靠自己的精神趋向一个目标时，他的心灵则不知不觉带走别的心灵。
我们心情的反复无常比运气的反复无常还要来得古怪和不可理喻。
幸福在于趣味，而不在于事物。我们幸福在于我们拥有自己的所爱，而不在于我们拥有其他人觉得可爱的东西。
我们既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幸福，又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幸。
有些自视甚高的人使不幸成为一种荣耀，他们想说服别人和自己相信：只有他们才是配得上命运折磨的。
哲学家们蔑视财富，不过是想通过蔑视命运不赐予他们的东西，而隐瞒自己对命运赏赐不公的报复心理。这种蔑视也是一种保证自己在贫困中不致堕落的秘诀，是一种获得尊敬的改弦易辙——这尊敬是他们不可能依靠财富得到的。
厌恶恩惠不过是爱好恩惠的另一种方式。我们通过对蒙受恩惠的人们表示蔑视，来安慰和缓解自己没有得到恩惠的苦恼；既然不能夺走使那些人吸引芸芸众生的东西，我们就拒绝给他们以尊敬。
不管人们怎样夸耀自己的伟大行动，它们常常只是机遇的产物，而非一个伟大意向的结果。
我们的各种行动布满了幸运或不幸，人们对这些行动的大量褒贬就来自这些幸或不幸。
命运会推动一切使之有利于它青睐的人们。
人们的幸福或不幸依赖于他们情绪的程度，不亚于运气的好坏依赖于他们情绪的程度。
讨厌说谎常常出于一种不易察觉的野心，是想给我们的话提供有力的证据，并吸引人们以崇敬的口气加以谈论。
真理并没有象伪真理造成那样多的坏事一样在世界上造成同样多的好事。
优雅之于身体，犹如良知之于精神。
给爱情下定义是困难的，我们只能说：在灵魂中，爱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激情；在精神中，它是一种相互的理解；在身体方面，它只是对躲在重重神秘之后的我们的所爱一种隐秘的羡慕和优雅的占有。
如果有一种不和我们其它激情相掺杂的纯粹的爱，那就是这种爱：它荫藏在心灵的深处，甚至我们自己也觉察不到它。
当人们不再相爱时，几乎谁都会为他们曾有的那爱感到羞耻。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从未有过私情的女子，却很难找到只有过一次私情的女子。
确实，爱就像精灵的模样：满世界都在谈论，却没人见过一眼。
热爱正义在大多数人那里不过是害怕遭受不义。
我们的交友如此多变，是因为我们难以认识灵魂的性质和容易看到智力的优点。
与敌手的和解只是出于一种想改善自己状况的欲望，或者是出于对斗争的厌倦，再不就是对某一坏结局的恐惧。
不信任自己的朋友比受朋友欺骗更可耻。
我们的提防证明着别人的欺骗。
人人都抱怨他的记忆力，却没人抱怨他的判断力。
即使是最大的野心，在它通往它渴望的目标的路上遇到绝对不可逾越的障碍时，人们还会以为它是最小的野心。
老年人喜欢给人以善的教诲，因为他们为自己再也不能做出坏的榜样而感到宽慰。
这样的人是忘恩负义的：他在他的忘恩负义方面的过错还不及给他好处的人那样多。
当我们以为理智和洞察力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时，我们是弄错了，洞察力只是理智的灿烂光芒，这种光芒渗进事物的深处，在那儿它注意值得注意的一切，领会似乎不可理解的东西。同样，也还应当承认：那我们归之于洞察力产生的所有效果，也属于理智之光的范围。
精神的高雅在于思考那些善良和优美的事物。精神的文雅就是以一种令人欣悦的方式谈论那些让人喜欢的事物。精神始终是心灵的受骗者。心灵与精神（理智）的对立是当时哲学家热烈思考的一个主题，帕斯卡尔也说：“心灵有它自己的理性不知道的道理。”
那偶然发现他有理性的人并不是有理性的，而那认识、辨别、欣赏理性的人才是有理性的。
为了正确地了解事物，应当知道其中的细节，而由于细节几乎是无限的，我们的知识就始终是肤浅和不完面的。
完面不能宽慰自己被敌所欺和被友所叛，但却常常满足于紫气自叛。
再没有什么比请求劝告和给予劝告的方式更不真诚的：那请求劝告的人显出一副对朋友的意见毕恭毕敬的样子，虽然他只不过是想要人赞同他的意见，为他的打算提供担保；而那给予劝告的人则表现出一种真挚热情的无私来回报这信任，尽管他在他给予的劝告中最常寻求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光荣。
人们的背叛更多地是因为软弱，而不是因为一种背叛意图的形成。
如果我们抵制住了激情的诱惑，这更多地是因为它们的微弱而非完面的坚强。
诡计和背叛只不过是由于缺乏才干。
过度的精细是一种错误的明智，真正的明智是一种稳重的精细。
我们因我们具有的品质而显出的荒唐可笑，远不及我们因我们假装出来的品质而显出的荒唐可笑。
当虚荣心不作声时，我们的话也很少。
言简意赅是伟大精神的特征，相反，渺小精神的特征则是空话连篇。
我们过分夸赞别人的好品质与其说是出于对他们功绩的尊重，不如说是出于对我们自己意见的尊重，我们想让人们赞扬自己，仿佛是我们早就了他们。
我们并非爱好赞扬，没有利益我们绝不赞扬任何人。赞扬是一种精明、隐秘和巧妙的奉承，它从不同的方面满足给予赞扬和得到赞扬的人们。得到赞扬的人就仿佛那是对他功绩的一个应有的酬报，给予赞扬的人则要让人注意他的公正和辨别力。
拒绝赞扬出自一种想被人赞扬两次的欲望。
假如我们不自我奉承，别人的奉承就不会损害我们。
运气改正我们身上某些理智改正不了的缺点。
应当总是用那些大人物用来获取荣誉的手段来衡量他们的光荣。
显出一副配得上自己没有得到的职位的模样，要比胜任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更为容易。
我们的真正价值使我们受到正派人的尊敬，我们头上的光环则使我们受到公众的尊敬。
希望可以引导我们以一种惬意的方式走完生命的长途。
很难判断一个干净、诚实和正当的行动是出于正直还是出于精明。
如果我们好好地考察一下无聊的各种表现，我们发现它更多地是想逃避义务而非追求利益。
有各种不同的求知欲：一种是出于利益——即想学会可能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另一种是出于骄傲——即想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东西。
最好这样运用我们的理智：在不幸降临时帮助我们承受不幸，在不幸可能降临时帮助我们预见不幸。
我们的懊悔与其说是对我们所做的坏事感到的内疚，不如说是对可能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后果感到的恐惧。
我们承认我们的缺点，是想用我们的真诚来弥补人们因这些缺点对我们形成的不利看法。
德性的名称可以象恶一样有效的服务于利益。
那经常阻止我们沉溺于一种恶行的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恶习。
当我们的缺点不暴露时，我们很容易忘记它们。
如果虚荣心不拉着德性一块走，德性走不了那么远。
假装正派的人是那些向别人和自己掩盖自身缺陷的人；真正的正派人是那些完全认识到自身缺陷并坦白地承认它们的人。
有一些笨人的自知之明在于能巧妙地运用他们的傻劲。
没经历过疯狂的人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明智。
有些人就像流行歌曲，我们只是在特定的时候唱起它们。
无畏是灵魂的一种杰出力量，它使灵魂超越那些苦恼、混乱和面对巨大危险可能引起的情感。正是靠这种力量，英雄们在那些最突然和最可怕的事件中，也能以一种平静的态度支持自己，并继续自由地运用他们的理性。
伪善是邪恶向德性所致的一种敬意。
我们期待着别人对我们所给的恩惠表示感激，但发现这感激不如我们期望的那样打，这种不符的原因是：予者的骄傲和受者的自尊在恩惠的价格上意见不能统一。骄傲不想欠账，自爱不想付款。
幸运的人们很少纠正自己，当运气使他们的错误也带来成功时，他们总是相信自己行为合理。
榜样是最富有感染力的，我们所做的大善大恶都会引起仿效。我们通过竞赛模仿好的行为，通过我们本性中的恶意模仿坏的行为，这种恶意本是耻辱扣留的俘虏，却又被坏的榜样放它以自由。
我们给我们的悲痛以某种托辞，但引起悲痛的常常不过是利益和虚荣。
我们始终不断在观点上顽固对立的原因，更多地是由于智慧的骄傲而非智慧的缺陷，是因为我们发现在正确的一方那些最先的位置已被人占了，而我们又不想要那些最末的座位。
信赖名人实际上比骄傲更为自负，因为，我们把这种信赖看作我们优点的一个标志，而并不想到它常常只是出于虚荣或保守秘密的无能。
一个人的不同于美貌英俊的那种魅力，是我们尚不知道其规则的一种匀称，是这个人的各种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和他的外表、神态的一种神秘的和谐。
利益在后面推动着所有种类的德性和恶行。
谦虚常常只是一种假装的顺从，我们利用它来使别人屈服。谦虚是骄傲的一种计谋——通过降低自己来抬高自己。骄傲的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没有一种方式能比它荫藏在谦虚的形象下更带隐蔽性，更能欺骗人的了。
庄严的神态，是人们发明出来用以掩盖精神缺陷的一种身体的奥妙。
好的趣味更多地来自判断力而非来自理性。
礼貌是一种回收有礼貌的尊重的愿望。
怜悯常常是一种对表现在他人损失中的我们自己的损失的情感，是对我们今后可能遭到的不幸的一种先见，我们给他人以援助是为了保证他们在今后相似的情况下给我们以援助，恰当的说，我们给予他们的这种服务，是一种提前为我们自己做出的有利安排。
精神的狭隘造成顽固，人们不轻易相信离他们的视界稍远的东西。
有一些伪装起来的谎言显得是那样的真实，以致没有受骗简直是判断失误。
节制并不能制止和克服野心：它们两者决不会同时并存。节制是灵魂的萎靡和懒惰，野心则是灵魂的活跃和勤勉。
我们总是喜欢那些崇拜我们的人，而并不总是喜欢那些我们崇拜的人。
大多数人的感激只是一种想得到更大恩惠的隐秘的渴慕。
不管人们在我们面前把我们说得多么好，他们并没有教给我们什么新东西。
我们常常原谅那些使我们厌烦的人，却不能原谅那些厌烦我们的人。
假如有些人的荒唐没有显露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仔细去寻找。
意志薄弱的人不可能真诚。
颂扬君主们并不具备的德性，实际上是不受罚地诉说他们的不公。
只有可鄙的人才怕人鄙视。
我们的贤明和我们的利益一样需要命运的垂怜。
荒唐比不体面更不体面。
我们有时自以为厌恶奉承，实际上只是厌恶奉承的方式。
我们原谅我们所爱的。
我们只是依照我们的自爱来感觉自己的善和恶。
要成为一个伟人，就应懂得利用所有的机会。
大多数人就像植物一样，拥有一些将由机遇揭示出来的隐蔽的属性。
机会使我们认识他人，更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仅把意见和我们相同者看作有良知的人。
有些人帮我们讥刺对我们玩弄诡计的人，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比我们更机敏。
人们和那些不许人厌烦的人在一起时几乎总是感到厌烦。
一个正派的人可能象一个疯子那样去爱，但不会象一个傻瓜那样去爱。
渺小的精神太易受到琐事的牵制，伟大的精神看到这一切琐事却不为其所累。
在我们看来，人们受到诋毁更多地是由于他们对我们做出的那些小的不忠，而非他们对别人做出的那些大的不忠。
由理性来安排我们的利益和信心，由本性赋予我们善良和勇敢。
不管我们对那些谈论我们的人的真诚抱有怎样的怀疑，我们总是相信他们对我们说的话比对别人说的话更真实。
很少有不对她们的正派生活感到厌烦的正派女子。大多数正派女子是一些隐蔽的财宝，她们没出事只是因为别人没去寻找她们。
平庸的精神常常谴责所有超越它们智力范围的东西。
洞察力的最大缺点不是达不到目标，而是越过了它。
当我们的人格降低时，我们的趣味也跟着下降。
命运显示出我们的德性和恶性，就像光线显示出各种物体。
我们的行为就像某些押韵诗词，每个人都能把它们放进他欣悦的形式里。
没有什么人比那些不能容忍别人错误的人更经常犯错误的。
我们难以忍受别人的虚荣，因为它伤害了我们的虚荣。
命运并不像没从它得到好处的人们那样觉得的是盲目的。
庸俗的神态有时在军营中消失，但绝不会在宫廷中消失。
一个人可能比另一个人狡猾，但他绝不会比所有人狡猾。
有并不高尚的价值，但绝无不带有某种价值的高尚。
高尚之语价值，犹如首饰之语美人。
看来，本性一直是荫藏在我们尚不认识的一种精明和才智的精神深处，只有激情有权揭示它，时而给我们一些比技艺所能做的更为确定和完全的洞见。
我们要在生命的各个时期接触一些全新的东西，而且，在每个时期不管我们年龄多大，我们还是常常缺少经验。
我们的缺点很少有比我们用了掩盖这些缺点的手段更不可原谅的。
疯子和傻瓜只是通过他们的性情才被发现。
理性有时放肆地帮我们做一些蠢事。
我们能够在一个低于我们价值的职位上显得伟大，但在一个高于我们价值的职位上却常常显出渺小。
信任比机智更有助于谈话。
洞察力有一副预言家的神气，它比精神所有其他的能力都更能恭维我们的虚荣心。
大多数朋友败坏了我们对友谊的胃口，大多数虔信者使我们对虔诚感到厌恶。
在爱情衰老时就像生命衰老时一样，我们还继续活着是因为痛苦，而不再是为了欢乐。
对善心的赞扬就是以某种方式把善分给自己一份。
生来就具有某些伟大品质的人的最可靠标志是生来就没有嫉妒。
当我们的朋友欺骗了我们时，我们只需对他们友谊的表示报以冷淡，但我们对他们的不幸却应当总是敏感。
命运和情绪统治着世界。
一般的认识人类要比单独地认识一个人容易。
我们不应根据一个人的卓越品质来判断他的价值，而应根据他对这些品质的运用来判断他的价值。
存在某种这样的感激：它不仅偿清了我们收到过的恩惠，甚至使我们的朋友倒欠我们。
假如我们完全弄清了我们欲望的是什么，我们大概就不会那样热烈地欲求那些东西了。
那些最猛烈的激情有时会放松我们一阵，而虚荣心却总在挑动我们。
软弱甚至比恶行更有害于德性。
人们对受耻辱和被猜忌感到非常痛苦的原因是虚荣心忍受不了它们。
当命运在给我们一个重要地位后发现我们在那儿并没有逐步地引导自己，或者没有通过我们的希望提高自己时，我们要继续保持和配上这个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骄傲常常发展到使我们改掉我们其它的缺点。
在重大的事务上，我们应该少用心去创造机会，而更多地注意利用现有的机会。
我们有时因为理智成为一个傻瓜，但绝不会因为判断力成为一个傻瓜。
我们的敌手对我们所作的判断，比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判断更接近真实。
老年是一个暴君，因自己处在生命的痛苦中就禁止青春的所有欢乐。
骄傲使我们谴责那些我们认为自己已免除了的缺点，同时，使我们蔑视那些我们自己没有具备的好品质。
同情我们敌人的不幸，常常更多地是由于骄傲而非善良，我们对他们表示同情是为了使他们感到我们是高于他们的。
虚荣心比理智做了更多不合我们口味的事。
我们所有好和坏的品质都是不确定和不可靠的，它们几乎总是需要机遇的垂怜。
渴望被同情和被崇敬，常常构成我们的信任的最大部分。
我们的嫉妒总是比我们所嫉妒的人的幸运持续得更久。
只有坚强有力的人才能有一种真正的温柔，那些表面上温柔的人通常只不过是软弱，这种软弱很容易转变成尖酸刻薄。
精神因为懒惰和惯性而依恋于那些使它舒适愉快的事情之上，这种惰性总是为我们的认识设置界限，没有人愿意承担尽其所能地发展和引导他的精神的辛苦。
我们的精神比我们的身体有着更大的惰性。
不管人们是多么凶恶，他们并不敢公开表现出自己是德性的敌人，当他们想要迫害德性时，他们就假装认为它是虚假的，或者设想它是恶。
假如错误只在一方，争吵就不会持久进行。
死亡的必然性造就了哲学家们的全部坚定性。他们认为在我们知道不能阻止自己的逝去，不能无限延长自己的生命时，就应当优雅地逝去。
利益是自爱的灵魂。因此就会有同一个人，他为自己的利益能走遍天涯海角，对别人的利益却会突然中风瘫痪；因此也就会有在谈论我们自己的事务时，在听众那里引起的昏昏欲睡和死气沉沉，但当我们的叙述涉及到与他们有关的事情时，他们又迅速地苏醒过来；因此，在我们的谈话和行为中可以看到，在同一段时间里，一个人会根据他自己的利益离开或者接近他的程度而失去或恢复知觉。
我们有如死者一样害怕一切，我们又象不死者那样欲望一切。
我们非常容易相信其他人有某些缺陷，因为我们拥有一种相信我们所欲望的事情的本领。
哲学家们只是根据我们对待财富的恶劣方式来谴责财富，看我们在获得财富和使用财富上有无罪恶；他们认为财富并不像木柴延续火焰一样养育和增加罪恶，而是能够被我们用来奉献给所有德性，甚至使它们更令人愉悦和光辉灿烂。
我们很容易职责别人的缺点，但很少用这种指责来帮助别人改正它们。
对我们发生的那些好事和坏事并不是由于它们的重要性而触及到我们，而是因为我们的敏感性触及到我们。
诡计只是一种贫乏的精明。
我们赞扬和谴责大多数事情是因为赞扬和谴责它们是一种时髦。
真正的苦修是那些不为人所知的苦修，其余的苦修则因虚荣变得轻松容易。
体力的工作可以宣泄精神的痛苦，这正是穷人幸福的原因。
使贤人幸福只需很少的东西，却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一个疯狂的人满足：这正是几乎所有人都不幸的原因。
巨大的田产并不能给身体以健康和给精神以宁静，我们总是太昂贵地购买所有那些并不带来好处的财产。
在有力地欲望一件东西之前，应当考察那拥有它的人的幸福是什么样的。
研究人比研究书本更必需。
女人的地狱是晚年。
自爱即对自己以及适合于自己的所有东西的爱；它使人们成为他们自己的偶像崇拜者，并且，假如命运给予他们手段，自爱会使他们成为其他人的暴君。
在幸运中的节制只不过是担心激动会带来耻辱，或者害怕失去我们拥有的东西。
当一个人不能在自身中找到他的安宁事，在其他地方寻找也是枉然。
我们怎么能够担保我们将来想要什么呢，既然我们此刻都不能确切地知道我们现在想要的东西。
爱情之于那爱着的人的灵魂，犹如灵魂之于由它赋予生命的身体。
既然我们在爱或停止爱方面绝不是自由的，情人们就没有权利相互抱怨对付的变心和轻浮。
当我们厌倦爱时，我们很容易忍受别人对我们的不忠，以便我们解除自己忠诚的义务。
当我们不再希望在别人那儿发现理性时，我们也不再有理性。
仿佛在拒绝赞扬的谦虚，实际上只是想得到更巧妙的赞扬。
我们只是根据利益来谴恶扬善。
我们只是凭虚荣心承认我们的缺点。
如果一个人从未经历过危险，我们不能担保他有勇气。
我们更经常地是限制我们的感激而不是限制我们的欲求和希望。
从运气随意安排的各种各样的行动中，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德性。
不太精明的人的最大精明是懂得仿效其他人的好行为
人们所谓的德性，常常只是某些行为和各种利益的集合，由天赐的运气或自我的精明巧妙地造成。
激情有自己不义的嗜好，使它的主人作出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应当谨防它们，即使在激情表现得似乎最合乎理性的时候。
激情常常激起与自己对立的东西。人们常常是通过软弱而达到坚强，通过怯懦而达到勇敢。
在那虔诚和光荣的麒麟皮下，露出了人们煞费苦心想隐藏的情欲的马脚。
君主的大度常常只是笼络人心的政治姿态。这种人嘛看作是德行的大度，其动机有时是虚荣，有时是迟钝，经常是恐惧，而更多情况下是这三者合一。
幸运者的节制来自好运气给予他们的心情宁静。节制不过是害怕遭到人们的嫉妒和非议而已，因为这种嫉妒和非议会降临于那些陶醉于他们的幸运的人们。节制也是我们精神力量的一种无谓的炫耀，说到底，节制出于那些运气较佳的人们的一种这样的欲望——他们想使自己显得比自己的幸运更伟大。
我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力量去承担别人的不幸。
哲学轻易地战胜已经过去的和将要来临的痛苦，然而现在的痛苦却要战胜哲学。
我们的力量其实超过我们的意愿，而我们却经常自我辩解说：某些事情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自己毫无缺点，我们也就不会在注意别人的缺点中得到那样多的快乐。
骄傲总是能找到骄傲的理由，甚至在它放弃虚荣的时候。
如果我们自己毫无骄傲之心，我们就不会抱怨别人的骄傲。
所有人都是同样的骄傲，只是表现的方式和手段不同。
正像自然非常明智地安排了我们身体的各种器官以使我们幸福，它也给了我们骄傲以使我们免去知道自己不完善的痛苦。
在我们劝导行为不端者时，诉诸他们的骄傲要比诉诸他们的善良更有效，我们与其去纠正他们，不如去使他们相信：别人可都是免除了这些缺点的。
我们按照我们的希望许以诺言；我们根据我们的畏惧信守诺言。
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遵循我们的理智。
当人被别人引导时，他常常以为是自己在引导自己，而当他靠自己的精神趋向一个目标时，他的心灵则不知不觉带走别的心灵。
我们心情的反复无常比运气的反复无常还要来得古怪和不可理喻。
幸福在于趣味，而不在于事物。我们幸福在于我们拥有自己的所爱，而不在于我们拥有其他人觉得可爱的东西。
我们既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幸福，又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幸。
有些自视甚高的人使不幸成为一种荣耀，他们想说服别人和自己相信：只有他们才是配得上命运折磨的。
哲学家们蔑视财富，不过是想通过蔑视命运不赐予他们的东西，而隐瞒自己对命运赏赐不公的报复心理。这种蔑视也是一种保证自己在贫困中不致堕落的秘诀，是一种获得尊敬的改弦易辙——这尊敬是他们不可能依靠财富得到的。
厌恶恩惠不过是爱好恩惠的另一种方式。我们通过对蒙受恩惠的人们表示蔑视，来安慰和缓解自己没有得到恩惠的苦恼；既然不能夺走使那些人吸引芸芸众生的东西，我们就拒绝给他们以尊敬。
不管人们怎样夸耀自己的伟大行动，它们常常只是机遇的产物，而非一个伟大意向的结果。
我们的各种行动布满了幸运或不幸，人们对这些行动的大量褒贬就来自这些幸或不幸。
命运会推动一切使之有利于它青睐的人们。
人们的幸福或不幸依赖于他们情绪的程度，不亚于运气的好坏依赖于他们情绪的程度。
讨厌说谎常常出于一种不易察觉的野心，是想给我们的话提供有力的证据，并吸引人们以崇敬的口气加以谈论。
真理并没有象伪真理造成那样多的坏事一样在世界上造成同样多的好事。
优雅之于身体，犹如良知之于精神。
给爱情下定义是困难的，我们只能说：在灵魂中，爱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激情；在精神中，它是一种相互的理解；在身体方面，它只是对躲在重重神秘之后的我们的所爱一种隐秘的羡慕和优雅的占有。
如果有一种不和我们其它激情相掺杂的纯粹的爱，那就是这种爱：它荫藏在心灵的深处，甚至我们自己也觉察不到它。
当人们不再相爱时，几乎谁都会为他们曾有的那爱感到羞耻。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从未有过私情的女子，却很难找到只有过一次私情的女子。
确实，爱就像精灵的模样：满世界都在谈论，却没人见过一眼。
热爱正义在大多数人那里不过是害怕遭受不义。
我们的交友如此多变，是因为我们难以认识灵魂的性质和容易看到智力的优点。
与敌手的和解只是出于一种想改善自己状况的欲望，或者是出于对斗争的厌倦，再不就是对某一坏结局的恐惧。
不信任自己的朋友比受朋友欺骗更可耻。
我们的提防证明着别人的欺骗。
人人都抱怨他的记忆力，却没人抱怨他的判断力。
即使是最大的野心，在它通往它渴望的目标的路上遇到绝对不可逾越的障碍时，人们还会以为它是最小的野心。
老年人喜欢给人以善的教诲，因为他们为自己再也不能做出坏的榜样而感到宽慰。
这样的人是忘恩负义的：他在他的忘恩负义方面的过错还不及给他好处的人那样多。
当我们以为理智和洞察力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时，我们是弄错了，洞察力只是理智的灿烂光芒，这种光芒渗进事物的深处，在那儿它注意值得注意的一切，领会似乎不可理解的东西。同样，也还应当承认：那我们归之于洞察力产生的所有效果，也属于理智之光的范围。
精神的高雅在于思考那些善良和优美的事物。精神的文雅就是以一种令人欣悦的方式谈论那些让人喜欢的事物。精神始终是心灵的受骗者。心灵与精神（理智）的对立是当时哲学家热烈思考的一个主题，帕斯卡尔也说：“心灵有它自己的理性不知道的道理。”
那偶然发现他有理性的人并不是有理性的，而那认识、辨别、欣赏理性的人才是有理性的。
为了正确地了解事物，应当知道其中的细节，而由于细节几乎是无限的，我们的知识就始终是肤浅和不完面的。
完面不能宽慰自己被敌所欺和被友所叛，但却常常满足于紫气自叛。
再没有什么比请求劝告和给予劝告的方式更不真诚的：那请求劝告的人显出一副对朋友的意见毕恭毕敬的样子，虽然他只不过是想要人赞同他的意见，为他的打算提供担保；而那给予劝告的人则表现出一种真挚热情的无私来回报这信任，尽管他在他给予的劝告中最常寻求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光荣。
人们的背叛更多地是因为软弱，而不是因为一种背叛意图的形成。
如果我们抵制住了激情的诱惑，这更多地是因为它们的微弱而非完面的坚强。
诡计和背叛只不过是由于缺乏才干。
过度的精细是一种错误的明智，真正的明智是一种稳重的精细。
我们因我们具有的品质而显出的荒唐可笑，远不及我们因我们假装出来的品质而显出的荒唐可笑。
当虚荣心不作声时，我们的话也很少。
言简意赅是伟大精神的特征，相反，渺小精神的特征则是空话连篇。
我们过分夸赞别人的好品质与其说是出于对他们功绩的尊重，不如说是出于对我们自己意见的尊重，我们想让人们赞扬自己，仿佛是我们早就了他们。
我们并非爱好赞扬，没有利益我们绝不赞扬任何人。赞扬是一种精明、隐秘和巧妙的奉承，它从不同的方面满足给予赞扬和得到赞扬的人们。得到赞扬的人就仿佛那是对他功绩的一个应有的酬报，给予赞扬的人则要让人注意他的公正和辨别力。
拒绝赞扬出自一种想被人赞扬两次的欲望。
假如我们不自我奉承，别人的奉承就不会损害我们。
运气改正我们身上某些理智改正不了的缺点。
应当总是用那些大人物用来获取荣誉的手段来衡量他们的光荣。
显出一副配得上自己没有得到的职位的模样，要比胜任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更为容易。
我们的真正价值使我们受到正派人的尊敬，我们头上的光环则使我们受到公众的尊敬。
希望可以引导我们以一种惬意的方式走完生命的长途。
很难判断一个干净、诚实和正当的行动是出于正直还是出于精明。
如果我们好好地考察一下无聊的各种表现，我们发现它更多地是想逃避义务而非追求利益。
有各种不同的求知欲：一种是出于利益——即想学会可能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另一种是出于骄傲——即想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东西。
最好这样运用我们的理智：在不幸降临时帮助我们承受不幸，在不幸可能降临时帮助我们预见不幸。
我们的懊悔与其说是对我们所做的坏事感到的内疚，不如说是对可能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后果感到的恐惧。
我们承认我们的缺点，是想用我们的真诚来弥补人们因这些缺点对我们形成的不利看法。
德性的名称可以象恶一样有效的服务于利益。
那经常阻止我们沉溺于一种恶行的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恶习。
当我们的缺点不暴露时，我们很容易忘记它们。
如果虚荣心不拉着德性一块走，德性走不了那么远。
假装正派的人是那些向别人和自己掩盖自身缺陷的人；真正的正派人是那些完全认识到自身缺陷并坦白地承认它们的人。
有一些笨人的自知之明在于能巧妙地运用他们的傻劲。
没经历过疯狂的人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明智。
有些人就像流行歌曲，我们只是在特定的时候唱起它们。
无畏是灵魂的一种杰出力量，它使灵魂超越那些苦恼、混乱和面对巨大危险可能引起的情感。正是靠这种力量，英雄们在那些最突然和最可怕的事件中，也能以一种平静的态度支持自己，并继续自由地运用他们的理性。
伪善是邪恶向德性所致的一种敬意。
我们期待着别人对我们所给的恩惠表示感激，但发现这感激不如我们期望的那样打，这种不符的原因是：予者的骄傲和受者的自尊在恩惠的价格上意见不能统一。骄傲不想欠账，自爱不想付款。
幸运的人们很少纠正自己，当运气使他们的错误也带来成功时，他们总是相信自己行为合理。
榜样是最富有感染力的，我们所做的大善大恶都会引起仿效。我们通过竞赛模仿好的行为，通过我们本性中的恶意模仿坏的行为，这种恶意本是耻辱扣留的俘虏，却又被坏的榜样放它以自由。
我们给我们的悲痛以某种托辞，但引起悲痛的常常不过是利益和虚荣。
我们始终不断在观点上顽固对立的原因，更多地是由于智慧的骄傲而非智慧的缺陷，是因为我们发现在正确的一方那些最先的位置已被人占了，而我们又不想要那些最末的座位。
信赖名人实际上比骄傲更为自负，因为，我们把这种信赖看作我们优点的一个标志，而并不想到它常常只是出于虚荣或保守秘密的无能。
一个人的不同于美貌英俊的那种魅力，是我们尚不知道其规则的一种匀称，是这个人的各种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和他的外表、神态的一种神秘的和谐。
利益在后面推动着所有种类的德性和恶行。
谦虚常常只是一种假装的顺从，我们利用它来使别人屈服。谦虚是骄傲的一种计谋——通过降低自己来抬高自己。骄傲的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没有一种方式能比它荫藏在谦虚的形象下更带隐蔽性，更能欺骗人的了。
庄严的神态，是人们发明出来用以掩盖精神缺陷的一种身体的奥妙。
好的趣味更多地来自判断力而非来自理性。
礼貌是一种回收有礼貌的尊重的愿望。
怜悯常常是一种对表现在他人损失中的我们自己的损失的情感，是对我们今后可能遭到的不幸的一种先见，我们给他人以援助是为了保证他们在今后相似的情况下给我们以援助，恰当的说，我们给予他们的这种服务，是一种提前为我们自己做出的有利安排。
精神的狭隘造成顽固，人们不轻易相信离他们的视界稍远的东西。
有一些伪装起来的谎言显得是那样的真实，以致没有受骗简直是判断失误。
节制并不能制止和克服野心：它们两者决不会同时并存。节制是灵魂的萎靡和懒惰，野心则是灵魂的活跃和勤勉。
我们总是喜欢那些崇拜我们的人，而并不总是喜欢那些我们崇拜的人。
大多数人的感激只是一种想得到更大恩惠的隐秘的渴慕。
不管人们在我们面前把我们说得多么好，他们并没有教给我们什么新东西。
我们常常原谅那些使我们厌烦的人，却不能原谅那些厌烦我们的人。
假如有些人的荒唐没有显露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仔细去寻找。
意志薄弱的人不可能真诚。
颂扬君主们并不具备的德性，实际上是不受罚地诉说他们的不公。
只有可鄙的人才怕人鄙视。
我们的贤明和我们的利益一样需要命运的垂怜。
荒唐比不体面更不体面。
我们有时自以为厌恶奉承，实际上只是厌恶奉承的方式。
我们原谅我们所爱的。
我们只是依照我们的自爱来感觉自己的善和恶。
要成为一个伟人，就应懂得利用所有的机会。
大多数人就像植物一样，拥有一些将由机遇揭示出来的隐蔽的属性。
机会使我们认识他人，更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仅把意见和我们相同者看作有良知的人。
有些人帮我们讥刺对我们玩弄诡计的人，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比我们更机敏。
人们和那些不许人厌烦的人在一起时几乎总是感到厌烦。
一个正派的人可能象一个疯子那样去爱，但不会象一个傻瓜那样去爱。
渺小的精神太易受到琐事的牵制，伟大的精神看到这一切琐事却不为其所累。
在我们看来，人们受到诋毁更多地是由于他们对我们做出的那些小的不忠，而非他们对别人做出的那些大的不忠。
由理性来安排我们的利益和信心，由本性赋予我们善良和勇敢。
不管我们对那些谈论我们的人的真诚抱有怎样的怀疑，我们总是相信他们对我们说的话比对别人说的话更真实。
很少有不对她们的正派生活感到厌烦的正派女子。大多数正派女子是一些隐蔽的财宝，她们没出事只是因为别人没去寻找她们。
平庸的精神常常谴责所有超越它们智力范围的东西。
洞察力的最大缺点不是达不到目标，而是越过了它。
当我们的人格降低时，我们的趣味也跟着下降。
命运显示出我们的德性和恶性，就像光线显示出各种物体。
我们的行为就像某些押韵诗词，每个人都能把它们放进他欣悦的形式里。
没有什么人比那些不能容忍别人错误的人更经常犯错误的。
我们难以忍受别人的虚荣，因为它伤害了我们的虚荣。
命运并不像没从它得到好处的人们那样觉得的是盲目的。
庸俗的神态有时在军营中消失，但绝不会在宫廷中消失。
一个人可能比另一个人狡猾，但他绝不会比所有人狡猾。
有并不高尚的价值，但绝无不带有某种价值的高尚。
高尚之语价值，犹如首饰之语美人。
看来，本性一直是荫藏在我们尚不认识的一种精明和才智的精神深处，只有激情有权揭示它，时而给我们一些比技艺所能做的更为确定和完全的洞见。
我们要在生命的各个时期接触一些全新的东西，而且，在每个时期不管我们年龄多大，我们还是常常缺少经验。
我们的缺点很少有比我们用了掩盖这些缺点的手段更不可原谅的。
疯子和傻瓜只是通过他们的性情才被发现。
理性有时放肆地帮我们做一些蠢事。
我们能够在一个低于我们价值的职位上显得伟大，但在一个高于我们价值的职位上却常常显出渺小。
信任比机智更有助于谈话。
洞察力有一副预言家的神气，它比精神所有其他的能力都更能恭维我们的虚荣心。
大多数朋友败坏了我们对友谊的胃口，大多数虔信者使我们对虔诚感到厌恶。
在爱情衰老时就像生命衰老时一样，我们还继续活着是因为痛苦，而不再是为了欢乐。
对善心的赞扬就是以某种方式把善分给自己一份。
生来就具有某些伟大品质的人的最可靠标志是生来就没有嫉妒。
当我们的朋友欺骗了我们时，我们只需对他们友谊的表示报以冷淡，但我们对他们的不幸却应当总是敏感。
命运和情绪统治着世界。
一般的认识人类要比单独地认识一个人容易。
我们不应根据一个人的卓越品质来判断他的价值，而应根据他对这些品质的运用来判断他的价值。
存在某种这样的感激：它不仅偿清了我们收到过的恩惠，甚至使我们的朋友倒欠我们。
假如我们完全弄清了我们欲望的是什么，我们大概就不会那样热烈地欲求那些东西了。
那些最猛烈的激情有时会放松我们一阵，而虚荣心却总在挑动我们。
软弱甚至比恶行更有害于德性。
人们对受耻辱和被猜忌感到非常痛苦的原因是虚荣心忍受不了它们。
当命运在给我们一个重要地位后发现我们在那儿并没有逐步地引导自己，或者没有通过我们的希望提高自己时，我们要继续保持和配上这个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骄傲常常发展到使我们改掉我们其它的缺点。
在重大的事务上，我们应该少用心去创造机会，而更多地注意利用现有的机会。
我们有时因为理智成为一个傻瓜，但绝不会因为判断力成为一个傻瓜。
我们的敌手对我们所作的判断，比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判断更接近真实。
老年是一个暴君，因自己处在生命的痛苦中就禁止青春的所有欢乐。
骄傲使我们谴责那些我们认为自己已免除了的缺点，同时，使我们蔑视那些我们自己没有具备的好品质。
同情我们敌人的不幸，常常更多地是由于骄傲而非善良，我们对他们表示同情是为了使他们感到我们是高于他们的。
虚荣心比理智做了更多不合我们口味的事。
我们所有好和坏的品质都是不确定和不可靠的，它们几乎总是需要机遇的垂怜。
渴望被同情和被崇敬，常常构成我们的信任的最大部分。
我们的嫉妒总是比我们所嫉妒的人的幸运持续得更久。
只有坚强有力的人才能有一种真正的温柔，那些表面上温柔的人通常只不过是软弱，这种软弱很容易转变成尖酸刻薄。
精神因为懒惰和惯性而依恋于那些使它舒适愉快的事情之上，这种惰性总是为我们的认识设置界限，没有人愿意承担尽其所能地发展和引导他的精神的辛苦。
我们的精神比我们的身体有着更大的惰性。
不管人们是多么凶恶，他们并不敢公开表现出自己是德性的敌人，当他们想要迫害德性时，他们就假装认为它是虚假的，或者设想它是恶。
假如错误只在一方，争吵就不会持久进行。
死亡的必然性造就了哲学家们的全部坚定性。他们认为在我们知道不能阻止自己的逝去，不能无限延长自己的生命时，就应当优雅地逝去。
利益是自爱的灵魂。因此就会有同一个人，他为自己的利益能走遍天涯海角，对别人的利益却会突然中风瘫痪；因此也就会有在谈论我们自己的事务时，在听众那里引起的昏昏欲睡和死气沉沉，但当我们的叙述涉及到与他们有关的事情时，他们又迅速地苏醒过来；因此，在我们的谈话和行为中可以看到，在同一段时间里，一个人会根据他自己的利益离开或者接近他的程度而失去或恢复知觉。
我们有如死者一样害怕一切，我们又象不死者那样欲望一切。
我们非常容易相信其他人有某些缺陷，因为我们拥有一种相信我们所欲望的事情的本领。
哲学家们只是根据我们对待财富的恶劣方式来谴责财富，看我们在获得财富和使用财富上有无罪恶；他们认为财富并不像木柴延续火焰一样养育和增加罪恶，而是能够被我们用来奉献给所有德性，甚至使它们更令人愉悦和光辉灿烂。
我们很容易职责别人的缺点，但很少用这种指责来帮助别人改正它们。
对我们发生的那些好事和坏事并不是由于它们的重要性而触及到我们，而是因为我们的敏感性触及到我们。
诡计只是一种贫乏的精明。
我们赞扬和谴责大多数事情是因为赞扬和谴责它们是一种时髦。
真正的苦修是那些不为人所知的苦修，其余的苦修则因虚荣变得轻松容易。
体力的工作可以宣泄精神的痛苦，这正是穷人幸福的原因。
使贤人幸福只需很少的东西，却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一个疯狂的人满足：这正是几乎所有人都不幸的原因。
巨大的田产并不能给身体以健康和给精神以宁静，我们总是太昂贵地购买所有那些并不带来好处的财产。
在有力地欲望一件东西之前，应当考察那拥有它的人的幸福是什么样的。
研究人比研究书本更必需。
女人的地狱是晚年。
自爱即对自己以及适合于自己的所有东西的爱；它使人们成为他们自己的偶像崇拜者，并且，假如命运给予他们手段，自爱会使他们成为其他人的暴君。
在幸运中的节制只不过是担心激动会带来耻辱，或者害怕失去我们拥有的东西。
当一个人不能在自身中找到他的安宁事，在其他地方寻找也是枉然。
我们怎么能够担保我们将来想要什么呢，既然我们此刻都不能确切地知道我们现在想要的东西。
爱情之于那爱着的人的灵魂，犹如灵魂之于由它赋予生命的身体。
既然我们在爱或停止爱方面绝不是自由的，情人们就没有权利相互抱怨对付的变心和轻浮。
当我们厌倦爱时，我们很容易忍受别人对我们的不忠，以便我们解除自己忠诚的义务。
当我们不再希望在别人那儿发现理性时，我们也不再有理性。
仿佛在拒绝赞扬的谦虚，实际上只是想得到更巧妙的赞扬。
我们只是根据利益来谴恶扬善。
我们只是凭虚荣心承认我们的缺点。
如果一个人从未经历过危险，我们不能担保他有勇气。
我们更经常地是限制我们的感激而不是限制我们的欲求和希望。
从运气随意安排的各种各样的行动中，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德性。
不太精明的人的最大精明是懂得仿效其他人的好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