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由的批判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的巅峰之作《自由国度》，是一本我们可以在夏日里，安安静静的阅读的书籍，或许一时之间，您很难被迅速的吸引进去，千万耐性子阅读，不然你会错过，你会后悔。这部小说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火的渗透，然后在你的内心里爆炸。
周末，一个人守在家里，一杯清茶就开始了阅读。开始真是这样，看不进去，因为不像其他小说那样开门见山的让你看到冲突。奈保尔的文笔是如此的冷静。，不紧不慢的叙述着，不显山不露水的布局谋篇。一气读完，这才感到振颤和悸动。太棒的小说了，对人的深刻，对事的冷静，都让你无法忘却每一个情节的存在。
   我们先来看看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是一个出版界的真事：为检测文学出版业编辑的水平，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把某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一部重要作品第一章换用假名，寄给了20家英国出版社，结果所有出版社审稿编辑都发出了退稿信。这一实验，简直成为文学 领域一个小小的“索卡尔事件”。评论界对此唏嘘不已，大叹编辑的鉴赏力有问题。
    “索卡尔事件”是什么呢？1996年5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新闻：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故意制造了一些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
   结果是5位主编都没有发现这些错误，也没有能识别索卡尔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的“联系”，经主编们一致通过后文章被发表，引起了知识界的一场轰动。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
    在随后的时间里，“索卡尔事件”被西方各大媒体在头版广泛报道。人们称之为“诈文”、“玩笑”、“一场恶作剧”、“一场骗局”。学术界的大多数人站在了索卡尔一边，认为这也是他们自己反对学术界中蒙昧和虚伪的斗争。
   被《星期日泰晤士报》拿来做实验的，就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和他的代表作《自由国度》。诚然，奈保尔的实力毋庸置疑，然而《星期日泰晤士报》选择奈保尔，选中他的《自由国度》，恐怕也是费过一番心思的。《自由国度》的叙事极其稳重克制，几乎不涉情感和判断，力道缓缓发挥，更没有先声夺人之势。实验始作俑者寄出第一章时，出版社编辑的被涮，恐怕已在预料之中。
    现在我们来熟悉一下，奈保尔其人，他1932年8月17日出生于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岛的一个印度家庭,祖父1880年作为契约劳工从印度北部漂洋过海移民特立尼达。奈保尔年幼时,父亲凭自学谋到特立尼达英语《卫报》记者之职,于是举家从乡间小镇搬迁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
西班牙港的市井生活才是年轻的奈保尔眼中“真实的世界”。但另一个世界也许更为真实,那就是英国文化与文学的世界。奈保尔的父亲喜爱英国文学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读书读到精彩处就要念给儿子听,让他一同欣赏。
   奈保尔在《阅读与写作》一书中回忆道,他十二岁之前就已经记得英国文学中很多片断,它们主要来自莎剧《裘力斯•凯撒》、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和《大卫•科波菲尔》、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和查尔斯•金斯利的《英雄》。
    至于他当时对印度的印象则完全来自英国作家毛姆、奥尔都斯•赫胥黎等人笔下的印度。换句话说,他自幼就从英国人的视角来认识与他没有直接关联的印度。
    在父亲的感染下，奈保尔从小立志做作家。1950年他获得政府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移居伦敦，做过自由撰稿人、英国广播公司栏目主持人和《新政治家》杂志的专栏撰稿人。1957年正式开始文学创作生涯。
    奈保尔著述颇丰，主要作品有小说《灵异推拿师》、《米格尔大街》、《自由国度》、《河湾》、《抵达之迷》、《半生》、《魔种》等。
   １９７３年出版的《河湾》是公认的一本杰作，也是本次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背景是他数次旅行过的非洲，主题也是移民的绝望和无归属感。小说写了一个叫萨里姆的印裔非洲人，在东非的小镇开一个小店聊以度日的经历。但在独裁统治、局势动荡、个人毫无安全感的地方，任何保守主义的生活方式显然是行不通的，萨里姆不得不离开家乡。奈保尔以近乎悲剧的目光审视着人们的挫折，再一次探讨了民族、国籍和个人的身份问题。《纽约时报书评》评出的２０世纪最佳英语小说１００部中，奈保尔占了２部，《河湾》就是其中的一部。
   除此之外，他还写了许多非小说作品，有《黑暗地带》、《印度：受伤的文明》、《伊娃•庇隆归来》、《寻觅中心》和《难以置信》)等。奈保尔的小说屡获成功，尤受文学界推崇，先后赢得毛姆奖、布克奖、戴维、莱斯纪念奖和霍桑顿奖，并于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魔种》之后，奈保尔宣布封笔，不再写作。 这位72岁的老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告诉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我已经老了，而写作需要巨大的精力，《魔种》将成为我的最后一本书。” 奈保尔的作品主要表现了后殖民主义时期，殖民宗主国对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国家的控制和破坏，以及异质文化问的冲突和不融合。这一文学风格和主题的确立应源自作者青年时代在牛津大学的求学经历。
    在牛津期间，奈保尔初次体尝了移民生活的贫困、孤独，深感自己如迷途的羔羊在异国他乡漂泊，心中苦涩难言。形成其文学风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奈保尔常年在外旅游，足迹遍布美国、加拿大、南美洲、印巴地区、中东和非洲。
旅游期间，他写下了《中间通道》、《在信徒中间》等多部作品。长期的旅行生活使他更深刻地观察了社会，也形成了他鲜明的文化旅行家的写作风格，更铸就了他原本就有的无根的、无文化归属的个人特质，使其成为“无国界”作家的代表人物，与拉什迪、石黑一雄并称为英国移民文学三雄。
     
     《自由国度》是奈保尔表现其创作风格及文学主题的一部重要作品，获1971年布克奖。小说由五个故事连缀而成，即：序曲“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汉”、“孤独的人”、“告诉我，杀了谁”、“自由国度”及尾声“卢克索的杂技团”。这五个故事均以异族文化间的冲突和扭曲的殖民关系贯穿，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序曲与尾声均摘自日记，记录了叙述者去埃及途中的所见所闻。然而，与一般旅游日记不同的是，作者并未描写旅途的风土人情、山水风光，而是着墨于旅途所见之人物与事件，突出文化与种族冲突这一主题。
序曲“比雷埃夫斯的流浪汉”叙写了无名氏流浪汉与他人格格不入的孤独与怪异的性格，他与两个黎巴嫩商人间的矛盾与冲突。尾声“卢克索的杂技团”则展示了中国人乐观向上、朝气勃勃的风貌，同时亦着力描述了埃及人的贫穷、意大利人对埃及儿童的欺侮及其他欧洲人。
      “孤独的人”这个短篇描写了主人公桑托什随雇主由孟买到华盛顿谋生的故事。他本指望在华盛顿出人头地，却遭受歧视，最终不得不与一哈布舍女人结婚，以获取美国公民的身份。故事展现了印度移民及非洲裔美国人的生存现状——低下的社会地位、孤独的心境和与现实抗争，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的结局，多视角地揭示了种族歧视与矛盾，从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那个时期异族文化的冲突与互不相容的现实。
    我们来看这篇作品的结尾部分的文字，主人公在无奈的挣扎中，选择了妥协。娶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异族女子，以确保自己的存在。而此前，他对这个国家，这座城市充满了怨气，充满了不安；对家乡充满了向往，甚至还恪守着一份纯真的依恋。但是为了生存，他选择了妥协。
    ......对我而言，在这些街道上散步现在已是家常便饭。我边走边想，倘若圆场地那些穿印度服的人真是印度人那该多好。那我就会加入他们，和他们一起外出流浪；中午时分，在大树下歇脚乘凉，；傍晚时，西沉的太阳会将粉状的云彩染得金黄；每天晚上，在某个村落人们会欢迎我们，给我们水和食物，晚上还有篝火。然而，这只是对另一种生活的梦想。我曾长时间地观察过那些人，知道他们是城里人，与电视为伴的生活等待着他们。他们这种弃世行为与我截然不同，等待我的不是电视；但我无所谓，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我茕茕孑立，孤身一人，做什么都无关紧要。
这座公寓大楼曾经像喷泉圆场地那般神奇，可现在，它在我眼里却是其貌不扬，不那么高大；墙面上镶着白色的小瓷砖，一扇玻璃门，下面是四级花砖台阶；右边是一张写字台，信件和钥匙便放在鸽笼式架子上；左边是一块地毯，布面软垫的椅子，一张矮桌上的花瓶里装着纸花，还有快速、悄无声息的电梯那扇蓝色的门。在我眼里，这一切都是那样简单寥落。我知道我要去几层。走廊里，明亮的天花板上星光点点，仿佛天空一般，闪射出蓝色、灰色和金黄色的光辉。我知道我要进哪扇门。我敲了那扇门。
    那哈布舍女人打开门。我看到了她这套作为工作室的住房。我以前从未见过这套住房，本以为这住房与同一层楼我老板的住房差不多，可展现在我眼前的，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却是一套为居家生活而布置的住房。
    我以为她会发火，可她只是满脸疑惑，这让我心怀感激。我用英语对她说：“你愿意嫁给我吗？”就在这屋里，事情就这样搞定了。
    我回到餐馆后，普利亚给我倒了杯茶，说道：“这样最好，桑托什。你就要成为一个自由人，一个公民，你将拥有整个世界。”
    我很高兴，因为他高兴了。
     就这样，我现在成了美国公民，身份合法了。我住在华盛顿，仍在普利亚的餐馆工作。我俩没以前那样话多了。餐馆是一个世界，华盛顿的公园和绿树成荫的街道是另一个世界；每天晚上，其中的几条街道会把我带到第三个世界——那儿有烧毁的砖房，倒塌的藩篱和杂草丛生的花园；此外，在两幢宅子高大的砖墙间有一块平地，那是一块很有艺术品位的儿童操场，但哈布舍孩子从不去那儿玩；当然，还有我眼下居住的这幢黑糊糊的房子。
    这房子里的气味很怪，一切都很怪。然而，我在这儿的优势是：我是个陌生人。我的心、我的头脑已对英语关闭，我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去关注墙上哈布舍赛跑者、拳击手和音乐家的肖像。我不想再了解什么，学习什么。
     我这个人很简单，常常决定为自己而行事，亲眼去观察；我似乎已过了几种生活，不想再多过了。有时下午，我还是要去喷泉圆圈。我能看见那些舞者，但他们和我似乎已被一层玻璃隔开。我以前总是随大流，从未觉得自己是某种存在。后来，我曾在镜中端详自己，决定要做自由人。然而现在，自由使我认识到，我有一张脸，一副躯体；我必须在若干年内给这副躯体饭吃，给它衣穿，直至它消亡。.........
      “告诉我，杀了谁”是书中的第三篇故事，这篇故事则通过对一位西印度青年在伦敦生存状况的描述，更为感人地表现了异族人在伦敦生活的艰难、凄惨及其理想的幻灭。
    小说的开篇文字是这样的“这就是我兄弟，挑了个阴冷潮湿的上午结婚。一座座城镇间的乡野田地不是绿色而是白色。雾霭如细雨般降落下来，大地被浸得湿漉漉的。偶然见到一头站着的奶牛也是浑身湿透。一条条肮脏的小河泛起阵阵白沫，有几条河面上还布满了空饮料罐和别的垃圾。到处都是水，像是雨季一阵狂风暴雨后回家时看到的情景一样，只是积水处还没能映射出天空，太阳还尚未出来将一切很快烘烤、蒸干。
    火车车厢里很是闷热，车窗上流着雨水，人体和衣服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我这件旧西装也很难闻。这西装我现在穿已经太大了，可我就这么一件，是我有钱时买的。哎，天那！城镇之间只有小块的乡野田地；有时，我看见很远处一所房子，孤零零的，于是便想，要是清晨能在那所房子里看下雨，看火车，该多惬意。很快，房子从眼前消失，映入眼帘的又是一座座城镇。接着，整个地方像是一座巨大的城镇，一切都是棕黄色，什么砖砌的、铁制的或是包了锈马口铁的都是棕黄色，恰似一个巨大而潮湿的垃圾堆。我心一沉，胃里紧绷绷的。”而哥哥的回忆，就在行程中展开。故事中的哥哥，即“我”对弟弟戴约疼爱有加，并决心送弟弟去伦敦深造，将来成为专业人士，出人头地。为了照顾弟弟在伦敦的生活和学习，“我”亦赶往伦敦。
    在伦敦期间，为了多挣钱，“我”同时干两份活，夜以继日，吃尽辛苦；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逐渐发现弟弟戴约好逸恶劳，不思学习。这使“我”十分气愤，加之“我”在伦敦生意的失败，“我”凄然离开了弟弟，离开了伦敦。
这篇故事中的“我”是异族移民的代表，他含辛茹苦，拼命干活，却毫无社会地位。他的经历高度概括了移民在英国的生存状况，表达了作者对移民境遇的深切同情。
    “自由国度”是这部小说的主要故事。小说取名《自由国度》极具讽刺意味。小说中的人物远离故土，希望在非洲大陆寻找心灵的庇护、自由的乐土，然而，事与愿违，与他们逃离出来的家园一样，他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只是动乱、杀戮，毫无自由可言。
小说通过叙写主人公鲍比和琳达在从首都返回南方公署区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展示了殖民者行将撤出殖民地时，社会动荡的情景，部族问互相残杀及流离失所、丧失自由的惨状。
    以总统为首的部族拥有强大的新式军队，在与以国王为首的部族的相互残杀中最终杀死了国王，取得了胜利。然而，内战却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一村庄被烧毁，人们流离失所、生存无保障。小说对国家内乱的描写传达出作者对后殖民时期战乱现象的震惊和担忧。
      这部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则揭示了殖民者对殖民政策的不同态度。小说中的上校和前殖民官员的妻子琳达即为殖民主义者的代表。他们认为，殖民地 是一块荒蛮、愚昧之地，而那些被殖民者则是未经教化的低劣人种，主张对其予以教化，甚至惩罚。
    他们的这种态度似乎为小说中所描写的部族屠杀、经济萧条、社会混乱等现实所佐证；小说中的另一主人公鲍比原为殖民政府的公务员，他对殖民帝国家的态度较为温和，主张互相合作，甚至认为，应该有所帮助，而不是指手画脚、对其内部事务横加干涉；奈保尔亦未明确表示支持何种态度，但他无疑清楚地看到，殖民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欺压与被欺压的强权侵略，殖民者在文化、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更大的侵蚀和渗透。
  　 某殖民政府的公务员鲍比，在去异地参加一次会议后，和同事的妻子琳达一同驱车返回工作地。琳达身上多是殖民者的优越、冷漠和谨慎，鲍比却更同情殖民地人民。琳达的言行让鲍比恼火，鲍比善待被殖民者的良好远望却总难实现。琳达在患难之际表现出女性特有的温存，鲍比却在屡屡受挫之际对被殖民者大为光火。二人的状态不经意间发生了有趣却又符合逻辑的逆转。
一路上，他们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小兽一样的孩子，被军队伙食养得膘肥体壮的士兵、牛马一样受奴役的仆人、羔羊一样待宰的平民……经历了殖民时代的甘受压迫者有，残忍自负不亚于殖民者的也有。
     至于“自由”，正是奈保尔虚构的这个“自由之邦”里影儿都没有的东西。殖民者行将离开时的内乱给非洲人带来的灾难自不必说，连条件优越的白人公务员，连怀着善意到殖民地寻求心灵家园的鲍比，都只落得满身伤痛。自由，在缺乏根基的国度，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混乱。奈保尔式的反讽，最终着笔于鲍比的心态，那便是“我一定要离开”和“我一定要炒卢克自己的童仆的鱿鱼”之间的焦灼。
    就语言来说，作者用词简洁、精练，讲述节奏拿捏得十分有序，不紧不慢，语言中所体现出的严肃、讽刺和思索无处不在，从而生动地刻画了漂泊他乡者在异质文化中生存的艰辛、精神的迷茫和理想的幻灭。其次，运用象征手法是这篇小说的另一大特点。
灌木丛、总统照片、本地衬衫、大众汽车、泥泞的道路和褪了色的广告牌等意象的反复运用，均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小说中的人物除使用纯正的英语外，还夹杂着多个国家的不同语言，反映出殖民地所特有的语言杂陈的典型特征。
 
    总体而言，《自由国度》通过五个故事，多层次地传达出异族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冲突和不融合。奈保尔常被人称为“世界作家”，他也称自己为“世界公民”。奈保尔对自己生存世界的质疑，对殖民地文化的审视，他用小说展示的活生生的历史片段。当然他的很多观点争议很多，我想，大家在阅读的时候，也尽可能的多思考，探寻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