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成为遗迹的上海书店地图
殷罗毕
近些年来，我貌似总能听到神说，当有书店的时候，就尽情泡书店吧。书店从全世界的街头路面消踪灭迹、尸首无还的时刻就在眼前。全世界的书虫们似乎都默默地知晓，在城市一角从喧嚣车流中钻入一道小门、随即被四壁书架的宁静包围的日子即将一去不复返。随着低折扣网购和近乎免费的电子读物的兴起，从经济效率上而言，实体书店必将惨遭淘汰，就如同侏罗纪的恐龙不在适合于生存在一个全速变化的世界上一般，只留下若干遗迹残留在我们城市的某些地层之下。因此，当我们谈及那些给自己留下印象的书店时，我们在谈论的多为时光中的书店尸体，所报出的那些名字，不少都已然从地图上消失。
就上海而言，有基督教音乐沙龙的马槽书店，时不时会遇到著名诗人的开闭开诗歌书店，以学术书籍为主业的大夏书店上师大店，复旦庆云书店近两年都已关门大吉。而当城市夜归人从陕西南路地铁站口钻出，比玻璃幕墙更为明亮晃眼、布满人文书架的季风书店，被各年代旧书环绕包围的复旦旧书店，也都正处于日益高涨的房租和日益下降的客流的绞杀之中。因此，写下自己在城市各不同角落的淘书时光，或许也是为各书店立此存照，保留若干记忆。
对于初到上海的人，福州路上海书城是淘书买书的第一去处，就如同北京的西单图书商厦。而对于久居这座城市的书虫而言，即使到了福州路，他们也不会踏进书城一步，就如同对于真正对服饰有所要求和考究的人士而言，去沃尔玛或家乐福购置衣帽简直就是精神失常一样。在那样一家种类貌似无所不包的大卖场书城，其中每一种类的精要品种却往往空空如也，对于过了入门阶段的专业人士而言，几乎就是要什么没什么。因此，在福州路上，真正的购物者，去的往往不是上海书城，而是书城街对面的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是古籍书店、设计书店和外文书店。在外文书店，你能找到几乎与全球同步地更新的英语读物，在那里，我第一时间看到了哈金的《War Trash》和迈克·杰克逊猝然去世时《纽约客》所作的纪念专辑。
当然，正如著名的版画收藏家施纳瓦德所言，人们欣赏一幅画，无论是霍尔拜因、拉斐尔抑或是乔尔乔尼、丢勒，如果不是只花五十法郎买来的，那就没有任何乐趣可言。此公的断言，对于淘书者也完全适用。打折书的乐趣并不在于省钱，去一次打折书店所花费的往往会多于一次网购的开销，其中的秘密在于你可以每次都购入一捆捆自己原本就并不需要、此后也几乎不会去通读的书籍。这种购买自己不必一定要读的书籍的快乐，是不为任何功利目的、秘密占有一种四处溢出的精神世界的愉悦。因此，从福州路上川流而过的大部分书虫都会从上海书城前的广场片刻不停留地向东方移步，一个街区外，便是著名的博古斋三楼了。
那确是淘书者的天堂了。从光鲜明亮的底楼新书大堂的楼梯拾级而上，越往上越幽暗，当你来到最幽暗甚至略微散发着一股旧纸张的淡淡甜味的三楼时，你就来到了上海最大的打折书店了。说是最大打折书店，因为这里的书虽然并不完全最新，但也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旧书，都是近两年的出版物，只是以市面上最低廉的价格出售而已，其折扣高则为五折，低则可为三折甚至二折。
博古斋三楼最为热闹的时光，应当是在2000年左右。那时，店面内所有的书籍背后不打折扣价，只有一个个敲在封底内页的日期章。那章就是此书上架的日期，每本书自上架之日起便为五折，此后每过十天，便降一折，过五十天还未被购买的，便是一折价。折扣如此之低，但图书的品种之精到却往往要高于一个街区之外的上海书城。在这里，你能找到上海译文出版的成套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黑皮本，找到企鹅版和兰登书屋的原版小说。就如同在一个傍晚，我被一个东欧妇女驾驶着一辆喷出旗帜般烟雾的拖拉机封面所吸引。原来，这便是Lewycka女士著名的小说 a Short History of Tractors in Ukrainian（《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原价7.3欧，在博古斋三楼，人民币10元拿下。这部拖拉机简史说的一个在英国的老移民80岁年头上准备娶一个35岁的乌克兰女人，当然，他心知肚明，这娘们要的就是借着和他上床来移民大英帝国。老头一心想着抱得娇娃归，但最后却过分投入扮演了救苦救难观世音的高尚角色。此类奇奇怪怪、妙趣横生的书籍，即使在网络书店，如当当和卓越，也往往是搜索阙如。
如果说福州路是在支配书籍无数的阅读国王每隔两三天必去拜会的正堂夫人，那么一南一北的文庙书市和复旦周边书店群则是这个精神漫游者过个把星期便得寻访的在野情人。文庙便是上海的孔庙，那地方原本就是南市区所在的老城厢，往东里走一阵子便是楼外有楼飞檐走壁街区外观依然停留在19世纪的城隍庙。每周日的清晨开始，文庙里里外外便是旧书旧刊旧报纸旧杂志旧漫画的世界了。花一元钱，买个门票（文庙平日门票为10元，但周日书市，门票为一元），你就被卷入大殿高墙四合之中的淘书海洋之中了。
记得第一次到文庙，还是在初中的年代，那时候，还是新华书店的天下，都是玻璃柜台里的一本本书陈列着，要想一观，每次都得让店员给你取出，到了文庙，才发现买书原来可以如此自由，铺天盖地如同翻检大白菜一般，这也让我第一次有了要把自己家搞成一个地上墙上布满书籍的小图书馆的冲动。
事实上，在文庙，除了书之外，你还往往能找到若干历史中遗漏的生活见证，因为此地来源除了从各出版社和图书批发市场，还有众多旧货商与搬家公司。我一位出本界的朋友便曾经在文庙以十元人民币的价位，入手了一叠写在某科学院台头方格信纸上手稿。这位某科学院的老先生在信纸上写满了自我检查、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从自己没有充分阅读理解马列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到近日贪吃了几颗肉丸，这位老先生的自我检举足足数万字，俨然为文革年间上海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小百科。另一位神神叨叨搞周易读皇帝内经的哥们则在文庙门外的地摊上鬼使神差地翻到了一本旧得发黄的医书，淘回家仔细一看，原来还是嘉靖年间的抄本，那蝇头小楷，精细端正，赏心悦目。更大的惊喜还在于，医书抄本的后数十页是后来附着黏贴上去的纸张，上头满满当当地记着抄本主人的读书笔记，笔记中还常常有着某月某日，观某某面色、触以脉象之后开出的处方，满纸爬满了满清年间稀奇古怪的草木和昆虫的符号。于是，你晓得了，百年前在沪上某地，某人的身体正经受着燥热或痉挛，而医师在纸张上画出的若干符号，现在，这张给病人减轻了痛苦的纸，就在你的手上。
但对于笔者这般对于传统东方文化不甚了了、从饮食口味到精神偏好都倾向当地的读者而言，以成年旧纸为主打强项的文庙（当然，这至少也得是五、六年前的事了，现在的文庙书市早已无奇可猎也）便绝非首选了，真正的猎艳之地反倒是相对冷清的复旦旧书店。
作为上海淘书者的洞天福地，如没有真人指点，外人是断然找不到复旦旧书店的所在的。与复旦周边的学术书店鹿鸣、打折书店庆云等赫然立于街边不同，复旦旧书店隐藏在一座菜市场边上，入口处仅有一块木牌子，上面毛笔手书着“复旦旧书店”五个大字，下面还有“请上二楼”四个小字，指向了书店幽暗的所在。登上狭小的楼梯、穿过狭小的入口之后，便是豁然开朗，在一瞬间你便被来自中国各个年代的书籍所包围了。书店大厅内居然挂着梵高的肖像和老式吊扇，上二层的木扶梯摇摇晃晃也很老派的感觉，阿姨店员带着白乎乎的劳防手套不紧不慢地理书，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停留在一种奇怪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的节奏和风格中。
在这里，我第一见识到了1970年代特供老干部参考用的内部发行物。来自1970年代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基辛格回忆录：动乱年代》、《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林登·约翰逊回忆录：有利地位》等，封面朴素，而里面则一字不删一字不改（因为是给老干部做政治参考，必须全面原本地传达美帝国主义的信息）地翻译并从总统、国务卿等完全内部零距离的视角见证、记录着当年那些对全人类都生死攸关的大事件。这些文本，即使在今天依然都是我所读到的最为深入和有趣的政治见证。《印度特伦甘纳人民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1970年代灰皮本）的一侧是《佛洛依德论美文选》（1980年代流行文化读物），另一侧则是雪米莉的《女富豪》——露着大腿的美人正搔首弄姿的封面，这三俗地摊文学向我们证明了1990年代整个社会在阅读上的沉闷和无聊。
事实上，我在复旦旧书店所有最好的斩获，几乎都来自于上世纪70-80年代。1990年代之后是艳女成堆的地摊文学，2000年之后则是成功学经济学股票学的天下，偶尔有些译进来的好书名将我引去，但开卷读来则全无味道。与其受那些原书都未读通的译者们的罪，不如自己读英语原书。因此，搜寻原版书，近两年也成了我的主要淘书兴趣所在。
前两天在旧书店捡到一本厚实如砖头的英文书，封面上一堆自行车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那是1980年版的《China ——Lonely Planet（孤独星球，地球上最著名的单人自助系列旅行手册）》。20元拿下之后，看到书内对初到中国的西方旅行者有两条提醒：第一，看到警察，请尽量远离；第二，想要结识中国女孩子时，不可过于直接。说什么你很漂亮之类的句子是万万不可的，而应当说ni kan shang qu xiang wo biao mei——拼出来，翻译成中文，就是“你看上去像我表妹。” 这种如此曲折的搭讪问候语，在今天显然是完全不必要了。最新版本的LP China内，或许建议的就是，ni hen piao liang，而且会体贴地告诉西方游猎者，索性说英文，效果更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