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巧得很，看《立春》前几天，和Z姐吃饭，谈到时代的问题。Z姐说：如果读者对一部作品的共鸣，仅仅是共处一个时代引起的共鸣，那么这部作品算不得成功。这结论很理性，因为已经被共鸣了，哪有客观可言。比如近年的标杆人物之一贾樟柯，就很会利用共鸣，把文艺老中青挑逗得一惊一乍。褒贬不一的《站台》中，时代符号的拼贴登峰造极：流行音乐、政治口号、爆炸头喇叭裤、小流氓和小赖三们的地下舞会……简直是部有情节的资料片。时代，总是相似的；时代搅起的情感，却各有各的不同。看完《站台》很长时间，我都不理解，那些美国小剧场看《站台》的海外华人，怎会觉得乏味拖沓，怎么可以中途退席。
前阵子和俩朋友谈《太阳照常升起》，发现居然有人觉得它不是滥片。聊着聊着，聊到《美丽的梭罗河》，他们略有激动地回忆青春岁月。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是首真实存在过的歌呀!共鸣牌对我失灵了，所以我不为所动地挑剔，《太阳》的做作、文青气、装神弄鬼。
时过几年，回想《站台》，确实算不上杰出，只是一麻袋时代符号，被导演兜着，在单调的情节线上颠来倒去，人物也挤在里面，缩压成一枚枚符号。如果我久居海外，或者晚生那么几年，可能冷眼旁观之下，《站台》连《太阳》都不如。
时代激起的共鸣，强大，也廉价。导演可以某种程度地不作为，只需将人物在时代和社会的经纬线上推来推去，就能博得观众犹如唱了一场怀旧金曲的淋漓尽性。所以Z姐那天问：如果换成80年代甚至90年代出生的人，看这些片子会不会感动？如果他们不能感动，怎能指望几十几百年以后的人感动？
也许在当下，考虑百八十年以后，是不合时宜乃至迂腐的。但我相信，哪怕万物速朽，在严肃的创作者心中，都会有一根时针。它也许是万变中唯一的不动点，指向一个极其模糊，但必然存在的未来。
顾长卫的《孔雀》，也看过，水准之作，耳耳，人物支离破碎。后来听说，原片太长，公映剪掉很多。看《立春》之前，没有强烈期待，也许是感觉惊艳的原因之一吧。最大的惊艳，是《立春》人物之饱满。与《孔雀》相似的是，《立春》也边缘、压抑，乃至神经质。很让我想起卡森·麦卡勒斯：在阴暗诡淡的伤心咖啡馆，一个流氓、一个驼子、一个斗鸡眼老姑娘，彼此爱恨纠葛。《伤心咖啡馆之歌》最大的震撼，来自氛围营造，《孔雀》亦如是。人物本身的行为，看不到原因。为什么老姑娘喜欢驼子？为什么《孔雀》的姐姐在一个不开放的年代，开放到自动脱下裤子？原因也许有的，也许存在于时间限制而被剪掉的胶片中。《立春》则完整清晰，条理洁净，枝蔓出彩，人物明亮生动。
当然，清晰不是机械的“因为／所以”，它包容多种可能的解读。但每个人，之所以成为“这一个”，必须有原因，没有无缘无故的疯、傻、压抑、扭曲。
一些作者将原因完全推给客观：张三穷得没饭吃，所以偷抢拐骗；李四破产无门，所以杀人放火；王五赵六被恶人与偏见所逼，不得不成为白毛女祥林嫂……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都是符号，他们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乃至一代人。他们作为个人，没有选择力和意志力。描述没有选择力和意志力的个人，不是虚构艺术的强项。
在那个年代，如果技术条件允许，鲁迅可能会成为更了不起的纪录片和宣传片制作者。而张爱玲，则是任何纪录片、历史著作和社会学报告替代不了的，她具体而微，乃至琐碎，但她是真正的文学家。
推而想之，贾樟柯再怎么运用社会学家式的、知识分子式的思考表达方式，某些方面的价值仍比不过胡杰。胡杰作品的形式无疑逊色，甚至粗糙，但他就是强大，因为他依托现实而非虚构。毫无疑问的，现实大于现实主义的艺术。
贾樟柯的电影首映，每每是北京知识圈的盛事。我倒觉得未必好事。知识圈声音强大，有时难免聒噪，听多了会迷糊，搞不清是谁的眼睛在看，谁的脑子在想了。
所以我更偏爱顾长卫。他首先是艺术家，而非知识分子。在他那里，人物不再符号化，他们有自己的声音与面孔，他们是个体与时代的辩证。顾长卫倚重演员，需要他们去展现内心、性格、以及独立于时代的个人精神世界。这种个人的精神世界，正是贾樟柯缺乏的。所以张静初红，蒋雯丽二度红，贾的御用演员不可能红。回想《小武》，谁记得小武的面孔，只记得灰蒙蒙的小县城，80年代廉价的感伤流行乐。贾需要的，正是面孔庸常，甚至没有面孔，因为他的人物是“盲流”，被时代塑造，被时代推着走，被时代的急转弯甩得晕头转向。以至贾运用非职业演员乃至越来越滑向纪录片式的手法，我丝毫不奇怪。
顾长卫说，他希望拍“梦想三部曲”，在采访中说了通关于“梦想”的应酬话。其实看看已有的两部，哪是“梦想三部曲”，根本是“梦想破灭三部曲”，要不怎么王彩玲给养女取名“小凡”，“平凡的凡”呢。据说王彩玲登台演唱的那个结尾，原先没有，罗马观众强烈要求加上的。看样子受不了悲观灰色。话说回来，能够圆满了，哪还需要文学（估且把电影划进来，同是叙述的艺术嘛）。痛苦，并且没法解决，才需要。伦理悖论、存在的荒谬感、宗教灵欲的冲突……作家们前仆后继，一遍遍写，就因为解决不了。伟大的文学，根子里都是悲剧。
扯回来，说顾长卫。无论他的第三部，是“梦想”还是“梦想破灭”，我都期待。相比第六代导演的青年得志，50岁的顾长卫，大器成得晚了。然而，一切等待和忍耐——和生命的其他体验一样，都是有价值的。也只有体验如斯，才能想到拍，并且拍好王彩玲。相比“出名趁早”，我更看好默默积蓄力量的人。弓张到足够大，箭才能射到足够远。
前阵子和俩朋友谈《太阳照常升起》，发现居然有人觉得它不是滥片。聊着聊着，聊到《美丽的梭罗河》，他们略有激动地回忆青春岁月。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是首真实存在过的歌呀!共鸣牌对我失灵了，所以我不为所动地挑剔，《太阳》的做作、文青气、装神弄鬼。
时过几年，回想《站台》，确实算不上杰出，只是一麻袋时代符号，被导演兜着，在单调的情节线上颠来倒去，人物也挤在里面，缩压成一枚枚符号。如果我久居海外，或者晚生那么几年，可能冷眼旁观之下，《站台》连《太阳》都不如。
时代激起的共鸣，强大，也廉价。导演可以某种程度地不作为，只需将人物在时代和社会的经纬线上推来推去，就能博得观众犹如唱了一场怀旧金曲的淋漓尽性。所以Z姐那天问：如果换成80年代甚至90年代出生的人，看这些片子会不会感动？如果他们不能感动，怎能指望几十几百年以后的人感动？
也许在当下，考虑百八十年以后，是不合时宜乃至迂腐的。但我相信，哪怕万物速朽，在严肃的创作者心中，都会有一根时针。它也许是万变中唯一的不动点，指向一个极其模糊，但必然存在的未来。
顾长卫的《孔雀》，也看过，水准之作，耳耳，人物支离破碎。后来听说，原片太长，公映剪掉很多。看《立春》之前，没有强烈期待，也许是感觉惊艳的原因之一吧。最大的惊艳，是《立春》人物之饱满。与《孔雀》相似的是，《立春》也边缘、压抑，乃至神经质。很让我想起卡森·麦卡勒斯：在阴暗诡淡的伤心咖啡馆，一个流氓、一个驼子、一个斗鸡眼老姑娘，彼此爱恨纠葛。《伤心咖啡馆之歌》最大的震撼，来自氛围营造，《孔雀》亦如是。人物本身的行为，看不到原因。为什么老姑娘喜欢驼子？为什么《孔雀》的姐姐在一个不开放的年代，开放到自动脱下裤子？原因也许有的，也许存在于时间限制而被剪掉的胶片中。《立春》则完整清晰，条理洁净，枝蔓出彩，人物明亮生动。
当然，清晰不是机械的“因为／所以”，它包容多种可能的解读。但每个人，之所以成为“这一个”，必须有原因，没有无缘无故的疯、傻、压抑、扭曲。
一些作者将原因完全推给客观：张三穷得没饭吃，所以偷抢拐骗；李四破产无门，所以杀人放火；王五赵六被恶人与偏见所逼，不得不成为白毛女祥林嫂……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都是符号，他们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乃至一代人。他们作为个人，没有选择力和意志力。描述没有选择力和意志力的个人，不是虚构艺术的强项。
在那个年代，如果技术条件允许，鲁迅可能会成为更了不起的纪录片和宣传片制作者。而张爱玲，则是任何纪录片、历史著作和社会学报告替代不了的，她具体而微，乃至琐碎，但她是真正的文学家。
推而想之，贾樟柯再怎么运用社会学家式的、知识分子式的思考表达方式，某些方面的价值仍比不过胡杰。胡杰作品的形式无疑逊色，甚至粗糙，但他就是强大，因为他依托现实而非虚构。毫无疑问的，现实大于现实主义的艺术。
贾樟柯的电影首映，每每是北京知识圈的盛事。我倒觉得未必好事。知识圈声音强大，有时难免聒噪，听多了会迷糊，搞不清是谁的眼睛在看，谁的脑子在想了。
所以我更偏爱顾长卫。他首先是艺术家，而非知识分子。在他那里，人物不再符号化，他们有自己的声音与面孔，他们是个体与时代的辩证。顾长卫倚重演员，需要他们去展现内心、性格、以及独立于时代的个人精神世界。这种个人的精神世界，正是贾樟柯缺乏的。所以张静初红，蒋雯丽二度红，贾的御用演员不可能红。回想《小武》，谁记得小武的面孔，只记得灰蒙蒙的小县城，80年代廉价的感伤流行乐。贾需要的，正是面孔庸常，甚至没有面孔，因为他的人物是“盲流”，被时代塑造，被时代推着走，被时代的急转弯甩得晕头转向。以至贾运用非职业演员乃至越来越滑向纪录片式的手法，我丝毫不奇怪。
顾长卫说，他希望拍“梦想三部曲”，在采访中说了通关于“梦想”的应酬话。其实看看已有的两部，哪是“梦想三部曲”，根本是“梦想破灭三部曲”，要不怎么王彩玲给养女取名“小凡”，“平凡的凡”呢。据说王彩玲登台演唱的那个结尾，原先没有，罗马观众强烈要求加上的。看样子受不了悲观灰色。话说回来，能够圆满了，哪还需要文学（估且把电影划进来，同是叙述的艺术嘛）。痛苦，并且没法解决，才需要。伦理悖论、存在的荒谬感、宗教灵欲的冲突……作家们前仆后继，一遍遍写，就因为解决不了。伟大的文学，根子里都是悲剧。
扯回来，说顾长卫。无论他的第三部，是“梦想”还是“梦想破灭”，我都期待。相比第六代导演的青年得志，50岁的顾长卫，大器成得晚了。然而，一切等待和忍耐——和生命的其他体验一样，都是有价值的。也只有体验如斯，才能想到拍，并且拍好王彩玲。相比“出名趁早”，我更看好默默积蓄力量的人。弓张到足够大，箭才能射到足够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