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二十年代回忆录
伍迪·艾伦 著
孙仲旭 译
我第一次到芝加哥是在20年代，为了看一场比赛，我跟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一起，我们都在杰克•邓普西的训练营住。海明威刚写完有关职业拳击赛的两个短篇，我和格特鲁德•斯泰因都觉得不错，不过认为还需要再打磨一下。关于他即将完成的长篇小说，我经常跟海明威开玩笑，然后我们戴上拳击手套，他打破了我的鼻子。
那年冬天，艾丽丝•托卡拉斯、毕加索还有我在法国南部租了幢别墅，我当时在写一本小说，我感觉是美国小说中的巨著，然而字体太小，我没能完成。
下午时，我和格特鲁德•斯泰因经常去本地铺子里淘古董。记得有次我问照她看，我是不是该去当个作家。她以令我们都着迷的不置可否的特有方式说：“不。”我把那当作意思是“对”，第二天就坐船去了意大利。意大利让我时时想起芝加哥，特别是威尼斯那儿，因为两个城市都有运河，街上都到处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雕塑家创作或者设计的雕像和大教堂。
那个月，我们去了毕加索在阿尔的画室，那里以前叫鲁昂或苏黎世，直到法国人在1589年将它重新命名，当时由“含糊人”路易统治（路易是个16世纪的混蛋国王，对谁都刻薄）。毕加索当时正开始后来人们所称的“蓝色时期”，不过我和格特鲁德•斯泰因跟他喝过咖啡，10分钟后他就开始了这一时期，持续了4年，所以那10分钟咖啡时间并非真的意义重大。
毕加索是个矮个子，他走路的样子滑稽：他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前面，直到他可以走他所谓的“步子”。他那些叫人开心的想法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可是到了30年代后期，正当法西斯主义尘嚣日上时，很少有什么事可以让人大笑。我和格特鲁德•斯泰因很细致地研究毕加索的最新作品，格特鲁德•斯泰因的看法是：“艺术，所有艺术都是对某种事物的表达。”毕加索不同意，并说：“别烦我，我在吃东西。”我个人感觉毕加索说得没错，他的确吃了有一阵子了。
毕加索的画室跟马蒂斯的很不一样，体现在毕加索的画室邋遢，马蒂斯则把一切都放得绝对井井有条。很奇怪的是，得反过来说才是实情。那年9月，有人出钱请马蒂斯画寓意画，但因为他妻子生病，一直没有画，最后用墙纸贴上充数。这些事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都发生在我们全住在瑞士北部那套廉价公寓的那年冬天之前。那里偶尔下雨，来得急，去得快。西班牙立体派胡安•格里斯说服艾丽丝•托卡拉斯为他画静物当模特儿。他以自己对物体典型的抽象概念，开始把她的脸和身体破坏成基本的几何形状，直到警察来把他带走。格里斯不是西班牙首都的人，格特鲁德•斯泰因常说只有一个真正的西班牙人，才会像他那样行事：即说西班牙语，并不时回到西班牙的家里。真的很让人开眼。
我记得一天下午，我们正坐在法国南部的一间同性恋酒吧里，把脚舒舒服服地放在法国北部的凳子上。当时格特鲁德说：“我想吐。”毕加索觉得那样说很有趣，我和马蒂斯把这句话看作该出发去非洲的暗示。7个星期后，在肯尼亚，我们遇到了海明威，他给晒成了古铜色，还蓄了胡须，他已经开始形成描写眼睛和嘴唇的那种为人熟悉的平实文风。在那里，在未经探索的黑大陆，海明威勇敢地面对无数次嘴唇开裂。
“怎么样，欧内斯特？”我问他。他滔滔不绝地大谈死亡及冒险，也只有他才有资格谈。我醒来时，他已搭起帐篷，正坐在一个大火堆旁给我们准备很好吃的烤香肠开胃小食。对他刚蓄起来的胡须，我开他的玩笑，我们大笑，还喝白兰地，然后我们戴上拳击手套，他又打伤了我的鼻子。
那一年，我第二次去了巴黎，去跟一个瘦削而且神经质的欧洲作曲家谈事情，他的脸侧面像鹰，眼神锐利无比，他后来成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后来又成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我住在曼和斯亭·雷的家里，萨尔瓦多•达利来吃过几次饭。达利当时决定举办一次个人画展，他真的举办了，并取得了极大成功，因为只有一个人来看。那是在法国度过的一个愉快而美好的冬天。
我记得有天晚上，斯考特•菲茨杰拉德和他妻子参加完除夕晚会回到家里，那是在4月。过去3个月里，除了香槟酒，他们不吃不喝。之前那个星期，他们身穿整整齐齐的晚礼服，在一次挑战中，把他们的高级轿车开下90英尺高的悬崖，掉进了大海。关于菲茨杰拉德夫妇，有一件事是真的：他们的价值观属人所共有的那种。他们都是很谦虚的人，格兰特·伍德后来说服他们为他的《美国式哥特风格》当模特时，我记得他们有多么受宠若惊。泽尔达告诉我他们坐着不动被画时，斯考特老是把干草叉弄掉。
后来几年内，我跟斯考特越来越熟，我们的多数朋友都相信他的最新小说中的人物是以我为原型，我则按照他的上一部小说生活，到头来，我被一个虚构人物起诉。
斯考特当时在自律方面严重不足，尽管我们都喜欢泽尔达，但我们一致的看法，是她对斯考特的工作有负面影响，把他的产量从每年一部长篇小说降低到偶尔写写海鲜菜谱和一系列逗号。
最后，在1929年，我们一起去了西班牙。在那里，海明威把我们介绍给马诺莱特，此人敏感到身上几乎有脂粉气。他穿紧身斗牛裤，有时候是自行车紧身裤。马诺莱特是个伟大而又伟大的艺术家，要不是当了斗牛士，他风度优雅得本来可以当一位举世闻名的会计师。
我们那年在西班牙玩得开心无比。我们旅行、写作；海明威带我去钓金枪鱼，我钓到了4罐；我们欢笑；艾丽丝•托卡拉斯问我是不是爱上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因为我把一本诗集献给了她，尽管那是T.S.艾略特写的诗。我说没错，我爱她，不过永远不可能有结果，因为她对我来说太聪明了，艾丽丝•托卡拉斯表示同意，我们就戴上拳击手套，格特鲁德•斯泰因打破了我的鼻子。
孙仲旭 译
我第一次到芝加哥是在20年代，为了看一场比赛，我跟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一起，我们都在杰克•邓普西的训练营住。海明威刚写完有关职业拳击赛的两个短篇，我和格特鲁德•斯泰因都觉得不错，不过认为还需要再打磨一下。关于他即将完成的长篇小说，我经常跟海明威开玩笑，然后我们戴上拳击手套，他打破了我的鼻子。
那年冬天，艾丽丝•托卡拉斯、毕加索还有我在法国南部租了幢别墅，我当时在写一本小说，我感觉是美国小说中的巨著，然而字体太小，我没能完成。
下午时，我和格特鲁德•斯泰因经常去本地铺子里淘古董。记得有次我问照她看，我是不是该去当个作家。她以令我们都着迷的不置可否的特有方式说：“不。”我把那当作意思是“对”，第二天就坐船去了意大利。意大利让我时时想起芝加哥，特别是威尼斯那儿，因为两个城市都有运河，街上都到处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雕塑家创作或者设计的雕像和大教堂。
那个月，我们去了毕加索在阿尔的画室，那里以前叫鲁昂或苏黎世，直到法国人在1589年将它重新命名，当时由“含糊人”路易统治（路易是个16世纪的混蛋国王，对谁都刻薄）。毕加索当时正开始后来人们所称的“蓝色时期”，不过我和格特鲁德•斯泰因跟他喝过咖啡，10分钟后他就开始了这一时期，持续了4年，所以那10分钟咖啡时间并非真的意义重大。
毕加索是个矮个子，他走路的样子滑稽：他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前面，直到他可以走他所谓的“步子”。他那些叫人开心的想法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可是到了30年代后期，正当法西斯主义尘嚣日上时，很少有什么事可以让人大笑。我和格特鲁德•斯泰因很细致地研究毕加索的最新作品，格特鲁德•斯泰因的看法是：“艺术，所有艺术都是对某种事物的表达。”毕加索不同意，并说：“别烦我，我在吃东西。”我个人感觉毕加索说得没错，他的确吃了有一阵子了。
毕加索的画室跟马蒂斯的很不一样，体现在毕加索的画室邋遢，马蒂斯则把一切都放得绝对井井有条。很奇怪的是，得反过来说才是实情。那年9月，有人出钱请马蒂斯画寓意画，但因为他妻子生病，一直没有画，最后用墙纸贴上充数。这些事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都发生在我们全住在瑞士北部那套廉价公寓的那年冬天之前。那里偶尔下雨，来得急，去得快。西班牙立体派胡安•格里斯说服艾丽丝•托卡拉斯为他画静物当模特儿。他以自己对物体典型的抽象概念，开始把她的脸和身体破坏成基本的几何形状，直到警察来把他带走。格里斯不是西班牙首都的人，格特鲁德•斯泰因常说只有一个真正的西班牙人，才会像他那样行事：即说西班牙语，并不时回到西班牙的家里。真的很让人开眼。
我记得一天下午，我们正坐在法国南部的一间同性恋酒吧里，把脚舒舒服服地放在法国北部的凳子上。当时格特鲁德说：“我想吐。”毕加索觉得那样说很有趣，我和马蒂斯把这句话看作该出发去非洲的暗示。7个星期后，在肯尼亚，我们遇到了海明威，他给晒成了古铜色，还蓄了胡须，他已经开始形成描写眼睛和嘴唇的那种为人熟悉的平实文风。在那里，在未经探索的黑大陆，海明威勇敢地面对无数次嘴唇开裂。
“怎么样，欧内斯特？”我问他。他滔滔不绝地大谈死亡及冒险，也只有他才有资格谈。我醒来时，他已搭起帐篷，正坐在一个大火堆旁给我们准备很好吃的烤香肠开胃小食。对他刚蓄起来的胡须，我开他的玩笑，我们大笑，还喝白兰地，然后我们戴上拳击手套，他又打伤了我的鼻子。
那一年，我第二次去了巴黎，去跟一个瘦削而且神经质的欧洲作曲家谈事情，他的脸侧面像鹰，眼神锐利无比，他后来成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后来又成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我住在曼和斯亭·雷的家里，萨尔瓦多•达利来吃过几次饭。达利当时决定举办一次个人画展，他真的举办了，并取得了极大成功，因为只有一个人来看。那是在法国度过的一个愉快而美好的冬天。
我记得有天晚上，斯考特•菲茨杰拉德和他妻子参加完除夕晚会回到家里，那是在4月。过去3个月里，除了香槟酒，他们不吃不喝。之前那个星期，他们身穿整整齐齐的晚礼服，在一次挑战中，把他们的高级轿车开下90英尺高的悬崖，掉进了大海。关于菲茨杰拉德夫妇，有一件事是真的：他们的价值观属人所共有的那种。他们都是很谦虚的人，格兰特·伍德后来说服他们为他的《美国式哥特风格》当模特时，我记得他们有多么受宠若惊。泽尔达告诉我他们坐着不动被画时，斯考特老是把干草叉弄掉。
后来几年内，我跟斯考特越来越熟，我们的多数朋友都相信他的最新小说中的人物是以我为原型，我则按照他的上一部小说生活，到头来，我被一个虚构人物起诉。
斯考特当时在自律方面严重不足，尽管我们都喜欢泽尔达，但我们一致的看法，是她对斯考特的工作有负面影响，把他的产量从每年一部长篇小说降低到偶尔写写海鲜菜谱和一系列逗号。
最后，在1929年，我们一起去了西班牙。在那里，海明威把我们介绍给马诺莱特，此人敏感到身上几乎有脂粉气。他穿紧身斗牛裤，有时候是自行车紧身裤。马诺莱特是个伟大而又伟大的艺术家，要不是当了斗牛士，他风度优雅得本来可以当一位举世闻名的会计师。
我们那年在西班牙玩得开心无比。我们旅行、写作；海明威带我去钓金枪鱼，我钓到了4罐；我们欢笑；艾丽丝•托卡拉斯问我是不是爱上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因为我把一本诗集献给了她，尽管那是T.S.艾略特写的诗。我说没错，我爱她，不过永远不可能有结果，因为她对我来说太聪明了，艾丽丝•托卡拉斯表示同意，我们就戴上拳击手套，格特鲁德•斯泰因打破了我的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