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轉）朱清时：“博学从少读书开始，花少量的时间，掌握最本质的东西”
本文原题为“对待教育要少一些干预，多一点敬畏”
民国38年间，全国共有25万人获得大学毕业证书，平均一年不足7000人；而2008年我国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达到559万，大约是民国时期培养规模的800倍。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变化翻天覆地。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出这样的疑问：民国时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而现在为何培养不出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这样的拔尖创新人才？
8月8日下午，国家图书馆学津堂教育家论坛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在题为“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教育体制和思想”的主题讲座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梳理。
招生规模扩张，但大师罕见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对此，朱清时颇有感触。他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1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战乱年代大师辈出，为何随后和平的60年，反而成为了不出大师的年代？
“最大的教训，就是管理上没有理清。”朱清时认为，过去的几十年，对教育的行政干预过多，虽是出于好心，但一定程度上却适得其反。
朱清时说，1952年教育界的一件大事“院系调整”，一直影响了中国高教60年。从那时起，举国开始学习苏联专才教育模式，把教育变成工厂制造产品一样。这种教育方式有致命的缺陷，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每个人都有个性天赋，强行让他做不喜欢的事，做不好。后来事实证明就是这样，专才教育没有生命力，“才能发挥不出，教育也就没有生气了。”
一个故事让朱清时记忆犹新。
在英国北部偏远地区有个郡，一名女生毕业考试成绩达到全A，是当地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的学生。当地的官员都很关注，希望她进入牛津。
然而，牛津大学的教授在对该女生面试后认为，这个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新能力，只会死读书，拒绝录取。
当地官员找到教育大臣，请他出面说情，希望给予破格录取。在被牛津大学拒绝之后，教育大臣又找到副首相前去求情，还是遭到拒绝。副首相只得请布莱尔首相出面疏通，但牛津大学表示，教授委员会的面试结论和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推翻。布莱尔此后抱怨牛津大学太古板了，应该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得知后，极为愤慨，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的这一严重事件提出抗议。
“教育就像我们的母亲，我们都是教育生出来的，要敬畏她。”朱清时希望，对待教育，要少一些干预，多一点爱护、敬畏。
知识多不等于创新能力强
2008年日本获得物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益川敏英，之前从没出过国，连护照都未办过，从来不出席国际会议，被称为“土包子学者”。因为他对英语一窍不通，从小文科成绩就不好，在班上平均学习成绩只是中等。
这位科学家的经历在中国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在中国没法升迁，没法评职称没法当干部。在中国，英语不好，很多事情都被卡掉了。”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考察的知识分子，朱清时院士对中外教育思想有了一些比较和思考：家长和社会对学生的学历要求都越来越高，教育者追求给学生灌输越来越多的知识，我国培养的博士有一半被选拔做了行政工作……这背后是中国教育思想的极大误区：大家以为知识越多学历越高创新能力就越强。
朱清时说，有时候知识多可能会局限一个人的创新能力。科学史发现，一个人创新能力最强时，往往是年轻时，那时知识并不多。
知识多为什么会约束创新能力？朱清时就此解惑：知识多确实有助于创新，前提是你的知识是对的而且自己已经消化它。但如果你掌握的知识多了，其中有好多是错的，是被误导的，或者你对知识食而不化，你遇到问题后要在知识堆先转一圈，哪还顾得上思考。
在朱清时看来，好奇心、想象力这些对创新最重要的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我们的学生在上小学时，这些能力就慢慢被扼杀了，学生们都被逼着去背课本、背老师讲的答案。
洞察力也是创新能力的核心。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当年留学芝加哥大学时，上量子力学课，老师泰勒是美国氢弹之父，世界级的大师，上课从不备课，他天才横溢，想到哪儿讲到哪儿。但由于不备课，上课时有时会犯错误，有时走入陷阱。杨振宁最感兴趣的就是看泰勒一步步走入陷阱，又怎么一步步走出来。“泰勒走到陷阱时，脑袋就像天线张开四处探测看哪里有出路。”
“现在，我们的教育亟待改革，应该从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起步！”
年轻人要避免被文化垃圾淹没
朱清时告诫现场上百名前来听讲座的年轻学子，人的精力有限，读书要少而精，“不要被知识垃圾、出版垃圾淹没。”
朱清时与年轻人分享自己的上网心得：我发现上网很可怕，因为网上信息太多了，一个链接接着一个链接看下来，一晃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好像看了很多，但是没有时间思考，脑子还是空空的。就好比一个家里很清爽，看着就容易安静下来，如果陈设很多，看着就耗费人的精力。所以我现在要写文章时“不敢接电话，也不上 网”。
而一些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则让他有些忧虑。前不久，朱清时和自己的博士生就专业研究方向进行探讨，本以为学生会动脑筋自己想，但几天后学生们都在网上搜来一大堆资料。“就是陷入网上的东西了，没有自己的想法，而这些往往是垃圾。”
朱清时希望学生要少接触信息垃圾。博学从少读书开始，花少量的时间，掌握最本质的东西。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09/8/222338.shtm
http://www.legal-theory.net/1132.html
民国38年间，全国共有25万人获得大学毕业证书，平均一年不足7000人；而2008年我国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达到559万，大约是民国时期培养规模的800倍。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变化翻天覆地。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出这样的疑问：民国时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而现在为何培养不出像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这样的拔尖创新人才？
8月8日下午，国家图书馆学津堂教育家论坛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中科院院士朱清时在题为“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教育体制和思想”的主题讲座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梳理。
招生规模扩张，但大师罕见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对此，朱清时颇有感触。他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1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战乱年代大师辈出，为何随后和平的60年，反而成为了不出大师的年代？
“最大的教训，就是管理上没有理清。”朱清时认为，过去的几十年，对教育的行政干预过多，虽是出于好心，但一定程度上却适得其反。
朱清时说，1952年教育界的一件大事“院系调整”，一直影响了中国高教60年。从那时起，举国开始学习苏联专才教育模式，把教育变成工厂制造产品一样。这种教育方式有致命的缺陷，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每个人都有个性天赋，强行让他做不喜欢的事，做不好。后来事实证明就是这样，专才教育没有生命力，“才能发挥不出，教育也就没有生气了。”
一个故事让朱清时记忆犹新。
在英国北部偏远地区有个郡，一名女生毕业考试成绩达到全A，是当地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的学生。当地的官员都很关注，希望她进入牛津。
然而，牛津大学的教授在对该女生面试后认为，这个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新能力，只会死读书，拒绝录取。
当地官员找到教育大臣，请他出面说情，希望给予破格录取。在被牛津大学拒绝之后，教育大臣又找到副首相前去求情，还是遭到拒绝。副首相只得请布莱尔首相出面疏通，但牛津大学表示，教授委员会的面试结论和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推翻。布莱尔此后抱怨牛津大学太古板了，应该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得知后，极为愤慨，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的这一严重事件提出抗议。
“教育就像我们的母亲，我们都是教育生出来的，要敬畏她。”朱清时希望，对待教育，要少一些干预，多一点爱护、敬畏。
知识多不等于创新能力强
2008年日本获得物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益川敏英，之前从没出过国，连护照都未办过，从来不出席国际会议，被称为“土包子学者”。因为他对英语一窍不通，从小文科成绩就不好，在班上平均学习成绩只是中等。
这位科学家的经历在中国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在中国没法升迁，没法评职称没法当干部。在中国，英语不好，很多事情都被卡掉了。”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考察的知识分子，朱清时院士对中外教育思想有了一些比较和思考：家长和社会对学生的学历要求都越来越高，教育者追求给学生灌输越来越多的知识，我国培养的博士有一半被选拔做了行政工作……这背后是中国教育思想的极大误区：大家以为知识越多学历越高创新能力就越强。
朱清时说，有时候知识多可能会局限一个人的创新能力。科学史发现，一个人创新能力最强时，往往是年轻时，那时知识并不多。
知识多为什么会约束创新能力？朱清时就此解惑：知识多确实有助于创新，前提是你的知识是对的而且自己已经消化它。但如果你掌握的知识多了，其中有好多是错的，是被误导的，或者你对知识食而不化，你遇到问题后要在知识堆先转一圈，哪还顾得上思考。
在朱清时看来，好奇心、想象力这些对创新最重要的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我们的学生在上小学时，这些能力就慢慢被扼杀了，学生们都被逼着去背课本、背老师讲的答案。
洞察力也是创新能力的核心。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当年留学芝加哥大学时，上量子力学课，老师泰勒是美国氢弹之父，世界级的大师，上课从不备课，他天才横溢，想到哪儿讲到哪儿。但由于不备课，上课时有时会犯错误，有时走入陷阱。杨振宁最感兴趣的就是看泰勒一步步走入陷阱，又怎么一步步走出来。“泰勒走到陷阱时，脑袋就像天线张开四处探测看哪里有出路。”
“现在，我们的教育亟待改革，应该从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起步！”
年轻人要避免被文化垃圾淹没
朱清时告诫现场上百名前来听讲座的年轻学子，人的精力有限，读书要少而精，“不要被知识垃圾、出版垃圾淹没。”
朱清时与年轻人分享自己的上网心得：我发现上网很可怕，因为网上信息太多了，一个链接接着一个链接看下来，一晃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好像看了很多，但是没有时间思考，脑子还是空空的。就好比一个家里很清爽，看着就容易安静下来，如果陈设很多，看着就耗费人的精力。所以我现在要写文章时“不敢接电话，也不上 网”。
而一些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则让他有些忧虑。前不久，朱清时和自己的博士生就专业研究方向进行探讨，本以为学生会动脑筋自己想，但几天后学生们都在网上搜来一大堆资料。“就是陷入网上的东西了，没有自己的想法，而这些往往是垃圾。”
朱清时希望学生要少接触信息垃圾。博学从少读书开始，花少量的时间，掌握最本质的东西。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09/8/222338.shtm
http://www.legal-theory.net/113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