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法制记者的心灵探索与观察

一名法制记者的心灵探索与观察
2011.05.05 11:41:00 来源：南都周刊
现代社会创造了一个“单向度”的世界，人被压缩在物质层面，不再相信任何精神永恒价值，成为工具而不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存在。
编者按:本文是一名法制记者结合工作与生活的一份自述，刊登此文，本刊意在提供给读者一个独特的样本，以供读者解读和观察。文中所述观点，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文_黄秀丽
(黄秀丽，法制记者，曾参与大量公共事件的报道，如邓玉娇事件、重庆打黑事件等。致力于中国法制领域的报道，包括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和具体个案；关注新闻事件中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状况和心灵状况。)
矛盾体
我的工作是将这个社会个体的痛苦剥开给世人看。
做法制记者十几年，我写过无数黑暗腐败案件，法院收黑钱、警察办案不依照程序正义、一个个无罪的人被判死刑、访民被关进黑监狱遭殴打强奸……然而于我来说，我接触的每一个人的痛苦都是活生生的，包括那些作恶的人，也有他们深刻的压抑和分裂。
多写一个故事，似乎就多吸收一分他们的痛苦。
“为什么我这么痛苦？”我，三十多岁的女记者，憔悴、哀苦，活脱脱的一个黄脸婆。2009年，我向李思坤讲述着我的烦恼。
她是我的前同事，数年前离开了媒体。这让我不解，离开这个相当有光环和满足感的行业，而去游学，然后开办一家心灵成长机构，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个世界至少有两种痛苦，一是肉身之苦，一是精神之苦。”李思坤解释。底层人民的痛苦，更多地由衣食住行、遭遇不公正待遇引起，他们需要知识分子救赎，需要有人设计一个美好社会的蓝图。但是，精英阶层对自身的痛苦却往往也失去了觉察，因由此，他们的救赎情结常常难以达到正向的力量。
“救赎者终将成为他人的噩梦。”我想起印度圣者克里希那穆提的话，然后男友的影子随着浓烈的悲怆感涌现在脑海。我们自认为都是优秀的人，爱和自由，是我们遵从的崇高价值理念，然而非常不堪的是，我们却是彼此的噩梦。
“一个内心纠结、人格冲突、不爱自己的人，怎么可能爱自己身边的人呢？怎么可能爱这个世界呢？这就是精英阶层的问题。所以，我从这里做起，对自己下工夫。”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脏部位。
是，分析心理学家荣格早就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内心的冲突没有觉知的话，那么必将演化成外在的情境。小到人际关系的冲突，大到战争，都与个体这个小宇宙密切关联。
某个工作后痛苦的晚上，我读到杰克·康菲尔德《踏上心灵的幽径》中的一句话：我们所有的活动之下，深藏着对爱和爱的行动的渴求。我们在生活中发现的快乐，与占有或拥有无关，甚至与理解也无关，而是发现这种爱的能力，和所有生命建立一种充满爱、自由即智慧的关系的能力。
从那天起，我开始尝试静坐，和自己的内心对话。
死亡，这个问题想过吗？
48岁的中国经济时报原社长和总编辑包月阳身材中等，光头、面善。2010年春天，该报率先报道山西假疫苗事件，事后他被调任中国发展出版社担任社长。当时我准备采访他，他婉拒了。我们顺便谈起他正在接触的佛法。
2008年4月，包月阳母亲病危。在他连夜还未赶到河南舞阳老家时，母亲已经撒手人寰。
“那刻，忽然感觉我像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无家可归了。”他说，当时他眼前总是浮现幼时的场景，母亲抱着大弟弟纺棉花，他在旁边看着母亲的手灵巧地抽动棉线，耳边响起了纺车的吱吱嘎嘎声。
两个月过去，这个男人还是没有从痛苦中熬过来，直到一个朋友在博客中留言，建议他看看《西藏生死书》。包月阳用废弃的打印纸把它打印出厚厚的一沓，读完后从悲伤中走出的他发现，原来家中书架上早有这本书，只是从未注意过。此后每到一个地方，他会寻访当地的高僧大德，一起探讨关于生命的疑问。
这本书，我七八年前读过。藏人相信生死轮回，生下来即开始习练面对死亡。而我们身边的多数人，对死亡通常不曾问询，也基本在逃避，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小学、中学、大学，也几乎没有过生命教育这一课。各种各样的恶性事件，导致了太多的死亡，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死亡？
比如我。20多岁时就从事着不错的职业，有房有车，但别人眼里的这种成功，对解除死亡这个恐惧却全无用处。半夜醒来，我也时常想象自己死后的漫漫长夜，恐惧到了极点，我唯一能做的是安慰自己：我大概能活七八十岁，死离我还早着呢，可以不想。
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我们的文化教育里似乎一直避而不谈，这也是我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儒家的确有“不知生，焉知死”的问责，但佛教教义却是直逼生死的。不幸的是，这些资源多数成为学者们在书斋里研究的学问，而不能成为普通人生活的指点。
而我，我不信奉儒家那一套，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的理念于我来说还不够，我到哪里才能找到心灵的出口呢？
就这个话题，某次我和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龚隽教授进行了交流。龚教授的研究方向是佛教史。
他告诉我，中国百年来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一直在学习西方文明，但只局限在三个层面：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经济运作方式，我们没有学习他们精神层面的内容，我们也学不来两希文明——希腊与希伯来文化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部分。不仅如此，在一百多年的学习过程中，中国自己的儒释道文化传统反却遭到几乎毁灭性的打击。今天的中国，经济上相当富裕了，精神世界却几乎是个真空。一方面社会道德集体滑坡，另一方面，个体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出一个书名，《单向度的人》，这是法拉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名著，意指现代社会创造了一个“单向度”的世界，人被压缩在物质层面，不再相信任何精神永恒价值，成为工具而不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存在。
了解自己，找到自己
和多数人一样，我也希望弄清楚自己，学习“对自己下工夫”。尝试研读佛经，练习瑜伽，静坐。但时常屁股还没把坐垫坐热5分钟，大脑中就已经波涛汹涌，平素压到心里的情绪、念头如潮水般涌入，而我自己，则如同风暴中的小船，随时可能被淹没。
阅读、听音乐、看电影、和朋友在一起，这些能缓解人的无聊和焦虑的方法对我统统失效。
是的，我是一名记者，我每周必须出外采访，面对恶性事件，并将它们记录下来，此外，我有日常生活，处于各种压力之下。时常会感到胸口有一股强烈的情绪要冲出体外，遇到一件小事，也会大哭、大怒。平淡的一天，时常被我过得如同地狱。
如我一样生活并面临各种痛苦的人，他们如何面对自己？假如人类都如此，那么我的工作必将源源不绝，而我同时为他们痛苦着呀。
经常是在暮色中开车回家，忽然升起绝念：不如一头撞倒在路边，了却这尘世之痛。也怪，每次阻止我的不是对父母亲的眷恋，更不是对他人、社会责任感的愧疚，而是一句话：这世的功课你没完成就逃了，下次还得重来。于是重新奋起，重返工作，重新找寻生命的意义，追问生命的本源。
我的朋友，凤凰壹力图书公司的图书编辑陈寿文告诉我，这是好事，通过问询，纠结在你体内的冲突正在一点点释放和清理。等释放得差不多了，安宁和智慧，会慢慢升起。
理科生寿文，30岁，专业是市场营销，却痴迷起心理学，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到马斯洛的人本心理学派，再到美国新时代运动的超个人心理学派，大部分典籍都涉猎过。我们在一次读书会上相识，其时，来自各行各业的读书会成员，正在探讨心理学家肯·威尔伯的《恩宠与勇气》。
他认为这本书对他影响至深，它告诉人们，世界上有一个智慧传统叫“常青哲学”（Perennial philosophy），它如此解释世界，世间万物皆由宇宙精神演化而来，从最初级的物质，再进化为感觉、情绪、想象、概念等等精神内容；继而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层面；然后是灵魂，最终是灵性，再回归至宇宙精神。在各种不同的文明传统中，这个精神也被解释为上帝、真主、梵、道、空性、本觉，或者真如。
它在解释那个人们都会去问的问题，“我”是什么，是一个比“我思故我在”大得多的存在？而心理学里，通俗的讲法是：了解自己，找到自己。
中国病人，被什么阻塞？
在我不断问询自己和观察别人的同时，我的女友A先是离婚，然后与新男友陷入极爱极恨的状态；女友B陷入离婚大战，上高中的女儿几欲自杀。不知有多少人会像我们一样，内心扭曲，面目狰狞。
女友A后来做了居士；女友B一次一次参加各种工作坊，成为课虫；我通常在瑜伽馆，以忘却工作压力缠身、情爱关系破碎的痛苦。
“你们可不是单单受苦的人。”张艳宏调侃我。她曾是胡因梦的助理。
2007年，胡因梦第一次到大陆演讲，400人的会场来了将近700人；一个课程，计划招30人，有600多人报名。某次上课，回答各种问题，胡因梦讲到了凌晨4点钟。
“居然有这么大的需求！”4年后，张艳宏忘记了学员们到底为啥烦恼，只记得黑压压的人群和她嘶哑的嗓子。
我采访过的一个心理诊疗师，称自己天天和“中国病人”打交道，常有“进了疯人院”的感觉。他说，他曾以为只是少数人有心理疾病，后来发现，这更像一个群体性的心理失衡。
仅仅我们报纸报道的极端事件就多如牛毛。杀人者如邱心华、马加爵、郑民生；自杀者有杨元元、富士康的13连跳以及相当数量的官员。
制度只是表面的原因之一。这是我和这位诊疗师都赞同的观点。他认为，根子在于中国的集体无意识。仅重男轻女、孝道两点，就足以把这个社会的健康机能扭曲了一次又一次。女人数千年文明中都依附于男人，既无独立的经济地位，也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到了现代还有依赖的根儿。女研究生杨元元的母亲是个典型，透过女儿而活，终于导致杨元元不堪重负自杀。在他的解读中，不少男人也是病夫，恐爱、嫉妒，将女人视为工具和物品存在，自己也就不可能活在爱中。
集体无意识导致的阻塞，在人与人间筑起了高墙，大家都恐惧把墙拆掉会伤到自己，于是每个人都在墙里面痛苦煎熬，却缩头缩脑，不敢往前迈半步。
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患的或许是无爱的病？人与人之间的爱，因为太多的约束，被堵塞，无法流动。
踏实生活，老实做人
“中国病人”数量的巨大，导致当下的心灵整合行业风起云涌。针对身心灵痛苦所开设的课程，不胜枚举。常常被人提起的，如内观、灵性按摩、花精疗法、家庭系统排列、能量疗法、声音疗法等等，在近几年的中国，早已不是新鲜事。
这一潜在的潮流源头在美国，到中国已经拐了好几道弯。1960年代美国兴起“生命潜能运动”，该运动沿着人本心理学的路线一直往前走到了超个人心理学，直至从东方各大智慧传统包括印度教，佛教中的禅宗、密宗中找到真谛。这个运动被称为“新时代灵性觉醒运动”，实现了现代心理学和古老宗教教义的整合。
灵性觉醒运动蔓延至欧洲、日本，再从台湾传到中国大陆。以2006年左右台湾作家胡因梦的自传《生命中的不可思议》在大陆出版为标志，图书出版、工作坊和心灵机构三方面齐头并进。尽管参加工作坊，成为心灵机构的会员，价格不菲，但却仍在吸引相当数量的人群参加。
别忘了自己。我一边勤奋工作，一边对自己说。同时，观察着外界，也改良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仇恨运动的我养成了锻炼的习惯，每日晨起必先练习半小时瑜伽；其他时间抽空静坐；随时观照自己的呼吸，察看身体和心灵之间有没有保持联结。
有点效果，身轻如燕起来了；心像一个房间，大了敞亮了。社会黑暗面照旧揭露，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依然强烈，恋爱的事还是没影儿，不过心中有了一份包容感和坚定感。且越来越能做到随遇而安。
身边的女友也有了变化。女友A解掉旧有的心结，准备谈新的恋爱；女友B发现她和丈夫情缘未了，准备接纳他所有的好与不好。
我还发现，身边的很多人都养成了适合自己关照内心的习惯。越来越多的同行在紧密工作的同时，在尝试照顾自己的身心；运动的人多起来了，声称要过慢生活的人多起来了，当然，去参加身心灵课程的人也更加多了起来。但是，以我的观察和经验，我想给一句忠告，说到底，机构，和方法，只是一个助力，了然本质，安宁内心，最终是让我们回到生活。
踏实生活，老实做人，更好地生活，才是人们最终要做的。
如果你仔细品味，弹钢琴和做饭，生命的质地是一样的。
这是我那个朋友张艳宏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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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秀丽按：南都周刊《一名法治记者的心灵探索和观察》，http://www.nbweekly.com/news/special/201105/25766.aspx，因篇幅有限以及其他因素，与原文有较多不同。原文如下：
 噢，原来如此
——一个记者的求道之旅
          撰稿：黄秀丽
（一）那深埋在内心的痛苦，要怎样才能揭露？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李思坤的样子。思坤是我在南方周末的前同事，不知为何，5年前她忽然离开了媒体这个相当有光环和满足感的行业，而去当一家心灵成长机构的老板。
2009年11月29日，北京合一瑜伽中心。
一个身着白衣的瘦小女子，眼神沉静。既是前同事，话就直切主题。
 “为什么我这么痛苦？”我问。我，憔悴、哀苦，三十多岁的女记者，活脱脱的一个黄脸婆。
我的工作是将这个社会个体的痛苦剥开给世人看。做法治记者十几年，我写过一个一个的黑暗腐败案件，法院收黑钱、警察办案不依照程序正义、一个个无罪的人被判死刑、访民被关进黑监狱遭殴打强奸……这些事件似乎都指向这个社会没有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制度，然而于我来说，我接触的每一个人的痛苦都是活生生的，包括那些作恶的人，也有他们深刻的压抑和分裂。一句话，我恨不起来。
 多写一个故事，似乎就多吸收一分痛苦进入到我的身体。深刻的怀疑精神让我无法彻底皈依那种宗教。
我怯怯地讲述我的烦恼。
“这个世界至少有两种痛苦，一是粗钝肉身之苦，一是精神之苦。”思坤淡淡地说。我们两个随即对两种痛苦进行了探讨。
底层人民的痛苦，更多的由衣食住行、遭遇不公正待遇引起。这是一种冤，对社会秩序有一种强大的破坏力。他们似乎需要知识分子救赎，需要有人设计一个美好社会的蓝图，比如民主、自由。但这是不够的。精英阶层对自身的痛苦没有觉察，所以，他们的救赎情结往往不是正向的力量。
 “救赎者终将成为他人的噩梦。”我瞬间想起印度圣者克里希那穆提的话，然后男友的影子随着浓烈的悲怆感涌现在脑海。我们自认为都是中国优秀的男女之一，爱和自由，是我们遵从的崇高价值理念，然而非常不堪的是，我们是彼此的噩梦。
“一个内心纠结，人格冲突、不爱自己的人，怎么可能爱自己身边的人呢？怎么可能爱这个世界呢？这就是精英阶层的问题。”思坤说。
其实，分析心理学家荣格早就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内心的冲突没有觉知的话，那么必将演化成外在的情境。小到人际关系的冲突，大到战争，都源自个体这个小宇宙。
“所以，要解决世界的争斗，要从这里做起。”思坤把手放在心脏的部位说，“对自己下功夫。不是往外求，往外求的路是错的。”
当天晚上，我读到了杰克。康菲尔德《踏上心灵的幽径》中的一句话：我们所有的活动之下，深藏着对爱和爱的行动的渴求。我们在生活中发现的快乐，与占有或拥有无关，甚至与理解也无关，而是发现这种爱的能力，和所有生命建立一种充满爱、自由即智慧的关系的能力。
滚滚泪落。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静坐、冥想的实修之旅。
（二）死亡，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
  48岁的包月阳身材中等，光头、面善。当我们谈起接触佛法的机缘时，相视而笑：太像了! 包是中国经济时报原社长和总编辑。
  2008年4月，包月阳母亲病危。他连夜赶回河南舞阳老家时，母亲已经撒手人寰。
“忽然发现我像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无家可归了。”包月阳告诉我。眼前总是一岁半的时候，母亲抱着大弟弟纺棉花，他在旁边看着母亲的手灵巧地抽动棉线，听着纺车吱吱嘎嘎的声音。
  我想象四十多岁的他倚在木门上哭泣的场景，心中悲哀。
这个男人两个月都没从痛苦中熬过来，直到有一个西藏的朋友在博客中留言，建议他看《西藏生死书》。
《西藏生死书》?我眼前一亮。七八年前我就读过。藏人的生死观，相信生死轮回，一生下来就在开始习练面对死亡的功课。而我们汉人，对死亡几乎一无所知，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生命教育。
比如我。我20多岁了，收入不错的职业、有房、有车，然而别人眼里的成功对解除死亡这个恐惧全无用处。半夜醒来，想着自己死后的漫漫长夜，恐惧到了极点，我唯一能做的是安慰自己，我大概能活七八十岁，死离我还早着呢，我可以不想。
我的死亡可以不想，可我亲爱的外婆呢？这个最爱我的人已经八十多岁，即将灯干油尽。“倘若她要死去，我也就跟她去了罢。”我时常如林黛玉般痴想。
也是在2008年春天，外婆离世。那时包括《西藏生死书》在内的有关佛教生死观的的书籍我已读过不少，对死亡的恐惧已经淡去了。我跪在她小小的棺材面前，抚摸了她已经冰冷的脸，心中无比的悲伤，但并不痛苦。早春的风把树叶吹得哗哗作响，我似乎听到了外婆灵魂的叹息。
同样是因为对佛法的信仰，包月阳从痛苦中走出来了。那时他用废弃的打印纸把《西藏生死书》打印出厚厚的一叠，等他读完他发现，家中书架上是其实有这本书。从此他开始了“求道之旅”，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寻访高僧大德，追问终极真理。
人从哪里？到哪里去？我是谁？我这一生应该做什么？为何我们的文化教育里对这些避而不谈？这是我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儒家有“不知生，焉知死”的逃避传统，但佛教教义却是直逼生死的。不幸的是，这些资源只能成为学者们在书斋里研究的学问，而不能成为指引普通人生活的明灯。
我常常感到自己是个“空心人”。我不信奉儒家那一套，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的理念于我来说还不够，我到哪里才能找到心灵的皈依？
有一次，我就这个话题我和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龚隽教授进行了交流。龚教授的研究方向是佛教史。
他告诉我，中国百年来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一直在学习西方文明，但局限在三个层面：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经济运作方式，我们没有学他们精神层面的内容，我们也学不来两希文明——希腊与希伯来文化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部分。不仅如此，一百多年来，儒释道三家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如今，中国经济上相当富裕了，精神世界是一个真空。一方面整体道德滑坡，一方面个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单向度的人》。”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出这个书名。《单向度的人》是法拉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名著，意指现代社会创造了一个“单向度”的世界。人被压缩在物质层面，不再相信任何精神永恒价值，成为工具而不是作为活生生的人存在。
至今令包月阳深感愧疚的是，他的父母都是怀着对死亡极大的恐惧去世的。如果他早一点知道《西藏生死书》中的内容，就可以给予父母更多的临终关怀。
 （三）修行，就是陷入绝境，向死而生
上完了思坤的课，我开始“对自己下功夫”，研读佛经，修习昆达里尼瑜伽和静坐冥想，因为我已经无路可走。阅读、听音乐、看电影、和朋友在一起，一切能缓解人的无聊和焦虑的方法对我统统失效，我感到胸口下方有一股强烈的能量流要冲出体外，遇到一件小事，就会大哭、大怒，死去活来。一个看似平平常常的一天，常常被我过得如同地狱。
经常是在暮色中开车回家，忽然升起绝念：不如一头撞倒在路边，了去这尘世之痛。奇怪的是，每次阻止我的不是对父母亲人的眷恋，更不是对他人、社会责任感的愧疚。而是佛法中的一句话：业力不灭，这世的功课你没完成就逃了，下次还得重修。于是重新奋起，找寻生命的意义，追问生命的本源。
后来我结识了不少道友，我们谈到开始冥想之前的状态，都是无路可走，陷入绝境，于是向死而生。
我按照《观呼吸》、《正念》等等书籍教的办法打坐。盘腿、双手放在腿上，闭目，数呼吸。屁股没把坐垫坐热5分钟，大脑中已经波涛汹涌，平素压到心里的情绪、念头向潮水一般涌入，而我自己，如同风暴中的小船，随时可能灭顶。
大约长达半年时间，我一打坐就会大哭，哭得肝肠寸断，浑身虚脱。
我要死了么？我问我的朋友，凤凰壹力图书公司做身心里图书编辑的陈寿文。这个聪明的小伙子告诉我，你这样是好事，说明纠结在你体内的冲突（能量）在一点点释放和清理。等负面能量清理得差不多了，就有了佛家讲的“定”，慧也会慢慢升起。
理科生寿文是我痛苦时难得的支持者。30岁的他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专业是市场营销，却痴迷心理学，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再到马斯洛等人的人本心理学派，再到美国新时代运动的超个人心理学派，大部分典籍他都涉猎过。
还记得我们相识的情境。2009年冬天，我忽然闯入他组织的“超个人心理学读书会”，和四五个朋友读美国超个人心理学家肯。威尔伯的《恩宠与勇气》。引有共同的兴趣，大家心里仿似烛光照亮一样。
这是一本对我和他影响至深的书，它告诉我世界上有一个智慧传统，名为长青哲学。长青哲学指出，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宇宙大精神演化而来，从最初级的物质，再进化为感觉、情绪、想象、概念等等精神内容；继而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层面；然后是灵魂，最后是灵性，回归至宇宙大精神。在各大文明传统中，宇宙大精神被称为上帝、真主、梵、道、空性、本觉、真如。
原来“我”是一个比“我思故我在”大得多的存在！它就是风暴中的风暴眼，无论风暴如何生起，它都安之不动。
 你晓得不？我们要找的解脱痛苦的办法，就是找到如如不动的本性。寿文和我经常讨论这样的话题。
好吧，那我们就去找这个“真如”。佛法里说得玄妙，称证悟空性，因为这个找到还真不能靠“找”；心理学里有一个通俗的讲法：了解自己，找到自己。
 “只有找到内在无条件的喜悦。人类的痛苦才会得到根本解脱。”我在博客里不厌其烦地写下这句话。
（四）中国病人，得的是无爱的病
    掉坑的经验往往在朋友间同时发生。在我修行的同时，我的女友A先是离婚，然后与男友陷入极爱又极恨的你死我活状态；女友B陷入离婚大战，上高中的女儿几欲自杀。我们3个像患了忧郁症的女鬼，内心扭曲，面目狰狞。
   女友A皈依做了居士；女友B一次一次参加各种身心灵工作坊，几乎成为课虫；我恨不得天天泡在瑜伽馆，以忘却工作压力缠身，情爱关系破碎的痛苦。
   你们可不是单单受苦的人。我的好朋友张艳宏调侃我。她曾经是胡因梦在大陆开工作坊的助理。
2007年，胡因梦第一次到大陆演讲，400人的会场来了将近700人；第一期工作坊“拙火与自我觉察”，预计招30个人，居然有600多人报名。有一次上课，应学员的要求，老师居然讲到了凌晨4点钟。
“居然有这么大的需求！”4年了，张艳宏完全忘记了学员们到底为啥烦恼，只记得黑压压的人群和她嘶哑的嗓子。
广州的心理学家武志红天天和“中国病人”打交道，经常有“进了疯人院”的感觉。他告诉我，以前他以为只是少数人有心里疾病，后来发现，这是整个民族集体的心理失衡。
仅仅我们报纸报道的极端事件就多如牛毛。杀人者如邱心华、马加爵、郑民生；自杀者有杨元元、富士康公司一个接一个的工人、以及相当数量的官员。
制度是非常表面的原因。这个是我和武志红都赞同的观点。他分析认为，根子在于中国的集体无意识。仅重男轻女、孝道两点，就足以把这个社会的健康机能扭曲了一次又一次。比如女人，数千年文明都是依附于男人，既无独立的经济地位，也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到了现代还有依赖的根儿。女研究生杨元元的母亲就是个典型，她透过女儿而活，终于导致杨元元不堪重负自杀。当然，男人也是病夫。恐爱，嫉妒，将女人视为工具和物品存在，自己也就不可能活在爱中。
难怪，我每次采访女性受冤屈的案件，总是后背又痛又紧，像勒了两三道麻绳。我知道这是集体无意识在作怪。
由这个仇视女性、仇视情欲的集体无意识“统治”，整个社会爱的能量怎么能流动起来呢？阻塞，还是阻塞。人与人之间筑起了高高的心墙，大家都恐惧把墙拆掉会伤着自己，于是每个人都在墙里面痛苦煎熬，却缩头缩脑，不敢往前迈半步。
原来，中国人，得的是无爱的病。
（五）心灵机构，给你修行助一把力
“中国病人”这么多，看来身心灵整合行业要火。
事实上，这些年中国内地的心灵成长机构四处开花。针对身心灵三个层次的痛苦，内观、灵性按摩、花精疗法、家庭系统排列、能量疗法、声音疗法等等，不胜枚举。
这一潜在的潮流源头在美国，到中国已经拐了好几道弯。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兴起“生命潜能运动”。该运动沿着人本心理学的路线一直往前走到了超个人心理学，直至从东方各大智慧传统包括印度教、佛教中的禅宗、密宗中找到真谛。这个运动被称为“新时代灵性觉醒运动”，实现了现代心理学和古老宗教教义的整合。
灵性觉醒运动蔓延至欧洲、日本，再从台湾传到中国内地。以2006年左右台湾作家胡因梦的自传《生命中的不可思议》在大陆出版为标志，图书出版、工作坊和心灵机构三方面起头并进。
参加工作坊，成为心灵机构的会员，均价格不菲，但总能吸引相当数量的人参加。
当然，跑瑜伽馆次数多了钱包就会瘪得快，我得把修行的重点放在日常生活中。平生仇恨运动的我第一次养成了好习惯，每日晨起必先练习半小时瑜伽；其他时间抽空还要静坐冥想；身处何时何地，都观照自己的呼吸，看身心灵三者之间有没有保持联结。
我似乎变得身轻如燕起来。心像一个房间，大了敞亮了。社会黑暗面照旧揭露，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依然强烈，恋爱的事还是没影儿，不过心中有了一份包容感和坚定感。相信老天这么安排自有深意。
嘿，我已经是有信仰的人了。亲近佛理，并未皈依，但我相信宇宙间有除人自身外更大的力量存在。
此时，和我同时掉坑的女友也有了进展。女友A解掉旧有的心结，准备谈新的恋爱；女友B发现她和丈夫情缘未了，准备接纳他所有的好与不好。
这些年，我发现很多人都养成了适合自己的修行习惯。李思坤时时刻刻保持对自己身心的觉察，做不到当下觉察，每晚睡前也要再过一遍；笃信因果的包月阳时时刻刻检视自己的行为，看是否符合明海大和尚倡导的“无怨、无忧和无悔”。
说到底，心灵机构只是一个助力。踏实生活，老实做人才是根本。
如果你仔细品味，弹钢琴和做饭，生命的质地是一样的。这是张艳宏的“名言”。
（六） 科学家与神秘主义者，我是爱因斯坦的弟子
我的朋友中，有一些悄无声息开始修行的怪朋友。比如科学家姚杰。
姚杰45岁，身材中等，微微有一点驼背，眼睛深邃，蓄着一部胡子，但笑起来像个孩子。恬静、柔和、耐心，跟他在一起，心会变得柔软。
姚杰在两年多以前从一个唯科学主义者变成了神秘主义者。他笑曰，他走的是爱因斯坦的道路。历史上有神秘经验的科学家多得是，爱因斯坦最为有名。
  “嗨，我们谈谈科学和灵性的关系。”在他位于中科院某研究所的办公室，我不客气地问。
   颠覆他的科学观的是他的痛苦。为什么我总想着多发表几篇论文？为什么总想着学生选我的实验室而不是别人的？为什么我看谁都不顺眼？为什么总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我到底爱不爱自己？这些问题在姚杰脑袋嗡嗡作响。
姚杰鬼使神差地上了一趟能量疗愈课。
来自德国的女老师将手放在他离身体十几厘米远的地方。奇怪，怎么有某种能量进入到我的身体里？更奇怪的是？老师一双手这么移动了半天，居然能知道自己哪里不舒服。
姚杰回去和学物理的朋友们讨论女老师手上是什么能量。热能、磁能？大家认为可能是一种低频的电磁能。和万事万物一样，人是一个能量体，身心灵的层次振动频率不同，身体这一层次密度大，频率较低，而灵性层次频率较高。而这些极细微的能量振动只有在感官和意识高度敏锐时才能够觉察得到。
思想也是有能量的，比如“我不够好”这个念头就是个限制性能量，一个人带着它，就会吸附与之相似的念头进来，于是这个人处处发现“我确实不够好”。
 “那怎么样去掉限制性的能量？让高人用手抓出来？”我做了个手势，开玩笑说。
姚杰认为，清理的方法有很多种。事实上，无论是心理咨询中的谈话，还是佛教中叫的内观——时时时刻觉察那股能量的运作，还是瑜伽、冥想，都是在清理。这种清理方法运用的是量子力学原理，即观察者的参与改变了事实本身。
这就是活在当下能够改变人生的原因。那一刻，你了然你的内心状态，于是烦恼生起即去。
噢，原来如此。
来源：http://huangxiuli.blog.hexun.com/64020447_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