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印象：四组关键词
文/Simplezhu
天才、民主
the Talented，Democracy
在采访过程中，几个被访嘉宾都毫不掩饰他们对聪明人士的喜爱。
ICQ创始人Yossi Vardi如今是个知名的天使投资人。他个人先后投资了40多家公司，已经有9家在纳斯达克上市。他选择投资对象的方式就是坐等各种朋友把他们认为有天赋的各色年轻人带来见他。谈话间，他就对坐在他边上的一个年轻人说：“我投资你就是因为你很聪明，我很喜欢你。”当我们说大概中国曾经吃过社会制度不完善的苦，所以一些中国企业家非常重视企业制度建设，甚至梦想着通过一群普通人建造强大的公司。他立马接口说：“那就是美国的方式了。”但是他坚持认为制度的背后还是人。
耶路撒冷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Erel Margalitye也认为与聪明的年轻人聊天，并将其中一些有意思的想法付诸实践，把原来仅是一个概念的东西变成现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虽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通常一个项目刚投资时只有两个人，但是三年后就扩大到五六十人。但与Vardi只在以色列投资不同，他对聪明人士的兴趣不限于以色列本土，“作为一个国际性公司，还要吸引世界各地的聪明人士加盟。”
以色列政府于1991年启动“技术孵化器计划”，该计划对孵化器和孵化项目的运作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但是主管单位是贸工部下面一个叫首席科学家办公室（OCS）的部门。该孵化器项目主任Rina Pridor女士边给我们出示PPT边给我们讲解，孵化器项目运作规定之详细，讲解者逻辑思维之严密，以及该计划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均令人震惊。怪不得其它受访者即使对以色列政府有微词但是提起OCS也都很尊敬。
项目负责人Rina女士本人也给人简洁理性高贵的印象。我想，一个人只有真诚坦荡得生活过，全力以赴地奋斗过，并取得了如此引以为傲的的成就时，她才能有这样从内心溢出来的自我认同与骄傲！这种情绪很具有感染力。
“以色列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政府比较务实、认真，把一些有利于民族自信和团结的人以及真正实干的人选拔出来做事。”浙大科技哲学教授李磊如是评价。
一个社会，有权分配社会资源，有资格优先获得资源的人都应该是有才德之人。这是成事的法则。
这种对有才能者的尊崇自然也会折射到日常社会生活中。据说犹太家庭来了亲戚朋友，父母都不会简单得跟自己的孩子介绍说这个叔叔那个阿姨，而是“这个物理学家叔叔”“那个博士阿姨”。虽然有点夸张，但是中国的父母一定不难理解。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情况是，他们非常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教授的孩子读完名牌大学的MBA也可以选择去当服务生。回来当天下午，我们偶然碰到一个意大利犹太小伙子。他第一次见到一个在欧洲游历的中国武术大师就迷上了，于是就跟着他习武。三年前结束学习独自移民来以色列。最近他喜欢上了一个中国女孩想再次回中国。他父亲对他说“如果你很喜欢很想去，那就去。”跟他小时候离开家去学武时说得一模一样。
也许正是这种对个体独立性之尊重才有在一个资源极端匮乏情况下把“互助共享”理念发挥到极致的初级形态的共产主义性质的社区基布兹（Kibbutz）独特的地方——允许个人自由选择去留；以及后来的改革——开通私人银行帐户，增加私人空间。
当人们与外部世界相遇时产生了新的需求，他们表示承认和尊重。
中国在解放初期也进入到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但是后来的演变要扭曲得多悲剧得多。相比之下，他们这种平和的慢慢地由一个曾经把人吃、喝、拉、撒各环节分拆，并合并同类项的组织向一个基于共同理念（不管是“互助共享”还是其它）而聚集的社区形态过渡，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童话。事实上，如今西方国家一些个人千里迢迢跑来加入这个社区何尝不是寻找世外桃源的心理。
当我们问在基布兹有没有人自杀时，陪同我们前去的大阳光男孩Shai仿佛不相信自己耳朵似的一问再问：“你说的是‘自杀’么？”该基布兹内在Netafim的经理Naty Barak则想了想回答说：“好象从开始到现在就一个人吧。”然后，他大概解释了一下自杀的原因。我没听清，但是没有再问。不管什么原因，毕竟只有一个人。当一个人确实对这个世界失望选择放弃的时候，也许我们也该尊重一下。
所以，在以色列，你会看到，虽然战争在继续，但是生活从不曾远离。虽然这个沙漠里养花养草很难，但是路边装饰性的比人还高的橘子树上挂着的都是真的橘子，花盆里开放的都是真花，而不是塑料植物。每天晨练的队伍也很壮观。生机勃勃的景象令人动容。
也许只有充分尊重每个个体，才有真正的人的生活。
只有充分尊重每个个体，辅之以教育，天才的群体成长才是可能的。否则天才就总是作为物理现象、个别现象而不是作为文化现象、群体现象而存在。
以色列从90年代开始涌现出创业潮，但这也不是政府号召的。Oded Distel说到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解释到：“我们不能强迫每个人去做某件事。随着一些标杆性企业的创办成功，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也能发明点什么还能比别人做得更好，也想创建自己的公司时，我们只是为他们搭建平台，提供帮助。”“以色列政府会改写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么？”我们问。他回答说：“谁也不能控制私营企业的投资方向。当政府企图控制他们时，他们也会反过来试图改变政府，这怎么能不出乱子呢？双方都有各自的角色，需要的是合作，如此才能达到双赢的局面。”最多也只是通过资源的倾斜来引起公众的注意，吸引他们的兴趣。比如他所负责的水产业，三年五千万美圆的预算。这不是个很大的数字，但是足够引起公众的注意，让有相关技术的人认识到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然后选择加入这个行业来发展。
曾代表美方在BIRD基金任职的D.Bruce Merrifield 博士则说：“看看今日的以色列，拥有比美国还高得多的人均创业公司。同样在美国，当政府降低资本获得成本时，也曾涌现过巨大的创业浪潮。大量的资本涌入市场，引领投资和经济增长。所以说，政府要做的不过是创造合适的环境，然后让路……”“我常说，我们应该停止输出民主，我们只需要输出资本，民主将随之而来。”
也因此，关于以色列会成长出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如果讨论的不是能力问题不是市场问题不是阶段性问题，那么根本没有定论。正如Orna Berry所说，具体是聚焦一个领域做成大公司还是不断创立新公司来出售，完全取决于具体的行业情况，以及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天性：有的人无比崇尚自由独立，有的人就愿意聚焦一件事一个公司，把它做大。幸运的是以色列有各种人才，共同推动以色列经济的发展。
实践技能、洞察力、远见
Know-how，Observant, Visionary
“Know-how”在字典上的解释是“关于实践的知识和技能”，通俗地说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知道如何着手去做。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搞科技园区或技术孵化器，包括中国，但是能做得像以色列那么成功的并不多。这里就涉及一个“know-how”的问题。
当国内外各种原因使得以色列民众和政府对“科技立国”战略达成共识后，他们知道发展高科技产业最核心的是三样东西：科技人才、资本和市场，尤其是能支付高价格的市场。而这三个因素中，他们最多只占一样，那就是他们不缺科技人才而且他们对如何培养这类人才似乎也很有经验。所以，如果仔细分析，你会发现他们那堆纷繁芜杂的计划和制度背后主要是围绕如何创造、获得这后两个因素来设置的。当然以色列政府的支持不是直接干预，而是通过OCS制度来进行的。
先说科技人才。
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以色列工程技术学院（1924）、希伯来大学（1925）和魏兹曼科学院（1934）等今天国际知名的科研机构就已经成立。二战期间，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犹太难民从纳粹控制下的欧洲涌入，积聚了丰厚的科技力量。
几十年来，以色列的教育经费一直稳定在很高的比例。多年来国家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都在10%左右，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让儿童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科学教育；为青少年兴建科技馆，让他们在玩耍中接受科学的启迪；广泛而免费的科普教育，让科学家志愿者以多种形式走近社区与科技爱好者交流等等。
以著名化学家、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的名字命名的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院，是世界十大科研机构之一。我翻到一本魏茨曼科学研究院2007年的年报很有意思，他们会让本院各研究生对自己成长当中第一次对科学、对自己今天所选择的领域产生兴趣的那一刻回忆起来，记录下来，并附上他们小时候的照片。科学的果实不是有一天突然冒出来的，而是跟从小接触到的东西有关，不管是正规的教育还是环境潜移默化的熏陶。
以色列的科技教育机构非常重视基础学科的研究与学习，但是研发团队却是完全目标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利润导向型的。
很多大型跨国公司都在以色列设立了研发中心。同时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选择自己创业。而且，传统行业也基本上是从“技术”角度切入并建购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比如纺织行业的“无缝”“防水”布料；以色列不出产一滴石油一颗宝石，确是世界石油加工中心，（大颗）珠宝加工中心等。
再说资本。
以色列在70年代几乎没有风险投资。1977年以色列与美国政府共同设立以美工业研究和开发基金（BIRDF），对两国间开展的民用工业技术合作项目给予支持。“我们需要将以色列最好的原材料——我们的智力和创新能力资本化。”“那时几乎没人愿意跟以色列人做生意。我们几乎是孤注一掷地让美国人来以色列投资，为此还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措施。”70年代的Yossi Vardi还是以色列投资促进局北美部主任，在华盛顿、纽约蹲点，他在2007年BIRDF 30周年时回忆说，“我们希望这个模式能吸引美国已有的高科技公司来以色列投资。”“如今，以色列企业与美国企业的合作之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出其右。”BIRDF算得上是以色列风险投资基金的一个先驱，也是第一个双边研发基金。
该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市场失效情况下由政府来启动，然后允许私人机构接手，政府退出。
为了加快发展风险投资业，以色列政府于1991年出资1亿美元设立了YOZMA基金，同时成立了国有独资的YOZMA公司，与国内外的投资者合作建立了10个风险投资基金。以色列政府采取的是“舍弃利益，共担风险”的对策，即政府在与国内外投资者合作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之前就与这些投资者达成协议，政府与投资者共同承担投资风险，但不分享投资所得利益。在基金运营6年后，若获得成功，则政府将基金中的股份原价出让给其它基金投资者，撤出投资，基金运营所得盈利归其它投资者所有。由于以色列已具备了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的成熟条件，加之管理得当，使这10个风险投资、其他基金投资者从合作中获得了很大利益，同时带动了以色列风险投资业的蓬勃发展。目前，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基金已超过100个，运营资金高达100亿美元，已建立高效发达的风险资本市场。其充裕的资本为高技术产业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多层次的资金供给主体适应了处于不同阶段的以色列高技术企业的融资需要。
以色列政府长期致力于高科技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孵化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种子阶段”，这降低了风险基金的风险，为其进入和加盟创造了条件。
90年代初，以色列政府针对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科技创业企业发展快但成功率不高的情况和前苏联技术移民涌入的就业需要情况，于1991年开始设立“孵化器计划（种子基金）”，支持孵化高科技创新企业。
VC往往对“种子阶段的”技术项目缺少兴趣，原因包括：第一，由于种子项目所涉及的企业通常只是由科技发明者组成，缺乏健全的财务体系、明确的业务发展计划及市场营销体系；第二，由于种子项目处于早期投资阶段，不确定因素多，市场化时间相对较长，风险大；第三，在这一阶段，缺乏有效的投资考核与评价方法。因为这些企业以技术发明为核心，有关的发明人员作用很大，在早期阶段这些技术人员的行为方式往往显得与众不同，其经营潜力及能否适应未来需要很难预测，而这无论对于创业者还是投资者来说又都是十分重要的。然而现行的投资考察评估方法是针对已发展成熟的企业的，并且也不包含对人的考核标准，不适用于早期的技术型企业。没有有效的投资考核与评价就谈不上进行任何投资。以色列的“技术孵化器计划”正是为了消除这些障碍而设立的，同时也为创业公司的早日独立和奔赴国际市场提早做好管理方面的准备。
由于“孵化器计划”的带动，以色列的高新科技创业企业迅速发展。创业投资基金也越来越多，他们通过向那些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特别是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提供资金的方式，在以色列风险投资业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以色列的创业投资基金可分为四大部分，分别是YOZMA基金、INBAL公共基金、其他公共基金和私人基金。
风险投资业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以色列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从技术孵化器“毕业”的大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技术企业又吸引了更多的风险投资。二者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带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成功地调整了传统的产业结构，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2006年，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出口总量达到1420万美元，约占以色列总口总量48%。正是因为以色列高科技产业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被西方的媒体誉为“中东的硅谷”。
“现在很多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公司开始走出以色列，去中国、印度、日本等其它海外市场投资。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Orna Berry回答说: “很好，非常好”。因为这意味着以色列本土风险投资产业的成熟与壮大。
最后说市场，有高支付能力的市场。
发达的风险投资市场不仅引进了大量国外风险资金，更重要的是引进了帮助高科技创新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经验，引进了大量潜在的“战略投资人”。约1/3以上的以色列高科技上市公司都是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下发展壮大的。
由于以色列国内市场狭小，所以以色列的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就必须面向国际市场来思考和决策。“知道谁将购买这些新技术，以及他们打算出什么样的价格来购买，是很重要的。以色列的技术革新必须和市场和消费者的需要结合起来。创新的想法很多，我们只能聚焦于那些被真实市场所驱动的。”如今已经80多岁却仍然活跃在以色列科技产业前沿的Uzia Galil在BIRDF30周年时如此反复强调。实际上，OCS的简介里也明确表明他们所资助的科技研发项目都是由真实市场驱动的，而不是某个人坐在家里拍脑袋想出来的。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甄选环节，贸工部国际投资主任Oded Distel才以绝对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们：“旨在把学术机构，科技公司和技术使用者或者说消费者结合起来的IMB计划，尽管运营成本不低，但是没有风险。”因为这些科技项目都是来自国际市场的真实需求，前景是明确的，这些创新企业不过是因为国内市场狭小而保守而无法在初期从国内市场获利，政府不过是通过IMB计划在这个环节上帮助这些企业3到5年，之后就会有风险投资进来，1年之后这些企业会被带去真实的市场。面对一个确定的前景，你需要的只是耐心，以及一点暂时的投入。这种投入是必要的、理智的、可接受的。
Uzia Galil对以色列人的实践技能充满了信心。“早些年，以色列人的知识、技能不是囿于军事领域就是学术领域，现在是该释放到商业领域了。以色列人在科技方面很有潜力，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因为狭小的国内市场支撑不了高成本的技术研发。通过美国市场显然是我们的最佳选择。但是政府对将技术贩卖给国外是有法律禁止的，所以我们只好通过双边合作项目来绕开这个法律障碍。”于是才有了与美国的BIRD基金，以及后来与新加坡合作的SIIRDF，与加拿大合作的CIIRDF，与英国合作的BRITECH ，与韩国合作的KORIL-RDF等。以色列的国际工业R&D合作除了双边基金，还有双边协议，以及参加欧盟研究技术开发框架计划等。这些合作，涉及资金、共同技术研发，关乎两国公司间的匹配与合作，更关乎市场。他们对美国市场情有独钟，因为美国有巨大而高支付能力的市场，美国公司精于市场营销，而以色列公司精于研发，有出色的工程师以及富有远见的CEO。以美公司的合作被看成是绝配。
现在他们觉得精于制造的中国市场也是有诱惑力的。不过他们对中国的兴趣也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在中国为法、德等国的高科技频频买单之后，在某些中国公司也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之后。还有就是中国公司立志走向世界的远景。耶路撒冷风险投资公司负责人Erel Margalit在采访时也坦白：“很多公司来到中国，说是看中中国低成本的制造，看中庞大的中国市场，看中这个，看中那个，当然他们说得都对；但是我们想和中国合作是因为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家身上那种要走向世界的雄心，而这在印度等很多国家的企业家身上是看不到的。”中国市场固然是巨大而迷人的，但是仅仅局限于中国市场总是缺乏想象力的。
不过基于中国市场暂时知识产权制度缺失，以及高新科技购买力相对还较弱的特点，他们目前主要还是以企业合作，项目合作为主，而不是大量大规模的投资。与大家都投资东部沿海地区不同，他们很多项目在西部等边远地区。这种合作方式能否成功还有待市场检验。
专注，可行性
Focus on, Available
“以色列人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你知道，在全球化的今天，很多东西变得越来越相似。”“以色列的科技创新体系会被模仿，超越么，其优势有一天会丧失么？”我们这么问。Orna Berry回答：“不会。因为每个人、每个地方专注的方面是不同的。精力有限，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做，他只能选择他能选择的他有优势的适合他的来做。因为专注的方面不同，呈现出来的结果就大相径庭。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你应该专注那些你能发挥杠杆作用来撬动市场的领域。以色列一直是这么做的。”
Uzia Balil则强调说：“专注，专注，再专注。”“我们永远不应该停止梦想，但是以色列是个小国家，不可能什么都做还能做好。因此我们必须有选择，专注于那些相关产业。”那么怎样才算相关呢？有前途的，你能做好的。
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历史。
我们知道，犹太人至少为本民族创建了三大标签：犹太商人、知识精英，以及现在的科技强国以色列。犹太人当初被流放到世界各地时还是封建社会，跟当地人比可谓一无所有，没有任何世袭的爵位、头衔可供依赖。为了生存，他们只能经商，冷酷的赚钱，虽然他们身份和形象不断被作为讥讽的对象搬上舞台，比如莎士比亚剧本里的威尼斯商人形象等，但是他们别无选择。“犹太商人”、“犹太人经商智慧”这个品牌可是很多个世纪的积累打造出来的。等家族经过祖先几代人的努力，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他们的后代开始放弃经商，转而投身知识界。这又是一个群体效应，几乎没有一个知识领域的前沿没有犹太人的身影。有个令人咋舌的统计数据：从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奖到2001年的100年间，在总共680名获奖者中，犹太人或具有犹太血统者共有138人，占了五分之一；而犹太人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不过是五百分之一。
法拉齐在最后一本书里曾振聋发聩的发问：“在文化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想，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是基于现实环境可资选择的最好选择，一个综合解决方案；长期以往，积淀成传统与文化。你别无选择地专注于一个领域，然后创造出奇迹。而这个成就成为你新的现实基础，帮助你创造下一个奇迹。
如果仔细分析以色列几个优势产业的源起和发展过程。你会发现Orna Berry的话很坦白且切中要害。
不管是水技术，还是农业技术，基本上最初都是为了解决以色列人民的生存问题。这方面的技术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节约水资源。在解决水问题上，以色列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从1953年开始兴建“北水南调”工程，从北部唯一的淡水湖基雷内特湖（加利利海）输水到南部沙漠，耗时14年完成；第二，1962年发明滴灌技术，这被视为农业革命的真正起点；第三，推广水的循环利用，目前以色列50%的农业用水采用循环水。此外，海水淡化、人工降雨、雨水收集系统等技术也被广泛应用。
现在，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全球变暖以及淡水资源供应的减少，有预言在接下去的至少15年内，全球缺水将达到35%。据统计，在2004年，全球水工业的销售额达到4000亿美元，并且以每年7％的速度快速增长。但这个产业的技术部分的增长率达到14％，其收入已占总销售额的四分之一。于是，水处理技术被以色列人当成了“新的石油”，贩卖给世界。
我们再以其中的滴灌技术与其它技术的融合来看这个发展过程。
滴灌技术和温室技术的结合，使得以色列在生产蔬菜、水果、花卉、香料等高附加值农产品上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力，从而获得了“欧洲冬季厨房”的称号。
滴灌系统与电子技术，电脑的结合使用后，将水、肥、农药组合在一起，均衡地施加到植物根部，并由电子传感器对土壤状况进行检测，园艺师只需在办公室上网，就可以得到随时更新的数据，监控所有温室或农田。经过完善后，便发展成一整套“作物生长管理计划”。作物在每一个生长阶段所需的营养、需要达到的成长效果都经过预先设计，并由计算机系统严格保证实施。而高度的电子化并不妨碍传统农业智慧的应用，他们也在温室里养蜂，既能减少化学品用量，还能得到蜂蜜。
滴灌与水循环技术的结合，则发展出最新的“污水灌溉”系统。通过检测作物对污水中盐分、重金属离子等的耐受力，并保证对人体健康无害，循环水不用再经过完全净化就可用于农业灌溉，这就大大节约了成本。因此，用污水也能浇灌出鲜艳的玫瑰。
……
以色列的电子产业与电信业都很强，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国防需要。以色列的软件业发展速度很快，但他们的软件业也跟电信业、国土安全、医疗、教育与培训密切相关。
现在，新能源、生物科学，以及纳米技术项目是重点投资领域，因为有很好的市场前景。等前景变现实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们是很早就开始做准备、做实际投入的。
从中，我们看到了令人吃惊的成就，但是并没有平地起高楼的不可思议的玄妙奇迹，不是么？
Zohar Zisapel从80年代初开始创业，平均每年创建一家新公司，已有7家被收购，6家登陆纳斯达克，但全部限于通讯领域。他说因为这个领域是我们所了解并擅长的。我们聚焦这个领域，细察市场，研究竞争者，我们在他们没有触及的地方寻找新的机会。
谈到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时，他说：“中国的工程师我接触过一些，还是以他们的方式赢得我很大尊敬的。在美国的大学里，最好的学生很多也是中国人。”“但是中国的科技企业，我不认为他们将来会有很快的发展。因为很多公司的财务有问题。他们在流失钱财，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或者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们想发展得到尽可能的尽可能的快一点，因此承受着很大的风险。这是非常危险的。企业发展需要稳定，要一步步来，不能太浮躁。”
中东和平进程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MEPP）
我对中东的政治不曾特别地关注和研究过，相信具体的历史进程也过于复杂而不能简单下孰是孰非的判断。但是从商业的逻辑出发，我相信以色列企业家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希望早日实现中东的和平。原因很简单，以色列国内市场很小，但是家门口的中东市场却很大，而且他们在该市场的优势太明显。
“中东地区”或“中东”是指地中海东部与南部区域，从地中海东部到波斯湾的大片地区，“中东”地理上也是非洲与欧亚大陆的亚区。中东人口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预计到2010年中东地区人口将达到17.1亿。这也许是继远东市场之后下一个最具活力的区域市场。
“想想中国也不过是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Erel Margalit预言“五到十年，中东有望实现和平。到那时候，一切都将改变。”由于时间关系，甚至没来得及问他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因为通常能听到的回答都是“尽管很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希望。”这样明确的回答还是第一次听到。不过我后来转而想，这样的判断反而因为没有前提可以反驳而让人充满了玄疑和信心。毕竟他不是儿戏之辈，而据说全球范围内研究中东问题的权威学者几乎都是犹太人。他们很多产业的布局都与中东市场的特点有关。五到十年的时间也不算太长。但是事后当我和一个以色列记者和教授谈起该话题时,我得到的回答分别是“他一定喝醉了!”“再打100年?”
为中国人广为熟悉的犹太裔作家茨威格曾解释犹太民族有一种超越民族狭隘性达到普遍人性的无意识冲动。但愿这种达到普遍人性的渴望与身陷战争之中的矛盾早日得到解决。他们寻求完美解决方案的不懈努力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修成正果。
另外，我还有两个非商业判断：以色列将继续大量增加犹太移民。以色列将会尽可能地实现成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中东会出现一个类似欧盟的市场联合体。
既然连草都难以生长的沙漠里也能开出花来。一切都是可能的。
http://www.biznews007.com/bazhuanqu/ShowInfo.asp?ID=185&Page=1
天才、民主
the Talented，Democracy
在采访过程中，几个被访嘉宾都毫不掩饰他们对聪明人士的喜爱。
ICQ创始人Yossi Vardi如今是个知名的天使投资人。他个人先后投资了40多家公司，已经有9家在纳斯达克上市。他选择投资对象的方式就是坐等各种朋友把他们认为有天赋的各色年轻人带来见他。谈话间，他就对坐在他边上的一个年轻人说：“我投资你就是因为你很聪明，我很喜欢你。”当我们说大概中国曾经吃过社会制度不完善的苦，所以一些中国企业家非常重视企业制度建设，甚至梦想着通过一群普通人建造强大的公司。他立马接口说：“那就是美国的方式了。”但是他坚持认为制度的背后还是人。
耶路撒冷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Erel Margalitye也认为与聪明的年轻人聊天，并将其中一些有意思的想法付诸实践，把原来仅是一个概念的东西变成现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虽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通常一个项目刚投资时只有两个人，但是三年后就扩大到五六十人。但与Vardi只在以色列投资不同，他对聪明人士的兴趣不限于以色列本土，“作为一个国际性公司，还要吸引世界各地的聪明人士加盟。”
以色列政府于1991年启动“技术孵化器计划”，该计划对孵化器和孵化项目的运作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但是主管单位是贸工部下面一个叫首席科学家办公室（OCS）的部门。该孵化器项目主任Rina Pridor女士边给我们出示PPT边给我们讲解，孵化器项目运作规定之详细，讲解者逻辑思维之严密，以及该计划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均令人震惊。怪不得其它受访者即使对以色列政府有微词但是提起OCS也都很尊敬。
项目负责人Rina女士本人也给人简洁理性高贵的印象。我想，一个人只有真诚坦荡得生活过，全力以赴地奋斗过，并取得了如此引以为傲的的成就时，她才能有这样从内心溢出来的自我认同与骄傲！这种情绪很具有感染力。
“以色列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政府比较务实、认真，把一些有利于民族自信和团结的人以及真正实干的人选拔出来做事。”浙大科技哲学教授李磊如是评价。
一个社会，有权分配社会资源，有资格优先获得资源的人都应该是有才德之人。这是成事的法则。
这种对有才能者的尊崇自然也会折射到日常社会生活中。据说犹太家庭来了亲戚朋友，父母都不会简单得跟自己的孩子介绍说这个叔叔那个阿姨，而是“这个物理学家叔叔”“那个博士阿姨”。虽然有点夸张，但是中国的父母一定不难理解。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情况是，他们非常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教授的孩子读完名牌大学的MBA也可以选择去当服务生。回来当天下午，我们偶然碰到一个意大利犹太小伙子。他第一次见到一个在欧洲游历的中国武术大师就迷上了，于是就跟着他习武。三年前结束学习独自移民来以色列。最近他喜欢上了一个中国女孩想再次回中国。他父亲对他说“如果你很喜欢很想去，那就去。”跟他小时候离开家去学武时说得一模一样。
也许正是这种对个体独立性之尊重才有在一个资源极端匮乏情况下把“互助共享”理念发挥到极致的初级形态的共产主义性质的社区基布兹（Kibbutz）独特的地方——允许个人自由选择去留；以及后来的改革——开通私人银行帐户，增加私人空间。
当人们与外部世界相遇时产生了新的需求，他们表示承认和尊重。
中国在解放初期也进入到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但是后来的演变要扭曲得多悲剧得多。相比之下，他们这种平和的慢慢地由一个曾经把人吃、喝、拉、撒各环节分拆，并合并同类项的组织向一个基于共同理念（不管是“互助共享”还是其它）而聚集的社区形态过渡，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童话。事实上，如今西方国家一些个人千里迢迢跑来加入这个社区何尝不是寻找世外桃源的心理。
当我们问在基布兹有没有人自杀时，陪同我们前去的大阳光男孩Shai仿佛不相信自己耳朵似的一问再问：“你说的是‘自杀’么？”该基布兹内在Netafim的经理Naty Barak则想了想回答说：“好象从开始到现在就一个人吧。”然后，他大概解释了一下自杀的原因。我没听清，但是没有再问。不管什么原因，毕竟只有一个人。当一个人确实对这个世界失望选择放弃的时候，也许我们也该尊重一下。
所以，在以色列，你会看到，虽然战争在继续，但是生活从不曾远离。虽然这个沙漠里养花养草很难，但是路边装饰性的比人还高的橘子树上挂着的都是真的橘子，花盆里开放的都是真花，而不是塑料植物。每天晨练的队伍也很壮观。生机勃勃的景象令人动容。
也许只有充分尊重每个个体，才有真正的人的生活。
只有充分尊重每个个体，辅之以教育，天才的群体成长才是可能的。否则天才就总是作为物理现象、个别现象而不是作为文化现象、群体现象而存在。
以色列从90年代开始涌现出创业潮，但这也不是政府号召的。Oded Distel说到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解释到：“我们不能强迫每个人去做某件事。随着一些标杆性企业的创办成功，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也能发明点什么还能比别人做得更好，也想创建自己的公司时，我们只是为他们搭建平台，提供帮助。”“以色列政府会改写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么？”我们问。他回答说：“谁也不能控制私营企业的投资方向。当政府企图控制他们时，他们也会反过来试图改变政府，这怎么能不出乱子呢？双方都有各自的角色，需要的是合作，如此才能达到双赢的局面。”最多也只是通过资源的倾斜来引起公众的注意，吸引他们的兴趣。比如他所负责的水产业，三年五千万美圆的预算。这不是个很大的数字，但是足够引起公众的注意，让有相关技术的人认识到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然后选择加入这个行业来发展。
曾代表美方在BIRD基金任职的D.Bruce Merrifield 博士则说：“看看今日的以色列，拥有比美国还高得多的人均创业公司。同样在美国，当政府降低资本获得成本时，也曾涌现过巨大的创业浪潮。大量的资本涌入市场，引领投资和经济增长。所以说，政府要做的不过是创造合适的环境，然后让路……”“我常说，我们应该停止输出民主，我们只需要输出资本，民主将随之而来。”
也因此，关于以色列会成长出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如果讨论的不是能力问题不是市场问题不是阶段性问题，那么根本没有定论。正如Orna Berry所说，具体是聚焦一个领域做成大公司还是不断创立新公司来出售，完全取决于具体的行业情况，以及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天性：有的人无比崇尚自由独立，有的人就愿意聚焦一件事一个公司，把它做大。幸运的是以色列有各种人才，共同推动以色列经济的发展。
实践技能、洞察力、远见
Know-how，Observant, Visionary
“Know-how”在字典上的解释是“关于实践的知识和技能”，通俗地说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知道如何着手去做。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搞科技园区或技术孵化器，包括中国，但是能做得像以色列那么成功的并不多。这里就涉及一个“know-how”的问题。
当国内外各种原因使得以色列民众和政府对“科技立国”战略达成共识后，他们知道发展高科技产业最核心的是三样东西：科技人才、资本和市场，尤其是能支付高价格的市场。而这三个因素中，他们最多只占一样，那就是他们不缺科技人才而且他们对如何培养这类人才似乎也很有经验。所以，如果仔细分析，你会发现他们那堆纷繁芜杂的计划和制度背后主要是围绕如何创造、获得这后两个因素来设置的。当然以色列政府的支持不是直接干预，而是通过OCS制度来进行的。
先说科技人才。
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以色列工程技术学院（1924）、希伯来大学（1925）和魏兹曼科学院（1934）等今天国际知名的科研机构就已经成立。二战期间，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犹太难民从纳粹控制下的欧洲涌入，积聚了丰厚的科技力量。
几十年来，以色列的教育经费一直稳定在很高的比例。多年来国家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都在10%左右，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让儿童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科学教育；为青少年兴建科技馆，让他们在玩耍中接受科学的启迪；广泛而免费的科普教育，让科学家志愿者以多种形式走近社区与科技爱好者交流等等。
以著名化学家、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的名字命名的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院，是世界十大科研机构之一。我翻到一本魏茨曼科学研究院2007年的年报很有意思，他们会让本院各研究生对自己成长当中第一次对科学、对自己今天所选择的领域产生兴趣的那一刻回忆起来，记录下来，并附上他们小时候的照片。科学的果实不是有一天突然冒出来的，而是跟从小接触到的东西有关，不管是正规的教育还是环境潜移默化的熏陶。
以色列的科技教育机构非常重视基础学科的研究与学习，但是研发团队却是完全目标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利润导向型的。
很多大型跨国公司都在以色列设立了研发中心。同时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选择自己创业。而且，传统行业也基本上是从“技术”角度切入并建购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比如纺织行业的“无缝”“防水”布料；以色列不出产一滴石油一颗宝石，确是世界石油加工中心，（大颗）珠宝加工中心等。
再说资本。
以色列在70年代几乎没有风险投资。1977年以色列与美国政府共同设立以美工业研究和开发基金（BIRDF），对两国间开展的民用工业技术合作项目给予支持。“我们需要将以色列最好的原材料——我们的智力和创新能力资本化。”“那时几乎没人愿意跟以色列人做生意。我们几乎是孤注一掷地让美国人来以色列投资，为此还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措施。”70年代的Yossi Vardi还是以色列投资促进局北美部主任，在华盛顿、纽约蹲点，他在2007年BIRDF 30周年时回忆说，“我们希望这个模式能吸引美国已有的高科技公司来以色列投资。”“如今，以色列企业与美国企业的合作之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出其右。”BIRDF算得上是以色列风险投资基金的一个先驱，也是第一个双边研发基金。
该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市场失效情况下由政府来启动，然后允许私人机构接手，政府退出。
为了加快发展风险投资业，以色列政府于1991年出资1亿美元设立了YOZMA基金，同时成立了国有独资的YOZMA公司，与国内外的投资者合作建立了10个风险投资基金。以色列政府采取的是“舍弃利益，共担风险”的对策，即政府在与国内外投资者合作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之前就与这些投资者达成协议，政府与投资者共同承担投资风险，但不分享投资所得利益。在基金运营6年后，若获得成功，则政府将基金中的股份原价出让给其它基金投资者，撤出投资，基金运营所得盈利归其它投资者所有。由于以色列已具备了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的成熟条件，加之管理得当，使这10个风险投资、其他基金投资者从合作中获得了很大利益，同时带动了以色列风险投资业的蓬勃发展。目前，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基金已超过100个，运营资金高达100亿美元，已建立高效发达的风险资本市场。其充裕的资本为高技术产业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多层次的资金供给主体适应了处于不同阶段的以色列高技术企业的融资需要。
以色列政府长期致力于高科技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孵化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种子阶段”，这降低了风险基金的风险，为其进入和加盟创造了条件。
90年代初，以色列政府针对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科技创业企业发展快但成功率不高的情况和前苏联技术移民涌入的就业需要情况，于1991年开始设立“孵化器计划（种子基金）”，支持孵化高科技创新企业。
VC往往对“种子阶段的”技术项目缺少兴趣，原因包括：第一，由于种子项目所涉及的企业通常只是由科技发明者组成，缺乏健全的财务体系、明确的业务发展计划及市场营销体系；第二，由于种子项目处于早期投资阶段，不确定因素多，市场化时间相对较长，风险大；第三，在这一阶段，缺乏有效的投资考核与评价方法。因为这些企业以技术发明为核心，有关的发明人员作用很大，在早期阶段这些技术人员的行为方式往往显得与众不同，其经营潜力及能否适应未来需要很难预测，而这无论对于创业者还是投资者来说又都是十分重要的。然而现行的投资考察评估方法是针对已发展成熟的企业的，并且也不包含对人的考核标准，不适用于早期的技术型企业。没有有效的投资考核与评价就谈不上进行任何投资。以色列的“技术孵化器计划”正是为了消除这些障碍而设立的，同时也为创业公司的早日独立和奔赴国际市场提早做好管理方面的准备。
由于“孵化器计划”的带动，以色列的高新科技创业企业迅速发展。创业投资基金也越来越多，他们通过向那些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特别是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提供资金的方式，在以色列风险投资业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以色列的创业投资基金可分为四大部分，分别是YOZMA基金、INBAL公共基金、其他公共基金和私人基金。
风险投资业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以色列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从技术孵化器“毕业”的大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技术企业又吸引了更多的风险投资。二者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带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成功地调整了传统的产业结构，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2006年，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出口总量达到1420万美元，约占以色列总口总量48%。正是因为以色列高科技产业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被西方的媒体誉为“中东的硅谷”。
“现在很多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公司开始走出以色列，去中国、印度、日本等其它海外市场投资。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Orna Berry回答说: “很好，非常好”。因为这意味着以色列本土风险投资产业的成熟与壮大。
最后说市场，有高支付能力的市场。
发达的风险投资市场不仅引进了大量国外风险资金，更重要的是引进了帮助高科技创新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经验，引进了大量潜在的“战略投资人”。约1/3以上的以色列高科技上市公司都是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下发展壮大的。
由于以色列国内市场狭小，所以以色列的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就必须面向国际市场来思考和决策。“知道谁将购买这些新技术，以及他们打算出什么样的价格来购买，是很重要的。以色列的技术革新必须和市场和消费者的需要结合起来。创新的想法很多，我们只能聚焦于那些被真实市场所驱动的。”如今已经80多岁却仍然活跃在以色列科技产业前沿的Uzia Galil在BIRDF30周年时如此反复强调。实际上，OCS的简介里也明确表明他们所资助的科技研发项目都是由真实市场驱动的，而不是某个人坐在家里拍脑袋想出来的。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甄选环节，贸工部国际投资主任Oded Distel才以绝对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们：“旨在把学术机构，科技公司和技术使用者或者说消费者结合起来的IMB计划，尽管运营成本不低，但是没有风险。”因为这些科技项目都是来自国际市场的真实需求，前景是明确的，这些创新企业不过是因为国内市场狭小而保守而无法在初期从国内市场获利，政府不过是通过IMB计划在这个环节上帮助这些企业3到5年，之后就会有风险投资进来，1年之后这些企业会被带去真实的市场。面对一个确定的前景，你需要的只是耐心，以及一点暂时的投入。这种投入是必要的、理智的、可接受的。
Uzia Galil对以色列人的实践技能充满了信心。“早些年，以色列人的知识、技能不是囿于军事领域就是学术领域，现在是该释放到商业领域了。以色列人在科技方面很有潜力，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因为狭小的国内市场支撑不了高成本的技术研发。通过美国市场显然是我们的最佳选择。但是政府对将技术贩卖给国外是有法律禁止的，所以我们只好通过双边合作项目来绕开这个法律障碍。”于是才有了与美国的BIRD基金，以及后来与新加坡合作的SIIRDF，与加拿大合作的CIIRDF，与英国合作的BRITECH ，与韩国合作的KORIL-RDF等。以色列的国际工业R&D合作除了双边基金，还有双边协议，以及参加欧盟研究技术开发框架计划等。这些合作，涉及资金、共同技术研发，关乎两国公司间的匹配与合作，更关乎市场。他们对美国市场情有独钟，因为美国有巨大而高支付能力的市场，美国公司精于市场营销，而以色列公司精于研发，有出色的工程师以及富有远见的CEO。以美公司的合作被看成是绝配。
现在他们觉得精于制造的中国市场也是有诱惑力的。不过他们对中国的兴趣也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在中国为法、德等国的高科技频频买单之后，在某些中国公司也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之后。还有就是中国公司立志走向世界的远景。耶路撒冷风险投资公司负责人Erel Margalit在采访时也坦白：“很多公司来到中国，说是看中中国低成本的制造，看中庞大的中国市场，看中这个，看中那个，当然他们说得都对；但是我们想和中国合作是因为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家身上那种要走向世界的雄心，而这在印度等很多国家的企业家身上是看不到的。”中国市场固然是巨大而迷人的，但是仅仅局限于中国市场总是缺乏想象力的。
不过基于中国市场暂时知识产权制度缺失，以及高新科技购买力相对还较弱的特点，他们目前主要还是以企业合作，项目合作为主，而不是大量大规模的投资。与大家都投资东部沿海地区不同，他们很多项目在西部等边远地区。这种合作方式能否成功还有待市场检验。
专注，可行性
Focus on, Available
“以色列人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你知道，在全球化的今天，很多东西变得越来越相似。”“以色列的科技创新体系会被模仿，超越么，其优势有一天会丧失么？”我们这么问。Orna Berry回答：“不会。因为每个人、每个地方专注的方面是不同的。精力有限，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做，他只能选择他能选择的他有优势的适合他的来做。因为专注的方面不同，呈现出来的结果就大相径庭。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你应该专注那些你能发挥杠杆作用来撬动市场的领域。以色列一直是这么做的。”
Uzia Balil则强调说：“专注，专注，再专注。”“我们永远不应该停止梦想，但是以色列是个小国家，不可能什么都做还能做好。因此我们必须有选择，专注于那些相关产业。”那么怎样才算相关呢？有前途的，你能做好的。
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历史。
我们知道，犹太人至少为本民族创建了三大标签：犹太商人、知识精英，以及现在的科技强国以色列。犹太人当初被流放到世界各地时还是封建社会，跟当地人比可谓一无所有，没有任何世袭的爵位、头衔可供依赖。为了生存，他们只能经商，冷酷的赚钱，虽然他们身份和形象不断被作为讥讽的对象搬上舞台，比如莎士比亚剧本里的威尼斯商人形象等，但是他们别无选择。“犹太商人”、“犹太人经商智慧”这个品牌可是很多个世纪的积累打造出来的。等家族经过祖先几代人的努力，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他们的后代开始放弃经商，转而投身知识界。这又是一个群体效应，几乎没有一个知识领域的前沿没有犹太人的身影。有个令人咋舌的统计数据：从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奖到2001年的100年间，在总共680名获奖者中，犹太人或具有犹太血统者共有138人，占了五分之一；而犹太人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不过是五百分之一。
法拉齐在最后一本书里曾振聋发聩的发问：“在文化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想，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是基于现实环境可资选择的最好选择，一个综合解决方案；长期以往，积淀成传统与文化。你别无选择地专注于一个领域，然后创造出奇迹。而这个成就成为你新的现实基础，帮助你创造下一个奇迹。
如果仔细分析以色列几个优势产业的源起和发展过程。你会发现Orna Berry的话很坦白且切中要害。
不管是水技术，还是农业技术，基本上最初都是为了解决以色列人民的生存问题。这方面的技术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节约水资源。在解决水问题上，以色列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从1953年开始兴建“北水南调”工程，从北部唯一的淡水湖基雷内特湖（加利利海）输水到南部沙漠，耗时14年完成；第二，1962年发明滴灌技术，这被视为农业革命的真正起点；第三，推广水的循环利用，目前以色列50%的农业用水采用循环水。此外，海水淡化、人工降雨、雨水收集系统等技术也被广泛应用。
现在，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全球变暖以及淡水资源供应的减少，有预言在接下去的至少15年内，全球缺水将达到35%。据统计，在2004年，全球水工业的销售额达到4000亿美元，并且以每年7％的速度快速增长。但这个产业的技术部分的增长率达到14％，其收入已占总销售额的四分之一。于是，水处理技术被以色列人当成了“新的石油”，贩卖给世界。
我们再以其中的滴灌技术与其它技术的融合来看这个发展过程。
滴灌技术和温室技术的结合，使得以色列在生产蔬菜、水果、花卉、香料等高附加值农产品上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力，从而获得了“欧洲冬季厨房”的称号。
滴灌系统与电子技术，电脑的结合使用后，将水、肥、农药组合在一起，均衡地施加到植物根部，并由电子传感器对土壤状况进行检测，园艺师只需在办公室上网，就可以得到随时更新的数据，监控所有温室或农田。经过完善后，便发展成一整套“作物生长管理计划”。作物在每一个生长阶段所需的营养、需要达到的成长效果都经过预先设计，并由计算机系统严格保证实施。而高度的电子化并不妨碍传统农业智慧的应用，他们也在温室里养蜂，既能减少化学品用量，还能得到蜂蜜。
滴灌与水循环技术的结合，则发展出最新的“污水灌溉”系统。通过检测作物对污水中盐分、重金属离子等的耐受力，并保证对人体健康无害，循环水不用再经过完全净化就可用于农业灌溉，这就大大节约了成本。因此，用污水也能浇灌出鲜艳的玫瑰。
……
以色列的电子产业与电信业都很强，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国防需要。以色列的软件业发展速度很快，但他们的软件业也跟电信业、国土安全、医疗、教育与培训密切相关。
现在，新能源、生物科学，以及纳米技术项目是重点投资领域，因为有很好的市场前景。等前景变现实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们是很早就开始做准备、做实际投入的。
从中，我们看到了令人吃惊的成就，但是并没有平地起高楼的不可思议的玄妙奇迹，不是么？
Zohar Zisapel从80年代初开始创业，平均每年创建一家新公司，已有7家被收购，6家登陆纳斯达克，但全部限于通讯领域。他说因为这个领域是我们所了解并擅长的。我们聚焦这个领域，细察市场，研究竞争者，我们在他们没有触及的地方寻找新的机会。
谈到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时，他说：“中国的工程师我接触过一些，还是以他们的方式赢得我很大尊敬的。在美国的大学里，最好的学生很多也是中国人。”“但是中国的科技企业，我不认为他们将来会有很快的发展。因为很多公司的财务有问题。他们在流失钱财，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或者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们想发展得到尽可能的尽可能的快一点，因此承受着很大的风险。这是非常危险的。企业发展需要稳定，要一步步来，不能太浮躁。”
中东和平进程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MEPP）
我对中东的政治不曾特别地关注和研究过，相信具体的历史进程也过于复杂而不能简单下孰是孰非的判断。但是从商业的逻辑出发，我相信以色列企业家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希望早日实现中东的和平。原因很简单，以色列国内市场很小，但是家门口的中东市场却很大，而且他们在该市场的优势太明显。
“中东地区”或“中东”是指地中海东部与南部区域，从地中海东部到波斯湾的大片地区，“中东”地理上也是非洲与欧亚大陆的亚区。中东人口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预计到2010年中东地区人口将达到17.1亿。这也许是继远东市场之后下一个最具活力的区域市场。
“想想中国也不过是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Erel Margalit预言“五到十年，中东有望实现和平。到那时候，一切都将改变。”由于时间关系，甚至没来得及问他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因为通常能听到的回答都是“尽管很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希望。”这样明确的回答还是第一次听到。不过我后来转而想，这样的判断反而因为没有前提可以反驳而让人充满了玄疑和信心。毕竟他不是儿戏之辈，而据说全球范围内研究中东问题的权威学者几乎都是犹太人。他们很多产业的布局都与中东市场的特点有关。五到十年的时间也不算太长。但是事后当我和一个以色列记者和教授谈起该话题时,我得到的回答分别是“他一定喝醉了!”“再打100年?”
为中国人广为熟悉的犹太裔作家茨威格曾解释犹太民族有一种超越民族狭隘性达到普遍人性的无意识冲动。但愿这种达到普遍人性的渴望与身陷战争之中的矛盾早日得到解决。他们寻求完美解决方案的不懈努力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修成正果。
另外，我还有两个非商业判断：以色列将继续大量增加犹太移民。以色列将会尽可能地实现成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中东会出现一个类似欧盟的市场联合体。
既然连草都难以生长的沙漠里也能开出花来。一切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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