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的出轨，在100多年前的晚清已有隐忧。
——这篇文章里要说的《飞访木星》，是晚清科幻故事中的一篇“译述”。它发表在1907年第五期的上海《月月小说》杂志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科技发展“失控”和“出轨”的忧虑。
—— 一百年后回头看，不难发现这篇故事的外国原作者和“译述”者周桂笙都具有先知先觉的敏锐。但是那时，工业文明一片繁荣，如同乘风破浪的泰坦尼克号，还没有走到“一局输赢料不真, 香销茶尽尚逡巡”的光景。所以，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旁观冷眼人，都还不敢说已经勘破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迷局。
——就像这篇故事里所比方的那样，追求现代化的盲目发展，就像这辆由半疯的“科学博士”所劫持的出轨列车，我们如同“余”一样，都是坐在里边的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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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表在2008年4月的上海《文景》（总第44期）上。原题〈1907年，余飞访木星〉
《晚清科幻小说中的时空想象》
王敦
科幻小说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封神榜》。工业能成为文学幻想的内容，怎么说也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了。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到儒勒•凡尔纳的通俗科幻小说，时间过了半个多世纪。等到1900年前后，科幻小说家H•G•威尔斯已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固定框框，热衷于幻想时间机器、太空探险和火星人入侵的故事了。地球上的工业文明相对于他的幻想世界来说俨然是显得过于平淡了些。
这种情况，我反倒是觉得证实了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之快。正是因为文学家们对日常生活里的工业应用已经熟视无睹了，才使得他们要去更超前的外太空和时空魔幻中去寻找灵感。试想，如果借助科幻小说里的时间机器，把玛丽•雪莱一下子抛到1900年左右的社会里，她的发懵一定会不亚于目睹火星人的入侵。玛丽•雪莱在1818年写《弗兰肯斯坦》的时候，蒸汽机车还只是少数几位顶尖工程师的梦想，对一般人来说比今天美国军方的“星球大战”计划还要离奇。可是到了1900年前后，在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区，蒸汽动力火车早已成为平淡无奇的代步工具，在大都市里面连电气化的地铁都已经投入运营了。
其实，工业社会到底是平淡还是新奇，这是一个主观感受的问题，看法会因人而异。1896年李鸿章大人周游世界，在美国乘坐火车横贯了北美大陆一趟，就觉得太先进太神奇了。（这个先进和神奇，是由华人劳工的尸体垫底的。）话说回来，现实的工业社会毕竟不是《封神榜》。技术研发的动机不是过瘾，而是赚钱，所谓主观感觉和文学幻想都是副产品。在以赚钱为动机的科技发展中，铁路的出现是划时代的。铁路给山川大地穿上了一件再也脱不下来的“珍珠衫”。资本和商业的统治，从此算是步入“正轨”了。欧美的富国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地运走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出产， 更快更有效率地倾销工业品和运输军队。铁路的普及也影响着芸芸众生的生活。对于小职员来说，他虽然可以住得离公司和衙门远一些了，但是上下班要从此在烦闷的咣当咣当声中度过。对于美国西部的庄稼汉来说，他可以买一张火车票，跑到纽约去闯一番天地了。 如果没有铁路，列宁也不可能以第一时间从芬兰秘密地返回俄国去领导革命。青年时代的周恩来也是乘国际列车从巴黎到莫斯科去的。这又扯远了。
铁路系统是工业社会最伟大的机械应用之一。不管刮风下雨，火车说几点几分到就几点几分到，乘客掏出怀表看一眼就知道了，完全不必与窗外的大自然发生瓜葛。能做到这样，一则需要倚仗钢铁做成的机器足够牢靠，二则就是需要用看不见摸不着的电报来指挥工人扳道岔、联车组等等，保障轨道和时刻的有条不紊。否则的话，这些钢铁做成的大家伙跑得飞快，里面的乘客又多，要真是出点儿什么乱子，那麻烦可就大了。所以说，铁路网和电报网是一个整体。要想求得放心，还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时间上要搞“大一统”，由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说了算；每个地方的“私有”时间要通通取消，必须对“时区”的概念俯首帖耳。试想一下欧洲那趟著名的东方列车线路，要从西欧开到土耳其，只有协调好沿途所有城镇的时钟，这趟火车才能开起来。
说来也有趣，1884年全世界主要工业国家达成了以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当地时间为世界标准的共识，还真是冲着当时的经济命脉——铁路去的。英国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的时间定为世界标准，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在当时最棒。由英国带头，各强国的工业和资本互相推波助澜，在时间和空间上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地大铲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地皮。难怪在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密探》（The Secret Agent，1907）里，有个从俄国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在伦敦潜伏下来，其实是一心一意地想炸掉格林威治天文台——工业和资本时代的时间基准。
蒸汽机车在铁路上奔驰，把千里马和大力士都比下去了。滚滚的铁轮子后面，资本和商业也跟着撒欢儿。电波比火车跑得更快。通过电报，芝加哥的期货，纽约的股票信息，在瞬息之间就可以传到了伦敦。资本也在狂奔，货物在买进、卖出，东西还远在天边，就已经被定出了价钱。我们今天所赞叹“全球化”，其实在一百年前就已经蔚为大观了。虽然晚清那时候还没有“全球化”这个词，但是像上海这样华洋杂居的地方，人们对西洋景并不陌生。铁路，我们也慢慢有了一些；电报，从朝廷到地方，也都在学着用。科学虽然还是一个“新名词”，但科幻小说在晚清已经很火了，那时叫做“科学小说”。这发生在五四的“赛先生”走红十多年以前。1903年， 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在日本创刊，上面就开始连载“红溪生”翻译的凡尔纳的《海底旅行》。早年的鲁迅也翻译过凡尔纳的《地底旅行》和《月界旅行》，尽管把作者误认为是美国人了。这都不打紧。我们国家本来就盛产像《封神榜》这样想象力丰富的旧小说，这时也不妨道听途说一番，仿作或者干脆原创，为西方的科技文明相相面，看看它到底是好心的“姜子牙”还是暴虐的“商纣王”。
这篇文章里要说的《飞访木星》，是晚清科幻故事中的一篇“译述”。它发表在1907年第五期的上海《月月小说》杂志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科技发展“失控”和“出轨”的忧虑。前面说过，1900年前后，科幻小说热衷于外层空间和时空旅行的题材。这篇故事讲述了一个怪异的星际之旅，也算是一个例证。故事的原文到底是谁写的，在哪儿发表的，《月月小说》上既然没说，我们也无从查考了。——作为一篇地道的晚清“译述”，外国原作者的名字被忽略是常事，当时的国人是不会较真儿的。译述者的名字却赫然纸上：是周桂笙（1863-1926），晚清相当活跃的一位小说家和翻译家，也是中国科幻小说史家喜欢提及的中国科幻老前辈。他是另一位小说名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1866-1910）的好友。《月月小说》就是他们两位搭档着主编的。周的署名前面还有个别号：“上海知新室主人”。
一百年后回头看，不难发现这篇故事的外国原作者和“译述”者周桂笙都具有先知先觉的敏锐。但是那时，工业文明一片繁荣，如同乘风破浪的泰坦尼克号，还没有走到“一局输赢料不真, 香销茶尽尚逡巡”的光景。所以，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旁观冷眼人，都还不敢说已经勘破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迷局。于是，在这篇的故事里，种种预感都没有明说出来，而是隐含在故事的情节和叙事中。故事里的“余”并不是真的一个什么人，而是《飞访木星》里的“宇航员”之一兼故事的叙事者。虽然小说里“博士”、“外国机师”和“余”干的是遨游太空、飞访木星的勾当，但是在技术条件上他们还死也离不开蒸汽机车和电报，最后还是靠热气球把火车头拽上天。简而言之就是这样。不过试想在二十世纪初，这样的想象已经对得起读者了。
“余”住在美国“芝加高”附近，是一个刚毕业的雏儿，糊里糊涂地被某“科学博士”雇用，参加了一趟太空旅行。芝加高（芝加哥）在当年是美国横贯东西大铁路的重要枢纽和东西南北货物的集散地，难怪飞访木星的飞船也是用火车车厢改装的。经过改装以后，车厢里面安放着的设备倒很先进：有一个发电机来产生电力，有一块陨石用来提供“磁力” ——这一点我觉得说不通，因而对译述者的科学常识心存疑惑。话又说回来，在“译述”里有哪些是照实翻译哪些是私货，本来就叫不得真儿。 在火车/飞船的上面拴著一个热气球，是用来提供升力的。宇航员除了科学博士和“余”以外，还有一个古怪的“外国” 机师。因为故事发生在芝加高，所以博士和“余”似乎应该是美国人。机师是哪国人？不知道，反正不是中国人——后面的故事里又出现了一个文雅的中国绅士，俨 然旧小说里有道行的真人——过会儿再说他。从一开始，“余”就觉得博士是个半疯儿。但碍于生计，还是冒险接受博士的雇佣，参加了这趟前无古人的太空旅行。 他们能驾驭飞船，却驾驭不了自己的内心。离地球越远，神智就越不可控制。最后，飞船里的设备被他们自己毁坏。飞船的速度与方向都失去了控制，坠落到地球上。“余”在坠毁后侥幸得以生还。当“余”在医院里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几个星期以后了。“余”以第一人称来讲述失控的可怕。回顾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切， 觉得身心俱废，怀疑这事压根儿就是一场恶梦……
故事是倒叙。在一个“风萧萧兮白日寒”的冬日，余前往“芝加高”去拜访“科学博士”葛林—— “各种机器师暨科学发明家”。博士的住所是“机器房、化验所、藏书楼，三者而一”。 博士的头发白如“霜雪”，目光“如电”。博士劈头就问：“君亦颇知陨石之理乎？”“余”还没说话，博士就等不及了：“妙！妙！然则汝其听言之”。他滔滔不绝地抨击传统的天象说对陨石的迷信：“在昔人民知识锢闭。偶然见之，诧为异事。且有以灾祥之说附会之者。在今日则毫不为奇矣”。然而听得出来，博士对陨石的痴迷其实是非理性的。博士要挟持着他心爱的陨石一起在太空中遨游，目标是木星。
关于“失控”的可怕，博士从一开始就分析得头头是道。他说，“天下万物, 皆贵持平也”，然而万事万物“或大小悬殊，或气力不同，则往往有畸轻畸重之弊”。失衡的典型例子样板莫过于陨石了。这是因为陨石里面含有太多的“磁性”，容易被他物“吸引”而失衡。博士是在就事论事，但晚清的读者可能会读出别样的味道：中国需要走稳健路线，妥善对待外国的“磁力”。如此说来，陨石的启示不是在天上，而是在地下——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千万不要出现“出轨”和碰撞。博士给“余”展示了宝贝——一块真的陨石。博士说要带著陨石和“余”一起上天，用陨石的磁力来驾驭轨道，拜访木星。他还说：“余寒暑无间研究此道。盖辛勤三十年于兹。他日君之子孙在学塾中，必将诵习及此矣” 。读到这样“图穷匕见”之言，读者想必会和“余”一起倒抽一口凉气：这真是要“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不同的是，读者不过是坐着读小说而已，是安全的，而 “余”是要随博士一起上飞船的。难怪故事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风萧萧兮白日寒”。如果说博士是一意孤行的荆轲，那么“余”就是那个不情愿被雇的秦舞阳。为什么不干脆写“风萧萧兮易水寒”呢？——那就太不像翻译了。再说说“余”这个秦舞阳，“明知博士行径类乎异端，余亦不得不降心相从。”为什么呢？“士君子怀道不遇，落魄无聊，至于降志改节，本亦气短不幸之事。故余之冒险而行，亦岂事之得已者哉？”从这段话里，晚清的读者可能又会读出别样的味道来：因为穷困落后，我们中国才要跟着洋人（老外）走。可是洋人自负有余，理智不足；到底是福是祸，谁又能打保票呢？
在描述计划时，博士用了“偷渡”一词。“偷渡”是偷偷摸摸地落跑之意。他们将要利用一个精心选定的晚上，把一节经过特殊改造的火车车厢开出它隐藏的仓库。车厢/飞船先在公共的铁道上狂奔二十分钟。自带的发电机产生的电力将被导入陨石里面，激发与地球相反的“磁性”。同时，凭借热气球的升力，飞船会脱离铁轨而上升。 为此，正常铁路运行需要被中止二十分钟。为此，博士需要给前方的车站和道口发电报，传达虚假指令，阻断交通并提前安排道岔。但这二十分钟时间需要精心策划，因为从后面赶来的“第七号洛机山传邮快车”是按点运行在同一条轨道上，分毫无法更改的。在设法避免被传邮快车所撞到的同时他们必须要在二十分钟以内升空，否则在二十分钟的路程以外有一座长桥，正好把气球撞毁。
这个勾当要想成功，必须精确得间不容发，如同庖丁解牛那样，“彼节者有间, 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 恢恢乎, 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译述者周桂笙必是也想到了庖丁的典故。且看他在译文里对博士敲发电报的生动描写：“其手跃跃然, 其 声咯咯然”。这简直是“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了。博士的确是一个游刃有余的高手。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铁路上的电报员。所以，他才能像一把刀子一 样以无厚入有间，实现他的“偷渡”。博士踌躇满志，相反，“余”却偷偷犯嘀咕：“此行前途毕竟如何，皆不可知。此等实验之学，他人从未有行之者。博士自信其理想，遽当实事，不惜牺牲生命，作此儿戏之事。余亦未见其确有把握也。”
博士玩儿的就是速度，玩儿的就是心跳。就像在儒勒•凡尔纳的科幻故事里一样，速度是工业的奇观，制胜的保障，灵感的源泉。且看，“宇航员”们急着起飞不成，偏偏传邮快车已经从远方赶来了，探照灯光芒灼目，蒸汽也扑到了脸上。就在这个时候，热气球突然把车厢/飞船拽离了铁轨。嘈杂与混乱过后，“余”发现自己已经上了太空：
此时余殆空中飞行之一炮弹也。余固西方木星之一游客也。既而忽自安慰曰: 噫, 若余此时者可谓极自由之乐矣。上不在天, 下不在田。凌霄直上, 无拘无束, 四大皆空。
只有在像这样的晚清“译述”文字风格中，“四大皆空”和“炮弹”，“木星”和“自由”等渊源迥异的字眼儿才会被揉在一起。惟其如此，这个晚清版本的现代《逍遥游》显得益发鹑衣百结，处处受到科学定律和技术条件的掣肘。如果仪表和机械失灵，“逍遥游”就会变成死无葬身之地。“余”正在往齿轮里倒润滑油，突然一阵宇宙强风把帽子吹走，“不啻余冠顶之上，忽为流弹所中”。“余”真是吓坏了。这一段内心独白写得也很生动：
余心中所有一切欢娱快乐之感情。早已付诸九霄云外，无何有之乡矣。故虽欲强颜为笑。总不可得。惟时觉忧心忡忡，惊悸恐怖而已。……懊 悔欲死。不觉深自痛责曰：噫、余何人斯，彼何人斯，而竟不加深察，而同至于此耶。彼工师者，外国人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彼老悖者，癫痫之人也。彼自身且不惜，更何有于余？嗟乎！余何辜，乃遭斯厄。盖余此去，必死无疑。虽然，人孰无死。死亦常事耳，不过迟早之间耳。第此非余所自创之事业，与余有何关涉？ 而乃无端牺牲其生命耶。
“余”已经乐不起来了，吓傻了，悔透了。对“自创”其“事业”的博士来说，是死而无憾的。可是对被迫卷入的“余”来说呢，“非但无可望救，抑且无人哀伶。是岂非人生至悲至惨之事也”。——上了贼（飞）船下不来了。这艘贼船俨然已经超越了古往今来人类所达到的疆域。
“余”只能猜测，当时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一千英里，“第见 地球旋转于下方而已”。在晚清读者的心里，这样的想象真够“酷”的：地球也只不过是宇宙里的一个小球儿，更别提这个小球儿上面晚清中国的华夷之辨、中西体用等等的热点话题了。从飞船往下看，“余”看到的是“一片大陆黑影憧憧, 皆往后面飞行疾驰”。
是祸躲不过：事儿坏在“余”这个秦舞阳手里。“余”害怕到了极点，按下了返转航程的按钮，毁了博士一辈子的事业，也毁了博士的理智。博士砸毁了设备。绝望的外国机师挥起斧头，砍断了气球的绳索……然后就是“失控”和“坠毁”。“余”似乎是唯一的幸存者。在医院里醒过来以后，已经是出事之后数月了。在这之前，“余”一直“寒热交作，发狂谵语，不省人事”。
“余”一出院就追问博士和外国机师的事儿。可是没有人说曾经见过他们。有人只看见“余”当时躺在一辆撞毁的车厢里不省人事。看来博士和机师没有在人间留下任何痕迹。和 “余”一样，读者也产生了困惑：那两位是何方神圣？难道坐飞船上天的事儿也只是“余”的幻觉吗？为了找出真相，“余”重访博士在芝加高的住址，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了。“余”又去博士隐藏气球和车厢/飞船的仓库，发现那个地方已经被废弃。“余”即使心存天大的疑惑，也只能把秘密咽下去。这是因为“余”与博士有约在先。那天上天以前，博士与“余”乘火车同去隐蔽的仓库。在火车上，博士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倘我此次之实验竟不能行，或竟有所不利于我等情，则今而后，足下亦不必更深究此事矣”。当“余”答应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事情后来会有这一步。所以这事儿真成千古悬案了，既证实不得，也否认不了。这事儿多少有点儿像《聊斋志异》和志怪笔记中的一些怪事儿那样，暗藏玄机了。然而在这个故事里够得上叫做逸士高人的并不是博士和外国机师这两位，而是一个中国人。
博士和“余”坐火车去秘密仓库的时候，这个中国人就在同一趟车上。在“余”答应了博士的“不情之请”之后，忽然注意到对面还坐著个中国商人，“衣履齐整，自是体面中人。 手握长竹旱烟管，不住抽吸，口中回烟连续不断。随其呼吸向外直喷”。“余”觉得挺新鲜，“偶闻之，殊觉异香触鼻也”。这个应该不是一般的烟。很快地， “余”就走进梦乡了。这是不是说，整个儿的这趟上天就是1907版的“太虚幻境”或者“南柯一梦”？梦醒之后，“余”还想去寻找梦里的人和事儿，真真是痴儿尚在梦中。“余”重新去了坠毁的地点察看。那里什么都不剩了。有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就是“飞访木星”的故事。偏偏最后还有一个细节：“余复得一奇妙不可思议之纪念物焉。其物惟何。则一枝长竹旱烟管也”。
有关这位“中国商人”的情节，可能是“知新室主人”周桂笙自己忽发奇想添上去的。但是这篇小说的底稿应该不会是出自周桂笙的手笔，因为他不可能对“芝加高”一带的铁路和电报系统那么熟悉。所以，“译述”应该是不假；作者一定是位洋人，他已经预感到工业文明潜在的问题迟早要让人吃苦头。就像这篇故事里所比方的那样，现代科技文明就像这辆由半疯的“科学博士”所劫持的出轨列车，我们如同“余”一样，都是坐在里边的人质。
可是——如果把思路展开一些想一想——我们能做到对这趟列车“说不”吗？似乎也不成。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文学高手们——除了意大利和俄国几匹未来主义的“黑马”以外——对此事的看法是悲观的。在卡夫卡的荒诞小说《变形记》（1915）里，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要错过那趟上班的火车了。可怜的格里高尔•萨姆沙，虽然他变成了巨大的甲虫，可是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试着想走出房间去赶那趟火车，他很清楚：错过了火车的时刻，就意味着失去工作，意味着与高速运转的 工业社会脱节而丧失个人的价值，意味着断绝经济收入，失去自我尊严，得不到家人的容忍。所以说，如果不上那趟列车，吃亏的还是自己。 与逆来顺受格里高尔•萨姆沙相比，《飞访木星》里的博士如同約瑟夫•康拉德笔下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是现代文明的反叛者。博士要凭借更高超的科技来蔑视由铁路、电报和时刻表所统治的现代社会，偷渡到无拘无束的外层空间。他所认为的自由就是脱离资本垄断社会冷冰冰的轨道，做一名太空时代的哥伦布。凡尔纳后期科幻小说里的科学奇人，像“海底旅行”的尼摩船长，也是现代社会的反叛者，对工业文明厌倦到极点。这样的人在真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无法生存的，只能生活在科幻小说里的外层空间或大洋深处。我们中国的圣贤自古教给我们的以静制动、中庸从容之道，在这样的社会里也是很难实行的。当别人都高速运动的时候，你的静止其实就是“反动”，赶不上趟儿，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而你如果想先行一步，弄不好又会出轨。所以当整个现代文明失去了中庸之道，集体出轨的时候，你是挡也死，跟着一块儿出轨也死。这个真不是闹着玩儿的，也不仅仅是科幻题材，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证。
在这篇晚清科幻小说以后才七年，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场用活人的生命对工业文明——速度、效率、成本——献上的野蛮祭典。西方文明这一回真地疯了。在奥匈帝国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数小时之内，电报就被派上了大用场，如同雪片一般传遍了各国的内阁和使馆。警告、恫吓、密谋、最后通牒，一个接一个，基本上改变了冠盖相倾于道路的传统外交方式。电报的催逼，逼迫得各国连回旋的时间都没有。与此同时，火车也派上了大用场，欧亚大陆广阔的铁路网这时已经弄得很完善了，能够迅速地把成百上千万的军队运送到了从塞尔维亚到德法边境的无数战壕里。子弹和炮弹的联装速射，也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就，现在可以大肆应用一番了。对于这个事儿，馬克•吐温在小说《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佬》（1889）里已经虚构了现代人对古人的一场大屠杀。庚子年，八国联军的机关枪，也曾经在大沽口、天津和廊坊实战了一番。但这些都远远比不上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中的一天，西欧工业强国创造了高效率的杀人记录。1916年7月1日的早晨，成百的英国战地军官蹲在位于法国北方的战壕里，盯着他们精确得分毫不差的手表，在7点半同时吹响了进攻的哨子。英国的第三和第四集团军如海水般同时涌出战壕发动总攻。敌人的马克沁机关枪立刻给与了精确的答复，每个枪管每分钟发射600发子弹，六万英国的“六郡良家子”在当天客死异乡，再也看不到父母妻儿了。那几年，科学的灵感显得比以往更加才华横溢。从英国人的阵地里踱出了坦克这样闻所未闻的怪兽，德国人则送来色彩斑斓的毒气……这些了不起的发明，又让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的原子弹给比下去了……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人类原来可以这样高效率，大规模地屠戮自己。这一切不太像是真的，倒更像是科幻小说或者《封神榜》……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一场幻灭悲歌，那么《飞访木星》分明已经做了一次关于“失控”的警示了。“知新室主人”虽然对科学似懂非懂，但凭借中国式的智慧，他在“译述”里传神地演义了西方科学的“太虚幻境”。一百年过去了，人类早已成功地登上了月亮，探访了木星。这篇科幻小说显然是过时了。那就不妨当做寓言来读吧。
—— 一百年后回头看，不难发现这篇故事的外国原作者和“译述”者周桂笙都具有先知先觉的敏锐。但是那时，工业文明一片繁荣，如同乘风破浪的泰坦尼克号，还没有走到“一局输赢料不真, 香销茶尽尚逡巡”的光景。所以，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旁观冷眼人，都还不敢说已经勘破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迷局。
——就像这篇故事里所比方的那样，追求现代化的盲目发展，就像这辆由半疯的“科学博士”所劫持的出轨列车，我们如同“余”一样，都是坐在里边的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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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表在2008年4月的上海《文景》（总第44期）上。原题〈1907年，余飞访木星〉
《晚清科幻小说中的时空想象》
王敦
科幻小说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封神榜》。工业能成为文学幻想的内容，怎么说也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了。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到儒勒•凡尔纳的通俗科幻小说，时间过了半个多世纪。等到1900年前后，科幻小说家H•G•威尔斯已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固定框框，热衷于幻想时间机器、太空探险和火星人入侵的故事了。地球上的工业文明相对于他的幻想世界来说俨然是显得过于平淡了些。
这种情况，我反倒是觉得证实了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之快。正是因为文学家们对日常生活里的工业应用已经熟视无睹了，才使得他们要去更超前的外太空和时空魔幻中去寻找灵感。试想，如果借助科幻小说里的时间机器，把玛丽•雪莱一下子抛到1900年左右的社会里，她的发懵一定会不亚于目睹火星人的入侵。玛丽•雪莱在1818年写《弗兰肯斯坦》的时候，蒸汽机车还只是少数几位顶尖工程师的梦想，对一般人来说比今天美国军方的“星球大战”计划还要离奇。可是到了1900年前后，在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区，蒸汽动力火车早已成为平淡无奇的代步工具，在大都市里面连电气化的地铁都已经投入运营了。
其实，工业社会到底是平淡还是新奇，这是一个主观感受的问题，看法会因人而异。1896年李鸿章大人周游世界，在美国乘坐火车横贯了北美大陆一趟，就觉得太先进太神奇了。（这个先进和神奇，是由华人劳工的尸体垫底的。）话说回来，现实的工业社会毕竟不是《封神榜》。技术研发的动机不是过瘾，而是赚钱，所谓主观感觉和文学幻想都是副产品。在以赚钱为动机的科技发展中，铁路的出现是划时代的。铁路给山川大地穿上了一件再也脱不下来的“珍珠衫”。资本和商业的统治，从此算是步入“正轨”了。欧美的富国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地运走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出产， 更快更有效率地倾销工业品和运输军队。铁路的普及也影响着芸芸众生的生活。对于小职员来说，他虽然可以住得离公司和衙门远一些了，但是上下班要从此在烦闷的咣当咣当声中度过。对于美国西部的庄稼汉来说，他可以买一张火车票，跑到纽约去闯一番天地了。 如果没有铁路，列宁也不可能以第一时间从芬兰秘密地返回俄国去领导革命。青年时代的周恩来也是乘国际列车从巴黎到莫斯科去的。这又扯远了。
铁路系统是工业社会最伟大的机械应用之一。不管刮风下雨，火车说几点几分到就几点几分到，乘客掏出怀表看一眼就知道了，完全不必与窗外的大自然发生瓜葛。能做到这样，一则需要倚仗钢铁做成的机器足够牢靠，二则就是需要用看不见摸不着的电报来指挥工人扳道岔、联车组等等，保障轨道和时刻的有条不紊。否则的话，这些钢铁做成的大家伙跑得飞快，里面的乘客又多，要真是出点儿什么乱子，那麻烦可就大了。所以说，铁路网和电报网是一个整体。要想求得放心，还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时间上要搞“大一统”，由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说了算；每个地方的“私有”时间要通通取消，必须对“时区”的概念俯首帖耳。试想一下欧洲那趟著名的东方列车线路，要从西欧开到土耳其，只有协调好沿途所有城镇的时钟，这趟火车才能开起来。
说来也有趣，1884年全世界主要工业国家达成了以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当地时间为世界标准的共识，还真是冲着当时的经济命脉——铁路去的。英国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的时间定为世界标准，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在当时最棒。由英国带头，各强国的工业和资本互相推波助澜，在时间和空间上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地大铲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地皮。难怪在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密探》（The Secret Agent，1907）里，有个从俄国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在伦敦潜伏下来，其实是一心一意地想炸掉格林威治天文台——工业和资本时代的时间基准。
蒸汽机车在铁路上奔驰，把千里马和大力士都比下去了。滚滚的铁轮子后面，资本和商业也跟着撒欢儿。电波比火车跑得更快。通过电报，芝加哥的期货，纽约的股票信息，在瞬息之间就可以传到了伦敦。资本也在狂奔，货物在买进、卖出，东西还远在天边，就已经被定出了价钱。我们今天所赞叹“全球化”，其实在一百年前就已经蔚为大观了。虽然晚清那时候还没有“全球化”这个词，但是像上海这样华洋杂居的地方，人们对西洋景并不陌生。铁路，我们也慢慢有了一些；电报，从朝廷到地方，也都在学着用。科学虽然还是一个“新名词”，但科幻小说在晚清已经很火了，那时叫做“科学小说”。这发生在五四的“赛先生”走红十多年以前。1903年， 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在日本创刊，上面就开始连载“红溪生”翻译的凡尔纳的《海底旅行》。早年的鲁迅也翻译过凡尔纳的《地底旅行》和《月界旅行》，尽管把作者误认为是美国人了。这都不打紧。我们国家本来就盛产像《封神榜》这样想象力丰富的旧小说，这时也不妨道听途说一番，仿作或者干脆原创，为西方的科技文明相相面，看看它到底是好心的“姜子牙”还是暴虐的“商纣王”。
这篇文章里要说的《飞访木星》，是晚清科幻故事中的一篇“译述”。它发表在1907年第五期的上海《月月小说》杂志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科技发展“失控”和“出轨”的忧虑。前面说过，1900年前后，科幻小说热衷于外层空间和时空旅行的题材。这篇故事讲述了一个怪异的星际之旅，也算是一个例证。故事的原文到底是谁写的，在哪儿发表的，《月月小说》上既然没说，我们也无从查考了。——作为一篇地道的晚清“译述”，外国原作者的名字被忽略是常事，当时的国人是不会较真儿的。译述者的名字却赫然纸上：是周桂笙（1863-1926），晚清相当活跃的一位小说家和翻译家，也是中国科幻小说史家喜欢提及的中国科幻老前辈。他是另一位小说名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1866-1910）的好友。《月月小说》就是他们两位搭档着主编的。周的署名前面还有个别号：“上海知新室主人”。
一百年后回头看，不难发现这篇故事的外国原作者和“译述”者周桂笙都具有先知先觉的敏锐。但是那时，工业文明一片繁荣，如同乘风破浪的泰坦尼克号，还没有走到“一局输赢料不真, 香销茶尽尚逡巡”的光景。所以，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旁观冷眼人，都还不敢说已经勘破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迷局。于是，在这篇的故事里，种种预感都没有明说出来，而是隐含在故事的情节和叙事中。故事里的“余”并不是真的一个什么人，而是《飞访木星》里的“宇航员”之一兼故事的叙事者。虽然小说里“博士”、“外国机师”和“余”干的是遨游太空、飞访木星的勾当，但是在技术条件上他们还死也离不开蒸汽机车和电报，最后还是靠热气球把火车头拽上天。简而言之就是这样。不过试想在二十世纪初，这样的想象已经对得起读者了。
“余”住在美国“芝加高”附近，是一个刚毕业的雏儿，糊里糊涂地被某“科学博士”雇用，参加了一趟太空旅行。芝加高（芝加哥）在当年是美国横贯东西大铁路的重要枢纽和东西南北货物的集散地，难怪飞访木星的飞船也是用火车车厢改装的。经过改装以后，车厢里面安放着的设备倒很先进：有一个发电机来产生电力，有一块陨石用来提供“磁力” ——这一点我觉得说不通，因而对译述者的科学常识心存疑惑。话又说回来，在“译述”里有哪些是照实翻译哪些是私货，本来就叫不得真儿。 在火车/飞船的上面拴著一个热气球，是用来提供升力的。宇航员除了科学博士和“余”以外，还有一个古怪的“外国” 机师。因为故事发生在芝加高，所以博士和“余”似乎应该是美国人。机师是哪国人？不知道，反正不是中国人——后面的故事里又出现了一个文雅的中国绅士，俨 然旧小说里有道行的真人——过会儿再说他。从一开始，“余”就觉得博士是个半疯儿。但碍于生计，还是冒险接受博士的雇佣，参加了这趟前无古人的太空旅行。 他们能驾驭飞船，却驾驭不了自己的内心。离地球越远，神智就越不可控制。最后，飞船里的设备被他们自己毁坏。飞船的速度与方向都失去了控制，坠落到地球上。“余”在坠毁后侥幸得以生还。当“余”在医院里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几个星期以后了。“余”以第一人称来讲述失控的可怕。回顾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切， 觉得身心俱废，怀疑这事压根儿就是一场恶梦……
故事是倒叙。在一个“风萧萧兮白日寒”的冬日，余前往“芝加高”去拜访“科学博士”葛林—— “各种机器师暨科学发明家”。博士的住所是“机器房、化验所、藏书楼，三者而一”。 博士的头发白如“霜雪”，目光“如电”。博士劈头就问：“君亦颇知陨石之理乎？”“余”还没说话，博士就等不及了：“妙！妙！然则汝其听言之”。他滔滔不绝地抨击传统的天象说对陨石的迷信：“在昔人民知识锢闭。偶然见之，诧为异事。且有以灾祥之说附会之者。在今日则毫不为奇矣”。然而听得出来，博士对陨石的痴迷其实是非理性的。博士要挟持着他心爱的陨石一起在太空中遨游，目标是木星。
关于“失控”的可怕，博士从一开始就分析得头头是道。他说，“天下万物, 皆贵持平也”，然而万事万物“或大小悬殊，或气力不同，则往往有畸轻畸重之弊”。失衡的典型例子样板莫过于陨石了。这是因为陨石里面含有太多的“磁性”，容易被他物“吸引”而失衡。博士是在就事论事，但晚清的读者可能会读出别样的味道：中国需要走稳健路线，妥善对待外国的“磁力”。如此说来，陨石的启示不是在天上，而是在地下——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千万不要出现“出轨”和碰撞。博士给“余”展示了宝贝——一块真的陨石。博士说要带著陨石和“余”一起上天，用陨石的磁力来驾驭轨道，拜访木星。他还说：“余寒暑无间研究此道。盖辛勤三十年于兹。他日君之子孙在学塾中，必将诵习及此矣” 。读到这样“图穷匕见”之言，读者想必会和“余”一起倒抽一口凉气：这真是要“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不同的是，读者不过是坐着读小说而已，是安全的，而 “余”是要随博士一起上飞船的。难怪故事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风萧萧兮白日寒”。如果说博士是一意孤行的荆轲，那么“余”就是那个不情愿被雇的秦舞阳。为什么不干脆写“风萧萧兮易水寒”呢？——那就太不像翻译了。再说说“余”这个秦舞阳，“明知博士行径类乎异端，余亦不得不降心相从。”为什么呢？“士君子怀道不遇，落魄无聊，至于降志改节，本亦气短不幸之事。故余之冒险而行，亦岂事之得已者哉？”从这段话里，晚清的读者可能又会读出别样的味道来：因为穷困落后，我们中国才要跟着洋人（老外）走。可是洋人自负有余，理智不足；到底是福是祸，谁又能打保票呢？
在描述计划时，博士用了“偷渡”一词。“偷渡”是偷偷摸摸地落跑之意。他们将要利用一个精心选定的晚上，把一节经过特殊改造的火车车厢开出它隐藏的仓库。车厢/飞船先在公共的铁道上狂奔二十分钟。自带的发电机产生的电力将被导入陨石里面，激发与地球相反的“磁性”。同时，凭借热气球的升力，飞船会脱离铁轨而上升。 为此，正常铁路运行需要被中止二十分钟。为此，博士需要给前方的车站和道口发电报，传达虚假指令，阻断交通并提前安排道岔。但这二十分钟时间需要精心策划，因为从后面赶来的“第七号洛机山传邮快车”是按点运行在同一条轨道上，分毫无法更改的。在设法避免被传邮快车所撞到的同时他们必须要在二十分钟以内升空，否则在二十分钟的路程以外有一座长桥，正好把气球撞毁。
这个勾当要想成功，必须精确得间不容发，如同庖丁解牛那样，“彼节者有间, 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 恢恢乎, 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译述者周桂笙必是也想到了庖丁的典故。且看他在译文里对博士敲发电报的生动描写：“其手跃跃然, 其 声咯咯然”。这简直是“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了。博士的确是一个游刃有余的高手。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铁路上的电报员。所以，他才能像一把刀子一 样以无厚入有间，实现他的“偷渡”。博士踌躇满志，相反，“余”却偷偷犯嘀咕：“此行前途毕竟如何，皆不可知。此等实验之学，他人从未有行之者。博士自信其理想，遽当实事，不惜牺牲生命，作此儿戏之事。余亦未见其确有把握也。”
博士玩儿的就是速度，玩儿的就是心跳。就像在儒勒•凡尔纳的科幻故事里一样，速度是工业的奇观，制胜的保障，灵感的源泉。且看，“宇航员”们急着起飞不成，偏偏传邮快车已经从远方赶来了，探照灯光芒灼目，蒸汽也扑到了脸上。就在这个时候，热气球突然把车厢/飞船拽离了铁轨。嘈杂与混乱过后，“余”发现自己已经上了太空：
此时余殆空中飞行之一炮弹也。余固西方木星之一游客也。既而忽自安慰曰: 噫, 若余此时者可谓极自由之乐矣。上不在天, 下不在田。凌霄直上, 无拘无束, 四大皆空。
只有在像这样的晚清“译述”文字风格中，“四大皆空”和“炮弹”，“木星”和“自由”等渊源迥异的字眼儿才会被揉在一起。惟其如此，这个晚清版本的现代《逍遥游》显得益发鹑衣百结，处处受到科学定律和技术条件的掣肘。如果仪表和机械失灵，“逍遥游”就会变成死无葬身之地。“余”正在往齿轮里倒润滑油，突然一阵宇宙强风把帽子吹走，“不啻余冠顶之上，忽为流弹所中”。“余”真是吓坏了。这一段内心独白写得也很生动：
余心中所有一切欢娱快乐之感情。早已付诸九霄云外，无何有之乡矣。故虽欲强颜为笑。总不可得。惟时觉忧心忡忡，惊悸恐怖而已。……懊 悔欲死。不觉深自痛责曰：噫、余何人斯，彼何人斯，而竟不加深察，而同至于此耶。彼工师者，外国人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彼老悖者，癫痫之人也。彼自身且不惜，更何有于余？嗟乎！余何辜，乃遭斯厄。盖余此去，必死无疑。虽然，人孰无死。死亦常事耳，不过迟早之间耳。第此非余所自创之事业，与余有何关涉？ 而乃无端牺牲其生命耶。
“余”已经乐不起来了，吓傻了，悔透了。对“自创”其“事业”的博士来说，是死而无憾的。可是对被迫卷入的“余”来说呢，“非但无可望救，抑且无人哀伶。是岂非人生至悲至惨之事也”。——上了贼（飞）船下不来了。这艘贼船俨然已经超越了古往今来人类所达到的疆域。
“余”只能猜测，当时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一千英里，“第见 地球旋转于下方而已”。在晚清读者的心里，这样的想象真够“酷”的：地球也只不过是宇宙里的一个小球儿，更别提这个小球儿上面晚清中国的华夷之辨、中西体用等等的热点话题了。从飞船往下看，“余”看到的是“一片大陆黑影憧憧, 皆往后面飞行疾驰”。
是祸躲不过：事儿坏在“余”这个秦舞阳手里。“余”害怕到了极点，按下了返转航程的按钮，毁了博士一辈子的事业，也毁了博士的理智。博士砸毁了设备。绝望的外国机师挥起斧头，砍断了气球的绳索……然后就是“失控”和“坠毁”。“余”似乎是唯一的幸存者。在医院里醒过来以后，已经是出事之后数月了。在这之前，“余”一直“寒热交作，发狂谵语，不省人事”。
“余”一出院就追问博士和外国机师的事儿。可是没有人说曾经见过他们。有人只看见“余”当时躺在一辆撞毁的车厢里不省人事。看来博士和机师没有在人间留下任何痕迹。和 “余”一样，读者也产生了困惑：那两位是何方神圣？难道坐飞船上天的事儿也只是“余”的幻觉吗？为了找出真相，“余”重访博士在芝加高的住址，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了。“余”又去博士隐藏气球和车厢/飞船的仓库，发现那个地方已经被废弃。“余”即使心存天大的疑惑，也只能把秘密咽下去。这是因为“余”与博士有约在先。那天上天以前，博士与“余”乘火车同去隐蔽的仓库。在火车上，博士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倘我此次之实验竟不能行，或竟有所不利于我等情，则今而后，足下亦不必更深究此事矣”。当“余”答应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事情后来会有这一步。所以这事儿真成千古悬案了，既证实不得，也否认不了。这事儿多少有点儿像《聊斋志异》和志怪笔记中的一些怪事儿那样，暗藏玄机了。然而在这个故事里够得上叫做逸士高人的并不是博士和外国机师这两位，而是一个中国人。
博士和“余”坐火车去秘密仓库的时候，这个中国人就在同一趟车上。在“余”答应了博士的“不情之请”之后，忽然注意到对面还坐著个中国商人，“衣履齐整，自是体面中人。 手握长竹旱烟管，不住抽吸，口中回烟连续不断。随其呼吸向外直喷”。“余”觉得挺新鲜，“偶闻之，殊觉异香触鼻也”。这个应该不是一般的烟。很快地， “余”就走进梦乡了。这是不是说，整个儿的这趟上天就是1907版的“太虚幻境”或者“南柯一梦”？梦醒之后，“余”还想去寻找梦里的人和事儿，真真是痴儿尚在梦中。“余”重新去了坠毁的地点察看。那里什么都不剩了。有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就是“飞访木星”的故事。偏偏最后还有一个细节：“余复得一奇妙不可思议之纪念物焉。其物惟何。则一枝长竹旱烟管也”。
有关这位“中国商人”的情节，可能是“知新室主人”周桂笙自己忽发奇想添上去的。但是这篇小说的底稿应该不会是出自周桂笙的手笔，因为他不可能对“芝加高”一带的铁路和电报系统那么熟悉。所以，“译述”应该是不假；作者一定是位洋人，他已经预感到工业文明潜在的问题迟早要让人吃苦头。就像这篇故事里所比方的那样，现代科技文明就像这辆由半疯的“科学博士”所劫持的出轨列车，我们如同“余”一样，都是坐在里边的人质。
可是——如果把思路展开一些想一想——我们能做到对这趟列车“说不”吗？似乎也不成。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文学高手们——除了意大利和俄国几匹未来主义的“黑马”以外——对此事的看法是悲观的。在卡夫卡的荒诞小说《变形记》（1915）里，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要错过那趟上班的火车了。可怜的格里高尔•萨姆沙，虽然他变成了巨大的甲虫，可是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试着想走出房间去赶那趟火车，他很清楚：错过了火车的时刻，就意味着失去工作，意味着与高速运转的 工业社会脱节而丧失个人的价值，意味着断绝经济收入，失去自我尊严，得不到家人的容忍。所以说，如果不上那趟列车，吃亏的还是自己。 与逆来顺受格里高尔•萨姆沙相比，《飞访木星》里的博士如同約瑟夫•康拉德笔下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是现代文明的反叛者。博士要凭借更高超的科技来蔑视由铁路、电报和时刻表所统治的现代社会，偷渡到无拘无束的外层空间。他所认为的自由就是脱离资本垄断社会冷冰冰的轨道，做一名太空时代的哥伦布。凡尔纳后期科幻小说里的科学奇人，像“海底旅行”的尼摩船长，也是现代社会的反叛者，对工业文明厌倦到极点。这样的人在真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无法生存的，只能生活在科幻小说里的外层空间或大洋深处。我们中国的圣贤自古教给我们的以静制动、中庸从容之道，在这样的社会里也是很难实行的。当别人都高速运动的时候，你的静止其实就是“反动”，赶不上趟儿，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而你如果想先行一步，弄不好又会出轨。所以当整个现代文明失去了中庸之道，集体出轨的时候，你是挡也死，跟着一块儿出轨也死。这个真不是闹着玩儿的，也不仅仅是科幻题材，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证。
在这篇晚清科幻小说以后才七年，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场用活人的生命对工业文明——速度、效率、成本——献上的野蛮祭典。西方文明这一回真地疯了。在奥匈帝国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数小时之内，电报就被派上了大用场，如同雪片一般传遍了各国的内阁和使馆。警告、恫吓、密谋、最后通牒，一个接一个，基本上改变了冠盖相倾于道路的传统外交方式。电报的催逼，逼迫得各国连回旋的时间都没有。与此同时，火车也派上了大用场，欧亚大陆广阔的铁路网这时已经弄得很完善了，能够迅速地把成百上千万的军队运送到了从塞尔维亚到德法边境的无数战壕里。子弹和炮弹的联装速射，也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就，现在可以大肆应用一番了。对于这个事儿，馬克•吐温在小说《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佬》（1889）里已经虚构了现代人对古人的一场大屠杀。庚子年，八国联军的机关枪，也曾经在大沽口、天津和廊坊实战了一番。但这些都远远比不上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中的一天，西欧工业强国创造了高效率的杀人记录。1916年7月1日的早晨，成百的英国战地军官蹲在位于法国北方的战壕里，盯着他们精确得分毫不差的手表，在7点半同时吹响了进攻的哨子。英国的第三和第四集团军如海水般同时涌出战壕发动总攻。敌人的马克沁机关枪立刻给与了精确的答复，每个枪管每分钟发射600发子弹，六万英国的“六郡良家子”在当天客死异乡，再也看不到父母妻儿了。那几年，科学的灵感显得比以往更加才华横溢。从英国人的阵地里踱出了坦克这样闻所未闻的怪兽，德国人则送来色彩斑斓的毒气……这些了不起的发明，又让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的原子弹给比下去了……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人类原来可以这样高效率，大规模地屠戮自己。这一切不太像是真的，倒更像是科幻小说或者《封神榜》……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一场幻灭悲歌，那么《飞访木星》分明已经做了一次关于“失控”的警示了。“知新室主人”虽然对科学似懂非懂，但凭借中国式的智慧，他在“译述”里传神地演义了西方科学的“太虚幻境”。一百年过去了，人类早已成功地登上了月亮，探访了木星。这篇科幻小说显然是过时了。那就不妨当做寓言来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