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章明：《郎在对门唱山歌》依旧很实验很先锋
导演章明：《郎在对门唱山歌》依旧很实验很先锋
“秒杀所有金爵参赛影片的神作！”、“后半段大洒狗血的言情剧。”尽管获得了201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最佳音乐等大奖，章明新片《郎在对门唱山歌》首映之后迎来了两极评价。7月23日，当代最重要的现代派电影导演章明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对争议一一回应。
在不少第六代导演转型商业片之际，章明流露出自己要保持艺术执着的意思。近年来他不断拍摄实验性很强的作品，包括这部在他眼里被误读为言情片的《郎在对门唱山歌》，他认为在当下中国电影的语境中依旧充满实验性。影片以本土电影的外貌出现，但却很解构很现代：“现在最难的是把中国本土的面貌，跟一个现代性的认识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我正在尝试做这个事情。”
制作成本400万的《郎在对门唱山歌》，对他来说已经是大的片子了。章明表示，自己宁愿选择拍摄成本低、回收容易、但自己喜欢的作品，“我更喜欢在小酒吧里放映我的作品。”章明说。
【反击影评人：我拍的不是言情剧】
权力、亲情、爱情、通奸、疑似强奸——《郎在对门唱山歌》讲述了一个开局清新自然、结局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最后男女主角没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在片中河边小城中，权力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有正当的理由来介入别人的生活：公安局副局长刘在水的女儿长大成人了，马上就要进大学学声乐，县长想让她嫁给自己的儿子张学峰。但少女刘小漾喜欢上了她的音乐家庭教师、住在河流对面的县剧团指挥冯冈。对张学峰来说，刘小漾是他的爱情理想，追求她也无可厚非。所有人都陷入这张巨大的关系网，刘在水虽然想升官，但也控制不了自己女儿的选择。
4年之后，大学毕业的刘小漾回到县城唱民歌，在县城一无是处的男友冯冈却想到北京去打拼。在这裂痕之中，军转回城的张学峰再次杀出。一次酒醉之后，刘小漾不知怎么地和张学峰睡到了一张床上，随后发现男友冯冈跟他的“表姐”（实际上是他的邻居）通奸，心力交瘁的刘小漾又回到了河流这边，张学峰等待着她……
如同安东尼奥尼的《奇遇》片尾没有交待失踪的姑娘安娜到底是死是活、从而引发观众不满一样，《郎在对门唱山歌》后半部分的突变，令它的国内观众有点接受不了，他们本来以为会看到“有情人终成眷属”。这部另类的影片在2011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之后遭遇两极评价，有人打满分，有人打零分。批评声音认为影片是一部失败的爱情片，认为影片“前后断裂”、后半段剧情像言情剧一样“涂抹狗血”等等。张学峰的最后赢得刘小漾，导致有人说这是一部“官二代”电影。但也有人看到了“中国电影的艺术传统在欧洲学院派中的本土交融。” 7月23日该片在广州展映时，同样有观众表示接受不了这么残酷的结局，章明的反应有点无奈：“要不然怎么样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
考虑到国内电影的语境与国际影史潮流是有所脱节的，《郎在对门唱山歌》放在当下的国产电影语境中是否具有一定的实验性，因而导致争议？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章明表示了肯定的答案：“很多老外看片觉得很流畅，不会因为影片的乡土味而产生不理解，因为它就是一部现代电影。但国内一些人包括一些所谓的影评人看了之后，没法形容这部电影，他们找不到一个参照物了，他们感觉到这不是一部乡土电影，又不是一部言情剧，又不是我过去《巫山云雨》那样现代特征更明显的电影。所以他们完全失语，要不就说很好，要不就说很烂，或者干脆说它什么都不是。”
接受本报专访时，章明认为自己的作品并非什么“神作”，但他认为不少影评人误读了影片：“影片与狗血言情剧没有可比性，它的重点不在爱情故事，而是在于权力对爱情的戕害。”
【本土电影的外貌，现代派的内涵】
1995年章明以一部现代主义的《巫山云雨》横空杀出，成为“95双峰”之一，2001年的《秘语十七小时》先锋依旧。但在章明眼中，没有了现代主义电影中符号化的东西，《郎在对门唱山歌》是比《巫山云雨》更成熟的电影。
片中无比真实的人物仿佛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现实题材影片，而不来自《巫山云雨》系统，相对而言更能立得住脚而不是像概念一样漂在空中。“《郎在对门唱山歌》在感受性上全面承接了中国电影的传统 所以了解过老电影的人都理解的比较清楚。”章明很遗憾目前为止没有人看出他的新作跟一些老电影在外貌上的相似。
《郎在对门唱山歌》一片依然保持着章明对县城生活的关注，不过更接地气一些。章明表示，之所以选择拍摄这部影片，原因之一是片中陕南这个县城的口音跟他从小长大的巫山相差无几，令他感觉很亲近。另据章明自述，作为一位早前在小城里学油画的文艺青年，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就是学唱歌的，他对影片中的人物的生活相当熟悉。
虽然没有了现代主义电影中符号化的东西，但在章明眼中，《郎在对门唱山歌》依旧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现代派电影。“看了开头有观众以为这又是一部《山楂树之恋》，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章明说，该片不是清新得一干二净的爱情片，而是想对爱情背后的社会环境一一剖析。如同帕索里尼的《定理》那样，《郎在对门唱山歌》以一种精确、理性的方式来结构角色关系，每个角色背后都有具体所指，比如刘小漾的公安局长父亲就代表了权力，在他的推动下剧情渐渐展开。章明说，权力可能以亲情的面貌出现，但对人的戕害丝毫不减。
【独家专访】
广州日报：你的前作《怀孕》很意象化符号化，现在你说《郎》要呈现出彻头彻尾的本土电影的面貌，这样观众也比较容易接受。这一次你转变了风格？
章明：我用了完全本土化的手法来拍摄《郎》，包括片子里用了本地山歌、本地歌舞等等，我本来还打算用当地方言来拍摄。影片人物也很像小县城的人，我专门找的几位主角都有县城的气质，朴实，但不土气、笨拙，与角色很贴切。这样一来电影才站得住脚，那些花哨的镜头都没有用，还是得靠演员的形象才可信。
广州日报：你怎么看待这次几位演员的表演？他们不像你以前作品里的人物那样神秘了。
章明：除了“父亲”刘在水、“母亲”的演员之外，很多角色包括县长、县委书记都是非职业演员扮演，我的要求是表演上要更生活化更自然。但影片最大的遗憾还是在表演的控制上没能达到我的设想。虽然在上海电影节上获了两个演员奖，包括金爵奖影后和传媒大奖的最佳男配角。我不会因为演员拿了奖就来肯定影片的表演很好，我不这么认为。
广州日报：虽然《郎》在外貌上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乡土电影，但还是有那种安东尼奥尼爱情三部曲“对爱情的失望”主题的表达？
章明：对。它仍然是一部现代电影，你不能用过去那种乡土电影比如《乡音》啊、《人生》啊之类的来衡量它。它在外貌上很像以前的中国电影，但却是一部现代电影。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待县城青年人的生活状态。
在技术手段上，它也很现代。它前后分成两段，用了很解构、很现代感的一种结构方式，传统乡土电影的结构不会这样大起大落。它的下半段更是对上半段的爱情进行了解构，过去的乡土电影也不会做这样的解构。
广州日报：跟国内一些言情剧相反，影片中的爱情不是你想表达的重点？影片前后两段分别是冯冈刘小漾爱情萌芽和幻灭之后的故事，中间缺了刘小漾大学4年的情节，他们的甜蜜期反而没有表现。
章明：我把刘小漾大学4年的情节全部去掉了，谈恋爱不是我想要说的重点。重点是这对青年男女在交往过程中所受到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不知不觉的，它甚至以亲情的面貌出现，最后令这段纯真情感发生了一些意外。
电影里的他们很难摆脱这种宿命。权力的影响弥漫到血液里面去，弥漫到人的细胞里面去，你很难摆脱它。清代结束后，近一百年来，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摆脱这种权力对于个人的控制。我的电影更多的是想表现他们想摆脱权力控制但无能为力。观众也许会问原因何在，其实这种控制是带有情感色彩的，甚至是由你的父亲来实施的。我想把这个很复杂的事情呈现、揭示出来。
对于权力的存在，我们都习以为常了，比如你爸爸管你，你觉得是正常的。难道真的是正常的吗？应该反过来看它对人的戕害，它造成了很多人的幻灭，我们失去了很多我们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
广州日报：你说父亲刘在水代表的是权力，“表姐”代表的是传统道德。是不是《郎》每个主角都有他的功能，能精确地代表某种实体或某个阶层？
章明：你可以这样说，这些人物背后确实有所指，但不能这么简单地定义《郎》的人物，也不能这样贴标签。你可以说，刘小漾那位当公安局长的父亲刘在水代表的是“权力”，但很多时候他又是一个慈父的角色。我写剧本时当然会有理性的考虑，每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比如张学峰就是他的县长父亲的一种延续，目前的身份是衙内，但将来肯定成为权力人物，但他并非坏人，而是相当狡黠的一个人，他能用手腕让你一步一步屈从他、被他蚕食，所谓“面带猪相、心里嘹亮”说的就是这种人；刘小漾处在两男一女这种经典关系结构的中间，她是一个天枰、支点，也是一把尺子，一个衡量社会好坏的标准或者说参照物；冯冈则代表传统的对现实无能为力的中国小知识分子，他跟《小城之春》的人物一样，不但无法叱咤风云，反而连自己的命运都改变不了，被更强大的力量所决定了他的归途，一代一代地这样下来。表姐代表的是社会里那些能够积淀下来的传统人物，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她不会发言，但她很顽强地我行我素地沉淀下去，不会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左右。她是一种民间的力量，她是美德的化身，但她又能容忍第三者，你很说她是好还是坏，我也不会从道德上去评价她。
广州日报：有细心观众说，按时间推算，后半段实际上是未来的剧情？
章明：对，后面的故事发生在2014年，剧本里就是这么写的，而且前半段也提到了2009年的国庆阅兵，刘小漾4年大学毕业之后自然就是2014年了。影片的后半段实际上是我对未来的一种想象。本来但最后字幕没能写上去。观众能看出来就看出来，看不出来也就罢了，我也不想刻意强调。
广州日报：你会用什么样的简短语言来总结《郎》的实验性所在？
章明：现在最难的是把中国本土的面貌，跟一个现代性的认识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我正在尝试做这个事情。很多中国电影在认识和价值观上非常落后、迂腐、陈旧，表面上却标新立异，镜头花里胡哨，用各种怪异的色彩，用各种夸张的演出方式，用各种外国的歌，用外国人才能住的、中国人根本不会住的房子来拍片，那就徒有其表了。
从面貌上来讲，我不会接受那样的东西，小县城就是小县城。但你要用现代人的角度去观察这一切。
（记者王振国）
“秒杀所有金爵参赛影片的神作！”、“后半段大洒狗血的言情剧。”尽管获得了201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最佳音乐等大奖，章明新片《郎在对门唱山歌》首映之后迎来了两极评价。7月23日，当代最重要的现代派电影导演章明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对争议一一回应。
在不少第六代导演转型商业片之际，章明流露出自己要保持艺术执着的意思。近年来他不断拍摄实验性很强的作品，包括这部在他眼里被误读为言情片的《郎在对门唱山歌》，他认为在当下中国电影的语境中依旧充满实验性。影片以本土电影的外貌出现，但却很解构很现代：“现在最难的是把中国本土的面貌，跟一个现代性的认识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我正在尝试做这个事情。”
制作成本400万的《郎在对门唱山歌》，对他来说已经是大的片子了。章明表示，自己宁愿选择拍摄成本低、回收容易、但自己喜欢的作品，“我更喜欢在小酒吧里放映我的作品。”章明说。
【反击影评人：我拍的不是言情剧】
权力、亲情、爱情、通奸、疑似强奸——《郎在对门唱山歌》讲述了一个开局清新自然、结局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最后男女主角没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在片中河边小城中，权力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有正当的理由来介入别人的生活：公安局副局长刘在水的女儿长大成人了，马上就要进大学学声乐，县长想让她嫁给自己的儿子张学峰。但少女刘小漾喜欢上了她的音乐家庭教师、住在河流对面的县剧团指挥冯冈。对张学峰来说，刘小漾是他的爱情理想，追求她也无可厚非。所有人都陷入这张巨大的关系网，刘在水虽然想升官，但也控制不了自己女儿的选择。
4年之后，大学毕业的刘小漾回到县城唱民歌，在县城一无是处的男友冯冈却想到北京去打拼。在这裂痕之中，军转回城的张学峰再次杀出。一次酒醉之后，刘小漾不知怎么地和张学峰睡到了一张床上，随后发现男友冯冈跟他的“表姐”（实际上是他的邻居）通奸，心力交瘁的刘小漾又回到了河流这边，张学峰等待着她……
如同安东尼奥尼的《奇遇》片尾没有交待失踪的姑娘安娜到底是死是活、从而引发观众不满一样，《郎在对门唱山歌》后半部分的突变，令它的国内观众有点接受不了，他们本来以为会看到“有情人终成眷属”。这部另类的影片在2011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之后遭遇两极评价，有人打满分，有人打零分。批评声音认为影片是一部失败的爱情片，认为影片“前后断裂”、后半段剧情像言情剧一样“涂抹狗血”等等。张学峰的最后赢得刘小漾，导致有人说这是一部“官二代”电影。但也有人看到了“中国电影的艺术传统在欧洲学院派中的本土交融。” 7月23日该片在广州展映时，同样有观众表示接受不了这么残酷的结局，章明的反应有点无奈：“要不然怎么样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
考虑到国内电影的语境与国际影史潮流是有所脱节的，《郎在对门唱山歌》放在当下的国产电影语境中是否具有一定的实验性，因而导致争议？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章明表示了肯定的答案：“很多老外看片觉得很流畅，不会因为影片的乡土味而产生不理解，因为它就是一部现代电影。但国内一些人包括一些所谓的影评人看了之后，没法形容这部电影，他们找不到一个参照物了，他们感觉到这不是一部乡土电影，又不是一部言情剧，又不是我过去《巫山云雨》那样现代特征更明显的电影。所以他们完全失语，要不就说很好，要不就说很烂，或者干脆说它什么都不是。”
接受本报专访时，章明认为自己的作品并非什么“神作”，但他认为不少影评人误读了影片：“影片与狗血言情剧没有可比性，它的重点不在爱情故事，而是在于权力对爱情的戕害。”
【本土电影的外貌，现代派的内涵】
1995年章明以一部现代主义的《巫山云雨》横空杀出，成为“95双峰”之一，2001年的《秘语十七小时》先锋依旧。但在章明眼中，没有了现代主义电影中符号化的东西，《郎在对门唱山歌》是比《巫山云雨》更成熟的电影。
片中无比真实的人物仿佛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现实题材影片，而不来自《巫山云雨》系统，相对而言更能立得住脚而不是像概念一样漂在空中。“《郎在对门唱山歌》在感受性上全面承接了中国电影的传统 所以了解过老电影的人都理解的比较清楚。”章明很遗憾目前为止没有人看出他的新作跟一些老电影在外貌上的相似。
《郎在对门唱山歌》一片依然保持着章明对县城生活的关注，不过更接地气一些。章明表示，之所以选择拍摄这部影片，原因之一是片中陕南这个县城的口音跟他从小长大的巫山相差无几，令他感觉很亲近。另据章明自述，作为一位早前在小城里学油画的文艺青年，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就是学唱歌的，他对影片中的人物的生活相当熟悉。
虽然没有了现代主义电影中符号化的东西，但在章明眼中，《郎在对门唱山歌》依旧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现代派电影。“看了开头有观众以为这又是一部《山楂树之恋》，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章明说，该片不是清新得一干二净的爱情片，而是想对爱情背后的社会环境一一剖析。如同帕索里尼的《定理》那样，《郎在对门唱山歌》以一种精确、理性的方式来结构角色关系，每个角色背后都有具体所指，比如刘小漾的公安局长父亲就代表了权力，在他的推动下剧情渐渐展开。章明说，权力可能以亲情的面貌出现，但对人的戕害丝毫不减。
【独家专访】
广州日报：你的前作《怀孕》很意象化符号化，现在你说《郎》要呈现出彻头彻尾的本土电影的面貌，这样观众也比较容易接受。这一次你转变了风格？
章明：我用了完全本土化的手法来拍摄《郎》，包括片子里用了本地山歌、本地歌舞等等，我本来还打算用当地方言来拍摄。影片人物也很像小县城的人，我专门找的几位主角都有县城的气质，朴实，但不土气、笨拙，与角色很贴切。这样一来电影才站得住脚，那些花哨的镜头都没有用，还是得靠演员的形象才可信。
广州日报：你怎么看待这次几位演员的表演？他们不像你以前作品里的人物那样神秘了。
章明：除了“父亲”刘在水、“母亲”的演员之外，很多角色包括县长、县委书记都是非职业演员扮演，我的要求是表演上要更生活化更自然。但影片最大的遗憾还是在表演的控制上没能达到我的设想。虽然在上海电影节上获了两个演员奖，包括金爵奖影后和传媒大奖的最佳男配角。我不会因为演员拿了奖就来肯定影片的表演很好，我不这么认为。
广州日报：虽然《郎》在外貌上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乡土电影，但还是有那种安东尼奥尼爱情三部曲“对爱情的失望”主题的表达？
章明：对。它仍然是一部现代电影，你不能用过去那种乡土电影比如《乡音》啊、《人生》啊之类的来衡量它。它在外貌上很像以前的中国电影，但却是一部现代电影。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待县城青年人的生活状态。
在技术手段上，它也很现代。它前后分成两段，用了很解构、很现代感的一种结构方式，传统乡土电影的结构不会这样大起大落。它的下半段更是对上半段的爱情进行了解构，过去的乡土电影也不会做这样的解构。
广州日报：跟国内一些言情剧相反，影片中的爱情不是你想表达的重点？影片前后两段分别是冯冈刘小漾爱情萌芽和幻灭之后的故事，中间缺了刘小漾大学4年的情节，他们的甜蜜期反而没有表现。
章明：我把刘小漾大学4年的情节全部去掉了，谈恋爱不是我想要说的重点。重点是这对青年男女在交往过程中所受到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不知不觉的，它甚至以亲情的面貌出现，最后令这段纯真情感发生了一些意外。
电影里的他们很难摆脱这种宿命。权力的影响弥漫到血液里面去，弥漫到人的细胞里面去，你很难摆脱它。清代结束后，近一百年来，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摆脱这种权力对于个人的控制。我的电影更多的是想表现他们想摆脱权力控制但无能为力。观众也许会问原因何在，其实这种控制是带有情感色彩的，甚至是由你的父亲来实施的。我想把这个很复杂的事情呈现、揭示出来。
对于权力的存在，我们都习以为常了，比如你爸爸管你，你觉得是正常的。难道真的是正常的吗？应该反过来看它对人的戕害，它造成了很多人的幻灭，我们失去了很多我们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
广州日报：你说父亲刘在水代表的是权力，“表姐”代表的是传统道德。是不是《郎》每个主角都有他的功能，能精确地代表某种实体或某个阶层？
章明：你可以这样说，这些人物背后确实有所指，但不能这么简单地定义《郎》的人物，也不能这样贴标签。你可以说，刘小漾那位当公安局长的父亲刘在水代表的是“权力”，但很多时候他又是一个慈父的角色。我写剧本时当然会有理性的考虑，每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比如张学峰就是他的县长父亲的一种延续，目前的身份是衙内，但将来肯定成为权力人物，但他并非坏人，而是相当狡黠的一个人，他能用手腕让你一步一步屈从他、被他蚕食，所谓“面带猪相、心里嘹亮”说的就是这种人；刘小漾处在两男一女这种经典关系结构的中间，她是一个天枰、支点，也是一把尺子，一个衡量社会好坏的标准或者说参照物；冯冈则代表传统的对现实无能为力的中国小知识分子，他跟《小城之春》的人物一样，不但无法叱咤风云，反而连自己的命运都改变不了，被更强大的力量所决定了他的归途，一代一代地这样下来。表姐代表的是社会里那些能够积淀下来的传统人物，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她不会发言，但她很顽强地我行我素地沉淀下去，不会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左右。她是一种民间的力量，她是美德的化身，但她又能容忍第三者，你很说她是好还是坏，我也不会从道德上去评价她。
广州日报：有细心观众说，按时间推算，后半段实际上是未来的剧情？
章明：对，后面的故事发生在2014年，剧本里就是这么写的，而且前半段也提到了2009年的国庆阅兵，刘小漾4年大学毕业之后自然就是2014年了。影片的后半段实际上是我对未来的一种想象。本来但最后字幕没能写上去。观众能看出来就看出来，看不出来也就罢了，我也不想刻意强调。
广州日报：你会用什么样的简短语言来总结《郎》的实验性所在？
章明：现在最难的是把中国本土的面貌，跟一个现代性的认识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我正在尝试做这个事情。很多中国电影在认识和价值观上非常落后、迂腐、陈旧，表面上却标新立异，镜头花里胡哨，用各种怪异的色彩，用各种夸张的演出方式，用各种外国的歌，用外国人才能住的、中国人根本不会住的房子来拍片，那就徒有其表了。
从面貌上来讲，我不会接受那样的东西，小县城就是小县城。但你要用现代人的角度去观察这一切。
（记者王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