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医学，走出“死谷”有多难
转化医学，走出“死谷”有多难
日期：2011-08-11 作者：唐闻佳 来源：文汇报
本报记者 唐闻佳
从医学基础研究成果到成果最终造福病人，中间有一道巨大的沟壑，在医学界被称为“死亡之谷”；新兴的“转化医学”，就是要奋力跨越这道沟壑。卢建熙在“死亡之谷”里艰难地走了10年，算是个成功者——他创办的生物材料公司，如今业绩颇佳。但这个夏天，他打算把公司“卖”了。
卢建熙的10年经历，揭示了做转化医学之难，特别是在中国做转化医学的一些特殊艰难。了解他的故事和感悟，对正试图加快步子拓展转化医学的同道们，或许能有启发。
上月中旬，记者在上海长宁区一个创业园见到卢建熙。一幢5层楼高的灰色小楼，没有电梯，他的公司安营扎寨在顶楼。
1992年前，卢建熙在上海长征医院做了9年骨科医生。一次偶然，他接触到骨移植材料研究。这一年他辞职赴法国求学，主攻“生物陶瓷”。
生物陶瓷是一种新型的骨骼修补材料。以前修补骨头，是将病人的自体骨头，或者逝者骨头、动物骨头（如牛骨、猪骨）植入受损部位。自体骨头、逝者骨头来源有限，动物骨头更常用。但用逝者骨头、动物骨头有风险，不仅有排异反应，更多的是未知疾病传播的不可控。“许多捐献骨头的逝者生前有病，动物也有传染病，如疯牛病。这些病会否传给受体？至今未解。”卢建熙说，生物陶瓷因此成为替代品。
生物陶瓷是人工合成的无机材料，经高温烧结，多孔，这样植入人体后，孔洞能让细胞长进去，孔洞与孔洞相通，成为组织生长和血管形成的“支架”。
1997年，卢建熙在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做了3年博士后研究，又取得法国博导资格。不过他对留校当教授兴趣不大，迫切想成立一家公司，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2000年，揣着6万美金——4万向朋友借得，2万是留学时打工所得，他回沪创业，公司取名“Bio-Lu”，中文名“贝奥路”。
他的生物陶瓷的一个突破，是当多孔结构完成“支架”任务后，能自行降解消失，且控制降解速度。“降解的速度对组织生长很重要。降解太快，新的组织可能还没长成；但降解太慢，也会影响组织生长。”
终于走上了医学转化这条路。卢建熙的经历证明，这条路很不好走。
挑战“陋习”
“从医学科研成果，到批量化生产的产品，艰难跨越的第一步，是要从偶然的实验所得，过渡到建立一个标准化的过程，保证以后每次重复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可能细微到对用到的一滴水都要做1000次以上控制论证。”卢建熙说，这是极大的挑战，除了挑战耐心，还挑战“陋习”。
卢建熙说了一件事：在国内一个医学权威的实验室里，有学生做实验老是不成功，最后查出原因——买来的制剂是假的。“制剂还能有假？”权威又惊又气，卢建熙却不以为奇：“实验室没有标准化管理，学生可以随意去市场上买制剂，今天这个牌子，明天换个牌子，能不出事？”
这样的“笑话”，存在于国内的很多实验室。
卢建熙一再向记者强调，做转化医学，首先得确立“标准意识”。这要从实验室的科研开始，否则，带着坏习惯的你根本别想走转化的路。
他自己彻底弄明白这一点，是在亏本100万之后。
创业之初，他们自己发现一批产品“全部有毒性”。花了一个月，找到了原因：从国内某厂购入的包装袋有问题。贝奥路的生物陶瓷产品经1000℃以上烧制而成，在这样的高温下，有机物早已消失。出厂前，用X线照射给产品消毒，而那批包装袋里含有有机物，X射线一照，有机物分子断裂析出，结果“污染”了产品。
“包装袋让一批产品全部报废，损失100万。”贝奥路为此设定了采购标准，同时对每个环节都更加谨慎严控。
审批环节
创业最初3年，贝奥路很是艰难，最难时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直到2003年“触底反弹”。如今，每年的市场销售额已过千万。
转折点，是一张“准生证”。2002年12月，公司的两种生物陶瓷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获得产品注册，产品终于可以上市。
“国内的高新生物企业，5年存活率不到30%，10年存活率不到15%。”卢建熙分析，这个存活率恰与“准生证”的审批时长有关。“一般医疗器械，审批时间短则2年，长则3-5年。在此期间，企业产品不可以上市，没有收入来源，撑不下去就死了。”新药的审批时间更长，10年都不算封顶。
卢建熙熬了3年，而现在，新的入行者更感觉“办证越来越难”。
一位三甲医院的大教授感叹：国外没有批的药物、器械，我们是断不敢批的——怕担责任；国外已经批的，我们还是不批——考虑到人种、环境不同，还是怕出问题、担责任。如此，中国病患，尤其是罕见病、急重病患者，对最新治疗手段只能望而兴叹；我国也难以诞生世界“第一”、“最新”。
在卢建熙看来，要化解审批僵局，可考虑引入第三方专业评审。“国内的审批机构和上市后的监管机构是同一家，这样的设置有问题。一来审批者不一定懂申报的新技术和产品，审批资质存疑；二来，一旦审批通过，审批者就与报批者成了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这种对立关系会助长消极的审批心态——‘我批了，以后出了问题要找我，那索性不批。’”
在上海创业的第二年，卢建熙又在法国办了一家公司：中国“审批难但监管松”，而国外正相反。“国外审批容易，但查得紧。每年评审产品质量、市场反应、整体效果。如果不好，就取消医保，或者不再续证。”他还发现，国内常规的监管方式是“不良反应自行上报”，而非监管部门主动到医疗机构检查，因此真实性、全面性存疑。
商道医道
拿到令人艳羡的“准生证”，新难题来了：市场推广。
卢建熙想出的办法是“科研带动销售”。“国外大型医疗器械公司，在推出新产品或进入新市场时，往往有几年的培育期，投入几千万做铺垫。我们不可能。”
“国内很多医生缺科研成果。我们的技术新，就与医院、医生合作设立课题，治疗疑难杂症，积累病例。在这过程中，通过病人的口口相传，贝奥路品牌得以推广。”贝奥路目前与上海及全国30多家三级医院有了合作关系，生物陶瓷产品临床累计病例达到了6万多。
但创业10年后，卢建熙还是决定“卖公司”。他说，“我的企业虽然活了下来，但发展不够快，因为市场推广还不行。”他希望引进真正懂市场善经营的人，自己专心公司的科研。
连日来，卢建熙不断接到有意投资者的电话，有房地产老总、农民企业家、“煤老板”，最高的开价10亿；几家跨国医疗器械大公司也希望并购。他说不太会选择外国大公司，而会选择一个能让贝奥路产品惠及更多病患的合作者。“外国公司并购后，很可能会把我们的技术‘封存’。他们现有的产品已经耗费了大笔市场推广费，而贝奥路作为竞争者，恐怕会影响其主打产品的销售。”
10年探索，卢建熙悟到一点：商道与医道有时是相悖的，这也是发展转化医学要正视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日期：2011-08-11 作者：唐闻佳 来源：文汇报
本报记者 唐闻佳
从医学基础研究成果到成果最终造福病人，中间有一道巨大的沟壑，在医学界被称为“死亡之谷”；新兴的“转化医学”，就是要奋力跨越这道沟壑。卢建熙在“死亡之谷”里艰难地走了10年，算是个成功者——他创办的生物材料公司，如今业绩颇佳。但这个夏天，他打算把公司“卖”了。
卢建熙的10年经历，揭示了做转化医学之难，特别是在中国做转化医学的一些特殊艰难。了解他的故事和感悟，对正试图加快步子拓展转化医学的同道们，或许能有启发。
上月中旬，记者在上海长宁区一个创业园见到卢建熙。一幢5层楼高的灰色小楼，没有电梯，他的公司安营扎寨在顶楼。
1992年前，卢建熙在上海长征医院做了9年骨科医生。一次偶然，他接触到骨移植材料研究。这一年他辞职赴法国求学，主攻“生物陶瓷”。
生物陶瓷是一种新型的骨骼修补材料。以前修补骨头，是将病人的自体骨头，或者逝者骨头、动物骨头（如牛骨、猪骨）植入受损部位。自体骨头、逝者骨头来源有限，动物骨头更常用。但用逝者骨头、动物骨头有风险，不仅有排异反应，更多的是未知疾病传播的不可控。“许多捐献骨头的逝者生前有病，动物也有传染病，如疯牛病。这些病会否传给受体？至今未解。”卢建熙说，生物陶瓷因此成为替代品。
生物陶瓷是人工合成的无机材料，经高温烧结，多孔，这样植入人体后，孔洞能让细胞长进去，孔洞与孔洞相通，成为组织生长和血管形成的“支架”。
1997年，卢建熙在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做了3年博士后研究，又取得法国博导资格。不过他对留校当教授兴趣不大，迫切想成立一家公司，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2000年，揣着6万美金——4万向朋友借得，2万是留学时打工所得，他回沪创业，公司取名“Bio-Lu”，中文名“贝奥路”。
他的生物陶瓷的一个突破，是当多孔结构完成“支架”任务后，能自行降解消失，且控制降解速度。“降解的速度对组织生长很重要。降解太快，新的组织可能还没长成；但降解太慢，也会影响组织生长。”
终于走上了医学转化这条路。卢建熙的经历证明，这条路很不好走。
挑战“陋习”
“从医学科研成果，到批量化生产的产品，艰难跨越的第一步，是要从偶然的实验所得，过渡到建立一个标准化的过程，保证以后每次重复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可能细微到对用到的一滴水都要做1000次以上控制论证。”卢建熙说，这是极大的挑战，除了挑战耐心，还挑战“陋习”。
卢建熙说了一件事：在国内一个医学权威的实验室里，有学生做实验老是不成功，最后查出原因——买来的制剂是假的。“制剂还能有假？”权威又惊又气，卢建熙却不以为奇：“实验室没有标准化管理，学生可以随意去市场上买制剂，今天这个牌子，明天换个牌子，能不出事？”
这样的“笑话”，存在于国内的很多实验室。
卢建熙一再向记者强调，做转化医学，首先得确立“标准意识”。这要从实验室的科研开始，否则，带着坏习惯的你根本别想走转化的路。
他自己彻底弄明白这一点，是在亏本100万之后。
创业之初，他们自己发现一批产品“全部有毒性”。花了一个月，找到了原因：从国内某厂购入的包装袋有问题。贝奥路的生物陶瓷产品经1000℃以上烧制而成，在这样的高温下，有机物早已消失。出厂前，用X线照射给产品消毒，而那批包装袋里含有有机物，X射线一照，有机物分子断裂析出，结果“污染”了产品。
“包装袋让一批产品全部报废，损失100万。”贝奥路为此设定了采购标准，同时对每个环节都更加谨慎严控。
审批环节
创业最初3年，贝奥路很是艰难，最难时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直到2003年“触底反弹”。如今，每年的市场销售额已过千万。
转折点，是一张“准生证”。2002年12月，公司的两种生物陶瓷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获得产品注册，产品终于可以上市。
“国内的高新生物企业，5年存活率不到30%，10年存活率不到15%。”卢建熙分析，这个存活率恰与“准生证”的审批时长有关。“一般医疗器械，审批时间短则2年，长则3-5年。在此期间，企业产品不可以上市，没有收入来源，撑不下去就死了。”新药的审批时间更长，10年都不算封顶。
卢建熙熬了3年，而现在，新的入行者更感觉“办证越来越难”。
一位三甲医院的大教授感叹：国外没有批的药物、器械，我们是断不敢批的——怕担责任；国外已经批的，我们还是不批——考虑到人种、环境不同，还是怕出问题、担责任。如此，中国病患，尤其是罕见病、急重病患者，对最新治疗手段只能望而兴叹；我国也难以诞生世界“第一”、“最新”。
在卢建熙看来，要化解审批僵局，可考虑引入第三方专业评审。“国内的审批机构和上市后的监管机构是同一家，这样的设置有问题。一来审批者不一定懂申报的新技术和产品，审批资质存疑；二来，一旦审批通过，审批者就与报批者成了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这种对立关系会助长消极的审批心态——‘我批了，以后出了问题要找我，那索性不批。’”
在上海创业的第二年，卢建熙又在法国办了一家公司：中国“审批难但监管松”，而国外正相反。“国外审批容易，但查得紧。每年评审产品质量、市场反应、整体效果。如果不好，就取消医保，或者不再续证。”他还发现，国内常规的监管方式是“不良反应自行上报”，而非监管部门主动到医疗机构检查，因此真实性、全面性存疑。
商道医道
拿到令人艳羡的“准生证”，新难题来了：市场推广。
卢建熙想出的办法是“科研带动销售”。“国外大型医疗器械公司，在推出新产品或进入新市场时，往往有几年的培育期，投入几千万做铺垫。我们不可能。”
“国内很多医生缺科研成果。我们的技术新，就与医院、医生合作设立课题，治疗疑难杂症，积累病例。在这过程中，通过病人的口口相传，贝奥路品牌得以推广。”贝奥路目前与上海及全国30多家三级医院有了合作关系，生物陶瓷产品临床累计病例达到了6万多。
但创业10年后，卢建熙还是决定“卖公司”。他说，“我的企业虽然活了下来，但发展不够快，因为市场推广还不行。”他希望引进真正懂市场善经营的人，自己专心公司的科研。
连日来，卢建熙不断接到有意投资者的电话，有房地产老总、农民企业家、“煤老板”，最高的开价10亿；几家跨国医疗器械大公司也希望并购。他说不太会选择外国大公司，而会选择一个能让贝奥路产品惠及更多病患的合作者。“外国公司并购后，很可能会把我们的技术‘封存’。他们现有的产品已经耗费了大笔市场推广费，而贝奥路作为竞争者，恐怕会影响其主打产品的销售。”
10年探索，卢建熙悟到一点：商道与医道有时是相悖的，这也是发展转化医学要正视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