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吴念真聊天
吴念真先生的入场让我大跌眼镜，T恤衫、休闲裤、休闲鞋内是一双（如果没有看错的话）Nike白袜子，走路风风火火，与工作人员交谈时不太具备温文尔雅的态度，语速快，与《一一》中的简南俊在直观上大相径庭。
在吴先生开始聊天前，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作开场白，他讲的是什么我只记住一句：“我参加过几次先锋书店的读者见面会，吴念真先生的这个是听众最多的一次（后经某书友确认，吴先生的这场确实是听众最多的一次，之前张大春来时，读者寥寥）”。余斌先生话语略多，因此听众聪明地以掌声来中止他的开场白，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留给了吴先生。
等吴先生坐定，小呷一口加了少量糖的咖啡，话匣子就打开了。吴先生绝不是传统中大家熟识的读书人，装出斯文的样子，相反，他对常以文人或者知识分子自居的人有小小的不屑。集导演、编剧、演员等多重角色为一身的吴先生在现场还时常说一些所谓的“低俗”的话语，但并不与其整个聊天过程格格不入。吴先生从其童年聊到了青年、中年，直至当下，两个多小时就如同看一场讲述某人一生的电影，如果具备极强的想象力，画面应该是缓慢而唯美的。在吴先生聊天的时候，我时不时会穿越，将自己的思绪带回我的童年，我和狗友们踢球、打牌、打游戏以及喝酒聊天的日子。我在想会聊天的人一定是有很多美好回忆的人。在吴先生聊天结束后，将自己从回忆中拉回来，才发现自己已经站了两个多小时，我这“黑山老腰”开始酸疼。
毕竟不是靠码文字过日子，既没有带录音笔或照相机记录视听文件，也不能将吴先生的聊天内容迅速整理成一篇文章，那就作一个他的敬仰者，尽可能将他聊天的点点滴滴罗列一下，大多都应该不是原话，只能努力保证意思正确不失真，给自己留个美好的记忆。
1、 小时候吴先生住在乡下，是那种邻里邻居都熟识，谁都可以是家人的那种邻里关系。吴先生国小二年级时在街边拐角处小便，被邻居大伯打，说伤风化之类的话；半年后，邻居大伯与吴先生父亲在树荫下聊天，凑巧聊到吴先生的那次小便，他又被父亲打；再过半年（估计这时间间隔都有点夸张），邻居大伯母与吴先生的母亲河边洗衣时，又聊到吴先生的小便问题，吴先生时隔一年又被母亲修理。
2、 吴先生会唱《白毛女》选段，因为吴先生在金门当了三年通讯兵，对面厦门总有大喇叭放这类戏剧。
3、 吴先生在金门当兵时，士兵的邮件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所以士官扣留了很多类似于《playboy》的期刊杂志。吴先生偶然从士官处拿到一本此类杂志，在厕所看得心怦怦乱跳，而且竟然能通过上下文和图片认识并理解很多中英字典都查不到的“特别字”。
4、 通过解读《playboy》，吴先生自己组织安排编辑金门首期黄杂志，封面与内容相差巨大，当吴先生给其他士兵的时候还有人根据封面拒绝阅读，吴先生只能硬将杂志塞给士兵，结果是晚上十一点有士兵兴冲冲跑过来问吴先生“什么时候出第二期呢？”。
5、 吴先生认为当兵阶段是他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读了大量书，学会结识形形色色的人。一位平常就是粗人的士兵在喝醉后，向吴先生描述被征前看到孩子穿着虎头鞋的场景，吴先生认为是很美的一幕电影场景。
6、 吴先生的父亲是矿工，工作环境差，患有吸肺，五十多岁病情加重，六十岁受不了折磨，从医院四楼跳下，那一年吴先生38岁。
7、 侯孝贤是注意细节，从一个细节扩展整个故事；杨德昌搭框架很好，像写论文，搭好框架再在里面填东西。
8、 如果台湾有人问谁是最棒的导演，吴先生会说“我认为台湾最棒的导演有三位：杨德昌、侯孝贤，第三个就不方便说了”。这句狡黠的话让吴先生很多熟识的台湾导演都暗自认为自己就是第三个。
9、 侯孝贤在新浪潮前也拍过娱乐片，有部片子的主演是凤飞飞和钟镇涛（我查了一下，是1981年拍的《风儿踢踏踩》）。而且吴先生觉得侯孝贤拍的娱乐片还挺逗的。
10、 台湾电影新浪潮时，颇有百花齐放的感觉，吴先生为音乐人写过歌词，李宗盛也被电影借来拍电影（是我想看的《最想念的季节》吧？）。
11、 电影新浪潮前，台湾电影审查制度也极度严格，他们的审查部门是新闻局，当时局里有两位老朽，一位姓布，一位姓董，吴先生戏称二老为“不懂局长”。
12、 《一一》中简南俊与阿水在日本那段背景音乐悠扬、画面唯美的场面拍起来让吴先生很痛苦。在日本很多拍摄是无法获得许可，而杨德昌执意要拍，因此剧组里的人分别偷偷带仪器到拍摄地点，然后吴先生最后入场。因为属于偷拍，杨德昌要求一条过，吴先生感到痛苦。吴先生说《一一》拍摄周期达八个月。
13、 《恋恋风尘》讲的是吴先生的初恋，讨论剧本就在吴先生家，而吴先生的太太负责端茶送水。
14、 吴先生参与新闻局电影分级制度的讨论，经常会为露点的尺寸讨论细节。一天焦雄屏告诉吴先生“我觉得我们好无聊呀，一下午都在讨论阴毛”。
15、 吴先生的一位朋友和所谓的文化人的对话：吴先生的朋友不屑文化人把做爱说成很装的make love，文化人呢，则讽刺说你们就会说“嘿咻”，吴先生朋友反击到“不，我们说{打炮}”。
16、 吴先生的儿子在电视上揶揄父亲，于是很多台湾人都知道吴先生电脑上不会打“退化”的“退”，原因是什么呢：大家都用拼音，但吴先生讲台语，所以在他脑海里“退”应该拼成“tei”。
17、 《多桑》这部电影的版权属于两家互相扯皮的台湾公司，保存最好最完整的拷贝在马丁•斯科西斯手里。当年在某电影节，马丁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写信给吴先生说想买一个拷贝，后来吴先生从日本（有点记不太清了）某电影资料馆拿到一份拷贝送给马丁，不收费，唯一的条件就是马丁能在吴先生需要的时候将拷贝借给他。
18、 吴先生育儿经：不会将自己未实现的理想强加给儿子；儿子任何选择，吴先生不去决定，而是让儿子去说服他；不教儿子东西，而是和儿子一起学东西；希望儿子能把他当朋友看（吴先生说他希望儿子失恋后能抱着他哭，结果还真实现了，儿子失恋那一年14岁）。
19、 吴先生说台湾的父亲不会当面叫孩子“亲亲、宝贝、我爱你”之类的话（我想他这里所指的父亲应该是50、60年代的讲台语的父亲们），不会主动抱孩子。他印象中父亲工作完回家洗完澡就假寐，等孩子真的睡着的时候，父亲会偷偷去抱他们。吴先生有一次感觉到父亲在抱他，而且还闻到了父亲身上香皂的味道，炫耀般的告诉了自己的弟弟妹妹，结果他们早经历过了。
20、 吴先生喜欢的国内的文学家是沈从文和汪曾祺，有人问他有没有考虑将二人的文字变成电影，他说自己功力不够，或者他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将二者的文字变成电影。吴先生还曾经认为张爱玲的文字不容易变成电影。
21、 吴先生说他其实对某些电影的印象不在于电影内容的本身，而是记得看这部电影时是某年的某日的夜晚在某地趴在父亲/公公的怀里（我极其极其的认同）。
在吴先生开始聊天前，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作开场白，他讲的是什么我只记住一句：“我参加过几次先锋书店的读者见面会，吴念真先生的这个是听众最多的一次（后经某书友确认，吴先生的这场确实是听众最多的一次，之前张大春来时，读者寥寥）”。余斌先生话语略多，因此听众聪明地以掌声来中止他的开场白，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留给了吴先生。
等吴先生坐定，小呷一口加了少量糖的咖啡，话匣子就打开了。吴先生绝不是传统中大家熟识的读书人，装出斯文的样子，相反，他对常以文人或者知识分子自居的人有小小的不屑。集导演、编剧、演员等多重角色为一身的吴先生在现场还时常说一些所谓的“低俗”的话语，但并不与其整个聊天过程格格不入。吴先生从其童年聊到了青年、中年，直至当下，两个多小时就如同看一场讲述某人一生的电影，如果具备极强的想象力，画面应该是缓慢而唯美的。在吴先生聊天的时候，我时不时会穿越，将自己的思绪带回我的童年，我和狗友们踢球、打牌、打游戏以及喝酒聊天的日子。我在想会聊天的人一定是有很多美好回忆的人。在吴先生聊天结束后，将自己从回忆中拉回来，才发现自己已经站了两个多小时，我这“黑山老腰”开始酸疼。
毕竟不是靠码文字过日子，既没有带录音笔或照相机记录视听文件，也不能将吴先生的聊天内容迅速整理成一篇文章，那就作一个他的敬仰者，尽可能将他聊天的点点滴滴罗列一下，大多都应该不是原话，只能努力保证意思正确不失真，给自己留个美好的记忆。
1、 小时候吴先生住在乡下，是那种邻里邻居都熟识，谁都可以是家人的那种邻里关系。吴先生国小二年级时在街边拐角处小便，被邻居大伯打，说伤风化之类的话；半年后，邻居大伯与吴先生父亲在树荫下聊天，凑巧聊到吴先生的那次小便，他又被父亲打；再过半年（估计这时间间隔都有点夸张），邻居大伯母与吴先生的母亲河边洗衣时，又聊到吴先生的小便问题，吴先生时隔一年又被母亲修理。
2、 吴先生会唱《白毛女》选段，因为吴先生在金门当了三年通讯兵，对面厦门总有大喇叭放这类戏剧。
3、 吴先生在金门当兵时，士兵的邮件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所以士官扣留了很多类似于《playboy》的期刊杂志。吴先生偶然从士官处拿到一本此类杂志，在厕所看得心怦怦乱跳，而且竟然能通过上下文和图片认识并理解很多中英字典都查不到的“特别字”。
4、 通过解读《playboy》，吴先生自己组织安排编辑金门首期黄杂志，封面与内容相差巨大，当吴先生给其他士兵的时候还有人根据封面拒绝阅读，吴先生只能硬将杂志塞给士兵，结果是晚上十一点有士兵兴冲冲跑过来问吴先生“什么时候出第二期呢？”。
5、 吴先生认为当兵阶段是他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读了大量书，学会结识形形色色的人。一位平常就是粗人的士兵在喝醉后，向吴先生描述被征前看到孩子穿着虎头鞋的场景，吴先生认为是很美的一幕电影场景。
6、 吴先生的父亲是矿工，工作环境差，患有吸肺，五十多岁病情加重，六十岁受不了折磨，从医院四楼跳下，那一年吴先生38岁。
7、 侯孝贤是注意细节，从一个细节扩展整个故事；杨德昌搭框架很好，像写论文，搭好框架再在里面填东西。
8、 如果台湾有人问谁是最棒的导演，吴先生会说“我认为台湾最棒的导演有三位：杨德昌、侯孝贤，第三个就不方便说了”。这句狡黠的话让吴先生很多熟识的台湾导演都暗自认为自己就是第三个。
9、 侯孝贤在新浪潮前也拍过娱乐片，有部片子的主演是凤飞飞和钟镇涛（我查了一下，是1981年拍的《风儿踢踏踩》）。而且吴先生觉得侯孝贤拍的娱乐片还挺逗的。
10、 台湾电影新浪潮时，颇有百花齐放的感觉，吴先生为音乐人写过歌词，李宗盛也被电影借来拍电影（是我想看的《最想念的季节》吧？）。
11、 电影新浪潮前，台湾电影审查制度也极度严格，他们的审查部门是新闻局，当时局里有两位老朽，一位姓布，一位姓董，吴先生戏称二老为“不懂局长”。
12、 《一一》中简南俊与阿水在日本那段背景音乐悠扬、画面唯美的场面拍起来让吴先生很痛苦。在日本很多拍摄是无法获得许可，而杨德昌执意要拍，因此剧组里的人分别偷偷带仪器到拍摄地点，然后吴先生最后入场。因为属于偷拍，杨德昌要求一条过，吴先生感到痛苦。吴先生说《一一》拍摄周期达八个月。
13、 《恋恋风尘》讲的是吴先生的初恋，讨论剧本就在吴先生家，而吴先生的太太负责端茶送水。
14、 吴先生参与新闻局电影分级制度的讨论，经常会为露点的尺寸讨论细节。一天焦雄屏告诉吴先生“我觉得我们好无聊呀，一下午都在讨论阴毛”。
15、 吴先生的一位朋友和所谓的文化人的对话：吴先生的朋友不屑文化人把做爱说成很装的make love，文化人呢，则讽刺说你们就会说“嘿咻”，吴先生朋友反击到“不，我们说{打炮}”。
16、 吴先生的儿子在电视上揶揄父亲，于是很多台湾人都知道吴先生电脑上不会打“退化”的“退”，原因是什么呢：大家都用拼音，但吴先生讲台语，所以在他脑海里“退”应该拼成“tei”。
17、 《多桑》这部电影的版权属于两家互相扯皮的台湾公司，保存最好最完整的拷贝在马丁•斯科西斯手里。当年在某电影节，马丁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写信给吴先生说想买一个拷贝，后来吴先生从日本（有点记不太清了）某电影资料馆拿到一份拷贝送给马丁，不收费，唯一的条件就是马丁能在吴先生需要的时候将拷贝借给他。
18、 吴先生育儿经：不会将自己未实现的理想强加给儿子；儿子任何选择，吴先生不去决定，而是让儿子去说服他；不教儿子东西，而是和儿子一起学东西；希望儿子能把他当朋友看（吴先生说他希望儿子失恋后能抱着他哭，结果还真实现了，儿子失恋那一年14岁）。
19、 吴先生说台湾的父亲不会当面叫孩子“亲亲、宝贝、我爱你”之类的话（我想他这里所指的父亲应该是50、60年代的讲台语的父亲们），不会主动抱孩子。他印象中父亲工作完回家洗完澡就假寐，等孩子真的睡着的时候，父亲会偷偷去抱他们。吴先生有一次感觉到父亲在抱他，而且还闻到了父亲身上香皂的味道，炫耀般的告诉了自己的弟弟妹妹，结果他们早经历过了。
20、 吴先生喜欢的国内的文学家是沈从文和汪曾祺，有人问他有没有考虑将二人的文字变成电影，他说自己功力不够，或者他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将二者的文字变成电影。吴先生还曾经认为张爱玲的文字不容易变成电影。
21、 吴先生说他其实对某些电影的印象不在于电影内容的本身，而是记得看这部电影时是某年的某日的夜晚在某地趴在父亲/公公的怀里（我极其极其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