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再聊聊傅雷
http://www.douban.com/note/170175791/ by 苏七七
1/傅雷这个人。
锦瑟说傅雷“译笔很棒，人算有才华，也很刻苦，但是从来没觉得他有什么天才，也没有觉得他多么有学问。所以觉得那样伟大艺术家的暴烈性情生在他身上，还是过了一些。”
我也觉得如此。暴烈性情这回事，一大部分是天生的。后天能多些修养，但修养压不倒性情。傅雷的道德修养艺术修养很高，但是日常生活中的严苛暴躁，特别年青时候的坏脾气，是他自己晚年也后悔的吧。56年与儿子的通信，就是从“认错”开始的。
“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一部分罪过。可是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的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与热爱呢？”
他自己四岁丧父，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长大，度过的是“修道院式的童年”（这是朱梅馥的话），是一个被严格要求过，对自己要求严格，进而也对他人要求严格的人。——不太能体会除严格外的人生道路的可能性。这是一种贫乏经验带来的问题，带来没必要的苛刻与偏执。傅雷最后懂得后悔，而不是“还好我对你严格你才有今天”，已经是一种在他这一代对贫乏经验的增补了。
傅聪傅敏当然是很倒霉的，但人总是在一个历史的链条中生存的，上一代的问题变成沉甸甸的痛苦落在这一代身上，不仅仅只能作为原因存在，还要要越过原因，争取在这一代有所改善吧。
傅雷的事业是翻译，他的业余爱好绝对是教育，他是个极爱说教的人，因为性格原因，难以与人共事，他在学校里呆不下去，结果只能教育老婆，教育小孩，教育情人……对于一个五四后，既禀承儒家传统，又学习西洋思想艺术的一代，傅雷身上有典型的两面性，一面，是“被启蒙者”，美术，音乐，艺术哲学，文学，他都一边被启蒙一边翻译成中文，在这个翻译过程中，他又担当起一个“启蒙者”的角色，而且他又不单单对读者启蒙，他是那种思想/生活一以贯之的人（这种知识分子其实是越来越少了），在生活中也照样担当启蒙者的崇高角色。有意思的是他是用独裁的方式启蒙的，他是一个独裁的家长，暴君，一般独裁者都是要搞愚民教育的，可他却要用独裁的方式提高家庭的思想与文化水平。这实在分裂得很，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个人情况下，倒好像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朱梅馥英文水平不差，家信写得挺好，不能不说傅雷这个老师没有完全白当。
他的毛病是他这个老师当得完全没有一点“春风化雨”的样子，他是极其强势的正确，在他的正确后，往往还跟一段论证自己为什么正确，哪里最正确的话：）。从读者的角度看，有时会觉得比较好笑，甚至比较可爱。但是当儿子的看的话，估计不是那么舒服吧。他的正确，因为一种“不平等”的气氛而被削弱了。傅雷的毛病在于，他把他的正确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正确到底是不是最重要的呢？
每一个家庭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傅雷在家推行过“正确至上，我最正确”，但是在他给傅聪的信里写下那么一段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感受到，人的“感受”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切切实实的痛苦。不是你正确，我就不痛苦了。而且正确，总是相对的，在某一个前提设定下的正确。
2/父子关系
在家书里，有些人看到一个对孩子控制得无孔不入的父亲：工作上，感情上，财务上。但我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失去了控制力的父亲。他写给儿子的信远远多于儿子写给他的信，有时他恳求儿子给他写信的口气已经让他自己都感到“屈辱”。
如果不是预先知道傅雷在青年时是那么坏脾气的一个人，看他一次又一次地叮嘱儿子不要谈恋爱呀，要理智呀，要经常去大自然里走走呀，不要接那么多活呀，花钱要省着点呀……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唠唠叨叨的老爸吧。如果这个儿子已经从精神上脱离了父亲的控制，他从信中读到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如果还没有的话，也有可能读出控制欲，读出压力与负担。孩子要有一个基本健全的自我了，才能带着宽容的心态看待父母吧（反过来也是一样，父母得自我基本健全，才能对孩子比较宽容）。
信里谈音乐谈艺术的部分很多，这是傅雷真正把傅聪作为一个平等的对像进行探讨的部分。在彼时的中国，他的内心大概是非常孤独的，国内能让他看得上的人没几个（他使劲夸的只有一个黄宾虹），而“好为人师”的他亦有“好为人徒”的一面，如果见解与儿子契合，有时也有很快乐的像被表扬了的好学生的样子。终其一生，他都是那么努力的人，爱学习的人，家书是他还可以学习，可以交流的一个去处，是在当时的大环境里，是他精神上的一块飞地。
他给傅敏的信少得多，大概还是因为从傅聪的信里他能得到他需求的“精神食粮”，而不只是生活上的互相关怀。傅敏是被忽略的，或者笼罩在父兄阴影之下的吗？这个我也没有那么觉得，我觉傅敏是一个普通人，但他也许更继承了父亲的某部分呢，他成了一个老师，而且在家书里看来，是一个受到学生喜爱的老师。一个普通人如果能在父兄的光辉之下，经历风刀霜剑，踏踏实实做一个普通人，教好书，编好书，怀抱着父兄的爱与敬意，我觉得挺好。艺术家的家庭里的普通人，有时候我觉得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弱势，他们也许倒是安静而柔韧的部分，是生活对艺术进行容纳与整理的部分。
3/夫妇关系
桃花的跟帖说了个八卦，说张爱玲的《殷宝滟送花楼会》写的是傅雷情史，我赶紧也很八卦去重新翻出来看了一遍，真的是“原型人物”还看得出来呢。
傅雷少年时认识朱梅馥，很早订婚，真正算青梅竹马了？但是他至少变心过两次，一次是法国留学的时候，54年的家书里写的：
“我二十岁出国，出国前后和你妈妈已经订婚，但出国四年中间，对她的看法三番四次的改变，动摇得很厉害。”（这段在时间与年纪上与朱梅馥说的稍微有出入，朱的说法是：“我十四岁上，你爸爸就爱上了我（他和你一样早熟），十五岁就订婚，当年冬天爸爸就出国了，在他出国的四年中，虽然不免也有波动，可是他主意老，觉悟得快，所以回国后就结婚。）
桃花说他当时爱上了一个法国女人，当然是无疾而终了。朱对他的这段变心好像不以为忤，居然还夸他“主意老，觉悟得快”（这听上去是一个妈妈在表扬孩子）。
第二次是结婚以后了，57年朱的信里写：
“回想二十年前，我跟你爸爸的情形，那时你五岁，弟弟二岁，我内心的斗争是剧烈的，为了怨恨，不能忍受，我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我再三考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我走了，孩子们要吃苦，我不应该那么忍心、自私，为了一个‘我’而牺牲了你们的幸福。我终于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下来。反过来想一想，要是你爸爸当时也只为了眼前的幸福而不顾一切，那么，今天还有你们吗？还有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吗？那是不可想像的。”
这段话显然就是《殷宝滟送花楼会》从朱这个角度出发的观点。她说的为了孩子而把自己的“怨恨”压下，这还是人之常情，妙在她又替傅雷说了两句话，有点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意思。
能与善变的暴君长期相处的女性，总是母性特别强大的女性。在她的价值观里，显然自我与自我的感受都不是放在第一位的，她的人生价值的实现，不在于追求一种“完美”的爱情，而是一种长相厮守、朝朝暮暮的普通而“完整”的生活。比起玉碎来，她更要瓦全，何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想法对她来说是根深蒂固的。朱梅馥既不是朱安也不是江冬秀，她的宽容后面有一种强大的东西，就是她真宽容了，没有当一个宽容的怨妇，她中年之后的照片胖起来，没有了青年时那样让人惊叹的美貌，但她的神情是舒展而自信的。她不是傅雷的保姆，在思想与感情上，两个人有紧密的联系，61年的信里傅雷说：
“我无论如何忙，要是一天之内不与你妈谈上一刻钟十分钟，就像漏了什么功课似的。时事感想，人生或小或大的事务的感想，文学艺术的感想，读书的心得，翻译方面的问题，你们的来信，你的行踪……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拉拉扯扯，不一定有系统，可是一边谈一边自己的思想也会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变得明确；而妈妈今日所达到的文化、艺术与人生哲学的水平，不能不说一部分是这种长年的闲谈熏陶出来的。”
傅雷总把自己放在老师的位置上，但朱梅馥倒更像是一个听孩子上了学回来唠叨一天见闻的妈妈吧：）。她能给傅雷当一个能交流的听众，更能给傅雷一种放松感，这种放松感是他做出那么多翻译乃至于思想感受一直保持在灵敏状态的一个条件。
朱在54年的信中说：
“婚后因为他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总是难免的，不过我们感情还是那么融洽，那么牢固，到现在年龄大了，火气也退了，爸爸对我更体贴了，更爱护我了。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些帮助，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
———————————————— 以下的没有转。
写得很好噢～ 喜欢这种安静的、不沾沾自喜的思考；不喜欢那种好为人师的、价值观强势输出式的思考。
1/傅雷这个人。
锦瑟说傅雷“译笔很棒，人算有才华，也很刻苦，但是从来没觉得他有什么天才，也没有觉得他多么有学问。所以觉得那样伟大艺术家的暴烈性情生在他身上，还是过了一些。”
我也觉得如此。暴烈性情这回事，一大部分是天生的。后天能多些修养，但修养压不倒性情。傅雷的道德修养艺术修养很高，但是日常生活中的严苛暴躁，特别年青时候的坏脾气，是他自己晚年也后悔的吧。56年与儿子的通信，就是从“认错”开始的。
“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一部分罪过。可是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的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与热爱呢？”
他自己四岁丧父，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长大，度过的是“修道院式的童年”（这是朱梅馥的话），是一个被严格要求过，对自己要求严格，进而也对他人要求严格的人。——不太能体会除严格外的人生道路的可能性。这是一种贫乏经验带来的问题，带来没必要的苛刻与偏执。傅雷最后懂得后悔，而不是“还好我对你严格你才有今天”，已经是一种在他这一代对贫乏经验的增补了。
傅聪傅敏当然是很倒霉的，但人总是在一个历史的链条中生存的，上一代的问题变成沉甸甸的痛苦落在这一代身上，不仅仅只能作为原因存在，还要要越过原因，争取在这一代有所改善吧。
傅雷的事业是翻译，他的业余爱好绝对是教育，他是个极爱说教的人，因为性格原因，难以与人共事，他在学校里呆不下去，结果只能教育老婆，教育小孩，教育情人……对于一个五四后，既禀承儒家传统，又学习西洋思想艺术的一代，傅雷身上有典型的两面性，一面，是“被启蒙者”，美术，音乐，艺术哲学，文学，他都一边被启蒙一边翻译成中文，在这个翻译过程中，他又担当起一个“启蒙者”的角色，而且他又不单单对读者启蒙，他是那种思想/生活一以贯之的人（这种知识分子其实是越来越少了），在生活中也照样担当启蒙者的崇高角色。有意思的是他是用独裁的方式启蒙的，他是一个独裁的家长，暴君，一般独裁者都是要搞愚民教育的，可他却要用独裁的方式提高家庭的思想与文化水平。这实在分裂得很，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个人情况下，倒好像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朱梅馥英文水平不差，家信写得挺好，不能不说傅雷这个老师没有完全白当。
他的毛病是他这个老师当得完全没有一点“春风化雨”的样子，他是极其强势的正确，在他的正确后，往往还跟一段论证自己为什么正确，哪里最正确的话：）。从读者的角度看，有时会觉得比较好笑，甚至比较可爱。但是当儿子的看的话，估计不是那么舒服吧。他的正确，因为一种“不平等”的气氛而被削弱了。傅雷的毛病在于，他把他的正确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正确到底是不是最重要的呢？
每一个家庭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傅雷在家推行过“正确至上，我最正确”，但是在他给傅聪的信里写下那么一段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感受到，人的“感受”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切切实实的痛苦。不是你正确，我就不痛苦了。而且正确，总是相对的，在某一个前提设定下的正确。
2/父子关系
在家书里，有些人看到一个对孩子控制得无孔不入的父亲：工作上，感情上，财务上。但我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失去了控制力的父亲。他写给儿子的信远远多于儿子写给他的信，有时他恳求儿子给他写信的口气已经让他自己都感到“屈辱”。
如果不是预先知道傅雷在青年时是那么坏脾气的一个人，看他一次又一次地叮嘱儿子不要谈恋爱呀，要理智呀，要经常去大自然里走走呀，不要接那么多活呀，花钱要省着点呀……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唠唠叨叨的老爸吧。如果这个儿子已经从精神上脱离了父亲的控制，他从信中读到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如果还没有的话，也有可能读出控制欲，读出压力与负担。孩子要有一个基本健全的自我了，才能带着宽容的心态看待父母吧（反过来也是一样，父母得自我基本健全，才能对孩子比较宽容）。
信里谈音乐谈艺术的部分很多，这是傅雷真正把傅聪作为一个平等的对像进行探讨的部分。在彼时的中国，他的内心大概是非常孤独的，国内能让他看得上的人没几个（他使劲夸的只有一个黄宾虹），而“好为人师”的他亦有“好为人徒”的一面，如果见解与儿子契合，有时也有很快乐的像被表扬了的好学生的样子。终其一生，他都是那么努力的人，爱学习的人，家书是他还可以学习，可以交流的一个去处，是在当时的大环境里，是他精神上的一块飞地。
他给傅敏的信少得多，大概还是因为从傅聪的信里他能得到他需求的“精神食粮”，而不只是生活上的互相关怀。傅敏是被忽略的，或者笼罩在父兄阴影之下的吗？这个我也没有那么觉得，我觉傅敏是一个普通人，但他也许更继承了父亲的某部分呢，他成了一个老师，而且在家书里看来，是一个受到学生喜爱的老师。一个普通人如果能在父兄的光辉之下，经历风刀霜剑，踏踏实实做一个普通人，教好书，编好书，怀抱着父兄的爱与敬意，我觉得挺好。艺术家的家庭里的普通人，有时候我觉得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弱势，他们也许倒是安静而柔韧的部分，是生活对艺术进行容纳与整理的部分。
3/夫妇关系
桃花的跟帖说了个八卦，说张爱玲的《殷宝滟送花楼会》写的是傅雷情史，我赶紧也很八卦去重新翻出来看了一遍，真的是“原型人物”还看得出来呢。
傅雷少年时认识朱梅馥，很早订婚，真正算青梅竹马了？但是他至少变心过两次，一次是法国留学的时候，54年的家书里写的：
“我二十岁出国，出国前后和你妈妈已经订婚，但出国四年中间，对她的看法三番四次的改变，动摇得很厉害。”（这段在时间与年纪上与朱梅馥说的稍微有出入，朱的说法是：“我十四岁上，你爸爸就爱上了我（他和你一样早熟），十五岁就订婚，当年冬天爸爸就出国了，在他出国的四年中，虽然不免也有波动，可是他主意老，觉悟得快，所以回国后就结婚。）
桃花说他当时爱上了一个法国女人，当然是无疾而终了。朱对他的这段变心好像不以为忤，居然还夸他“主意老，觉悟得快”（这听上去是一个妈妈在表扬孩子）。
第二次是结婚以后了，57年朱的信里写：
“回想二十年前，我跟你爸爸的情形，那时你五岁，弟弟二岁，我内心的斗争是剧烈的，为了怨恨，不能忍受，我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我再三考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我走了，孩子们要吃苦，我不应该那么忍心、自私，为了一个‘我’而牺牲了你们的幸福。我终于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下来。反过来想一想，要是你爸爸当时也只为了眼前的幸福而不顾一切，那么，今天还有你们吗？还有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吗？那是不可想像的。”
这段话显然就是《殷宝滟送花楼会》从朱这个角度出发的观点。她说的为了孩子而把自己的“怨恨”压下，这还是人之常情，妙在她又替傅雷说了两句话，有点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意思。
能与善变的暴君长期相处的女性，总是母性特别强大的女性。在她的价值观里，显然自我与自我的感受都不是放在第一位的，她的人生价值的实现，不在于追求一种“完美”的爱情，而是一种长相厮守、朝朝暮暮的普通而“完整”的生活。比起玉碎来，她更要瓦全，何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想法对她来说是根深蒂固的。朱梅馥既不是朱安也不是江冬秀，她的宽容后面有一种强大的东西，就是她真宽容了，没有当一个宽容的怨妇，她中年之后的照片胖起来，没有了青年时那样让人惊叹的美貌，但她的神情是舒展而自信的。她不是傅雷的保姆，在思想与感情上，两个人有紧密的联系，61年的信里傅雷说：
“我无论如何忙，要是一天之内不与你妈谈上一刻钟十分钟，就像漏了什么功课似的。时事感想，人生或小或大的事务的感想，文学艺术的感想，读书的心得，翻译方面的问题，你们的来信，你的行踪……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拉拉扯扯，不一定有系统，可是一边谈一边自己的思想也会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变得明确；而妈妈今日所达到的文化、艺术与人生哲学的水平，不能不说一部分是这种长年的闲谈熏陶出来的。”
傅雷总把自己放在老师的位置上，但朱梅馥倒更像是一个听孩子上了学回来唠叨一天见闻的妈妈吧：）。她能给傅雷当一个能交流的听众，更能给傅雷一种放松感，这种放松感是他做出那么多翻译乃至于思想感受一直保持在灵敏状态的一个条件。
朱在54年的信中说：
“婚后因为他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总是难免的，不过我们感情还是那么融洽，那么牢固，到现在年龄大了，火气也退了，爸爸对我更体贴了，更爱护我了。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些帮助，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
———————————————— 以下的没有转。
写得很好噢～ 喜欢这种安静的、不沾沾自喜的思考；不喜欢那种好为人师的、价值观强势输出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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