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寓言集》：痴痴地等到文字的尽头

痴痴地等到文字的尽头
云也退
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有一天做着梦被灵感击中，醒来以后他不敢怠慢，趁着记忆尚清晰，把梦中所得几百行句子唰啦啦都给录到了纸上，这便是日后被传颂一时的名作《忽必烈汗》。梦中得诗，如同曹雪芹梦得红楼一样，虽然玄乎，但漂亮的白纸黑字在那里，让人宁信其有。
阿根廷小说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生平第一篇小说《被占的房子》也是梦中得来的。故事写一对兄妹住在一所大宅里，某一日，听见半边屋子有动静，两人撤到另半边，把门锁好，过了不知多少日子，这半边也“被占”了，两人相依逃了出来。不过数千字，情节里满是空白，读者等到最后，也不知道占屋的究竟是谁，结尾处，主人公带着一点不舍之情把门锁好，把钥匙扔进了阴沟，“千万别有哪个可怜鬼想这时候入室行窃，房子都被占了。”主人公奇特的心态提振了故事的怪诞。
假如故事里有所暗示，占屋的是某种不为人知的动物，或是什么超自然的生命，例如曾祖父母的幽灵等，科塔萨尔可能距离拉美文学所谓的“主流”——魔幻——还会更近些。魔幻的情节，无论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花园里，在胡安•鲁尔福的鬼城里，还是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贡多，都是有具象呈现的，科塔萨尔却没有，他只描写人物对不可抗力量的恐惧、抵触、憎厌，以及相当坦然地接受，而经常性地，就连这些情绪也被陌生化的，着了魔般地冷静。他喜欢写声响，灾难一步步降临，而孤独的、弱小的人却只能从零星的声响中里去感知灾难。神秘的敌人第一次入侵时：
我沿着走廊，走到半掩的栎树门前，朝厨房方向拐去，听见饭厅和图书室里有动静。声音很轻，听不太清，好像椅子翻倒在地毯上，或是有人窃窃私语。与此同时，或一秒钟后，我听见走廊那头也有声音……
主人公的反应是很奇怪的，在听到这些声音后，他不是去进一步探明情况，而是“赶紧向门冲去，用身体把门撞上”，插上插销，然后走回自己的屋子，对妹妹说：那半边被占了。没有任何抵抗，兄妹俩仿佛在等待着这一天来临似的，这时再回到开头交待房子概况的文字，那些伏笔就如同浸了显影药水一样凸起在纸上了。
年过四旬，我们心中都有一个隐忍不发的想法：曾祖父母在老宅中开始的传宗接代该由我们简单无声的兄妹通婚宣告结束。总有一天，我们会死在这里，游手好闲、不易亲近的堂表兄妹们会接手这宅子，将它推倒，靠地皮和砖头发大财。
句号前面的部分直接启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句号后边的部分则让人无法不想到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做了一个关于噩梦的梦，一个急转直下、无力去遏制、也只能接受的生活轨迹；老宅从四面八方吸附并积聚起无数看不见的东西，早早给这兄妹俩以不祥的预感，反而让他们在末日降临时分变得平静了。用符号学术语来说，每一种预感都是有个“前文本”的，我不会平白无故地说“我有预感，你能发大财”或“我预感你会破产”，我对这两种命运的预测，多少都是基于我对你的了解，对你的性格、处事方式、生意现状等的判断作出的。而科塔萨尔在小说里所做的，就是把这些前在的信息尽量降低为零，从而让预感及其兑现因为缺乏解释而越发迫近（用一些理论家的话说）现代人“存在的焦虑”。
论者大多强调科塔萨尔的幻想力，我却觉得他的幻想大多来自人的主观对客观事物不周全的把捉。《巴黎评论》三十年前对作家做了个访谈，当时科氏的母亲刚刚去世不久，他说，他母亲就是个想像力丰富的人，也一贯鼓励儿子多幻想，少一本正经，循规蹈矩。但是，当他迷上爱伦•坡的书时，他母亲也不安起来，生怕儿子分不清厄舍老屋和自己家。果然，科塔萨尔把爱伦•坡偷回家读，然后整整病了三个月。他从坡那里学到了如何靠描写人的主观感觉，或描写带上了人之感觉的客观事物，让日常的环境漫溢别样的气氛。《动物寓言集》即是他的初次尝试，他在寻常的背景中添加了一些不寻常的要素，而主人公们似乎仍然在按寻常的心态过着，将不寻常的东西陌生化：《奸诈的女人》里，女主角神秘地克死了两个前男友，男主角照样追求她，同她相处；《剧烈头痛》里，主人公养着一种名叫“芒库斯庇阿”的奇怪动物，为此而连续罹患各种暂时性的精神疾病，却仿佛习以为常似的。
他们都在等待某个预感实现，等待某种命运——通常都是让他们为之兴奋激动的末日——降临。他们用凡人的视、听、嗅、味、触觉以及第六感去体会那些不可预知、也不可抵抗的恐怖的力量，但是这些感觉是摆不平的，按下葫芦浮起瓢，因此，警觉和麻木常常兼于一体。例如《公共汽车》，克拉拉在168路公共汽车上感受到的威胁来自周围手捧红玫瑰、康乃馨、菖蒲、马蹄莲等等各色花卉的乘客的目光，她不安地想象着，然而想象到的具体是什么，一如兄妹俩对什么样的恶灵有预感一样都是不言明的。克拉拉通过转移自己的视觉来压制对视觉的恐慌，她“盯着前方磨损的椅背，检查紧急出口的操作杆，阅读上面的文字：‘紧急出口，拉下手柄，站起逃生’，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怎么也连不成句。”就仿佛在电梯里，所有人的眼睛都习惯性地看着变动的楼层数或自己的手机屏幕一样，克拉拉的对策不是用目光反击想象中的入侵者，而是避进一个“心理安全岛”。
《被占的房子》让听觉大显身手，《公共汽车》里的领衔主演则是视觉。克拉拉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拿花、也没有看他的陌生小伙子，在那个车厢里，他是她能解脱噩梦的唯一希望。克拉拉算得上是这些小说里唯一挣脱了噩梦的人，噩梦在他俩一先一后逃下车时土崩瓦解，两人在广场上卖冷饮的小贩中穿行，“没有交谈，没有对话，浑身幸福地颤抖”。刚才那一切似乎不过是一个弱女子的幻觉。可是，在逃出生天之前，她同其他主人公一样，也已准备好接受无可逃避的灭亡。
“那个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的世界，通过描述变成某种井井有条且相互关联的东西，变成某种可以理解的东西。”古巴小说家、文论家安东•阿鲁法特如此评论科塔萨尔的幻想小说。因为感官的不周全，科塔萨尔把他的很多人物都刻画成了傻瓜或痴癫分子，对一切不可理喻都能选择性地见怪不怪——尤其是《剧烈头痛》里的那一对男女，通过饲养芒库斯庇阿这种需要小心养护才能成活的动物，给自己招来了连绵的头痛病。在其他小说里，不寻常之事尚且随着故事进行而发生，但《剧烈头痛》却从一开始便跌入一个古怪的、难以解释的漩涡，只有那一对男女（你甚至无法判断他们是夫妻、情人还是兄妹）似乎对种种疾患处之泰然；当命运最终开始叩响两人的大门时，他们已经像《被占的房子》里的兄妹俩一样，用听觉将自己紧紧围裹起来，“外面还是那样，一些芒库斯庇阿比另一些叫得响，嗥叫声划破夜空，不绝于耳……我们要抬高声音，才能彼此听见，芒库斯庇阿叫得太响。我们又一次感到他们就在房子附近，在屋顶上，在刮浴室的窗户，在顶窗楣。”他们忘情地沉浸于书本之中，似乎也满足于在命运最终现身时看清它的样子。
假如命运的神灵真的现身，科塔萨尔也就跟普通的志怪小说家没多大区别了。他在乎故事“怎样讲”远远胜过“讲什么”，在远景近景的交替之间，六感的切换之间，侨居巴黎的科塔萨尔，跟随着心中爵士乐的节奏，去把一个他自己都不知如何收场的故事一点一点录到纸上。这个过程很享受，作家跟读者一样，探及的不过就是那么一点点正在缓慢增多的局部的真相，听到的无非是别人的印象，内心恐惧的那些东西，被他的主观意志面无表情地隔挡在门外——如同《被占的房子》所示的那样。主观在它所铸造的那个真相中，常常有意无意忽略掉最重要、最致命的东西，集子的最后一篇、短篇小说《动物寓言集》里，伊沙贝尔被送去热带的亲戚家同各种动物——蚂蚁、螳螂、蜗牛、鱼儿、蛤蟆——玩耍，因为某种看不分明的动机，因为不知所谓的原因，所有人都不去把屋子里的一只老虎放在心上，直到书房里发出一声惨叫。“伊沙贝尔扑到雷玛的裙子上，厉声痛哭，痛哭她不安的喜悦。”预感再一次实现，期待中的威胁落实为暴力、血和死亡。
威胁着人物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他们在恐惧什么？为什么越是恐惧，他们却似乎越是在期待？科塔萨尔一路留下了许多谜题，但一个爵士乐手无法誊录他所奏的某个曲子的曲谱，你也无法让科塔萨尔给出一个解答，他好像和他的那些人物一起，总在痴痴地等待文字走向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