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招安——文化的力量
最近在水浒，和爸妈一起看，剧中总出现的一个命题是“招安”，我也每每很认真的和老爸谈论这个问题，我想起来有一次无意看到后面某一集中出现的场景是宋江祭祖终于光耀门楣，我问老爸：招安，宋江是如此的迫切，可说是最急切的，究竟是为什么呢？以为梁山众兄弟的前途着想为由，难道暗地里真的是为了光宗耀祖吗？老爸曾经说宋江的特点是假仁假义，可这时却不置可否了。
如果真是一个假仁假义大奸似忠的阴谋家，何以有众多兄弟跟随对其死心塌地？
今天上网查了一下资料，终于明了了一点点。部分摘录如下：
答案在论语里。
在《论语·学而篇》里有子说过这样一段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孝敬长辈、顺从兄长，他是不可能也不会犯上的；如果这个人不会犯上，他肯定是不会作乱的。
宋江，“孝义黑三郎”者也。被诬做反诗，他才不得已落草为寇。但就算宋江落草了，他的骨子最深处刻着的依然是“忠孝”。上梁山的人几乎都是被逼无奈的，宋江也不例外。但是宋江与其他的梁山好汉完全不同，就是和山上的另外一位知识分子----“智多星”吴用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别的人在梁山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这是何等快意的人生，这是多么洒脱的生活！但是宋江的心里却是时时怀着深深的负罪感的，甚至于远不如在监牢之中服役：在牢里的虽然身体失去自由，但心灵是自由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既是国之法度，又是传统道德的基本理念。在宋江的内心对于杀死阎婆惜是愿意认罪伏法的，尽管心中也有些许不甘。然而落草为寇、公然拉起造反的旗帜，与心中极其敬畏的朝廷为敌对于宋江而言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能够与自己的父亲、尊长为敌呢？！在梁山上宋江的身体是自由的，但他却背负着极其沉重的精神枷锁。如何解除这沉重的心理桎梏呢？只有向朝廷低头认罪，让皇帝赦免自己的罪责！除了这条路，别无他法！折磨宋江心灵、精神世界的镣铐的钥匙，捏在朝廷和皇帝的手里，只有得到他们的宽恕，才能解除宋江心头沉重的枷锁。这就是宋江为什么非要“招安”的根本缘由。
宋江是一个文化人，“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而且是把圣贤之书奉为处世做人基本规范的文化人。在黄文炳这个文痞加害宋江不成，反被梁山好汉捉拿之后，宋江大骂黄文炳：“.....,你既读圣贤之书，如何要做这等毒害的事？......”读了圣贤书的人是不能做荼毒之事的，当然就更不能造反谋逆了。宋江被“逼上梁山”实属无奈，加入草寇行列与他的精神世界是极其抵牾的。因此在他坐上梁山泊第一把椅子之后即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这绝不是一个追求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之人理想与目标，更不是那些极其渴望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低俗读书之人所能理解和明白的。
宋江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被几千年传统之“文”所“化”的人，他被他所受的教育紧紧束缚而难以脱身！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梁山上的其他草莽英雄，也不同于如吴用、黄文炳、蔡京等等一干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读书人，《水浒传》中宋江是唯一的一个异类。只有他怀着深深的负罪之感，为自己的错误赎罪，而其他人不仅没有丝毫的罪恶之感，反而活得心安理得----像高俅、蔡京之流的“窃国大盗”远比梁山泊这些被逼无奈才走上“为盗”之路小毛贼要可恶何止千倍、万倍！但是无论“大盗”还是小毛贼一个个都活得理所应当，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有罪恶的：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应该的！所以传统的文化对于他们是不具有约束力的。只有宋江是一个例外。
因此宋江的行为举止是难以被人们理解和认同的，几百年来对于他的指责、谩骂没有终止过。
1927年6月2日，二十世纪最富创见的奇才，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杀。对于他的死，同为国学大师的陈寅恪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据颐和园的园丁回忆：王国维进园后，先在石舫前木坐许久，后又步入鱼藻轩，吸食纸烟，旋即跳湖。
大师“木坐许久”，一定是把自己的情绪、心思仔细地捋了捋，最后一次肯定即将作出的抉择。然后平静地投湖自尽。
宋江在“招安”之前也一定把各种利害各种可能各种结果都一一仔细地考虑过，然而即使是最惨烈的代价也丝毫不能阻止他前行的脚步：在诸兄弟被残害殆尽、在他饮过御赐毒酒之后，他并不痛恨那些奸佞宵小与无道的昏君，他觉得自己死不足惜只是害怕只是担心在他死后李逵会造反“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因此连夜使人唤取李逵，用药酒将“黑旋风”毒死之后，自己则平静地等待死神的到来。那份淡定与从容让人震惊。
说到李逵，不能不多说几句:李逵也是个非常孝顺的人，《水浒传》中两个最为“忠义”的人一个是宋江，忠于极其腐败无望的朝廷，至死不渝；另一个人就是“黑旋风”李逵，只忠于极其迂腐的宋江，同样是至死不渝。死在自己所“忠于”的集团和人的手里他们无怨无悔----即使是被他们亲手毒死也认了！
那李逵是目不识丁的鲁莽之人，但他和宋江一样都是真正的被“文”所“化”人物。
宋江带领梁山众好汉的“招安”无异于集团自杀，无异于“飞蛾扑火”。凤凰浴火会得到重生，会涅槃。而飞蛾则是彻底的毁灭。
国学大师像凤凰一样，自杀使生命得到升华。草莽们的牺牲就像是火烛上的飞蛾。
不过他们的死与国学大师的自杀一样都饱含着浓浓的、相同的“文化”的味道，同样的令人震撼。
历史上真实的宋江聚义与《水浒传》里的宋江与诸好汉的演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文人墨客与小说家把自己对文化的体悟灌注在小说主人翁的身上，恰恰折射出文化人自我矛盾的心理与尴尬处境：面对无可奈何的腐败现实他们痛恨昏君、奸佞和贪官污吏，同情下层人民悲惨生存状况，与此同时他们也非常痛恨自己的软弱无力；但是当历史的潮流把他们推到风口浪尖上的时候，当他们可以给予风雨飘摇之中的没落王朝致命一击的时候，他们却会犹豫、彷徨，甚或痛苦不堪。这就是文人笔下可怜又可恨的宋江形象，也是文人们自己的形象：文化与知识在给予他们能力、智慧的同时紧紧地束缚了他们的精神与灵魂。
如果真是一个假仁假义大奸似忠的阴谋家，何以有众多兄弟跟随对其死心塌地？
今天上网查了一下资料，终于明了了一点点。部分摘录如下：
答案在论语里。
在《论语·学而篇》里有子说过这样一段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孝敬长辈、顺从兄长，他是不可能也不会犯上的；如果这个人不会犯上，他肯定是不会作乱的。
宋江，“孝义黑三郎”者也。被诬做反诗，他才不得已落草为寇。但就算宋江落草了，他的骨子最深处刻着的依然是“忠孝”。上梁山的人几乎都是被逼无奈的，宋江也不例外。但是宋江与其他的梁山好汉完全不同，就是和山上的另外一位知识分子----“智多星”吴用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别的人在梁山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这是何等快意的人生，这是多么洒脱的生活！但是宋江的心里却是时时怀着深深的负罪感的，甚至于远不如在监牢之中服役：在牢里的虽然身体失去自由，但心灵是自由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既是国之法度，又是传统道德的基本理念。在宋江的内心对于杀死阎婆惜是愿意认罪伏法的，尽管心中也有些许不甘。然而落草为寇、公然拉起造反的旗帜，与心中极其敬畏的朝廷为敌对于宋江而言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能够与自己的父亲、尊长为敌呢？！在梁山上宋江的身体是自由的，但他却背负着极其沉重的精神枷锁。如何解除这沉重的心理桎梏呢？只有向朝廷低头认罪，让皇帝赦免自己的罪责！除了这条路，别无他法！折磨宋江心灵、精神世界的镣铐的钥匙，捏在朝廷和皇帝的手里，只有得到他们的宽恕，才能解除宋江心头沉重的枷锁。这就是宋江为什么非要“招安”的根本缘由。
宋江是一个文化人，“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而且是把圣贤之书奉为处世做人基本规范的文化人。在黄文炳这个文痞加害宋江不成，反被梁山好汉捉拿之后，宋江大骂黄文炳：“.....,你既读圣贤之书，如何要做这等毒害的事？......”读了圣贤书的人是不能做荼毒之事的，当然就更不能造反谋逆了。宋江被“逼上梁山”实属无奈，加入草寇行列与他的精神世界是极其抵牾的。因此在他坐上梁山泊第一把椅子之后即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这绝不是一个追求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之人理想与目标，更不是那些极其渴望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低俗读书之人所能理解和明白的。
宋江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被几千年传统之“文”所“化”的人，他被他所受的教育紧紧束缚而难以脱身！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梁山上的其他草莽英雄，也不同于如吴用、黄文炳、蔡京等等一干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读书人，《水浒传》中宋江是唯一的一个异类。只有他怀着深深的负罪之感，为自己的错误赎罪，而其他人不仅没有丝毫的罪恶之感，反而活得心安理得----像高俅、蔡京之流的“窃国大盗”远比梁山泊这些被逼无奈才走上“为盗”之路小毛贼要可恶何止千倍、万倍！但是无论“大盗”还是小毛贼一个个都活得理所应当，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有罪恶的：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应该的！所以传统的文化对于他们是不具有约束力的。只有宋江是一个例外。
因此宋江的行为举止是难以被人们理解和认同的，几百年来对于他的指责、谩骂没有终止过。
1927年6月2日，二十世纪最富创见的奇才，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杀。对于他的死，同为国学大师的陈寅恪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据颐和园的园丁回忆：王国维进园后，先在石舫前木坐许久，后又步入鱼藻轩，吸食纸烟，旋即跳湖。
大师“木坐许久”，一定是把自己的情绪、心思仔细地捋了捋，最后一次肯定即将作出的抉择。然后平静地投湖自尽。
宋江在“招安”之前也一定把各种利害各种可能各种结果都一一仔细地考虑过，然而即使是最惨烈的代价也丝毫不能阻止他前行的脚步：在诸兄弟被残害殆尽、在他饮过御赐毒酒之后，他并不痛恨那些奸佞宵小与无道的昏君，他觉得自己死不足惜只是害怕只是担心在他死后李逵会造反“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因此连夜使人唤取李逵，用药酒将“黑旋风”毒死之后，自己则平静地等待死神的到来。那份淡定与从容让人震惊。
说到李逵，不能不多说几句:李逵也是个非常孝顺的人，《水浒传》中两个最为“忠义”的人一个是宋江，忠于极其腐败无望的朝廷，至死不渝；另一个人就是“黑旋风”李逵，只忠于极其迂腐的宋江，同样是至死不渝。死在自己所“忠于”的集团和人的手里他们无怨无悔----即使是被他们亲手毒死也认了！
那李逵是目不识丁的鲁莽之人，但他和宋江一样都是真正的被“文”所“化”人物。
宋江带领梁山众好汉的“招安”无异于集团自杀，无异于“飞蛾扑火”。凤凰浴火会得到重生，会涅槃。而飞蛾则是彻底的毁灭。
国学大师像凤凰一样，自杀使生命得到升华。草莽们的牺牲就像是火烛上的飞蛾。
不过他们的死与国学大师的自杀一样都饱含着浓浓的、相同的“文化”的味道，同样的令人震撼。
历史上真实的宋江聚义与《水浒传》里的宋江与诸好汉的演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文人墨客与小说家把自己对文化的体悟灌注在小说主人翁的身上，恰恰折射出文化人自我矛盾的心理与尴尬处境：面对无可奈何的腐败现实他们痛恨昏君、奸佞和贪官污吏，同情下层人民悲惨生存状况，与此同时他们也非常痛恨自己的软弱无力；但是当历史的潮流把他们推到风口浪尖上的时候，当他们可以给予风雨飘摇之中的没落王朝致命一击的时候，他们却会犹豫、彷徨，甚或痛苦不堪。这就是文人笔下可怜又可恨的宋江形象，也是文人们自己的形象：文化与知识在给予他们能力、智慧的同时紧紧地束缚了他们的精神与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