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库钦奇的国会演讲：反对利比亚战争
作者：丹尼斯·库钦奇（Dennis Kucinich）
时间：03/31/2011
出处：丹尼斯·库钦奇的国会网站或报刊
议长先生。吾国今日所面临的严峻议题不是利比亚的民主，而是美国的民主。我会在下面一个小时内解释我们的民主正面临的危险。
普遍承认的民主原则在《联合国宪章》中得到体现，宪章的构想是能一劳永逸的终结战争祸害。人类对持久和平有着永恒的追求，因之希望各国能够铸剑为犁，在和平世界里人类有更多的机会追求幸福。
我们并非天真烂漫，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反对和平和破坏人类安全的力量，但我们热诚希望，我们绝不应变成那些我们谴责的、无法无天的、无所顾忌的邪恶力量。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成员，树立一个领袖榜样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不仅要对自己有更高的标准，还要以那些标准为护佑，走在通往和平与正义的道路上。我们为全世界竖立的道德榜样，主要取决于真相事实的光明圣洁和强大力量，而不是震慑和敬畏，不是我们两千磅的重磅炸弹燃起的可怕辉光。
我们的祖国正站在十字路口，我们选择的方向不仅会决定我们是怎样的国家，还会决定我们会变成怎样的国家。我们会变成一个密谋发动战争的国家吗？我们会变成一个只在需要时方遵守宪法的国家吗？我们会变成一个破坏世界团结的国家吗？在那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之后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今的世界在大战废墟中拼凑起来，好不容易再团结一心。
如此，再一次，我们的脚下就是悬崖——我们被一个把谨慎抛到风中，把宪法掷到地上的总统逼到了悬崖边。
仔细阅读我们的《独立宣言》，事实无比明朗，我们国家的诞生无他，唯诞生于人性精神对傲慢强权的反抗。
两百多年以前，正是警醒于英王乔治三世的嚣张气焰，我们的国父们预见到新生的共和国也会面临同样的危险，刻意和精心平衡了我们的政治结构，在宪法第一条里阐述了国会的权力，以国会即人民作为防范独裁的最重要防线。我们的宪法来源于我们国父们亲身经历的人类和政治经验，国父们认识到当一个人攫取了权利和特权，把自己置于人民之上的地位时，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
“但是在哪里，”托马斯·潘恩在他著名的小册子《常识》里写道，“是美利坚的国王？鄙人会告诉你，朋友，他高高在上，却不会像不列颠的皇室那样造成人类浩劫......若吾民认同君主制，则在美利坚，法律就是国王。正如在独裁政府里国王就是法律一样，在自由国度里，法律就应是国王，没有之一。”
《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白纸黑字明确无误的写着，宣战的权力归属合众国国会所有。
让我们明确一下，对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扔下两千磅重的炸弹，向对方倾泻我们空军的强大火力，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战争行动，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杂技诡辩可以为之开脱。
前阿肯色州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所洞察到的正是同样傲慢的权力，用谎言欺骗我们卷入了越战深渊。我们曾下定决心，绝不重蹈越战覆辙。国会通过《战争权力法案》（1973），也正是由于警觉到了权力的不受制约和白宫的傲慢。
国会在《战争权力法案》里授权白宫只在一种情况下可单方面发动战争，就是当国家实际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可为“击退突然袭击”而以武力回应。
今天，我们面临着一场宪政危机，因为我们的总统自认为他有发动任何战争的权力，他的权力既没有明文规定或包含在宪法里，也不为《战争权力法案》所允许。
这不仅是对白宫的挑战，也是对国会本身的挑战：
总统无权攫取国会的基本权力——国会也无权将宣战权渡让给总统。
我们，作为国会成员，不能饶恕我们的总统，因为他违背了要遵守宪法基本规定的职责；我们也同样不能饶恕自己，因为面对总统的越权国会没能立即提出抗议。
如果我们卸下肩负的重任，用不作为来默许另一场糟糕的战争发生，那我们就辜负了美国人民对我们的神圣信任，辜负了我们要捍卫宪法的誓言。
我们必须勇敢的捍卫誓言，这可是我们曾发誓要捍卫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否则我们就丧失了在代议制政府里的参与权。
如果我们不能在国内让我们自己的总统遵守我们的基本法律原则，我们又如何能够通过在他国领土发动战争，假惺惺的让其他主权国家遵守基本法律原则呢？
我们正在开端的，不仅是一场利比亚战争漩涡，更是一个新的行为准则。我们今日竖立的榜样为更多潜在的暴力动乱开创了一个先例，在前头有叙利亚，有伊朗，还有席卷中东地区的全面战争带来的恐怖混乱。我们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继续占领，让我们更容易被这场全面战争所吞没，而不是让我们更容易脱身事外。
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就从布什总统的预防性战争教条上升到了奥巴马总统自封的战争权，即使在他国没有对我们国家造成威胁的情况下也能单方面发动战争。
白宫现在自称拥有发动战争的权力，因为那个国家或许在用武力威胁国内武装反抗的叛乱分子。联合国的国际调查委员会甚至还没证实传闻中的卡扎菲政权谋杀平民的指控，我们的炸弹就已经落到了主权国家的首都。
白宫故意回避了国会，更进一步拒绝了国会在战争事务中的作用这一宪法基本原则。昨天，我们得知“即使国会通过约束利比亚战事的决议，白宫也将锐意采取军事行动。”
这是在明目张胆的践踏我们的宪法。这是一场战争。即使出于人道主义因素的战争也还是一场战争。而且，只有国会才能宣战。
总统在2011年3月28日发表了利比亚战争演说，我们在这篇演说里见识了种种不匹配的元素是如何匆忙拼凑成一个新的战争教条：
1.行政分支拥有发动战争的特权
2.只要口头威胁动武就能发动战争
3.人道主义战争
4.先发制人的战争
5.单边的战争
6.颠覆政权的战争
7.因白宫认为他国的政府不合法而发动战争，
8.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战争
9.北约和阿盟授权的战争
10.因反政府叛军的请求而发动战争
诸多理由，却没有一句提到呈交人民代表，呈交美利坚合众国的国会决定。就在这一刻，水兵和海军陆战队们正乘坐巴丹号航空母舰前往利比亚海岸线外部署。美国选民的英雄儿女们把他们的生命托付给这个国家。我们对他们负有责任，却因为一个误导和非法的战争教条让他们的生命陷入了危险境地。他们发誓要保卫这个国家，我们也有责任保护他们。
白宫的新战争教条不会产生和平，而会催生更多的战争，会让我们的军力更加分散。美国发展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在2007年公布了一份报告，有关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我们武装力量的多部署格局的后果。报告提及了军队缺乏军事准备，还有相当高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和自杀现象。
这份报告公布的时机恰值总统布什增兵伊拉克之前。就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一年以后和伊拉克战事的八年后，我们的总统却下令把一支自愿参军的军队投入到另一场非必要的战争里。如果对于军事干预另一个国家的条件是他国政府制造了暴力和不稳，那实际上我们会不可避免地派遣更多的军队干预全世界，及至损害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很明显，白宫至少早在一个月前就在策划针对利比亚的战争了。但是为什么要打仗呢？总统不能说利比亚是一个迫在眉睫或现实的威胁；他不能说对利比亚的战争攸关我们的利益；他不能说利比亚有意向或有能力攻击美国；他也一直没有说利比亚拥有能对付我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我们被告知，美国在利比亚战争中的角色很有限，而与其同时，他们却正在扩大我们的角色。
我们被告知，白宫不倾向于军事政变，但是他们随后又说战争结束的条件是卡扎菲下台。还有，两个星期前总统签署了一份秘密命令，下令中央情报局协助试图颠覆卡扎菲的叛乱分子。
我们被告知，利比亚的战争负担会由盟军一起分担，但是美国政府却正在为战争提供大量的金钱、军事武器和组织领导作用。
我们被告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总统有法定权力发动这场战争。但是这项决议特别指明不授权任何地面因素。更进一步，白宫越过了决议的授权范围，向叛军提供了空中掩护。白宫声称联合国的授权足以把我们拖入对利比亚的战争，但是这场战争不仅侵犯了我们的宪法，甚至侵犯了联合国的授权。
我们被告知，卡扎菲政权过去四十年来一直是非法政权。可是他们却不告诉我们，就在2003年，美国停止了对利比亚的制裁。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卡扎菲为了迎合西方国家，尤其是为了迎合美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市场经济改革方案，进行了严厉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改革导致了利比亚的国有企业全面的私有化进程，相应造成了利比亚高达20%的失业率。CNN在2003年12月19日还报道说，利比亚承认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承诺摧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允许国际核查。
当时的小布什总统称赞这个决定，说卡扎菲的行动“让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世界更安全”。
我们被告知，卡扎菲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但现在我们却得知，我们自己的国务卿在考虑武装叛军。我们的做法也会违反安理会关于武器禁运的决议。
我们被告知，我们进入战争，是应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请求和支持，但是就在所谓的“禁飞区”实施后，阿盟的秘书长穆沙却开始提出质问，他说利比亚发生的事情“与设立禁飞区的初衷背道而驰......我们想要的，是保护平民，而不是轰炸平民。”
即便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一手建立并控制——的秘书长也表示担忧，他说：“我们在利比亚，不是为了武装人民，而是为了保护人民。”
这真是一场人道主义干预吗？为冲突的一方提供发动战争的能力，以反对冲突的另一方，从而不可避免的引发一场把整个利比亚都变成坟墓的内战，这是哪门子的人道主义？
白宫告诉我们，他们真的不知道叛军都是些什么人，但是他们正在考虑武装他们。他们在考虑武装叛军的事实就不禁让人怀疑，他们其实知道那些是什么家伙。
所谓的利比亚的反对力量也许由五花八门的人物和组织构成，但事实上最强力的组织之一就是“拯救利比亚民族阵线”（NFSL）及其军事组织“利比亚民族军”。民族阵线在二月份号召反对卡扎菲政权，这个事件是整场冲突的催化剂，大大加速了我们现在为军事干预正名的人道主义危机。
但是这次的利比亚战争有多少自发成分在里面呢？
国会研究处曾在1987年对利比亚的反对力量进行了分析：
“在利比亚国外存在的二十个反抗组织里，1987年最重要的组织就是‘利比亚民族解放阵线’（LNSF），这个组织在1981年成立......民族解放阵线宣布为1984年5月8号大胆攻击卡扎菲在巴布阿齐济耶的总部负责。虽然这个组织的阴谋遭到挫败，卡扎菲毫发无伤的逃脱，异议团体声称有大约八十名利比亚人、古巴人和东德人遇害。”
国会研究处显著提到了不同的“来源”，最早在1984年，声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在5月8号行动之前和之后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训练和支持。”
后来在1996年10月31号，根据BBC广播电台翻译的《生活日报》，一份位于伦敦的阿拉伯杂志，援引一位上校哈里发·希夫塔（Khalifah Hiftar）的话，声称要对付卡扎菲，“暴力是唯一有效的方式”。这位上校是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事组织利比亚民族解放军的首领。
光阴荏苒，时间到了2011年3月26号。《麦克拉奇报》报道说“利比亚反抗军的新领袖，在两个星期前启程前往利比亚”，似乎就在差不多时间，总统签署了秘密行动命令。过去的二十年间，叛军的这位新领袖一直生活在弗吉尼亚郊区，他没有国内实质的支持。这位领袖的名字正是：哈里发·希夫塔。我们不禁想知道上校何时策划的这次旅行，又是谁在安排他的行程。
美国扶植下的民族解放阵线，在美国先前的秘密支持下，推动了这场武装叛乱，所以国会需要认定的是，美国政府是否为了给军事干预正名，而在背地里帮忙制造了这场人道主义危机？
如果我们真的想理解我们由宪法赋予的决定战争与和平的特权是如何被白宫抢先占有的，那国会很有必要综合考虑也许会直接联系到进攻利比亚的相关事件。
国会请考虑一下此事：2010年11月2号，法国和英国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御协定，包括了联合参加“南米斯特拉尔”（Southern Mistral）等一系列由双边协定勾勒的军事演习，而且这份协定出人意料的记载在了一个由法英建立的联军网站上。“南米斯特拉尔”涉及了代号为“南方风暴”的远程常规空袭，空袭对象是南部一个被称为“南国”（Southland）的幻想国家的独裁者，目的是反击由“南国”对法国发动的假想攻击。联合军事空中打击由一个假想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综合空中行动”计划在2011年3月21到25号期间展开。
2011年3月20号，根据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美国加入了英法两国，发动了对利比亚的空袭。
这场预定的军事演习是简单的被推迟延后呢，亦或它们经过了数月的准备，正以 “奥德赛黎明”之名按部就班的进行中呢？利比亚的反对力量知道美英法的南米斯特拉尔/南方风暴计划的存在吗？这个军演计划是不是鼓励了他们激化局势，导致卡扎菲更严厉的镇压和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呢？简而言之，这场反对利比亚卡扎菲的战争是早已计划好的呢，还是国际社会对卡扎菲惩罚反对派造成的大灾难的自发反应呢？国会甚至都没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现在接手禁飞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的功能已经从一个承诺相互支援，共同保卫北大西洋诸国的防卫性作用演变成了军事上的悍然入侵，触手一直伸到了利比亚和中国的阿富汗边界。我们现在要问，在南方风暴的军事筹备里和在与美国讨论把联合国的授权扩大为北约军事行动里，法国的空军将军阿比尔（Abrial）和当前的盟军转型司令部（SACT）的角色是什么？美国非洲司令部和中央司令部在这场冲突里的角色又是什么？我们知道些什么，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联合国安理会的议事程序正岌岌可危，因为安理会成员在授权一场军事行动时并没有充分了解所有的事实。安理会的正义性正受到北约的威胁，因为北约没有得到安理会1973号决议的指定授权而在越俎代庖。美国承担着北约的25%的军费，而北约或许参与到了逾越联合国授权的勾当里。
联合国所依赖的，不仅是它的道德权威，更是其成员国之间的道德合作。如果美国越过了它的法定权力而决定重新定义国际法，我们就从一个国际道德秩序跨入了一个强权即公理秩序，在那个秩序下，强权践踏法治。
诸位，美国的一些基本政治原则不正处于存亡攸关之时吗？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制衡体制正岌岌可危。制衡精神深深植根于宪法，保证了国家的重要决定都由经互相尊重和分担责任而做出，从而保证了集体智慧。其实国家决策后面承载的正是国民的集体智慧。两位前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和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联合说了“在国家卷入战争之前，总统与国会进行有意义磋商非常重要。”
我们的政府有保卫国家的天然权利和捍卫宪法的庄重责任。从越南的东京湾到 伊拉克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从惨痛的教训中学到了一点，战争决定必须建立在经过仔细考量和经得起检验的事实基础上。
最后，平民伤亡总是让人痛心。但是，我们必须从自己一百五十多年以前的内战中懂得，国家必须自行解决他们的内部冲突并自行决定他们的未来命运。
这些内部冲突也许会令人震惊和相当恐怖，但如果因他国的武装入侵而导致内部冲突的国际化，那这些地区冲突会变得更为致命，会造成更多生灵涂炭。
那种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想法让战争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这是一个全新的复杂世界，到处都是群众变革各自政府的伟大运动，美国也必须对变革持开明态度。让我们不再干预他国的内政，不再试图决定他国的领袖，不再用秘密行动企图操纵事件的发展，并且重拾那些曾孕育美利坚合众国的伟大的民族自决原则。
在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一个迫切需要人类团结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呼唤国父——乔治·华盛顿——的智慧来指引我们走向未来：
“宪法赋予国会以宣战权；因此，除非国民对战争进行深思熟虑的讨论并由经授权程序，否则国家不会大举发动进攻性的远征。”
华盛顿对未来的美国也有一个期待，“我的愿望是见到战争这一人类祸患从地球上消失。”
时间：03/31/2011
出处：丹尼斯·库钦奇的国会网站或报刊
议长先生。吾国今日所面临的严峻议题不是利比亚的民主，而是美国的民主。我会在下面一个小时内解释我们的民主正面临的危险。
普遍承认的民主原则在《联合国宪章》中得到体现，宪章的构想是能一劳永逸的终结战争祸害。人类对持久和平有着永恒的追求，因之希望各国能够铸剑为犁，在和平世界里人类有更多的机会追求幸福。
我们并非天真烂漫，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反对和平和破坏人类安全的力量，但我们热诚希望，我们绝不应变成那些我们谴责的、无法无天的、无所顾忌的邪恶力量。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成员，树立一个领袖榜样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不仅要对自己有更高的标准，还要以那些标准为护佑，走在通往和平与正义的道路上。我们为全世界竖立的道德榜样，主要取决于真相事实的光明圣洁和强大力量，而不是震慑和敬畏，不是我们两千磅的重磅炸弹燃起的可怕辉光。
我们的祖国正站在十字路口，我们选择的方向不仅会决定我们是怎样的国家，还会决定我们会变成怎样的国家。我们会变成一个密谋发动战争的国家吗？我们会变成一个只在需要时方遵守宪法的国家吗？我们会变成一个破坏世界团结的国家吗？在那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之后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今的世界在大战废墟中拼凑起来，好不容易再团结一心。
如此，再一次，我们的脚下就是悬崖——我们被一个把谨慎抛到风中，把宪法掷到地上的总统逼到了悬崖边。
仔细阅读我们的《独立宣言》，事实无比明朗，我们国家的诞生无他，唯诞生于人性精神对傲慢强权的反抗。
两百多年以前，正是警醒于英王乔治三世的嚣张气焰，我们的国父们预见到新生的共和国也会面临同样的危险，刻意和精心平衡了我们的政治结构，在宪法第一条里阐述了国会的权力，以国会即人民作为防范独裁的最重要防线。我们的宪法来源于我们国父们亲身经历的人类和政治经验，国父们认识到当一个人攫取了权利和特权，把自己置于人民之上的地位时，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
“但是在哪里，”托马斯·潘恩在他著名的小册子《常识》里写道，“是美利坚的国王？鄙人会告诉你，朋友，他高高在上，却不会像不列颠的皇室那样造成人类浩劫......若吾民认同君主制，则在美利坚，法律就是国王。正如在独裁政府里国王就是法律一样，在自由国度里，法律就应是国王，没有之一。”
《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白纸黑字明确无误的写着，宣战的权力归属合众国国会所有。
让我们明确一下，对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扔下两千磅重的炸弹，向对方倾泻我们空军的强大火力，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战争行动，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杂技诡辩可以为之开脱。
前阿肯色州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所洞察到的正是同样傲慢的权力，用谎言欺骗我们卷入了越战深渊。我们曾下定决心，绝不重蹈越战覆辙。国会通过《战争权力法案》（1973），也正是由于警觉到了权力的不受制约和白宫的傲慢。
国会在《战争权力法案》里授权白宫只在一种情况下可单方面发动战争，就是当国家实际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可为“击退突然袭击”而以武力回应。
今天，我们面临着一场宪政危机，因为我们的总统自认为他有发动任何战争的权力，他的权力既没有明文规定或包含在宪法里，也不为《战争权力法案》所允许。
这不仅是对白宫的挑战，也是对国会本身的挑战：
总统无权攫取国会的基本权力——国会也无权将宣战权渡让给总统。
我们，作为国会成员，不能饶恕我们的总统，因为他违背了要遵守宪法基本规定的职责；我们也同样不能饶恕自己，因为面对总统的越权国会没能立即提出抗议。
如果我们卸下肩负的重任，用不作为来默许另一场糟糕的战争发生，那我们就辜负了美国人民对我们的神圣信任，辜负了我们要捍卫宪法的誓言。
我们必须勇敢的捍卫誓言，这可是我们曾发誓要捍卫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否则我们就丧失了在代议制政府里的参与权。
如果我们不能在国内让我们自己的总统遵守我们的基本法律原则，我们又如何能够通过在他国领土发动战争，假惺惺的让其他主权国家遵守基本法律原则呢？
我们正在开端的，不仅是一场利比亚战争漩涡，更是一个新的行为准则。我们今日竖立的榜样为更多潜在的暴力动乱开创了一个先例，在前头有叙利亚，有伊朗，还有席卷中东地区的全面战争带来的恐怖混乱。我们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继续占领，让我们更容易被这场全面战争所吞没，而不是让我们更容易脱身事外。
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就从布什总统的预防性战争教条上升到了奥巴马总统自封的战争权，即使在他国没有对我们国家造成威胁的情况下也能单方面发动战争。
白宫现在自称拥有发动战争的权力，因为那个国家或许在用武力威胁国内武装反抗的叛乱分子。联合国的国际调查委员会甚至还没证实传闻中的卡扎菲政权谋杀平民的指控，我们的炸弹就已经落到了主权国家的首都。
白宫故意回避了国会，更进一步拒绝了国会在战争事务中的作用这一宪法基本原则。昨天，我们得知“即使国会通过约束利比亚战事的决议，白宫也将锐意采取军事行动。”
这是在明目张胆的践踏我们的宪法。这是一场战争。即使出于人道主义因素的战争也还是一场战争。而且，只有国会才能宣战。
总统在2011年3月28日发表了利比亚战争演说，我们在这篇演说里见识了种种不匹配的元素是如何匆忙拼凑成一个新的战争教条：
1.行政分支拥有发动战争的特权
2.只要口头威胁动武就能发动战争
3.人道主义战争
4.先发制人的战争
5.单边的战争
6.颠覆政权的战争
7.因白宫认为他国的政府不合法而发动战争，
8.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战争
9.北约和阿盟授权的战争
10.因反政府叛军的请求而发动战争
诸多理由，却没有一句提到呈交人民代表，呈交美利坚合众国的国会决定。就在这一刻，水兵和海军陆战队们正乘坐巴丹号航空母舰前往利比亚海岸线外部署。美国选民的英雄儿女们把他们的生命托付给这个国家。我们对他们负有责任，却因为一个误导和非法的战争教条让他们的生命陷入了危险境地。他们发誓要保卫这个国家，我们也有责任保护他们。
白宫的新战争教条不会产生和平，而会催生更多的战争，会让我们的军力更加分散。美国发展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在2007年公布了一份报告，有关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我们武装力量的多部署格局的后果。报告提及了军队缺乏军事准备，还有相当高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和自杀现象。
这份报告公布的时机恰值总统布什增兵伊拉克之前。就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一年以后和伊拉克战事的八年后，我们的总统却下令把一支自愿参军的军队投入到另一场非必要的战争里。如果对于军事干预另一个国家的条件是他国政府制造了暴力和不稳，那实际上我们会不可避免地派遣更多的军队干预全世界，及至损害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很明显，白宫至少早在一个月前就在策划针对利比亚的战争了。但是为什么要打仗呢？总统不能说利比亚是一个迫在眉睫或现实的威胁；他不能说对利比亚的战争攸关我们的利益；他不能说利比亚有意向或有能力攻击美国；他也一直没有说利比亚拥有能对付我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我们被告知，美国在利比亚战争中的角色很有限，而与其同时，他们却正在扩大我们的角色。
我们被告知，白宫不倾向于军事政变，但是他们随后又说战争结束的条件是卡扎菲下台。还有，两个星期前总统签署了一份秘密命令，下令中央情报局协助试图颠覆卡扎菲的叛乱分子。
我们被告知，利比亚的战争负担会由盟军一起分担，但是美国政府却正在为战争提供大量的金钱、军事武器和组织领导作用。
我们被告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总统有法定权力发动这场战争。但是这项决议特别指明不授权任何地面因素。更进一步，白宫越过了决议的授权范围，向叛军提供了空中掩护。白宫声称联合国的授权足以把我们拖入对利比亚的战争，但是这场战争不仅侵犯了我们的宪法，甚至侵犯了联合国的授权。
我们被告知，卡扎菲政权过去四十年来一直是非法政权。可是他们却不告诉我们，就在2003年，美国停止了对利比亚的制裁。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卡扎菲为了迎合西方国家，尤其是为了迎合美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市场经济改革方案，进行了严厉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改革导致了利比亚的国有企业全面的私有化进程，相应造成了利比亚高达20%的失业率。CNN在2003年12月19日还报道说，利比亚承认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承诺摧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允许国际核查。
当时的小布什总统称赞这个决定，说卡扎菲的行动“让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世界更安全”。
我们被告知，卡扎菲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但现在我们却得知，我们自己的国务卿在考虑武装叛军。我们的做法也会违反安理会关于武器禁运的决议。
我们被告知，我们进入战争，是应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请求和支持，但是就在所谓的“禁飞区”实施后，阿盟的秘书长穆沙却开始提出质问，他说利比亚发生的事情“与设立禁飞区的初衷背道而驰......我们想要的，是保护平民，而不是轰炸平民。”
即便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一手建立并控制——的秘书长也表示担忧，他说：“我们在利比亚，不是为了武装人民，而是为了保护人民。”
这真是一场人道主义干预吗？为冲突的一方提供发动战争的能力，以反对冲突的另一方，从而不可避免的引发一场把整个利比亚都变成坟墓的内战，这是哪门子的人道主义？
白宫告诉我们，他们真的不知道叛军都是些什么人，但是他们正在考虑武装他们。他们在考虑武装叛军的事实就不禁让人怀疑，他们其实知道那些是什么家伙。
所谓的利比亚的反对力量也许由五花八门的人物和组织构成，但事实上最强力的组织之一就是“拯救利比亚民族阵线”（NFSL）及其军事组织“利比亚民族军”。民族阵线在二月份号召反对卡扎菲政权，这个事件是整场冲突的催化剂，大大加速了我们现在为军事干预正名的人道主义危机。
但是这次的利比亚战争有多少自发成分在里面呢？
国会研究处曾在1987年对利比亚的反对力量进行了分析：
“在利比亚国外存在的二十个反抗组织里，1987年最重要的组织就是‘利比亚民族解放阵线’（LNSF），这个组织在1981年成立......民族解放阵线宣布为1984年5月8号大胆攻击卡扎菲在巴布阿齐济耶的总部负责。虽然这个组织的阴谋遭到挫败，卡扎菲毫发无伤的逃脱，异议团体声称有大约八十名利比亚人、古巴人和东德人遇害。”
国会研究处显著提到了不同的“来源”，最早在1984年，声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在5月8号行动之前和之后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训练和支持。”
后来在1996年10月31号，根据BBC广播电台翻译的《生活日报》，一份位于伦敦的阿拉伯杂志，援引一位上校哈里发·希夫塔（Khalifah Hiftar）的话，声称要对付卡扎菲，“暴力是唯一有效的方式”。这位上校是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事组织利比亚民族解放军的首领。
光阴荏苒，时间到了2011年3月26号。《麦克拉奇报》报道说“利比亚反抗军的新领袖，在两个星期前启程前往利比亚”，似乎就在差不多时间，总统签署了秘密行动命令。过去的二十年间，叛军的这位新领袖一直生活在弗吉尼亚郊区，他没有国内实质的支持。这位领袖的名字正是：哈里发·希夫塔。我们不禁想知道上校何时策划的这次旅行，又是谁在安排他的行程。
美国扶植下的民族解放阵线，在美国先前的秘密支持下，推动了这场武装叛乱，所以国会需要认定的是，美国政府是否为了给军事干预正名，而在背地里帮忙制造了这场人道主义危机？
如果我们真的想理解我们由宪法赋予的决定战争与和平的特权是如何被白宫抢先占有的，那国会很有必要综合考虑也许会直接联系到进攻利比亚的相关事件。
国会请考虑一下此事：2010年11月2号，法国和英国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御协定，包括了联合参加“南米斯特拉尔”（Southern Mistral）等一系列由双边协定勾勒的军事演习，而且这份协定出人意料的记载在了一个由法英建立的联军网站上。“南米斯特拉尔”涉及了代号为“南方风暴”的远程常规空袭，空袭对象是南部一个被称为“南国”（Southland）的幻想国家的独裁者，目的是反击由“南国”对法国发动的假想攻击。联合军事空中打击由一个假想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综合空中行动”计划在2011年3月21到25号期间展开。
2011年3月20号，根据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美国加入了英法两国，发动了对利比亚的空袭。
这场预定的军事演习是简单的被推迟延后呢，亦或它们经过了数月的准备，正以 “奥德赛黎明”之名按部就班的进行中呢？利比亚的反对力量知道美英法的南米斯特拉尔/南方风暴计划的存在吗？这个军演计划是不是鼓励了他们激化局势，导致卡扎菲更严厉的镇压和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呢？简而言之，这场反对利比亚卡扎菲的战争是早已计划好的呢，还是国际社会对卡扎菲惩罚反对派造成的大灾难的自发反应呢？国会甚至都没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现在接手禁飞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的功能已经从一个承诺相互支援，共同保卫北大西洋诸国的防卫性作用演变成了军事上的悍然入侵，触手一直伸到了利比亚和中国的阿富汗边界。我们现在要问，在南方风暴的军事筹备里和在与美国讨论把联合国的授权扩大为北约军事行动里，法国的空军将军阿比尔（Abrial）和当前的盟军转型司令部（SACT）的角色是什么？美国非洲司令部和中央司令部在这场冲突里的角色又是什么？我们知道些什么，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联合国安理会的议事程序正岌岌可危，因为安理会成员在授权一场军事行动时并没有充分了解所有的事实。安理会的正义性正受到北约的威胁，因为北约没有得到安理会1973号决议的指定授权而在越俎代庖。美国承担着北约的25%的军费，而北约或许参与到了逾越联合国授权的勾当里。
联合国所依赖的，不仅是它的道德权威，更是其成员国之间的道德合作。如果美国越过了它的法定权力而决定重新定义国际法，我们就从一个国际道德秩序跨入了一个强权即公理秩序，在那个秩序下，强权践踏法治。
诸位，美国的一些基本政治原则不正处于存亡攸关之时吗？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制衡体制正岌岌可危。制衡精神深深植根于宪法，保证了国家的重要决定都由经互相尊重和分担责任而做出，从而保证了集体智慧。其实国家决策后面承载的正是国民的集体智慧。两位前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和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联合说了“在国家卷入战争之前，总统与国会进行有意义磋商非常重要。”
我们的政府有保卫国家的天然权利和捍卫宪法的庄重责任。从越南的东京湾到 伊拉克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从惨痛的教训中学到了一点，战争决定必须建立在经过仔细考量和经得起检验的事实基础上。
最后，平民伤亡总是让人痛心。但是，我们必须从自己一百五十多年以前的内战中懂得，国家必须自行解决他们的内部冲突并自行决定他们的未来命运。
这些内部冲突也许会令人震惊和相当恐怖，但如果因他国的武装入侵而导致内部冲突的国际化，那这些地区冲突会变得更为致命，会造成更多生灵涂炭。
那种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想法让战争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这是一个全新的复杂世界，到处都是群众变革各自政府的伟大运动，美国也必须对变革持开明态度。让我们不再干预他国的内政，不再试图决定他国的领袖，不再用秘密行动企图操纵事件的发展，并且重拾那些曾孕育美利坚合众国的伟大的民族自决原则。
在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一个迫切需要人类团结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呼唤国父——乔治·华盛顿——的智慧来指引我们走向未来：
“宪法赋予国会以宣战权；因此，除非国民对战争进行深思熟虑的讨论并由经授权程序，否则国家不会大举发动进攻性的远征。”
华盛顿对未来的美国也有一个期待，“我的愿望是见到战争这一人类祸患从地球上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