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某同学闲聊博士论文

昨儿有个曾经的学生P，马上要入剑桥读博的未来第三性和我聊起来怎么做博士论文的问题。
从P的言语里，我发现她很想做一番大事业，也就是希望自己未来的博士论文是有价值，有意义，大约也是能拯救什么的东西。
我马上说，这个抱负似乎太大了，大到了超出博士论文应该具有的功能。如果以这种心态作论文，不光太累，而且最终会发现没法达到预定的目标。
大约读博士的人，尤其是40岁以下读博士的人都不自觉的有这种雄心，奢望自己的博士论文将来能在某个领域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能引起众人的关注，能什么什么的。
不过，以我非常有限的经验来看，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P说，人生难得能有那么3、4年能集中研究一个东西，写长篇大论，如果这个目的都达不到，以后更没法达到了。
我说，绝大多数做博士论文的人也就是20－30多岁，这个年龄对事物的认识，尤其是人文学科，还是太受认识水平的局限。即使是费了极大的努力，恐怕也无法作出真正具有学科突破意义的论文。比如说，就算我们给一个高中生大段的时间，让他集中研究某个问题，你能指望他最终的成果能拼得过硕士研究生吗。同样的，我们也没法指望博士研究。
在我印象里，真正的大家，其为后人所熟记的东西，往往都是中年以后才出来的。当然，对于一个学者的连续研究而言，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讲，我们往往能发现很多大家在他们早期的博士论文中已经形成了以后研究的思想和观点基础。从这点上看，博士论文更类似于学者建立起其自身未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基础。
从认识论的角度上看，假如我们把某领域的认识看成一个大圆，那么博士研究的目的只要能在这个圆上形成一个小小的凸起就已经很好了。奢望把这个圆扩大一圈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我看到过的很多博士论文中，往往是那些原本目标不高的论文反而显得更有价值一些。因为这意味着，作论文的时候可以专注于材料的辨析，而不是目标的达成，目标反而会在辨析中自动呈现了。过高的目标往往会造成口号式的成果，使得自己不再安心于材料的辨析，而是时时刻刻的挣扎于目标的达成。
此时，我忽然觉得有些奇怪，刚读博，就想着论文的事了？P同学说，是想早点确定方向，好有目的的看书，因为可看之书似乎太多了。
读书与研究的平衡问题似乎是学生总会遇到的问题。P对此的一番言论倒是十分值得转述。她说，在意大利的时候，有个教授说，做博士论文，大致读5－6本最核心的书就足够了，接着就是30－40篇最核心的论文，剩下的只是知道100篇左右该领域的书或论文研究过什么就可以了。
对此，我非常赞同。人类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浩瀚，在知识大爆炸的年代里，奢望把某个领域所有相关的已有知识都了解一遍是完全不现实的。
扫荡式的读书其实是非常不明智的。不仅在于这种方式实现起来的不可能性，更在于把自己应该具有的独立思考让位给了单纯的知识吸收。博士本来应该是个特立独行的猪，现在却自我放逐为了可怜的书虫。
前几年在三联生活周刊上读过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具体名字忘了），大意是信息的爆炸反而使我们丧失了思考能力，因为我们已经沉沦于应接不暇的接受层出不穷的信息，人们不自觉的丧失了精细思考与整理的时间，从而无法提出更为深刻和系统性的思想。因此，对于一个思想家而言，要有意识的抗拒图书馆里太多书籍的诱惑。当时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心里真的是一颤。
接下来，P同学聊到了她老板的研究，说她老板的博士论文就是一幢大教堂，从头到脚把这个建筑的材料和构造技术研究了一遍。P同学聊到这里的时候，大致有点不屑的意思在里面。
我倒是觉得挺佩服的。越小的东西其实越难研究，因为广度已经限定死了，就只好挖掘深度了，挖坑比天马行空可是艰苦多了。关键就是这个深度怎么挖法了。挖的不好，真有可能是个死坑，自己坐井观天。挖的好，就是小中见大，一叶知秋。按胡适的话说，最好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方面的典范可见于《万历十五年》和《江村经济》，后者就是一篇地道的博士论文。
此时就忽然想起N多年前某位博士同学的论文：《论建筑美学》。这个题目就太天马行空了，大到没边了。做了N多年好不容易做完了，从柏拉图一直讲到德里达。众多评委看了之后差点都被轰晕了。
P同学接着列举了老板门下其他博士的研究，大致都是很小范围的、非常实际的题目。她似乎有点不太理解。我说，这可能源于英国人的思想传统。
英国是经验主义哲学思想的大本营，很少见英国人忽然提出什么宏大的革命性思想，不是说没有，《物种起源》和《国富论》就是那种惊世骇俗的革命性思想，但总的来说，英国人还是信奉以小积大的经验主义。英国至今都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这是非常奇怪的。英国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剧烈的社会革命，这也是非常奇怪的。他们信奉点滴经验的积累，社会进步也是小步慢跑式的。这点和法国人比起来差异就太大了，法国人的思想总是非常鲜明，往往带有标题党的嫌疑，比如“我思故我在”、“契约精神”、“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其思想论证往往也富有激情。德国的传统又不一样，德国人似乎不爱喊口号，鄙视标题党，但喜欢构建庞大的、非常形而上的体系，从最枯燥的概念入手，非常精密的进行推演。意大利人啥样没体会过，不好说，但据P同学说，意大利人文风不好，喜欢习惯性的把要说的东西复杂化，故意用非常文学性的、拗口的、令人捉摸不透的语言写东西。也许吧，反正Brandi的书读起来实在是够费劲的。
P同学接着说，英国人的文章就好多了，反正她老板的文章极其直白。这点我倒不认同，英国的文学可是西方的领袖。英国的文豪和诗人数量在西方社会可能是最多的。Ruskin的文章就文采飞扬，不少地方实在是花腔大大的，到处挖坑，连个说明都不带的，全要读者以深厚的功力去填平。文学上的极度浪漫和知识领域的经验主义相互碰撞造成了英国学术文章在文风上的复杂性。一切都要看作者是以什么态度写东西了，如果只是为了说明问题，按照经验主义的套路，按照内燃机说明书的方式，那文章就极有可能干巴巴的，读起来非常easy，也很枯燥。如果是为了点燃情绪，那花腔可就比意大利人花多了，意大利的花还多少带有故弄玄虚的味道，英国的花可就是真的花了。当年看查尔斯·詹克思的《后现代建筑语言》就觉得英国人可是太会耍花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