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进式的宿命 记黎薇展览《英雄》
被推进式的宿命
文/尤洋
黎薇是近年来活跃的一名年轻艺术家。最早看到他的作品是在2009年的《空心人》展览中。创作这个系列作品时，黎薇邀请了身边一批朋友作为模特，然而这并不仅仅是用雕塑的手法复制朋友们的肉身，他强加给每个半身像一种集体化的，暗藏着惊恐和茫然状的表情。这种表情和模特生活中真实的状态是否一致，则十分可疑。同时虽然每个半身像的原型模特在容貌上当然有明显的不同，但在极其同化的神态刻画中，相貌的差异在表情所体现的强烈内心的气场下，已经很容易被观者淡忘了。眼睛是营造表情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在黎薇的作品中，半身像的眼睛要比现实中大一些，观者面对作品时会轻易的陷入与作品眼神交锋的局势中，但这种交锋不是对视，半身像的眼神并没有放到观者身上，甚至很难找到眼神的焦点。那么涣散的眼神和其他器官（包括半身像中略显紧张的颈部肌肉）一同散发的惶恐情绪的来源是什么呢？这个驱动力其实每个人在每天的生活中都会获得经验：它总是出现在你的个人价值观与世界存在的其他价值观为了实现目的而不得不寻求统一的情况下。只是这种情形过于经常性的产生，个体感官早已麻木并产生抗体，令身体和意识的主人习惯了这股负面情绪，并不容易体会它的存在。《空心人》展览让我隐约感到这位年轻艺术家对作品细节以及对生活表象下人的心理不安状态的描述十分着迷。除去表情，黎薇如实地还原了模特身体上的伤疤、毛发甚至毛孔。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细节的真实感有效地衬托出表情所映射的人物内心。
随后看到黎薇的作品是在2010年CIGE上的小型个展《陷阱》，彼时他在博览会上白色的展位被改造成两个巨大的铁笼，若干只等真大小的小狗雕塑放置其中。正是从此展览开始，雕塑不再是构成黎薇作品的唯一形象或主体形象，现成品的使用与雕塑一同营造出作品整体的现场感。栩栩如生的小狗吸引你靠近观察，但进入展位后观众会切身感受到空间上的压迫。不要错过墙上的涂鸦，如果你有过胡同居住经历的话，不难发现涂鸦墙面与城市最简陋的公共厕所内部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黎薇将生活场景以强力姿态介入进艺术化的展览现场，从而令两种不同类型但或许同质的空间并行存在。对于面向所谓高端人群的艺博会，出现《陷阱》这样另类的空间作品可以说是一味比较厚重的料，这种双空间并置的手法也延续到黎薇随后的创作中。按照现场大多观众的解读，这位自觉性很高的艺术家的此次创作，是在提醒我们对其他物种的恶行。沿着波德莱尔的道路去解读《陷阱》：恶是人类行为所赋予其他物种的最大影响，并且最终也使得自身沉沦，只能在悔恨中实现作为作恶者的“自由”。但这件作品的寓意显然不仅如此。如果你愿意将这个作品与之前作品对比的话，另一个值得留意的特点是黎薇所创作的这批雕塑，依然赋予了小狗统一的神态，然而小狗的眼神与《空心人》系列恰恰相反，充满了生机与活跃。被人为关在笼中的生物与貌似自由的人类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内心状态，黎薇触及到了人类作为所谓的优等生物在文明演变中是否会得到真正幸福的问题。按照卢梭式的哲学观点，这个问题的回答极其悲观：人类从文明的诞生起便也为自身的幸福尺度牢牢界定在一条与文明目的相悖的道路上。
2010年平安夜的行为作品《平安夜里不平安：一栋蛋糕》，黎薇在周围文艺小青年欢乐热烈的气氛下，用奶油再现了一起事件：一栋大厦的倒塌。如果奶油砌成的大厦模型同样可以看做是装置的话，那么黎薇选择了与之前作品不同的揭示真相的方式：这次他没有用作品本身的表征和内在气场去做对比，而是直接用利刃剁碎了蛋糕，露出了内部结构中的灾难。作品不仅有很强的社会话题指向性，现场气氛与事件彻头彻尾的悲剧也形成了荒诞的对比。基本上也正是在这年的平安夜前不久，我和黎薇因为音乐的缘故（不是艺术）逐渐熟识，介绍给他一些当下摇滚乐，后来其中某一乐队的歌曲被他选中用作《一栋蛋糕》实施现场的背景音乐。
2011年黎薇参加林大画廊《不在场》的作品《22分55秒》则具备更深一层的现场感，观众的行为也转化为作品的元素之一。地上的遇害者痕迹与空旷的客厅形成了一种熟悉的“不在场”气氛。或许是觉得这种关系美学还可以做得更加强，黎薇随后升级了方案：每天在他的“客厅”中增加一件家具。观众在“客厅”内的体验与其他艺术家作品体验的交错行为中，《22分55秒》与展览空间形成了两个动态的平行世界。展览开幕日以外，我通过微博发布的图片看到每天作品形态产生的变化，不同的观众使用客厅，这组现实主义色彩明显的作品随着人来人往，宛若记录着人生的循环，以及终归无解的宿命。
在《不在场》进行的同期，我在黎薇的工作室逐步看到了参加此次今日美术馆个展《英雄》的作品。展览由貌似没有关联的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穿着类似杂技演员服饰的一组男孩女孩，孩子们动作和表情一致，每个人的面孔中映射着一种历经了反复的惊恐后，失去了生机的平静。第二部分是四位植物人患者，躺在病床上的只是生命体，我们对他们是否还存在感官意识也无从所知。最后一部分是一组有着鲜亮颜色但颓败的孔雀。
孔雀在用开屏展现他炫彩壮丽的力量的同时会消耗极大的气力与精神，也可以设想做这样的动作会令孔雀承受相当的痛苦。同样，被包装成精彩“事物”的少年们，在别人设定的道路中逐渐成为取悦观众的表演工具。然而最终，在最贴近的死亡的病床上，我们仅能从性征看出患者的性别，仅从身体裸露出的伤痕臆想他们被抬上病床前的经历。然而依靠此类判断与还原个人的真实是微不足道的，在死亡面前他们是否曾经光鲜已经不再重要。无论是三个部分中的哪一具生命体，他们能够意识到并直面这样的结局吗？
英雄的形象总是伴随着宗教感的意味游走在癫狂的民众情绪之上，《英雄》三部曲作品的综合表征，总之如同黎薇喜欢的哥特音乐一样，追寻心灵的不归深渊。试图用音乐去为黎薇的展览做注脚，与其提到Marilyn Manson这样有着哥特气质的华丽明星，不如将这股精神追溯到哥特摇滚乐的根源Joy Division。 这支只存在了三年的乐队在70年代下旬用沮丧与绝望诠释生命，主唱Ian Curtis的自缢更是宣告了他对人世的苦痛早已厌倦，选择逃脱。经历了恐惧、挣扎、绝望最终回到平静的病床上的最后人生，沉浸在失魂落魄的刺骨寒冷中，灵魂游荡在罪与罚的尽头边缘。人生的精彩总在五光十色的戏剧性事件中产生，然而精彩并不等同于幸福，就连戏剧感也大多是依靠悲壮而酝酿出力量。文明社会的人类从诞生日起，便不可逃避的陷进与人类为主体构成的社会所对抗的基调中。于是我们看到矛盾无处不在：卫道士所不齿的或者反对的种种，也极有可能存在于他们内心的隐蔽角落，姿态的重要性大于事实；为了政治或利益的需要，策划者树立榜样的形式告之目标群体应当如何处世，但制定规则的人往往游离于规则之外；决定我们行径的动力缺乏逻辑和道理但很多时候并没有更好的选择。人对同类、对其他生命的恻隐之心与残暴并存，同时又对自身的局限与无知总有着不自然的焦虑，于是热衷于寻找艺术作品中的精神含义，更在所有的领域中呼唤并营造英雄的形象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真实的英雄吗？是否在特定的时间，每个人都有成为其他人心中英雄的可能？如果是这样，成为英雄的结果是取决于当事人的行为还是更遵循膜拜者的心理需求呢？甚至真的只有人类才会对死亡有着生理感受之外的恐惧吗？
马尔罗说：艺术是唯一抵抗死亡的东西。如果我们希望哲学言论能够对我们的存在有改善作用的话，那么就要从问题的日常性思考到生命意义上的转折。黎薇用这几组作品缩短了观者与以上问题的距离，并在最后的一组孔雀中含蓄的引领遐想：人类一厢情愿的将非知性又无辜的孔雀视为火焰不死鸟的现实化身，就连孔雀示武的行径也要被联想为所谓爱情或者某些吉祥的寓意。类似观点总是无理但又切实的存在，并推动着在这个星球上处于统治地位的物种文明的发展，纵然这条道路似乎与获取幸福的愿景从起点即背道而驰。英雄的名字沉重而响亮，承载着虚构又难以言状的世俗使命。
无论是媒体人还是艺术家，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时代的分寸，于是我们虽然可以意识到整个体制中是哪些环节出现了问题，却又同时对自己的文字、言论实行自我屏蔽以防触及到特色化的底线。在全民陷入犬儒主义的当下，黎薇在生活的几个层面中（比如在微博）呈现了一种有策略的激进，这种情绪也自然渗透到此次展览之中。媒体上最常见的英雄形象是政治化的颂歌，在这种语境之下去探讨“英雄”的存在意义则有了一层别样的语境。《英雄》展览中的冲突与并置体量之多，令之前的几个系列作品有了为此次暴发而小试牛刀的色彩。当你看透所有光鲜，抵达可预的结局时，会感到就连展览的题目也散发着黎薇的不屑与嘲讽。
文/尤洋
黎薇是近年来活跃的一名年轻艺术家。最早看到他的作品是在2009年的《空心人》展览中。创作这个系列作品时，黎薇邀请了身边一批朋友作为模特，然而这并不仅仅是用雕塑的手法复制朋友们的肉身，他强加给每个半身像一种集体化的，暗藏着惊恐和茫然状的表情。这种表情和模特生活中真实的状态是否一致，则十分可疑。同时虽然每个半身像的原型模特在容貌上当然有明显的不同，但在极其同化的神态刻画中，相貌的差异在表情所体现的强烈内心的气场下，已经很容易被观者淡忘了。眼睛是营造表情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在黎薇的作品中，半身像的眼睛要比现实中大一些，观者面对作品时会轻易的陷入与作品眼神交锋的局势中，但这种交锋不是对视，半身像的眼神并没有放到观者身上，甚至很难找到眼神的焦点。那么涣散的眼神和其他器官（包括半身像中略显紧张的颈部肌肉）一同散发的惶恐情绪的来源是什么呢？这个驱动力其实每个人在每天的生活中都会获得经验：它总是出现在你的个人价值观与世界存在的其他价值观为了实现目的而不得不寻求统一的情况下。只是这种情形过于经常性的产生，个体感官早已麻木并产生抗体，令身体和意识的主人习惯了这股负面情绪，并不容易体会它的存在。《空心人》展览让我隐约感到这位年轻艺术家对作品细节以及对生活表象下人的心理不安状态的描述十分着迷。除去表情，黎薇如实地还原了模特身体上的伤疤、毛发甚至毛孔。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细节的真实感有效地衬托出表情所映射的人物内心。
随后看到黎薇的作品是在2010年CIGE上的小型个展《陷阱》，彼时他在博览会上白色的展位被改造成两个巨大的铁笼，若干只等真大小的小狗雕塑放置其中。正是从此展览开始，雕塑不再是构成黎薇作品的唯一形象或主体形象，现成品的使用与雕塑一同营造出作品整体的现场感。栩栩如生的小狗吸引你靠近观察，但进入展位后观众会切身感受到空间上的压迫。不要错过墙上的涂鸦，如果你有过胡同居住经历的话，不难发现涂鸦墙面与城市最简陋的公共厕所内部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黎薇将生活场景以强力姿态介入进艺术化的展览现场，从而令两种不同类型但或许同质的空间并行存在。对于面向所谓高端人群的艺博会，出现《陷阱》这样另类的空间作品可以说是一味比较厚重的料，这种双空间并置的手法也延续到黎薇随后的创作中。按照现场大多观众的解读，这位自觉性很高的艺术家的此次创作，是在提醒我们对其他物种的恶行。沿着波德莱尔的道路去解读《陷阱》：恶是人类行为所赋予其他物种的最大影响，并且最终也使得自身沉沦，只能在悔恨中实现作为作恶者的“自由”。但这件作品的寓意显然不仅如此。如果你愿意将这个作品与之前作品对比的话，另一个值得留意的特点是黎薇所创作的这批雕塑，依然赋予了小狗统一的神态，然而小狗的眼神与《空心人》系列恰恰相反，充满了生机与活跃。被人为关在笼中的生物与貌似自由的人类在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内心状态，黎薇触及到了人类作为所谓的优等生物在文明演变中是否会得到真正幸福的问题。按照卢梭式的哲学观点，这个问题的回答极其悲观：人类从文明的诞生起便也为自身的幸福尺度牢牢界定在一条与文明目的相悖的道路上。
2010年平安夜的行为作品《平安夜里不平安：一栋蛋糕》，黎薇在周围文艺小青年欢乐热烈的气氛下，用奶油再现了一起事件：一栋大厦的倒塌。如果奶油砌成的大厦模型同样可以看做是装置的话，那么黎薇选择了与之前作品不同的揭示真相的方式：这次他没有用作品本身的表征和内在气场去做对比，而是直接用利刃剁碎了蛋糕，露出了内部结构中的灾难。作品不仅有很强的社会话题指向性，现场气氛与事件彻头彻尾的悲剧也形成了荒诞的对比。基本上也正是在这年的平安夜前不久，我和黎薇因为音乐的缘故（不是艺术）逐渐熟识，介绍给他一些当下摇滚乐，后来其中某一乐队的歌曲被他选中用作《一栋蛋糕》实施现场的背景音乐。
2011年黎薇参加林大画廊《不在场》的作品《22分55秒》则具备更深一层的现场感，观众的行为也转化为作品的元素之一。地上的遇害者痕迹与空旷的客厅形成了一种熟悉的“不在场”气氛。或许是觉得这种关系美学还可以做得更加强，黎薇随后升级了方案：每天在他的“客厅”中增加一件家具。观众在“客厅”内的体验与其他艺术家作品体验的交错行为中，《22分55秒》与展览空间形成了两个动态的平行世界。展览开幕日以外，我通过微博发布的图片看到每天作品形态产生的变化，不同的观众使用客厅，这组现实主义色彩明显的作品随着人来人往，宛若记录着人生的循环，以及终归无解的宿命。
在《不在场》进行的同期，我在黎薇的工作室逐步看到了参加此次今日美术馆个展《英雄》的作品。展览由貌似没有关联的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穿着类似杂技演员服饰的一组男孩女孩，孩子们动作和表情一致，每个人的面孔中映射着一种历经了反复的惊恐后，失去了生机的平静。第二部分是四位植物人患者，躺在病床上的只是生命体，我们对他们是否还存在感官意识也无从所知。最后一部分是一组有着鲜亮颜色但颓败的孔雀。
孔雀在用开屏展现他炫彩壮丽的力量的同时会消耗极大的气力与精神，也可以设想做这样的动作会令孔雀承受相当的痛苦。同样，被包装成精彩“事物”的少年们，在别人设定的道路中逐渐成为取悦观众的表演工具。然而最终，在最贴近的死亡的病床上，我们仅能从性征看出患者的性别，仅从身体裸露出的伤痕臆想他们被抬上病床前的经历。然而依靠此类判断与还原个人的真实是微不足道的，在死亡面前他们是否曾经光鲜已经不再重要。无论是三个部分中的哪一具生命体，他们能够意识到并直面这样的结局吗？
英雄的形象总是伴随着宗教感的意味游走在癫狂的民众情绪之上，《英雄》三部曲作品的综合表征，总之如同黎薇喜欢的哥特音乐一样，追寻心灵的不归深渊。试图用音乐去为黎薇的展览做注脚，与其提到Marilyn Manson这样有着哥特气质的华丽明星，不如将这股精神追溯到哥特摇滚乐的根源Joy Division。 这支只存在了三年的乐队在70年代下旬用沮丧与绝望诠释生命，主唱Ian Curtis的自缢更是宣告了他对人世的苦痛早已厌倦，选择逃脱。经历了恐惧、挣扎、绝望最终回到平静的病床上的最后人生，沉浸在失魂落魄的刺骨寒冷中，灵魂游荡在罪与罚的尽头边缘。人生的精彩总在五光十色的戏剧性事件中产生，然而精彩并不等同于幸福，就连戏剧感也大多是依靠悲壮而酝酿出力量。文明社会的人类从诞生日起，便不可逃避的陷进与人类为主体构成的社会所对抗的基调中。于是我们看到矛盾无处不在：卫道士所不齿的或者反对的种种，也极有可能存在于他们内心的隐蔽角落，姿态的重要性大于事实；为了政治或利益的需要，策划者树立榜样的形式告之目标群体应当如何处世，但制定规则的人往往游离于规则之外；决定我们行径的动力缺乏逻辑和道理但很多时候并没有更好的选择。人对同类、对其他生命的恻隐之心与残暴并存，同时又对自身的局限与无知总有着不自然的焦虑，于是热衷于寻找艺术作品中的精神含义，更在所有的领域中呼唤并营造英雄的形象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真实的英雄吗？是否在特定的时间，每个人都有成为其他人心中英雄的可能？如果是这样，成为英雄的结果是取决于当事人的行为还是更遵循膜拜者的心理需求呢？甚至真的只有人类才会对死亡有着生理感受之外的恐惧吗？
马尔罗说：艺术是唯一抵抗死亡的东西。如果我们希望哲学言论能够对我们的存在有改善作用的话，那么就要从问题的日常性思考到生命意义上的转折。黎薇用这几组作品缩短了观者与以上问题的距离，并在最后的一组孔雀中含蓄的引领遐想：人类一厢情愿的将非知性又无辜的孔雀视为火焰不死鸟的现实化身，就连孔雀示武的行径也要被联想为所谓爱情或者某些吉祥的寓意。类似观点总是无理但又切实的存在，并推动着在这个星球上处于统治地位的物种文明的发展，纵然这条道路似乎与获取幸福的愿景从起点即背道而驰。英雄的名字沉重而响亮，承载着虚构又难以言状的世俗使命。
无论是媒体人还是艺术家，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时代的分寸，于是我们虽然可以意识到整个体制中是哪些环节出现了问题，却又同时对自己的文字、言论实行自我屏蔽以防触及到特色化的底线。在全民陷入犬儒主义的当下，黎薇在生活的几个层面中（比如在微博）呈现了一种有策略的激进，这种情绪也自然渗透到此次展览之中。媒体上最常见的英雄形象是政治化的颂歌，在这种语境之下去探讨“英雄”的存在意义则有了一层别样的语境。《英雄》展览中的冲突与并置体量之多，令之前的几个系列作品有了为此次暴发而小试牛刀的色彩。当你看透所有光鲜，抵达可预的结局时，会感到就连展览的题目也散发着黎薇的不屑与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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