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飞往巴黎
1951年6月，我终于启程去向往已久的巴黎访问了。
当时，我们母女俩已从成城的旧家搬迁出来，住进了麻布的新家。我们二人虽然有缘结为母女关系，但不知是由于我的智力有限，还是因为养母糊涂，我们越是努力想搞好母女关系，却越是事与愿违，彼此之间总是同床异梦。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养母总是由衷地感谢那些疼爱我的人，而且把我的幸福看作是自己的幸福。
我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养母对待我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她总是倚老卖老、耍母亲的威风，用看待别人的眼光来对我。现在想来，这可能是因为，我逐渐长大成人，她感到前景不妙，于是产生了一种迷惑感：“这孩子，日后该如何是好啊？”
从松竹电影公司转到东宝公司后，我的工作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于是我雇佣了跟包；回到家里也没时间和养母好好说说话，这使她变成了极其孤独的人。俗话说得好，“爱之愈甚，恨之愈深。”尤其是我们搬到麻布的新居各自独处以后，养母爱极生恨之情更是达到了顶峰。她再也不用母亲的目光，而且用女人那种妒火如焚的怒目来看我。养母交往的那些人我不喜欢，我交往的人养母视如仇敌。养母经常找碴儿气我。有时，我请朋友来家吃饭，养母就象饭馆跑堂那样，让佣人把帐单送到我的面前。这个家的生活费及其他一切开销，当然都是出自我的演出报酬，但平时我只能从养母那里得到一点零花饯。因此，我不但没有自己的存款，而且连一文私房钱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养母竟然找我要起饭钱来了。其实，养母那时找我要饭钱是假，而生气我跟别人要好、一起吃饭才是真。
当时，对养母的这些言行，我开始感到很吃惊，后来便觉得非常无聊。我只能认为，养母是个歇斯底里的人，继续忍耐已毫无意义。可是，倘若我突然远离养母，她可能真地会变疯。于是，我在院里为自己另修了一幢约五十平米的房间。
我搬进这个小房子里去的那天，养母给我的东西只有我自己的被褥、碗筷和衣服。其余的东西，她只说了一句话——“就算我为你操劳挣来的好啦！”——便全都归她所有了。无可奈何，我只好跑到百货商店买了许多生活必需的家具和炊具。从此，我和我亲生父亲平山锦司的继室松子、我的跟包登代，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然，从那以后，养母没有再对我无缘无故地骂骂咧咧，但我不会感觉不到养母那种焦躁不安和愤愤不满的表情。我的房子在庭院的里侧，出门进屋总要经过养母的厨房，而这间厨房的窗户总是开着一道缝。谁进了我的家门，养母肋佣人时刻都在进行监视。客人前脚走，养母的佣人后脚就到。
“太太说，刚才客人拿来的水果送给我们行吗？"
我一点也不生气，连声答应道：“好，好。”于是，让她们拿走。这也许是因为我的心已经麻木不仁。
我马上就要启程飞往巴黎了。这是一次长时间的旅行，我要在巴黎呆上六个月，在美国逗留一个月。在这七个月的时间里，我将跟养母远远地分开生活。我心里甚至还想，这样一来，假如我们二人能重新萌发母女之情，那该多好啊！……
去巴黎旅行的日子越来越迫近了。我开始了准备工作。我把正房让给养母，归她所有。我想，万一在我出访巴黎期间家里出了什么事，养母不至于为难。当时，我很想给她现款，但我已经身无分文。我只预支给登代七个月的佣金，然后把她托付到一位朋友家里。我还要留钱购买从巴黎到美国、从美国回日本的飞机票。此外，我还请了两名家庭教师，每周教我四次法语，这也需要一笔钱。俗话说，钱不经花。我的钱就象流水一样从钱包里掏了出来。
我把梅原龙三郎大师赠给我的宝物——《高峰秀子像》，以及两三个装日用品的箱子存放到银行里，然后把五十平米的房子连家具一起卖给了别人。这幢房子总共卖了一百三十万日元，我就拿着这笔钱跑到了铃木崧那里，请他把钱汇往法国。这样一来，我身边只剩下两只装着旅行用品的皮箱。事到这个地步，我已经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前往巴黎。
六月中旬，我手提两只皮箱，怀揣一颗破碎的心，疲惫不堪地来到了羽田机场。大约有二百多人前来为掺送行。他们当中有松竹和东宝公司的重要人物，制片厂的工作人员，男女演员，以及报社、杂志社的记者和摄影记者等等……我脸上表现出应酬的笑容，或许这是我作为一名女演员最后的笑容，在记者的闪光灯下，胸前抱着快要抱不住的花束，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机场栅栏里面……
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如同一头巨大的恐龙，一边发出震耳欲聋的发动机轰响，一边慢慢地用腹部吞食旅客。说真的，当时我心中确实曾掠过一丝不安之感。
“快登上飞机吧，到巴黎去。”
我登上飞机舷梯后，就象自己把自己推上去似地，一口气跑到舷梯顶上。航空小姐微笑着向我打了声招呼：“你好！”接着，我再次回首顾盼。只见摄影记者突然跑到了舷梯下面，又打开了闪光灯。飞机的引擎在轰轰作响，我隐约听见，前来为我送行的木暮实千代，用她那甜美的声音呼喊着：
“阿秀！多保重！……”
“再见！”我轻轻地向人们道别，使劲地向人们挥手，然后反身钻进了客舱。
我这次出国旅行的目的，当然不单纯是为了“休息一下”，还想亲眼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普通人是怀着怎样的友好情谊相互同情和一起生活的。
我从小就没有尝过所谓的人世间的生活乐趣。社会上的人们看待我的眼光，不是羡慕的，就是忌妒，乃至鄙视的，当然还有崇拜的目光。然而，我依旧是我，为了追求著名儿童演员或明星的虚名，不顾劳苦地奔命不已。父母、兄弟姊妹的感情都是一种金钱买卖。当我身无分文的时候，我也不曾去乘坐普通人利用的公共汽车、火车和地铁。这是因为我特别讨厌人们川一种好奇的目光把我当作特殊人来看待。
1955年，我结婚不久，我的丈夫松山善三甚至一面凝视着我的脸，一面对我说道：
“真可怜啊！说句不好听的，你是一个畸形人。”
这句话，使我终生难忘。他这样说我，我毫无怨恨之意，而是觉得他正确地理解了我。
遗憾的是，在日本，我无法“体验普通人的生活”。我如果到地方去旅游，那种好奇目光便会更加强烈。说得夸张些，在这个形如甘薯的小小岛国日本，却没有一块安静的地方让我休息一下。从东京到巴黎，飞机足足飞了三十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打一会儿瞌睡，一直在平心静气地回顾自己多年来走过的人生道路，以便逐渐使自己为自己所有……这就是说，使自己不再是高峰秀子，而是平山秀子。
现在想来，我在巴黎半年的生活主要是在睡觉中度过的。然而，我却有我个人的许多经历。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巴黎上空那如火欲燃的晚霞，心中总是不由得产生一种幸福之感。
1951年12月底，我提着皮箱，告别了巴黎，飞往美国。我在美国逗留了两周左右之后，于1952年1月中旬，飞回了羽田机场。
跟我离开日本时一样，许多电影界人士前来热情欢迎我回国，记者的闪光灯依然那样耀眼。正当欢迎人群异常兴奋之际，我的养母毫无表情、旁若无人地走到我的跟前，两眼盯视着我，开口便甩出这么一句话：
“这次，你也懂得父母之恩了吧……"
这简直使我莫名其妙，百思不解。
摘自《从影五十年——高峰秀子自传》
1951年6月，我终于启程去向往已久的巴黎访问了。
当时，我们母女俩已从成城的旧家搬迁出来，住进了麻布的新家。我们二人虽然有缘结为母女关系，但不知是由于我的智力有限，还是因为养母糊涂，我们越是努力想搞好母女关系，却越是事与愿违，彼此之间总是同床异梦。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养母总是由衷地感谢那些疼爱我的人，而且把我的幸福看作是自己的幸福。
我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养母对待我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她总是倚老卖老、耍母亲的威风，用看待别人的眼光来对我。现在想来，这可能是因为，我逐渐长大成人，她感到前景不妙，于是产生了一种迷惑感：“这孩子，日后该如何是好啊？”
从松竹电影公司转到东宝公司后，我的工作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于是我雇佣了跟包；回到家里也没时间和养母好好说说话，这使她变成了极其孤独的人。俗话说得好，“爱之愈甚，恨之愈深。”尤其是我们搬到麻布的新居各自独处以后，养母爱极生恨之情更是达到了顶峰。她再也不用母亲的目光，而且用女人那种妒火如焚的怒目来看我。养母交往的那些人我不喜欢，我交往的人养母视如仇敌。养母经常找碴儿气我。有时，我请朋友来家吃饭，养母就象饭馆跑堂那样，让佣人把帐单送到我的面前。这个家的生活费及其他一切开销，当然都是出自我的演出报酬，但平时我只能从养母那里得到一点零花饯。因此，我不但没有自己的存款，而且连一文私房钱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养母竟然找我要起饭钱来了。其实，养母那时找我要饭钱是假，而生气我跟别人要好、一起吃饭才是真。
当时，对养母的这些言行，我开始感到很吃惊，后来便觉得非常无聊。我只能认为，养母是个歇斯底里的人，继续忍耐已毫无意义。可是，倘若我突然远离养母，她可能真地会变疯。于是，我在院里为自己另修了一幢约五十平米的房间。
我搬进这个小房子里去的那天，养母给我的东西只有我自己的被褥、碗筷和衣服。其余的东西，她只说了一句话——“就算我为你操劳挣来的好啦！”——便全都归她所有了。无可奈何，我只好跑到百货商店买了许多生活必需的家具和炊具。从此，我和我亲生父亲平山锦司的继室松子、我的跟包登代，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然，从那以后，养母没有再对我无缘无故地骂骂咧咧，但我不会感觉不到养母那种焦躁不安和愤愤不满的表情。我的房子在庭院的里侧，出门进屋总要经过养母的厨房，而这间厨房的窗户总是开着一道缝。谁进了我的家门，养母肋佣人时刻都在进行监视。客人前脚走，养母的佣人后脚就到。
“太太说，刚才客人拿来的水果送给我们行吗？"
我一点也不生气，连声答应道：“好，好。”于是，让她们拿走。这也许是因为我的心已经麻木不仁。
我马上就要启程飞往巴黎了。这是一次长时间的旅行，我要在巴黎呆上六个月，在美国逗留一个月。在这七个月的时间里，我将跟养母远远地分开生活。我心里甚至还想，这样一来，假如我们二人能重新萌发母女之情，那该多好啊！……
去巴黎旅行的日子越来越迫近了。我开始了准备工作。我把正房让给养母，归她所有。我想，万一在我出访巴黎期间家里出了什么事，养母不至于为难。当时，我很想给她现款，但我已经身无分文。我只预支给登代七个月的佣金，然后把她托付到一位朋友家里。我还要留钱购买从巴黎到美国、从美国回日本的飞机票。此外，我还请了两名家庭教师，每周教我四次法语，这也需要一笔钱。俗话说，钱不经花。我的钱就象流水一样从钱包里掏了出来。
我把梅原龙三郎大师赠给我的宝物——《高峰秀子像》，以及两三个装日用品的箱子存放到银行里，然后把五十平米的房子连家具一起卖给了别人。这幢房子总共卖了一百三十万日元，我就拿着这笔钱跑到了铃木崧那里，请他把钱汇往法国。这样一来，我身边只剩下两只装着旅行用品的皮箱。事到这个地步，我已经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前往巴黎。
六月中旬，我手提两只皮箱，怀揣一颗破碎的心，疲惫不堪地来到了羽田机场。大约有二百多人前来为掺送行。他们当中有松竹和东宝公司的重要人物，制片厂的工作人员，男女演员，以及报社、杂志社的记者和摄影记者等等……我脸上表现出应酬的笑容，或许这是我作为一名女演员最后的笑容，在记者的闪光灯下，胸前抱着快要抱不住的花束，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机场栅栏里面……
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如同一头巨大的恐龙，一边发出震耳欲聋的发动机轰响，一边慢慢地用腹部吞食旅客。说真的，当时我心中确实曾掠过一丝不安之感。
“快登上飞机吧，到巴黎去。”
我登上飞机舷梯后，就象自己把自己推上去似地，一口气跑到舷梯顶上。航空小姐微笑着向我打了声招呼：“你好！”接着，我再次回首顾盼。只见摄影记者突然跑到了舷梯下面，又打开了闪光灯。飞机的引擎在轰轰作响，我隐约听见，前来为我送行的木暮实千代，用她那甜美的声音呼喊着：
“阿秀！多保重！……”
“再见！”我轻轻地向人们道别，使劲地向人们挥手，然后反身钻进了客舱。
我这次出国旅行的目的，当然不单纯是为了“休息一下”，还想亲眼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普通人是怀着怎样的友好情谊相互同情和一起生活的。
我从小就没有尝过所谓的人世间的生活乐趣。社会上的人们看待我的眼光，不是羡慕的，就是忌妒，乃至鄙视的，当然还有崇拜的目光。然而，我依旧是我，为了追求著名儿童演员或明星的虚名，不顾劳苦地奔命不已。父母、兄弟姊妹的感情都是一种金钱买卖。当我身无分文的时候，我也不曾去乘坐普通人利用的公共汽车、火车和地铁。这是因为我特别讨厌人们川一种好奇的目光把我当作特殊人来看待。
1955年，我结婚不久，我的丈夫松山善三甚至一面凝视着我的脸，一面对我说道：
“真可怜啊！说句不好听的，你是一个畸形人。”
这句话，使我终生难忘。他这样说我，我毫无怨恨之意，而是觉得他正确地理解了我。
遗憾的是，在日本，我无法“体验普通人的生活”。我如果到地方去旅游，那种好奇目光便会更加强烈。说得夸张些，在这个形如甘薯的小小岛国日本，却没有一块安静的地方让我休息一下。从东京到巴黎，飞机足足飞了三十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打一会儿瞌睡，一直在平心静气地回顾自己多年来走过的人生道路，以便逐渐使自己为自己所有……这就是说，使自己不再是高峰秀子，而是平山秀子。
现在想来，我在巴黎半年的生活主要是在睡觉中度过的。然而，我却有我个人的许多经历。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巴黎上空那如火欲燃的晚霞，心中总是不由得产生一种幸福之感。
1951年12月底，我提着皮箱，告别了巴黎，飞往美国。我在美国逗留了两周左右之后，于1952年1月中旬，飞回了羽田机场。
跟我离开日本时一样，许多电影界人士前来热情欢迎我回国，记者的闪光灯依然那样耀眼。正当欢迎人群异常兴奋之际，我的养母毫无表情、旁若无人地走到我的跟前，两眼盯视着我，开口便甩出这么一句话：
“这次，你也懂得父母之恩了吧……"
这简直使我莫名其妙，百思不解。
摘自《从影五十年——高峰秀子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