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 洞 国 家——洞穴人的回忆与思考
张闳、殷罗毕对谈深挖洞和城市地下空间
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地下洞穴的挖掘作为一种动员全民的国家政策提出。
朝着共产主义跃进的国家战略的三字口诀，听来却貌似皇权时代权谋策略的某种历史回声。明朝开国之前朱元璋扛起反元大旗时，其谋士朱升给出了这样的建议：“高筑墙、广集粮、缓称王”。这两条极其肖似的国家口诀中，一个微小的变动暗示着人类所面临的危机的全面升级和普遍化。在“高筑墙”时代，所有的危险来自水平方向的地面，这种危机是局部的和有着界限的，这条界限便是“墙”——长城的墙，城市的墙。但是，在“深挖洞”时代，危险来自于天空，人类头顶上方永远垂悬着即将倾倒而下的一场天火，这种危机是全面和无界限的。因此从地面世界上撤退，进入“地下”成为了一种强烈的人类冲动。
这种冲动在毛泽东时代则达到了顶峰，全民动员深挖洞，全民成为带着强烈的掘地冲动的不安鼠类。从这个层面而上，尽管紧张防范中的核危机并未真正爆发，中国人头顶上的天空并未化为一团烈焰倾倒而下浇灌每个人的皮肉和内脏，但在那个年代，整个国家事实上已经处于一种永久性的危机状态之中。每天的日常生活本身便是紧急状态下的预警排练，是危机中的避难竞赛。
这种危机生活，带来神经压迫的同时，却也有着它狂欢和幽默的一面。在深挖洞，钻地洞的日子中，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们以自己的双手在地面上打开口子，进入到一个被无边的幽暗包围的空间之中。在那里，他们更多感受到的不是对危险的逃避，而是对阳光底下一览无余、世俗无趣的地面世界的小小抗拒。
就当年深挖洞的经历、体验和它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意味，我与当年曾亲身挖过洞、钻过洞的同济大学文化批评所的张闳教授进行了一场对谈。
我们根本没有打算真的躲到洞里去
殷罗毕：你在毛发起深挖洞的时代，挖过防空洞吗？当时使用什么工具，在哪里挖？
张闳：老师动员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挖地洞，其实不用动员我们都会热烈响应。我们立即联想起电影《地道战》。说干就干，当下大家纷纷找来挖洞工具，也就是农民种地的锄头、铁锹之类。地点无非是学校附近的小山坡或田埂。我们当时人小，挖不动，一个小组几天下来，也只是在田埂上挖出一个狗洞大小的坑，仅够一人蹲在里面。我们轮流蹲过一遍之后，就对其失去了兴趣。最初的热情过去之后，老师也不再提响应号召的事了。学校恢复正常上课。被我们遗弃的小土洞，日后被农民们加以扩大，作为他们贮存红薯或甘蔗的地窖。
殷罗毕：你当时觉得这种防空洞是带来庇护和安全感的吗？现在觉得如何？现在要是发生空袭或其他灾难，你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避难吗？
张闳：我们挖地洞，跟安全感无关，只是因为不用上课而去挖洞，这事儿让我们喜出望外。我们对于核武器的了解，仅仅是那一颗著名的蘑菇云而已。如今想来，核武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那里穷山恶水，十几个县加起来的资产，恐怕还抵不上一颗原子弹。再说，依靠民用设施根本不可能对核武器攻击起到防护作用。
殷罗毕：除了安全感，防空洞对你而言还有没有带来其他的心理上的感受？你在防空洞做过深挖洞、和避难演练之外的一些其他的事情吗？
张闳：我们并没有任何危险意识。挖洞，仅仅是战备的一部分，而战争恰恰是我们所企盼的。简单的挖洞劳动能够成为战争前的预演，这对于我们这些十岁左右的男孩来说，实在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们只希望让战争来得更快一些，更猛烈一些。我们根本没有打算真的躲到洞里去。况且，我们身处农村，更没有什么国防意识。至今我依然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防空。除了在一些图画书中看到所谓防空演习之外，没有任何事情跟战争有关，也看不出任何战斗爆发的迹象。这一点，让我们颇感沮丧。
对挖洞者而言，真正的敌人来自其内心无时不有的敌意
殷罗毕：对于防空洞、地洞乃至整个地下空间，你认为它们在空间感上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地面空间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比如一间地面上的无窗户的黑屋，和一个地下室，有什么区别吗？
张闳：我们自己挖过的洞，在深度和广度上甚至比不上农民的红薯窖，自然无法体验到特殊的空间感。但我后来在大学期间见过真正的防空洞。那里深邃、幽暗，一股阴冷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进入到地狱的深处。我和几位同学壮胆前行，想一探究竟。突然，暗处冲出一人，大喝一声，把我们吓得魂飞魄散。原来，是一位青年工人的恶作剧。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钻过防空洞。地下的
世界是一个悖谬的空间，既是一个安全的处所，又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
殷罗毕：对于地下空间，人类的兴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否有着不同的程度的变化？比如在毛时代，就对地下甚为青睐，到处深挖洞，而到了1980年代之后，空中变成了大量活动的急剧方向，比如高楼。
张闳：毛时代对于地下空间的青睐，跟其政治属性有关。这句口号是将明代的“高筑墙、广积粮”改为“深挖洞、广积粮”。深挖洞一方面跟现代化的备战有关，另一方面，地下、隐秘、封闭、潜藏、不公开和缺乏安全感，也正是毛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特征。在文革之后的1980年代，任何一个开放的地区，都争相以大型和高耸的建筑为标志。这一点，除了建筑技术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应该也可视作政治无意识的表征。南斯拉夫电影《地下》也表达过同样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内容。
殷罗毕：地下空间，对于人类的意识结构而言，它有着一种怎样的对应关系吗? 地下空间是否有着一些特殊类型的居民，某些动物和某些人类？是什么根本的动力，驱使这些“动物”进入地下？
张闳：地下空间可以看作是人的无意识经验的贮存地。它可以看作人类被压抑的欲望和焦虑的部分，与之伴随的是人性深处的罪感和死亡本能。“地下”和“洞穴”，是文艺作品的基本主题。在许多文艺作品中，地下世界经常作为人的自我意识中的非理性部分的一种隐喻，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地下室手记》所表达的那样。维克多•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写道巴黎的下水道，它是巴黎这个天堂般的城市的欲望下水道，是老鼠、爬虫和罪犯出没的地方，这个空间意味着阴暗、潮湿、肮脏等令人不适的生理经验，同时也意味着邪淫、罪孽和死亡等负面的伦理价值。
同样的空间也出现在诸如歌剧《歌剧院的幽灵》中，好莱坞电影《蝙蝠侠》、《夺宝奇兵》中。“深挖洞”的全民动员，如今看来甚为荒唐，但却泄露了人类意识中的某种特殊的心理状态。我在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小说《地洞》里，看到了这种心理倾向。一匹大型啮齿动物一直在挖洞，把自己的居所建成了一个无比庞大复杂的地下迷宫。它既是居所，又是通道，还是防务设施。它感到四面都是敌人，时时担心敌人的攻击，因此，它把内部防务安排的无懈可击，但它还是没有安全感。它的敌人来自其内心，来自其内心无时不有的敌意。它的敌人就是它自己。、
藏身于地下，即为藏身于世界本体？
殷罗毕：地下，相对于地面和空中，从存在论上而言，是不是有着更强烈的接近存在本体的意味？它是土地的内部，是生命的根源，但同时又是生命的归宿，是对生命的窒息和压制？
张闳：穴居经验是人类的原始经验。洞穴是温润和安全的，如同母体子宫，这一点，也正是少年人迷恋挖掘洞穴的无意识动机。另一方面，洞穴又是黑暗和封闭的，是焦虑、压抑和昏昧的空间。克服洞穴，从穴居状态走出来，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的事变。正如柏拉图所说的，人类在光线投向洞壁的巨大投影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像，这是自我意识觉醒的开端。
殷罗毕：但是，当下中国人的精神意识貌似依然处于黑色天空的照耀之下。例如前一阵子的日本核电站泄漏又让大批中国人现出了洞穴动物本色。日本人没慌，中国人先慌了起来，好几个地方的食盐都被抢购一空。这种反应表面看是对于科学常识的缺失，但从根本上而言，抢购恰恰是洞穴动物的特有恐慌和习惯——比如老鼠特有的储存本能。
这种近乎本能的习惯来自于其肉体对于匮乏和灾难的深切记忆。而群体性的匮乏焦虑从当年的粮食物资变成了当下的对空间本身匮乏恐慌。这种匮乏在郑州棚户区一名64岁的退休矿工身上又一次表现为掘地挖洞的冲动。他一辈子买不起新房，于是花四年时间在自家院子地下掘地造房，掘出50平方米作为地下标房，“给老婆和女儿挖个好房子。”
从掘地挖洞躲避来自天空的危险，到掘地挖房，以给自己一个立足居住之地，中国人至今为止似乎都没有真正获得在敞开的地面之上公开现身和充分占据属于自己的一片敞开空间的自然权利。我说自然权利，你所出生的土地，天然地就有属于你的一份，不需要用一分钱去购买——这是任何动物都天然具有的权利——否则，人活着，野狗不如。
但当下即使是居住在高楼中的那些人民，他们事实上依然居住在地下洞穴中，只要他们依然都背负着数十年的债务，他们的房屋就都是负面的建筑，在时间和所有权上都是未建成的。他们只是住在一片用亏欠挖掘而成的洞穴之中，这些债务洞穴埋葬了他们在地面上所应有的自由生活和快乐。
（见刊于《城市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