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晚餐》、《遇见一条狗》、《我即我脑》
擅写“笑中带泪”的畅销作家
2011年8月31日，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书博会的主宾国是荷兰，此次邀请了21 位荷兰作家在书展上向全世界读者推广荷兰文学，让读者们在郁金香与风车之外，更充分的感受到“文学中的荷兰”与“荷兰的文学”。
在本次中荷文化交流中，荣获“欧洲2009年度10大畅销书”的《命运晚餐》作者、荷曼· 柯赫（Herman Koch）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尤为引人注目。据《命运晚餐》中文简体版的引进者上海九久读书人介绍，9月2日下午三点，荷曼·柯赫将在BIBF荷兰展馆与中国作家朱文对谈；9月4日，他将携手来华荷兰作家Adriaan van Dis、Hans Hagen、Tim Enthoven等，于Café Amsterdam与中国诗歌评论家、诗人王家新教授和作家慕容雪村对谈。
荷曼·柯赫：擅写“笑中带泪”的畅销作家
荷曼·柯赫（Herman Koch）1953年生于荷兰安能（Arnhem），2岁随父母移居阿姆斯特丹，现在与家人住在西班牙。
柯赫在荷兰家喻户晓，除了担纲当红情境喜剧“搞怪秀”的演员长达20年，也是著名的畅销小说作家、剧作家，而2009年率先在荷兰出版的《命运晚餐》，正是他最脍炙人口的代表作。
柯赫的写作生涯开始于1985年，第一部作品是短篇小说集《过客》，主人公多为不被人理解的、苦苦挣扎在环境中的孤独者。1989年，长篇小说《救救我，玛利亚》出版了，这是一则塞林格式的故事，充满呼告与辩白。在随后的写作中，荷曼·柯赫关注富有戏剧性的题材，逐渐形成了个人的基于现实主义的讽刺笔调。他塑造的角色大多不堪其存在之空虚，他们自觉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如《最终的战争》（1998），妄图从他者的故事中寻找解脱；或者如《与艾玛共进餐》（2000），讲述短暂地居留在国外的故事；或者如《敖德萨星号》（2003），描绘了危险的友谊。一直到2005年出版的《想想布鲁斯·肯尼迪》，荷曼·柯赫终于找到了自己擅写悲喜剧的风格，《命运晚餐》则将这种笑中带泪的风格发展到了黑色极致。
《命运晚餐》：像伍迪·艾伦那样嘲弄中产阶级 像昆汀·塔伦蒂诺那样黑暗绝望
荷兰版的“我爸是李刚”故事
《命运晚餐》
《命运晚餐》的故事发生在罗曼兄弟在一次看似和平的家庭聚餐。
哥哥赛吉是功成名就的政客，正竞选下一任的荷兰首相，弟弟保罗则是平民。这不是一顿平凡的家庭聚餐，他们附庸风雅，聊酒，品尝精美饭菜，聊伍迪·艾伦的电影，迟迟不肯进入他们的正经话题：讨论两家儿子们的未来。原来他们的小孩里克和米歇尔有一夜在学校派对之后，竟失手在取款机隔间里炸死一位无家可归的流浪女子，银行监视器的画面已经在全国电视上播放，但画质不清晰难以辨认男孩的身份。虽然如此，他们被警方找到只是迟早的事，因为有人把高分辨率的作案影片悄悄放上了 YouTube。 两家人为了该如何面对此事，有不同的意见。为了保护儿子，他们愿意做出多大的牺牲？会铤而走险到什么程度？赛吉和芭比的另一个非裔义子似乎对杀人事件所知甚详，他又为何借机勒索米歇尔和里克？一场家庭、夫妻、兄弟和父子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即将在晚餐桌上展开。
《命运晚餐》讲述的是荷兰版“我爸是李刚”的故事，但是整个叙述上却是非常伍迪·艾伦的，语言精妙，故事情节十分吸引人。除此之外，本书最好玩的是它通过发生在一家昂贵的西餐厅（需要提前三个月预订）里发生的各种细节，比如餐厅故作高雅的领班，各种精致餐点（每一样配料领班都要细致地、矫揉造作地说出产地）、环境氛围，以及讨论伍迪·艾伦的电影等等，使这个文本具备反讽中产阶级精致生活的可能。全书的章节名就是以“前菜、主餐、甜点、餐后酒、小费”来设置的，荷曼·柯赫高超的心理描写和情节推进结合得非常好，可以说是妙趣横生。
当伍迪·艾伦式的婉讽遭遇昆汀·塔伦蒂诺的黑色，两个家庭的命运，就在一顿晚餐的时间里急转而下——《命运晚餐》揭露着幸福家庭的残酷真面目；并“以掀开政客的温情面纱，以直击人心猜疑的本性，以无情嘲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获评荷兰年度风云大书。小说出版后不但在荷兰创下35万册的销量，还荣获荷兰“NSPublieksprijs”年度最受大众喜爱奖，成为欧洲2009年度10大畅销书，至今共售出18国版权；而好莱坞也已买下版权，即将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
柯赫、范迪斯
如果说本届BIBF的最大亮点是什么，那一定要提到荷兰。早在BIBF开幕前，为了能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荷兰文化，荷兰政府就邀请了中国部分媒体到荷兰参观他们的书店和各种与文化相关的场所。在布置展位时，主宾国也非常用心，白色展台不忘设计出让人们可以休息的座位，一块一块木板插画，让人总有带回家当摆设的冲动。当然还有他们政府出资请来的近30位在荷兰国内最好的作家、设计师、漫画家，并且组织了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演讲、对话、辩论、文学音乐之夜，在这个周末，他们还将继续活跃在北京的各个文化场所。
荷曼·柯赫和阿迪里安·范迪斯都是在荷兰国内非常知名的作家，他们来到中国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也带来了新书。希望通过他们的书，中国读者也有机会了解另一种文化。
荷曼·柯赫
年轻一代比较可怕的是无聊的状态
荷曼·柯赫，荷兰作家、剧作家、演员，出生于1953年，1985年发表首部短篇小说集《过客》，并逐渐发展出自己擅写的悲喜剧风格，在中国刚刚出版的《命运的晚餐》把这种风格发展到了极致。
新京报：《命运的晚餐》其实是首相夫妇和首相弟弟夫妇四个人在餐厅里用谈话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他们两对夫妇的儿子无意中杀死一个流浪汉的事情。从开始到最后都是选择了餐厅当场景，为什么？
柯赫：因为这四人要很快找到一个办法，一般在餐厅里，人们还没有说完事情礼貌的情况下要留下来，必须得找到一个办法，留下来。
新京报：他们在谈论的话题里，有人会觉得你在用你的方式讽刺上流社会，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柯赫：在欧洲确实很多人这么认为，但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批评，只是展现状态。在欧洲现在社会很多年轻人很无聊，像书中这种事情发生时他们可能也没有太在意。
新京报：书里的故事有真实的案例吗？
柯赫：6年前在巴塞罗那发生过类似事情，两个男孩杀了一个流浪汉，我看到这个消息时觉得非常可怕。那两个孩子16岁，就是普通的男孩，没有吸毒也没有喝酒，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想到有可能是我的儿子，所以我起了念头写这个故事。
新京报：在你的书里，写下的故事比真实案例更残酷，两个犯案的男孩不仅没有自首，还为了掩饰罪行杀死了首相的养子。
柯赫：是的，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选择，两个孩子有选择，他们的父母也有选择。那我就会想，这两个孩子好像有点儿无所谓，对自己干的事情可能不算什么，我顺着这个写下来了。
新京报：如果真的是你的孩子，你面对选择会怎样？
柯赫：我第一反应可能是要保护孩子，但我也会想，一个那么年轻的人做了那么坏的事情，如果这个事没有被别人发现，他一辈子都要背负这个东西，对他也是压力。
新京报：从这个故事延展开，你怎么看年轻一代，是不是会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柯赫：年轻一代比较可怕的是无聊状态，他们在找一些刺激。以前的人会为了国家打仗，我也会想，到底是打仗的时代更可怕，还是发生这种事情更可怕。
阿迪里安·范迪斯
我不信任找到生活答案和意义的人
阿迪里安·范迪斯，1946年出生于北荷兰省的贝尔亨小镇，荷兰作家，是家里唯一一个白种孩子。1983年凭借小说《内森·希德》确立了在荷兰文坛的位置，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他的作品总是聚焦在文化冲撞的话题上。作品《遇见一条狗》刚刚在中国出版。
新京报：先来谈谈这本书，《遇见一条狗》讲的是一个上层绅士遇见一条狗之后的故事，之后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范迪斯：是的，故事的主人公很有钱，乐善好施，起初他以为生活中钱是万能的，但是通过一系列遭遇，他终于明白，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本书里有许多哲学命题，而我希望让人们思考的是，我们要怎样为什么带来一些意义？是通过四年换一部车来体现吗？这是我在这本书里想要探讨的东西。
新京报：这样的一个哲学命题在阅读上会有门槛吗？
范迪斯：我的笔调还是很轻松的，因为要让狗也能明白嘛。这是一部文学作品，同时也很感人。你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游览了巴黎，走进了别人生活，我希望人们通过读这本书能改变一些东西。就像看电视一样，用一小时时间，进入电视的世界，一小时后回到现实世界。阅读也是一样，进入到一个更深的世界，阅读可能会改变你的生活。我就是被福楼拜的一本书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读完这本书我就离开了新闻业，我改变了我的生活。
新京报：你刚才说这本书是在探讨为生活带来意义，你找到答案了吗？
范迪斯：好问题，我总是不信任已经在生活中找到答案和意义的人，这是要永远思考的问题。我今天去故宫，看到一句话，“要发展自己的人生，最好是限制自己的欲望。”物质主义对写作是不好的，希望作者不要被市场左右。
新京报：你写作时会考虑读者吗？
范迪斯：不会，一旦开始写就什么都忘掉了。每一本出来后，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就会有新读者群，看这些读者群我倒是觉得很有意思。我写的时候不会考虑中国读者对巴黎熟悉不熟悉，但我希望读者读的时候希望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新京报：你以前是新闻记者，之后变成作家，有采访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作家吗？
范迪斯：巴尔加斯·略萨很棒，约瑟夫·海勒很棒，还有君特·格拉斯，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啦。
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
【书情】
荷兰公主作品引进中国
“为什么冰海的海底会有一面镜子？”芬尼先生开始了寻找答案的探索之旅……
一本与环保话题有关的儿童文学作品《芬尼先生的世界》在第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亮相。该书由荷兰公主罗兰迪恩·范·欧朗杰和荷兰插图画家塞伯·波萨马共同创作。荷兰作为本届的主宾国，这部作品引进中国，具有不小的文化交流意义。在这部“绿色童话”中，主人公芬尼先生和最好的朋友蜗牛生活在花园里，认识粉红仙女小胡椒后开始人生第一次旅行。经历了人生的悲欢，收获了知识、友谊和希望。
在9月1日下午21世纪出版社组织的新书发布会上，该社社长张秋林表示，该书可以用“童书沟通童心”，也能启发成年人关注环保，关爱他人。做到人与他人、自然的相互依存，让孩子和大人都平等倾听对方，审视自己。据介绍，荷兰公主用了5个月时间写成本书，为了在当年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之前写出来，以作品打动各国领导人。
本报记者 刘雅婧
作者：姜妍
斯瓦伯：性取向在母亲子宫内就确定了
主持人：各位搜狐的网友大家好，欢迎光临搜狐《文化客厅》。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搜狐《文化客厅》的三位嘉宾，坐在我左手边的是德博诺思维课程的培训师吴亚滨老师。中间是迪克·斯瓦伯教授，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脑科学教授。旁边是包爱民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系教授。我们面前摆的书叫《我即我脑》，这名字特别有意思，包老师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包爱民：名字是翻译过来的。
迪克·斯瓦伯：为什么叫《我即我脑》，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特点，我们的长处，我们的局限性，我们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样子，所有的一切都是大脑决定的。大脑是在遗传背景的基础上，在母亲子宫内发育阶段所受的影响决定的。它们一旦确定，就会决定我们未来的一生，从这个意义上我就是我脑。
主持人：在母体里面其实就已经决定了很多的东西，比如大脑的这一块？
迪克·斯瓦伯：是这样的，在母亲的子宫里这个发育阶段，大脑已经把我们的很多方面决定下来了。比如性别，你觉得是男性还是女性；第二，你的性取向，虽然将来才能显现，你是同性恋、异性恋还是双性恋；第三，你的攻击性程度等等。包括天赋，天赋也是生下来之后逐渐培养才显现的，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在母体子宫内的时候就被决定下来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您刚才所提的问题的答案就是肯定的。人的大脑在这个阶段是最敏感的，会受到很多影响。这就意味着在那个阶段如果母亲吸烟、饮酒，环境中的有害物质都会使孩子受到影响，并且是终生的影响。所以，在母亲的子宫内发育阶段受到的影响，将会是终身的影响。
主持人：那您能给准备生育宝宝的妈妈们一些好的建议吗？
迪克·斯瓦伯：首先，母亲应该过健康的生活，注意营养，不要吸引饮酒，特别是不要吸二手烟。其次，怀孕期间会很疲劳、呕吐，建议轻易不要用药，因为所有的药物你并不清楚这些化合物将来会怎么影响到孩子。此外，孕妇也不应该放在长期的压力很大的环境下。这叫应急激素，母亲分泌出来的激素当然能帮助她去应对处理压力，但这个激素是可以到达胎儿的，会抑制胎儿的大脑发育。
主持人：吴教授，您在斯瓦伯说完之后还有什么补充吗？
吴亚滨：现在在教育上有很多假说，比如多元智能，它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智能有很多种类型，比如音乐天赋、沟通天赋、逻辑天赋等等，有若干种类型。刚才我们在下面跟斯瓦伯教授交流的时候，他认为这本来就是天生的，一个人具有什么天赋是在胎儿阶段决定的。在以往的教育和培训过程当中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你会发现有的人很难学会一样东西，有的人好像以前就知道突然就能幻想出来的感觉。我以往有一种怀疑，这是不是所谓的天赋，刚才斯瓦伯教授证实了这一点。这也引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教育应该是识别学生，而不是教会学生。你要明白每一个学生的天赋是不一样的，天生擅长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刚才我问斯瓦伯教授，我们能不能区分出来一个婴儿天赋是哪种天赋，这很困难。实际上教育是要做这个工作，也许这个孩子将来是一个艺术家，但我偏偏要教他画画，最后很可能失败，也许他的一生都很失败。后天的教育和先天的基础之间必须形成一个衔接关系，必须理解人是怎么回事，教育才有可能更有效。
主持人：刚才说很多都是天生的，那同性恋呢？
迪克·斯瓦伯：是的，性取向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这是在早期大脑就被编定的，但到了青春期才出现。是因为青春期的性激素激活了大脑，这个时候才辨认出来到底是哪一种性取向，事实上性取向是在母亲的子宫里，在性激素、大脑的共同作用下确立出来。
主持人：您能从大脑的角度解释一下异性癖是怎么形成的吗？
迪克·斯瓦伯：我们在做脑研究的时候，发现人的大脑是有性别差异的。我们做异性癖大脑的研究里，的确发现在他们的大脑里正好长有对方的大脑结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平时感觉我装错了一个身体，因为他的大脑结构是对方性别的大脑结构，所以就把自己变成对方的性别。
主持人：跟平常人的大脑有区别吗？
包爱民：比如说他是男性，非要把自己变成女性，是因为他的结构生的是女性的结构。所以，他总是觉得我现在男性的身体是不对的，一定要把自己变成女性。
主持人：后期能转换过来吗？
迪克·斯瓦伯：不能。这叫性别认同、性别身份，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很早就决定下来了，以后不可能改变。所以到了成年，假设把大脑变成一部机器，那就是你可以跟着机器去学习，但改变不了。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性取向，人们过去100多年曾尝试很多办法改变人的性取向，给他们用男性激素或女性激素去治疗，改变性腺。甚至让同性恋去观看同性恋之间性爱的画面，给他们用点催吐剂，目的是让他们产生厌恶感。这个做法的结果是治疗师一进来，他们看到治疗师就会吐，但不会改变他们的性取向。还有把同性恋者关到监狱或者进行手术，这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性取向，因为性取向是很早就在大脑中编程编好的，所以不会改变。
吴亚滨：你也可以理解这本书名为什么叫《我即我脑》，就是大脑决定了一切。当一个男性长了一个女性的大脑，他会觉得是自己的身体错了，而不会觉得是自己的大脑错了。他会要求改变我的身体，不会要求说去改变大脑。所有的这一切确实是先天决定的，是由你的大脑决定的，后天像刚才提到的反射疗法，在某些病症上面可能会表现出某种效果，但是对于一些本质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跟斯瓦伯教授所做的内容刚好是两部分，斯瓦伯所谈论的是关于大脑的硬件，其实你的硬件是先天决定的。这个硬件会决定你需要什么样的软件，我们做的后天的教育更多的是软件。我们一直讲思维方法是可以训练、可以学习、可以提高的，OK，这些都没有问题。你的软件不论怎么去调整，都是不可以改变硬件的。
主持人：我有一个疑问，什么都是先天决定的，软件是无法改变硬件的。我们知道这些内容，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用处呢？
迪克·斯瓦伯：后天的影响都可以笼统的称之为教育。教育有两个概念，一是让我们进行事实，让我们了解自己。二是让我们去学会适应已经被形成的本质，其实是改变你的行为，但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要学会跟着这个本质去生活。
吴亚滨：很多人高考报志愿都很茫然，已经念了十几年书还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其实这是个问题。也有很多人上大学，学了一个专业之后，发现自己真的不应该学，或者说有人很幸运，我真的蒙对了，学这个很有天赋。这个研究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我们明白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千篇一律的教育其实是有害的。一个班里有40个学生，培养出40个工程师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应该是一个班40个孩子，有的会成为画家，有的会成为演员，有的会成为工程师或者科学家。某种程度上，这跟我们以往的传统文化也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现象，比如说同性恋，至少我们现在明白是没有办法后天去改变的。希望一切有所调整，你更应该注意的是孕期的保健，从这个角度来修正。当一切都已经铸成的时候，你去指责和“治疗”就已经晚了。这个研究从这个角度给了我们很多指引，这是很有价值的。
迪克·斯瓦伯：在中国我注意到所有的孩子去记、去背，书本教你什么你就去学什么，采取统一的考试。谁把事实记得最多，就会获得高分。这并不是好的做法，我建议像西方那样，去游玩，保护你的创造力。在你和大脑去玩的时候，就能发挥出你的潜能，表现出你的天赋。我建议中国教育中应该缩短学习事实阶段，更多的扩展给孩子去自由的玩耍表现自己天赋的阶段。包括每一个在座的人，以前在学校记住的这些事实，大部分都忘了。
吴亚滨：教育有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什么是教育。真正的教育是你学习过程之后，把遗忘的那些全部排除掉，最后剩下的那些东西才是教育真正要做的东西。回忆一下你所受的教育，完整过程中那所记下来的能有多少。第二，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应该让一个人去驾驭现在还没有出现的技术，去解除现在还没有发现的问题。这是一个人表现出来的能力，可以想像，倒退10年，你难以想象我们坐在这儿可以做这样的采访，因为没有这样的技术，没有这样的工种，但是现在有了。我们发现世界每天都在变，技术每天都在变，你在学校里所学的全部都是过去的，一旦走出校门之后，面对的都是即将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为什么有些学生走出校门之后感到很茫然，因为你所学的东西只是给了你大量的知识，但跟问题是不匹配的。所以，更重要的是学会怎么去用脑。
主持人：现在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出来这个人擅长做什么？
吴亚滨：这是教育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识别问题，而不是强行去灌输。我也特别希望医学研究上能够提供一些支持。
主持人：有没有仪器可以测一下？
吴亚滨：其实是有的，每一个家长要有这个意识，宝宝出生之后，你要有意识的寻找他在哪些方面有优势、有天赋，是对色彩更敏感，还是对数字更敏感，还是对图形图像敏感。你要有意识的去搜寻、去寻找，这就是个意识问题。也有一些不管怎么样，你将来必须如何，这可能是错误的。你有意去捕捉的话，你能发现孩子之间的差异。比如有的孩子从小注意力更容易被色彩所吸引，被形状所吸引，意味着他在这方面很敏感，大脑这个区域的活跃程度更高。但有的孩子会对音乐反应敏锐，不同的声音马上会吸引大的注意力。至少你有一个直观的判断，这不是特别难，关键是你有没有捕捉到这些细节。
主持人：问一下斯瓦伯教授，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您怎么看待一见钟情？
迪克·斯瓦伯：要注意到我们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无意识去做的。像开车，如果把每个动作每个情况都考虑进去，这是有意识的去做，也是不太可能的。经过很多锻炼训练之后，这些程序已经储存到小脑中了，将来开车等于是无意识的去开。很多事情学会以后都变成是自动的去做，例如在择偶方面，绝大部分是快速的，不经仔细考虑的，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正确的。只有停了一个阶段之后你才会做思考，是不是做了正确的选择，但在当时是无意识的。最初陷入爱情的时候，身体里的应急激素即压力激素是升高的，一年之后慢慢静下来，科学研究也显示这种激素的水平也降下来了，这时你再去分析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合适。
主持人：我们看到一些人穷凶极恶，这些人大脑跟平常人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迪克·斯瓦伯：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攻击性，的确，它也是在母亲子宫内发育早期就被定下来的。举个例子，它跟睾酮是有关系的。因为男孩子在发育阶段是有睾酮的高峰，这就确定将来的生活中男性比女性的供给攻击性要强。发育阶段之外还有遗传易感性，有的人基因中有一些变异，跟早期的发育阶段相结合，也可以设定你的攻击性有多强。大脑前部前额叶区域是抑制攻击性和冲动行为的，如果一个人天生的因为什么原因这个区域发育不良，或者后天这个区域受伤，正常的抑制作用就会消失，这个人攻击性就特别强。比如暴力的谋杀犯，前额叶区域低下，控制不了对别人的进攻。比如是酒精就可以抑制前额叶，很多酗酒很厉害的人，瞬间没有任何理由没有原因就去攻击别人。这个部位发育一直到20多岁才成熟，因此十几岁的青少年是不成熟的，再加上青春期体内性激素会升高，所以你会看到青春期孩子的反常行为，中国称为叛逆性行为。事实上他们在那个时候不能完全对自己负起责任，前额叶控制的结构还没有成熟，但性激素却调动起来了，会做出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大人们会很吃惊。还有一种是精神病，以荷兰监狱为例，大概90%关在监狱里的谋杀犯实际都是精神病。
主持人：刚才说到青春期的孩子具有攻击性，从教育来说，青春期的孩子跟父母如何应对这一个阶段？
吴亚滨：还是那个话题，后天怎么去应用和驾驭你的大脑，需要一种方法，我们经常讲思考方法。很多时候在青春期阶段，孩子跟家长之间会出现很多问题，一方面是硬件基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我们没有一种好的沟通机制。两个大脑里运行的软件不一样，所以会表现出来我所表达的观点你不认同，你不认同对这个观点又没有办法去分析、去拆分，最后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比较尖锐的矛盾。我们在教育过程实践中发现，通过思维方法对家长和孩子同时训练，他们会多一种沟通的语言，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用同一种方法去看，发现还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除了大脑本身以外，还有成长环境和背景的问题，这会导致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偏差、有不同。其实青春期主要的矛盾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表现出来的是代沟，两代人看待一件事物的标准不一样，其实是价值观不同。我们对于价值观怎么认识？确实有很多是先天的，但后天的思考方法会引起你的生理变化，会影响到你的情绪。你的情绪会影响到大脑的反应，就会表现出行为上的影响。当你有一个好的思维方法去调整，就可以更合理的使用大脑。这样避免大脑产生不必要的激素类的东西，这是可以做到的。
主持人：斯瓦伯教授，您能不能提几点有效的可行的提高记忆力的方法。
迪克·斯瓦伯：总的来讲大脑来自于父母，包括能力的早期确定，但不是不可以通过训练提高记忆能力的。比如可以通过联想做到。记忆其实就是学习你感兴趣的东西，不要逼着自己去学习。学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个记忆的过程，你会觉得学的非常快。每个人出生都是带有一定天赋和局限性的，我们就是应该让孩子去自由选择，发现他们的天赋，不应该强迫他们学一样东西达到一样的天赋，而是各有各的特点，发挥自己的潜能，避开自己的短处。其实记忆就是学习，可能你发现效率提高了，实际就是你把你的天赋调动出来了。
主持人：大脑如此重要，能不能提几点建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大脑。
迪克·斯瓦伯：大脑非常重要，应该好好保护，但最关键的时期是出生前和刚出生后的发育阶段，你要好好的刺激，因为到了成年能改变的就很少了。你会发现尽最大的努力却只能改变一小点，际纠正的是行为但改变不了特性。出生后的早期，如果一个婴儿受到忽视，他的大脑也是有问题的。
吴亚滨：当一个婴儿出生之后，他的大脑还是在继续发育的。这个过程大脑是需要足够的氧气供应，包括到小学阶段，大脑还是处于发育阶段。这时对于大脑的供氧是不是有一个标准？
迪克·斯瓦伯：大脑要想做工，就需要能量，功能性核磁共振就可以看到，一个大脑活动的时候，那个区域需氧量就会增加。所以，大脑会根据需要提供氧气。我们看到的那些功能性核磁共振很漂亮的图，其实就是那个地方在用氧，看的时候是这个脑区，听的时候是另一个脑区。
吴亚滨：本质上我关心的是，比如一个小学生，他是不是需要一些有氧运动来提高他的心肺功能。
迪克·斯瓦伯：它会刺激大脑的。本身环境中的氧还是够的，但运动是可以刺激大脑的。
主持人：今天的《文化客厅》到此结束，非常感谢三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宝贵的知识，谢谢大家！
2011年8月31日，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书博会的主宾国是荷兰，此次邀请了21 位荷兰作家在书展上向全世界读者推广荷兰文学，让读者们在郁金香与风车之外，更充分的感受到“文学中的荷兰”与“荷兰的文学”。
在本次中荷文化交流中，荣获“欧洲2009年度10大畅销书”的《命运晚餐》作者、荷曼· 柯赫（Herman Koch）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尤为引人注目。据《命运晚餐》中文简体版的引进者上海九久读书人介绍，9月2日下午三点，荷曼·柯赫将在BIBF荷兰展馆与中国作家朱文对谈；9月4日，他将携手来华荷兰作家Adriaan van Dis、Hans Hagen、Tim Enthoven等，于Café Amsterdam与中国诗歌评论家、诗人王家新教授和作家慕容雪村对谈。
荷曼·柯赫：擅写“笑中带泪”的畅销作家
荷曼·柯赫（Herman Koch）1953年生于荷兰安能（Arnhem），2岁随父母移居阿姆斯特丹，现在与家人住在西班牙。
柯赫在荷兰家喻户晓，除了担纲当红情境喜剧“搞怪秀”的演员长达20年，也是著名的畅销小说作家、剧作家，而2009年率先在荷兰出版的《命运晚餐》，正是他最脍炙人口的代表作。
柯赫的写作生涯开始于1985年，第一部作品是短篇小说集《过客》，主人公多为不被人理解的、苦苦挣扎在环境中的孤独者。1989年，长篇小说《救救我，玛利亚》出版了，这是一则塞林格式的故事，充满呼告与辩白。在随后的写作中，荷曼·柯赫关注富有戏剧性的题材，逐渐形成了个人的基于现实主义的讽刺笔调。他塑造的角色大多不堪其存在之空虚，他们自觉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如《最终的战争》（1998），妄图从他者的故事中寻找解脱；或者如《与艾玛共进餐》（2000），讲述短暂地居留在国外的故事；或者如《敖德萨星号》（2003），描绘了危险的友谊。一直到2005年出版的《想想布鲁斯·肯尼迪》，荷曼·柯赫终于找到了自己擅写悲喜剧的风格，《命运晚餐》则将这种笑中带泪的风格发展到了黑色极致。
《命运晚餐》：像伍迪·艾伦那样嘲弄中产阶级 像昆汀·塔伦蒂诺那样黑暗绝望
荷兰版的“我爸是李刚”故事
《命运晚餐》
《命运晚餐》的故事发生在罗曼兄弟在一次看似和平的家庭聚餐。
哥哥赛吉是功成名就的政客，正竞选下一任的荷兰首相，弟弟保罗则是平民。这不是一顿平凡的家庭聚餐，他们附庸风雅，聊酒，品尝精美饭菜，聊伍迪·艾伦的电影，迟迟不肯进入他们的正经话题：讨论两家儿子们的未来。原来他们的小孩里克和米歇尔有一夜在学校派对之后，竟失手在取款机隔间里炸死一位无家可归的流浪女子，银行监视器的画面已经在全国电视上播放，但画质不清晰难以辨认男孩的身份。虽然如此，他们被警方找到只是迟早的事，因为有人把高分辨率的作案影片悄悄放上了 YouTube。 两家人为了该如何面对此事，有不同的意见。为了保护儿子，他们愿意做出多大的牺牲？会铤而走险到什么程度？赛吉和芭比的另一个非裔义子似乎对杀人事件所知甚详，他又为何借机勒索米歇尔和里克？一场家庭、夫妻、兄弟和父子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即将在晚餐桌上展开。
《命运晚餐》讲述的是荷兰版“我爸是李刚”的故事，但是整个叙述上却是非常伍迪·艾伦的，语言精妙，故事情节十分吸引人。除此之外，本书最好玩的是它通过发生在一家昂贵的西餐厅（需要提前三个月预订）里发生的各种细节，比如餐厅故作高雅的领班，各种精致餐点（每一样配料领班都要细致地、矫揉造作地说出产地）、环境氛围，以及讨论伍迪·艾伦的电影等等，使这个文本具备反讽中产阶级精致生活的可能。全书的章节名就是以“前菜、主餐、甜点、餐后酒、小费”来设置的，荷曼·柯赫高超的心理描写和情节推进结合得非常好，可以说是妙趣横生。
当伍迪·艾伦式的婉讽遭遇昆汀·塔伦蒂诺的黑色，两个家庭的命运，就在一顿晚餐的时间里急转而下——《命运晚餐》揭露着幸福家庭的残酷真面目；并“以掀开政客的温情面纱，以直击人心猜疑的本性，以无情嘲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获评荷兰年度风云大书。小说出版后不但在荷兰创下35万册的销量，还荣获荷兰“NSPublieksprijs”年度最受大众喜爱奖，成为欧洲2009年度10大畅销书，至今共售出18国版权；而好莱坞也已买下版权，即将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
柯赫、范迪斯
如果说本届BIBF的最大亮点是什么，那一定要提到荷兰。早在BIBF开幕前，为了能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荷兰文化，荷兰政府就邀请了中国部分媒体到荷兰参观他们的书店和各种与文化相关的场所。在布置展位时，主宾国也非常用心，白色展台不忘设计出让人们可以休息的座位，一块一块木板插画，让人总有带回家当摆设的冲动。当然还有他们政府出资请来的近30位在荷兰国内最好的作家、设计师、漫画家，并且组织了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演讲、对话、辩论、文学音乐之夜，在这个周末，他们还将继续活跃在北京的各个文化场所。
荷曼·柯赫和阿迪里安·范迪斯都是在荷兰国内非常知名的作家，他们来到中国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也带来了新书。希望通过他们的书，中国读者也有机会了解另一种文化。
荷曼·柯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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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比较可怕的是无聊的状态
荷曼·柯赫，荷兰作家、剧作家、演员，出生于1953年，1985年发表首部短篇小说集《过客》，并逐渐发展出自己擅写的悲喜剧风格，在中国刚刚出版的《命运的晚餐》把这种风格发展到了极致。
新京报：《命运的晚餐》其实是首相夫妇和首相弟弟夫妇四个人在餐厅里用谈话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他们两对夫妇的儿子无意中杀死一个流浪汉的事情。从开始到最后都是选择了餐厅当场景，为什么？
柯赫：因为这四人要很快找到一个办法，一般在餐厅里，人们还没有说完事情礼貌的情况下要留下来，必须得找到一个办法，留下来。
新京报：他们在谈论的话题里，有人会觉得你在用你的方式讽刺上流社会，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柯赫：在欧洲确实很多人这么认为，但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批评，只是展现状态。在欧洲现在社会很多年轻人很无聊，像书中这种事情发生时他们可能也没有太在意。
新京报：书里的故事有真实的案例吗？
柯赫：6年前在巴塞罗那发生过类似事情，两个男孩杀了一个流浪汉，我看到这个消息时觉得非常可怕。那两个孩子16岁，就是普通的男孩，没有吸毒也没有喝酒，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想到有可能是我的儿子，所以我起了念头写这个故事。
新京报：在你的书里，写下的故事比真实案例更残酷，两个犯案的男孩不仅没有自首，还为了掩饰罪行杀死了首相的养子。
柯赫：是的，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选择，两个孩子有选择，他们的父母也有选择。那我就会想，这两个孩子好像有点儿无所谓，对自己干的事情可能不算什么，我顺着这个写下来了。
新京报：如果真的是你的孩子，你面对选择会怎样？
柯赫：我第一反应可能是要保护孩子，但我也会想，一个那么年轻的人做了那么坏的事情，如果这个事没有被别人发现，他一辈子都要背负这个东西，对他也是压力。
新京报：从这个故事延展开，你怎么看年轻一代，是不是会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柯赫：年轻一代比较可怕的是无聊状态，他们在找一些刺激。以前的人会为了国家打仗，我也会想，到底是打仗的时代更可怕，还是发生这种事情更可怕。
阿迪里安·范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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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信任找到生活答案和意义的人
阿迪里安·范迪斯，1946年出生于北荷兰省的贝尔亨小镇，荷兰作家，是家里唯一一个白种孩子。1983年凭借小说《内森·希德》确立了在荷兰文坛的位置，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他的作品总是聚焦在文化冲撞的话题上。作品《遇见一条狗》刚刚在中国出版。
新京报：先来谈谈这本书，《遇见一条狗》讲的是一个上层绅士遇见一条狗之后的故事，之后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范迪斯：是的，故事的主人公很有钱，乐善好施，起初他以为生活中钱是万能的，但是通过一系列遭遇，他终于明白，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本书里有许多哲学命题，而我希望让人们思考的是，我们要怎样为什么带来一些意义？是通过四年换一部车来体现吗？这是我在这本书里想要探讨的东西。
新京报：这样的一个哲学命题在阅读上会有门槛吗？
范迪斯：我的笔调还是很轻松的，因为要让狗也能明白嘛。这是一部文学作品，同时也很感人。你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游览了巴黎，走进了别人生活，我希望人们通过读这本书能改变一些东西。就像看电视一样，用一小时时间，进入电视的世界，一小时后回到现实世界。阅读也是一样，进入到一个更深的世界，阅读可能会改变你的生活。我就是被福楼拜的一本书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读完这本书我就离开了新闻业，我改变了我的生活。
新京报：你刚才说这本书是在探讨为生活带来意义，你找到答案了吗？
范迪斯：好问题，我总是不信任已经在生活中找到答案和意义的人，这是要永远思考的问题。我今天去故宫，看到一句话，“要发展自己的人生，最好是限制自己的欲望。”物质主义对写作是不好的，希望作者不要被市场左右。
新京报：你写作时会考虑读者吗？
范迪斯：不会，一旦开始写就什么都忘掉了。每一本出来后，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就会有新读者群，看这些读者群我倒是觉得很有意思。我写的时候不会考虑中国读者对巴黎熟悉不熟悉，但我希望读者读的时候希望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新京报：你以前是新闻记者，之后变成作家，有采访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作家吗？
范迪斯：巴尔加斯·略萨很棒，约瑟夫·海勒很棒，还有君特·格拉斯，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啦。
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
【书情】
荷兰公主作品引进中国
“为什么冰海的海底会有一面镜子？”芬尼先生开始了寻找答案的探索之旅……
一本与环保话题有关的儿童文学作品《芬尼先生的世界》在第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亮相。该书由荷兰公主罗兰迪恩·范·欧朗杰和荷兰插图画家塞伯·波萨马共同创作。荷兰作为本届的主宾国，这部作品引进中国，具有不小的文化交流意义。在这部“绿色童话”中，主人公芬尼先生和最好的朋友蜗牛生活在花园里，认识粉红仙女小胡椒后开始人生第一次旅行。经历了人生的悲欢，收获了知识、友谊和希望。
在9月1日下午21世纪出版社组织的新书发布会上，该社社长张秋林表示，该书可以用“童书沟通童心”，也能启发成年人关注环保，关爱他人。做到人与他人、自然的相互依存，让孩子和大人都平等倾听对方，审视自己。据介绍，荷兰公主用了5个月时间写成本书，为了在当年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之前写出来，以作品打动各国领导人。
本报记者 刘雅婧
作者：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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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伯：性取向在母亲子宫内就确定了
主持人：各位搜狐的网友大家好，欢迎光临搜狐《文化客厅》。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搜狐《文化客厅》的三位嘉宾，坐在我左手边的是德博诺思维课程的培训师吴亚滨老师。中间是迪克·斯瓦伯教授，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脑科学教授。旁边是包爱民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系教授。我们面前摆的书叫《我即我脑》，这名字特别有意思，包老师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包爱民：名字是翻译过来的。
迪克·斯瓦伯：为什么叫《我即我脑》，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特点，我们的长处，我们的局限性，我们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样子，所有的一切都是大脑决定的。大脑是在遗传背景的基础上，在母亲子宫内发育阶段所受的影响决定的。它们一旦确定，就会决定我们未来的一生，从这个意义上我就是我脑。
主持人：在母体里面其实就已经决定了很多的东西，比如大脑的这一块？
迪克·斯瓦伯：是这样的，在母亲的子宫里这个发育阶段，大脑已经把我们的很多方面决定下来了。比如性别，你觉得是男性还是女性；第二，你的性取向，虽然将来才能显现，你是同性恋、异性恋还是双性恋；第三，你的攻击性程度等等。包括天赋，天赋也是生下来之后逐渐培养才显现的，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在母体子宫内的时候就被决定下来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您刚才所提的问题的答案就是肯定的。人的大脑在这个阶段是最敏感的，会受到很多影响。这就意味着在那个阶段如果母亲吸烟、饮酒，环境中的有害物质都会使孩子受到影响，并且是终生的影响。所以，在母亲的子宫内发育阶段受到的影响，将会是终身的影响。
主持人：那您能给准备生育宝宝的妈妈们一些好的建议吗？
迪克·斯瓦伯：首先，母亲应该过健康的生活，注意营养，不要吸引饮酒，特别是不要吸二手烟。其次，怀孕期间会很疲劳、呕吐，建议轻易不要用药，因为所有的药物你并不清楚这些化合物将来会怎么影响到孩子。此外，孕妇也不应该放在长期的压力很大的环境下。这叫应急激素，母亲分泌出来的激素当然能帮助她去应对处理压力，但这个激素是可以到达胎儿的，会抑制胎儿的大脑发育。
主持人：吴教授，您在斯瓦伯说完之后还有什么补充吗？
吴亚滨：现在在教育上有很多假说，比如多元智能，它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智能有很多种类型，比如音乐天赋、沟通天赋、逻辑天赋等等，有若干种类型。刚才我们在下面跟斯瓦伯教授交流的时候，他认为这本来就是天生的，一个人具有什么天赋是在胎儿阶段决定的。在以往的教育和培训过程当中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你会发现有的人很难学会一样东西，有的人好像以前就知道突然就能幻想出来的感觉。我以往有一种怀疑，这是不是所谓的天赋，刚才斯瓦伯教授证实了这一点。这也引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教育应该是识别学生，而不是教会学生。你要明白每一个学生的天赋是不一样的，天生擅长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刚才我问斯瓦伯教授，我们能不能区分出来一个婴儿天赋是哪种天赋，这很困难。实际上教育是要做这个工作，也许这个孩子将来是一个艺术家，但我偏偏要教他画画，最后很可能失败，也许他的一生都很失败。后天的教育和先天的基础之间必须形成一个衔接关系，必须理解人是怎么回事，教育才有可能更有效。
主持人：刚才说很多都是天生的，那同性恋呢？
迪克·斯瓦伯：是的，性取向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这是在早期大脑就被编定的，但到了青春期才出现。是因为青春期的性激素激活了大脑，这个时候才辨认出来到底是哪一种性取向，事实上性取向是在母亲的子宫里，在性激素、大脑的共同作用下确立出来。
主持人：您能从大脑的角度解释一下异性癖是怎么形成的吗？
迪克·斯瓦伯：我们在做脑研究的时候，发现人的大脑是有性别差异的。我们做异性癖大脑的研究里，的确发现在他们的大脑里正好长有对方的大脑结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平时感觉我装错了一个身体，因为他的大脑结构是对方性别的大脑结构，所以就把自己变成对方的性别。
主持人：跟平常人的大脑有区别吗？
包爱民：比如说他是男性，非要把自己变成女性，是因为他的结构生的是女性的结构。所以，他总是觉得我现在男性的身体是不对的，一定要把自己变成女性。
主持人：后期能转换过来吗？
迪克·斯瓦伯：不能。这叫性别认同、性别身份，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很早就决定下来了，以后不可能改变。所以到了成年，假设把大脑变成一部机器，那就是你可以跟着机器去学习，但改变不了。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性取向，人们过去100多年曾尝试很多办法改变人的性取向，给他们用男性激素或女性激素去治疗，改变性腺。甚至让同性恋去观看同性恋之间性爱的画面，给他们用点催吐剂，目的是让他们产生厌恶感。这个做法的结果是治疗师一进来，他们看到治疗师就会吐，但不会改变他们的性取向。还有把同性恋者关到监狱或者进行手术，这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性取向，因为性取向是很早就在大脑中编程编好的，所以不会改变。
吴亚滨：你也可以理解这本书名为什么叫《我即我脑》，就是大脑决定了一切。当一个男性长了一个女性的大脑，他会觉得是自己的身体错了，而不会觉得是自己的大脑错了。他会要求改变我的身体，不会要求说去改变大脑。所有的这一切确实是先天决定的，是由你的大脑决定的，后天像刚才提到的反射疗法，在某些病症上面可能会表现出某种效果，但是对于一些本质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跟斯瓦伯教授所做的内容刚好是两部分，斯瓦伯所谈论的是关于大脑的硬件，其实你的硬件是先天决定的。这个硬件会决定你需要什么样的软件，我们做的后天的教育更多的是软件。我们一直讲思维方法是可以训练、可以学习、可以提高的，OK，这些都没有问题。你的软件不论怎么去调整，都是不可以改变硬件的。
主持人：我有一个疑问，什么都是先天决定的，软件是无法改变硬件的。我们知道这些内容，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用处呢？
迪克·斯瓦伯：后天的影响都可以笼统的称之为教育。教育有两个概念，一是让我们进行事实，让我们了解自己。二是让我们去学会适应已经被形成的本质，其实是改变你的行为，但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要学会跟着这个本质去生活。
吴亚滨：很多人高考报志愿都很茫然，已经念了十几年书还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其实这是个问题。也有很多人上大学，学了一个专业之后，发现自己真的不应该学，或者说有人很幸运，我真的蒙对了，学这个很有天赋。这个研究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我们明白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千篇一律的教育其实是有害的。一个班里有40个学生，培养出40个工程师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应该是一个班40个孩子，有的会成为画家，有的会成为演员，有的会成为工程师或者科学家。某种程度上，这跟我们以往的传统文化也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现象，比如说同性恋，至少我们现在明白是没有办法后天去改变的。希望一切有所调整，你更应该注意的是孕期的保健，从这个角度来修正。当一切都已经铸成的时候，你去指责和“治疗”就已经晚了。这个研究从这个角度给了我们很多指引，这是很有价值的。
迪克·斯瓦伯：在中国我注意到所有的孩子去记、去背，书本教你什么你就去学什么，采取统一的考试。谁把事实记得最多，就会获得高分。这并不是好的做法，我建议像西方那样，去游玩，保护你的创造力。在你和大脑去玩的时候，就能发挥出你的潜能，表现出你的天赋。我建议中国教育中应该缩短学习事实阶段，更多的扩展给孩子去自由的玩耍表现自己天赋的阶段。包括每一个在座的人，以前在学校记住的这些事实，大部分都忘了。
吴亚滨：教育有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什么是教育。真正的教育是你学习过程之后，把遗忘的那些全部排除掉，最后剩下的那些东西才是教育真正要做的东西。回忆一下你所受的教育，完整过程中那所记下来的能有多少。第二，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应该让一个人去驾驭现在还没有出现的技术，去解除现在还没有发现的问题。这是一个人表现出来的能力，可以想像，倒退10年，你难以想象我们坐在这儿可以做这样的采访，因为没有这样的技术，没有这样的工种，但是现在有了。我们发现世界每天都在变，技术每天都在变，你在学校里所学的全部都是过去的，一旦走出校门之后，面对的都是即将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为什么有些学生走出校门之后感到很茫然，因为你所学的东西只是给了你大量的知识，但跟问题是不匹配的。所以，更重要的是学会怎么去用脑。
主持人：现在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出来这个人擅长做什么？
吴亚滨：这是教育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识别问题，而不是强行去灌输。我也特别希望医学研究上能够提供一些支持。
主持人：有没有仪器可以测一下？
吴亚滨：其实是有的，每一个家长要有这个意识，宝宝出生之后，你要有意识的寻找他在哪些方面有优势、有天赋，是对色彩更敏感，还是对数字更敏感，还是对图形图像敏感。你要有意识的去搜寻、去寻找，这就是个意识问题。也有一些不管怎么样，你将来必须如何，这可能是错误的。你有意去捕捉的话，你能发现孩子之间的差异。比如有的孩子从小注意力更容易被色彩所吸引，被形状所吸引，意味着他在这方面很敏感，大脑这个区域的活跃程度更高。但有的孩子会对音乐反应敏锐，不同的声音马上会吸引大的注意力。至少你有一个直观的判断，这不是特别难，关键是你有没有捕捉到这些细节。
主持人：问一下斯瓦伯教授，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您怎么看待一见钟情？
迪克·斯瓦伯：要注意到我们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无意识去做的。像开车，如果把每个动作每个情况都考虑进去，这是有意识的去做，也是不太可能的。经过很多锻炼训练之后，这些程序已经储存到小脑中了，将来开车等于是无意识的去开。很多事情学会以后都变成是自动的去做，例如在择偶方面，绝大部分是快速的，不经仔细考虑的，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正确的。只有停了一个阶段之后你才会做思考，是不是做了正确的选择，但在当时是无意识的。最初陷入爱情的时候，身体里的应急激素即压力激素是升高的，一年之后慢慢静下来，科学研究也显示这种激素的水平也降下来了，这时你再去分析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合适。
主持人：我们看到一些人穷凶极恶，这些人大脑跟平常人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迪克·斯瓦伯：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攻击性，的确，它也是在母亲子宫内发育早期就被定下来的。举个例子，它跟睾酮是有关系的。因为男孩子在发育阶段是有睾酮的高峰，这就确定将来的生活中男性比女性的供给攻击性要强。发育阶段之外还有遗传易感性，有的人基因中有一些变异，跟早期的发育阶段相结合，也可以设定你的攻击性有多强。大脑前部前额叶区域是抑制攻击性和冲动行为的，如果一个人天生的因为什么原因这个区域发育不良，或者后天这个区域受伤，正常的抑制作用就会消失，这个人攻击性就特别强。比如暴力的谋杀犯，前额叶区域低下，控制不了对别人的进攻。比如是酒精就可以抑制前额叶，很多酗酒很厉害的人，瞬间没有任何理由没有原因就去攻击别人。这个部位发育一直到20多岁才成熟，因此十几岁的青少年是不成熟的，再加上青春期体内性激素会升高，所以你会看到青春期孩子的反常行为，中国称为叛逆性行为。事实上他们在那个时候不能完全对自己负起责任，前额叶控制的结构还没有成熟，但性激素却调动起来了，会做出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大人们会很吃惊。还有一种是精神病，以荷兰监狱为例，大概90%关在监狱里的谋杀犯实际都是精神病。
主持人：刚才说到青春期的孩子具有攻击性，从教育来说，青春期的孩子跟父母如何应对这一个阶段？
吴亚滨：还是那个话题，后天怎么去应用和驾驭你的大脑，需要一种方法，我们经常讲思考方法。很多时候在青春期阶段，孩子跟家长之间会出现很多问题，一方面是硬件基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我们没有一种好的沟通机制。两个大脑里运行的软件不一样，所以会表现出来我所表达的观点你不认同，你不认同对这个观点又没有办法去分析、去拆分，最后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比较尖锐的矛盾。我们在教育过程实践中发现，通过思维方法对家长和孩子同时训练，他们会多一种沟通的语言，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用同一种方法去看，发现还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除了大脑本身以外，还有成长环境和背景的问题，这会导致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偏差、有不同。其实青春期主要的矛盾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表现出来的是代沟，两代人看待一件事物的标准不一样，其实是价值观不同。我们对于价值观怎么认识？确实有很多是先天的，但后天的思考方法会引起你的生理变化，会影响到你的情绪。你的情绪会影响到大脑的反应，就会表现出行为上的影响。当你有一个好的思维方法去调整，就可以更合理的使用大脑。这样避免大脑产生不必要的激素类的东西，这是可以做到的。
主持人：斯瓦伯教授，您能不能提几点有效的可行的提高记忆力的方法。
迪克·斯瓦伯：总的来讲大脑来自于父母，包括能力的早期确定，但不是不可以通过训练提高记忆能力的。比如可以通过联想做到。记忆其实就是学习你感兴趣的东西，不要逼着自己去学习。学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个记忆的过程，你会觉得学的非常快。每个人出生都是带有一定天赋和局限性的，我们就是应该让孩子去自由选择，发现他们的天赋，不应该强迫他们学一样东西达到一样的天赋，而是各有各的特点，发挥自己的潜能，避开自己的短处。其实记忆就是学习，可能你发现效率提高了，实际就是你把你的天赋调动出来了。
主持人：大脑如此重要，能不能提几点建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大脑。
迪克·斯瓦伯：大脑非常重要，应该好好保护，但最关键的时期是出生前和刚出生后的发育阶段，你要好好的刺激，因为到了成年能改变的就很少了。你会发现尽最大的努力却只能改变一小点，际纠正的是行为但改变不了特性。出生后的早期，如果一个婴儿受到忽视，他的大脑也是有问题的。
吴亚滨：当一个婴儿出生之后，他的大脑还是在继续发育的。这个过程大脑是需要足够的氧气供应，包括到小学阶段，大脑还是处于发育阶段。这时对于大脑的供氧是不是有一个标准？
迪克·斯瓦伯：大脑要想做工，就需要能量，功能性核磁共振就可以看到，一个大脑活动的时候，那个区域需氧量就会增加。所以，大脑会根据需要提供氧气。我们看到的那些功能性核磁共振很漂亮的图，其实就是那个地方在用氧，看的时候是这个脑区，听的时候是另一个脑区。
吴亚滨：本质上我关心的是，比如一个小学生，他是不是需要一些有氧运动来提高他的心肺功能。
迪克·斯瓦伯：它会刺激大脑的。本身环境中的氧还是够的，但运动是可以刺激大脑的。
主持人：今天的《文化客厅》到此结束，非常感谢三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宝贵的知识，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