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前进！朝哪儿？

                
                  
 威尼斯电影节的第二天，在装修一新的Sala Grande放映了最新修复的罗西里尼的《印度》(India，Matri Bhumi，1959)。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博洛尼亚电影资料馆馆长、罗马电影城的首脑、罗西里尼之子，以及负责这部影片修复项目的两位姑娘都出席了活动。这也是本次电影节最重头的四部修复影片的开始。在之后，还会放映阿尔贝多-格里菲(Alberto Grifi)和马西莫-萨奇艾莉(Massimo Sarchielli)的《安娜》(Anna，1972-1975)、尼古拉斯・雷的《乡途难返》(We Can’t Go Home Again，1973)和玛尼考(Mani Kaul)的《两厢心愿》(Duvidha，1973)。
　　这次的《印度》是大型修复项目“罗西里尼计划”中的第二部，该项目由罗马电影城(Cinecittà Luce)、博洛尼亚电影资料馆(Cineteca di Bologna)、罗马实验电影中心国家电影资料馆(CSC-Cineteca Nazionale)和合作制片办公室(Coproduction Office)共同运作。
　　本次修复的素材是由罗马电影城国家电影资料馆提供，在电影史学家安德里阿诺-阿普拉(Adriano Apra)的帮助下对素材进行分析。这个修复版最出色的就是对于色彩的还原。通常很多不怎么负责的修复片，尤其是商业修复，它们对于色彩的还原都寄托在技术人员的随意想象中，常常出现令人咋舌的效果。虽然罗西里尼的这部《印度》色彩褪化严重，但是好在工作人员找到了该片摄影阿尔多-唐蒂(Aldo Tonti)留下的细节资料，其中记录了该片使用了不同的胶片，包括Gevaert, Ferrarnia, Kodak等，而之后影片的色彩修复就是根据这些材料来进行的。所以最后成片的色彩就和威尼斯的老房子一样，保留了年代的质感但也不显破落。
　　《印度》盛大动人的重现，让我想到了威尼斯开幕前一天的一桩事情。
　　威尼斯电影节的活动并不是从开幕那天开始，而在前一天就已经动起来了。在30号的晚上，有两场活动，一个是在丽都岛上的Sala Grande，放映意大利第一部本土全3D电影《3D卖座大电影》(Box Office 3D)；而在稍后，威尼斯古城里，圣保罗广场上，一部1942年关于威尼斯的艺术纪录片《威尼斯之鸽》(I Piccioni di Venezia)，在威尼斯居民的簇拥下露天放映。
　　《3D卖座大电影》是由恩奇奥-格里乔(Ezio Greggio)导演，他的电影通常是票房不俗的低劣喜剧。从意大利媒体的反应来看，这次似乎也不例外，虽然有3D的技术，外加拿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风格作挡箭牌。30号的这场放映是为了新装修好的Sala Grande开张。由于耗资上亿欧元的电影宫新建计划被一个尴尬的大洞和一堆石棉变成了一桩丑闻，所以匆匆按照30年代风格重新装修的Sala Grande就成为这桩丑闻的危机拯救者。
　　可是，为什么开张放映会选择这样一部愚蠢的电影？意大利报纸披露是马可-穆勒受到了意大利某制片公司的要挟，不得不作此安排。这或许就能解释，为什么反倒是之后在圣保罗广场上的露天放映聚集了那么多的名流政要，而不是在Sala Grande的开张大礼上。虽然，对于马可-穆勒为首的长期把持威尼斯电影节的权力集团已经有了很多批评，但是，似乎真正的强权还是掌握在那些大制片发行公司手上。
　　经典回顾单元和3D电影单元都是在马可-穆勒手上诞生的，一般来说，这两者毫无冲突可言，技术的演进和遗产的保护时常扮演着相辅相成的角色，但是两者之间也免不了发生龌龊，彼此侵犯对方的生存空间。30号的情况虽然并非两者的直接冲突，但是却让两者并置在了敌对阵营当中。尤其是在威尼斯这样还保留着浓厚中世纪行会气质的城市，影响深远的建筑遗产保护条约–《威尼斯宪章》正是在这里签订的，因此这种技术对于古老生活的侵犯就显得异常的敏感。
　　威尼斯电影节近年来的片头使用的是演变中的《水浇园丁》，今年也不例外，画幅的拓展，从当年99cm×79cm逐步演变到现在长二十米左右的宽银幕，从无声到有声再到立体声，而色彩则从黑白到tint & tone(染色技术)再到全真彩色，最后在特效环境中园丁水管中浇出字符，或许是在宣告数字时代的到来。电影技术在演变，但是水浇园丁的把戏依然生动，威尼斯大概就是想以这种方式来维系电影史的完整性。
　　答案或许就藏在圣保罗广场不远处的圣玛丽教堂，千年历史的教堂，墙上是提香的油画，而早先的唱诗班座如今则经常用来举行现代乐队的音乐会。
（新浪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