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行（上）
这是一次充满意外的旅行。最初想的是去围场坝上，但一个曾去过坝上的朋友力言北京四周最美的草原还是河北蔚县飞狐峪的空中草原，飞狐道是中古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孔道，我确实也有兴趣，于是说定到时他开车带我们同去；到时顺便去晋北一带数日。但临行的那晚，我却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到了虹桥火车站才发现应该在上海站坐车；此时已来不及赶过去，只能改签次日一早的高铁。沮丧之余告知朋友，他哦了一下说，那你们来后我带你们去北京近郊转转好了。如此，全盘计划都变了，要么还是去坝上？
克什克腾旗
看了一堆对坝上的劣评之后，我们最终还是决定再往北走一点——去克什克腾旗。从北京北站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原来去四合永的硬座改补为去赤峰的卧铺，开车近两小时后，才侥幸补上。次日天蒙蒙亮时抵达赤峰，换长途车去克旗。窗外的景象已是北国的深秋，草木枯黄，远远近近是土黄色的山梁和干涸的河床（一路上只见到西拉沐沦河有水），以及大片的玉米地、黍、向日葵，却很少看到村庄。沿途的村镇，也只有土城子乡比较像一个镇（至少有连片的店铺、中学、医院等，甚至还有一家棺材铺），因此，当最后穿过隧道抵达克旗驻地经棚，眼前突然展开一个现代化的城镇时，感觉犹如海市蜃楼。
在经棚换车去达里湖，出城后不久，路两边的景象已渐渐换成连绵不绝的草原和巨大的风车。九月底已过了这里的旺季，天气又十分阴沉，湖边游人稀少，标价588元一个标间的达里诺尔宾馆，现在只要120元——说实话，它也确实不值牌价那个价。这里原本是达里湖北岸的渔场，现在小镇仍明显在路两端分为新旧两部分，旧的一头多是一些这一带最常见的红砖房，而另一头则是林立的饭店宾馆，在这游客稀少的季节显得门庭冷落：19家饭店都以“鱼”作为卖点，除了两家外绝大多数都明显是近年才新盖的建筑。
从景区门口到湖边还有两公里远，路两边草地已尽枯黄，打好的草垛散落在远近。路边草丛中的蚱蜢听到人的脚步声，悉悉嗦嗦地躲闪开来。无尽的寒风从湖面吹来，凛冽的黄昏天幕之下，令人无端感到一阵萧瑟。四野看不见几个人，天荒地老。湖边红蓼（从其网格状的点位可见并非自然生长，想来是为了使这片盐碱地显得更像景色而人工种植的）贴紧在沙地上，沙地中偶尔有土拨鼠钻出洞来，水面上有一些水鸟掠过；偶尔落日的余光穿过厚厚的云层，洒落在湖面上。古代在这样的草原地带生活想来颇不容易，铁木真幼年丧父后一度只能靠掘草根、拾果子、打土拨鼠来度日，确实，这可能也是要生存下去唯一的办法。
不远处有一道土墙，据说即金代防卫蒙古的界壕。在苍茫的天宇下，这道金长城显得颇为低矮，实在很难相信它能有效地阻挡游牧民族的骑兵。元初在左近设应昌路（现在经棚有一条大道仍名为“应昌路”，“达里湖”本意即蒙语“海”（dali=dalai）。清初康熙命徐日升等北上签尼布楚条约，从北京走了14天后经行此地，当时湖中之鱼多如“蚂蚁堆”。但如今，这一带如今已很少能看到游牧文化的痕迹，连湖边的木头亭子也是汉式建筑。中原力量之向北渗透，从未如今日之剧。
现在的克旗，在清末曾分为克什克腾旗（驻现乌兰布通草原附近）及经棚县，现在则合二为一，虽名仍为“旗”，但蒙古牧民看来只生活于社会边缘。克旗号称是“内蒙古的缩影”，原因是在这块20,673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上海的三倍多）的土地上，地形地貌极为多样，乡村、牧场、湖泊、森林、石林、沙地一应俱全，这一历来农牧混合的地带，现在牧区已大为萎缩，全旗只剩下两个苏木及下属嘎查，其余都是乡镇村建制。在克旗的两三天里，沿途所见的地景（landscape）大多都是农村景象，多见驴骡，却较少见到牛羊马（青山等地也有农民而兼营畜牧业，饲养牛羊马的），达里湖附近的达里诺日镇（只是十余间店铺）和五星台牧场附近较多牛马，蒙族较多，但他们看来是生活在这里主流社会之外。从达里湖回经棚的路上，有五处牧场路口有人等车，但他们都是骑摩托车来的（因为嘎查深在草原腹地），而不是骑马来的（从草原上纵横的车辙印也可看出）；上车后好几个人也汉蒙语夹杂，一个两岁孩子（想来刚回说话不久）下车前也会说“爸爸，下”，他说的显然是汉语，但他父母都会用蒙语和人交谈。在这里见到蒙族穿传统服装的概率，犹如在上海看到有人穿汉服唐装。
那种浪漫想像中的游牧文化，在这里已退化为旅游业的一个噱头。一路上可以看到不少水泥砌筑的蒙古包建筑，冠以一些大言不惭的名称，例如“亲军大营”（在白音敖包附近；按“克什克腾”Hexigten一词原意即“亲军”）、“蒙古汗国”（近达里湖，另一处“蒙古夏营”略谦逊些）；正如前些年在呼伦贝尔看到的“金帐汗国”、“巴尔虎部落”一样，在抽离了那些精神内涵之后，很难让人去设想这一小片草地上点缀的几个蒙古包（还是水泥砌筑的）就是传说中的那些名称。
虽然在经棚城里的招牌上几乎都会标上蒙文，但它们的字体一般都较小，我也很怀疑会有多少人会去认真看。毕竟，这个城市中的五万多人口，绝大部分都是汉族（整个赤峰的四百多万人中仅17%是蒙族）。在经棚的新华书店中，蒙文书籍只有最角落中的两架，约占5%左右，英汉词典比蒙汉词典更多；两家更大的私营书店里更无一本蒙文书，大多都是教辅类书。从达里湖回来时水壶忘在车上，去车站查询时因此碰巧看到了司机清单，200多位司机中仅有巴特尔、巴雅尔两人的名字看上去是蒙族。阿斯哈拉景区也相似：景点的值班人员清单上，只有乌云嘎、旭日干等寥寥数人是蒙族名字。在经棚的现实生活中，似乎唯一还能让人想到蒙族传统的，就只有餐馆的奶茶、蒙古果子（天津亦称油条为果子）、饸饹，汉人餐馆中也普遍都有（经棚我只看到三家蒙餐馆子）；另外当地应当还产青稞，因为在饭店里我至少看到三种青稞酿制的蒸馏酒：金青稞、克旗青稞、青稞王。
在克旗的三天里，天气一直不好，第二天竟然还下起雨来，且是那种当地人所说的“没完没了的秋梢子雨”。所幸午后稍霁，雇车去不远处的青山景区。司机十分熟知本地情况，对家乡近年来的变化也毫不掩饰自豪感。经棚的旧城在河东，“十五年前河西这一大片没有一栋楼是三层以上的，基本全是新盖的”，现在新城（确实够新）已让旧城黯然失色。黄昏我们去了一次旧城，街道狭小泥泞，绕了几个弯才看到巷子深处的庆宁寺——一所藏式风格的喇嘛寺，匾额上还有满汉藏蒙四种文字，据说里面还有喇嘛，节日时人很多，但多是蒙族。这原本应是经棚的中心，清初就是因为庙会佛事时商贾云集，因搭建棚子诵经，才得名“经棚”的；但如今它显然更像一个新兴的内地汉人城镇。城内网吧密布，其娱乐生活似乎颇受东北文化影响（长途车上总是放二人转，一些在南方从未听说的二人转演员，诸如孙小宝、魏三之类）；每个酒店的架子上都堆满了白酒，即便清真馆子也不例外。
去阿斯哈拉石林的那天也是彤云密布，过黄岗梁林区时还只是淡淡的乌云，穿过牧区、高山草甸后，路边渐渐出现雪迹，到阿斯哈拉时只见到一片浓雾，飘着细雪。车外很冷，景区也已关闭。我们固然有些沮丧，但司机倒似乎很高兴，一路上谈性很高。他祖上是山东人，到此已七八代了，总是不失时机地表露出他对这里的了解。他随口告诉我们路边各种树木和野果的名字，回忆说小时候采山丁子等果子，那会没榨汁机，用纱布绞出汁水，加上白糖，“可好吃呢”。现在山里农民过得也不错，采点蘑菇蕨菜什么的，今年蕨菜一斤10元钱，一天能采六七十斤。冬天进山转悠，找鹿角，一个一两千块钱，“这玩意我们找不到”。
我问他会不会蒙语，他毫不犹豫地摇摇头：“半点也听不懂。”他看来也没什么蒙族的朋友，虽然这里蒙汉通婚的情况并不少见——不过他强调，大多是蒙嫁汉、少有汉嫁蒙，“蒙族男的整天喝酒唱歌，能喝一整天，汉族姑娘那哪受得了？”他也无意掩饰自己的偏见：“我告诉你，蒙族没有长得好看的；你看蒙族男的看着憨憨的，女的呢颧骨高，老了后叼个大烟袋背着手走。跟你说好看的都混血。”Suda说：“那腾格尔是蒙族吧？我觉着他挺帅啊。”他一时语塞，说：“那你说的这是……民族风情。”
他承认蒙族“有优势”，因为“会三门语言”，但他随即又强调“汉语真好的也少，除非完全汉化的或二串子”（我问“二串子是什么意思？”他答：“就是父母有一方是汉族。”这个词显然有贬义），现在很多蒙族父母也把孩子送汉族学校，因为“蒙族的学校教学质量不好，文化落后，人又少……跟你说完蛋了”。头次听到如此直白的断言，我心里一惊，他又来了一句更猛的：“蒙族不管多汉化，骨子里都有股牲口味儿，腥膻逼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司机无疑是殖民者（至少是殖民者的后代），他对自己的优越感和偏见从不掩饰。虽然他和蒙族的深入接触可能并不多，但他对他们的断言总是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口吻（他对其他事物也是如此：看到风车时他断然说：“那玩意改变气候，那块不下雨，多少范围内寸草不生”）。他并不是无知者，他知道没有铁丝围栏的那些是公共牧场，知道牧民冬夏转场的习惯，看到山坡上的马群也跟我们说：“这些都是有主的，只不过牧民冬季转场走了，放马任由它去。这儿丢不了东西。”他甚至知道现在牧民贫富分化也很严重，“有钱的都不用自己干活，一年宰七八头羊，没钱的一头也舍不得宰”，不过他随后又有些前后矛盾地说“他们只能吃肉，没菜”，其实牧民主要吃的应是奶食。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他那种“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确定的偏见，甚至当着面他也是如此：在罕达罕嘎查附近有个蒙族牧民招手时，他一边开车窗一边说：“这些老牧民可遭罪了，这儿坐车太不方便了……还是太落后。”过会那位牧民上车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时，他回头跟我说：“怎么样？一句也听不懂吧？”——确实，我也只听懂了最开头的“额吉”一词，但他当时的语气，如果我是那位牧民，心底里是会十分不舒服的。
克什克腾自2005年晋升为世界地质公园以来，这些年游客大增（遇到的每个出租车司机都确认了这一点，常常加一句“尤其是今年”），虽然常常只集中于6-9月。“世界地质公园”现在似乎已经渐渐地改变了当地人的一些自我认知，更不必说其对外的地方形象了，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原有的许多事物被重新打量了：达里湖原本是渔场（现在的车票上仍写明是“渔场”），青山、黄岗梁、白音敖包、桦木沟等地本是林场（现在也还是），而乌兰布通、红山军马场等地则是牧场，现在却被看作是风景和“地质公园”。这就出现了一种相互叠加的形象：在当地人看来的渔场、林场、牧场，在外地人看来都变成了风景（想想看，九寨沟也曾是林场）。
确实，这也改变了一些当地人的认知，或许他们逐渐也会开始把自己故乡看作是一个“地质公园”，但这显然有一个调适过程。那位司机就常常直白地诉说那些地方的“老根”：在他看来那些地方原本都是穷乡僻壤（青山那儿“以前都是土房子、泥路，车都进不来”；热水塘现在是个温泉产业的繁荣小镇，但以前“就是个穷山沟”）。现在，当地的一些特产外包装上甚至都标着“国家地质公园出产”，当然这也可以谅解，生产商显然把这个荣誉称号当作绿色环保认证标志来使用了。经棚的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布置得很不错，但几乎没人参观，确认我们俩要参观后才特意开了灯，但想买相关书籍时却被告知“负责人今天没来”。人们显然还并不习惯把自己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看作是一个“地质公园”或自然保护区，在达里诺尔宾馆，门厅的墙上挂着几幅鸟类照片，印刷精美注解翔实，但是……六张照片没有一张是在达里湖拍的（有一张竟然是在北京植物园，另一张彩鹬在杭州），照片上的鸟类也并非达里湖的鸟类。
克什克腾旗
看了一堆对坝上的劣评之后，我们最终还是决定再往北走一点——去克什克腾旗。从北京北站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原来去四合永的硬座改补为去赤峰的卧铺，开车近两小时后，才侥幸补上。次日天蒙蒙亮时抵达赤峰，换长途车去克旗。窗外的景象已是北国的深秋，草木枯黄，远远近近是土黄色的山梁和干涸的河床（一路上只见到西拉沐沦河有水），以及大片的玉米地、黍、向日葵，却很少看到村庄。沿途的村镇，也只有土城子乡比较像一个镇（至少有连片的店铺、中学、医院等，甚至还有一家棺材铺），因此，当最后穿过隧道抵达克旗驻地经棚，眼前突然展开一个现代化的城镇时，感觉犹如海市蜃楼。
在经棚换车去达里湖，出城后不久，路两边的景象已渐渐换成连绵不绝的草原和巨大的风车。九月底已过了这里的旺季，天气又十分阴沉，湖边游人稀少，标价588元一个标间的达里诺尔宾馆，现在只要120元——说实话，它也确实不值牌价那个价。这里原本是达里湖北岸的渔场，现在小镇仍明显在路两端分为新旧两部分，旧的一头多是一些这一带最常见的红砖房，而另一头则是林立的饭店宾馆，在这游客稀少的季节显得门庭冷落：19家饭店都以“鱼”作为卖点，除了两家外绝大多数都明显是近年才新盖的建筑。
从景区门口到湖边还有两公里远，路两边草地已尽枯黄，打好的草垛散落在远近。路边草丛中的蚱蜢听到人的脚步声，悉悉嗦嗦地躲闪开来。无尽的寒风从湖面吹来，凛冽的黄昏天幕之下，令人无端感到一阵萧瑟。四野看不见几个人，天荒地老。湖边红蓼（从其网格状的点位可见并非自然生长，想来是为了使这片盐碱地显得更像景色而人工种植的）贴紧在沙地上，沙地中偶尔有土拨鼠钻出洞来，水面上有一些水鸟掠过；偶尔落日的余光穿过厚厚的云层，洒落在湖面上。古代在这样的草原地带生活想来颇不容易，铁木真幼年丧父后一度只能靠掘草根、拾果子、打土拨鼠来度日，确实，这可能也是要生存下去唯一的办法。
不远处有一道土墙，据说即金代防卫蒙古的界壕。在苍茫的天宇下，这道金长城显得颇为低矮，实在很难相信它能有效地阻挡游牧民族的骑兵。元初在左近设应昌路（现在经棚有一条大道仍名为“应昌路”，“达里湖”本意即蒙语“海”（dali=dalai）。清初康熙命徐日升等北上签尼布楚条约，从北京走了14天后经行此地，当时湖中之鱼多如“蚂蚁堆”。但如今，这一带如今已很少能看到游牧文化的痕迹，连湖边的木头亭子也是汉式建筑。中原力量之向北渗透，从未如今日之剧。
现在的克旗，在清末曾分为克什克腾旗（驻现乌兰布通草原附近）及经棚县，现在则合二为一，虽名仍为“旗”，但蒙古牧民看来只生活于社会边缘。克旗号称是“内蒙古的缩影”，原因是在这块20,673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上海的三倍多）的土地上，地形地貌极为多样，乡村、牧场、湖泊、森林、石林、沙地一应俱全，这一历来农牧混合的地带，现在牧区已大为萎缩，全旗只剩下两个苏木及下属嘎查，其余都是乡镇村建制。在克旗的两三天里，沿途所见的地景（landscape）大多都是农村景象，多见驴骡，却较少见到牛羊马（青山等地也有农民而兼营畜牧业，饲养牛羊马的），达里湖附近的达里诺日镇（只是十余间店铺）和五星台牧场附近较多牛马，蒙族较多，但他们看来是生活在这里主流社会之外。从达里湖回经棚的路上，有五处牧场路口有人等车，但他们都是骑摩托车来的（因为嘎查深在草原腹地），而不是骑马来的（从草原上纵横的车辙印也可看出）；上车后好几个人也汉蒙语夹杂，一个两岁孩子（想来刚回说话不久）下车前也会说“爸爸，下”，他说的显然是汉语，但他父母都会用蒙语和人交谈。在这里见到蒙族穿传统服装的概率，犹如在上海看到有人穿汉服唐装。
那种浪漫想像中的游牧文化，在这里已退化为旅游业的一个噱头。一路上可以看到不少水泥砌筑的蒙古包建筑，冠以一些大言不惭的名称，例如“亲军大营”（在白音敖包附近；按“克什克腾”Hexigten一词原意即“亲军”）、“蒙古汗国”（近达里湖，另一处“蒙古夏营”略谦逊些）；正如前些年在呼伦贝尔看到的“金帐汗国”、“巴尔虎部落”一样，在抽离了那些精神内涵之后，很难让人去设想这一小片草地上点缀的几个蒙古包（还是水泥砌筑的）就是传说中的那些名称。
虽然在经棚城里的招牌上几乎都会标上蒙文，但它们的字体一般都较小，我也很怀疑会有多少人会去认真看。毕竟，这个城市中的五万多人口，绝大部分都是汉族（整个赤峰的四百多万人中仅17%是蒙族）。在经棚的新华书店中，蒙文书籍只有最角落中的两架，约占5%左右，英汉词典比蒙汉词典更多；两家更大的私营书店里更无一本蒙文书，大多都是教辅类书。从达里湖回来时水壶忘在车上，去车站查询时因此碰巧看到了司机清单，200多位司机中仅有巴特尔、巴雅尔两人的名字看上去是蒙族。阿斯哈拉景区也相似：景点的值班人员清单上，只有乌云嘎、旭日干等寥寥数人是蒙族名字。在经棚的现实生活中，似乎唯一还能让人想到蒙族传统的，就只有餐馆的奶茶、蒙古果子（天津亦称油条为果子）、饸饹，汉人餐馆中也普遍都有（经棚我只看到三家蒙餐馆子）；另外当地应当还产青稞，因为在饭店里我至少看到三种青稞酿制的蒸馏酒：金青稞、克旗青稞、青稞王。
在克旗的三天里，天气一直不好，第二天竟然还下起雨来，且是那种当地人所说的“没完没了的秋梢子雨”。所幸午后稍霁，雇车去不远处的青山景区。司机十分熟知本地情况，对家乡近年来的变化也毫不掩饰自豪感。经棚的旧城在河东，“十五年前河西这一大片没有一栋楼是三层以上的，基本全是新盖的”，现在新城（确实够新）已让旧城黯然失色。黄昏我们去了一次旧城，街道狭小泥泞，绕了几个弯才看到巷子深处的庆宁寺——一所藏式风格的喇嘛寺，匾额上还有满汉藏蒙四种文字，据说里面还有喇嘛，节日时人很多，但多是蒙族。这原本应是经棚的中心，清初就是因为庙会佛事时商贾云集，因搭建棚子诵经，才得名“经棚”的；但如今它显然更像一个新兴的内地汉人城镇。城内网吧密布，其娱乐生活似乎颇受东北文化影响（长途车上总是放二人转，一些在南方从未听说的二人转演员，诸如孙小宝、魏三之类）；每个酒店的架子上都堆满了白酒，即便清真馆子也不例外。
去阿斯哈拉石林的那天也是彤云密布，过黄岗梁林区时还只是淡淡的乌云，穿过牧区、高山草甸后，路边渐渐出现雪迹，到阿斯哈拉时只见到一片浓雾，飘着细雪。车外很冷，景区也已关闭。我们固然有些沮丧，但司机倒似乎很高兴，一路上谈性很高。他祖上是山东人，到此已七八代了，总是不失时机地表露出他对这里的了解。他随口告诉我们路边各种树木和野果的名字，回忆说小时候采山丁子等果子，那会没榨汁机，用纱布绞出汁水，加上白糖，“可好吃呢”。现在山里农民过得也不错，采点蘑菇蕨菜什么的，今年蕨菜一斤10元钱，一天能采六七十斤。冬天进山转悠，找鹿角，一个一两千块钱，“这玩意我们找不到”。
我问他会不会蒙语，他毫不犹豫地摇摇头：“半点也听不懂。”他看来也没什么蒙族的朋友，虽然这里蒙汉通婚的情况并不少见——不过他强调，大多是蒙嫁汉、少有汉嫁蒙，“蒙族男的整天喝酒唱歌，能喝一整天，汉族姑娘那哪受得了？”他也无意掩饰自己的偏见：“我告诉你，蒙族没有长得好看的；你看蒙族男的看着憨憨的，女的呢颧骨高，老了后叼个大烟袋背着手走。跟你说好看的都混血。”Suda说：“那腾格尔是蒙族吧？我觉着他挺帅啊。”他一时语塞，说：“那你说的这是……民族风情。”
他承认蒙族“有优势”，因为“会三门语言”，但他随即又强调“汉语真好的也少，除非完全汉化的或二串子”（我问“二串子是什么意思？”他答：“就是父母有一方是汉族。”这个词显然有贬义），现在很多蒙族父母也把孩子送汉族学校，因为“蒙族的学校教学质量不好，文化落后，人又少……跟你说完蛋了”。头次听到如此直白的断言，我心里一惊，他又来了一句更猛的：“蒙族不管多汉化，骨子里都有股牲口味儿，腥膻逼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司机无疑是殖民者（至少是殖民者的后代），他对自己的优越感和偏见从不掩饰。虽然他和蒙族的深入接触可能并不多，但他对他们的断言总是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口吻（他对其他事物也是如此：看到风车时他断然说：“那玩意改变气候，那块不下雨，多少范围内寸草不生”）。他并不是无知者，他知道没有铁丝围栏的那些是公共牧场，知道牧民冬夏转场的习惯，看到山坡上的马群也跟我们说：“这些都是有主的，只不过牧民冬季转场走了，放马任由它去。这儿丢不了东西。”他甚至知道现在牧民贫富分化也很严重，“有钱的都不用自己干活，一年宰七八头羊，没钱的一头也舍不得宰”，不过他随后又有些前后矛盾地说“他们只能吃肉，没菜”，其实牧民主要吃的应是奶食。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他那种“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确定的偏见，甚至当着面他也是如此：在罕达罕嘎查附近有个蒙族牧民招手时，他一边开车窗一边说：“这些老牧民可遭罪了，这儿坐车太不方便了……还是太落后。”过会那位牧民上车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时，他回头跟我说：“怎么样？一句也听不懂吧？”——确实，我也只听懂了最开头的“额吉”一词，但他当时的语气，如果我是那位牧民，心底里是会十分不舒服的。
克什克腾自2005年晋升为世界地质公园以来，这些年游客大增（遇到的每个出租车司机都确认了这一点，常常加一句“尤其是今年”），虽然常常只集中于6-9月。“世界地质公园”现在似乎已经渐渐地改变了当地人的一些自我认知，更不必说其对外的地方形象了，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原有的许多事物被重新打量了：达里湖原本是渔场（现在的车票上仍写明是“渔场”），青山、黄岗梁、白音敖包、桦木沟等地本是林场（现在也还是），而乌兰布通、红山军马场等地则是牧场，现在却被看作是风景和“地质公园”。这就出现了一种相互叠加的形象：在当地人看来的渔场、林场、牧场，在外地人看来都变成了风景（想想看，九寨沟也曾是林场）。
确实，这也改变了一些当地人的认知，或许他们逐渐也会开始把自己故乡看作是一个“地质公园”，但这显然有一个调适过程。那位司机就常常直白地诉说那些地方的“老根”：在他看来那些地方原本都是穷乡僻壤（青山那儿“以前都是土房子、泥路，车都进不来”；热水塘现在是个温泉产业的繁荣小镇，但以前“就是个穷山沟”）。现在，当地的一些特产外包装上甚至都标着“国家地质公园出产”，当然这也可以谅解，生产商显然把这个荣誉称号当作绿色环保认证标志来使用了。经棚的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布置得很不错，但几乎没人参观，确认我们俩要参观后才特意开了灯，但想买相关书籍时却被告知“负责人今天没来”。人们显然还并不习惯把自己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看作是一个“地质公园”或自然保护区，在达里诺尔宾馆，门厅的墙上挂着几幅鸟类照片，印刷精美注解翔实，但是……六张照片没有一张是在达里湖拍的（有一张竟然是在北京植物园，另一张彩鹬在杭州），照片上的鸟类也并非达里湖的鸟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