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
关于“泥马渡康王
邓小南 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06，101-108页
内容提要
“泥马渡康王”传说中的救助过宋高宗赵构的神人崔府君，受到了南宋的尊崇与封赐。这一故事的传布，与宋高宗“神道设教”、稳定政权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对于故事内容及其流传背景的考释，有助于我们分析理解南宋前期的政治形势。
南宋一朝，“泥马渡康王”的传说流行甚广，在涉及靖康、建炎之际的著述中多所记载，而其中情节却歧异纷纭，为说不一。下迨明清，仍有以“泥马”作为宋高宗代称者，冯梦龙《古今小说》叙文中说到“泥马倦勤，以太上奉天下之养”，钱采《说岳全传》第二十回亦曾讲述这一故事，可见其影响之久远。
在南宋，“泥马渡康王”故事中的神人崔府君，被封赐为“护国显应兴圣普佑真君”，而且，与民间信仰中常见的情形不同，在临安供奉崔府君的显应观，不是首先由民庶自发建立，而是由皇帝直接授意建成的。对于这一故事的内容及其流传背景略加考释，或许能有助于我们对于南宋“中兴”前期政治形势的理解。
一、“泥马渡康王”的传说
（一）故事发生的背景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中，在南下金军分道渡过黄河、逼近汴京的危急情势下，宋钦宗遣其弟康王赵构至河北出使金斡离不军，派刑部尚书王云为副使，以割三镇、尊金主为皇叔等条件，请求金人缓师。
赵构一行离京北上，十一月二十日，由滑、浚至磁州，守臣宗泽请曰：“肃王去不返，金军已迫，复去何益？请留磁。”磁人以云将偕帝入金，遂杀云。（《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一》）
王见事势汹汹，乃南还相州。（上书卷三五七《王云传》）
闰十一月二十七日，赵构接到钦宗手诏，受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次年三、四月间，徽、钦二帝被金军虏掠北去，北宋灭亡。五月初一日，赵构在应天府即帝位，改元建炎，是为南宋。
此间有过一段插曲：赵构在磁州时，曾由宗泽陪同拜谒了城北崔府君庙（当地称之为“应王祠”）。该庙位于通往邢、洺州的驿道侧旁，当时此处“民如山拥”，众多百姓因为担心康王取道于此继续北行而聚集在庙宇周围，号呼劝谏。进入祠庙后，康王卜得“吉”签，庙吏抬应王轿舆、拥庙中神马，请康王乘归馆舍。纷乱中，力主使金的王云被杀，赵构则留了下来，并于次日返回相州。也许，如若没有使金途中的这一转折，也就不会有赵构此后的应天即位。正是这一突发事端，尽管当时使赵构惊惶不安，其后却成为南宋官私记载中极力渲染的“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故事的缘起；传说的内容不断丰富，也有了不同的宣扬侧重点。
（二）“泥马渡康王”传说的大致内容
南宋时，对于“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故事，相互抵牾的记载很多。兹略自变量条如下：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四，徐梦莘根据耿延禧《建炎中兴记》写道：
康王徇宗泽之请，乃谒应王庙。……泽奉珓于王，王勉为一掷而得“吉”……王欲乘马归，有紫衣吏二十人舁应王所乘轿，神马在后，拥而前，曰：“应王乞大王乘此以就馆舍。”王顾视其轿，则朱间金装座椅及竿螭首施红褥……王登轿还。熊克于孝宗时所撰《中兴小历》卷一载：
磁有崔府君祠，上至，州人拥神马，谓应王出迎。
在这些叙述中，或隐或显地露出了在神人、神马背后起作用的“州人”，使读者感到，这些神人、神马的信奉者，也就是神人、神马的操纵者，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赋予神人、神马以特殊的灵异意义。
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楼钥撰《中兴显应观记》，文中说：
真君（按：即崔府君）崔姓，庙在磁州……靖康中，高宗由康邸再使金，磁去金营不百里，既出，谒祠下，神马拥舆，佑肸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劝帝还辕。（《攻媿集》卷五四）
这一碑文是楼钥奉诏撰写的，在这里，神人、神马已经成为事件的主动者。文章突出了“神马拥舆”的即位之兆，并将这说成“神之意”，代表了当时官方承认的说法。
嘉定四年程卓使金，撰《使金录》记载道里行程，在十二月十四日“至磁州”条中写道：
高宗为王尚书云迫以使虏，磁人击毙王云。高宗欲退，无马可乘，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
根据目前所见资料，对于“泥马渡康王”之“渡”，明确的记载最早见于此条。条中反映出程卓试图将传说附会与历史事实、地理方位对接的努力。但是，身历其处的程卓恐怕很难确指，赵构自磁州南返相州时，神马助其“南渡”之“河”究系哪条。
南宋人假托太学生陈东之名所作《靖炎两朝见闻录》下卷（成书于宋元之际的《大宋宣和遗事》贞集叙此事文字，几乎与下引一节完全相同）中说：
……康王遂从宗泽之请，不果使北，将为潜归之计。且闻去年斡离不自遣康王归国后，心甚悔之，既闻康王再使，遣数骑倍道催行。康王单骑躲避，行路困乏，因憩于崔府君庙，不觉困倦，依阶砌假寐。少时，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马，追兵将至矣！”康王曰：“无马，奈何？”其人曰：“已备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环顾，果有匹马立于旁。将身一跳上马，一昼夜行七百里。但见马僵立不进，下视之，则崔府君泥马也。
上引段落，对于崔府君以泥马助佑康王之事记述最详，但只字未及“南渡”。究其内容，在时间和地理位置上，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今但举其最为突出的一事：赵构告别宗泽，自磁州出发，途中又憩于（磁州）崔府君庙；乘泥马奔驰七百里后，再步行一日，又回到磁州。全部行程竟只是在原地兜圈子。
明清人追记的“泥马渡康王”故事则更为离奇。《清白士集》卷二八《蜕稿》四有乾隆末年梁玉绳代撰的《崔府君庙记》。文中录有自磁州府君庙所存《神异录》中摘抄的“历代封典”，其中说：
高宗为康王时，金遣副使王云请王入质。王至磁，谒府君祠，府君默令磁民杀王云。及二帝北狩，康王南渡，临大江无舟渡，忽一神控白马载渡，曰：“臣磁州崔府君也。”忽不见。
这里，已经把“渡”附会为南渡长江了。
（三）崔府君其人
“泥马渡康王”完全是个虚构的故事，对其内容显然无法一一确考。有关崔府君的所谓“历史记载”，多由民间传说敷衍成就，经过历代（特别是南宋以后的）封建文人编排润饰，使其演化为无所不能的神人。
崔府君究竟是何许人？共同的记载是，府君姓崔名子玉。南宋时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他是东汉的崔瑗（如《中兴小历》、《使金录》、《咸淳临安志》等），也有人传为北魏的崔浩。（例如楼钥《显应观记》说：“神之所自，不知者以为北魏之伯渊。”）
《宋会要辑稿‧礼部》有两处提及磁州崔府君庙，一作“崔瑗祠”，一作“唐滏阳令〔祠〕”。《文献通考》卷九十《郊社》“杂祠淫祠”条取后说。
据《后汉书》卷五二《崔瑗传》及《太平御览》卷二六八《职官‧良令长（下）》所引《崔氏家传》，崔瑗曾任河内郡汲县令，有善政；但并未在魏郡（宋磁州地，东汉时属魏郡）任职。而且，有关“崔府君”的神异故事，无一发生在隋唐以前；对于为他立祠、祭祀的记载，也都在唐宋之后。
《宋大诏令集》卷一三七存“崔府君封护国显应公诏”（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七，此诏颁布于宋仁宗景蠁二年七月），其中说，崔府君“惠存滏邑，恩结蒲人；生着令猷，殁司幽府。按求世系，史逸其传。”《长编》根据《仁宗实录》记载说：
府君唐贞观中为滏阳令，再迁蒲州剌史，失其名。在滏阳有爱惠名，立祠后，因葬其地。咸平三年，尝命磁州葺其庙，而京师北郊及郡县建庙宇，奉之如岳祠，于是因民所向而封崇之。淦阳县唐属相州，宋属磁州。当地崔府君庙中所供奉的，应是唐代滏阳县令崔某。东汉崔瑗，大概是因为字“子玉”而被勉强拉来的。
以“崔子玉”知名的这位崔府君，唐宋时期在中国北方影响相当之大。今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为S2630的敦煌写卷《唐太宗入冥记》， 讲述的是唐太宗因“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生魂被摄入冥界、接受审判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便是名为崔子玉的冥府判官。这位崔子玉，自称在阳间为“辅阳县尉”，以生人而判冥司。故事中，他因解脱了唐太宗，而被封为蒲州刺史兼河北廿四州采访使。辅、滏字异音同，辅阳应该就是滏阳。
唐太宗入冥故事，不仅见于敦煌变文，而且见于《朝野佥载》等笔记小说。在公元八世纪前后，其流传甚广，并且深入民间。（参见萧登福“敦煌写卷《唐太宗入冥记》之撰写年代及其影响”）直到十一世纪，北宋封赐崔府君的诏书中所说“惠存滏邑，恩结蒲人；生着令猷，殁司幽府”云云，显然与唐太宗入冥故事中的情节有关。在元人郑廷玉所作杂剧《崔府君断冤家债主》中，崔子玉仍然是阴曹判官的角色。
就“崔府君”而言，有两种可能：一是唐代前期滏阳地方实曾有过崔姓县官原型，因行德政有异绩而被民众崇信，其后无数灵异事迹被附着于一身，从而成为河朔地区供奉的一尊神灵。二是崔子玉完全是一虚构人物，随唐太宗入冥故事的传播而被误认为实有其人，进而被安置于滏阳（“辅阳”）。现在看来，似乎后种可能性较大。
磁州地区对于崔府君的供奉，相传始于公元八世纪。朝廷对于崔府君的封赐，有据可查，始自北宋前期。宋太宗淳化初年，汴京城北建起崔府君庙，至道二年晋国公主祈祷有应，太宗遣内侍修缮、并赐庙名。此后，真宗、仁宗、神宗、哲宗或赐庙额，或遣官祭告。徽宗政和七年加封府君为“护国显应昭惠王”，民间称之“应王”。（《宋会要‧礼部》二十、二一）
有关崔府君的记载、碑铭，在今华北地区的地方志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在众多记载中，元代大德年间学士王德渊所撰《崔府君庙碑记》提到，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磁郡幕官窦衍掘得府君墓志，“得王之世系、灵异事为最详”。据说“王姓崔，讳珏，显名于隋唐之间，为滏阳令，有神政。”（《康熙磁州志‧艺文部》）
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二《崔府君庙记》云：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府君定平〔人〕，太宗时为长子令，有惠爱之风。《光绪长子县志》有关长子崔府君的记载中，管蒙写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的一篇为时最早，文中说这位府君“讳元靖”，故老相传，谓有异政。元代至正十五年（1355年）王士纲所作《崔府君庙碑》则把不同的记载揉在一起，说“王讳珏，姓崔氏，一名元靖，子玉或其字也。”
金元之间，滏阳崔县令、长子崔县令被合二而一了。无独有偶，元代中期，河南汲县、新乡、辉县、淇县一带，相继修建了供奉“唐卫县令崔珏”的崔府君庙。唐宋时期在河朔已有相当影响的崔府君，经过金元统治者崇褒加封，甚至“与五岳岁时同致祭”，祠祀扩展至中原更广大地区。定平、乐平、鼓城等数处郡县争相称说是府君籍贯；连其茔墓所在，都成为各地炫耀的内容：磁州武安县、祁州鼓城县，明代先后发现了崔府君墓的碑碣。与此同时，崔府君的仕履、事迹也都被大大丰富了。明清人所作的《崔府君墓碑文》所辑的《崔府君祠录》、《事录》，都尽其所能地综合了不同地方的种种传说。（《武安县志‧艺文部》、《同治磁州续志》）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中的阴司判官“姓崔名珏”，生为“兹州令”，正是将长期流传的唐太宗入冥故事与元明地方上的传说融汇为一体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崔府君是唐宋以来中国北方地区民间诸神之一，北宋乃至金元对他的封赐，基本上是“因民所信向而封崇之”。在南宋，情况却有明显的不同。
二、“泥马渡康王”故事与宋高宗稳定政权的努力
“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故事在南宋广泛传布且得到官方积极肯定，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这正如清四库馆臣所说：
盖建炎之初，流离溃散，姑为此神道设教，以耸动人心。实出权谋，初非实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存目《使金录》条）
（一）赵构登极与“受命之符”
赵构的登极，是在十分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实现的。他行居第九，素无声望，其所以能够即位，只是由于北宋亡国，金人扶植的伪楚张邦昌政权得不到中原军民的承认；尖锐的民族矛盾使人们强烈要求恢复赵宋统治，抵御女真贵族的侵略。当时在汴京的宗室诸王都被金军俘虏北迁，赵构却由于偶然的机会滞留在河北、山东一带。正像宗泽劝进时所说：
二圣二后、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唯大王在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乙丑条）结果成为不期然而然的帝位继承人。
靖康二年四月初，知淮宁府、宗室赵子崧曾致书赵构，说道：
国家之制，素无亲王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元帅之权，此殆天意。（《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癸亥条）对于“特付”之事的重要性，钦宗、赵构以及周围的文臣武将们都十分清楚。这一任命，对于“以礼言则君臣，以义言则兄弟”的赵桓、赵构，具有非常不同的实际意义。任命下达于汴京城门将破之际，它是钦宗朝廷已经失去自救希望的表现，是在万不得已情况下为保住赵姓统治权而做出的最后努力；对于赵构，则既是严峻形势下的重托，又提供了扩充政治、军事实力的机遇。
宋廷危在旦夕，赵构及他所亲信的汪伯彦等人认为，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先安泊得大王去处稳当”，至于解京师之围，则“事须量力”。他们一方面开大元帅府以号召四方，集中宣总司、陕西、江淮勤王之师等诸路兵力，且利用“京城围久”的局势，使“四方事皆取决于帅府”；另一方面排斥力主全力解救京师的宗泽等人，同时对朝廷“催督入援”的急令置之不理，迁延不进，坐观时局变化。（《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
在做出以上行动部署的同时，大元帅赵构亦开始了舆论方面的准备。《中兴小历》卷一：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己酉，上与幕府从容语曰：“夜来梦皇帝脱所御袍赐吾，吾解旧衣而服所赐，此何祥也？”
十二月壬戌朔，大元帅开府……上初开府，服排方玉带，语伯彦等曰：“吾陛辞日，皇帝赐以宠行，吾逊辞久之，皇帝曰：‘朕昔在东宫，太上解此带赐朕。卿宜收取。’不得已拜赐。”这些温情脉脉的回忆和出自赵构之口的梦境，都不过是他对于日后登极前景所作的铺垫，是他梦寐以求帝位心情的不自觉流露。后来，这些伏笔都得到了恰当的用场，被耿南仲等人引为“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的左证。
靖康二年三月底四月初，徽、钦二帝被迫随金军北去。消息传到元帅府所在地济州，门下侍郎耿南仲率文武官吏上表劝进。其中说道：“天命已兆，人心实归；应天顺人，宜适机会。”接着便一一列举出“天人相与”的征兆：
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大王奉使陛辞之日，皇帝赐排方玉带……被受大元帅建府之命，有赐袍异梦。皇帝即位，纪元曰“靖康”，……迨皇帝之北迁，人始悟曰：“靖”字从立从十二月，乃皇帝立十有二月而康王建帅。纪年二字，实兆今日。飞出亭一牌有连三箭之祥，太上万里有“即真”二字之兆。黄河之渡，则阴未凝而冻忽合；济州之瑞，则红光见而火德符。天命彰彰着闻……大王其可久稽天命乎？（《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在众多符瑞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太上万里有‘即真’之兆。”据耿延禧解释，当时有窜逸自虏寨归者，传太上皇帝圣语：“康王可便即皇帝位。
”又衣裹蜡封方二寸许，亲笔二字曰“即真”。益昭天命之符，二圣相授之至意。（同上书，卷九十二）所谓“圣语”似难以为凭；若果有徽宗亲笔“即真”二字，应是一言九鼎，毋需再引证其它符瑞作为赵构即位之依据。但从种种迹象来看，当时对此并未大事宣扬。直到是年七月，赵构已经即位之后，曹勋自金营脱归，才又带来“太上皇帝亲书绢背心八字”，即“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北狩见闻录》）。高宗曾将此诏向辅臣们宣示。尽管如此，在建炎三年苗刘之乱突发之际，苗傅等人仍然公开反对赵构即位。在此关键时刻，出面劝谕的隆佑太后和宰相朱胜非等人，似乎也并未及时引述太上皇帝的“衬领诏”，作为高宗继统合法性最直接有力的证明。
在靖康末论证康王“即位之兆”时，并未提及崔府君及其神马。自赵构出使时即紧随其左右，“昼预兵戈之谋，夜陪樽俎之末”的耿延禧，在赵构即位后，呈所作《建炎中兴记》，进书表中，述及种种“传国之祥”、“符瑞之应”，仍然只字未及磁州崔府君的助佑。相反，在其《中兴记》中，对于宗泽与磁州百姓搬出“应王”强阻赵构北行，完全是持批评态度的。（《三朝北盟会编》卷一零八》而且，是年六月十日，当李纲推荐宗泽任开封尹时，赵构还曾不以为然地说：
泽在磁，每下令，一听于崔府君。（《系年要录》卷六）只是在李纲解释说“古人亦有用权术假于神而行其令者”，并强调了京师的特殊地位之后，赵构才勉强同意了这一任命。显然，在当时，崔府君尚未被赵构视为自己的保护神。
据说预示了赵构即位的“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吉兆，其传播开来，却大大晚于赵构即位。就赵构本人来说，对于崔府君之所谓灵异的态度，从靖炎之际的批评、否定，到绍兴年间亲自下令建庙奉祀、禅位以后亲临拜谒，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折过程。其幕后之原因，须到建炎年间至绍兴前期的政治情势中去探寻。
（二）赵构集权的努力与“神道设教”
赵构登极之后，面对动荡纷攘的中原，深感内忧外患相逼。他继承了帝位，却同时感受到“做天子亦大艰难”，终夕不敢安枕而卧。困扰他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于如何向金人以及赵宋臣民证明自己登极之名正言顺。
当时，金军虽已北返，其威胁仍使新皇帝战栗不安。赵构和汪伯彦、黄潜善等人小心窥伺金人动向，非但不敢以僭逆之罪处置张邦昌，甚至授以太保、封为郡王，以期在金人诘责时，“令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归宝避位之意告之”，“使金人知天下之归，出于自然”。（《系年要录》卷四，《中兴小历》卷一）
赵构清楚地知道，当时国步艰危、人心涣散，对其帝位的威胁，绝不仅仅来自消灭了北宋、扶植了伪楚的金人。他自己“由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最直接的依据在于孟太后迎立诏书中所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系年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戊辰条）他之所以急于登极，主要原因正如劝进臣僚所指出的，是“恐有不当立而立者”。
臣僚劝进、赵构事实上决定即位，是在靖康二年四月四日；四月九日，元帅府定即位于南京之议。此时，方值徽、钦二帝“北狩”不久，帅府僚属集议时，宗室仲琮等曾引晋安帝“蒙尘”时武陵王遵承制行事的故事，认为今二帝北狩，王不当即位，宜衣淡黄衣称制，不改元，下书诰四方。（同上书卷四，建炎元年四月戊辰条）这种主张，在当时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它事实上否认赵构建元即位的合法性。这不能不使表面上“逊辞再三”的赵构耿耿于怀。
当时，流散在各地的宗室，特别是那些曾经参与甚至组织了各地抗金斗争的宗室成员，都成为赵构戒惕的对象。他深知，以恢复赵宋为旗帜聚兵起事者，往往推举宗室作为号召，因而唯恐有人会羽翼丰实，取而代之。
徽宗第十八子信王赵榛，随金军北去。后来有消息说他自金营逃出，而被马扩、赵邦杰部抗金义军奉为首领，以致“两河遗民闻风回应”。这使赵构与汪、黄十分紧张，几察节制、严密防范。（《宋史》卷二四六《宗室三》）
宗室叔向，在金军撤退后，曾进入京城叱令叛臣归政。建炎元年六月，因“擅置救驾义兵”，部将于涣上变。十七日，高宗令刘光世捕而诛之。（《三朝北盟会编》卷一零八）
宋太祖的六世孙赵子崧，据说在邸中习闻“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之说。他在靖康末年结盟勤王、奉表劝进，曾经十分活跃。建炎二年初，辛道宗揭发他在二帝北狩后，传檄不逊，有“艺祖造邦，千龄而符景运；皇天佑宋，六世而生渺躬”之语。高宗震怒，下诏置狱究治，窜于岭外，终致卒于贬所。（《挥尘后录‧余话》卷一）
建炎初年，中央号令不通，“士大夫避事求退者众”；地方势力、军事集团逗挠自营：有的借口“讨逆”，窃踞州县；有的拥立（甚至伪称）宗室，独占方面。南逃襄阳的郭京，率所部“六甲神兵”，“欲立宗室为帝”；韩世清挟太祖后裔赵令为晙变，“裂黄旗被其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系年要录》卷四、《宋史》卷二四七《宗室四》）
鉴于这类情况，宋高宗于建炎三年六月下诏，命令凡“从事军旅”的宗室，一律“赵都堂审量”，违者“重行黜责”，以防止宗室与地方势力、军事集团的纠结。（《宋会要‧帝系五》）
赵构即位前后，始终着意控制各地勤王义军，担心他们为异己势力所用，形成“中原争立”局面。登极伊始，他便采纳汪、黄建议，着手收编、遣散勤王军。
当时赵构掌握的实力远不足以有效地抵御金军、控制四方，为维持生存，只得采取笼络诸将、羁縻地方的政策。（参见黄宽重《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郦琼兵变与南宋初期的政局”）即便是其扈从军队内部，由于朝廷用人不当、赏罚不公等原因，军心溃散，不稳定因素亦十分突出。
在一系列意外事件中最为突出的，是发生于建炎三年三月间的苗刘之乱。这次变乱给予登极不久的赵构之震惊、之打击，使其终生难忘。当时赵构被迫禅位，退居显忠寺（睿圣宫）。这种唐末五代常见的武夫“逼宫”事件，已经绝迹于北宋一百六十年间，居然复现于今日，使得赵构极端骇愕。据苗刘之变的目击者、时任监察御史的王庭秀在《阅世录》中记载，事件突起之时，楼下兵几千数，苗刘与数人甲胄居前，出不逊语，谓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归来，不知何以处。（《挥尘后录》卷九）据王庭秀说，“此语乃陈东应天上书中有之”。可见这种看法到此时仍大有影响。
对于苗刘之变的威胁程度，高宗本人的体会与当时参加平乱的将领们大不相同。韩世忠在奉命追击苗刘时曾经说过，“金人固难敌，若苗傅，但有少许汉儿，何足畏者！”（《系年要录》卷二二，建炎三年四月壬子条）而在赵构感受之中，最难忍受的，不是向作为敌国的金人乞怜，而是受逼迫于这些“汉儿”，即叛逆自己的臣民。这一事件对于赵构的刺激与威胁，远较八年后的淮西兵变更为严重与直接。苗刘之乱后，赵构的心态有了深刻的变化。他难以忘怀当时所受威胁与羞辱，更不能容忍武将专兵干政的状况长久继续下去；一旦情况许可，即须着手限制乃至褫夺武将权势。绍兴年间，高宗先任用张浚部署变革军政，既而又与秦桧一拍即合，急于剥夺三大将军权，不能说与此事无关。
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叶水心在批评南宋法度时说：
靖康以后，本朝大变，乃与唐末、五季同为祸难之余，绍兴更新以至于今日；然观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议论，提防扁钥，孰曰非矫唐末而惩创五季者哉？（《水心别集》卷一二《法度总论二》）联系到南宋初期的诸多内部变乱，自然不难理解其中原因。
即使在赵构复辟之后，苗刘当初强逼他退位的一番胁迫语言，仍必然时时浮现于他的脑际。而每当此时，孟太后迎立诏书中“兹唯天意，夫岂人谋”八个字，即为他提供了可以寻求的精神支持。在当时条件下，赵构所可能做到的，一是设法逐步集中军政大权；二即设法向赵宋的臣民们证明，自己的登极，确系“天意”。赵构之所以后来默认了靖康末年使金途中“崔府君显圣”，或许正与这一思路有关。
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高宗泥马渡江之讹”条中说：
余尝见曹勋画高宗《瑞应图》九幅，内一幅系崔府君庙。庙中一马独立，而车毂之类纵横满地。勋有跋云：“厅子马不肯行。”盖即（马衔车辇）塞路之事也。
“泥马渡康王”说应较“崔府君显圣”说出现更晚。“显圣”故事流传开来、且得到高宗默认，应该是在建炎末年至绍兴前期。此时高宗本人可能也倾向于相信，当年磁州崔府君庙中演出的一幕，确与府君“灵异”有关。而这种解释，也是为当时的一般臣民所能接受的。它被用来作为对“赐袍”、“赐带”诸说的补充，成为赵构“受命中兴”的符瑞之一。传说突出了赵构与金人的对立，呼应了民众渴盼胜利的情绪；同时，它并非直接出自赵构之口，因而“客观”地证明他的活动得到了神灵的助佑。
自此上溯一百二十年，正是宋真宗忙于迎降天书、东封西祀的年代。王钦若鼓动真宗“为大功业，庶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的一番话，很值得琢磨：
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以《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正是南宋统治者“神道设教”的组成部分，其广泛传播，是与宋高宗稳定政权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
（三）临安显应观的兴建与迁徙
楼钥《中兴显应观记》说，为祭祀崔府君，中兴驻跸钱塘，初置观于城南，寻徒于西湖之滨。一个“徒”字，陷匿了一段曲折的经历。绍兴十九年（1149年），宋高宗亲自下令于临安包家山建观供奉磁州崔府君。（《干道临安志》卷一）这一寺观，很快被秦桧派人拆除。朱熹曾经原原本本地讲过此事：太上出使时，至磁州，磁人不欲其往，谏不从。宗忠简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庙甚灵，可以卜珓”，仍其庙有马能如何。遂入烧香。其马衔车辇等物塞了去路。宗曰：“此可以见神之意矣。”遂止不往。后太上感其事，以为车辇是即位之兆，不曾关白中书，只令内官就玉津园路口造崔府君庙……一日北使来，秦出接，过玉津园见之，归奏：“所见大庙，不知是何神？”太上因语之。秦曰：“虏以为功，今却归功于神，恐虏使见之不便。”即日拆之。秦全是倚虏势胁太上。（《朱子语类》卷一二七《本朝一‧高宗朝》）
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所谓解救过康王、预示了即位之兆，致使高宗感戴祭祀的崔府君，在权臣秦桧及其背后的女真势力面前，显得多么软弱无助；也体现出赵构本人在内外矛盾逼迫面前的复杂心理状态：他既以“君权神授”自诩，又唯恐得罪女真贵族。此时此刻，他不敢重弹“使金人知天下之归出于自然”的旧调，而不得不屈尊承认自己得居偏安天子之位，是出自金人的恩赐。
绍兴二十四年，“分灵芝佛刹之半”，重建显应观于西子湖畔。（《咸淳临安志》卷十三）崔府君再度以南宋王朝佑护者的身份被供奉起来，对其灵异亦传说日甚。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在讲到显应观时说：
昔高宗靖康北使，至磁州而还。建炎初，秀王夫人梦神人自称崔府君，拥一羊，谓之曰：“以此为识。”已而有娠，遂产孝宗，亦异矣。（原注：崔府君，东汉崔瑗也，封嘉应侯。）宋孝宗生于建炎元年丁未，生肖属羊。他于绍兴二年被选育禁中，次年赐名为“瑗”。当时，一般人普遍认为崔府君名叫崔瑗，因而有了府君拥羊的附会。此后，对于崔府君“累朝祠祀弥谨”。
显应观的殿匾，是高宗赵构亲笔所书。高宗禅位后，曾经亲临拜谒，并且赐金将观内藻饰一新。淳熙十三年（1186年），他又以太上皇身份，封府君为“护国显应兴圣普佑真君”。其后，孝宗、宁宗、理宗或赐御书、或题碑额。观中增道士、广田亩，并开启观门，允许士庶前往祈祷。
显应观香火甚盛，寓居杭州的中原民众，是供奉进香的主要群体。另外，南宋派往金国的使者，行前常向临安显应观祈祷行旅平安，归来则再备祭品向府君致谢；使金途中凡路经磁州者，亦必拜望崔府君祠。楼钥《中兴显应观记》：
干道六年，遣使贺金国正旦，臣以假吏从行。过磁，使介而下相率拜望于驿中。盖往来者必致敬。行则先祷于西湖之祠，归则洁羞以谢之。程卓《使金录》中也有类似记载。
不难看出，南宋虽然大小神祠封赐甚多，但对于崔府君的祭祀，显然超乎一般。北宋时“因民所信向而封崇之”，南宋却增添了帝王主动褒崇的意义。宋廷南渡之后，在“崔府君”身上，曾经寄寓着不同社会阶层、政治势力的不同心绪与期望：统治集团“神道设教”的企图，北方民众重返故里的期待……都在他身上有集中的体现。
作为除恶助善的神人，崔府君自北宋至南宋一直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尊戴与热爱。他的所谓“诞辰”也随之成为民间喜庆的节日。周密《武林旧事》卷三：
六月六日显应观崔府君诞辰，自东都时庙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骈集炷香，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盖入夏则游船不复入里湖，多占蒲深柳密宽凉之地，披襟钓水，月上始还。或好事者则敞大舫、设蕲簟，高枕取凉，栉发快浴，唯取适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归。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中也有类似记载：
此日内庭差天使降香设醮，贵戚士庶多有献香化纸。是日湖中画舫俱舣堤边纳凉避暑，恣眠柳影，饱挹荷香；散发披襟，浮瓜沉李。或酌酒以狂歌，或围棋而垂钓，游情寓意不一而足。盖此时烁石流金，无可为玩，姑借此以行乐耳。吴氏最后一句概括，说得上点睛之笔。据说助佑了南宋两代帝王的崔府君，并不能助成南宋的抗金大业。临安城内文恬武嬉，溺于安逸的社会风气弥漫朝野。最高统治者不思卧薪尝胆，不以恢复为念，西湖歌舞，日夕留连。当年的游人或觉畅快销魂，今日读来，却感心中隐隐作痛。段段记载，活画出“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现实场景。
邓小南 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06，101-108页
内容提要
“泥马渡康王”传说中的救助过宋高宗赵构的神人崔府君，受到了南宋的尊崇与封赐。这一故事的传布，与宋高宗“神道设教”、稳定政权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对于故事内容及其流传背景的考释，有助于我们分析理解南宋前期的政治形势。
南宋一朝，“泥马渡康王”的传说流行甚广，在涉及靖康、建炎之际的著述中多所记载，而其中情节却歧异纷纭，为说不一。下迨明清，仍有以“泥马”作为宋高宗代称者，冯梦龙《古今小说》叙文中说到“泥马倦勤，以太上奉天下之养”，钱采《说岳全传》第二十回亦曾讲述这一故事，可见其影响之久远。
在南宋，“泥马渡康王”故事中的神人崔府君，被封赐为“护国显应兴圣普佑真君”，而且，与民间信仰中常见的情形不同，在临安供奉崔府君的显应观，不是首先由民庶自发建立，而是由皇帝直接授意建成的。对于这一故事的内容及其流传背景略加考释，或许能有助于我们对于南宋“中兴”前期政治形势的理解。
一、“泥马渡康王”的传说
（一）故事发生的背景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中，在南下金军分道渡过黄河、逼近汴京的危急情势下，宋钦宗遣其弟康王赵构至河北出使金斡离不军，派刑部尚书王云为副使，以割三镇、尊金主为皇叔等条件，请求金人缓师。
赵构一行离京北上，十一月二十日，由滑、浚至磁州，守臣宗泽请曰：“肃王去不返，金军已迫，复去何益？请留磁。”磁人以云将偕帝入金，遂杀云。（《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一》）
王见事势汹汹，乃南还相州。（上书卷三五七《王云传》）
闰十一月二十七日，赵构接到钦宗手诏，受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次年三、四月间，徽、钦二帝被金军虏掠北去，北宋灭亡。五月初一日，赵构在应天府即帝位，改元建炎，是为南宋。
此间有过一段插曲：赵构在磁州时，曾由宗泽陪同拜谒了城北崔府君庙（当地称之为“应王祠”）。该庙位于通往邢、洺州的驿道侧旁，当时此处“民如山拥”，众多百姓因为担心康王取道于此继续北行而聚集在庙宇周围，号呼劝谏。进入祠庙后，康王卜得“吉”签，庙吏抬应王轿舆、拥庙中神马，请康王乘归馆舍。纷乱中，力主使金的王云被杀，赵构则留了下来，并于次日返回相州。也许，如若没有使金途中的这一转折，也就不会有赵构此后的应天即位。正是这一突发事端，尽管当时使赵构惊惶不安，其后却成为南宋官私记载中极力渲染的“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故事的缘起；传说的内容不断丰富，也有了不同的宣扬侧重点。
（二）“泥马渡康王”传说的大致内容
南宋时，对于“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故事，相互抵牾的记载很多。兹略自变量条如下：
《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四，徐梦莘根据耿延禧《建炎中兴记》写道：
康王徇宗泽之请，乃谒应王庙。……泽奉珓于王，王勉为一掷而得“吉”……王欲乘马归，有紫衣吏二十人舁应王所乘轿，神马在后，拥而前，曰：“应王乞大王乘此以就馆舍。”王顾视其轿，则朱间金装座椅及竿螭首施红褥……王登轿还。熊克于孝宗时所撰《中兴小历》卷一载：
磁有崔府君祠，上至，州人拥神马，谓应王出迎。
在这些叙述中，或隐或显地露出了在神人、神马背后起作用的“州人”，使读者感到，这些神人、神马的信奉者，也就是神人、神马的操纵者，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赋予神人、神马以特殊的灵异意义。
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楼钥撰《中兴显应观记》，文中说：
真君（按：即崔府君）崔姓，庙在磁州……靖康中，高宗由康邸再使金，磁去金营不百里，既出，谒祠下，神马拥舆，佑肸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劝帝还辕。（《攻媿集》卷五四）
这一碑文是楼钥奉诏撰写的，在这里，神人、神马已经成为事件的主动者。文章突出了“神马拥舆”的即位之兆，并将这说成“神之意”，代表了当时官方承认的说法。
嘉定四年程卓使金，撰《使金录》记载道里行程，在十二月十四日“至磁州”条中写道：
高宗为王尚书云迫以使虏，磁人击毙王云。高宗欲退，无马可乘，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
根据目前所见资料，对于“泥马渡康王”之“渡”，明确的记载最早见于此条。条中反映出程卓试图将传说附会与历史事实、地理方位对接的努力。但是，身历其处的程卓恐怕很难确指，赵构自磁州南返相州时，神马助其“南渡”之“河”究系哪条。
南宋人假托太学生陈东之名所作《靖炎两朝见闻录》下卷（成书于宋元之际的《大宋宣和遗事》贞集叙此事文字，几乎与下引一节完全相同）中说：
……康王遂从宗泽之请，不果使北，将为潜归之计。且闻去年斡离不自遣康王归国后，心甚悔之，既闻康王再使，遣数骑倍道催行。康王单骑躲避，行路困乏，因憩于崔府君庙，不觉困倦，依阶砌假寐。少时，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马，追兵将至矣！”康王曰：“无马，奈何？”其人曰：“已备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环顾，果有匹马立于旁。将身一跳上马，一昼夜行七百里。但见马僵立不进，下视之，则崔府君泥马也。
上引段落，对于崔府君以泥马助佑康王之事记述最详，但只字未及“南渡”。究其内容，在时间和地理位置上，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今但举其最为突出的一事：赵构告别宗泽，自磁州出发，途中又憩于（磁州）崔府君庙；乘泥马奔驰七百里后，再步行一日，又回到磁州。全部行程竟只是在原地兜圈子。
明清人追记的“泥马渡康王”故事则更为离奇。《清白士集》卷二八《蜕稿》四有乾隆末年梁玉绳代撰的《崔府君庙记》。文中录有自磁州府君庙所存《神异录》中摘抄的“历代封典”，其中说：
高宗为康王时，金遣副使王云请王入质。王至磁，谒府君祠，府君默令磁民杀王云。及二帝北狩，康王南渡，临大江无舟渡，忽一神控白马载渡，曰：“臣磁州崔府君也。”忽不见。
这里，已经把“渡”附会为南渡长江了。
（三）崔府君其人
“泥马渡康王”完全是个虚构的故事，对其内容显然无法一一确考。有关崔府君的所谓“历史记载”，多由民间传说敷衍成就，经过历代（特别是南宋以后的）封建文人编排润饰，使其演化为无所不能的神人。
崔府君究竟是何许人？共同的记载是，府君姓崔名子玉。南宋时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他是东汉的崔瑗（如《中兴小历》、《使金录》、《咸淳临安志》等），也有人传为北魏的崔浩。（例如楼钥《显应观记》说：“神之所自，不知者以为北魏之伯渊。”）
《宋会要辑稿‧礼部》有两处提及磁州崔府君庙，一作“崔瑗祠”，一作“唐滏阳令〔祠〕”。《文献通考》卷九十《郊社》“杂祠淫祠”条取后说。
据《后汉书》卷五二《崔瑗传》及《太平御览》卷二六八《职官‧良令长（下）》所引《崔氏家传》，崔瑗曾任河内郡汲县令，有善政；但并未在魏郡（宋磁州地，东汉时属魏郡）任职。而且，有关“崔府君”的神异故事，无一发生在隋唐以前；对于为他立祠、祭祀的记载，也都在唐宋之后。
《宋大诏令集》卷一三七存“崔府君封护国显应公诏”（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七，此诏颁布于宋仁宗景蠁二年七月），其中说，崔府君“惠存滏邑，恩结蒲人；生着令猷，殁司幽府。按求世系，史逸其传。”《长编》根据《仁宗实录》记载说：
府君唐贞观中为滏阳令，再迁蒲州剌史，失其名。在滏阳有爱惠名，立祠后，因葬其地。咸平三年，尝命磁州葺其庙，而京师北郊及郡县建庙宇，奉之如岳祠，于是因民所向而封崇之。淦阳县唐属相州，宋属磁州。当地崔府君庙中所供奉的，应是唐代滏阳县令崔某。东汉崔瑗，大概是因为字“子玉”而被勉强拉来的。
以“崔子玉”知名的这位崔府君，唐宋时期在中国北方影响相当之大。今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为S2630的敦煌写卷《唐太宗入冥记》， 讲述的是唐太宗因“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生魂被摄入冥界、接受审判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便是名为崔子玉的冥府判官。这位崔子玉，自称在阳间为“辅阳县尉”，以生人而判冥司。故事中，他因解脱了唐太宗，而被封为蒲州刺史兼河北廿四州采访使。辅、滏字异音同，辅阳应该就是滏阳。
唐太宗入冥故事，不仅见于敦煌变文，而且见于《朝野佥载》等笔记小说。在公元八世纪前后，其流传甚广，并且深入民间。（参见萧登福“敦煌写卷《唐太宗入冥记》之撰写年代及其影响”）直到十一世纪，北宋封赐崔府君的诏书中所说“惠存滏邑，恩结蒲人；生着令猷，殁司幽府”云云，显然与唐太宗入冥故事中的情节有关。在元人郑廷玉所作杂剧《崔府君断冤家债主》中，崔子玉仍然是阴曹判官的角色。
就“崔府君”而言，有两种可能：一是唐代前期滏阳地方实曾有过崔姓县官原型，因行德政有异绩而被民众崇信，其后无数灵异事迹被附着于一身，从而成为河朔地区供奉的一尊神灵。二是崔子玉完全是一虚构人物，随唐太宗入冥故事的传播而被误认为实有其人，进而被安置于滏阳（“辅阳”）。现在看来，似乎后种可能性较大。
磁州地区对于崔府君的供奉，相传始于公元八世纪。朝廷对于崔府君的封赐，有据可查，始自北宋前期。宋太宗淳化初年，汴京城北建起崔府君庙，至道二年晋国公主祈祷有应，太宗遣内侍修缮、并赐庙名。此后，真宗、仁宗、神宗、哲宗或赐庙额，或遣官祭告。徽宗政和七年加封府君为“护国显应昭惠王”，民间称之“应王”。（《宋会要‧礼部》二十、二一）
有关崔府君的记载、碑铭，在今华北地区的地方志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在众多记载中，元代大德年间学士王德渊所撰《崔府君庙碑记》提到，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磁郡幕官窦衍掘得府君墓志，“得王之世系、灵异事为最详”。据说“王姓崔，讳珏，显名于隋唐之间，为滏阳令，有神政。”（《康熙磁州志‧艺文部》）
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二《崔府君庙记》云：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府君定平〔人〕，太宗时为长子令，有惠爱之风。《光绪长子县志》有关长子崔府君的记载中，管蒙写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的一篇为时最早，文中说这位府君“讳元靖”，故老相传，谓有异政。元代至正十五年（1355年）王士纲所作《崔府君庙碑》则把不同的记载揉在一起，说“王讳珏，姓崔氏，一名元靖，子玉或其字也。”
金元之间，滏阳崔县令、长子崔县令被合二而一了。无独有偶，元代中期，河南汲县、新乡、辉县、淇县一带，相继修建了供奉“唐卫县令崔珏”的崔府君庙。唐宋时期在河朔已有相当影响的崔府君，经过金元统治者崇褒加封，甚至“与五岳岁时同致祭”，祠祀扩展至中原更广大地区。定平、乐平、鼓城等数处郡县争相称说是府君籍贯；连其茔墓所在，都成为各地炫耀的内容：磁州武安县、祁州鼓城县，明代先后发现了崔府君墓的碑碣。与此同时，崔府君的仕履、事迹也都被大大丰富了。明清人所作的《崔府君墓碑文》所辑的《崔府君祠录》、《事录》，都尽其所能地综合了不同地方的种种传说。（《武安县志‧艺文部》、《同治磁州续志》）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中的阴司判官“姓崔名珏”，生为“兹州令”，正是将长期流传的唐太宗入冥故事与元明地方上的传说融汇为一体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崔府君是唐宋以来中国北方地区民间诸神之一，北宋乃至金元对他的封赐，基本上是“因民所信向而封崇之”。在南宋，情况却有明显的不同。
二、“泥马渡康王”故事与宋高宗稳定政权的努力
“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故事在南宋广泛传布且得到官方积极肯定，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这正如清四库馆臣所说：
盖建炎之初，流离溃散，姑为此神道设教，以耸动人心。实出权谋，初非实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存目《使金录》条）
（一）赵构登极与“受命之符”
赵构的登极，是在十分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实现的。他行居第九，素无声望，其所以能够即位，只是由于北宋亡国，金人扶植的伪楚张邦昌政权得不到中原军民的承认；尖锐的民族矛盾使人们强烈要求恢复赵宋统治，抵御女真贵族的侵略。当时在汴京的宗室诸王都被金军俘虏北迁，赵构却由于偶然的机会滞留在河北、山东一带。正像宗泽劝进时所说：
二圣二后、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唯大王在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乙丑条）结果成为不期然而然的帝位继承人。
靖康二年四月初，知淮宁府、宗室赵子崧曾致书赵构，说道：
国家之制，素无亲王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元帅之权，此殆天意。（《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癸亥条）对于“特付”之事的重要性，钦宗、赵构以及周围的文臣武将们都十分清楚。这一任命，对于“以礼言则君臣，以义言则兄弟”的赵桓、赵构，具有非常不同的实际意义。任命下达于汴京城门将破之际，它是钦宗朝廷已经失去自救希望的表现，是在万不得已情况下为保住赵姓统治权而做出的最后努力；对于赵构，则既是严峻形势下的重托，又提供了扩充政治、军事实力的机遇。
宋廷危在旦夕，赵构及他所亲信的汪伯彦等人认为，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先安泊得大王去处稳当”，至于解京师之围，则“事须量力”。他们一方面开大元帅府以号召四方，集中宣总司、陕西、江淮勤王之师等诸路兵力，且利用“京城围久”的局势，使“四方事皆取决于帅府”；另一方面排斥力主全力解救京师的宗泽等人，同时对朝廷“催督入援”的急令置之不理，迁延不进，坐观时局变化。（《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
在做出以上行动部署的同时，大元帅赵构亦开始了舆论方面的准备。《中兴小历》卷一：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己酉，上与幕府从容语曰：“夜来梦皇帝脱所御袍赐吾，吾解旧衣而服所赐，此何祥也？”
十二月壬戌朔，大元帅开府……上初开府，服排方玉带，语伯彦等曰：“吾陛辞日，皇帝赐以宠行，吾逊辞久之，皇帝曰：‘朕昔在东宫，太上解此带赐朕。卿宜收取。’不得已拜赐。”这些温情脉脉的回忆和出自赵构之口的梦境，都不过是他对于日后登极前景所作的铺垫，是他梦寐以求帝位心情的不自觉流露。后来，这些伏笔都得到了恰当的用场，被耿南仲等人引为“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的左证。
靖康二年三月底四月初，徽、钦二帝被迫随金军北去。消息传到元帅府所在地济州，门下侍郎耿南仲率文武官吏上表劝进。其中说道：“天命已兆，人心实归；应天顺人，宜适机会。”接着便一一列举出“天人相与”的征兆：
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大王奉使陛辞之日，皇帝赐排方玉带……被受大元帅建府之命，有赐袍异梦。皇帝即位，纪元曰“靖康”，……迨皇帝之北迁，人始悟曰：“靖”字从立从十二月，乃皇帝立十有二月而康王建帅。纪年二字，实兆今日。飞出亭一牌有连三箭之祥，太上万里有“即真”二字之兆。黄河之渡，则阴未凝而冻忽合；济州之瑞，则红光见而火德符。天命彰彰着闻……大王其可久稽天命乎？（《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在众多符瑞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太上万里有‘即真’之兆。”据耿延禧解释，当时有窜逸自虏寨归者，传太上皇帝圣语：“康王可便即皇帝位。
”又衣裹蜡封方二寸许，亲笔二字曰“即真”。益昭天命之符，二圣相授之至意。（同上书，卷九十二）所谓“圣语”似难以为凭；若果有徽宗亲笔“即真”二字，应是一言九鼎，毋需再引证其它符瑞作为赵构即位之依据。但从种种迹象来看，当时对此并未大事宣扬。直到是年七月，赵构已经即位之后，曹勋自金营脱归，才又带来“太上皇帝亲书绢背心八字”，即“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北狩见闻录》）。高宗曾将此诏向辅臣们宣示。尽管如此，在建炎三年苗刘之乱突发之际，苗傅等人仍然公开反对赵构即位。在此关键时刻，出面劝谕的隆佑太后和宰相朱胜非等人，似乎也并未及时引述太上皇帝的“衬领诏”，作为高宗继统合法性最直接有力的证明。
在靖康末论证康王“即位之兆”时，并未提及崔府君及其神马。自赵构出使时即紧随其左右，“昼预兵戈之谋，夜陪樽俎之末”的耿延禧，在赵构即位后，呈所作《建炎中兴记》，进书表中，述及种种“传国之祥”、“符瑞之应”，仍然只字未及磁州崔府君的助佑。相反，在其《中兴记》中，对于宗泽与磁州百姓搬出“应王”强阻赵构北行，完全是持批评态度的。（《三朝北盟会编》卷一零八》而且，是年六月十日，当李纲推荐宗泽任开封尹时，赵构还曾不以为然地说：
泽在磁，每下令，一听于崔府君。（《系年要录》卷六）只是在李纲解释说“古人亦有用权术假于神而行其令者”，并强调了京师的特殊地位之后，赵构才勉强同意了这一任命。显然，在当时，崔府君尚未被赵构视为自己的保护神。
据说预示了赵构即位的“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吉兆，其传播开来，却大大晚于赵构即位。就赵构本人来说，对于崔府君之所谓灵异的态度，从靖炎之际的批评、否定，到绍兴年间亲自下令建庙奉祀、禅位以后亲临拜谒，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折过程。其幕后之原因，须到建炎年间至绍兴前期的政治情势中去探寻。
（二）赵构集权的努力与“神道设教”
赵构登极之后，面对动荡纷攘的中原，深感内忧外患相逼。他继承了帝位，却同时感受到“做天子亦大艰难”，终夕不敢安枕而卧。困扰他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于如何向金人以及赵宋臣民证明自己登极之名正言顺。
当时，金军虽已北返，其威胁仍使新皇帝战栗不安。赵构和汪伯彦、黄潜善等人小心窥伺金人动向，非但不敢以僭逆之罪处置张邦昌，甚至授以太保、封为郡王，以期在金人诘责时，“令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归宝避位之意告之”，“使金人知天下之归，出于自然”。（《系年要录》卷四，《中兴小历》卷一）
赵构清楚地知道，当时国步艰危、人心涣散，对其帝位的威胁，绝不仅仅来自消灭了北宋、扶植了伪楚的金人。他自己“由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最直接的依据在于孟太后迎立诏书中所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系年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戊辰条）他之所以急于登极，主要原因正如劝进臣僚所指出的，是“恐有不当立而立者”。
臣僚劝进、赵构事实上决定即位，是在靖康二年四月四日；四月九日，元帅府定即位于南京之议。此时，方值徽、钦二帝“北狩”不久，帅府僚属集议时，宗室仲琮等曾引晋安帝“蒙尘”时武陵王遵承制行事的故事，认为今二帝北狩，王不当即位，宜衣淡黄衣称制，不改元，下书诰四方。（同上书卷四，建炎元年四月戊辰条）这种主张，在当时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它事实上否认赵构建元即位的合法性。这不能不使表面上“逊辞再三”的赵构耿耿于怀。
当时，流散在各地的宗室，特别是那些曾经参与甚至组织了各地抗金斗争的宗室成员，都成为赵构戒惕的对象。他深知，以恢复赵宋为旗帜聚兵起事者，往往推举宗室作为号召，因而唯恐有人会羽翼丰实，取而代之。
徽宗第十八子信王赵榛，随金军北去。后来有消息说他自金营逃出，而被马扩、赵邦杰部抗金义军奉为首领，以致“两河遗民闻风回应”。这使赵构与汪、黄十分紧张，几察节制、严密防范。（《宋史》卷二四六《宗室三》）
宗室叔向，在金军撤退后，曾进入京城叱令叛臣归政。建炎元年六月，因“擅置救驾义兵”，部将于涣上变。十七日，高宗令刘光世捕而诛之。（《三朝北盟会编》卷一零八）
宋太祖的六世孙赵子崧，据说在邸中习闻“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之说。他在靖康末年结盟勤王、奉表劝进，曾经十分活跃。建炎二年初，辛道宗揭发他在二帝北狩后，传檄不逊，有“艺祖造邦，千龄而符景运；皇天佑宋，六世而生渺躬”之语。高宗震怒，下诏置狱究治，窜于岭外，终致卒于贬所。（《挥尘后录‧余话》卷一）
建炎初年，中央号令不通，“士大夫避事求退者众”；地方势力、军事集团逗挠自营：有的借口“讨逆”，窃踞州县；有的拥立（甚至伪称）宗室，独占方面。南逃襄阳的郭京，率所部“六甲神兵”，“欲立宗室为帝”；韩世清挟太祖后裔赵令为晙变，“裂黄旗被其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系年要录》卷四、《宋史》卷二四七《宗室四》）
鉴于这类情况，宋高宗于建炎三年六月下诏，命令凡“从事军旅”的宗室，一律“赵都堂审量”，违者“重行黜责”，以防止宗室与地方势力、军事集团的纠结。（《宋会要‧帝系五》）
赵构即位前后，始终着意控制各地勤王义军，担心他们为异己势力所用，形成“中原争立”局面。登极伊始，他便采纳汪、黄建议，着手收编、遣散勤王军。
当时赵构掌握的实力远不足以有效地抵御金军、控制四方，为维持生存，只得采取笼络诸将、羁縻地方的政策。（参见黄宽重《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郦琼兵变与南宋初期的政局”）即便是其扈从军队内部，由于朝廷用人不当、赏罚不公等原因，军心溃散，不稳定因素亦十分突出。
在一系列意外事件中最为突出的，是发生于建炎三年三月间的苗刘之乱。这次变乱给予登极不久的赵构之震惊、之打击，使其终生难忘。当时赵构被迫禅位，退居显忠寺（睿圣宫）。这种唐末五代常见的武夫“逼宫”事件，已经绝迹于北宋一百六十年间，居然复现于今日，使得赵构极端骇愕。据苗刘之变的目击者、时任监察御史的王庭秀在《阅世录》中记载，事件突起之时，楼下兵几千数，苗刘与数人甲胄居前，出不逊语，谓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归来，不知何以处。（《挥尘后录》卷九）据王庭秀说，“此语乃陈东应天上书中有之”。可见这种看法到此时仍大有影响。
对于苗刘之变的威胁程度，高宗本人的体会与当时参加平乱的将领们大不相同。韩世忠在奉命追击苗刘时曾经说过，“金人固难敌，若苗傅，但有少许汉儿，何足畏者！”（《系年要录》卷二二，建炎三年四月壬子条）而在赵构感受之中，最难忍受的，不是向作为敌国的金人乞怜，而是受逼迫于这些“汉儿”，即叛逆自己的臣民。这一事件对于赵构的刺激与威胁，远较八年后的淮西兵变更为严重与直接。苗刘之乱后，赵构的心态有了深刻的变化。他难以忘怀当时所受威胁与羞辱，更不能容忍武将专兵干政的状况长久继续下去；一旦情况许可，即须着手限制乃至褫夺武将权势。绍兴年间，高宗先任用张浚部署变革军政，既而又与秦桧一拍即合，急于剥夺三大将军权，不能说与此事无关。
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叶水心在批评南宋法度时说：
靖康以后，本朝大变，乃与唐末、五季同为祸难之余，绍兴更新以至于今日；然观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议论，提防扁钥，孰曰非矫唐末而惩创五季者哉？（《水心别集》卷一二《法度总论二》）联系到南宋初期的诸多内部变乱，自然不难理解其中原因。
即使在赵构复辟之后，苗刘当初强逼他退位的一番胁迫语言，仍必然时时浮现于他的脑际。而每当此时，孟太后迎立诏书中“兹唯天意，夫岂人谋”八个字，即为他提供了可以寻求的精神支持。在当时条件下，赵构所可能做到的，一是设法逐步集中军政大权；二即设法向赵宋的臣民们证明，自己的登极，确系“天意”。赵构之所以后来默认了靖康末年使金途中“崔府君显圣”，或许正与这一思路有关。
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高宗泥马渡江之讹”条中说：
余尝见曹勋画高宗《瑞应图》九幅，内一幅系崔府君庙。庙中一马独立，而车毂之类纵横满地。勋有跋云：“厅子马不肯行。”盖即（马衔车辇）塞路之事也。
“泥马渡康王”说应较“崔府君显圣”说出现更晚。“显圣”故事流传开来、且得到高宗默认，应该是在建炎末年至绍兴前期。此时高宗本人可能也倾向于相信，当年磁州崔府君庙中演出的一幕，确与府君“灵异”有关。而这种解释，也是为当时的一般臣民所能接受的。它被用来作为对“赐袍”、“赐带”诸说的补充，成为赵构“受命中兴”的符瑞之一。传说突出了赵构与金人的对立，呼应了民众渴盼胜利的情绪；同时，它并非直接出自赵构之口，因而“客观”地证明他的活动得到了神灵的助佑。
自此上溯一百二十年，正是宋真宗忙于迎降天书、东封西祀的年代。王钦若鼓动真宗“为大功业，庶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的一番话，很值得琢磨：
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以《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正是南宋统治者“神道设教”的组成部分，其广泛传播，是与宋高宗稳定政权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
（三）临安显应观的兴建与迁徙
楼钥《中兴显应观记》说，为祭祀崔府君，中兴驻跸钱塘，初置观于城南，寻徒于西湖之滨。一个“徒”字，陷匿了一段曲折的经历。绍兴十九年（1149年），宋高宗亲自下令于临安包家山建观供奉磁州崔府君。（《干道临安志》卷一）这一寺观，很快被秦桧派人拆除。朱熹曾经原原本本地讲过此事：太上出使时，至磁州，磁人不欲其往，谏不从。宗忠简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庙甚灵，可以卜珓”，仍其庙有马能如何。遂入烧香。其马衔车辇等物塞了去路。宗曰：“此可以见神之意矣。”遂止不往。后太上感其事，以为车辇是即位之兆，不曾关白中书，只令内官就玉津园路口造崔府君庙……一日北使来，秦出接，过玉津园见之，归奏：“所见大庙，不知是何神？”太上因语之。秦曰：“虏以为功，今却归功于神，恐虏使见之不便。”即日拆之。秦全是倚虏势胁太上。（《朱子语类》卷一二七《本朝一‧高宗朝》）
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所谓解救过康王、预示了即位之兆，致使高宗感戴祭祀的崔府君，在权臣秦桧及其背后的女真势力面前，显得多么软弱无助；也体现出赵构本人在内外矛盾逼迫面前的复杂心理状态：他既以“君权神授”自诩，又唯恐得罪女真贵族。此时此刻，他不敢重弹“使金人知天下之归出于自然”的旧调，而不得不屈尊承认自己得居偏安天子之位，是出自金人的恩赐。
绍兴二十四年，“分灵芝佛刹之半”，重建显应观于西子湖畔。（《咸淳临安志》卷十三）崔府君再度以南宋王朝佑护者的身份被供奉起来，对其灵异亦传说日甚。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在讲到显应观时说：
昔高宗靖康北使，至磁州而还。建炎初，秀王夫人梦神人自称崔府君，拥一羊，谓之曰：“以此为识。”已而有娠，遂产孝宗，亦异矣。（原注：崔府君，东汉崔瑗也，封嘉应侯。）宋孝宗生于建炎元年丁未，生肖属羊。他于绍兴二年被选育禁中，次年赐名为“瑗”。当时，一般人普遍认为崔府君名叫崔瑗，因而有了府君拥羊的附会。此后，对于崔府君“累朝祠祀弥谨”。
显应观的殿匾，是高宗赵构亲笔所书。高宗禅位后，曾经亲临拜谒，并且赐金将观内藻饰一新。淳熙十三年（1186年），他又以太上皇身份，封府君为“护国显应兴圣普佑真君”。其后，孝宗、宁宗、理宗或赐御书、或题碑额。观中增道士、广田亩，并开启观门，允许士庶前往祈祷。
显应观香火甚盛，寓居杭州的中原民众，是供奉进香的主要群体。另外，南宋派往金国的使者，行前常向临安显应观祈祷行旅平安，归来则再备祭品向府君致谢；使金途中凡路经磁州者，亦必拜望崔府君祠。楼钥《中兴显应观记》：
干道六年，遣使贺金国正旦，臣以假吏从行。过磁，使介而下相率拜望于驿中。盖往来者必致敬。行则先祷于西湖之祠，归则洁羞以谢之。程卓《使金录》中也有类似记载。
不难看出，南宋虽然大小神祠封赐甚多，但对于崔府君的祭祀，显然超乎一般。北宋时“因民所信向而封崇之”，南宋却增添了帝王主动褒崇的意义。宋廷南渡之后，在“崔府君”身上，曾经寄寓着不同社会阶层、政治势力的不同心绪与期望：统治集团“神道设教”的企图，北方民众重返故里的期待……都在他身上有集中的体现。
作为除恶助善的神人，崔府君自北宋至南宋一直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尊戴与热爱。他的所谓“诞辰”也随之成为民间喜庆的节日。周密《武林旧事》卷三：
六月六日显应观崔府君诞辰，自东都时庙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骈集炷香，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盖入夏则游船不复入里湖，多占蒲深柳密宽凉之地，披襟钓水，月上始还。或好事者则敞大舫、设蕲簟，高枕取凉，栉发快浴，唯取适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归。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中也有类似记载：
此日内庭差天使降香设醮，贵戚士庶多有献香化纸。是日湖中画舫俱舣堤边纳凉避暑，恣眠柳影，饱挹荷香；散发披襟，浮瓜沉李。或酌酒以狂歌，或围棋而垂钓，游情寓意不一而足。盖此时烁石流金，无可为玩，姑借此以行乐耳。吴氏最后一句概括，说得上点睛之笔。据说助佑了南宋两代帝王的崔府君，并不能助成南宋的抗金大业。临安城内文恬武嬉，溺于安逸的社会风气弥漫朝野。最高统治者不思卧薪尝胆，不以恢复为念，西湖歌舞，日夕留连。当年的游人或觉畅快销魂，今日读来，却感心中隐隐作痛。段段记载，活画出“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现实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