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MO的生与灭（轉）
出了「千のナイフ」之后，突然被细野晴臣叫到他家去玩，一边吃着饭团他一边问我「想不想一起玩band啊？」。初一听有点抵抗，因为没真正意义上加入过band，怕万一组成后要负很大的责任。如果以个人活动为主，闲暇时间帮band点帮的话倒是满容易接受的。怎问我这么麻烦的问题啊――当时想。
可能细野和幸宏是做band做的很久了已经习惯了，我可是第一次毫无经验啊，真的很害怕。Band到底是个什么东东我完全没概念，要投入多少，被拘束的程度···如果会被拘束住的话就非常非常讨厌！而且当时作为录音间的编曲什么的不是也很忙吗。如果为了band而耗去很多时间的话也很讨厌。
细野和幸宏两人都是很优秀的音乐人，据他们说是以轻松的好象玩儿的心态来做band的。但是我却怕被拘束住。
幸运的是，YMO最初的一年很冷――第一张专辑卖得很不好，我们仨也是忙自己的事忙得热火朝天。反正生活很安定，拖YMO不走俏的福大家都显得很轻松，半玩半闹的心态。音乐界对我们的评价是刮来的新风，我们自己也很满足，银子方面也很充裕――总之就是心情舒畅的一年。就这样晃晃荡荡地，要准备世界做巡演了。然后面向国内的巡演的反响竟然意外的好，于是因此而将我们送入了泥沼···
这样的热烈的反馈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估计他俩也很吃惊，反正我完全没打算要做明星的啊。就那样聚在一起，懒懒散散地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不必担心进程或市场。这才是我理想的状态啊。结果，就这么突然地，局面被扭转了。
做世界巡演是完全没抱着胜算的。冷不丁从日本杀过来一开始就现场演出，人家压根儿不认识你是谁，当然不会有观众进来啊。但是第一次的演出之后，反响相当好，于是从纽约啊伦敦的粉丝们赶来捧场。出了第一张现场唱片――嗯，那是个什么感觉呢，伦敦公演的时候集聚了500多人，加上几乎所有音乐界的人士和DJ们···很炫。
伦敦，阿姆斯特丹，汉堡···好象还去了意大利，第二次巡演的时候。然后···去了罗马和米兰，纽约和LA，华盛顿貌似也去过了···啊，忘了实在。
直到那时还没感到市场的压力。我是在没有压力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不属于哪里也不在哪里就职，一直是一支脚在门外――随时都准备着逃生的状态。如果硬把我戳在哪儿，就像将我的双脚捆住塞进这个叫做社会的容器里一样。最正常的人生，无非是从大学出来成为上班族，但那不属于我，也许我是个永远在正常生活后面拖拖拉拉的人。
总之，时间过得很快。巡演在各地的成功也很快反馈回日本，等我们回来的时候YMO的认知度已相当高了，红得非常迅速。现在想想，一定是唱片公司有计划的战略性行进。正值富士，索尼，本田等企业的崛起，世界也开始对日本改变看法。在这个高速变换的时代激流中，YMO登场了，大家都很惊奇地来看这个从日本来的电子乐乐队，因为对于日本来说是前无古人的新鲜事。
回到日本，有一天在大街上走着。好象是六本木吧，去吃饭。这时身边一辆车停下来，还特地把窗户摇下来「哇！坂本耶！」里面的人用手指指着我嚷嚷。特烦这个！当时就有冲动扑过去杀了那家伙。当然没真杀（笑）。现在的作家啊有名人啊也有过这样不愉快的经验吧。我真是完全没做大众明星的打算啊。
大约3岁的时候被众人夸奖「这孩子很会唱歌啊」，12，3岁的时候模仿电视上的偶像明星，自己也到处应征参加试镜，15岁的样子在电视里露第一面，这样一直做着明星梦的孩子不是有很多吗。当然没什么不好，但我的个性却跟这完全相反，一直是匿名着在幕后成长起来的。所以突然被大家指着鼻子尖叫，非常非常地不适应，反感到无所适从。有一段时间都害怕出门，成天猫在家里，也不想跟任何人见面。大概自闭了10个月左右···
YMO终于出了第二张专辑，确立了自己的风格。算上现场的，这应该算是第三张专辑哦。第一和第二张做得比较没有责任感，是三个人你玩一下我玩一下闹出来的。但是出第三张的时候，YMO已经有市场了，有相当的人气了，我们三人也相应地感到了要负一定的责任。普通的作法，就是顺应市场的需要继续推出人们希望听的音乐，一定能继续卖得红火。但是我们却没这么做，三人都对大众娱乐所谓的压力很抗拒――虽然程度不同――于是推出了一张非常内向的专辑。叫做「BGM」，很讽刺意味的题名。说到内向这个词，是无责任的反义词，其实是很负责任的。于是，很意料之中地，这张专辑没登上销售排行的第一名。但却有一些因这张专辑上瘾的粉丝们。呵呵，什么嘛，大家都够奇怪的（笑）。
从那开始，YMO的创作活动停止了一年左右。三人开始忙活各自的。虽然无责任时期大家都高高兴兴打打闹闹的，但「BGM」之后必须顶着名气创作，三人也各自开始考虑怎样拿出个性来。这样一来，虽然是YMO的专辑，里面却要装下我的，细野的，幸宏的，三人不同的音乐理念和主张，会变得杂乱和沉重。于是我们决定在一段时间内不相互打照面，各自录音。
当时我们仨在一起，通常会因为主张不同而有一个人沉默下来，或突然摔门出去，在录音棚里也闷着不说话。就是这种感觉，真是对自己的音乐信仰有种坚定的执著。
试着想像一下村上龙和村上春树在同一间屋里合写同一本小说的情形，应该能理解当时我们的状况了。我有些无法忍受了。如果好几年地持续下去简直是地狱。世界巡演也是，好象一个监狱在到处移动，嗯，就像监狱――不是地狱（笑）。
而且，细野桑对宗教持有相当的关心，当时还渐渐往神秘主义和神道教上深入，现在好象也这样。我特受不了这个。更要命的是YMO也似乎慢慢地渲染上某种宗教色彩，往宗教band的方向走了。真是很害怕，誓死抵抗来着。当然我是很尊敬细野桑的，作为音乐家来说。
可能真是有一点狂妄，从某一方面来说我们三人也是旗鼓相当的对手。但是，村上龙和村上春树不可能在同一间屋子里合写一本小说啊，那样只会导致痛苦不堪。所以外界再怎么强烈要求「合写吧！合写吧！」也是无用功，表现形式啊手段啊生活态度啊信条啊个性啊什么都不一样啊。
所以，仔细想想，做业余艺术家最好了。同人志（志同道合的结合）那种方式最快乐了。但是，万一那里面有一个人突然成了star，这个组合也就完了，不是吗。同人志就是这样的。说到YMO，其实是三个star的同人志。哈，不知可不可以这么说（笑）。
第三张专辑「BGM」之后停了一段时间。但不能就这么歇着了，于是做了下一张「テクノデリック」（数码起重机？）。这是我最喜欢的YMO作品了。「BGM」是在一种很沉重的状态下出来的，在沉重的气氛里大家都努力挣扎着仿佛要跨越些什么。然后重新聚在一起的三个人反而显得很阳光很轻松。「テクノデリック」终于冲出了黑暗呈现出灿烂的笑脸一般。也可能是因为解散前一年做的专辑，已经做好解散的准备了，反而大家都很轻松吧。不管怎么做都好，把喜欢的往里塞！仅仅是无责任，所以反而让人心情愉悦（笑）。所以呢，「テクノデリック」呈现的是我们最真诚的态度，不搀一丝虚假和矛盾···怎么形容好呢，也不是随意到象纸做的竹蜻蜓在空中翻飞那样轻松，只是在音乐创作上我们都在努力向前看。
就这样YMO持续了5年，当时那种背负着大众娱乐压力的沉重在一定程度上到现在还有影响。现在是我自己对自己负责，没有band什么的外部压力了所以也没什么可以抱怨的。YMO时期却是强加上来的，人气啊销售量啊都不是我自己可以做选择的，就像意外事故一样从天而降压向你。那段时间我真的蛮沉重的。
曾拼命考虑过怎样从这种沉重的氛围里挣脱出来。往好了说，正是有了YMO的存在，开展了海外活动和世界巡演，才能让世界看到我们。这也给我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开端，非常感谢它。虽然当时曾有过那样的矛盾。
第一次在伦敦公演的时候，演奏着我的曲子。当时是新浪潮最激动的时期嘛，伦敦满大街都是特直来直去的什么都不吝的孩子，一对对时髦的恋人跟曲子的节奏疯狂地跳舞。看着他们那么忘我，我也非常感动。「我好酷哦！」自己这么挺得意的。我是那种很直肠子的人，给点儿阳光立刻就灿烂。
通过YMO，认识了很多各国的朋友。要接受各国的采访，音乐上，商业程序上，跟日本有很大区别，所以要学习的东西很多。然后就进行到「战场圣诞」。正因为有了YMO，大岛导演才会关注到我。
到现在，也有很多导演要求我写电影音乐，我都拒绝了。当然写写也没什么不可以，只是我觉得没特别大的必要。但是，「战场圣诞」还是做对了。直觉上一定做了好！不谈别的，大岛渚是我从十几岁开始就崇拜的导演，又能跟大卫·鲍依合作，又参加了戛纳影展，还在那里结识了贝鲁特齐，跟制片人杰里米成为好友。所以「战场圣诞」在我的人生中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被通知出演其中角色的时候，是我主动提出做音乐的「请让我给影片写配乐！」这样向大岛导演请求。就好象交易一样∶如果要我演男二号我就一定要写配乐。
因为是大卫·鲍依出演的电影嘛，即使不成功，世界各地的鲍依迷，音乐界人士都会关注的。不管艺术性如何，反正一定要把配乐写的好听，要卖得出去。所以完全没把心思放在表演上，也不在乎演技如何，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战场圣诞」的音乐很大众很容易流行吧，无论到哪个国家都说这个配乐很好听。所以呢，出演「战场圣诞」真的是胜算。
其实当时是第一次做电影配乐，不知道该用左手画还是右手写。拍摄的时候问杰里米怎么办好，他真是脑子好使，推荐我看「公民凯恩」。很酷吧！他的建议。这小子就是脑子灵光啊（笑）。影片完成后首映，杰里米从英国赶来看。那时是他第一次听到完整版，大约听了5分钟，主旋律完了之后他立刻把我拽出来盯着我说「you are not good····but great！」我真的好高兴啊。
「战场圣诞」公映了，「音乐图鉴」也推出了，那年是YMO最后的一年。虽然没有明确确定下来，但「战场圣诞」会成为YMO结束的契机，这样感觉着。当时YMO还给kanebo做了广告帮厂商促销什么的···真是堕落了，作为band来说（笑）。
也是那年成立了「本本堂」出版社。情绪从YMO剥离开来，「战场圣诞」也成功了，应该再做点别的有趣的事情了。
「本本堂」这个名字是系井重里桑给起的。「肯定是要去箱根吧。」系井桑说，于是我们在箱根住了一天，在那里向他询问想做出版社，不知起个什么名字好。于是他说「本本堂怎么样？」「嗯，好。」就这么定下来了。「本本堂」第一个出版物是「长电话」。
于是对一个做编辑的朋友说我要办出版社了。好象一直不吸烟的人突然开始抽起烟来，会呛得满头大汗。出版社不是儿戏啊！朋友这么回答（笑）。当时，十分流行自己拥有某种媒体手段，不搞什么新媒介，只是从低知识量的书开始做起，自己还挺自负的觉得一定会做得有趣···
正值唱片业走向低潮的时期，我发现光靠出唱片已经不够了，曾想像过是不是能靠有线啊网络之类的利用数码传播音乐。音乐走上数码的同时，出版社上回复最原始的铅字，作着相反的两件事不是很有趣吗。至于出书嘛，因为父亲从事编辑，也很方便。
出版的时候，真的是想将书的气氛做得好象软绵绵的空气般，没有沉重的内涵。打着媒介深奥的旗帜书却很浅显，内容不论是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最稀薄的东西，好象唠家常一样。嗯，连对话都谈不上，只是唠家常。
唠家常的对象是高桥悠治桑，跟他真的是打了8个多小时的长时间电话。他很在意聊天的地点，于是我提供了30多处场所供他选择。例如芝浦，丸之内商业街的咖啡座什么的，结果没他满意的，他想要更简单更单纯的地方。于是最后决定用打电话的方式。跑到冲绳县人迹稀少的石桓岛的一个酒店，歪在床上打那里的内线电话。一开始就决定不进行内涵深刻的谈话，书这种媒介，流通本身是最重要的。我的主张是要这本书本身有趣，而不是要人砸巴其中滋味，所以非常注重包装设计。其他的，还考虑过出月刊的连载小说···总之，我是个喜欢有趣东西的人，而且「长电话」也很争气地挤入畅销书排行名列（笑）。
最后的1，2年参与了「战场圣诞」，出了「音乐图鉴」，办了「本本堂」，YMO解散了，制作了YMO的电影，真的干了好多事情哦。其他的，跟清志郎合作，跟吉本隆明桑合作了「音乐机械论」。
YMO的解散音乐会在日本的10多处地方举办。当时是佐藤信桑做导演，布置了个类似纳粹祭典般的舞台，穿着军装一样的演出服。因为要拍纪实片，所以在第二年的1月千叶的海边做了个一模一样的舞台，将它一把火烧了。这些都留在了胶片上，编辑好。影片表现了YMO在最后一场演出后，舞台燃烧起来，而我们消失在火焰里。
就这样，YMO烧成了灰烬，我们也不存在了。也许···从最初就不曾存在过。
仅仅是···斯人乘鹤远去，徒留余音绕梁。
可能细野和幸宏是做band做的很久了已经习惯了，我可是第一次毫无经验啊，真的很害怕。Band到底是个什么东东我完全没概念，要投入多少，被拘束的程度···如果会被拘束住的话就非常非常讨厌！而且当时作为录音间的编曲什么的不是也很忙吗。如果为了band而耗去很多时间的话也很讨厌。
细野和幸宏两人都是很优秀的音乐人，据他们说是以轻松的好象玩儿的心态来做band的。但是我却怕被拘束住。
幸运的是，YMO最初的一年很冷――第一张专辑卖得很不好，我们仨也是忙自己的事忙得热火朝天。反正生活很安定，拖YMO不走俏的福大家都显得很轻松，半玩半闹的心态。音乐界对我们的评价是刮来的新风，我们自己也很满足，银子方面也很充裕――总之就是心情舒畅的一年。就这样晃晃荡荡地，要准备世界做巡演了。然后面向国内的巡演的反响竟然意外的好，于是因此而将我们送入了泥沼···
这样的热烈的反馈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估计他俩也很吃惊，反正我完全没打算要做明星的啊。就那样聚在一起，懒懒散散地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不必担心进程或市场。这才是我理想的状态啊。结果，就这么突然地，局面被扭转了。
做世界巡演是完全没抱着胜算的。冷不丁从日本杀过来一开始就现场演出，人家压根儿不认识你是谁，当然不会有观众进来啊。但是第一次的演出之后，反响相当好，于是从纽约啊伦敦的粉丝们赶来捧场。出了第一张现场唱片――嗯，那是个什么感觉呢，伦敦公演的时候集聚了500多人，加上几乎所有音乐界的人士和DJ们···很炫。
伦敦，阿姆斯特丹，汉堡···好象还去了意大利，第二次巡演的时候。然后···去了罗马和米兰，纽约和LA，华盛顿貌似也去过了···啊，忘了实在。
直到那时还没感到市场的压力。我是在没有压力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不属于哪里也不在哪里就职，一直是一支脚在门外――随时都准备着逃生的状态。如果硬把我戳在哪儿，就像将我的双脚捆住塞进这个叫做社会的容器里一样。最正常的人生，无非是从大学出来成为上班族，但那不属于我，也许我是个永远在正常生活后面拖拖拉拉的人。
总之，时间过得很快。巡演在各地的成功也很快反馈回日本，等我们回来的时候YMO的认知度已相当高了，红得非常迅速。现在想想，一定是唱片公司有计划的战略性行进。正值富士，索尼，本田等企业的崛起，世界也开始对日本改变看法。在这个高速变换的时代激流中，YMO登场了，大家都很惊奇地来看这个从日本来的电子乐乐队，因为对于日本来说是前无古人的新鲜事。
回到日本，有一天在大街上走着。好象是六本木吧，去吃饭。这时身边一辆车停下来，还特地把窗户摇下来「哇！坂本耶！」里面的人用手指指着我嚷嚷。特烦这个！当时就有冲动扑过去杀了那家伙。当然没真杀（笑）。现在的作家啊有名人啊也有过这样不愉快的经验吧。我真是完全没做大众明星的打算啊。
大约3岁的时候被众人夸奖「这孩子很会唱歌啊」，12，3岁的时候模仿电视上的偶像明星，自己也到处应征参加试镜，15岁的样子在电视里露第一面，这样一直做着明星梦的孩子不是有很多吗。当然没什么不好，但我的个性却跟这完全相反，一直是匿名着在幕后成长起来的。所以突然被大家指着鼻子尖叫，非常非常地不适应，反感到无所适从。有一段时间都害怕出门，成天猫在家里，也不想跟任何人见面。大概自闭了10个月左右···
YMO终于出了第二张专辑，确立了自己的风格。算上现场的，这应该算是第三张专辑哦。第一和第二张做得比较没有责任感，是三个人你玩一下我玩一下闹出来的。但是出第三张的时候，YMO已经有市场了，有相当的人气了，我们三人也相应地感到了要负一定的责任。普通的作法，就是顺应市场的需要继续推出人们希望听的音乐，一定能继续卖得红火。但是我们却没这么做，三人都对大众娱乐所谓的压力很抗拒――虽然程度不同――于是推出了一张非常内向的专辑。叫做「BGM」，很讽刺意味的题名。说到内向这个词，是无责任的反义词，其实是很负责任的。于是，很意料之中地，这张专辑没登上销售排行的第一名。但却有一些因这张专辑上瘾的粉丝们。呵呵，什么嘛，大家都够奇怪的（笑）。
从那开始，YMO的创作活动停止了一年左右。三人开始忙活各自的。虽然无责任时期大家都高高兴兴打打闹闹的，但「BGM」之后必须顶着名气创作，三人也各自开始考虑怎样拿出个性来。这样一来，虽然是YMO的专辑，里面却要装下我的，细野的，幸宏的，三人不同的音乐理念和主张，会变得杂乱和沉重。于是我们决定在一段时间内不相互打照面，各自录音。
当时我们仨在一起，通常会因为主张不同而有一个人沉默下来，或突然摔门出去，在录音棚里也闷着不说话。就是这种感觉，真是对自己的音乐信仰有种坚定的执著。
试着想像一下村上龙和村上春树在同一间屋里合写同一本小说的情形，应该能理解当时我们的状况了。我有些无法忍受了。如果好几年地持续下去简直是地狱。世界巡演也是，好象一个监狱在到处移动，嗯，就像监狱――不是地狱（笑）。
而且，细野桑对宗教持有相当的关心，当时还渐渐往神秘主义和神道教上深入，现在好象也这样。我特受不了这个。更要命的是YMO也似乎慢慢地渲染上某种宗教色彩，往宗教band的方向走了。真是很害怕，誓死抵抗来着。当然我是很尊敬细野桑的，作为音乐家来说。
可能真是有一点狂妄，从某一方面来说我们三人也是旗鼓相当的对手。但是，村上龙和村上春树不可能在同一间屋子里合写一本小说啊，那样只会导致痛苦不堪。所以外界再怎么强烈要求「合写吧！合写吧！」也是无用功，表现形式啊手段啊生活态度啊信条啊个性啊什么都不一样啊。
所以，仔细想想，做业余艺术家最好了。同人志（志同道合的结合）那种方式最快乐了。但是，万一那里面有一个人突然成了star，这个组合也就完了，不是吗。同人志就是这样的。说到YMO，其实是三个star的同人志。哈，不知可不可以这么说（笑）。
第三张专辑「BGM」之后停了一段时间。但不能就这么歇着了，于是做了下一张「テクノデリック」（数码起重机？）。这是我最喜欢的YMO作品了。「BGM」是在一种很沉重的状态下出来的，在沉重的气氛里大家都努力挣扎着仿佛要跨越些什么。然后重新聚在一起的三个人反而显得很阳光很轻松。「テクノデリック」终于冲出了黑暗呈现出灿烂的笑脸一般。也可能是因为解散前一年做的专辑，已经做好解散的准备了，反而大家都很轻松吧。不管怎么做都好，把喜欢的往里塞！仅仅是无责任，所以反而让人心情愉悦（笑）。所以呢，「テクノデリック」呈现的是我们最真诚的态度，不搀一丝虚假和矛盾···怎么形容好呢，也不是随意到象纸做的竹蜻蜓在空中翻飞那样轻松，只是在音乐创作上我们都在努力向前看。
就这样YMO持续了5年，当时那种背负着大众娱乐压力的沉重在一定程度上到现在还有影响。现在是我自己对自己负责，没有band什么的外部压力了所以也没什么可以抱怨的。YMO时期却是强加上来的，人气啊销售量啊都不是我自己可以做选择的，就像意外事故一样从天而降压向你。那段时间我真的蛮沉重的。
曾拼命考虑过怎样从这种沉重的氛围里挣脱出来。往好了说，正是有了YMO的存在，开展了海外活动和世界巡演，才能让世界看到我们。这也给我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开端，非常感谢它。虽然当时曾有过那样的矛盾。
第一次在伦敦公演的时候，演奏着我的曲子。当时是新浪潮最激动的时期嘛，伦敦满大街都是特直来直去的什么都不吝的孩子，一对对时髦的恋人跟曲子的节奏疯狂地跳舞。看着他们那么忘我，我也非常感动。「我好酷哦！」自己这么挺得意的。我是那种很直肠子的人，给点儿阳光立刻就灿烂。
通过YMO，认识了很多各国的朋友。要接受各国的采访，音乐上，商业程序上，跟日本有很大区别，所以要学习的东西很多。然后就进行到「战场圣诞」。正因为有了YMO，大岛导演才会关注到我。
到现在，也有很多导演要求我写电影音乐，我都拒绝了。当然写写也没什么不可以，只是我觉得没特别大的必要。但是，「战场圣诞」还是做对了。直觉上一定做了好！不谈别的，大岛渚是我从十几岁开始就崇拜的导演，又能跟大卫·鲍依合作，又参加了戛纳影展，还在那里结识了贝鲁特齐，跟制片人杰里米成为好友。所以「战场圣诞」在我的人生中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被通知出演其中角色的时候，是我主动提出做音乐的「请让我给影片写配乐！」这样向大岛导演请求。就好象交易一样∶如果要我演男二号我就一定要写配乐。
因为是大卫·鲍依出演的电影嘛，即使不成功，世界各地的鲍依迷，音乐界人士都会关注的。不管艺术性如何，反正一定要把配乐写的好听，要卖得出去。所以完全没把心思放在表演上，也不在乎演技如何，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战场圣诞」的音乐很大众很容易流行吧，无论到哪个国家都说这个配乐很好听。所以呢，出演「战场圣诞」真的是胜算。
其实当时是第一次做电影配乐，不知道该用左手画还是右手写。拍摄的时候问杰里米怎么办好，他真是脑子好使，推荐我看「公民凯恩」。很酷吧！他的建议。这小子就是脑子灵光啊（笑）。影片完成后首映，杰里米从英国赶来看。那时是他第一次听到完整版，大约听了5分钟，主旋律完了之后他立刻把我拽出来盯着我说「you are not good····but great！」我真的好高兴啊。
「战场圣诞」公映了，「音乐图鉴」也推出了，那年是YMO最后的一年。虽然没有明确确定下来，但「战场圣诞」会成为YMO结束的契机，这样感觉着。当时YMO还给kanebo做了广告帮厂商促销什么的···真是堕落了，作为band来说（笑）。
也是那年成立了「本本堂」出版社。情绪从YMO剥离开来，「战场圣诞」也成功了，应该再做点别的有趣的事情了。
「本本堂」这个名字是系井重里桑给起的。「肯定是要去箱根吧。」系井桑说，于是我们在箱根住了一天，在那里向他询问想做出版社，不知起个什么名字好。于是他说「本本堂怎么样？」「嗯，好。」就这么定下来了。「本本堂」第一个出版物是「长电话」。
于是对一个做编辑的朋友说我要办出版社了。好象一直不吸烟的人突然开始抽起烟来，会呛得满头大汗。出版社不是儿戏啊！朋友这么回答（笑）。当时，十分流行自己拥有某种媒体手段，不搞什么新媒介，只是从低知识量的书开始做起，自己还挺自负的觉得一定会做得有趣···
正值唱片业走向低潮的时期，我发现光靠出唱片已经不够了，曾想像过是不是能靠有线啊网络之类的利用数码传播音乐。音乐走上数码的同时，出版社上回复最原始的铅字，作着相反的两件事不是很有趣吗。至于出书嘛，因为父亲从事编辑，也很方便。
出版的时候，真的是想将书的气氛做得好象软绵绵的空气般，没有沉重的内涵。打着媒介深奥的旗帜书却很浅显，内容不论是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最稀薄的东西，好象唠家常一样。嗯，连对话都谈不上，只是唠家常。
唠家常的对象是高桥悠治桑，跟他真的是打了8个多小时的长时间电话。他很在意聊天的地点，于是我提供了30多处场所供他选择。例如芝浦，丸之内商业街的咖啡座什么的，结果没他满意的，他想要更简单更单纯的地方。于是最后决定用打电话的方式。跑到冲绳县人迹稀少的石桓岛的一个酒店，歪在床上打那里的内线电话。一开始就决定不进行内涵深刻的谈话，书这种媒介，流通本身是最重要的。我的主张是要这本书本身有趣，而不是要人砸巴其中滋味，所以非常注重包装设计。其他的，还考虑过出月刊的连载小说···总之，我是个喜欢有趣东西的人，而且「长电话」也很争气地挤入畅销书排行名列（笑）。
最后的1，2年参与了「战场圣诞」，出了「音乐图鉴」，办了「本本堂」，YMO解散了，制作了YMO的电影，真的干了好多事情哦。其他的，跟清志郎合作，跟吉本隆明桑合作了「音乐机械论」。
YMO的解散音乐会在日本的10多处地方举办。当时是佐藤信桑做导演，布置了个类似纳粹祭典般的舞台，穿着军装一样的演出服。因为要拍纪实片，所以在第二年的1月千叶的海边做了个一模一样的舞台，将它一把火烧了。这些都留在了胶片上，编辑好。影片表现了YMO在最后一场演出后，舞台燃烧起来，而我们消失在火焰里。
就这样，YMO烧成了灰烬，我们也不存在了。也许···从最初就不曾存在过。
仅仅是···斯人乘鹤远去，徒留余音绕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