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朱敬一：我的学思生涯
我的学思历程——朱敬一
时 间：2003年9月23日
时间：晚上19：00～21：00
地 点：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主讲人：朱敬一 副院长
主持人：陈泰然 教务长
陈泰然：
大家好，不容易喔！晚上七点钟还可以座无虚席。我的学思历程在台大已经超过五年历史，第八年了，为什么我说超过五年历史，因为我从五年前开始，每次我们的「台大校讯」，每一篇我都要念过，受益良多。
今天晚上是非常特别的来宾，其实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几年前，中研院借重他的专才，挖角进去中研院，不过还是不忘我们母校，回到经济系，不断来给学校同学做一些指导与上课。朱敬一副院长，可能跟很多在座是属于同年龄层，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下，朱副院长是我们历次我们学思历程里面最年轻的一位。
一般我的学思历程大概应该头发都像我这样白，然后总结一生。但是，朱副院长人生走到三分之一，就要来跟我们谈他的经验，这的确不容易。我说走到三分之一的意思是说：现在人通常都会百岁，长命百岁。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朱副院长，先从比较正式的表现。从美国拿博士回来之后，他过去的表现我一直很注意，国科会杰出研究奖连得四次，同年，一九九八年，民国八十七年成为我们教育部的国家讲座教授，也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据我所知当时也应该是最年轻的，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一点的确是今天晚上可能有很多要让我们知道的故事。
不过，在这地方还要额外再点出一下，各位刚刚看到他走进来，他的身材也是运动健将，各位不要小看他，他是台大排球校队，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我也是排球校队，他四年校队，我也四年校队，我不知道朱副院长有没有当过队长，我以前是排球队队长，不过，我们两个打球，随后我也请问过我们台大排球校队跟教练，他们说朱副院长当年打球非常认真，跟他做研究是一样的，今天晚上的确非常高兴，能有朱副院长回到我们学校来，在这个时间跟各位分享他的学思历程，整个人生到现在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来欢迎朱副院长。
朱敬一：
教务长，还有黄教授，还有大部分的在座同学，这里头人文、社会背景或者商科的举手一下，好，谢谢。
刚才教务长说到是所有讲员里面最年轻的，还好啦，如果我们把孔子谈到的年龄顺序排一排：二十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我现在也快五十了，所以慢慢算是知一点天命，坦白说，要讲「学斯历程」是可以讲，但是要有把握给各位同学有一点帮助的话，我大概这一、两年才敢讲，早些年我还不敢讲，我今天希望从人文社会研究者的角度来谈「我的学思历程」。
刚才黄俊杰教授说这已经办到第八年，我的记忆里，每个礼拜来上课，还是会经过看看布告，大部分里面讲的都是理工或是生命科学的学者，人文是非常少的，大概只有刚谈到的：刘述先、劳思光、杨国书、杜维明等这几位，所以我猜想是理工与生命科学比较多，也许你会说：理工与生命科学讲起来有何不同呢？我觉得会不太一样，我跟各位举个例子，大概就可以了解。我也听过几场，大部分讲学思历程，都是强调他生命或是学习过程中间有什么关键的时期、关键的人物、有什么转折、他什么时候有什么规划或从小看到鱼儿往上游等此类，都在描述「什么东西操之在我，以致于造就他今日之成功」，好像是这样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可能对念理工或是科学比较有可能，我自己感觉是对人文社会讲，不太可能有这种事情，不太可能有什么事情是操之在我，生涯规划，然后从小看到鱼儿往上游，然后就将来做了军阀、总统，whatever，大概不太可能会有。
为什么说念科学比较有可能呢？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约四年前有位数学家，叫做Andrew Wiles，Andrew Wiles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解了一个两百多年的著名数学难题「Fermat Last Theorem」，Fermat是法国数学家，他最后的一个推论就是：xn+yn=zn，如果n 是大于 2 ，则没有正整数解，好像是这样东西。后来有位印度记者访问Andrew Wiles，然后写了一本书，后来台湾有翻译，不过我忘了是哪家出版社出版，但你能看英文很好，那也不难看，Andrew Wiles自己描述，他怎么样走到那天的：他说他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沙滩玩，隔壁别人家的小孩有张数学卡，卡片上的题目是就是Fermat的推论，他十岁的时候看了这个题目，他就已经立志要去解这个题目，他念高中、大学的一路上就是修习数学，到处就请问人家：这是什么东西？要怎么解？问数学教授，人家跟他讲一个方向，他就去修那个课，去钻研那个东西，一路走了二十六年，他发表「Fermat Last Theorem」的时候他三十六岁，发表当时他可以上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数学的发表可以上纽约时报头版头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见那个问题之严重。他老早就钻研这个领域二十六年，所以你要来找他来讲学思历程是很容易讲的，因为他的一生就是这一条直线，连转弯都不必，头都不必回。
他也有很多很可爱的故事，普林斯顿大学在过了六年后也要审核学者是否待得下来，所以他为了要拼这个审核，就很努力的做研究，所以六年后他就拿到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审核通过，非常不容易，普林斯顿大概是美国数学最好的，之后就专心继续回头做他的Fermat的推论，当他回头做了以后，一般的研究就不理他了，事实上研究空白了好一段时间，系上就有人觉得这家伙真懒，通过审核之后开始混了，一篇文章都不写，事实上他偷偷在做。为什么他要偷偷的做呢？因为这是个两百年的大题目，他不能够跟别人分享，因为假设你要走一公里路，走前九百九十九公尺，你都是领先，就在最后一步，出现一个聪明的人，他比你更厉害，一步就超越过你，那前面九百九十九公尺都白走了，因为「Fermat Last Theorem」就不是你证明的，是另外一个家伙证明的，所以他一路要保密，保密到九百九十九公尺，等到最后一公尺走完他才开记者会去发表，所以你看这个人不觉得很有意思吗？二十六年来就拼命做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一路走来，为做这件事情，他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走，碰到难题他就解决，他没有别的目标，这是一种求学的过程，有满多的科学的问题大概是这种求学过程。但是人文不太一样，人文与社会就不太一样，我们等一下就讲他们为什么不一样。
坦白说，我是不觉得我有什么生涯规划，我从来就不相信有什么生涯规划，要我讲我的学思历程是满枯燥的，平淡无奇的，要我说有什么「转折关键，操之在我」大概都没有。我运气很好，命好，我等一下跟你讲运气好在哪些地方，但因为这是谈「我的学思历程」，我还是花点时间把我血淋淋的回忆跟大家讲一讲。
我小学念东门国小，那个时候的老师很喜欢打人，我在国小四年级的时候当班长，东门国小对面现在都是很高级的公寓，那个时候都是平房，平房和平房之间是条小巷子，巷子里头是做蒸笼的，我最高纪录是一天之内帮老师去那条巷子三次，为什么呢？要买藤条。因为作蒸笼的材料是竹子，那我要买藤条就要到做蒸笼的店买，所以我最高纪录一天跑三次，因为老师打断了三根，这是小学，打手、打耳光那个都不用说了，这个都是血淋淋的回忆。
初中我念仁爱国中，那也是个血淋淋的回忆，那个时候我们一位管理组长，外号叫做狗眼，狗眼是北一女转来的，北一女的学生叫他狗眼，我们也尊重北一女学生，继续叫他狗眼，反正这个人就是非常讨厌，动不动就打人，也非常不尊重人，到了圣诞节，他就觉得初中学生会去跳舞，就站在校门口检查头发，他拿着电动剃刀，看起来只要不像是两天前理的，（两天前的头发看起来有长吗？）他就在你的头中间剃条跑道，就羞辱到极点，你说要怎么回家呢？坐公车回家不是极丑吗？他才不管就剃条跑道，结果那个时候，我骑了一辆既重又旧的脚踏车，放学时我又看到他又在那边剃跑道，事实上我的头发大概是五天前理的，但绝不符合「两天前理发」的头发标准长度。但是，打死我都不愿意被他剃条跑道，初二的我，举起脚踏车丢到墙外，爬到墙外再继续骑脚踏车回家，我都不知道我哪来这么大力气，脚踏车举起来、丢出去，光只是排球校队还不行的，还要有点本事，当时我初中也不知道怎么丢出去的。
高中我念建中，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好叙述的。
大学就是念台大商学系，商学系老师有不少其实教的不好，但是当时大学联考就是以分数高低选填科系，后来我也听说当时台大有满多分数上第一志愿的系，实质未必好，什么都不好，就是学生好，学生就迷迷糊糊填进来了，所以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大学管理的老师是中华民国第一位管理学博士，大凡听到中华民国第一个博士，一方面肃然起敬，另外一方面也满害怕的，因为他永远都在教他第一个博士时念的东西，我们那个时候管理老师有次上课问了一个问题，要大家都站起来，他说：「企业要怎么样才能够好？」就叫某甲回答，某甲说：「要注重人事，人事升迁管道要顺畅。」叫某乙回答，某乙说：「会计的内部控制要灵活。」叫某丙，某丙回答：「组织结构要调整。」一个一个都不对，全班五十个人都快站满了，每个都不对，最后他宣布答案：「企业要怎样才会好呢？就是要使好人能出头。」这种废话？这种东西为什么可以是标准答案？就一个老师就决定了，一混又是一节课。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位统计老师，当时我们已经是二十世纪末了，他教的还是十九世纪的统计学，坦白说是这样子，所以靠自己的多，靠老师的少。真正要碰到好的老师，大概是到研究所，这个我们等下再说。这就是「学思历程」，你说这讲起来多无聊呢，但是，也不是没有一些值得提的事情。
我第一个运气好的事情，就是大一时碰到的一位助教，那位助教不知道为什么看上我了，说我将来是念书的料子，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是念书的料子，我大一期中考的时候，经济学四十六分，会计四十七分，这两个主科一个四十六、一个四十七，但他偏偏说我是念书的料子，我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告诉你，你大二的时候，就修这个课、修那个课……；大三的时候，就修这个课、修那个课……。」那我就傻傻的，就照他说的修，后来就发现如果有一位学长或是助教能给你这个引导，那是非常有帮助的，他帮你省掉不知道多少冤枉路，假设我不是做学问的料子，反正白修对我也没什么关系，假设我真要走做学问的路，他的建议对我就非常有帮助，假设你也能够够命好，找到大概还有一点点慧眼的前辈、学长或助教，能够带你去选择好的课程，这是非常值得珍惜的，这是第一个命好的地方。
第二个命好，我大学毕业当完兵后，就考上公费留学，当然是命好，因为公费留学我考第二名，偏偏只取三名，有时候只取一名，如果当年只取一名，当然就取不了，偏偏取三名就取得了，考试当然是运气占了不少成分，我在大专联考国文作文成绩发布之前，我误以为我是榜首，后来作文只有八分，显然不是榜首，为什么作文只有八分呢？它出的题目是：「旬子曰：『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我当场差点昏死在那边，这种题目我六分、八分已经很高兴了，所以运气是很重要的，如果公费留考再出这种题目，我也没办法，大概还是六分、八分，所以这是运气好。第二个运气好就是考上公费留学。
第三个运气好就是基因，就是怪我的基因好，基因里有什么东西好呢？不是说什么聪明、智慧，那倒没有，我有一股奇怪的傻劲，我做什么东西我就豁进去了，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就很清楚，大三的时候，我家就在宿舍附近，一堆人住宿的人很无聊，就说要去新公园看看人家打太极拳，那我们每天早上五点就从台大法学院跑步到新公园，随便去看人家打太极拳，后来看到一位师傅，大家就跟他学拳、鬼混，不知道在学什么东西，太极拳为什么大部份都是老人家打呢？很少看到高中生、大学生在打，太极拳对身体有帮助的，老人家身体不好，他们去打太极拳，很容易就感受到太极拳对身体的帮助，我们年轻人十九、二十岁，身体个个都很好，没有人有关节炎、风湿等等，所以非要单边下势才能够好，没这回事情，所以年轻人学太极拳太不容易感受到它的好处，但是又温吞吞的，东一个西瓜，西一个西瓜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对那个有兴趣，所以我的同学最多打了两、三个月到半年之后，通通都不打了，只有我一打打二十九年，所以太极拳我一打打二十九年。
太极拳是很奇怪的东西，你不进入状况，你就不知道它有什么好处，但是进入状况的时间极长，比如说你看到人家在新公园推手，你去推推看，你去推手，一开始像傻子一样，在那边晃啊晃，动啊动，你根本不知道在它是干什么，去做推手同样的动作，从开始推到真正知道在干什么，大概要半年，太极拳在亲近，那个推手就是在接触，接触就是听静，听静就是要松，松了以后，对方任何动线你都能掌握的到，这就是听静，但是差不多要半年才能进入状况，所以绝大多数的人，没有意愿要当半年的傻子，每天呆呆的在那边混，也不知道干了什么，事前也不知道混了半年以后是否一定有感觉，所以我的基因里面有一根筋断掉了，才会在这没有预期结果情况下，要我学推手，我就学推手，所以这是我的基因，你要说这是什么呢？我想这就是我运气好，我有这种奇怪基因，我可以打太极拳二十九年，我到现在还天天打，颇俱功力，事实上打了二十九年，要没有功力也满难的，就是说能鬼混还能混二十九年是不容易的。
同样的道理，这个奇怪基因，就是让我比较不计成果的吸收知识，差不多是这样讲，我可以不计成果的去学一个拳，我也可以不计成果的去吸收知识。在我念博士的时候，系里面规定念博士必须念两门主修课，我大概修了五门主修课，所以跟个体经济学有关的东西，我大概全部都学了，全部都学跟现在家长「不要输在起跑点」的心态不同，因为我没什么起跑点的，我已经在念Ph. D.，已经修完两门了，我并不是还没有修，我不需要再修了，也不是为了要增加学分或者害怕没学够，我都不是，莫名其妙的，我想修我就去修，修了五门课把知识弄得很扎，我的经济学学习过程、内容，可以说是非常的扎。
但是，其实人文社会的很多学问，大概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可以了解，我有时候也跟同学说过。其实我们学习语言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用文法学习，所以我说：「This is a dog.」所以This是主词，is是动词，a dog是名词，然后把它拼起来成为句型「This is a dog.」这是文法学习法，还有一种是婴儿学习法，没有一个爸爸妈妈教小孩子语文是教他辨识This主词、be是动词，a dog是什么，没有爸爸妈妈教小孩母语是这样教的，小孩子学语言唯一的模式就是一天到晚听爸爸妈妈讲话，他爸爸妈妈讲了成千上万的句子，每一个句子都输入耳朵，记忆在他的脑袋里面，他偶尔就会蹦出来一个句子，爸爸妈妈会修正这些蹦出来的句子：「不对、不对，不是爸爸咬狗，是狗咬爸爸。」他就知道了，也没教他狗是主词，爸爸是受词，没有一个爸妈是这样教的，他只是说：「不对。」所以他就在自己脑袋修正，所有的文法学习法都是公式化的，主词、动词、副词、受词等等，所有的文法学习法都是抽象的，所有的母语学习法都是非抽象的，都是没有公式的，都是自己在脑袋里乱组合的，每一个小孩都是这样学的，大致说来自然和生命科学的学习过程就像是有公式的学习法，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就像是没有公式的婴儿学习法，婴儿怎么学呢？婴儿对于爸爸妈妈念过的整个杂七杂八的东西，他没有目的的，不是为了特定的功能就一直在吸收，不断的往脑袋里放，你说婴儿吸收难道有目的吗？绝对没有的，难道说我是为了讲好一个句子而听爸爸妈妈讲话吗？不是啊，他就这样子不断的输入，他偶尔会犯错，外界就给他纠正，但是没有一个抽象的公式让他慢慢去学，而且学得很好。
我们的英文前前后后念了八、九年，我们八、九年用后天学习法，用文法学习法学得英文，可能比不上一个英国人、美国人用婴儿学习法学三年，我们犯的文法错误，可能比一个四、五岁的美国人、英国人还要多，所以哪个好，那个坏？不知道，但是至少看起来人文科学的学问是这样子学的，是用自然的方式去慢慢累积的。
如果还不清楚，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都会作文，我们的作文能力怎么学得呢？大概在八、九成是跟我们背好的古文、诗词有关系的，我们就莫名其妙的背那些东西，李白、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的作品等等，一天到晚地背，背着背着，你的文句组合概念就出来了，在背李白、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的文章时，你绝对没有一个想要将来文章写得跟他们一样好的目的，没有这种人嘛，我们当初是被迫去背的，所以我们没有人为了要学李白的文章，所以现在拼命去学李白的文章，当然没人这样子，但是组合之后，就能慢慢写自己的文章，所以它是这样来的，虽然不表示背得好就写得一定好，但是它的学习过程大概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举了语言，或者是文学，还有其他的事情大概也是类似的。我刚刚说到，我常常去学很多奇奇怪怪的知识，这些东西你要往有没有用的角度去想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些藏在我们脑筋里杂七杂八的知识，它有两用：一是碰到问题的时候帮我们解决。比如说我从小就修了偏微分方程等等，那我碰到一个物理的东西，那就能用偏微分方程的方是来解答，这是大家最能熟悉「那门学问对我有什么用」的一种用，这是大家能够想象的。还有一种用，就是杂七杂八的学问对我们还有一种用，是大家比较不能够想象的，就是自己形成问题。这是一般人比较不能想象的，就是你看的东西非常的多，这些东西之间隐隐然有什么关系你不知道，但是这些知识都散布在你的脑袋里面，你有时候就会问自己几点之间串起来的关系，那几点之间和这几点之间有什么关系，当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在形成一个新问题。
但是如果你脑袋里散布的那些点是非常不够的，你根本就没办法问出问题，你当然根本就没办法形成问题，这对台湾的学生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很多台湾教育出来的学生，假设要走研究或是一般创新路线，像是台积电等等，很多人批评我们台湾训练的出来学生，很多都是会解问题，但是不会找问题，所以你给他一个问题要他解，非常厉害，不管多难都很快，一天两天、一小时两小时就能解出来，但是要自己找出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研究呢？研究就是找新问题，找新问题找新答案，如果是个旧问题，那十之八九都有答案了，一定是新问题，才会还没有答案，所以十之八九台湾训练出来的学生，都很会解问题而不会找问题，那怎么样让自己比较会找问题？我自己感觉跟前面说的有关，就是要不计目的的广泛吸收知识，其实通识教育有很大一部份功用就是在这里，你要说为什么一定要自然两科、生命科学两科、人文几科，为什么？你要想讲出个道理来，也许还不太容易讲得出来，但是也许我能把它称作「不计目的的广泛吸收知识」。
除了前面说的运气好的部分外，还有一件运气很好的，就是我是很调皮的人，说起我从小做过的坏事，通通讲出来你们可能会吓坏，所以我是很调皮的人。调皮的人对于做研究是很好的，很守规矩的人对于做研究是很不好的，什么叫做研究？研究就是Study of ，就是对未知事实的检证或发现，所有要对未知事实检证发现的人，这未知的事实，都一定是现在所没有的，那你要发现一个现代社会、知识所没有的，你想想看，这是比较守规矩的人，还是比较不守规矩的人可能做的事情？
守规矩的人就比较不敢挑战规矩，旧知识就是规矩，新创见就是规矩之外的东西，只有比较不受规矩拘束的人，他才比较有可能去想一些规矩之外的东西，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只有这种人比较会去想，所以我们说很多教育上不必要的压抑，要把它松掉的原因在此，因为太多的压抑把大家绑死了，就不可能再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绝对不是这种人，所以要把这些东西慢慢拿掉，让自己的野性（好像不是很好的形容词。）留着一点，这样才能够让你自己有相当的创新的余地，黄教授一定晓得余英时先生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朱熹的历史事件」，我大概也看了一看，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看一看跟一些人谈一谈，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功力在哪里，人家说唐朝以前的文献，你还可以净读，可以把它读光，如果你真的很拼命的话，但是宋代的文献，你就没办法净读，因为庞杂的不得了，读光以后要怎么写东西是一回事，但是读不光的东西，要怎么写东西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假设说有好多人都在做宋朝历史，那余英时先生到了七十岁才开始写书，你看在他之前，宋朝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的时间，这么久的时间里，有多少人去写东西？但是余英时先生去写，也许他不计目的去看这些文献，所以他看宋朝的文献一、文献二、文献三……一直到文献两千八百六十三等等，他看了就放在脑袋里面，视下丘、皮下脂肪……随便哪里，到处乱放，放在他脑袋里不知道哪个地方，他也没有目的，但是有一天他就能够把没有目的，而积存在脑袋里面的记忆，一点一点把它串起来，然后他有一个不受传统拘束的心，所以他能见人所未见的方式串起，他能把一些看起来乱无章法的只字片语，在不同文献中能够串起来，像是串珠珠一样，你会觉得串起来的珠珠好漂亮，那就是一本好书，所以好多的人文社会的学问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刚讲了三点运气好，也许我最后一点运气好是我的记性不好。像余英时先生这样做，记性一定很好，三、五千只字片语的文献，通通在他脑袋里面不知道什么地方。但是我的记性很不好，以前我在国科会办人文社会科学营时，有某一位大学校长，大概是国科会人文处的计画没过，就要对付我，在国科会人文社会营选择的地方，临时改称说没有地方借了，让我们在很仓卒之间，就找不到地方，anyway，他就是这么一个小心眼的人。那回去之后我就气得半死，跟我太太、小孩讲：「怎么有这种人？要开办营的前一、两个月，忽然说学校宿舍没有了，要我们去找地方，可是又找不到。」我的太太和小孩，他们两个人也气得要死。
过了两年以后，我是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太太就问我说：「那个某某人以前这样子对你？」我说：「什么东西？什么怎么样？」她就开始讲起那过程等等，到最后讲完，我才勉强记起来一点点，所以我东西忘得非常快。忘得很快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包袱，我完全没有包袱。我刚刚讲到大一助教叫我去修一些课，他大二，我们同班在修初等统计学，他叫我去修高等统计学，这是不合逻辑的东西，但是我傻呼呼的，就去修高等统计学，很多人会以为高等统计学不是要有初等统计学的基础才能修吗？我就告诉我自己，「假设」我都懂了。我不是乱讲，我去检查眼睛，视力检查人员问我：「那个口清不清楚？」他不是问我朝哪里，他是问我清不清楚，我说定义它清楚，它就清楚啊，这就是我说我没有包袱，你要我定义它清楚，他就清楚。你说高等统计学有些重要的部分，你只要告诉我那个基础是什么，我把它念一遍，O.K.，我知道它是基础就好了，我不用知道它。
比如说：A是B的基础，修高等统计学就像是修B，人说没有A不能修B。然后我就问A是什么，他就告诉我A是什么，假设我知道是什么就好了，我就立刻说我知道A，我根本不去问为什么是A、A背后的五条原因、怎么推导出A等等，我都不管它，我可以完全不管它假设我懂A，然后就去学B。这样子的巨鉴法，有时候有它的好处，因为我们的记忆都有限，我们把皮下脂肪切开来，我们就比余英时少了很多层，没办法跟他比，因为我们的记忆有限，所以我不乱记东西是满好的事情，尤其是哪一位大学校长要对付我，然后我把它忘掉，这是很愉快的事情，这使人生愉快非常多，我记的仇极少、极少，几乎都记不得，那只是闲话。但是真的是说有些东西，我可以把它断掉，之前的我就假设我懂，之后我再看为什么，很少有人愿意做这个事情，有时候要训练一下自己，看看能不能够这样去做。
所以我说我有四个事情运气很好，第一个是碰上很好的助教，第二个是考上公费留考，其实应该是五个事情，第三个是我基因里有一股傻劲，我有极大的耐力，可以做一些不知道为什么的事情做很久，第四个，我不太受拘束，这也是基因，一种wide mind，第五个呢，我的记性不好。但是这些东西，并非今天是通识演讲跟各位开玩笑，我自己想起来，真的觉得对我有帮助，在要去追求学问的这条路非常有帮助。
刚刚我讲说，人文社会的很多知识，是要自己去汇整，但是在过程中点点滴滴不断去吸收，碰巧佛经的金刚经中的一句话跟我说的有点相似，金刚经说：「菩萨不注向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这不是传教，所谓的不注相，你去布施做好事的时候，不要老觉得我在做好事，不要觉得自己是有着痕迹的去做好事，不要有什么人才去做什么事，所以说「菩萨不注向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假设把我刚讲的汇总成一句话：「人文学者不注向读书，其功用不可思量。」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要「注向」，不要为哪个目的读书。有些事情我是非常不同意的，第一个是很多家长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补习，就「不要输在起跑点」，我最讨厌这句话了，说不要输在起跑点，这就是标准的注向读书，而且是住的利害，什么是起跑点呢？有人在人生里鸣枪吗？有终点吗？什么叫「输」呢？
所以这是第一种，非常注向的念书。第二种好一点，有些报纸上说：「我们要培养读书的习惯」，连这也是注向念书，很多人去看，我不喜欢一种人，整天都在说你要多读书、多读书，多读书才能够怎么样，要无用之用才能为之大用，你不能说为了多读书才去读书，这都是为了特殊目的才去读书，你说我要念好英文，将来才能如何，念了一大堆英文的书，没有这些，才会去念一些点点滴滴，就像是念古文一样，但是不是要你去乱念书，像是什么壹周刊、今周刊、苹果日报等等，那是没有用的，你要念有用的书，但是不注向，不执着于哪个目的，不专走于固定的路线，只要是人文的，你有兴趣的，你觉得好玩的你就去念，什么时候有成果不知道，就像你背古文，什么时候作文开始变好，没有人知道的，也没有公式可以知道念白居易文章多少篇的时候，作文就可以不再是八分，但是它就是对你有帮助。
所以两种反例来说什么是注向，那种注向的念书，尤其是对人文社会，其实我觉得对自然、生命科学应该也是一样的，多多少少有些类似，你不能够为了什么目的去念书，这种例子很少的，我们举Andrew Wiles那个例子是极少的，大概十岁以后到三十六岁，通通都是为了哪一个目的而念书，然后哪一天终于做成了，这个例子大概不是那么多的，他的知识涵养是慢慢来的，但是人文社会尤其如此，所以人文社会很多人发迹，大概是六十、七十岁以后的事情，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刚刚说余英时先生，他自己也觉得写了朱熹的历史世界那本书是一个非常得意的著作，但那时他七十岁。
数学家三十岁不发迹，大概就不太容易再发迹了，数学家如果三十岁之前文章不发表，大概就再见了，不用再想混了，好的数学家大概是三十、三十五岁，像Andrew Wiles，他的Fermat Last Theorem是三十六岁证明的，但是要证明这个Theorem，需要很多的子定理，这些都是在他三十岁以前完成，只不过他最后的一步才跨出去，你不可能重要的子定理在三十几岁发表，没这种人，所以大部分的科学研究都是很年轻的，李院长拿诺贝尔奖好像是四十六岁，非常年轻的，但是他那篇著作更早，他在芝加哥大学当Assistant Professor时，经典著作就出来了，他在芝加哥待了三年要走，当时芝加哥副校长跟他讲，一直不让他走，最后说了，你如果走了，万一哪天拿了诺贝尔奖，我们不是会很遗憾吗？那时他才多少岁，非常年轻的，几篇重要文章都已经摆在供桌上，随时要点香，等到时候到了，就可以烧香。
人文社会没这回事情，可以斩钉截铁这么讲，如果要问我自己，我可以说我念博士学位之后，大学毕业二十二岁，当兵当完二十四岁，当一年助教二十五岁，所以我二十九岁拿Ph. D，二十九岁拿Ph. D之后，假设我们现在的知识能量化，现在的知识是一百的话，我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念完博士累积的，只有百分之五是念博士之前累积的，我相信很多念人文社会的学者都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到哪位人文社会的学者说我是哈佛的Ph. D，讲这话的人如果三十岁还可以，如果四十岁的人讲这种话，就不太有出息了，那表示他还在拿十年前的资本在招摇撞骗，三十岁以前，你可以说：我二十九岁哈佛Ph. D，到了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你不必再去张扬那些东西，尤其是对人文社会的研究者，我们的学问百分之八、九十以上，是在拿Ph. D以后慢慢累积起来的，所以老是说自己是哪里的Ph. D没有意思，更不用说我小学没有输在起跑点，那是笑话。
我最近经常看到人家，我当初放弃美国优裕的生活、待遇很好的教职回到台湾已经十七、八年，我说：你少讲一点，要不要把幼稚园老师给你几次乖宝宝也讲一讲？没有意思的，老讲说十七、八年前我如何风光，两年拿到Ph. D，这是干嘛呢？也许在科学是值得炫耀的，但是在人文社会不太值得炫耀，尤其是时间久远之后，甚至不应该再去炫耀，为什么人文社会会这么久？刚讲它是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够形成一个知识的基础，主要原因大概是这样子。你看科学里面一定有什么理工、生命、自然科学背景的，我儿子在化学系，他现在跑到某一个人的化学实验室，实验室里面就有十几个助理，包括博士班、博士后的、硕士班的，十几位助理，有几个学生等等，凑起来有二、三十个人，这在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是常态，在人文社会没这回事情。
余英时全盛时期，大概四、五个学生，我们经济学的泰斗Gary Becker，一个秘书、两个学生，没有助理，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因为自然生命科学很多是实验，很多的题目可以切开来实验，如某甲去做A题目，某乙去做B题目，某丙去做C题目，它可以这样做的，人文社会的所有知识，大概是在一个人的脑袋里面完成的。我们刚刚讲余英时写那本书，他怎么写的呢？他把宋朝文件，第一件、第二件、第三件……，一样一样地念，全部放在脑袋里面，然后到哪天就串成一个珠珠，他有办法把这个事情交给二十八个助理去做吗？「甲助理看第一到八个文献，乙助理看第三十六到九十三个文件，看完以后你们简报，我听。」有用吗？没有用的，用膝盖想都知道没用的，怎么会有用呢？因为支离片段的知识，不是这样串起来的，小朋友学语文，是你不断地对他念句子，让他在脑袋里串起来，你不能说双胞胎姊妹，姐姐只听爸爸讲，妹妹只听妈妈讲，这样她们俩要沟通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语文是这样学的。
所以你作文也是一样的，你要就白居易、李白等，什么人的好文章都念，慢慢累积在脑袋里面，有一天你就能串起来，变成一个很好的作文者，但你不能说有两个人，一个人专念西元单数年出生的文章，另一个人念西元双数年出生的文章，然后他们两个人沟通，让他们简报，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不可能的，人文社会没有这样子搞法，因为它的知识就是靠脑袋，将不同时间点作有机的组合，才能够串出一个知识来的，因为它没有办法、不能BOT，所以人文社会几乎所有的知识，在少数一、两个人的脑袋里面，慢慢酝酿形成，所以你看期刊上自然科学方面或者生命科学方面的文章，十几、二十几个作者；人文社会没这回事的，一、两个，两、三个作者，三、五个作者了不起了，所以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人说人文社会的知识用小火慢慢炖出来的，这是没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知识是从看的书或是社会观察慢慢累积的；像很多钢琴的天才，可以在七、八岁很小的时候，技巧就能非常好，李斯特什么乱七八糟的曲子，他可以弹的很好，但是他的感情很难表达，因为你不到那个年纪，那种感觉没有过，弹失恋的感觉，七岁？他没办法呀，所以人文很多知识的累积是要慢慢来的，是跟年纪有关系的，所以急不得的。这就是不注向读书。
还有一种注向读书，是非常不利于人文发展的，就是跳级。有的人幼稚园大班就念小学一、二年级，小学二年级念四年级，四年级念六年级，六年级就念人家初二，初二就念人家高一，高一就念人家高三，高三就念大学，最后说：「我二十四岁就拿到博士。」So What？这叫做终点吗？有人鸣枪吗？没有吧，所以他二十四岁拿到博士又怎么样，这也是一种注向读书，就是我要「快」，快又怎么样？尤其是对人文社会，快又怎么样，没什么意思的，所以你二十四岁拿博士，跟二十六岁拿博士，差别安在哉？不知道在哪里，有些东西它是快不起来的。
所以我大概花一点时间，将人文社会知识怎么累积的，我把我的经验跟大家讲一下，但是我没办法再具体，我没有办法像自然科学、生命的学者说：告诉你们，我的关键、转折、规划，鱼儿往上游的经验是什么。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刻出一条路来，请大家依此类推，十年有成，没这回事情，这路原比自然科学要难以刻画。
最后再讲讲后来的过程，我刚讲的是知识基础是怎么累积的，但是我说了半天也等于没有说，因为「怎么」是没有方法的，但是我只是告诉你它应该是怎么走的，所以「不注向」意思就是在这里，假设我真能讲出一个方法，那就是「注向」，大概是不存在这种方法。假设你要走人文社会路线，将来也有机会这样子慢慢走下来，走下来之后，你假设要走进探索知识的路线，你就会非常寂寞，所有做研究的人都寂寞，古来圣贤多寂寞嘛，喝喝酒也许就好了，但是人文尤其寂寞，这是有原因的，假设你在实验室，二十个人一起混，老师不在的时候就一起混去看电影，这样是比较不会寂寞的，自然跟生命科学的研究者不同，我儿子跟我说，只要老板不在都在鬼混，出去打篮球、看电影什么啦，成果一起发表，声息相通，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组，彼此可以互通声息，它比较不寂寞，但是我们说人文社会的学问，是在一两个人的脑袋里面完成的，你说他不寂寞吗？他更容易寂寞，无助而寂寞，你研究做不出来，还可以把试管丢到隔壁人的墙壁上，我们的脑袋串不出东西来怎么办？那是很寂寞的，所以走追求学问这条路，假设你要走下去，是一条非常寂寞的路，是一条漫长辛苦的路，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希望像是国科会、教育部的奖项，帮助这些学者在寂寞的过程中间，让他们有一点安慰。
我曾经有个比喻，我们的学术生命就像是一篇文章，一个一个的奖项，就像是逗点，你看过那些后现代的人写文章，没有逗点的。城乡所有位夏铸九教授，是我的好朋友，我真受不了看他的文章，没有逗点的，一个句子三行，三行以后才看到逗点，这样会boring，很烦的，所以偶尔会有个逗点，假使逗点就是各个奖项，就让你停下来喘口气，喘气的时候脸上还会有笑容，那就使你的人生好走很多，但是也要注意，求学问的过程还是不能注向。为什么有人批评国科会的许多奖，让大家作很多轻薄短小的文章，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有的人不断的告诉自己：那个奖没有什么，只是个逗点。但还是很高兴、很喜欢，所以久而久之，如果那个奖设计的不好，你就是为那个奖在做研究，就是为逗点写那个句子，整个文章的目的就不见了，东一个逗点，西一个逗点，有些奖设计不好就变成这个样子。假设那个逗点经常出现，为了要迎合逗点，赶快写小东西在逗点之前，那就是轻薄短小的文章。
人家说训练狗有一个办法，狗一天要吃两顿，但是你只要喂牠一顿，其他的小饼干、小骨头就放口袋里面，随时训练牠，「Set！」，要牠坐下，牠坐下，就给牠一块，然后「Down！」，牠趴下，就给牠一块，然后「Roll Over!」，牠翻了跟斗，也给牠一块，这样子狗很快就学会了各种基本动作，就是你饿牠，然后奖励牠，这是最好训练的办法。以前我们台湾的公教人员薪水很低，国科会的奖励很丰富，大概就像是训练狗一样。我刚回台湾薪水只有一万多块钱，国科会就有八千块，所以薪水跟国科会奖励费差不多，那我们就跟狗一样，每年它要我们「Set！」，我们就Set，「Down！」，我们就趴下，「转一圈」，我们就转一圈，很乖！但是训练完之后，我们就只会这三件事情，我们从来就不会去做跳跃，去做伟大一点的事情，做什么接飞盘、撑竿跳，我们都不会，因为我们只被训练去为小小的东西而奖励，所以那些奖励，作基本动作大概是可以，但是作长期的精神食粮大概是不行，所以我说今天有两个句子，我要把它写下来，这两句差不多是金钢经的翻版，金刚经上面说：「菩萨不注向，不食其福得不可思量。」我说：「人文学者不注向读书，功用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二个句子，金刚经上面说：「一切贤圣，皆因无微法而有差别。」这对我们人文社会学者也是适用的，现在假设要我讲出一个公式、一个法则、一个经验谈、一个关键的描述，一个看到鱼儿往上游就立志的故事，而使得你受到启发，你就可以变成圣贤，那是假的，没有这回事情的。
假设你要在追求学问之路上出类拔萃的话，你一定是因为遵循一个我没有办法具体描述的过程，而让你成就那个境界，所以我一个多小时内，不太能描述说如何帮助大家走这条路，假设你要走人文社会的路。我也讲说，如果是一、两年前，我都还不敢就这个题目去讲，比较敢去说，现在比较有把握，现在我比较不惑，还不到不惑，知天命啦。我大概知道说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假设我自己做得还有点心得的话，我大概知道我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方来的，假设我自己做得还有点心得的话，我自己反省一下，哪些事情是不对的，我只能够把那些不对的事情讲出来，你要「不注向」，你要「注向」就是不对的，这我可以讲得出来；但你说到底应该要怎么办？那我讲不出来。你就是要不注向的用功，广泛的吸收知识，维持你的野性，让你的知识在脑筋里活活的转，那将来在这边讲我的学思历程的人，绝对会比我年轻，都会是你们，我就讲到这边，比我预计时间短一点，不过我们可以多花点时间谈一谈。
陈泰然：
非常感谢，在开放今晚同学、老师们来跟朱教授对话之前，可能我还得花一分钟，以作为主持人，稍微说一下个人感想。一开始，我一直紧张，以为我们朱教授不谈学思历程，要聊天的，越谈越谈之后，我发现他谈的就是他的学思历程啊！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一再强调的部分，在学思历程里面已经归纳出来，他这个人，说命好，碰到一位好助教；说运好，只要两三个，还是录取了，当时可能是同分吧，都是录取一位，这部分他可能没有说明；说他基因好，当时一股傻劲，嗯！不错喔；第四个，又好像基因跟遗传，因为他没有包袱，有野性；最后一个，他谈到这件事情，实际上说起来，也是他的遗传基因，就是他的记性不好。我感觉到他认为事情，不管好不好，都变成好的，这从他身上，我们学到了乐观。
其次，我是觉得，他刚提出来说他从来没有生涯规划，如果是这么一位乐观的人，他的命好、运也好，然后基因又好，台湾话说：「时也，命也，运也，非我之所能也。」实际上就是冥冥之中已为他安排，他的确是命很好，他不需要有生涯规划，的确，听起来好像也没有生涯规划。
其实，刚刚我们听到朱教授说，这么一谈，他一直强调一件事，不管读书、做事，不一定要有特定目的，只要有傻劲，终究有成，他怕我们不记得，还特别写出来、括号起来。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于我心有戚戚焉，因为他谈到修博士的事情，我也是凭着一股傻劲，我拿博士学位的时候，主修一门，辅修三门，结果我把系里面的课全修了，我觉得不管是人文社会或是人文学，很多问题在某些地方还是相通的。读书、做事不一定要有特定目的，因此他不断的谈到多学啊，杂七杂八的，到最后就不注向了，不一定要只讲求功利主义，还是像硕士一定要讲求出路，那样的话，依照朱教授说法，不一定有好结果。
现在接受一些大家想了解朱教授的学思历程的。
学生提问：
老师您好，我是经济系周同学，有一大一小问题想请教您。小问题是您的高统有没有过啊？大问题是老师强调您之前运气好，有五点，西谚说：「Every dog has it’s day.」通常说是运气好，但总有运气不好的时候吧，刚老师说提到遇到挫折、不如意或不顺利的时候，如何突破困境？能否请老师举自己生命中例子，来形容描绘遇到困境，不论是做学问、学习，或是在人生上面，如何面对困境，并积极突破。谢谢老师。
朱敬一：
高统有过！而且高统成绩比初统好，高统我记得还八十几分，初统好像才七十几分，我也搞不清楚，因为初统是十九世纪的初统，不太容易学。当然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我刚不是说我记性不太好吗？像是一些挫折，我忘记得还满快的，所以这是好处，这不是开玩笑的。像刚说到的校长是如何记恨我，我回去以后，跟我太太、小孩讲的时候，他们还很气，想起那两三年前的事情，他们还在生气，我都已经忘光了，所以，我这样子当然很容易从挫折中恢复生命力嘛，因为我根本不记得了，但这是一部分。
另外，要如何从挫折中恢复，还是运气，有太太、小孩都很好，所以我有一些挫折，他们都给我很多包容，这是实在话。国外有很多教授，他们拼资格，升等期间是六年，那六年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有很多人是学校拿到资格后就离婚的，因为拼的时候，经常不在家的，经常不回家的。有一位教授一天回家吃饭，因为他吃完后还要回学校加班，他稍微晚一点走，他出门的时候，小孩说：「谢谢爸爸今天陪我玩。」可见这是什么日子，所以付出与投入是当多的，国内有很多的研究，大概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是经常有的，所以要一个很能帮你分担的环境，这是运气，这环境是可遇不可求，这当然是运气，没有让我分神很多。
学生：
朱老师说到「不注向」，就是不要为任何目的而努力，那就是人文学者不管多晚开始想走学术的路，那都可以吗？老师很早拿到博士学位，那您是鼓励我们一直走学术的路，还是毕业以后先去做事，然后再回来，看看是否合适走这条路？
朱敬一：
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比方说有人家境好，有人家境不好。比如说王永庆的小孩，我当然鼓励他赶快去念书，他在台湾的企业做事，说不定还做得更糟糕呢。每个人情况是不太一样，假如你的家境好，你可以先出去念书，但是假设要念MBA或Law Degree，也许要先做做事，那方面的背景，对你念书是有帮助的。我刚刚说不注向去用功读书，并非说多晚起步都可以，总不能说六十九岁说：「我现在开始念二李词。」那太晚了吧，六十九岁太晚了。
前阵子我去拜访余英时，他说：「钱穆说：『放宽成见，加紧步伐。』」放宽成见，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想要五年之内如何，或是十年内要变成世界第一，不要这样搞，放宽成见，但是你自己的脚步要加快，加紧步伐。一方面你不给自己压力，但是另一方面，你尽其在我的那股冲劲要能够维持。
学生：
老师最近接下中华开发的董事职位，就是官股代表，是吗？我很好奇中华开发到底是怎样的机构？
朱敬一：
那没什么了不得的，林全是我的好朋友，他总要有些人去做官股代表。所谓官股代表就是：官股代表政府、人民的股份，我等于是代表政府担任一名董事，不希望公司胡乱经营等等。我原来是第一金控的董事，后来董事长被解聘了，但是第一金控与中华开发有点差别。第一金控最大机构就是第一银行，第一银行做的很多业务是消费性贷款；中华开发金控最大的机构，就是中华开发工业银行，那是一个工业银行，它做的大部分是企业的融资放款，因此中华开发服务的对象是企业；第一银行有很多服务对象是个人，像是：信用卡、汽车贷款、房屋贷款等等。做什么官股董事，一个月九千块钱，要不是林全拜托我，我还不太想去，一个月大概开两到三次会，每次会议大概要开半天，你问问黄俊杰教授、教务长，他们要不要去？大概没人要去干这种事，只不过因为他是好朋友，他要我去我就去。为什么会去中华开发，因为他的业务单纯，因为他是做企业放款，所以他的对象没有个别的消费者，所以比较单纯，这样我才能够学点东西，我要去学点东西，我想知道财务金融界是怎么运作，我对这个很有兴趣，我想藉这个机会学点东西，如此而已。为什么大家对它会这么注目呢？因为它出了一位刘泰英，但是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学生：
请问朱教授，听过经研所学姊提到，朱教授过去发表论文时，曾经有一次下午想想、写一写，不到一刻间就提出发表了。我想朱教授发表论文的经验，可否与我们分享。
朱敬一：
我没有那么神勇，那是乱传的。我说一两个自己觉得很好玩的研究，我说我有一点 wild mind，我做的东西都满调皮的，我做过一个研究是这样子的，很好玩，你们都听得懂的，我觉得很好玩。我把历史上的人口拿出来看一看，就会发现从有纪录以来，从秦，因为它有一些税籍资料，有税籍资料就能知道有多少人头，所以从秦汉开始，去画一个人口数的波动。很多人口学学家想要去解释那个波动，但是都解释不了，人家怎么解释呢？就是妇女几岁开始生育、几岁死亡，那在几岁时就应该生下过多少人，所以就会有波动，通通都是用年龄角度去看问题。我去看看史料，发现西汉末年因为黄巾之乱就死掉三分之二的人口，东汉末年又死掉好多人口，然后五代战乱的时候又死掉好多人，我想这个人口波动怎么会跟年龄有关呢？当然跟战乱有关系，所以利用小时候常玩的，我就设计一个官兵抓强盗模型，我把人分三种，一类是官兵、一类叫强盗、一类叫农民。农民缴税养官兵，官兵猎杀强盗，强盗抢夺农民，当他们互动的结果是某些情况的时候，人口的波动就非常像是中国历史上所看到的，这就是我的研究。所以我在做什么呢，我在把小时候玩的官兵强盗一直留在我的脑下丘或者视下丘，有一天我就忽然想起来了，我觉得这是用得上的，我就去用用它。这是片段去想的，我写过面相经济学，我们经济学家就是在解释一个存在的现象，为什么它会存在人类社会这么久，面相是华人社会普遍都会接受的，什么人中长就是命长，耳朵大就是福气好，这边太窄就是怎样，印堂如何如何，每一个都有它的学问，我问的问题是说，假设面相确实是有道理的，耳朵大确实就是福气好，那华人社会普遍接受的面相就是有道理的。假设有没有可能耳朵大，但是福气其实没有比较好，就是耳朵跟福气是不相关的，但是有没可能在这情况下，华人社会还是有很高比率的人相信面相？这就是我的研究，为什么我去做这研究呢？因为有人说我耳朵很大，所以我要看看「朱耳朵」是怎么回事，我就乱想，过程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很好玩的事情，这是我们经济学如此，当然朱熹不是这样子做的，那我们的研究就是这样子，要我讲具体不太容易。
我刚刚说不注向吸收的知识有两用：一个是帮助我们解问题；一个是帮助我们想问题、找问题。国内好多老师都说他不知道怎么找问题，但是我坦白跟各位讲，我从来就没有一时一刻，没有三、五个问题没时间做的，我有一大堆的问题，脑袋里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想法，我都不知道哪来的，小时候官兵强盗乱做做来的，就是像这一类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杂问题，我不知道哪里来的，所以我猜大概是跟我不注向读书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今天才这样讲，这是实话。
学生：
刚刚老师讲到第二个幸运是考上留学考试，老师的意思是不是因为老师考上留学考试到国外念书这段经历，让老师有些收获，老师是否可以谈一下在国外念国博士时期的收获与经历。
朱敬一：
我们那时的家庭环境都不好，有公费留考与无公费留考，甚至会影响会不会出国，考上当然是很顺利的事情。刚我说了从小到大很多血淋淋的回忆，小学、初中等等，大学的老师也不见得多好，但是研究所的老师确实非常好，研究所老师学问很好，他要求的东西不多，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自己去吸收自己的东西。台大有很多系要求的学分非常多，多到你没有时间去学别的东西，我们通识教育想要挤出几个学分来，每个系都不让，说我的都是重要的，比如说：「不学完这个，哪里成为一土木人？」我是乱讲的，不是在讲土木系。但是国外很多学校它要求的不多。第二个，假设你将来要念书，你一定要去好学校，你不要觉得Harvard、MIT好，然后它会给你很大的压力，不要这样想；好学校的老师，大部分是好老师，就是说他的学问好，学问好的老师他不会压迫你的。很多台湾去的好学生，跑到二流学校，那个教授本身不怎么样，但是看到一个好的学生，如获至宝，留在实验室里面留个十年、八年的，因为这样就是他的廉价劳工，压榨他嘛，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可能，是他自己不够好，所以他没有信心，所以你做到某个地步，他不敢让你毕业，他不知道让你毕业以后，是不是会丢他的面子。只有好的老师，他没有这个坏动机，也没有这个顾忌，他没有留住你当廉价劳工的坏动机，也没有顾虑你学问不够而让你毕业，他不会，他有充分的信心：「这样就够了。」所以，你要念书就要去好学校，去好学校找好老师，这样不会错的，你以为那样是便宜，受的苦才多呢。
学生：
我想请问老师，刚说到常觉得自己问题很多，所以时时刻刻都有很多问题，当你有很多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抓住重点？你怎么知道到底要先研究哪个问题？因为总不可能同时研究很多问题，这是我的问题。
朱敬一：
假设我有三个学生，我就一个人去做一个。这不是压榨，人文社会与自然生命科学又有一点不太一样，自然生命科学的研究生做东西，是在帮老师的忙，但我刚刚说过了，余英时的学问是在他的脑袋中完成的，那些学生是帮不了他什么忙的，余英时指导学生是在「放电」，他不是在「充电」，所以假设我有三个硕士班、博士班学生，给他们做，坦白说，我在帮他们的忙，好多学生是做到后来碰到瓶颈，我得重新下去帮他做一遍，分下去不同的时间做，台湾还有一个毛病，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也会剥削到我们的时间，我曾经最高纪录一年审过一百篇稿子，你能够相信吗？我三天审一篇稿子，这是题外话，我的时间也不是多到那种地步。
学生：
谈到李念祖律师写的基本人权，对老师如何不注向念书，可以念到法律相关书籍感到兴趣，老师是原本对这有兴趣吗？
朱敬一：
法律我是念Ph. D都没有念的，是后来我自己念的，我到台大教书之后，就去法律系，偷偷坐在里面，听过民法总则、债篇、物权、刑法、民事诉讼法，在美国史丹佛，听过三门课，自己看的，就是这样子。但这有什么好难的呢？就看嘛，因为我忘得很快，所以我念民事诉讼法，就假设我懂民法，我是说真的，并非开玩笑，就是这样念。为什么我去写什么基本人权，这是很非常容易理解的，大家了解经济学研究很多市场跟政府的关系，我们研究市场，动不动就要分析国家或者政府可不可以介入市场，什么时候要管制，什么公营事业要民营化，什么时候不民营化，这都是干扰市场，什么是公平交易法，这都是国家去干扰市场，所以经济学是研究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基本人权？基本人权就是国家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可不可以侵犯你的择业权？可不可以因为你性别如何，就压榨你的什么权？可不可以在高补考的时候出特定语言的题目？这都是基本人权研究的课题，所以国家和人之间的关系叫做基本人权，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叫做经济学，简单的说是如此。但是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一群人的组合，所以研究国家与市场关系之哲学，跟研究国家与人之间的哲学背景是一样的，所以我踏进基本人权是极其自然。不信你看历史上，Jeremy Benson是功利主义之父，John Stewart Mel是自由主义之父(之一)，但是Mel跟Benson都是经济学家，你看Benson如果不是经济学家，怎么会叫功利主义之父呢？所以在十九世纪的西方世界里，刑法学者Jeremy Benson写了一本「刑法」，他写了很多法学的书，写了很多人权的书，所以Benson既是经济学家也是法学家，在以前根本就不太分的，因为他的资料背景是相同的，只不是现在很多人念书，越念越专、越念越精、越念越小，他已经不太习惯去退后一点看，我因为不注向读书，所以才会退后一点看。
学生：
请问老师刚说要找一流的学校、一流的老师，这样就引出下个问题，请问要怎样才能自己进一流的？别人进二流的？
朱敬一：
后面这句话我没有讲，我没有说别人进二流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了。
不过必定是这样子的。虽然没有说，但是inpuly。
我想我是从鼓励的角度鼓励，希望有机会到一流学校的同学，当然去一流的学校。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有的学生，他要出国之前，有Harvard和某一个可能是二流的州立学校入学许可，他问我要去哪一个？我通常会跟他们说我刚才说的内容。所以这不是一个冲突，如果你有Harvard的入学许可，和某一个州立学校的入学许可，你要去哪一个，假设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会告诉你去好的，并没有inpuly大家去拼一个最前面的，把坏的留的给别人，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学生：
教授刚讲到说做研究的路是非常寂寞而孤独的，您是觉得与社会没有连结吗？还是没有别人的认同？对学术研究上的信仰是什么？是对真理的崇拜吗？还是兴趣或是想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
朱敬一：
假设我们谈学术的政策，政府该不该干预学术，那我会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但就我自己而言是兴趣。每一个人不一定需要有多伟大、正经八百的讲出来的论述，才能够做研究，有很多研究是讲不出用来的，因为学术自由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是基于我的兴趣而去做研究，它可能有用，可能没有用，就像你说我研究二李词、研究白居易，有用吗？我要你证明它有用，你累死了，你怎么证明我研究宋代朱熹的历史有用？我们不应该那种道德角度去问一个学者说：「你做的东西，是不是对社会有什么用？功能是什么？」事实上我也没有这么宏观的角度，我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是兴趣。
你刚说我做研究寂寞是不是与社会没有连结？不是。我做的研究的题材，如刚有人问的基本人权，我做基本人权把好几十则台湾大法官的解释拿出来，所以我做的研究十成九是跟台湾社会有连结的，所以我有这个感情上的catchment是没有问题的，我不是做一个象牙塔内的，刚才说的官兵抓强盗是有点象牙塔，是好玩的、胡搞的东西，我绝大多数的研究是跟台湾社会有很密切的连结，为什么会寂寞，因为我没有人对话，我对话的机会很少，创新是原来所没有的，所有的研究在创新时，我可以跟同事讨论，但往往他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跟他们也说不出来，因为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将来会是怎么样子，研究就是走向未知，未知的东西，隐隐约约有种感觉、有种印象，但是我无法具体名状，所以我怎么跟人家讨论呢？所以我再彷徨无主的时候，并非不愿意与人对话，而是因为仍是未知，而没有对话的对象，所以我就会寂寞。
我想研究很多是这样子的，挫折也是一样，做不出来谁能帮你一把？谁这么厉害啊？如果这么容易让谁能帮你一把的话，那就不是有意义的研究，有意义的研究就是因为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帮的，因为它创新。余英时写朱熹的书，写了四年还没写出来，你说我去帮他一把，我怎么帮？打一针维他命？
学生：
朱教授面相很好，跟太极拳有关系吗？想请教有关太极拳的部分。
朱敬一：
太极拳有关系。我大学的时候有一点点血压高，但是血压高也许是因为运动或是什么其他原因引起，因为太年轻了，我自己不会感到不舒服，但是我打了几年拳之后，血压就不高了，现在血压也很正常，并不是说我血压高身体不舒服，打了拳以后身体舒服就不高了，并不是这样子，而是它这个病就没有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就有点迷信，太极拳打一打，身体也会比较好，疾病甚少，有一点内功，当然有帮助，体力好一点。
学生：
老师您好，我是会计系三年级学生，我想请问老师，您的子女现在都是就读大学的年纪，以老师您经历这么多，再回头看的时候，您觉得在有限时间里面，大学生应该把大学学习的范围放得广一点？还是精一点？因为我自己碰到的问题是时间有限，可能我想修哲学跟科学，但是我又想要学投资学或是高统，自己倾向是广泛接触，可是像很多亲戚朋友有在美国优秀大学就读，如：UUPN、Berkeley，我觉得他们的大学生在大学时，以学商的来说，就非常专注投入在所学领域里面，广与精似乎没有办法兼顾，老师您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朱敬一：
台大不是有导师制吗？我想那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假设我是妳的导师的话，我会好好跟妳谈一谈，然后看看情况如何，我实在很难在一两分钟内告诉妳一个答案，妳的导师是谁？我可以跟他打个电话，说他没有作好工作。
陈泰然：
我主持过很多的学术讨论会，也主持过很多的演讲会，更主持过很多的会议，像今天晚上这样的场景，是我少见的，我刚刚仔细看，不但没有人打瞌睡，没有人想要回家的感觉，刚刚也看到很多人举手，但是作为一位主持人，就是要把时间掌握住，还再一个问题，这是因为我们主讲人特别看到今晚大家兴致这么高，那就最后一个问题。
学生：
朱教授您好，我要请教的是夏教授之前在教育部出版的书上写过一篇序文，他把经济学者分成两种，一种是政策的从业家，另外一种是学者，在书上我也读过Milton Freemen只要在旁边当一些总统的经济顾问角色，不介入官僚体系，就像是您的好友林全现在正在担任财政部长，请问老师觉得一位经济学者在社会上，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谢谢。
朱敬一：
都可以啊，每个人的意向不太一样，当官有当官的基因，做学术研究有做学术研究的基因，这是乱讲的。当官在官场中的生态与文化，很多人是不能忍受的，不能忍受就做不了这个事情，学术界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老板，做教授不太有老板，什么立法院，上至总统，下至芝麻官，我们想批评谁就批评谁，系主任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得拜托，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不太需要去卑躬屈膝、趋炎附势或者迁就某些环节，学者是如此。参与政策后，实际上就必须服从那个伦理，这也是应该做的，你不能学者当了政务官，对行政院长还一副很不甩的样子，既然当了政务官，当然有政务官的伦理。但是，有一点要弄清楚，没有一位担任政策研究的人，他可以学理不好的，绝没有这种人。
早年台湾经济的研济的研究为什么不容易做好？很多台湾的学者，甚至包括企管学界，因为很多人太早踏进实务领域，太早就担任开发金控的董事，他们去做金控董事或是做很多政府计画，是为了要赚钱，一个计画一万块、一万五千块，他兼个二十个计画，他是为了要赚钱，号称是参与政策，但是事实上是为了要赚钱，他内功还没练好，就去推手，这会很惨的，这样绝对做不好的。所以要去做经济学的政策研究，一定学问要做好，美国也是一样，总统的经济研究顾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前是_____________________，后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现在是谁我不知道了，____________________是在诺贝尔奖边缘的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去年得诺贝尔奖，都是到了这个level，才去做所谓政策研究，或是提出政策建言，不到这个水准，不要去做那么离谱的事情。这两个从某个角度来说是性向的不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一个人说专攻这个，但是另外一个不懂，没这种人的，也没有人专攻学问，实务通通不懂，永远在象牙塔里面，在经济学来说，没这种人。
陈泰然：
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让我们聚在一起，首先，我们感谢共同教育委员会黄主任委员的安排；更重要的，要感谢今晚主讲者朱副院长、朱敬一教授，非常谢谢您，最后更感谢大家的亲临，谢谢各位。
（以上文字整理自这里：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17ea57010009co.html）
时 间：2003年9月23日
时间：晚上19：00～21：00
地 点：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主讲人：朱敬一 副院长
主持人：陈泰然 教务长
陈泰然：
大家好，不容易喔！晚上七点钟还可以座无虚席。我的学思历程在台大已经超过五年历史，第八年了，为什么我说超过五年历史，因为我从五年前开始，每次我们的「台大校讯」，每一篇我都要念过，受益良多。
今天晚上是非常特别的来宾，其实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几年前，中研院借重他的专才，挖角进去中研院，不过还是不忘我们母校，回到经济系，不断来给学校同学做一些指导与上课。朱敬一副院长，可能跟很多在座是属于同年龄层，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下，朱副院长是我们历次我们学思历程里面最年轻的一位。
一般我的学思历程大概应该头发都像我这样白，然后总结一生。但是，朱副院长人生走到三分之一，就要来跟我们谈他的经验，这的确不容易。我说走到三分之一的意思是说：现在人通常都会百岁，长命百岁。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朱副院长，先从比较正式的表现。从美国拿博士回来之后，他过去的表现我一直很注意，国科会杰出研究奖连得四次，同年，一九九八年，民国八十七年成为我们教育部的国家讲座教授，也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据我所知当时也应该是最年轻的，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一点的确是今天晚上可能有很多要让我们知道的故事。
不过，在这地方还要额外再点出一下，各位刚刚看到他走进来，他的身材也是运动健将，各位不要小看他，他是台大排球校队，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我也是排球校队，他四年校队，我也四年校队，我不知道朱副院长有没有当过队长，我以前是排球队队长，不过，我们两个打球，随后我也请问过我们台大排球校队跟教练，他们说朱副院长当年打球非常认真，跟他做研究是一样的，今天晚上的确非常高兴，能有朱副院长回到我们学校来，在这个时间跟各位分享他的学思历程，整个人生到现在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来欢迎朱副院长。
朱敬一：
教务长，还有黄教授，还有大部分的在座同学，这里头人文、社会背景或者商科的举手一下，好，谢谢。
刚才教务长说到是所有讲员里面最年轻的，还好啦，如果我们把孔子谈到的年龄顺序排一排：二十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我现在也快五十了，所以慢慢算是知一点天命，坦白说，要讲「学斯历程」是可以讲，但是要有把握给各位同学有一点帮助的话，我大概这一、两年才敢讲，早些年我还不敢讲，我今天希望从人文社会研究者的角度来谈「我的学思历程」。
刚才黄俊杰教授说这已经办到第八年，我的记忆里，每个礼拜来上课，还是会经过看看布告，大部分里面讲的都是理工或是生命科学的学者，人文是非常少的，大概只有刚谈到的：刘述先、劳思光、杨国书、杜维明等这几位，所以我猜想是理工与生命科学比较多，也许你会说：理工与生命科学讲起来有何不同呢？我觉得会不太一样，我跟各位举个例子，大概就可以了解。我也听过几场，大部分讲学思历程，都是强调他生命或是学习过程中间有什么关键的时期、关键的人物、有什么转折、他什么时候有什么规划或从小看到鱼儿往上游等此类，都在描述「什么东西操之在我，以致于造就他今日之成功」，好像是这样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可能对念理工或是科学比较有可能，我自己感觉是对人文社会讲，不太可能有这种事情，不太可能有什么事情是操之在我，生涯规划，然后从小看到鱼儿往上游，然后就将来做了军阀、总统，whatever，大概不太可能会有。
为什么说念科学比较有可能呢？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约四年前有位数学家，叫做Andrew Wiles，Andrew Wiles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解了一个两百多年的著名数学难题「Fermat Last Theorem」，Fermat是法国数学家，他最后的一个推论就是：xn+yn=zn，如果n 是大于 2 ，则没有正整数解，好像是这样东西。后来有位印度记者访问Andrew Wiles，然后写了一本书，后来台湾有翻译，不过我忘了是哪家出版社出版，但你能看英文很好，那也不难看，Andrew Wiles自己描述，他怎么样走到那天的：他说他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沙滩玩，隔壁别人家的小孩有张数学卡，卡片上的题目是就是Fermat的推论，他十岁的时候看了这个题目，他就已经立志要去解这个题目，他念高中、大学的一路上就是修习数学，到处就请问人家：这是什么东西？要怎么解？问数学教授，人家跟他讲一个方向，他就去修那个课，去钻研那个东西，一路走了二十六年，他发表「Fermat Last Theorem」的时候他三十六岁，发表当时他可以上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数学的发表可以上纽约时报头版头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见那个问题之严重。他老早就钻研这个领域二十六年，所以你要来找他来讲学思历程是很容易讲的，因为他的一生就是这一条直线，连转弯都不必，头都不必回。
他也有很多很可爱的故事，普林斯顿大学在过了六年后也要审核学者是否待得下来，所以他为了要拼这个审核，就很努力的做研究，所以六年后他就拿到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审核通过，非常不容易，普林斯顿大概是美国数学最好的，之后就专心继续回头做他的Fermat的推论，当他回头做了以后，一般的研究就不理他了，事实上研究空白了好一段时间，系上就有人觉得这家伙真懒，通过审核之后开始混了，一篇文章都不写，事实上他偷偷在做。为什么他要偷偷的做呢？因为这是个两百年的大题目，他不能够跟别人分享，因为假设你要走一公里路，走前九百九十九公尺，你都是领先，就在最后一步，出现一个聪明的人，他比你更厉害，一步就超越过你，那前面九百九十九公尺都白走了，因为「Fermat Last Theorem」就不是你证明的，是另外一个家伙证明的，所以他一路要保密，保密到九百九十九公尺，等到最后一公尺走完他才开记者会去发表，所以你看这个人不觉得很有意思吗？二十六年来就拼命做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一路走来，为做这件事情，他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走，碰到难题他就解决，他没有别的目标，这是一种求学的过程，有满多的科学的问题大概是这种求学过程。但是人文不太一样，人文与社会就不太一样，我们等一下就讲他们为什么不一样。
坦白说，我是不觉得我有什么生涯规划，我从来就不相信有什么生涯规划，要我讲我的学思历程是满枯燥的，平淡无奇的，要我说有什么「转折关键，操之在我」大概都没有。我运气很好，命好，我等一下跟你讲运气好在哪些地方，但因为这是谈「我的学思历程」，我还是花点时间把我血淋淋的回忆跟大家讲一讲。
我小学念东门国小，那个时候的老师很喜欢打人，我在国小四年级的时候当班长，东门国小对面现在都是很高级的公寓，那个时候都是平房，平房和平房之间是条小巷子，巷子里头是做蒸笼的，我最高纪录是一天之内帮老师去那条巷子三次，为什么呢？要买藤条。因为作蒸笼的材料是竹子，那我要买藤条就要到做蒸笼的店买，所以我最高纪录一天跑三次，因为老师打断了三根，这是小学，打手、打耳光那个都不用说了，这个都是血淋淋的回忆。
初中我念仁爱国中，那也是个血淋淋的回忆，那个时候我们一位管理组长，外号叫做狗眼，狗眼是北一女转来的，北一女的学生叫他狗眼，我们也尊重北一女学生，继续叫他狗眼，反正这个人就是非常讨厌，动不动就打人，也非常不尊重人，到了圣诞节，他就觉得初中学生会去跳舞，就站在校门口检查头发，他拿着电动剃刀，看起来只要不像是两天前理的，（两天前的头发看起来有长吗？）他就在你的头中间剃条跑道，就羞辱到极点，你说要怎么回家呢？坐公车回家不是极丑吗？他才不管就剃条跑道，结果那个时候，我骑了一辆既重又旧的脚踏车，放学时我又看到他又在那边剃跑道，事实上我的头发大概是五天前理的，但绝不符合「两天前理发」的头发标准长度。但是，打死我都不愿意被他剃条跑道，初二的我，举起脚踏车丢到墙外，爬到墙外再继续骑脚踏车回家，我都不知道我哪来这么大力气，脚踏车举起来、丢出去，光只是排球校队还不行的，还要有点本事，当时我初中也不知道怎么丢出去的。
高中我念建中，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好叙述的。
大学就是念台大商学系，商学系老师有不少其实教的不好，但是当时大学联考就是以分数高低选填科系，后来我也听说当时台大有满多分数上第一志愿的系，实质未必好，什么都不好，就是学生好，学生就迷迷糊糊填进来了，所以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大学管理的老师是中华民国第一位管理学博士，大凡听到中华民国第一个博士，一方面肃然起敬，另外一方面也满害怕的，因为他永远都在教他第一个博士时念的东西，我们那个时候管理老师有次上课问了一个问题，要大家都站起来，他说：「企业要怎么样才能够好？」就叫某甲回答，某甲说：「要注重人事，人事升迁管道要顺畅。」叫某乙回答，某乙说：「会计的内部控制要灵活。」叫某丙，某丙回答：「组织结构要调整。」一个一个都不对，全班五十个人都快站满了，每个都不对，最后他宣布答案：「企业要怎样才会好呢？就是要使好人能出头。」这种废话？这种东西为什么可以是标准答案？就一个老师就决定了，一混又是一节课。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位统计老师，当时我们已经是二十世纪末了，他教的还是十九世纪的统计学，坦白说是这样子，所以靠自己的多，靠老师的少。真正要碰到好的老师，大概是到研究所，这个我们等下再说。这就是「学思历程」，你说这讲起来多无聊呢，但是，也不是没有一些值得提的事情。
我第一个运气好的事情，就是大一时碰到的一位助教，那位助教不知道为什么看上我了，说我将来是念书的料子，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是念书的料子，我大一期中考的时候，经济学四十六分，会计四十七分，这两个主科一个四十六、一个四十七，但他偏偏说我是念书的料子，我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告诉你，你大二的时候，就修这个课、修那个课……；大三的时候，就修这个课、修那个课……。」那我就傻傻的，就照他说的修，后来就发现如果有一位学长或是助教能给你这个引导，那是非常有帮助的，他帮你省掉不知道多少冤枉路，假设我不是做学问的料子，反正白修对我也没什么关系，假设我真要走做学问的路，他的建议对我就非常有帮助，假设你也能够够命好，找到大概还有一点点慧眼的前辈、学长或助教，能够带你去选择好的课程，这是非常值得珍惜的，这是第一个命好的地方。
第二个命好，我大学毕业当完兵后，就考上公费留学，当然是命好，因为公费留学我考第二名，偏偏只取三名，有时候只取一名，如果当年只取一名，当然就取不了，偏偏取三名就取得了，考试当然是运气占了不少成分，我在大专联考国文作文成绩发布之前，我误以为我是榜首，后来作文只有八分，显然不是榜首，为什么作文只有八分呢？它出的题目是：「旬子曰：『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我当场差点昏死在那边，这种题目我六分、八分已经很高兴了，所以运气是很重要的，如果公费留考再出这种题目，我也没办法，大概还是六分、八分，所以这是运气好。第二个运气好就是考上公费留学。
第三个运气好就是基因，就是怪我的基因好，基因里有什么东西好呢？不是说什么聪明、智慧，那倒没有，我有一股奇怪的傻劲，我做什么东西我就豁进去了，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就很清楚，大三的时候，我家就在宿舍附近，一堆人住宿的人很无聊，就说要去新公园看看人家打太极拳，那我们每天早上五点就从台大法学院跑步到新公园，随便去看人家打太极拳，后来看到一位师傅，大家就跟他学拳、鬼混，不知道在学什么东西，太极拳为什么大部份都是老人家打呢？很少看到高中生、大学生在打，太极拳对身体有帮助的，老人家身体不好，他们去打太极拳，很容易就感受到太极拳对身体的帮助，我们年轻人十九、二十岁，身体个个都很好，没有人有关节炎、风湿等等，所以非要单边下势才能够好，没这回事情，所以年轻人学太极拳太不容易感受到它的好处，但是又温吞吞的，东一个西瓜，西一个西瓜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对那个有兴趣，所以我的同学最多打了两、三个月到半年之后，通通都不打了，只有我一打打二十九年，所以太极拳我一打打二十九年。
太极拳是很奇怪的东西，你不进入状况，你就不知道它有什么好处，但是进入状况的时间极长，比如说你看到人家在新公园推手，你去推推看，你去推手，一开始像傻子一样，在那边晃啊晃，动啊动，你根本不知道在它是干什么，去做推手同样的动作，从开始推到真正知道在干什么，大概要半年，太极拳在亲近，那个推手就是在接触，接触就是听静，听静就是要松，松了以后，对方任何动线你都能掌握的到，这就是听静，但是差不多要半年才能进入状况，所以绝大多数的人，没有意愿要当半年的傻子，每天呆呆的在那边混，也不知道干了什么，事前也不知道混了半年以后是否一定有感觉，所以我的基因里面有一根筋断掉了，才会在这没有预期结果情况下，要我学推手，我就学推手，所以这是我的基因，你要说这是什么呢？我想这就是我运气好，我有这种奇怪基因，我可以打太极拳二十九年，我到现在还天天打，颇俱功力，事实上打了二十九年，要没有功力也满难的，就是说能鬼混还能混二十九年是不容易的。
同样的道理，这个奇怪基因，就是让我比较不计成果的吸收知识，差不多是这样讲，我可以不计成果的去学一个拳，我也可以不计成果的去吸收知识。在我念博士的时候，系里面规定念博士必须念两门主修课，我大概修了五门主修课，所以跟个体经济学有关的东西，我大概全部都学了，全部都学跟现在家长「不要输在起跑点」的心态不同，因为我没什么起跑点的，我已经在念Ph. D.，已经修完两门了，我并不是还没有修，我不需要再修了，也不是为了要增加学分或者害怕没学够，我都不是，莫名其妙的，我想修我就去修，修了五门课把知识弄得很扎，我的经济学学习过程、内容，可以说是非常的扎。
但是，其实人文社会的很多学问，大概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可以了解，我有时候也跟同学说过。其实我们学习语言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用文法学习，所以我说：「This is a dog.」所以This是主词，is是动词，a dog是名词，然后把它拼起来成为句型「This is a dog.」这是文法学习法，还有一种是婴儿学习法，没有一个爸爸妈妈教小孩子语文是教他辨识This主词、be是动词，a dog是什么，没有爸爸妈妈教小孩母语是这样教的，小孩子学语言唯一的模式就是一天到晚听爸爸妈妈讲话，他爸爸妈妈讲了成千上万的句子，每一个句子都输入耳朵，记忆在他的脑袋里面，他偶尔就会蹦出来一个句子，爸爸妈妈会修正这些蹦出来的句子：「不对、不对，不是爸爸咬狗，是狗咬爸爸。」他就知道了，也没教他狗是主词，爸爸是受词，没有一个爸妈是这样教的，他只是说：「不对。」所以他就在自己脑袋修正，所有的文法学习法都是公式化的，主词、动词、副词、受词等等，所有的文法学习法都是抽象的，所有的母语学习法都是非抽象的，都是没有公式的，都是自己在脑袋里乱组合的，每一个小孩都是这样学的，大致说来自然和生命科学的学习过程就像是有公式的学习法，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就像是没有公式的婴儿学习法，婴儿怎么学呢？婴儿对于爸爸妈妈念过的整个杂七杂八的东西，他没有目的的，不是为了特定的功能就一直在吸收，不断的往脑袋里放，你说婴儿吸收难道有目的吗？绝对没有的，难道说我是为了讲好一个句子而听爸爸妈妈讲话吗？不是啊，他就这样子不断的输入，他偶尔会犯错，外界就给他纠正，但是没有一个抽象的公式让他慢慢去学，而且学得很好。
我们的英文前前后后念了八、九年，我们八、九年用后天学习法，用文法学习法学得英文，可能比不上一个英国人、美国人用婴儿学习法学三年，我们犯的文法错误，可能比一个四、五岁的美国人、英国人还要多，所以哪个好，那个坏？不知道，但是至少看起来人文科学的学问是这样子学的，是用自然的方式去慢慢累积的。
如果还不清楚，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都会作文，我们的作文能力怎么学得呢？大概在八、九成是跟我们背好的古文、诗词有关系的，我们就莫名其妙的背那些东西，李白、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的作品等等，一天到晚地背，背着背着，你的文句组合概念就出来了，在背李白、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的文章时，你绝对没有一个想要将来文章写得跟他们一样好的目的，没有这种人嘛，我们当初是被迫去背的，所以我们没有人为了要学李白的文章，所以现在拼命去学李白的文章，当然没人这样子，但是组合之后，就能慢慢写自己的文章，所以它是这样来的，虽然不表示背得好就写得一定好，但是它的学习过程大概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举了语言，或者是文学，还有其他的事情大概也是类似的。我刚刚说到，我常常去学很多奇奇怪怪的知识，这些东西你要往有没有用的角度去想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些藏在我们脑筋里杂七杂八的知识，它有两用：一是碰到问题的时候帮我们解决。比如说我从小就修了偏微分方程等等，那我碰到一个物理的东西，那就能用偏微分方程的方是来解答，这是大家最能熟悉「那门学问对我有什么用」的一种用，这是大家能够想象的。还有一种用，就是杂七杂八的学问对我们还有一种用，是大家比较不能够想象的，就是自己形成问题。这是一般人比较不能想象的，就是你看的东西非常的多，这些东西之间隐隐然有什么关系你不知道，但是这些知识都散布在你的脑袋里面，你有时候就会问自己几点之间串起来的关系，那几点之间和这几点之间有什么关系，当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在形成一个新问题。
但是如果你脑袋里散布的那些点是非常不够的，你根本就没办法问出问题，你当然根本就没办法形成问题，这对台湾的学生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很多台湾教育出来的学生，假设要走研究或是一般创新路线，像是台积电等等，很多人批评我们台湾训练的出来学生，很多都是会解问题，但是不会找问题，所以你给他一个问题要他解，非常厉害，不管多难都很快，一天两天、一小时两小时就能解出来，但是要自己找出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研究呢？研究就是找新问题，找新问题找新答案，如果是个旧问题，那十之八九都有答案了，一定是新问题，才会还没有答案，所以十之八九台湾训练出来的学生，都很会解问题而不会找问题，那怎么样让自己比较会找问题？我自己感觉跟前面说的有关，就是要不计目的的广泛吸收知识，其实通识教育有很大一部份功用就是在这里，你要说为什么一定要自然两科、生命科学两科、人文几科，为什么？你要想讲出个道理来，也许还不太容易讲得出来，但是也许我能把它称作「不计目的的广泛吸收知识」。
除了前面说的运气好的部分外，还有一件运气很好的，就是我是很调皮的人，说起我从小做过的坏事，通通讲出来你们可能会吓坏，所以我是很调皮的人。调皮的人对于做研究是很好的，很守规矩的人对于做研究是很不好的，什么叫做研究？研究就是Study of ，就是对未知事实的检证或发现，所有要对未知事实检证发现的人，这未知的事实，都一定是现在所没有的，那你要发现一个现代社会、知识所没有的，你想想看，这是比较守规矩的人，还是比较不守规矩的人可能做的事情？
守规矩的人就比较不敢挑战规矩，旧知识就是规矩，新创见就是规矩之外的东西，只有比较不受规矩拘束的人，他才比较有可能去想一些规矩之外的东西，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只有这种人比较会去想，所以我们说很多教育上不必要的压抑，要把它松掉的原因在此，因为太多的压抑把大家绑死了，就不可能再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绝对不是这种人，所以要把这些东西慢慢拿掉，让自己的野性（好像不是很好的形容词。）留着一点，这样才能够让你自己有相当的创新的余地，黄教授一定晓得余英时先生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朱熹的历史事件」，我大概也看了一看，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看一看跟一些人谈一谈，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功力在哪里，人家说唐朝以前的文献，你还可以净读，可以把它读光，如果你真的很拼命的话，但是宋代的文献，你就没办法净读，因为庞杂的不得了，读光以后要怎么写东西是一回事，但是读不光的东西，要怎么写东西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假设说有好多人都在做宋朝历史，那余英时先生到了七十岁才开始写书，你看在他之前，宋朝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的时间，这么久的时间里，有多少人去写东西？但是余英时先生去写，也许他不计目的去看这些文献，所以他看宋朝的文献一、文献二、文献三……一直到文献两千八百六十三等等，他看了就放在脑袋里面，视下丘、皮下脂肪……随便哪里，到处乱放，放在他脑袋里不知道哪个地方，他也没有目的，但是有一天他就能够把没有目的，而积存在脑袋里面的记忆，一点一点把它串起来，然后他有一个不受传统拘束的心，所以他能见人所未见的方式串起，他能把一些看起来乱无章法的只字片语，在不同文献中能够串起来，像是串珠珠一样，你会觉得串起来的珠珠好漂亮，那就是一本好书，所以好多的人文社会的学问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刚讲了三点运气好，也许我最后一点运气好是我的记性不好。像余英时先生这样做，记性一定很好，三、五千只字片语的文献，通通在他脑袋里面不知道什么地方。但是我的记性很不好，以前我在国科会办人文社会科学营时，有某一位大学校长，大概是国科会人文处的计画没过，就要对付我，在国科会人文社会营选择的地方，临时改称说没有地方借了，让我们在很仓卒之间，就找不到地方，anyway，他就是这么一个小心眼的人。那回去之后我就气得半死，跟我太太、小孩讲：「怎么有这种人？要开办营的前一、两个月，忽然说学校宿舍没有了，要我们去找地方，可是又找不到。」我的太太和小孩，他们两个人也气得要死。
过了两年以后，我是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太太就问我说：「那个某某人以前这样子对你？」我说：「什么东西？什么怎么样？」她就开始讲起那过程等等，到最后讲完，我才勉强记起来一点点，所以我东西忘得非常快。忘得很快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包袱，我完全没有包袱。我刚刚讲到大一助教叫我去修一些课，他大二，我们同班在修初等统计学，他叫我去修高等统计学，这是不合逻辑的东西，但是我傻呼呼的，就去修高等统计学，很多人会以为高等统计学不是要有初等统计学的基础才能修吗？我就告诉我自己，「假设」我都懂了。我不是乱讲，我去检查眼睛，视力检查人员问我：「那个口清不清楚？」他不是问我朝哪里，他是问我清不清楚，我说定义它清楚，它就清楚啊，这就是我说我没有包袱，你要我定义它清楚，他就清楚。你说高等统计学有些重要的部分，你只要告诉我那个基础是什么，我把它念一遍，O.K.，我知道它是基础就好了，我不用知道它。
比如说：A是B的基础，修高等统计学就像是修B，人说没有A不能修B。然后我就问A是什么，他就告诉我A是什么，假设我知道是什么就好了，我就立刻说我知道A，我根本不去问为什么是A、A背后的五条原因、怎么推导出A等等，我都不管它，我可以完全不管它假设我懂A，然后就去学B。这样子的巨鉴法，有时候有它的好处，因为我们的记忆都有限，我们把皮下脂肪切开来，我们就比余英时少了很多层，没办法跟他比，因为我们的记忆有限，所以我不乱记东西是满好的事情，尤其是哪一位大学校长要对付我，然后我把它忘掉，这是很愉快的事情，这使人生愉快非常多，我记的仇极少、极少，几乎都记不得，那只是闲话。但是真的是说有些东西，我可以把它断掉，之前的我就假设我懂，之后我再看为什么，很少有人愿意做这个事情，有时候要训练一下自己，看看能不能够这样去做。
所以我说我有四个事情运气很好，第一个是碰上很好的助教，第二个是考上公费留考，其实应该是五个事情，第三个是我基因里有一股傻劲，我有极大的耐力，可以做一些不知道为什么的事情做很久，第四个，我不太受拘束，这也是基因，一种wide mind，第五个呢，我的记性不好。但是这些东西，并非今天是通识演讲跟各位开玩笑，我自己想起来，真的觉得对我有帮助，在要去追求学问的这条路非常有帮助。
刚刚我讲说，人文社会的很多知识，是要自己去汇整，但是在过程中点点滴滴不断去吸收，碰巧佛经的金刚经中的一句话跟我说的有点相似，金刚经说：「菩萨不注向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这不是传教，所谓的不注相，你去布施做好事的时候，不要老觉得我在做好事，不要觉得自己是有着痕迹的去做好事，不要有什么人才去做什么事，所以说「菩萨不注向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假设把我刚讲的汇总成一句话：「人文学者不注向读书，其功用不可思量。」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要「注向」，不要为哪个目的读书。有些事情我是非常不同意的，第一个是很多家长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补习，就「不要输在起跑点」，我最讨厌这句话了，说不要输在起跑点，这就是标准的注向读书，而且是住的利害，什么是起跑点呢？有人在人生里鸣枪吗？有终点吗？什么叫「输」呢？
所以这是第一种，非常注向的念书。第二种好一点，有些报纸上说：「我们要培养读书的习惯」，连这也是注向念书，很多人去看，我不喜欢一种人，整天都在说你要多读书、多读书，多读书才能够怎么样，要无用之用才能为之大用，你不能说为了多读书才去读书，这都是为了特殊目的才去读书，你说我要念好英文，将来才能如何，念了一大堆英文的书，没有这些，才会去念一些点点滴滴，就像是念古文一样，但是不是要你去乱念书，像是什么壹周刊、今周刊、苹果日报等等，那是没有用的，你要念有用的书，但是不注向，不执着于哪个目的，不专走于固定的路线，只要是人文的，你有兴趣的，你觉得好玩的你就去念，什么时候有成果不知道，就像你背古文，什么时候作文开始变好，没有人知道的，也没有公式可以知道念白居易文章多少篇的时候，作文就可以不再是八分，但是它就是对你有帮助。
所以两种反例来说什么是注向，那种注向的念书，尤其是对人文社会，其实我觉得对自然、生命科学应该也是一样的，多多少少有些类似，你不能够为了什么目的去念书，这种例子很少的，我们举Andrew Wiles那个例子是极少的，大概十岁以后到三十六岁，通通都是为了哪一个目的而念书，然后哪一天终于做成了，这个例子大概不是那么多的，他的知识涵养是慢慢来的，但是人文社会尤其如此，所以人文社会很多人发迹，大概是六十、七十岁以后的事情，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刚刚说余英时先生，他自己也觉得写了朱熹的历史世界那本书是一个非常得意的著作，但那时他七十岁。
数学家三十岁不发迹，大概就不太容易再发迹了，数学家如果三十岁之前文章不发表，大概就再见了，不用再想混了，好的数学家大概是三十、三十五岁，像Andrew Wiles，他的Fermat Last Theorem是三十六岁证明的，但是要证明这个Theorem，需要很多的子定理，这些都是在他三十岁以前完成，只不过他最后的一步才跨出去，你不可能重要的子定理在三十几岁发表，没这种人，所以大部分的科学研究都是很年轻的，李院长拿诺贝尔奖好像是四十六岁，非常年轻的，但是他那篇著作更早，他在芝加哥大学当Assistant Professor时，经典著作就出来了，他在芝加哥待了三年要走，当时芝加哥副校长跟他讲，一直不让他走，最后说了，你如果走了，万一哪天拿了诺贝尔奖，我们不是会很遗憾吗？那时他才多少岁，非常年轻的，几篇重要文章都已经摆在供桌上，随时要点香，等到时候到了，就可以烧香。
人文社会没这回事情，可以斩钉截铁这么讲，如果要问我自己，我可以说我念博士学位之后，大学毕业二十二岁，当兵当完二十四岁，当一年助教二十五岁，所以我二十九岁拿Ph. D，二十九岁拿Ph. D之后，假设我们现在的知识能量化，现在的知识是一百的话，我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念完博士累积的，只有百分之五是念博士之前累积的，我相信很多念人文社会的学者都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到哪位人文社会的学者说我是哈佛的Ph. D，讲这话的人如果三十岁还可以，如果四十岁的人讲这种话，就不太有出息了，那表示他还在拿十年前的资本在招摇撞骗，三十岁以前，你可以说：我二十九岁哈佛Ph. D，到了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你不必再去张扬那些东西，尤其是对人文社会的研究者，我们的学问百分之八、九十以上，是在拿Ph. D以后慢慢累积起来的，所以老是说自己是哪里的Ph. D没有意思，更不用说我小学没有输在起跑点，那是笑话。
我最近经常看到人家，我当初放弃美国优裕的生活、待遇很好的教职回到台湾已经十七、八年，我说：你少讲一点，要不要把幼稚园老师给你几次乖宝宝也讲一讲？没有意思的，老讲说十七、八年前我如何风光，两年拿到Ph. D，这是干嘛呢？也许在科学是值得炫耀的，但是在人文社会不太值得炫耀，尤其是时间久远之后，甚至不应该再去炫耀，为什么人文社会会这么久？刚讲它是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够形成一个知识的基础，主要原因大概是这样子。你看科学里面一定有什么理工、生命、自然科学背景的，我儿子在化学系，他现在跑到某一个人的化学实验室，实验室里面就有十几个助理，包括博士班、博士后的、硕士班的，十几位助理，有几个学生等等，凑起来有二、三十个人，这在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是常态，在人文社会没这回事情。
余英时全盛时期，大概四、五个学生，我们经济学的泰斗Gary Becker，一个秘书、两个学生，没有助理，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因为自然生命科学很多是实验，很多的题目可以切开来实验，如某甲去做A题目，某乙去做B题目，某丙去做C题目，它可以这样做的，人文社会的所有知识，大概是在一个人的脑袋里面完成的。我们刚刚讲余英时写那本书，他怎么写的呢？他把宋朝文件，第一件、第二件、第三件……，一样一样地念，全部放在脑袋里面，然后到哪天就串成一个珠珠，他有办法把这个事情交给二十八个助理去做吗？「甲助理看第一到八个文献，乙助理看第三十六到九十三个文件，看完以后你们简报，我听。」有用吗？没有用的，用膝盖想都知道没用的，怎么会有用呢？因为支离片段的知识，不是这样串起来的，小朋友学语文，是你不断地对他念句子，让他在脑袋里串起来，你不能说双胞胎姊妹，姐姐只听爸爸讲，妹妹只听妈妈讲，这样她们俩要沟通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语文是这样学的。
所以你作文也是一样的，你要就白居易、李白等，什么人的好文章都念，慢慢累积在脑袋里面，有一天你就能串起来，变成一个很好的作文者，但你不能说有两个人，一个人专念西元单数年出生的文章，另一个人念西元双数年出生的文章，然后他们两个人沟通，让他们简报，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不可能的，人文社会没有这样子搞法，因为它的知识就是靠脑袋，将不同时间点作有机的组合，才能够串出一个知识来的，因为它没有办法、不能BOT，所以人文社会几乎所有的知识，在少数一、两个人的脑袋里面，慢慢酝酿形成，所以你看期刊上自然科学方面或者生命科学方面的文章，十几、二十几个作者；人文社会没这回事的，一、两个，两、三个作者，三、五个作者了不起了，所以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人说人文社会的知识用小火慢慢炖出来的，这是没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知识是从看的书或是社会观察慢慢累积的；像很多钢琴的天才，可以在七、八岁很小的时候，技巧就能非常好，李斯特什么乱七八糟的曲子，他可以弹的很好，但是他的感情很难表达，因为你不到那个年纪，那种感觉没有过，弹失恋的感觉，七岁？他没办法呀，所以人文很多知识的累积是要慢慢来的，是跟年纪有关系的，所以急不得的。这就是不注向读书。
还有一种注向读书，是非常不利于人文发展的，就是跳级。有的人幼稚园大班就念小学一、二年级，小学二年级念四年级，四年级念六年级，六年级就念人家初二，初二就念人家高一，高一就念人家高三，高三就念大学，最后说：「我二十四岁就拿到博士。」So What？这叫做终点吗？有人鸣枪吗？没有吧，所以他二十四岁拿到博士又怎么样，这也是一种注向读书，就是我要「快」，快又怎么样？尤其是对人文社会，快又怎么样，没什么意思的，所以你二十四岁拿博士，跟二十六岁拿博士，差别安在哉？不知道在哪里，有些东西它是快不起来的。
所以我大概花一点时间，将人文社会知识怎么累积的，我把我的经验跟大家讲一下，但是我没办法再具体，我没有办法像自然科学、生命的学者说：告诉你们，我的关键、转折、规划，鱼儿往上游的经验是什么。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刻出一条路来，请大家依此类推，十年有成，没这回事情，这路原比自然科学要难以刻画。
最后再讲讲后来的过程，我刚讲的是知识基础是怎么累积的，但是我说了半天也等于没有说，因为「怎么」是没有方法的，但是我只是告诉你它应该是怎么走的，所以「不注向」意思就是在这里，假设我真能讲出一个方法，那就是「注向」，大概是不存在这种方法。假设你要走人文社会路线，将来也有机会这样子慢慢走下来，走下来之后，你假设要走进探索知识的路线，你就会非常寂寞，所有做研究的人都寂寞，古来圣贤多寂寞嘛，喝喝酒也许就好了，但是人文尤其寂寞，这是有原因的，假设你在实验室，二十个人一起混，老师不在的时候就一起混去看电影，这样是比较不会寂寞的，自然跟生命科学的研究者不同，我儿子跟我说，只要老板不在都在鬼混，出去打篮球、看电影什么啦，成果一起发表，声息相通，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组，彼此可以互通声息，它比较不寂寞，但是我们说人文社会的学问，是在一两个人的脑袋里面完成的，你说他不寂寞吗？他更容易寂寞，无助而寂寞，你研究做不出来，还可以把试管丢到隔壁人的墙壁上，我们的脑袋串不出东西来怎么办？那是很寂寞的，所以走追求学问这条路，假设你要走下去，是一条非常寂寞的路，是一条漫长辛苦的路，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希望像是国科会、教育部的奖项，帮助这些学者在寂寞的过程中间，让他们有一点安慰。
我曾经有个比喻，我们的学术生命就像是一篇文章，一个一个的奖项，就像是逗点，你看过那些后现代的人写文章，没有逗点的。城乡所有位夏铸九教授，是我的好朋友，我真受不了看他的文章，没有逗点的，一个句子三行，三行以后才看到逗点，这样会boring，很烦的，所以偶尔会有个逗点，假使逗点就是各个奖项，就让你停下来喘口气，喘气的时候脸上还会有笑容，那就使你的人生好走很多，但是也要注意，求学问的过程还是不能注向。为什么有人批评国科会的许多奖，让大家作很多轻薄短小的文章，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有的人不断的告诉自己：那个奖没有什么，只是个逗点。但还是很高兴、很喜欢，所以久而久之，如果那个奖设计的不好，你就是为那个奖在做研究，就是为逗点写那个句子，整个文章的目的就不见了，东一个逗点，西一个逗点，有些奖设计不好就变成这个样子。假设那个逗点经常出现，为了要迎合逗点，赶快写小东西在逗点之前，那就是轻薄短小的文章。
人家说训练狗有一个办法，狗一天要吃两顿，但是你只要喂牠一顿，其他的小饼干、小骨头就放口袋里面，随时训练牠，「Set！」，要牠坐下，牠坐下，就给牠一块，然后「Down！」，牠趴下，就给牠一块，然后「Roll Over!」，牠翻了跟斗，也给牠一块，这样子狗很快就学会了各种基本动作，就是你饿牠，然后奖励牠，这是最好训练的办法。以前我们台湾的公教人员薪水很低，国科会的奖励很丰富，大概就像是训练狗一样。我刚回台湾薪水只有一万多块钱，国科会就有八千块，所以薪水跟国科会奖励费差不多，那我们就跟狗一样，每年它要我们「Set！」，我们就Set，「Down！」，我们就趴下，「转一圈」，我们就转一圈，很乖！但是训练完之后，我们就只会这三件事情，我们从来就不会去做跳跃，去做伟大一点的事情，做什么接飞盘、撑竿跳，我们都不会，因为我们只被训练去为小小的东西而奖励，所以那些奖励，作基本动作大概是可以，但是作长期的精神食粮大概是不行，所以我说今天有两个句子，我要把它写下来，这两句差不多是金钢经的翻版，金刚经上面说：「菩萨不注向，不食其福得不可思量。」我说：「人文学者不注向读书，功用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二个句子，金刚经上面说：「一切贤圣，皆因无微法而有差别。」这对我们人文社会学者也是适用的，现在假设要我讲出一个公式、一个法则、一个经验谈、一个关键的描述，一个看到鱼儿往上游就立志的故事，而使得你受到启发，你就可以变成圣贤，那是假的，没有这回事情的。
假设你要在追求学问之路上出类拔萃的话，你一定是因为遵循一个我没有办法具体描述的过程，而让你成就那个境界，所以我一个多小时内，不太能描述说如何帮助大家走这条路，假设你要走人文社会的路。我也讲说，如果是一、两年前，我都还不敢就这个题目去讲，比较敢去说，现在比较有把握，现在我比较不惑，还不到不惑，知天命啦。我大概知道说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假设我自己做得还有点心得的话，我大概知道我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方来的，假设我自己做得还有点心得的话，我自己反省一下，哪些事情是不对的，我只能够把那些不对的事情讲出来，你要「不注向」，你要「注向」就是不对的，这我可以讲得出来；但你说到底应该要怎么办？那我讲不出来。你就是要不注向的用功，广泛的吸收知识，维持你的野性，让你的知识在脑筋里活活的转，那将来在这边讲我的学思历程的人，绝对会比我年轻，都会是你们，我就讲到这边，比我预计时间短一点，不过我们可以多花点时间谈一谈。
陈泰然：
非常感谢，在开放今晚同学、老师们来跟朱教授对话之前，可能我还得花一分钟，以作为主持人，稍微说一下个人感想。一开始，我一直紧张，以为我们朱教授不谈学思历程，要聊天的，越谈越谈之后，我发现他谈的就是他的学思历程啊！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一再强调的部分，在学思历程里面已经归纳出来，他这个人，说命好，碰到一位好助教；说运好，只要两三个，还是录取了，当时可能是同分吧，都是录取一位，这部分他可能没有说明；说他基因好，当时一股傻劲，嗯！不错喔；第四个，又好像基因跟遗传，因为他没有包袱，有野性；最后一个，他谈到这件事情，实际上说起来，也是他的遗传基因，就是他的记性不好。我感觉到他认为事情，不管好不好，都变成好的，这从他身上，我们学到了乐观。
其次，我是觉得，他刚提出来说他从来没有生涯规划，如果是这么一位乐观的人，他的命好、运也好，然后基因又好，台湾话说：「时也，命也，运也，非我之所能也。」实际上就是冥冥之中已为他安排，他的确是命很好，他不需要有生涯规划，的确，听起来好像也没有生涯规划。
其实，刚刚我们听到朱教授说，这么一谈，他一直强调一件事，不管读书、做事，不一定要有特定目的，只要有傻劲，终究有成，他怕我们不记得，还特别写出来、括号起来。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于我心有戚戚焉，因为他谈到修博士的事情，我也是凭着一股傻劲，我拿博士学位的时候，主修一门，辅修三门，结果我把系里面的课全修了，我觉得不管是人文社会或是人文学，很多问题在某些地方还是相通的。读书、做事不一定要有特定目的，因此他不断的谈到多学啊，杂七杂八的，到最后就不注向了，不一定要只讲求功利主义，还是像硕士一定要讲求出路，那样的话，依照朱教授说法，不一定有好结果。
现在接受一些大家想了解朱教授的学思历程的。
学生提问：
老师您好，我是经济系周同学，有一大一小问题想请教您。小问题是您的高统有没有过啊？大问题是老师强调您之前运气好，有五点，西谚说：「Every dog has it’s day.」通常说是运气好，但总有运气不好的时候吧，刚老师说提到遇到挫折、不如意或不顺利的时候，如何突破困境？能否请老师举自己生命中例子，来形容描绘遇到困境，不论是做学问、学习，或是在人生上面，如何面对困境，并积极突破。谢谢老师。
朱敬一：
高统有过！而且高统成绩比初统好，高统我记得还八十几分，初统好像才七十几分，我也搞不清楚，因为初统是十九世纪的初统，不太容易学。当然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我刚不是说我记性不太好吗？像是一些挫折，我忘记得还满快的，所以这是好处，这不是开玩笑的。像刚说到的校长是如何记恨我，我回去以后，跟我太太、小孩讲的时候，他们还很气，想起那两三年前的事情，他们还在生气，我都已经忘光了，所以，我这样子当然很容易从挫折中恢复生命力嘛，因为我根本不记得了，但这是一部分。
另外，要如何从挫折中恢复，还是运气，有太太、小孩都很好，所以我有一些挫折，他们都给我很多包容，这是实在话。国外有很多教授，他们拼资格，升等期间是六年，那六年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有很多人是学校拿到资格后就离婚的，因为拼的时候，经常不在家的，经常不回家的。有一位教授一天回家吃饭，因为他吃完后还要回学校加班，他稍微晚一点走，他出门的时候，小孩说：「谢谢爸爸今天陪我玩。」可见这是什么日子，所以付出与投入是当多的，国内有很多的研究，大概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是经常有的，所以要一个很能帮你分担的环境，这是运气，这环境是可遇不可求，这当然是运气，没有让我分神很多。
学生：
朱老师说到「不注向」，就是不要为任何目的而努力，那就是人文学者不管多晚开始想走学术的路，那都可以吗？老师很早拿到博士学位，那您是鼓励我们一直走学术的路，还是毕业以后先去做事，然后再回来，看看是否合适走这条路？
朱敬一：
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比方说有人家境好，有人家境不好。比如说王永庆的小孩，我当然鼓励他赶快去念书，他在台湾的企业做事，说不定还做得更糟糕呢。每个人情况是不太一样，假如你的家境好，你可以先出去念书，但是假设要念MBA或Law Degree，也许要先做做事，那方面的背景，对你念书是有帮助的。我刚刚说不注向去用功读书，并非说多晚起步都可以，总不能说六十九岁说：「我现在开始念二李词。」那太晚了吧，六十九岁太晚了。
前阵子我去拜访余英时，他说：「钱穆说：『放宽成见，加紧步伐。』」放宽成见，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想要五年之内如何，或是十年内要变成世界第一，不要这样搞，放宽成见，但是你自己的脚步要加快，加紧步伐。一方面你不给自己压力，但是另一方面，你尽其在我的那股冲劲要能够维持。
学生：
老师最近接下中华开发的董事职位，就是官股代表，是吗？我很好奇中华开发到底是怎样的机构？
朱敬一：
那没什么了不得的，林全是我的好朋友，他总要有些人去做官股代表。所谓官股代表就是：官股代表政府、人民的股份，我等于是代表政府担任一名董事，不希望公司胡乱经营等等。我原来是第一金控的董事，后来董事长被解聘了，但是第一金控与中华开发有点差别。第一金控最大机构就是第一银行，第一银行做的很多业务是消费性贷款；中华开发金控最大的机构，就是中华开发工业银行，那是一个工业银行，它做的大部分是企业的融资放款，因此中华开发服务的对象是企业；第一银行有很多服务对象是个人，像是：信用卡、汽车贷款、房屋贷款等等。做什么官股董事，一个月九千块钱，要不是林全拜托我，我还不太想去，一个月大概开两到三次会，每次会议大概要开半天，你问问黄俊杰教授、教务长，他们要不要去？大概没人要去干这种事，只不过因为他是好朋友，他要我去我就去。为什么会去中华开发，因为他的业务单纯，因为他是做企业放款，所以他的对象没有个别的消费者，所以比较单纯，这样我才能够学点东西，我要去学点东西，我想知道财务金融界是怎么运作，我对这个很有兴趣，我想藉这个机会学点东西，如此而已。为什么大家对它会这么注目呢？因为它出了一位刘泰英，但是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学生：
请问朱教授，听过经研所学姊提到，朱教授过去发表论文时，曾经有一次下午想想、写一写，不到一刻间就提出发表了。我想朱教授发表论文的经验，可否与我们分享。
朱敬一：
我没有那么神勇，那是乱传的。我说一两个自己觉得很好玩的研究，我说我有一点 wild mind，我做的东西都满调皮的，我做过一个研究是这样子的，很好玩，你们都听得懂的，我觉得很好玩。我把历史上的人口拿出来看一看，就会发现从有纪录以来，从秦，因为它有一些税籍资料，有税籍资料就能知道有多少人头，所以从秦汉开始，去画一个人口数的波动。很多人口学学家想要去解释那个波动，但是都解释不了，人家怎么解释呢？就是妇女几岁开始生育、几岁死亡，那在几岁时就应该生下过多少人，所以就会有波动，通通都是用年龄角度去看问题。我去看看史料，发现西汉末年因为黄巾之乱就死掉三分之二的人口，东汉末年又死掉好多人口，然后五代战乱的时候又死掉好多人，我想这个人口波动怎么会跟年龄有关呢？当然跟战乱有关系，所以利用小时候常玩的，我就设计一个官兵抓强盗模型，我把人分三种，一类是官兵、一类叫强盗、一类叫农民。农民缴税养官兵，官兵猎杀强盗，强盗抢夺农民，当他们互动的结果是某些情况的时候，人口的波动就非常像是中国历史上所看到的，这就是我的研究。所以我在做什么呢，我在把小时候玩的官兵强盗一直留在我的脑下丘或者视下丘，有一天我就忽然想起来了，我觉得这是用得上的，我就去用用它。这是片段去想的，我写过面相经济学，我们经济学家就是在解释一个存在的现象，为什么它会存在人类社会这么久，面相是华人社会普遍都会接受的，什么人中长就是命长，耳朵大就是福气好，这边太窄就是怎样，印堂如何如何，每一个都有它的学问，我问的问题是说，假设面相确实是有道理的，耳朵大确实就是福气好，那华人社会普遍接受的面相就是有道理的。假设有没有可能耳朵大，但是福气其实没有比较好，就是耳朵跟福气是不相关的，但是有没可能在这情况下，华人社会还是有很高比率的人相信面相？这就是我的研究，为什么我去做这研究呢？因为有人说我耳朵很大，所以我要看看「朱耳朵」是怎么回事，我就乱想，过程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很好玩的事情，这是我们经济学如此，当然朱熹不是这样子做的，那我们的研究就是这样子，要我讲具体不太容易。
我刚刚说不注向吸收的知识有两用：一个是帮助我们解问题；一个是帮助我们想问题、找问题。国内好多老师都说他不知道怎么找问题，但是我坦白跟各位讲，我从来就没有一时一刻，没有三、五个问题没时间做的，我有一大堆的问题，脑袋里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想法，我都不知道哪来的，小时候官兵强盗乱做做来的，就是像这一类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杂问题，我不知道哪里来的，所以我猜大概是跟我不注向读书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今天才这样讲，这是实话。
学生：
刚刚老师讲到第二个幸运是考上留学考试，老师的意思是不是因为老师考上留学考试到国外念书这段经历，让老师有些收获，老师是否可以谈一下在国外念国博士时期的收获与经历。
朱敬一：
我们那时的家庭环境都不好，有公费留考与无公费留考，甚至会影响会不会出国，考上当然是很顺利的事情。刚我说了从小到大很多血淋淋的回忆，小学、初中等等，大学的老师也不见得多好，但是研究所的老师确实非常好，研究所老师学问很好，他要求的东西不多，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自己去吸收自己的东西。台大有很多系要求的学分非常多，多到你没有时间去学别的东西，我们通识教育想要挤出几个学分来，每个系都不让，说我的都是重要的，比如说：「不学完这个，哪里成为一土木人？」我是乱讲的，不是在讲土木系。但是国外很多学校它要求的不多。第二个，假设你将来要念书，你一定要去好学校，你不要觉得Harvard、MIT好，然后它会给你很大的压力，不要这样想；好学校的老师，大部分是好老师，就是说他的学问好，学问好的老师他不会压迫你的。很多台湾去的好学生，跑到二流学校，那个教授本身不怎么样，但是看到一个好的学生，如获至宝，留在实验室里面留个十年、八年的，因为这样就是他的廉价劳工，压榨他嘛，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可能，是他自己不够好，所以他没有信心，所以你做到某个地步，他不敢让你毕业，他不知道让你毕业以后，是不是会丢他的面子。只有好的老师，他没有这个坏动机，也没有这个顾忌，他没有留住你当廉价劳工的坏动机，也没有顾虑你学问不够而让你毕业，他不会，他有充分的信心：「这样就够了。」所以，你要念书就要去好学校，去好学校找好老师，这样不会错的，你以为那样是便宜，受的苦才多呢。
学生：
我想请问老师，刚说到常觉得自己问题很多，所以时时刻刻都有很多问题，当你有很多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抓住重点？你怎么知道到底要先研究哪个问题？因为总不可能同时研究很多问题，这是我的问题。
朱敬一：
假设我有三个学生，我就一个人去做一个。这不是压榨，人文社会与自然生命科学又有一点不太一样，自然生命科学的研究生做东西，是在帮老师的忙，但我刚刚说过了，余英时的学问是在他的脑袋中完成的，那些学生是帮不了他什么忙的，余英时指导学生是在「放电」，他不是在「充电」，所以假设我有三个硕士班、博士班学生，给他们做，坦白说，我在帮他们的忙，好多学生是做到后来碰到瓶颈，我得重新下去帮他做一遍，分下去不同的时间做，台湾还有一个毛病，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也会剥削到我们的时间，我曾经最高纪录一年审过一百篇稿子，你能够相信吗？我三天审一篇稿子，这是题外话，我的时间也不是多到那种地步。
学生：
谈到李念祖律师写的基本人权，对老师如何不注向念书，可以念到法律相关书籍感到兴趣，老师是原本对这有兴趣吗？
朱敬一：
法律我是念Ph. D都没有念的，是后来我自己念的，我到台大教书之后，就去法律系，偷偷坐在里面，听过民法总则、债篇、物权、刑法、民事诉讼法，在美国史丹佛，听过三门课，自己看的，就是这样子。但这有什么好难的呢？就看嘛，因为我忘得很快，所以我念民事诉讼法，就假设我懂民法，我是说真的，并非开玩笑，就是这样念。为什么我去写什么基本人权，这是很非常容易理解的，大家了解经济学研究很多市场跟政府的关系，我们研究市场，动不动就要分析国家或者政府可不可以介入市场，什么时候要管制，什么公营事业要民营化，什么时候不民营化，这都是干扰市场，什么是公平交易法，这都是国家去干扰市场，所以经济学是研究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基本人权？基本人权就是国家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可不可以侵犯你的择业权？可不可以因为你性别如何，就压榨你的什么权？可不可以在高补考的时候出特定语言的题目？这都是基本人权研究的课题，所以国家和人之间的关系叫做基本人权，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叫做经济学，简单的说是如此。但是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一群人的组合，所以研究国家与市场关系之哲学，跟研究国家与人之间的哲学背景是一样的，所以我踏进基本人权是极其自然。不信你看历史上，Jeremy Benson是功利主义之父，John Stewart Mel是自由主义之父(之一)，但是Mel跟Benson都是经济学家，你看Benson如果不是经济学家，怎么会叫功利主义之父呢？所以在十九世纪的西方世界里，刑法学者Jeremy Benson写了一本「刑法」，他写了很多法学的书，写了很多人权的书，所以Benson既是经济学家也是法学家，在以前根本就不太分的，因为他的资料背景是相同的，只不是现在很多人念书，越念越专、越念越精、越念越小，他已经不太习惯去退后一点看，我因为不注向读书，所以才会退后一点看。
学生：
请问老师刚说要找一流的学校、一流的老师，这样就引出下个问题，请问要怎样才能自己进一流的？别人进二流的？
朱敬一：
后面这句话我没有讲，我没有说别人进二流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了。
不过必定是这样子的。虽然没有说，但是inpuly。
我想我是从鼓励的角度鼓励，希望有机会到一流学校的同学，当然去一流的学校。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有的学生，他要出国之前，有Harvard和某一个可能是二流的州立学校入学许可，他问我要去哪一个？我通常会跟他们说我刚才说的内容。所以这不是一个冲突，如果你有Harvard的入学许可，和某一个州立学校的入学许可，你要去哪一个，假设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会告诉你去好的，并没有inpuly大家去拼一个最前面的，把坏的留的给别人，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学生：
教授刚讲到说做研究的路是非常寂寞而孤独的，您是觉得与社会没有连结吗？还是没有别人的认同？对学术研究上的信仰是什么？是对真理的崇拜吗？还是兴趣或是想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
朱敬一：
假设我们谈学术的政策，政府该不该干预学术，那我会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但就我自己而言是兴趣。每一个人不一定需要有多伟大、正经八百的讲出来的论述，才能够做研究，有很多研究是讲不出用来的，因为学术自由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是基于我的兴趣而去做研究，它可能有用，可能没有用，就像你说我研究二李词、研究白居易，有用吗？我要你证明它有用，你累死了，你怎么证明我研究宋代朱熹的历史有用？我们不应该那种道德角度去问一个学者说：「你做的东西，是不是对社会有什么用？功能是什么？」事实上我也没有这么宏观的角度，我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是兴趣。
你刚说我做研究寂寞是不是与社会没有连结？不是。我做的研究的题材，如刚有人问的基本人权，我做基本人权把好几十则台湾大法官的解释拿出来，所以我做的研究十成九是跟台湾社会有连结的，所以我有这个感情上的catchment是没有问题的，我不是做一个象牙塔内的，刚才说的官兵抓强盗是有点象牙塔，是好玩的、胡搞的东西，我绝大多数的研究是跟台湾社会有很密切的连结，为什么会寂寞，因为我没有人对话，我对话的机会很少，创新是原来所没有的，所有的研究在创新时，我可以跟同事讨论，但往往他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跟他们也说不出来，因为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将来会是怎么样子，研究就是走向未知，未知的东西，隐隐约约有种感觉、有种印象，但是我无法具体名状，所以我怎么跟人家讨论呢？所以我再彷徨无主的时候，并非不愿意与人对话，而是因为仍是未知，而没有对话的对象，所以我就会寂寞。
我想研究很多是这样子的，挫折也是一样，做不出来谁能帮你一把？谁这么厉害啊？如果这么容易让谁能帮你一把的话，那就不是有意义的研究，有意义的研究就是因为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帮的，因为它创新。余英时写朱熹的书，写了四年还没写出来，你说我去帮他一把，我怎么帮？打一针维他命？
学生：
朱教授面相很好，跟太极拳有关系吗？想请教有关太极拳的部分。
朱敬一：
太极拳有关系。我大学的时候有一点点血压高，但是血压高也许是因为运动或是什么其他原因引起，因为太年轻了，我自己不会感到不舒服，但是我打了几年拳之后，血压就不高了，现在血压也很正常，并不是说我血压高身体不舒服，打了拳以后身体舒服就不高了，并不是这样子，而是它这个病就没有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就有点迷信，太极拳打一打，身体也会比较好，疾病甚少，有一点内功，当然有帮助，体力好一点。
学生：
老师您好，我是会计系三年级学生，我想请问老师，您的子女现在都是就读大学的年纪，以老师您经历这么多，再回头看的时候，您觉得在有限时间里面，大学生应该把大学学习的范围放得广一点？还是精一点？因为我自己碰到的问题是时间有限，可能我想修哲学跟科学，但是我又想要学投资学或是高统，自己倾向是广泛接触，可是像很多亲戚朋友有在美国优秀大学就读，如：UUPN、Berkeley，我觉得他们的大学生在大学时，以学商的来说，就非常专注投入在所学领域里面，广与精似乎没有办法兼顾，老师您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朱敬一：
台大不是有导师制吗？我想那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假设我是妳的导师的话，我会好好跟妳谈一谈，然后看看情况如何，我实在很难在一两分钟内告诉妳一个答案，妳的导师是谁？我可以跟他打个电话，说他没有作好工作。
陈泰然：
我主持过很多的学术讨论会，也主持过很多的演讲会，更主持过很多的会议，像今天晚上这样的场景，是我少见的，我刚刚仔细看，不但没有人打瞌睡，没有人想要回家的感觉，刚刚也看到很多人举手，但是作为一位主持人，就是要把时间掌握住，还再一个问题，这是因为我们主讲人特别看到今晚大家兴致这么高，那就最后一个问题。
学生：
朱教授您好，我要请教的是夏教授之前在教育部出版的书上写过一篇序文，他把经济学者分成两种，一种是政策的从业家，另外一种是学者，在书上我也读过Milton Freemen只要在旁边当一些总统的经济顾问角色，不介入官僚体系，就像是您的好友林全现在正在担任财政部长，请问老师觉得一位经济学者在社会上，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谢谢。
朱敬一：
都可以啊，每个人的意向不太一样，当官有当官的基因，做学术研究有做学术研究的基因，这是乱讲的。当官在官场中的生态与文化，很多人是不能忍受的，不能忍受就做不了这个事情，学术界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老板，做教授不太有老板，什么立法院，上至总统，下至芝麻官，我们想批评谁就批评谁，系主任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得拜托，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不太需要去卑躬屈膝、趋炎附势或者迁就某些环节，学者是如此。参与政策后，实际上就必须服从那个伦理，这也是应该做的，你不能学者当了政务官，对行政院长还一副很不甩的样子，既然当了政务官，当然有政务官的伦理。但是，有一点要弄清楚，没有一位担任政策研究的人，他可以学理不好的，绝没有这种人。
早年台湾经济的研济的研究为什么不容易做好？很多台湾的学者，甚至包括企管学界，因为很多人太早踏进实务领域，太早就担任开发金控的董事，他们去做金控董事或是做很多政府计画，是为了要赚钱，一个计画一万块、一万五千块，他兼个二十个计画，他是为了要赚钱，号称是参与政策，但是事实上是为了要赚钱，他内功还没练好，就去推手，这会很惨的，这样绝对做不好的。所以要去做经济学的政策研究，一定学问要做好，美国也是一样，总统的经济研究顾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前是_____________________，后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现在是谁我不知道了，____________________是在诺贝尔奖边缘的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去年得诺贝尔奖，都是到了这个level，才去做所谓政策研究，或是提出政策建言，不到这个水准，不要去做那么离谱的事情。这两个从某个角度来说是性向的不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一个人说专攻这个，但是另外一个不懂，没这种人的，也没有人专攻学问，实务通通不懂，永远在象牙塔里面，在经济学来说，没这种人。
陈泰然：
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让我们聚在一起，首先，我们感谢共同教育委员会黄主任委员的安排；更重要的，要感谢今晚主讲者朱副院长、朱敬一教授，非常谢谢您，最后更感谢大家的亲临，谢谢各位。
（以上文字整理自这里：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17ea57010009co.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