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边界总要老
作者：吴思
一、世道变了
万历十二年冬（1584年），蛰居十四年的海瑞奉召出山，承担了为帝国监督和考察官员的重任。这年海瑞七十二岁，其顽梗刚峻却一如既往。他没有按照惯例推辞谦让一番，而是立刻上路。海瑞把自己在垂死之年赴任比喻为“尸谏”，这等阴沉刚烈的意象恐怕也只有他才想得出来。
正如众人预料的那样，海瑞很快就向皇上提出了爆炸性建议。他说，陛下励精图治，为什么不能大见成效？因为处罚贪官污吏的刑法太轻。海瑞搬出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立法：贪赃枉法八十贯论绞。他还提到朱元璋将贪官剥皮填草，作成人皮口袋挂在公堂上惩戒后任的办法。海瑞认为，如今就应该用这种办法惩办贪官污吏。此论一出，舆论大哗。
贪赃枉法八十贯论绞意味着什么？这条法律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布实行的，当时一贯等于一两银子的大明宝钞已经贬值到票面价值的20%之下。即使以票面价值估算，如果按照对粮食的购买力折成人民币，八十贯往宽里说也不过两三万元。贪赃枉法两三万元就要判处死刑吗？还要剥皮填草？
《明史》上说，海瑞规切时政，话都讲得很剀切，惟独劝皇帝“虐刑”这一点，“时论以为非”。（注1）
“虐刑”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批评。朱元璋主持制订的《大明律》乃是堂堂正正的国法，认真执法怎么可以叫“虐刑”？想当年，朱元璋采用更加严苛的贪赃枉法六十两银子处死的标准，杀贪官如秋风扫落叶，赢得了生前和身后的广泛赞誉，即使有批评者，也不过指责一些超标的滥杀，并没把法律看作“虐”法。然而，一百八十年之后，“时论”却有了这个意思。世道真是变了。
二、今日的边界也在动
读《较量——中国反贪历程》一书时（注2），我忽然冒出一个疑问：假如刘青山和张子善活在今天，他们会被枪毙吗？
1952年2月，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因严重贪污而被处决，史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贪第一大案。据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这二位贪官党籍的决议介绍，刘张二位共贪污挥霍三亿多元旧币。（注3）旧币的三亿元等于新币三万元，按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1951年的一元新币大体相当于2000年的七元人民币。这就是说，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二位大贪官平均每人贪污了十万元左右。贪污到这个数目的官员，如今该当何罪？
《较量》一书从先秦写到1997年，倒数第三页提到了八个最新贪官的名字，我查到其中七位的案情和下落，抄录如下（注4）：
1、陈希同，北京市委原书记，贪污礼物折合55.6万，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2、王宝森，北京市原副市长，贪污25万、美元2万、挪用3.5亿，自杀。
3、阎健宏，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贪污65万、美金1.4万、合伙贪污150 万，被判处死刑。
4、郭子文，中国煤炭销售公司原总经理，受贿193.6万，死刑。
5、李善有，海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受贿人民币43万、股票8万，死缓。
6、胡建学，山东泰安市委原书记，受贿60万，死缓。
7、欧阳德，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受贿53万，有期徒刑15年。
比照上述各位，刘青山和张子善如果不再做十倍的努力，不贪到百万以上，只要厚着脸皮不自杀，今天就不至于死。十万元级别的贪污犯，根据如今的案例推测，也就是坐牢十年的罪过。试比较下列案例：
1、康辉，人事部工资福利司原司长，受贿10万，有期徒刑10年。
2、孟庆平，湖北省原副省长，受贿人民币24.5万、港币10万，有期徒刑10年。
3、梁高才，中国石油天然气销售公司原总经理，受贿10万，有期徒刑10年。
4、姜殿武，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受贿款物合计17万，有期徒刑10年。
5、钱棣华，黑龙江大庆市原市长，受贿22.5万，有期徒刑10年。
6、杨善修，河南安阳市原市长，受贿款物折合13.8万、美金3300元，有期徒刑10年。
7、彭虎，深圳市南山区原人大主任，受贿人民币20万、港币42万(俱乐部会员证)，有期徒刑8年。
8、滕国荣，江西省国税局原局长，受贿12万，有期徒刑7年。
由此看来，与五十年前相比，如今的世道也变了。
假设海瑞活在今天，呼吁恢复建国初期的惩贪标准，众人会不会骂他劝诱皇上“虐刑”呢？我估计干部会骂，百姓不会骂。这种说法有点阶级分析的味道，恐怕低估了共同的人性，我们不妨比喻得再极端一些。
1942年10月15日，晋察冀根据地民主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其中规定：贪污数目在500斤小米市价以上者，处死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300斤小米以上500斤未满者，处死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1943年8月抗日根据地政府公布施行的《山东省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规定：贪污公粮500斤以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注5）
三五百斤粮食不就是三五百元人民币吗？这条标准让我想起了当代民间流传的笑话：“把所有干部拉出来排队枪毙，难免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漏网太多。”
这太过分了。这才是无可置疑的“虐刑”。假如海瑞胆敢倡导这种标准，我估计广大干部群众会一致起来反对。奇怪的是，六十年前，通过这条法令的时候，大家怎么不这么感觉呢？
三、历代的重复
这类世道演变，本身就是一种常规。将两千年间的十余次反复集中到一本书里，这种常规就比较容易显现出来。我们试以明朝为起点再追溯两步看看。
宋朝。
宋朝初年（960年起），赃满五贯者处死。五贯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宰相每月的俸禄是三百贯，小县主簿每月的俸禄为六贯。小县主簿相当于现在的正科级干部，月薪不足一千元人民币。贪污数额不足一个科级干部的月薪就要处死，真有年轻气盛、咄咄逼人的感觉。而且，当时的执行措施也颇为得力，监察御史每月都要完成参劾任务，百日不纠弹，就是给台谏（近似监察部或中纪委）丢脸，要罚“辱台钱”。（注6）
过了四十年（998年），到了宋朝的第三代领导真宗赵恒手里，年轻气盛的标准渐露老态，流配海岛代替了死刑。再过六七十年，贪官流放时无须受杖了，脸上也不再刺字。又过三四十年，宋徽宗赵佶即位，《水浒》所描写的这个时代是贪官们的好时光，据说，当时廉吏的比例不过10%，而贪官的比重达到了90%，皇上发现了贪官污吏，只给一个行政处分，“去官勿论”，惩贪的法律名存实亡。南宋亦然。“不屑官吏之非法横取，盖已不甚深求。”（注7）
唐朝。
唐朝的立法也很严厉。当时以绢计价，官吏受赃一尺，杖一百；贪赃枉法十五匹，以绞刑处死。据说，唐太宗立法后执法心切，有一次竟派人去贿赂官吏，故意勾引官员们犯法。刑部司门令史没有经受住皇上的考验，受贿一匹绢，唐太宗就要将他处决。多亏了户部尚书裴矩依法力争，批评皇上求治心切，矫枉过正，这才救下一条人命。（注8）一匹绢的长度为三丈，按照明朝的折算率，价值七钱银子，相当于一百多元人民币。唐朝的立法竟以十两银子为处死标准，而唐太宗竟然要为七钱银子杀人。如此咄咄逼人的执法气势，又叫人想起解放区那晴朗的天空。当然，这股气势又渐渐衰竭，《唐律》中有关官吏贪赃的刑罚规定，最后也与一纸空文差不多了。
四、法行故法在
我重复四遍描述了同一种现象：随着年头的增加，某些行为边界总要朝有利于官吏的方向移动。如果更细致地划分，行为边界的移动还有名义移动与实际移动之别。
法律是公开标明边界，改动起来比较麻烦。实际管用的边界，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换了位置。套用一句哲学名言来说，“法行故法在”，无人防守的边界其实算不得边界。由于无人把守，实际边界便暗自移动，名义边界也会羞答答地渐渐跟上，上述四个朝代的故事里都有这个程序。
“行为边界”这种提法，来自海瑞的同乡门生梁云龙。梁先生官至湖广巡抚兼右副都御史（监察部副部长），在《海忠介公行状》（注9）一文中，他把海瑞最后一次出山的主要工作概括为“正官民界限”。他说，南京一带的火甲组织（近似如今的联防），本来并没有杂差，如今南京的千百官员却利用这个系统摊派各种劳务和费用，官吏侵犯平民，百姓把官吏看成病害。海瑞重新制订规矩，一项一项地削减摊派，将官民界限重新调正了。
梁先生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拉开视野。海瑞最后一次出山，干了三件惊世骇俗的事，其实质都属于“正疆界”。建议恢复严刑是其一，大规模削减摊派是其二，杖责御史是其三。前两件已经说过，无须解释。第三件杖责御史，相当于如今的监察部或中纪委领导仿效文革传统，给一位处长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开批斗会，而这么做的原因，不过是该处长违反纪律吃喝玩乐唱卡拉OK——“宴乐游戏”。据说，海瑞将部下的御史召集一堂，问道：你们大概听说过高皇帝（朱元璋）颁布的杖打御史的法令吧？说完就下令行杖，众御史大惊，争辩劝解。至于劝解是否管用，最后到底打没打成，后世有两种流传版本，前半段故事却是一致的。
国家干部领取的工资，号称是皇家发的俸禄，最终来源于百姓。国家干部办公，可以看作为皇帝服务，也可以看作拿百姓的钱为百姓干活。奈何这些干部光拿钱不好好干活，还要贪赃枉法，这既侵犯了百姓的疆界，也侵犯了皇权的疆界。海瑞忠君爱民，高举义旗，反击官吏集团的侵略蚕食，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快就感觉到“窝蜂难犯”，攻击者连他家里的婆媳关系和妻妾关系都抖搂到皇上面前。由此可见，官僚集团对本方疆界把守甚严，反应迅速，反击有力，而且不择手段。
正义的边界为什么总要老呢？这与把守者的态度有关，与情报的准确和及时有关，与攻守双方的人数组织和装备有关，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且不管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边界两边较量了数千年，进退生死，历史一遍又一遍地兀自重复着。
一、世道变了
万历十二年冬（1584年），蛰居十四年的海瑞奉召出山，承担了为帝国监督和考察官员的重任。这年海瑞七十二岁，其顽梗刚峻却一如既往。他没有按照惯例推辞谦让一番，而是立刻上路。海瑞把自己在垂死之年赴任比喻为“尸谏”，这等阴沉刚烈的意象恐怕也只有他才想得出来。
正如众人预料的那样，海瑞很快就向皇上提出了爆炸性建议。他说，陛下励精图治，为什么不能大见成效？因为处罚贪官污吏的刑法太轻。海瑞搬出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立法：贪赃枉法八十贯论绞。他还提到朱元璋将贪官剥皮填草，作成人皮口袋挂在公堂上惩戒后任的办法。海瑞认为，如今就应该用这种办法惩办贪官污吏。此论一出，舆论大哗。
贪赃枉法八十贯论绞意味着什么？这条法律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布实行的，当时一贯等于一两银子的大明宝钞已经贬值到票面价值的20%之下。即使以票面价值估算，如果按照对粮食的购买力折成人民币，八十贯往宽里说也不过两三万元。贪赃枉法两三万元就要判处死刑吗？还要剥皮填草？
《明史》上说，海瑞规切时政，话都讲得很剀切，惟独劝皇帝“虐刑”这一点，“时论以为非”。（注1）
“虐刑”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批评。朱元璋主持制订的《大明律》乃是堂堂正正的国法，认真执法怎么可以叫“虐刑”？想当年，朱元璋采用更加严苛的贪赃枉法六十两银子处死的标准，杀贪官如秋风扫落叶，赢得了生前和身后的广泛赞誉，即使有批评者，也不过指责一些超标的滥杀，并没把法律看作“虐”法。然而，一百八十年之后，“时论”却有了这个意思。世道真是变了。
二、今日的边界也在动
读《较量——中国反贪历程》一书时（注2），我忽然冒出一个疑问：假如刘青山和张子善活在今天，他们会被枪毙吗？
1952年2月，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因严重贪污而被处决，史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贪第一大案。据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这二位贪官党籍的决议介绍，刘张二位共贪污挥霍三亿多元旧币。（注3）旧币的三亿元等于新币三万元，按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1951年的一元新币大体相当于2000年的七元人民币。这就是说，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二位大贪官平均每人贪污了十万元左右。贪污到这个数目的官员，如今该当何罪？
《较量》一书从先秦写到1997年，倒数第三页提到了八个最新贪官的名字，我查到其中七位的案情和下落，抄录如下（注4）：
1、陈希同，北京市委原书记，贪污礼物折合55.6万，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2、王宝森，北京市原副市长，贪污25万、美元2万、挪用3.5亿，自杀。
3、阎健宏，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贪污65万、美金1.4万、合伙贪污150 万，被判处死刑。
4、郭子文，中国煤炭销售公司原总经理，受贿193.6万，死刑。
5、李善有，海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受贿人民币43万、股票8万，死缓。
6、胡建学，山东泰安市委原书记，受贿60万，死缓。
7、欧阳德，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受贿53万，有期徒刑15年。
比照上述各位，刘青山和张子善如果不再做十倍的努力，不贪到百万以上，只要厚着脸皮不自杀，今天就不至于死。十万元级别的贪污犯，根据如今的案例推测，也就是坐牢十年的罪过。试比较下列案例：
1、康辉，人事部工资福利司原司长，受贿10万，有期徒刑10年。
2、孟庆平，湖北省原副省长，受贿人民币24.5万、港币10万，有期徒刑10年。
3、梁高才，中国石油天然气销售公司原总经理，受贿10万，有期徒刑10年。
4、姜殿武，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受贿款物合计17万，有期徒刑10年。
5、钱棣华，黑龙江大庆市原市长，受贿22.5万，有期徒刑10年。
6、杨善修，河南安阳市原市长，受贿款物折合13.8万、美金3300元，有期徒刑10年。
7、彭虎，深圳市南山区原人大主任，受贿人民币20万、港币42万(俱乐部会员证)，有期徒刑8年。
8、滕国荣，江西省国税局原局长，受贿12万，有期徒刑7年。
由此看来，与五十年前相比，如今的世道也变了。
假设海瑞活在今天，呼吁恢复建国初期的惩贪标准，众人会不会骂他劝诱皇上“虐刑”呢？我估计干部会骂，百姓不会骂。这种说法有点阶级分析的味道，恐怕低估了共同的人性，我们不妨比喻得再极端一些。
1942年10月15日，晋察冀根据地民主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其中规定：贪污数目在500斤小米市价以上者，处死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300斤小米以上500斤未满者，处死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1943年8月抗日根据地政府公布施行的《山东省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规定：贪污公粮500斤以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注5）
三五百斤粮食不就是三五百元人民币吗？这条标准让我想起了当代民间流传的笑话：“把所有干部拉出来排队枪毙，难免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漏网太多。”
这太过分了。这才是无可置疑的“虐刑”。假如海瑞胆敢倡导这种标准，我估计广大干部群众会一致起来反对。奇怪的是，六十年前，通过这条法令的时候，大家怎么不这么感觉呢？
三、历代的重复
这类世道演变，本身就是一种常规。将两千年间的十余次反复集中到一本书里，这种常规就比较容易显现出来。我们试以明朝为起点再追溯两步看看。
宋朝。
宋朝初年（960年起），赃满五贯者处死。五贯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宰相每月的俸禄是三百贯，小县主簿每月的俸禄为六贯。小县主簿相当于现在的正科级干部，月薪不足一千元人民币。贪污数额不足一个科级干部的月薪就要处死，真有年轻气盛、咄咄逼人的感觉。而且，当时的执行措施也颇为得力，监察御史每月都要完成参劾任务，百日不纠弹，就是给台谏（近似监察部或中纪委）丢脸，要罚“辱台钱”。（注6）
过了四十年（998年），到了宋朝的第三代领导真宗赵恒手里，年轻气盛的标准渐露老态，流配海岛代替了死刑。再过六七十年，贪官流放时无须受杖了，脸上也不再刺字。又过三四十年，宋徽宗赵佶即位，《水浒》所描写的这个时代是贪官们的好时光，据说，当时廉吏的比例不过10%，而贪官的比重达到了90%，皇上发现了贪官污吏，只给一个行政处分，“去官勿论”，惩贪的法律名存实亡。南宋亦然。“不屑官吏之非法横取，盖已不甚深求。”（注7）
唐朝。
唐朝的立法也很严厉。当时以绢计价，官吏受赃一尺，杖一百；贪赃枉法十五匹，以绞刑处死。据说，唐太宗立法后执法心切，有一次竟派人去贿赂官吏，故意勾引官员们犯法。刑部司门令史没有经受住皇上的考验，受贿一匹绢，唐太宗就要将他处决。多亏了户部尚书裴矩依法力争，批评皇上求治心切，矫枉过正，这才救下一条人命。（注8）一匹绢的长度为三丈，按照明朝的折算率，价值七钱银子，相当于一百多元人民币。唐朝的立法竟以十两银子为处死标准，而唐太宗竟然要为七钱银子杀人。如此咄咄逼人的执法气势，又叫人想起解放区那晴朗的天空。当然，这股气势又渐渐衰竭，《唐律》中有关官吏贪赃的刑罚规定，最后也与一纸空文差不多了。
四、法行故法在
我重复四遍描述了同一种现象：随着年头的增加，某些行为边界总要朝有利于官吏的方向移动。如果更细致地划分，行为边界的移动还有名义移动与实际移动之别。
法律是公开标明边界，改动起来比较麻烦。实际管用的边界，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换了位置。套用一句哲学名言来说，“法行故法在”，无人防守的边界其实算不得边界。由于无人把守，实际边界便暗自移动，名义边界也会羞答答地渐渐跟上，上述四个朝代的故事里都有这个程序。
“行为边界”这种提法，来自海瑞的同乡门生梁云龙。梁先生官至湖广巡抚兼右副都御史（监察部副部长），在《海忠介公行状》（注9）一文中，他把海瑞最后一次出山的主要工作概括为“正官民界限”。他说，南京一带的火甲组织（近似如今的联防），本来并没有杂差，如今南京的千百官员却利用这个系统摊派各种劳务和费用，官吏侵犯平民，百姓把官吏看成病害。海瑞重新制订规矩，一项一项地削减摊派，将官民界限重新调正了。
梁先生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拉开视野。海瑞最后一次出山，干了三件惊世骇俗的事，其实质都属于“正疆界”。建议恢复严刑是其一，大规模削减摊派是其二，杖责御史是其三。前两件已经说过，无须解释。第三件杖责御史，相当于如今的监察部或中纪委领导仿效文革传统，给一位处长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开批斗会，而这么做的原因，不过是该处长违反纪律吃喝玩乐唱卡拉OK——“宴乐游戏”。据说，海瑞将部下的御史召集一堂，问道：你们大概听说过高皇帝（朱元璋）颁布的杖打御史的法令吧？说完就下令行杖，众御史大惊，争辩劝解。至于劝解是否管用，最后到底打没打成，后世有两种流传版本，前半段故事却是一致的。
国家干部领取的工资，号称是皇家发的俸禄，最终来源于百姓。国家干部办公，可以看作为皇帝服务，也可以看作拿百姓的钱为百姓干活。奈何这些干部光拿钱不好好干活，还要贪赃枉法，这既侵犯了百姓的疆界，也侵犯了皇权的疆界。海瑞忠君爱民，高举义旗，反击官吏集团的侵略蚕食，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快就感觉到“窝蜂难犯”，攻击者连他家里的婆媳关系和妻妾关系都抖搂到皇上面前。由此可见，官僚集团对本方疆界把守甚严，反应迅速，反击有力，而且不择手段。
正义的边界为什么总要老呢？这与把守者的态度有关，与情报的准确和及时有关，与攻守双方的人数组织和装备有关，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且不管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边界两边较量了数千年，进退生死，历史一遍又一遍地兀自重复着。
